浪漫与古典
——林语堂，梁实秋散文风格比较
【摘要】林语堂，梁实秋都是属于闲适派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散文都充满了灵性，幽默，闲适的特点。风格差异林氏潇洒自如自在，梁氏严肃雅致自安，都颇能让人回味，而得到社会的广大承认，本文从其创作风格进行了比较从而探究两人的散文特点。
【关键词】林语堂梁实秋散文风格比较
实际上林语堂和梁实秋都曾先后留学欧美，都已经受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也均属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二人的散文都给人以幽默、性灵、闲适的共同感受。但倘苦细细品味、揣摩，却又能觉察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他们不仅仅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都有着被读者遗忘的经历，更重要是他们都是闲适散文的重要代表。时代的恶劣环境下，20世纪30年代时他们躲在自己的自由世界中，谈笑风生，谈性灵幽默，观时百态，写下许多散文。本文试从两位作家的文艺观视角进行比较，探究其散文创作的不同风格。
林语堂和梁实秋都曾有先后师从白璧德，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是以传统的、保守的文化价值对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存在的一种反观。白璧德企图恢复古典文化的精神和传统秩序，以此来匡救现代文明的弊端，强调理性和道德意志的力量，崇尚中庸平和的人生境界，认为世界应该是有秩序、有纪律、有规矩的，不能任凭个性张扬、自由膨胀，因此，白璧德自称其为新人文主义。林语堂以“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为座右铭，以张扬个性为天职，终于不肯接受新人文主义的观点，并自觉地站到导师的对立面，为白教授的论敌斯平加恩辩护，而斯平加恩极端推崇克罗齐，认为克罗齐的“艺术即表现即直觉”的美学理论革新传统的文艺理论体系。反对新人文主义的秩序、纪律和规矩的林语堂，发现自己与克罗齐的看法完全吻合，于是他从斯平加恩、克罗齐那里找到了直觉随感式的艺术路向——随意写来，如行云流水。他反对一切思想束缚，既反对桐城派的“义法”也不甘受梁实秋“纪律”的束缚。在论文《金圣叹代答白璧德》中说：“中国的白璧德信徒每袭白氏座中语，淆古人之所以随足为典型，盖能攫住人类通性，因攫通性，故能万古常新，浪漫文学以个人为指归，趋于巧，趋于偏，支流蔓衍，必至一发不可收拾。殊不知文无新旧之分，唯有真伪之别，凡出于人之真知灼见，亲感至诚，皆可传不朽”，表达了对梁实秋文艺观的不满。他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独抒性灵”，认为“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在文章中，林语堂常常引明清言志派、性灵派文人的言论，作为其主张的重要理论依据。他还接受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表现主义，把性灵与表现理论揉合在一起形成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对文艺创作提出“个性无拘无碍自由自在的表现”，“真诚无伪”等，其实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浪漫主义文学观。梁实秋却是新人文主义文艺观的拥护者，他接受正统的西洋古典主义文艺美学思想，这种美学观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中庸之道与中和美有暗合之处，认为感情表现要做到“质的纯正”和“量的有度”，极力反对浪漫主义，称其为“不守纪律的情感主义”，从这一点看来，他的文艺思想
与林语堂是不同的。在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中，“人性”是一个关键的概念，他曾反复强调：“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其人性论有其特定的涵义；第一，人性是固定的普遍的；第二，人性是情与理、善与恶二元对立的，理性制约情欲才是理想的人性．而且这“理性”就是做人的伦理道德规范。认为“伦理乃是人性的本质”，这是以数千年儒家传统思想为背景，直接来源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人性观。由这种人性观所决定，梁实秋在艺术创作论上主张“节制”，强调文学的严肃性及伦理与艺术的结合，提倡重理性，守纪律。认为感情表现要做到“质的纯正”和“量的有度”。极力反对浪漫主义，称其为“不守纪律的情感主义。”“节制”说导致梁实秋在创作论上主张“内倾”，他不止一次地说，“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凡是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东西，方能流向人心深处去”。在梁实秋心目中，文学模仿的并不是直接的现实世界，而是比现实世界更高的理想以及普遍永久的“真实”，它只有通过深邃的内省才能把握。所以对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扩大生活面，而是凭借强敏之智识与锐利之眼光“向内转”，沉静地体会那普遍固定的人性。综上所述，他的文艺思想与林语堂是有区别的。
但是不同的人生历程，不同的个性气质，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文艺见解，表现在散文创作实践上就有了不同的审美个性。在个体的生存方式看，林语堂虽长于中国家庭中，却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又与基督徒缪翠凤结婚，他们更看重西方的节日文化，也有传统道德。
文艺思想指导着创作实践，正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文艺思想，闲适派散文创作才显示出不同的审美风格。林语堂和梁实秋都主张超政治、超时代、近人生的文艺观。因此他们的闲适散文题材相似，即都偏重于“人性”的表现，内容常常是衣食住行、世故人情，但仔细比较，又能看出他们在选材上的差别。梁实秋表现的“人性”受古典主义美学观的影响，将“人性”与“自我”对立起来，他认为：“伟大的文学亦不在表现自我，而在表现一个普遍的人性”…，所以，他表现的“人性”强调社会性，排斥个性，强调共性，排斥差异性。基于此，他的散文创作严格选择题材，即选择那些与“人生”密切相关，又经过自己深思熟虑过的人生图景，与林语堂闲适散文的选材相比，梁实秋的选材更加严格、慎重、精当，表现的“人性”更加普遍。而林语堂由于主张以“自我”为表现中心的浪漫主义美学观，他表现的人性常与自我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是通过表现自我表现人生，带有较多的个性色彩，形成了旷达自喜、潇洒自在的本色。如他们的同类散文，林语堂写《论躺在床上》题目就有其个性中的那种放逸、随意的气质，信笔写来，联想纷纷，一会儿谈躺在床上的舒适，一会儿谈躺在床上的奇思妙想，洋洋洒洒，却不乏真知灼见，读来沁人心脾。由此可见，林语堂注重的是自己的个人体会。梁实秋同一题材的《睡》却是旁征博引，描述了人类睡眠量的适中，睡的姿态、作用。文章驰骋中外，纵观古今，充分体现了“睡”这一永恒不变的人性。如果说梁实秋的理性追求与智者气度,使梁实秋散文呈现出一种理趣 ,那么 ,他的学者风范以及对于文学臻境—“简单”—的追求 ,则使他的散文呈现出一种文趣。题材的微妙差别，实践了他们各自的文艺思想，体现了不同的美学风格：梁实秋的散文小品显得严肃而雅致，林语堂的则显得自如轻松、无拘无柬。
可以说，在创作实践中，他们都各自实践了自己的美学理想。林语堂的散文气势饱满，笔调轻快，一气呵成，不为俗套所拘，不为章法所役，清新自然，情调深远，于平淡中见深长，其语言平实、浅显，注重从口语中汲取营养，娓娓闲谈中有幽默，就是散发着浪漫的气息。梁实秋的散文较之林语堂，则更为古朴简
