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赵沛霖
《诗经》中的宴饮诗又称为宴飨诗，一般是指那些专写君臣、亲朋欢聚宴享的诗歌。《小雅·鹿鸣》、《伐木》、《鱼丽》、《南有嘉鱼》、《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頍弁》、《鱼藻》、《宾之初筵》、《瓠叶》、以及《大雅·行苇》等均属这一类。在数量上少于《诗经》中的情诗、怨刺诗，与祭祀诗相近，而多于史诗、农事诗、歌战争诗。若从性质上看，它与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完全可以与上述诸诗并列，成为“三百篇”中的十分重要的一类。
宴饮诗的作者多是宴饮的参加者，一无例外地属于西周统治阶级。历代经学家从宴饮诗与上层统治集团密切相关的特点出发，从政治功利的角度去研究它，与政治教化诗视为一体而备加推崇。建国后宴饮诗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是将宴饮诗与贵族生活联系起来而加以过分贬低甚至完全否定。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割断了宴饮诗与社会文化传统的联系，而与政治教化和贵族阶级的本质生硬地牵拉在一起。
我认为，要正确认识宴饮诗与社会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认识它的特殊本质以及它产生的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等问题，那就不仅应当从广阔的文化背景出发，从文化发展的纵向对它加以考察，而且应当把它放到世界的范围内，在与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从横向对它加以考察。
从世界文学的范围看，上古各民族，诸如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等，在他们各自的文学宝库中，都有某些相同种类的诗歌，如史诗、情歌、祭祀诗、农事诗和牧歌等。这些作品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只有具体生活内容和民族形式、语言的差别，在诗歌的性质和体裁特征上则是完全一致的。这些具有世界共通性的诗歌体裁和种类，反映出这些民族在各自的发展中所经历的共同的社会历史进程以及相同社会历史背景下文化上的某些共同的基本属性。上古各民族在彼此隔绝、没有相互交流和借鉴的情况下所创造的这些精神产品，正是人类文化心理趋同性的表现。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各民族所走的具体发展道路和社会生活内容的不同，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别，不同民族的文学又各有其不同的内容和特征。上古时代，不少民族在自己的文学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都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民族或者能够突出反映本民族精神风貌、文化心理特征的文学种类和体裁。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类文学作品往往可以视为一个民族及其文化高度发展在文学上的标志。例如古希腊、印度的史诗和戏剧，古埃及的故事和宗教诗……那么，古代中国呢？能够突出反映先秦（主要是西周）时期中国文化精神特征的文学作品究竟是什么呢？不言而喻，《诗经》中的各类诗歌都程度不同的反映着中国古代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同样，长期以来被我们忽略和贬低的宴饮诗也具有这种性质。与上古时期各民族相比，中国的宴饮诗发展更为充分，因而在以独特的方式反映民族文化精神风貌方面，宴饮诗也就更加值得我们注意。
古希腊的史诗是人所共知的。公元前7世纪以后，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国家逐渐形成。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和心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原来融化于原始群体中的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自我观念和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个性开始产生。“父权家族标志着人类发展的特殊时代，这时个别人的个性开始上升于氏族之上，而在早先却是湮没于氏族之中。”（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具有个性和自我观念的人在现实生活的激发下第一次萌发了抒发其主观情怀的要求，于是，抒情诗产生的主观心理条件开始成熟，并逐步代替了史诗，成为古希腊文学的重要形式。希腊抒情诗的类别主要有颂歌、情歌、哀歌、琴歌、田园诗和讽刺诗等，而没有宴饮诗。古罗马诗歌的类别主要有颂歌、哀歌、情歌、酬友歌、农事诗和哲理诗等，也没有专门以宴饮为描写对象的宴饮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古代希腊、罗马在民主军事制时期（即抒情诗产生的历史时期）都