洁与劲健，多用四字句杂陈于长短句中，整齐而不呆板，错综婉转，字字珠玑，显得温柔敦厚，风趣隽秀，却又严肃畅达，适可而止，其散文以善美的和谐，朗照的智慧 ,平朴雅谑的文调 ,突破流俗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古典文风。两者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是却同样成为闲适派散文艺术世界不可缺的重要分子。这其中奥妙，我们好好体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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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实秋散文选集【M】.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
林语堂：《论语》、《人间世》、《宇宙风》 他认为：人要做“冷静超远的旁观者”， “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的达观态度” “文章者，个人性灵之体现”。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体现出非常突出的幽默特征，（这种观念来源于西方文化背景，尤其是英国文化）也可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找到深刻的文化历史原因。林语堂散文不仅受到中、外小品文的双重影响，还与其政治信仰、文学主张相投合。这种幽默散文观，不仅包含了他人格与文格、生活与艺术相融合而形成的带有中庸文化色彩的本质，对言志派散文批评理论的构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林语堂从1924年5月23日和6月9 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到30年代的《论幽默》、《会心的微笑》、《答青崖论幽默译名》等，非常突出、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幽默”理论。 在林语堂看来： （一）“幽默“是人的天性，是人生的一部分，甚而是一种人生观； (二)幽默是作家在评论和表现人生时，带着温和同情的笑，带着“我佛慈悲”、“悲天悯人”、旁观超然淡远的态度； (三)有广义和狭义的“幽默”，最高的“幽默”是“笑中有泪，泪中有笑”，是“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是“会心的微笑”； （四）“幽默”与“讽刺”相近，“讽刺”“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
愈近于幽默本色”。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在现代的中国散文里，加上一点幽默味，使散文可以免去板滞的毛病，使读者可以得一个发泄的机会，原是很可欣喜的事情，不过这幽默要使它同时含有破坏而兼建设的意味，要使它有左右社会的力量，才有将来的希望；否则，空空洞洞，毫无目的，同小丑的登台，结果使观众于一笑之后，难免得不感到一种无聊(Nonsense)的回味，那才是绝路。” 林语堂这一时期的创作，既有表现出“闲适”、“性灵”的幽默小品。如《言志篇》、《我怎样买牙刷》、《论西装》、《论避暑之益》、《我的戒烟》等，也不乏寄“愤怒”、“沉痛”于幽默的杂文小品，如《奉旨不哭不笑》、《论政治病》、《民国廿二年吊国庆》、《如何救国示威》、《诵经却倭寇》、《等因抵抗歌》、《梳、篦、剃、剥及其他》等。这些文章信笔写来，娓娓而谈，各有特色。 《言志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林语堂从容达观、闲适超脱的人生态度： 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居家时，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我冬天要一个暖炉，夏天一个浇水浴房。 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奉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喜欢浇水浴。…… 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几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
林语堂的散文两大特色： 一、闲适 林语堂的散文充满“闲适之乐”，即追求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和个人生活的雅致舒适。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局动荡，政治环境异常，文学发展在整体上呈政治化的趋势，许多文人在此情形中为保全自我个性自由、不随波逐流而向往闲适之趣，其文学创作也就成了主流文学形态之外的另一种存在状态。林语堂的闲适散文就是这种特殊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们既是林语堂对自我“超政治、近人生”、注重“幽默”“性灵”“闲适”创作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他对自我个性心理、人生态度的诗意阐释。 1、“逍遥自适、不委曲而累己”的精神追求 强调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不委曲而累己”，这是历代闲适文人最为根本的精神追求，也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最为强调的一个精神特点。闲适文人，远自魏晋名士陶渊明始，一直到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人，近至周作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推崇个体之精神自由与人格尊严，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高蹈“我行我素”或隐居以求其志，不甘为物所驱、为物所役。林语堂很崇尚这一点。事实上，在保全生命的前提下，以“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为我所用”、无所顾忌是他为人为文的最大特点。如三十年代中后期，当全国上下都进一步强调文学与文人的社会职能时，林语堂却公然说：“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生活，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实，我们简直从没有想到过”。而实现这一精神理想的行为方法则主要如他阐释浪漫主义特色时所言：是“放逸”“清高”“遁世”“欣赏自然”。 “放逸”“清高”，主要体现为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凌驾和超越、对个体人格尊严的高扬和肯定。林语堂推崇“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放浪者”，反对把“自我”变成“一个全然服从物质或经济规律的自动机”，也反对牺牲个体、把个人当作实现社会职责和群体幸福的工具。林语堂曾说，“哲学以个人为开端，亦以个人为依归。个人须是人生的最后事实。他自己本身即是目的，而决不是人类心智创造物的工具”，“如果有一种社会哲学不把个人的生活幸福，认为文明的最后目标，那么这种哲学理论是一个病态的，是不平衡的心智的产物”。因此，在作品中刻意经营和张扬一种超拔于现实功利之上的心灵体验和精神自由，就成了林语堂闲适散文的基本内容，他的一些重要的散文集如《生活的艺术》、《我的话》、《有不为斋文集》、《无所不谈合集》等，都表现出了这个特点。 在具体行文中，林语堂则常以“我”为基本视点，通过写“我”在现实境遇中的“放逸”“清高”，展示了“我”不为俗务所羁，向往和追求个体精神超脱和人格完整的理想和愿望，在作品中既给我们展示了他高远脱俗、玄澹致远的人生境界，又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静观宇宙、淡泊名利的“我”的形象。如在《有不为斋解》中，他通过叙述“我”在社会生活、政治经济、为人为文等诸多方面的“不为”，表明了他洁身自好、不贪图功利、不虚伪做作的精神特点，其中的“我”好像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的“达观者”；在《我的戒烟》中，他通过写“我”在戒烟的荒唐与艰难中感受到的“违背良心、戕贼天性”“不能达心旷神怡之境地”的痛苦与不人道，阐明了人之“得道”，应建立在顺应本性地生活之基础上，其中的“我”好像是一个勘破世俗与虚伪的“智者”；在《记纽约钓鱼》中，他通过写“钓”之趣和钓鱼时“我”所享受的自然之乐和领悟的人生哲理，表明他淡泊功名欲念、亲近自然、保持个人率真淳朴的性情志趣，其中的“我”好似一个洞察世事和人生的“高士”……藉此，林语堂表现了他不为“外物”所惑、崇尚自我内心自由体验的精神追求。 2、“闲淡舒适化俗为雅”的生活情趣 把生活审美化，营造和追求闲淡、雅致、舒适的人生境界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表现的又一重要的精神特点。一方面，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求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不肯以世俗物质生活为满足，认为这有失风雅，太俗。因此，他一心想做的是不避于俗又不溺于俗的“雅人”，他努力想做的便是变“俗”为“雅”，
我读梁实秋的散文 ——杨柳晓风我最初认识梁实秋先生是在高中的语文课本里，那是鲁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写的正是梁实秋先生。不过这篇文章把梁实秋先生比作资本家的走狗，印象颇坏，受其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凡是梁先生的作品，我一概不读。 中学时代过去了很多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第一次接触了梁实秋先生的散文集《梁实秋散文精编》，我被牢牢吸引住了，很有相见恨晚的意思。说实话，这样吸引我的书，除了中学时代的琼瑶小说，那么现在就是这本散文集了。 先生的文章，看似平平淡淡，谈论的都是一些日常的话题，却不乏睿智，不是一般人能写得出来的。《雅室》说的是他在四川时，住的是雨来如漏斗，夏天蚊风盛行的破房子，他称之为“雅室”，还对它发生了感情，说它有个性，有个性就可爱。一座破屋，在他的笔下，居然妙处无处不在，他说住在那里，得月较先，闲来可以写作自遣。这里面就透露出先生的乐观的人生态度。《请客》一开头就说“若要一天不得安，请客；若要一年不得安，盖房；若要一辈子不得安，娶姨太太。”，仅这一句，似乎就能引你加入他的谈话中来。他慢慢道出请客的诸多事宜，处处都觉得津津有味，很能引起共鸣。 先生的高人之处，凡是极小的事情，经他一写，就显得与众不同，别有一番妙趣。就是简单的一道菜，他也能写出味道，让人垂涎。《烙饼》一文，他先写了烙饼的做法，然后连吃法也捎带上，他说“把蛋放在饼子上，卷起来，竖立之，双手扶着，张开大嘴，左一口、右一口，中间再一口。”读来倍感亲切。 先生的文字语言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而更具特色的是他的幽默，读来让人忍俊不禁。他写男人，“有些男人，西装裤挺直，他的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种麦！”；写中年妇女的脸，由“牛奶葡萄变成为金丝蜜枣，……从‘鱼尾’起皱纹撒出一面网，纵横辐辏，疏而不漏，把脸逐渐织成一幅铁路线最发达的地图。”，诸如此类诙谐的文字比比皆是，妙趣横生。 先生的文章，在郁闷时读，可以让人释怀；在闲暇时读，可以娱悦心情。所以我的案头，现在一直摆着一本先生的文集，没事的时候，就信手翻开，好让自
梁实秋散文全集 导读：梁实秋 ，原名梁治华，字实秋，1903 年 1 月 6 日出生于北京，浙江杭县(今杭州) 人。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现当代散文 家、学者、文学 批评家、翻译家。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关于梁实秋的散文全集，希望能帮助 到大家。 年龄 从前看人作序，或是题画，或是写匾，在署名的时候往往特别注明“时年七 十有二”、“时年八十有五”或是“时年九十有三”，我就肃然起敬。春秋时人 荣启期以为行年九十是人生一乐， 我想拥有一大把年纪的人大概是有一种可以在 人前夸耀的乐趣。 只是当时我离那耄耋之年还差一大截子， 不知自己何年何月才 有资格在署名的时候也写上年龄。 我揣想署名之际写上自己的年龄， 那时心情必 定是扬扬得意，好像是在宣告：“小子们，你们这些黄口小儿，乳臭未干，虽然 幸离襁褓，能否达到老夫这样的年龄恐怕尚未可知哩。”须知得意不可忘形，在 夸示高龄的时候，未来的岁月已所余无几了。俗语有一句话说：“棺材是装死人 的，不是装老人的。”话是不错，不过你试把棺盖揭开看看，里面躺着的究竟是 以老年人为多。年轻的人将来的岁月尚多，所以我们称他为富于年。人生以年龄 计算， 多活一年即是少了一年， 人到了年促之时， 何可夸之有?我现在不复年轻， 看人署名附带声明时年若干若干，不再有艳羡之情了。倒是看了富于年的英俊， 有时不胜羡慕之至。 裸子植物和双子叶植物， 其茎部的细胞因春夏成长秋冬停顿之故而形成所谓 年轮，我们可以从而测知其年龄。人没有年轮，而且也不便横切开来察验。人年 纪大了常自谦为马齿徒增， 也没有人掰开他的嘴巴去看他的牙齿。 眼角生出鱼尾 纹，脸上遍洒黑斑点，都不一定是老朽的征象。头发的黑白更不足为凭。有人春 秋鼎盛而已皓首皤皤。 有人已到黄鰽之年而顶上犹有“不白之冤”， 这都是习见 之事。 不过， 岁月不饶人， 冒充少年究竟不是容易事。 地心的吸力谁也抵抗不住。 脸上、颈上、腰上、踝上，连皮带肉的往下坠，虽不至于“载跋其胡”，那副龙 钟的样子是瞒不了人的。别的部分还可以遮盖起来，面部经常暴露在外，经过几
《林语堂散文集》之读后感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黄琳 林语堂的散文幽默闲适，他会从生活中捕捉有幽默感的事物并透出哲理。并且在读他的散文后，可以看出他是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而正是他使用的文字幽默、轻松和自然流畅，使得他的散文独具一格，让人喜爱。 其中一篇《论解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以看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珊蒂柏，她是有名的悍妇，他有解嘲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马没有什么科学，娶个悍妇，于修身养性的工夫大有帮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他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正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 豁达是幽默中蕴含着的一种重要品质。自我解嘲就是用言语或行动不失幽默地为自己掩盖或辩解被人嘲笑的事。，说白了就是当我们
在生活中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产生了不良的情绪，为了消除或减轻内心的苦闷和烦恼，有意丑化得不到的东西，我们就会自己编造一些“理由”，进行自我安慰，求得心理平衡。 其实我认为自我解嘲是人们心理防卫的一种方式，是生活的艺术，是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帮助，也是对人生挫折和逆境的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之事，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与其固执己见，“钻牛角尖”，不如放松一下绷得过紧的神经，来点自我解嘲。 就如同那只拿不到葡萄的小狐狸，他已经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的想要得到高墙上那串葡萄，可是并没有如愿以偿。于是它便安慰自己：“那串葡萄一定是酸的!”在得不到甜葡萄的情况下，只得吃酸柠檬却硬说柠檬是甜的，有意美化得到的东西。 或许大家会觉得这有点可笑“可笑”，但奇趣搞笑要告诉大家实际上却是一种有效的心理防卫方式。可帮助我们松动一下既定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求目标，使自己失望、不满的情绪得到平衡和缓解，让我们能够锻炼得更加成熟和坚强。