有“议事会”，并由此而发展为奴隶制时期的贵族元老院。国家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都要通过它而初步决定。这种决策不是在别处，恰恰是在宫廷餐桌上，结合聚餐和宴饮而进行。聚餐、宴饮具有某些政治色彩，这于我国西周时代在食案上朝会、聚同、“定兵谋”，在宴饮中大搞政治交易的情形颇为形似。但这种形似性反映在文学上却大为不同：周代的食案上产生了宴饮诗，而希腊、罗马的餐桌上却不是这样。这难道是偶然吗？再看其他古代国家。古代印度诗歌主要汇集于《吠陀》中，按其内容可分为颂诗、祭祀诗、劳动歌、俗歌、农事诗、祷辞和咒语等。印度的宫廷宴饮也很多，但却没有宴饮诗。古代埃及以宗教诗为诗歌大宗，其中主要包括神话诗、颂诗、祷歌和咒语。这些诗作多收入《亡灵书》。此外，古代埃及还有一些歌谣，其中有情歌、劳动歌、俗歌和宴饮诗。然而埃及的宴饮诗数量很少，主要是针对宗教观念而作，它歌颂现世的欢乐，劝说人们摒弃对于冥世的幻想。它在埃及文学中的地位远不如《诗经》中的宴饮诗。
在鸟瞰古代世界各民族文学之后，似可断言，宴饮作为日常生活之事，在上古各民族中普遍存在着，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例如在史诗中也不乏宴饮场面的描写，但是，专门以它为咏唱对象，并且形成一个重要诗歌类别的现象，却是其他任何民族都不能与中国相比拟的。这说明，正是在当时社会和贵族生活中产生了巨大作用和影响的比较发达的宴饮诗，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重要区别之一。产生于中国古代的这种特有的文学现象，自有其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从广阔的背景上看，也就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的根源；它深深地根植于古代中国的历史土壤中，是古代中华文化的独特产物。这种文化不是什么别的，正是充分表现古代中国贵族精神风貌和道德规范，并被世人誉为古代东方文明集中体现的礼乐文化精神。
所谓礼乐文化是萌芽于原始社会，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至西周而成熟的一种系统性的文化形态，它包括建立在奴隶制等级制基础上的精神文化（包括哲学、政治、法律）和文化价值系统（包括伦理道德、艺术、行为方式）这样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其核心则是礼乐，尤其是礼。礼最初只是氏族社会成员在生产、生活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一些行为习惯和规范。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极端低下和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范围的极端狭隘，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使得原始宗教得以产生并成为主宰人们内心世界的唯一的精神力量，因而宗教祭祀中的种种节仪和习惯对于礼的形成也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说文》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行礼之器。”据王国维解释：“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观堂集林卷六·释礼》）这说明最初事神的节仪和规范是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奴隶制的国家产生以后，奴隶主贵族在统治国家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政治经验。西周初年，处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奴隶主贵族运用这些经验对于来源于原始社会的宗教节仪、行为习惯和规范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制度化、条理化，成为维护奴隶制的重要制度和思想准则。这就是所谓的“周礼”。具体说来，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奴隶制度的等级制和分封世袭制度。二、以奴隶主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奴隶主贵族阶级根据这种制度调节其内部关系，维护内部团结，并根据宗族的亲疏关系进行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三、体现上述两种制度的各种节仪和行为规范，如冠、婚、丧、祭、燕、射、朝、聘等，通过这些节文以明“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史记·礼书》），可以看出，礼的节文范围很广，社会和个人中的一切无不囊括。