大 众 文 艺大128 摘要：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散文大家，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曾引起强烈的反响。但随着左翼文人对他的批判，“幽默文学”很快销声匿迹了。林语堂本人也去了海外。本文即在30年代的社会环境中，梳理“幽默文学”的提出到发扬及讨论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原因，并看待当时文坛对他的争论。 关键词：林语堂；幽默文学 30年代，林语堂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小品文。一时间文坛兴起“幽默文学”热。林语堂也随之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但很快他便遭到了左翼文人对他的严厉批评，这使得他逐渐从大红大紫到步履维艰。本文即意在梳理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观，并重新看待当时文坛对他的争论。 一 “幽默文学”的提倡到发扬 我们今天所说的“幽默”一词是林语堂从英文humor翻译过来的。现代汉语大词典权威解释为“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中国古书中最早出现“幽默”二字在屈原的《九章?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这里的“幽默”二字是寂静的意思。把这个词借过来并发扬光大，是林语堂的功劳。 1924年5月，林语堂在《晨报副刊》发表我国最早提倡幽默的文章《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他建议，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同年6月份，他又在此刊发表《幽默杂话》一文。在此文章中，他以问答的形式详细介绍幽默，对幽默作了较为准确的说明。他认为在文学中，最堪欣赏的幽默，能够引起人家嘴旁轻轻的一弯儿的微笑。尽管在1924年，林语堂在文章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提法，但是林语堂的这一提倡并未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 1924年后，林语堂一直是《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到了1930年，由于各种原因，曾经名噪一时的《语丝》终刊，林语堂一时失去了文学上的阵地。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并主编《论语》半月刊，再次提倡幽默，并最终竖起幽默文学的大旗。如林语堂有名的散文《论幽默》，写于1934年1月1日，即发表在《论语》三卷三十二期。文中分上篇、中篇、下篇三部分，博古通今，谈中论西，论述幽默，指出其存在的必要。“无论那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1](p223)因为他的努力，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 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后来又有过对于小品文的提倡。1934年4月，林语堂与陶亢德创办《人间世》杂志。1935年与陶亢德、徐訏合办《宇宙风》杂志，力倡小品文。在《人间世》发刊词中，林语堂提出了他的关于小品文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中唯一成功的是小品文。小说佳作亦由小品散文训练而来。小品文“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内容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应大力提倡。1934年被称为“小品文年”。由此我们可对当时的小品文热窥见一斑。 从“幽默年”“小品文年”这些称号里，可以看出当时林语堂被欢迎的程度。其实，对于林语堂来说，这二者是二而一的东西。在《再与陶亢德书》里，林语堂这样说到：“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故容易谈出人生味道来，小品文盛行，则幽默家自然出现。”[2] (p54-55)所以，我们用“幽默文学”这个提法就可以涵盖他这一时期的文学观点。 二 提倡幽默的原因 林语堂在20年代曾是语丝社成员，和鲁迅、周作人一起并肩作战。他不满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写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比如《祝土匪》，他在文中自比土匪，讽刺嘲笑当今的所谓学者只知道脸孔、尊严，不敢说该说的话，不敢维持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文中这样说：“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1](p31)再如《打狗释疑》，他盛赞“讨狗檄文”“对狗宣战”，认为“生活就是奋斗，静默决不是好现象，论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观 高传峰 （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宁夏固原 756000） 象去感受里面很大段的描写来体验仇虎的心境。白傻子出现的声音，他一直会很兴高采烈地模仿火车疾跑“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一句比一句有气力，作为剧中貌似可有可无的“傻子”，他貌似无意识的声音其实一直在渲染和拼接配合人物的行动。而火车作为一种自由、光明的象征，反复作为背景被提及事实也是给予了人物内心的一种表达，是仇虎力图走出封建的牢笼，驱赶黑暗的势力。但是火车声却只以一种虚幻的方式存在在他们的大脑幻想中，并且一次次地从原野上与生活在那里的生命擦肩而过。 另外，剧本里，一首恐怖的曲子一直为人们“传唱”：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面排……判官掌着生死薄哟，青面的小鬼哟拿着拘魂的牌……在焦家经常时不时地以仇虎低哑的声音唱出来。焦母这个眼瞎心明的老婆子对这个曲子颇具恐惧感，一直说不吉利，如此处理就如在及其安静的情况下可以听到绣花针掉地上的声音一样，音响效果可以说是扩大了几百倍。预示着最后家破人亡、两家覆灭的结局，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读来实有喘不过气来的味道。在第三幕里，森林的逃亡这出里，鼓声一直伴随着他们。滴滴答答不间断，如生命的丧钟，就好比仇虎自己所说，这不是叫小黑子的魂，而是催他的命。 曹禺大胆地处理了奇异的幻象。他直陈，在这里，恐惧是一 条不显形的花蛇，沿着幻想的边缘，蠕进人的血管，僵凝了里面的流质。这些幻形都是人物自身恐惧结果的幻景，揭示了仇虎内心的亏欠、不安，是对逃离和死亡的惧怕，是他内心最隐秘的惊慌悔恨思想感情的暴露。 作家不是神甫，单一的解释和理论只会窒息他们，作家的信仰是没有仪式的，他们的职责不是布道，而是发现，去发现一切可以使语言生辉的事物。曹禺就是通过细腻深刻多变的笔法让人物个性鲜明形象饱满丰富，使得戏剧情境也更为具体，从而也为整出戏提供了支撑，成为一部好戏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考文献： 1.辛宪锡 《曹禺的戏剧艺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 2.刘勇 李春雨 《曹禺评说七十年》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年 3.洪治纲 《绝望深处的笑声——论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4.熊元义，余三定 《西方悲剧理论的两大类型》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作者简介 单慧珺，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081班。 文艺评论