乐是礼的辅助手段，与礼配合使用。它使人与人之间的从感情上和谐融洽，异中求同，缓和矛盾。其作用的特点在于潜移默化，在对人性情的陶冶中达到移风易俗，敦厚教化，以利于礼的贯彻执行。
上述冠、婚、丧、祭、燕、射、朝、聘诸礼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各有其重要内容和作用：“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
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汉书·礼乐志》）它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起着“安上治民”、“移风易俗”的作用，其中每一项对于统治阶级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将这些礼仪节文形之于诗，形成专门一类诗歌的，却只有祭祀和燕饮之礼。《诗经》中的祭祀诗和宴饮诗就是这样的诗歌。另外，《诗经》虽也有写婚、丧和朝聘会同之礼的，但数量很少，根本不够形成专门一类诗歌的规模。各种礼仪在诗歌创作中分布不均的情况不是没有原因的，特别是在诗歌创作的自觉意识不明显的上古时代尤其如此。就祭祀、宴饮这两种礼仪来看，祭祀主要用以敬神祗和祖先的亡灵，与礼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而形成专门一类祭祀诗，这比较好理解。至于以宴饮之礼为题而形成专门一类诗歌，并且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性质上都可称为《诗经》中比较突出的一类，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其根本原因即在于社会文化对于文学发展的制约作用。原来。宴饮之所以能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并形成一类专门的诗歌，是因为宴饮与礼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首先，礼的起源与饮食密切密不可分。“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礼记·礼运》）原始氏族成员祭祀神祗和祖先亡灵，必陈饮食供神灵享用。这种陈供开始比较粗糙，后来为了表示虔诚，饮食越来越丰盛，方式越来越讲究，并且规格和仪式渐趋固定，久而久之形成了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则。其次，在举行各种礼时都离不开宴饮。无论是婚冠丧祭，还是朝聘会同，或为了隆重，或为了虔诚，或为了真诚，或为了尽欢，都要举行规模不等的各种宴饮，所谓“礼终而宴”，正是说宴饮是各种礼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论礼仪多么完备，只要不备宴饮，也要落个“为礼而不终”。既然宴与礼具有这样的不解之缘，在频繁的宴饮中也就必然会促进礼的发展和完备。第三，礼乐精神在宴饮中比在其他一般场合更能得到充分的体现。礼的重要内容尊卑规谏长幼之序在宴饮中可以突出反映出来。比如在乡饮酒礼和飨礼中，如何“谋宾”，如何“迎宾”，“献宾”时如何“酬”“酢”、“献”，以及不同身分和地位的人进退容止，都有十分详尽而具体的要求。这样的宴饮，“非专为饮食也，为行礼也。”（凌廷堪《诗经释例·乡饮酒礼》）借宴饮而行礼，正说明对于展示礼乐精神来说，是没有任何其他事物可以取代宴饮的。
宴饮与礼乐之间的特殊关系从本质上决定了宴饮诗的性质及其与礼乐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也决定了宴饮诗比起《诗经》中的婚礼诗、丧礼诗和风俗诗等，更能全面而突出地反映出礼乐文化精神风貌。
作为文学作品，宴饮诗所写的宴饮经过概括和提炼，虽已不同于生活中的原型，但由于这类诗歌常常采用直抒其情、直写其事的方法，所以我们还是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它与礼乐文化精神的某些对应点。
周人重礼又重德，在他们看来二者是一致的：德是内在的要求，礼是外在的约束。礼体现着德，德规定着礼。“周之制度典章，实皆为道德而设。”“周之制度典章，乃道德之器械。”（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一个人守礼即有德，有德必守礼。这种把德与礼相统一，把礼的外在强制性的规范变为人的主动性的内在欲求的机制，充分适应了宗法奴隶制的政治要求。如前所说，周代奴隶制社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按等级制的阶梯构成了一个层层隶属的统治形态，它要求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等级地位上，守其本分，尽其职责，因而需要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对社会每一个成员加以制约，需要十分强调礼中的德的内涵。恰恰是这一点在宴饮诗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一般来说，宴饮诗是按礼的要求写宴饮，但它却更强调和突出德。《小雅·鹿鸣》本为宴群臣嘉宾而作，表现按礼待宾的殷勤厚意。其中特别写道对于德的向往和赞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反映了好礼从善，以德相勉的社会习俗。《小雅·湛露》写夜饮而突出赞美“令德”、“令仪”，即品德涵养、容止风度之美。《大约·行苇》写祭毕宴父兄耆老和竞射，从诗中洋溢着的和乐安祥气