梁实秋散文《怒》 一个人在发怒的时候，最难看，纵然他平素面似莲花，一旦怒而变青变白，甚至面色如土，再加上满脸的筋肉扭曲，眦裂发指，那副面目实在不仅是可憎而已。俗语说，“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怒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一种变化。人逢不如意事，很少不勃然变色的。年少气盛，一言不合，怒气相加，但是许多年事已长的人，往往一样的火发暴躁。 我有一位姻长，已到杖朝之年，并且半身瘫痪，每晨必阅报纸，戴上老花镜，打开报纸，不久就要把桌子拍得山响，吹胡瞪眼，破口大骂。报上的记载，他看不顺眼。不看不行，看了呕气。这时候大家躲他远远的，谁也不愿逢彼之怒。过一阵雨过天晴，他的怒气消了。 诗云：“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这是说有地位的人，赫然震怒，就可以收拨乱反正之效。一般人还是以少发脾气少惹麻烦为上。盛怒之下，体内血球不知道要伤损多少，血压不知道要升高几许，总之是不卫生。而且血气沸腾之际，理智不大清醒，言行容易逾分，于人于己都不相宜。希腊哲学家哀皮克蒂特斯说：“计算一下你有多少天不曾生气。在从前，我每天生气；有时每隔一天生气一次；后来每隔三四天生气一次；如果你一连三十天没有生气，就应该向上帝献祭表示感谢。”减少生气的次数便是修养的结果。修养的方法，说起来好难。 另一位同属于斯多亚派的哲学家罗马的玛可斯?奥瑞利阿斯这样说：“你因为一个人的无耻而愤怒的时候，要这样的问你自己：‘那个无耻的人能不在这世界存在么?那是不能的。不可能的事不必要求。’”坏人不是不需要制裁，只是我们不必愤怒。如果非愤怒不可，也要控制那愤怒，使发而中节。佛家把“嗔”列为三毒之一，“嗔心甚于猛火”，克服嗔恚是修持的基本功夫之一。燕丹子说：“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我想那神勇是从苦行修炼中得来的。生而喜怒不形于色，那天赋实在太厚了。 清朝初叶有一位李绂，著《穆堂类稿》，内有一篇《无怒轩记》，他说：“吾年逾四十，无涵养性情之学，无变化气质之功，因怒得过，旋悔旋犯，惧终于忿戾而已，因以‘无怒’名轩。”是一篇好文章，而其戒谨恐惧之情溢于言表，不失读书人的本色。
浪漫与古典 ——林语堂，梁实秋散文风格比较 【摘要】林语堂，梁实秋都是属于闲适派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散文都充满了灵性，幽默，闲适的特点。风格差异林氏潇洒自如自在，梁氏严肃雅致自安，都颇能让人回味，而得到社会的广大承认，本文从其创作风格进行了比较从而探究两人的散文特点。 【关键词】林语堂梁实秋散文风格比较 实际上林语堂和梁实秋都曾先后留学欧美，都已经受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也均属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二人的散文都给人以幽默、性灵、闲适的共同感受。但倘苦细细品味、揣摩，却又能觉察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他们不仅仅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都有着被读者遗忘的经历，更重要是他们都是闲适散文的重要代表。时代的恶劣环境下，20世纪30年代时他们躲在自己的自由世界中，谈笑风生，谈性灵幽默，观时百态，写下许多散文。本文试从两位作家的文艺观视角进行比较，探究其散文创作的不同风格。 林语堂和梁实秋都曾有先后师从白璧德，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是以传统的、保守的文化价值对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存在的一种反观。白璧德企图恢复古典文化的精神和传统秩序，以此来匡救现代文明的弊端，强调理性和道德意志的力量，崇尚中庸平和的人生境界，认为世界应该是有秩序、有纪律、有规矩的，不能任凭个性张扬、自由膨胀，因此，白璧德自称其为新人文主义。林语堂以“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为座右铭，以张扬个性为天职，终于不肯接受新人文主义的观点，并自觉地站到导师的对立面，为白教授的论敌斯平加恩辩护，而斯平加恩极端推崇克罗齐，认为克罗齐的“艺术即表现即直觉”的美学理论革新传统的文艺理论体系。反对新人文主义的秩序、纪律和规矩的林语堂，发现自己与克罗齐的看法完全吻合，于是他从斯平加恩、克罗齐那里找到了直觉随感式的艺术路向——随意写来，如行云流水。他反对一切思想束缚，既反对桐城派的“义法”也不甘受梁实秋“纪律”的束缚。在论文《金圣叹代答白璧德》中说：“中国的白璧德信徒每袭白氏座中语，淆古人之所以随足为典型，盖能攫住人类通性，因攫通性，故能万古常新，浪漫文学以个人为指归，趋于巧，趋于偏，支流蔓衍，必至一发不可收拾。殊不知文无新旧之分，唯有真伪之别，凡出于人之真知灼见，亲感至诚，皆可传不朽”，表达了对梁实秋文艺观的不满。他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独抒性灵”，认为“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在文章中，林语堂常常引明清言志派、性灵派文人的言论，作为其主张的重要理论依据。他还接受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表现主义，把性灵与表现理论揉合在一起形成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对文艺创作提出“个性无拘无碍自由自在的表现”，“真诚无伪”等，其实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浪漫主义文学观。梁实秋却是新人文主义文艺观的拥护者，他接受正统的西洋古典主义文艺美学思想，这种美学观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中庸之道与中和美有暗合之处，认为感情表现要做到“质的纯正”和“量的有度”，极力反对浪漫主义，称其为“不守纪律的情感主义”，从这一点看来，他的文艺思想
林语堂励志人生的散文 ----WORD文档，下载后可编辑修改---- 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范本，欢迎您借鉴参考阅读和下载，侵删。您的努力学习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林语堂励志人生的散文：宁静之道内在的身心宁静由于日常的控制感情，这既无秘诀又无捷径之可言。单凭看一两本书即想身心宁静亦属妄想。获得宁静的惟一办法，行之若素，思之以恒，同时要有信心。 最简单的基本实践先求身体上的镇定，不要用力踏地板。不要擦拳搓手。 不要拍案叫绝怒吼。不要来回地踱方步。不要往牛角尖里乱钻。人在激动兴奋中，动作随之趋于急切。为了避免言行急躁有一最简便的巧妙方法----站稳、坐下、躺了。竭力设法把说话的声音压得低低的。 言行平和必先思想清朗，言行系诸心境，而心境影响言行。一个人的身心是永远相互为用，有一位朋友天生是个急性子，碰一碰他就捏起拳头，提高喉咙，但他有自知之明，易言之，他控制得住自己，每处此境，他立刻把手指头伸直，绝对不容弯起来，竭力地把声音放低，低得似在耳语。他说，“一个人是不可能用耳语跟别人吵架的呀!” 这是控制情感上暴躁、急促、兴奋、紧张最有效的经验之一，谋求宁静的初步当然是先从身体的动作下手，慢慢地会觉得只要压得住