氛，反映出作者对于谦恭诚敬之德的肯定。此外还有更多的宴饮诗如《小雅·伐木》、《鱼丽》、《南有嘉鱼》、《蓼萧》、《彤弓》、以及《瓠叶》等，或写酒肴丰盛，或写款待盛情，其意皆不在酒肴和酬酢本身，而在表现宾主关系和谐和气氛的融洽，其根本着眼点还在于德。可见这些宴饮诗所歌颂的不仅是宴礼的外在的节文形式，更重要的是人的内在道德风范，是好礼从善的能动欲求。“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记·乐记》）一言以蔽之，宴饮诗所突出表现和歌颂的正是这种“人道之正”，即脱离了低层次感性需要的奴隶主贵族的人伦正道和精神之美。由于抓住了这个核心，使礼乐文化精神在诗中得到了新的升华。诗中的人物都是那样温文尔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那样的和谐融洽，一切矛盾转化了，一切对立消失了，人的内心与外部、心理与环境趋于平衡；本来的森严的等级早已沉浸在永恒的宁静与和平之中，从而把东方的人际关系和人的内心世界所特有的“人情味”表现得更加富于诗的魅力。当然，这一切与其说是奴隶主贵族的理想境界，不如说是对于现实的美化。
宴饮诗不但突出了礼乐文化的道德实质，而且活生生地展现了它的外在形式，为我们保留下礼的动态原貌。今天，如果我们将这些诗歌与有关典籍相对照，会发现二者完全一致，这是因为它写宴饮的程序和仪式，严格按照礼的要求和规范，而不是根据个人的意愿妄加改动。如前所说，《大雅·行苇》写祭毕宴父兄耆老和竞射，其二章所写的“洗爵奠斝”，三章所写“序宾以贤”诸程序与《礼记·射仪》、《仪礼·乡射》所记大体一致。区别仅仅在于：“二礼”所记繁杂琐细，诗则画龙点睛。诗歌在它本身形式的制约下不失其忠于生活实际的特点。又《小雅·彤弓》、《瓠叶》各以三章分别写宴饮程序中的献、酬、酢，即乡饮酒礼和飨礼中“献宾之礼”中最重要的部分——“一献之礼”。诗中所写“一献之礼”与《仪礼》、《左传》、《国语》所记宴饮一样，所突出的不是个人行止的随意性，而是各安其位的等级秩序和君臣父子的揖让节文。而这些不过是奴隶主阶级的礼乐体统的具体表现而已。此外，宴饮诗中的很多细节也都完全具有生活根据。《小雅·宾之初筵》有“既立之监，或佐之史”之句，“监”即酒监，专门监督贵族饮酒，以防过量。有关典籍确有这样的记载，可见诗歌出言有据。又《小雅·鹿鸣》“承筐是将”，指筐中酬币。“酬币，飨礼酬宾劝酒之币也。”（《仪礼·聘礼》郑注）即宴饮劝酒时赠给宾客的礼品。每一酬都有币，如行九献之礼，则赠九次礼品。金文《效卣》：“公东宫内乡于王，王锡公贝十朋。”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效卣》所说的酬币即赠钱一百贝。《左传》中有关酬币的记载更多。《诗经》所写与其他记载可相表里。所以有些经学家，如马瑞辰径以《鹿鸣》为“燕礼兼有酬币、侑币之证”（《毛诗传笺通释》），这种证法是可靠的。
最后，从宴饮诗的写作目的来看，与礼乐文化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宴饮诗的写作目的就写作者的主观说来主要有二：一为观盛德，二为戒眈酒。所谓观盛德即饮酒观德，就是通过饮酒揖让酬酢表现出从容守礼的道德风范。这一点宴饮诗本身即表现得十分清楚。《小雅·蓼萧》是一首燕君子之诗，第二章云：“蓼彼萧斯，零露瀼瀼。既见君子，为龙为光。其德不爽，寿考不忘。”《集传》：“龙，宠也。为龙为光，喜其德之词也……”明此诗为“喜其德”、“其德不爽”而作。又《小雅·湛露》是欢燕君子，宾主互赞之诗。《集传》引曾氏说：“前两章言‘厌厌夜饮’，后两章言‘令德’、‘令仪’，虽过三爵，亦可谓不继以淫矣。”可见诗人所赞美和向往的不是权势、福禄，也不是阿谀奉承，而是饮而适量，揖让有节的酒德。又《小雅·鹿鸣》更为明显。孔子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礼记·缁衣》记载了孔子对于此诗的评论：“私惠不归德，君子不自留焉。诗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从孔子对于这两句示的解释不难看出他对于全诗以及诗歌写作目的的认识：君子唯德是与，饮宴中亦念念不忘，而相示以德。
关于戒眈酒，有人认为宴饮诗不但没有戒眈酒的意义，反而是鼓吹纵酒享乐，宣扬贵族腐朽没落生活。这种认识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不但不符合宴饮诗的实际，而且也有违于
西周中期以前的社会状况和饮酒礼节。如前所说，多数宴饮诗所歌颂的不是花天酒地，纵情享乐的生活，而是谦恭揖让、从容守礼的道德风范以及宾主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对于纵酒失德和无节制的狂饮，一般来说，宴饮诗多是根据有关礼仪的规定予以揭露和告诫。《小雅·宾之初筵》对诸公醉后的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作者对于沉醉于享乐而有失体统的现象持有完全否定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作品本身反对眈酒，维护礼仪，即诗中所说“饮酒孔嘉，维其令仪”的写作目的也是十分清楚的。又，从西周统治阶级对于饮酒的态度说明鼓吹纵酒享乐说的无稽。周初统治者曾严禁纵酒，他们认为殷纣之所以有杀身亡国之祸，正是纵酒无度所致，这一点《尚书·酒诰》有明确记载。《酒诰》一说为周公戒康叔之词，希望康叔严厉戒酒，不要重蹈殷之覆辙：“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对纵酒者除前代百工稍有照顾外，其余皆严惩而不宽贷，“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再看西周中期以前的饮酒礼节和习惯。如前所说，“礼之初，始诸饮食。”周人认为酒是上帝的恩赐，最初用于祭祀行礼，为神享用。后来为了表示对于宾客的敬重，才用来待宾。不过最初待宾用酒并不如同现在的饮下，而只是嗅酒气。“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也。诸侯为宾，灌用郁鬯，灌用臭也。”（《礼记·郊特牲》）这是飨礼和祭礼中用郁鬯（一种香酒）敬献宾客，实际只是嗅嗅而已。这种敬献方式或许是效法以酒敬神的结果。后来渐渐改为啐或哜，“饮至齿不入口曰哜”。（《尚书·顾命》郑玄注）这种象征性的饮酒是但行其礼而不取其味，只是节文仪式而已。从《尚书》、《左传》、《国语》等典籍的有关记载可以知道，这种敬宾方式直到成康时代的一些重要典礼场合，如飨礼、乡饮酒礼等仍然保持着。正是这样的特殊的饮酒方式，才有以下的种种说法：“圣者务行礼……爵盈而不饮。”（《左传·昭公五年》）“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礼记·乐记》）否则，这些说法是无法理解的。明确了周初以酒饮宴宾客的方式，就会知道它与周初严禁纵酒并不矛盾。在周人心目中，狂饮纵酒和以酒燕宾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纵酒既为周初统治者所不容，那么歌颂纵酒享乐的诗歌自当亦为统治者所不容；周初以酒宴饮既然只许啐、哜，那么，宴饮诗所写的宴饮自然也是啐、哜，在这种情况下宴饮诗又怎么会像某些论者所断言的那样鼓吹纵酒享乐呢？可以看出，像这样脱离开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和有关的生活习尚，以后代的眼光从字面上去理解作品。不但不能正确认识宴饮诗的思想内容，而且还要歪曲它的写作目的。
总之，产生于周初奴隶主贵族生活中的宴饮诗，与那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向和社会习尚是完全一致的。观盛德和戒眈酒二者一正一反，其目的都在于维护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和道德风范，以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不难看出，对于弘扬礼乐文化来说，宴饮诗比其他诗歌，如婚俗诗、祭祀诗等，会起到更大作用。正是在这里表现出它的鲜明的功利特征。
以上我们从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和中国文学发展的源流上考察了宴饮诗的内容、思想性质及其与社会历史背景、思想习尚的一致性，考察了宴饮诗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事实上，文学与社会政治和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多维的网状联系构成了整个社会文化自身复杂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构成因子，在这个复杂机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文化分类学来看，各种不同性质和形态的文学分别属于一定的思想文化体系，内在地具有这种思想文化的本质特征。这种属系关系，主要是通过文学对于文化精神从整体规模和实质上的扬弃和吸收，即文学对于文化精神的认同而得以完成。在上古时代，由于思想文化的性质比较单纯，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比较直接，特别是由于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重视人伦实践和政治功利作用的特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较强的扩散性和渗透性，从而使得这种文化精神的认同现象表现得也就比较明显。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与思想文化二者是双向互需的。就文学方面说，从一定的意义上看，它自身不是独立的：文学需要一定的思想文化作为自己的背景依托和思想内涵，一旦找到了这种相应性质的思想文化，文学就会有批判和选择地将它源源不断地注入自己的躯体，在文化精神认同得以实现的同时，其自身也正式形