暴躁仓促的动作，情感的热烈自然低降，等到热烈的情感泄了气，又怎么暴躁得起来。这时候我发觉因为不再暴躁，节省下无数精力，因此你不再会常常疲倦得可怕。 遇事冷静，或不感情用事，或恬淡融融。在某些境遇下，即便显得迟钝些何妨。如此待人处事决不至搞到感情破裂的程度。言行修养到这个地步，则对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的态度必然尽情尽理而恰到好处。 人各有其聪明、智慧、个性，为理智和感情的平衡发展，不妨迟钝恬淡冷静一点，此乃中国圣贤所主张的“大智若愚”是也。 为了宁静平和，下列六点，若得经常身体力行，对你今后的生活必有裨益。 1.清心静坐，绝对地就是宁静没有一点儿思虑。 2.静坐完了之后，慢慢地想到自己的心像一面湖，先是澎湃不已，继而风息浪平，继而平静无波，最后宁静得无一丝儿绉。 3.宁静之后想一两分钟，想那美丽最平和的景色，远山红霞，黎明朝暾..曾历其境，又临其境。 4.缓缓默诵清平、朗爽、和宁的字眼、诗词、名句。 5.回忆平生无愧于衷而心安理得的一些往事。 6.求心的一贯宁静，复诵古今完人修身致静名句。一字一句细细咀诵，而临绝对宁静之境。 林语堂励志人生的散文：守株待兔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迷恋机会，有许多人在曲解机会，机会究竟是什么呢?机会确是一样
梁实秋散文的艺术风格 梁实秋写散文别具一格，堪称散文界一代宗师，其散文写的炉火纯青，艺术造诣颇高，下面我拟从梁实秋散文鲜明的语言特色、闲适幽默的艺术风格等方面入手，对其散文的艺术特一，梁实秋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力深厚，极具特色的语言成为其散文一个突出风格。 ⑴行文雅洁，用语精练。真正的散文语言，绝不容忍多余的文字，古近中外的散文大家无不以语言的节约性作为衡量语言表现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梁实秋创作散文追求一种“绚烂之极趋于平淡”的境界，故此，他在篇幅上力求浓缩，删掉枝蔓;在语言上摅词滤藻，斯于至当。正是由于梁实秋深黯“割爱”的艺术原则，所以他的散文没有废话，以简洁取胜。他曾以“尽去枝节，少说废话”自励，认为散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简单”，“简单二字，是很高的理想”，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单薄粗简，而是一种有博返约的境界。他在《文学讲话》中谈及散文时说：“文章要深，要远，要高，就是不要长。描写要深刻，意思要远大，格调要高雅，就是篇幅不一定要长。”他自己的散文，也大都篇幅简约，语言精练，字数多在两千左右，如《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这篇短文不满千字，却栩栩如生的刻画出梁启超的神采风貌，笔墨生花地写出了他的渊博学识，一位国学大师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叙写精致，行文雅洁是梁实秋散文艺术的一大特色，他的文章，几乎都是开篇切题，简洁了当，极少渲染铺排，转弯抹角。 ⑵梁实秋散文的语言具有一种典丽之美。这种美就是一种“国文的味道”，他通过文言文的语体化，达到古今融化的境界. 二，梁实秋散文具有一种包容性。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中西方文化的兼他认为，中西文化各有优劣，因此他既反对妄自尊大，又反对妄自菲薄，主张虚心接受外来文化，使之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溶解在一起。他的散文创作就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具有了一种包容性：如在写作技巧上，梁实秋对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以及杜诗极为熟悉。他经常揣摩这些诗文的章法、句
思考与言说作家杂志Writer Magazine2010No.2 1924年，林语堂首先将古希腊医学中的术语“humour”翻译成“幽默”，介绍到中国，并且将自己的哲思融进这个舶来的概念中，形成了独有的幽默观。对于林语堂来说，幽默是鉴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态度，是一种从容不迫的人生观。林语堂的幽默哲学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悲天悯人，二是近情达观。幽默是会心一笑，是透过形象的直观在内心获得更深的领悟，是表示“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的。林语堂的思想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精神元素，也有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元素。它们或相互补充，或本质相通，共同构成了林语堂幽默观的哲学内涵。 一儒：林语堂幽默观的出发点与反向力 林语堂将儒家哲学看作是一个有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并且在林语堂心中，孔孟时期的儒家思想才是真正的清流，而到了宋儒那里便已成了浊流。他认为《论语》为中国惟一关心世道之幽默文章，并最为推崇孔子的幽默，“孔子个人温而厉，恭而安，无适无必，无可无不可，近乎真正的幽默态度”，因为这样的幽默是最温厚，最近情，也是最宽容和具有智慧的。还说孟子的“浩然正气”，极具包容性，既让人拥有积极的进取心，也能让人豁达地对待生活。然这两位圣人此种人生态度的形成与其所提倡的“仁爱之心”是密不可分的。孔子说“仁者，人也”，即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仁”即“爱人”，即拥有一颗博大的同情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也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要推己及人，及物，亦不强加于人。拥有一颗仁爱之心，人的精神就能提升到超脱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界。有了这种对天地万物的爱心，人就能产生博大的同情和无尽的宽容，也就寻找到了一种善良的对待人和自然的方式。 林语堂认为“中庸”是孔孟能实现用仁爱之心对待万事万物的途径。“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即：“中”，是恪守中正不偏不倚，“庸”则是“常”。中庸之道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它蕴含着这样的人生信条：全面考虑，不执其一端，取其中而用，合情合理的处理各种情况，“讲情理者，其归结就是中庸之道”。林语堂特别强调“合情合理”，认为“近情，即承认人之常情，每多弱点，推己及人，则凡事宽容、容忍、而易趋于妥恰。妥恰就是中庸”。林语堂自言是“一团矛盾”，但是却以自我矛盾为乐，恰恰是因为他的中庸哲学在起作用。“我们如果把道家的现实主义和儒家的积极观念配合起来，便成中庸的哲学。”所以林语堂一直以来都是强调平衡适度与和谐自然“采取较为近情、一贯而和谐的人生观”。易于知足、愿意包容，心态就容易归于平和、善良，幽默便产生。这便是一个人建立幽默人生观的核心条件。 另一方面，宋代之后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儒家思想逐渐沦为统治工具，其理性思考也走向极端，“儒家思想到了宋儒手里……有了存天理去人欲的信条，于是以后的儒家逐渐走向人性的反面，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儒家思想逐渐走向腐败和凝固，在理性的极端控制之下，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变得功利而严肃；对于名利的追求，更是使人们徒增压力。一个常要在其中遵循严格的理性的社会会使一个成年人觉得厌烦。到了后期的儒家，已经成了保守和极端理性的牺牲，少了基于人情的善意和包容，也便离幽默愈来愈远。“这个世界太严肃了，因为太严肃，所以必须有一种智慧和欢乐的哲学以为调剂”，这种哲学就是幽默，它能让人们超脱世外，敝屣仁义，绝圣弃智，看穿一切。 所以林语堂一方面认为儒家文化的“仁”，在道德感的形式上是以人的内心和外在的宇宙的道德相和谐为主的，极具同情心和包容性。另一方面又对儒家的森严礼教导致中国人缺乏幽默感的现象，持批判态度。基于对儒家文化这样的认识，林语堂才认为人生既是严肃的生命体验，也是一个来去匆匆、虚妄不定的过程，没有必要过分拘执。 二道：林语堂幽默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与儒家的理性思维不同，道家尚柔、不争，不敢为天下先，偏好自然与直觉，倡导寂静、保守、平和，注重亲近自然的神秘力量。林语堂说他天性近乎道家，而多过因信仰而造就的儒家。在林语堂心中道家地位极高，老庄和道家思想被他推为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和生活美学，因为道家文化赋予了中国人随遇而安、返璞归真、知足乐观的精神，“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超脱派”，“有了超脱派，幽默自然出现了”，所以可以说老庄哲学是林语堂幽默观形成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道家文化对于林语堂的幽默观的形成也可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是道家文化的尚柔不争精神所赋予人的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和超然世外的浪漫情怀，给幽默观提供了思想基础。林语堂向往从容、恬淡、和谐的人生境界，推崇自由的人性和快乐的人生，其幽默观的本质属性就是以宽厚同情之心对待人生的一切，不为外物所役，凭借智慧以及自足的内敛和超然境界，看淡世俗的功名利禄和成败得失，而这些恰恰都是道家文化的精髓所在。 另一方面，道家文化热爱天地自然，追求艺术品质，它的思想内涵更接近于人性，更具有活力。道家文化追求简 李玉娥 摘要林语堂幽默观的中心内涵是对失败之境中的人或物的怜悯之情，对人性自由的相对认同，是追求闲适的快乐哲学。它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有儒家的仁学中庸，道家的超然知命，佛家的怜悯洞悉，还有基督教的博爱奉献。它们相互融合汲取，共同作用才产生了林语堂独特的幽默观。 关键词：林语堂幽默观儒道佛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林语堂幽默观的哲学内涵 125
梁实秋散文中幽默艺术的研究 他的幽默虽然与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属于同一类型，但是不同于周作人的苦涩味，林语堂的牛油气，钱钟书的辛辣味，而以雅致美见长。正如司马长风所评：在现代散文作家中，论幽默的才能，首推梁实秋，其次是钱钟书。梁实秋的幽默不伤大雅，处处有谨厚之气。 幽默作为喜剧形式之一，是以理性精神为根底的。林语堂在《论幽默》中认为：“幽默之为物，在实质而不在皮毛，在见解而不在文字，必先对社会人生有相当的见解，见解而达于看穿时，幽默便自不过来”，由此可见，幽默出自人的智慧，与人的学养见识有密切的关系。梁实秋从1927年开始写散文，直至1987年病逝，洋洋洒洒数百万言，大多富有幽默风趣，令人读后发出“会心微笑”，得到智慧的启迪。这得益于梁实秋中西文化的身后学养，他强调理性，尊奉正统、中庸、温和的古典主义，以冷静的态度静默观察人生，将所察所得经过一番理性的过滤后，来描写一种永恒的，常态的人生，所以，他强调幽默的节制适度，含蓄蕴藉，在散文创作时总是以人性化的理解和同情为基础，以人性的健全完善为理想，对人生，人性的可笑之处实行文明批评，寓庄于谐，谑而不虐，不偏激尖刻，也不滑稽搞笑。力求中规合度，始终坚持幽默的理性精神和雅正风格。 梁实秋在《谈幽默》中曾说：“文字游戏不是上乘的幽默，灵机一动，偶一为之，尚无不可，滥用就惹人厌，幽默的精义在于其中所含的道理，而不在于舞文弄墨博人一桀。”幽默的笑是智慧的外化，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所包含的生活的智慧，在笑得谐趣中见出高度的深刻意义。梁实秋在散文的创作中，注重生活智慧和生命真谛的理性开垦，与周作人和林语堂一样，梁实秋也善于在生活中提取自己感兴趣的小题目，他的散文取材大多是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内容包罗世态万象：男人、女人、孩子、中年、老年；猪、狗、鸟；衣裳、汽车、手杖、书、酱菜；送行、散步、听戏、洗澡、
梁秋实作品的语言特点 特点：无奈的幽默、闲适的幽默 梁实秋非常注意散文的语言艺术，尤其注重发扬本民族的语言传统。欧美文学的刚直严密、雍容幽默，汉文学的古朴凝练、铿锵顿挫，北京方言的亲切、平白风趣，经过他的熔炼，成为一种新的生命。《雅舍小品》中很明显的流露出他的清新自然、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 梁实秋的散文，有着十分精彩的幽默，其幽默是一种深沉的表述，是一种显而不露的含蓄的方式。或许，读梁实秋先生的作品，你未必会哈哈大笑，但你却必然会心而笑，这是一种幽默的、大师级的人具备的一种超然世外的精神。梁实秋先生曾经说过，他创作散文时，常常游心物外，所以常常对自身所受的任何伤害多几乎抱着无动于衷的态度，甚至外界的矛盾冲突，都可以成为自我陶醉的机会。梁实秋先生对于一些不符合他的道德观的很多行为难免会进行批判，但却不会是狠狠的、不留情面的批判，在批判时，不是用尖酸刻薄的词语，更不是破口就骂，而是采用适度的幽默──一种不温不火的讽刺。他认为“讽刺文学的出发点是爱，不是恨，人性本有缺点，人生本有不如意事，文学家探索人生，热爱人生，看到不合理不道德的现象，则想加以指责矫正，讽刺便是一种恨好的手段。”这样的幽默的讽刺在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系列散文更是有了很充分的表现，此类梁实秋散文式的幽默很多，基本上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带苦涩的笑，不得已的无可耐何的笑。这种笑的含义比较凝重，表达又较为婉转。这样的幽默多见于其作品如《鸟》、《猪》、《狗》、《骆驼》一类以动物为标题的小品文，例如在《骆驼》这篇文章中，表面上看来似在着重张扬骆驼的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精神，实际上却饱含着对人间待遇不公的怨愤，如文中所写到，骆驼这样的动物若是从地面上消逝，可能不至于引起别人多少的惋惜，尤其在当今这个世界，大家都喜欢养善解人意的哈叭狗，象骆驼这样的“任重而道远”的家伙，恐怕只好由它一声不响的从这个世界推下去吧”。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为哈叭狗的得宠和骆驼的遭人冷遇而大鸣不平，不过是借题发挥，以发泄胸中的不满而已。梁实秋的这种影射式的技巧、练达而不轻浮的笑，是很合乎其清高的个性合和教养有素的绅士风度。 其次是梁实秋的作品当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闲适愉悦的幽默，是一种带着甜味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谈人生的一种态度，是一种不俗套的轻松的笑，这样的例子在梁实秋的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例如《下棋》一文中，写出一对活脱脱的棋迷,令人捧腹不已：“我有两个朋友下棋,警报作,不动声色,俄而弹落,棋子被震得在盘上跳荡,屋瓦乱飞,其中一位棋瘾较小者变色而起,被对方一把拉住:‘你走!那就算是你输了’。”作者把棋迷放入生死关头,环境对于棋迷来说是极为严峻的,但棋迷的言行却改变了情境的色调,在这里论输赢胜过了求生存,荒谬超越了常理。棋迷的行为已经使人惊诧,棋迷的对话更令人叫绝,棋迷迷之深在强烈的人物与情境的反差中达到了置生死于度外的境界,幽默也在这里被推向了极致。从根本上讲,梁实秋既不同意太超脱的“杀死他一大块”,他不动肝火,“草草了事”,让人“觉得索然寡味”的人生态度;又不同意不够超脱的人,“每一着都要加慢考虑”的给人一种沉闷呆滞感觉的人生态度。梁实秋所向往的是把令人烦恼和痛苦的输赢置之度外,以内心的丰赡愉悦为人生情趣的中和之度。这种豁达、超然、和谐的审美理想折射在艺术幽默上则表现为适度、静观、平和。 《雅舍小品》中梁实秋表现的更多的是一种闲适的幽默，作者在此类幽默中，闲庭信步，在独抒胸臆中来段幽默，天马行空中显露其修养。如雅舍中的一系列散文中，作者把一些生活琐事写得有生有色，趣味无穷，把一所破房写成了人人想参观的雅舍，在幽默中显露其深厚的语言的叙述能力。 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梁实秋的文艺观有两个要点：一是反对以功利的眼光看待文学；二是认为文学应该表达亘古不变的人性。梁氏对人性极其重视，但他所主张的人性是抽象的，超阶级的，这显然是错误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暂且拘泥于对当时政治价值和标准，判断注重艺术方面的借鉴。