成并逐渐走向成熟。文学的思想特征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这种认同而被决定并表现出来。就思想文化方面来说，它则通过这种认同来不断地充实和发展自己，并以文学作为据点来极力扩大自己的辐射范围和影响。一定的文学和思想文化之间就这样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和联系状态之中而彼此相辅相成。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几乎每一种性质的思想文化都有其相应的文学。当然各种思想文化绝非截然分开，相互绝缘，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彼此融合。文化思想的这种复杂关系决定了文学对于文化思想的认同也不可能单一化：在对一种文化思想认同的同时，必然还会批判地吸取其他的思想文化，从而构成文学与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的多种联系。但是，从决定文学的基本性质和面貌来看，当然还是以某一种思想文化为主。因此，我们不妨说，在《诗经》的各类诗歌中，如果说祭祀诗属于宗教思想文化体系，是对于宗教文化的认同；婚俗诗属于民俗思想文化体系，是对于民俗文化的认同；神话诗和史诗属于历史思想文化体系，是对于历史文化的认同；怨刺诗属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体系，是对于政治文化的认同；那么，宴饮诗则属于礼乐思想文化体系，是对于礼乐文化的认同。从前边的论述可以知道，礼乐文化从内在（宗法等级观念、伦理、道德）和外在（礼仪、节文）这两个方面充实着宴饮诗的内容，不但从根本上决定了宴饮诗的思想性质和特征，而且也决定了它的社会价值和作用。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文学自身形式的制约下，即保持文学本身特点的前提下完成的。可见，宴饮诗作为文学对于礼乐文化精神群体自觉的批判扬弃的结果，正是熔铸于礼乐文化精神的之中的日出生活（宴饮）的诗化，或者说是富于诗意的日出生活（宴饮）的礼乐化。在先秦时代众多类别的诗歌中，宴饮诗以其与礼乐文化精神的特殊关系而使自己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诗歌——一种展示东方古代文明的特殊诗歌。
《诗经》的文化底蕴 摘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笔者不仅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中心词：远古文化农业生产宗族伦理以人为本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眷恋故土的思乡之情，它更培养了周民族安分守已，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所以看到，除《商颂》外，一部《诗经》，尽管也有歌颂周人建国立功之祖的史诗，尽管周代社会几百年从未间断过对于周边民族的战争，但这里竟没有一首诗歌颂了周民族对于域外的征服，也没有一首诗传述过独特的异域风物、描写过奇异的海外风光、赞美过他们的探奇猎险、宣传过域外扩张精神。在周人的文化心理里，不要说像古希腊人那样离家远征特洛伊十年，即使是周公东征仅仅三年，诗人已经发出“我徂东山，滔滔不归”的感叹；即便是抵御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离乡光景，似乎也难以让他们忍受。“采微采微，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周人看来，如果至岁暮还不见还家已经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诗火之怨，早已经充盈于字里行间，“我心悲伤，莫
内容提要 (1)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2) 绪论 (2)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2)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5)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8) 总结 (11) 注释： (12) 参考文献 (13) 内容提要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笔者不仅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远古文化农业生产宗族伦理宗国精神以人为本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绪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们须知，贯穿于《奥德修记》这部希腊史诗的中心主题却不是思乡情感的抒发，诗人在这时只不过以俄底修斯回乡为故事发展的线索，来叙述这位英雄的冒险经历，歌颂希腊人对自然的斗争和对海外探寻的英雄主义精神。产生这两部书的时代背景是从古代和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奴隶社会制度，“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 ②希腊人通过这两部史诗来对海外征服的英雄主义精神来表示了最为崇高的赞美。 可是，以农业生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周代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古希腊社会的对外扩张冒险精神。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