林语堂 代表作 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 经典语录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我的话》 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吾国吾民》 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吾国吾民》 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一夕话》 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 ——《苏东坡传》 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生活的艺术》 只有快乐的哲学，才是真正深湛的哲学；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义哩。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效用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商人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生活的艺术》 作家的笔正如鞋匠的锥，越用越锐利，到后来竟可以尖如缝衣之针。但他的观念的范围则必日渐广博，犹如一个人的登山观景，爬得越高，所望见者越远。——《生活的艺术》 一本古书使读者在心灵上和长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对，当他读下去时，他便会想象到这位古作家是怎样的形态和怎样的一种人，孟子和大史家司马迁都表示这个意见。——《生活的艺术》 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生活的艺术》 ·文学特点 散文创作 林语堂散文所涉领域极广。他认为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从他创造性地将西方的humour译成“幽默”始，一直到晚年自诩为道家精神，林语堂始终保持这种谈话风的艺术范式，并以闲适幽默为格调、性灵超远为立场。 林语堂的散文半雅半俗，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入情入理，往往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用平淡的话语去赞扬美文，这样便形成一种庄谐并用、私房娓语式的闲适笔调。他的文字自然流畅，幽默而不荒唐，自有意趣。不过有时轻松过度，少了一份厚重。林语堂的这种风格同他对文字的见解有关。他认为：“世上有两个文字矿：一个是老矿，一个是新矿。老矿在书中，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中去掘取材料，惟有高等的艺术家则会从新矿中取掘取材料。” 林语堂的文风有别于左翼作家所主张之战斗的文风，而是站在高于现实处，以自由主义
论鲁迅与林语堂的幽默观(一) 一 以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阅读和感受而论，它的总体的美学特征，似乎是沉重而悲怆的。这和产生它的社会环境，时代特征有关。只要想一想中国在20世纪走过来的历史道路是多么艰难曲折；只要想一想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是多么英勇悲壮、可歌可泣；只要想一想中国现、当代革命的、进步的文学是怎样作为中国人民全般的解放事业的一翼而在战斗中展开，那么，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严肃的思想面貌和浓重的悲剧色彩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这一总体感受，不能不影响到我对它固有的幽默、谐趣的一面的欣赏。对鲁迅的酷爱和信赖，更使他在30年代对林语堂以提倡幽默掩盖社会矛盾，“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的批评，深深地楔入我的脑识之中，形成了我对幽默的某种疑虑和偏见。我清楚地记得，鲁迅公开申明过：“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他还说过：“‘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针对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以幽默小品为统治者帮闲的恶劣倾向的发展，鲁迅曾在一封信中说：“专读《论语》或《人间世》一两年，而欲不变为废料，亦殊不可得也。” 这些看起来像是抵排幽默的痛乎言之的话，连同产生这些话的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中“炸弹满空，河水漫野”的血泪斑斑的背影，一起在一代文学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撼力。无怪乎当时的新进青年作家吴组缃在接到日本朋友增田涉因编选《中国幽默文学选》而征求意见的信时，觉得很不以为然，作出了偏激而失礼的反应。 过了近半个世纪，我在北大课堂上亲自聆听了吴组缃先生对这件往事的回顾和反思。他坦然承认自己当年一律抹煞幽默是片面的，没有准确理解鲁迅关于幽默的全部看法。他还在文章里公开作自我批评，指出：“其实幽默与讽刺，往往很难区分；我对鲁迅那个警句的理解也不免简单化，随着岁月和阅历的增长，我知道看事不能从概念出发：幽默也有不同的内容，讽刺也有不同的观点，情况变化无定，笼统地看是不对的。” 吴组缃先生的诚挚的反思，也触动了我多年形成的对幽默不那么恭敬的成见。但是，到底鲁迅对幽默的全面的看法是什么呢?对此我却一直无暇探究。而这一次编选《20世纪中国幽默短篇小说精品》，却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探本溯源，在弄清鲁迅的幽默观的发展变化的同时，使自己获得一个关于幽默的明白剀切的见解。——而这对于我的编选工作，可以说是起了一个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和指导作用的。 二 早在1924年5、6月间，林语堂就在《晨报副刊》上撰文《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第一次将英语的hu-mour译成“幽默”并加以提倡。humour一词的含义是令人觉得有趣或可笑且又意味深长的言谈或举动。原来有人译为“酉靺”。林语堂在文章中指出：“素来中国人富于‘诙摹’而于文学上不知道运用他及欣赏他，于是‘正经话’与‘笑话’遂截然不胫而走：正经话太正经，不正经话太无体。”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或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的话，以免生活太枯燥无聊。”在这里，林语堂是把幽默作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或文章中欠缺的一种美学要素来提倡的，这是颇有积极意义的，很快就得到了鲁迅的呼应。《论幽默》一文中有些观点，是被鲁迅接受并予以发挥的。其中主要观点有二： 第一，幽默应与人类的同情心相联系。鹤见佑辅认为：“使幽默不堕于冷嘲，那最大的因子，是在纯真的同情罢……幽默不怕多，只怕同情少。以人生为儿戏，笑着过日子的，是冷嘲。深味着人生的尊贵，不失却深的人类爱的心情，而笑着的，是幽默罢。” 鲁迅对这一见解是肯定的。1933年10月，他指出：“……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