《诗经》中的燕飨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摘要：《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一部主要反映周代礼教文化制度和社会政治生活的著作。《诗经》中的宴飨诗主要收录在《小雅》中,它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直接产物,也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宴飨诗的产生、写作目的以及其内容与外在形式等方面来探讨其与周代礼乐文化精神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诗经宴飨诗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1］，共有305篇，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词［2］。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3］。《诗经》中的作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可以说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气等等，在其中都有形象的表现。具体来说，包括婚恋诗、农事诗、燕飨诗、战争徭役诗、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等。其中的宴飨诗鲜明的体现出先秦时期的礼乐文化精神。 周代社会以小农生产为生产方式的农业宗法社会，家族血缘关系至关重要。为适应这种农业宗法等级社会的政治需要，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礼制。周代的礼制极为宽泛，既包括个人伦理道德修养，行为方式的准则规范，又包括国家政治的典章制度。据《周礼》记载，当时把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大类，统称为五礼。燕飨诗是直接反映嘉礼中飨礼、宴礼等礼仪活动的诗。 “燕”本为“宴”之假借，现仍沿用“燕”，是为了显现其反映燕礼的特定意义。根据燕飨诗反映的不同礼仪内容，又可分为飨礼诗、燕礼诗、乡饮酒礼诗等。产生于西周初期的燕飨诗，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其中《鹿鸣》、《伐木》、《鱼丽》、《南有嘉鱼》、《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弁》、《鱼藻》、《宾之初筵》、《瓠叶》,以及《大雅?行苇》等均属这一类。《伐木》篇记载，周文王曾身体力行地推行过德礼理性精神贯注于其中的宴饮乐舞。周文王把宴饮乐舞没有看成是自己追求享乐刺激的工具，而是看成是调节人际关系，使长幼尊卑各得其所、互敬互爱的手段。他从宴饮乐舞中获得的是“德”的愉悦，而不是个体情欲的享乐刺激，他要求宴饮乐舞显示出上下尊卑的礼，而不是男女杂糅、长幼不分的欲。在周公执政期间，也注意在宴饮之乐贯注德礼的理性精神。周公设宴款待亲戚，即席作了歌乐，为宴饮助兴。他要通过宴饮乐舞，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谐，突出德礼的理性精神，《周礼》规定，宴饮必须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并严格的遵循等级规定，“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飨宴之礼亲四方之宾客”。宴饮乐舞也必须体现出中和的仁德之情，严格的遵循利益规定：天子享诸侯，奏《肆夏》乐舞，两诸侯聚会，奏《文王》乐舞，君王宴请群臣，奏《鹿鸣》乐舞;诸侯犒劳使臣，奏《四牡》等乐舞；至于一般人宴饮，则歌舞《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等。 这类诗歌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更多的反映了上层社会欢乐、和谐。如《鹿鸣》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用于贵族宴客之间。周代社会以小农生产为生产方式的农业宗法社会，宗族间的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周之国君、诸侯、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朝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利用这种宗法关系来加强统治。宴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有政治目的。在这些宴饮中，发挥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燕飨诗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而对不能循礼自制、纵酒失德的宴饮，则是否定的。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不仅祭祀、宴飨等诗中直接反映了周代礼乐之盛，而且在其他诗作中，也洋溢着礼乐文化的精神。 赵沛霖在《诗经研究反思》：“实际上，宴饮诗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既有粉饰太平、肯定享乐的一面，又有好礼从善、向往良好风范的一面，这后一面体现礼乐文化精神，体现
智慧树《诗经爱情诗十二讲》答案 第一章： 1.《诗》收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年的诗歌作品。 五百 2.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中二代是指（）。 夏、商 3.下列《诗经》分类中最有文学价值的精华部分是（）。 《风》 4.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个学派，其中有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读到的《诗经》，就是（）一派的传本。 毛诗 5.《诗经》原名《诗》《诗三百》，《诗经》之称是从（）开始的。 西汉 6.《吕氏春秋·音初篇》：“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为（）音。 南 7.《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大铃）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其中“行人”是指（）。 采诗官 8.著有《诗经的性欲观》，提出“《诗经》是一部淫诗”的现代学者是（）。 闻一多 9.“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会（令）合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是指（）。 农历二月 第二章： 1.最早的情人节之辞《郑风·溱洧》中溱、洧两条河流在今天的（）省。
河南 2.“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出自《诗经》哪一首（）。 《郑风?溱洧》 3.“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在《诗经》下列那两首中出现（）。 《郑风·子衿》《王风?采葛》 4.《郑风·溱洧》：“女曰：‘观乎？’士曰：‘既且’。”“观”一般解释为（）比较妥当。 看 5.方玉润《诗经原始》所说：“每值风日融和，良辰美景，竞相出游；以至蘭勺互赠，播为美谈，男女戏虐，恬不知羞。……开后世冶游艳诗之祖。”是评价下列哪一首诗（） 《郑风?溱洧》 6.“尾(yi)生与女子期于梁（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这一典故后概括为“尾生之信”“抱柱之信”“蓝桥之约”。最初出自（） 《庄子》 7.《诗经·周南》开端六首《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都与男女爱情婚姻有关，其中祝贺新郎的诗是（） 《樛木》 8.贯穿《周南·关雎》一诗的纲领性诗句是（）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9.“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窈窕“一词本义是指（） 深闺 10.《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瑤……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其中质地最次的一种玉石是（） 琼玖 11.与古希腊爱情诗人萨福《新娘》“像一枝可爱的红苹果还在枝头，还在顶梢，被采摘的人遗忘了，不是遗忘了，是够不到。”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诗经·国风》中的诗歌是（）《召南?摽有梅》 12.关于《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孔子家语》评论说“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有别。”“雌雄有别”的实质是指（） 男女隔离制度
诗经的文化意蕴及现代意义 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录了西周前期至春秋中叶的305篇诗作，因所配乐曲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这些诗题材相当广泛，从重大的历史事件到民间的日常生活，都有所涉及，对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同时，《诗经》古朴自然的风格、生动优美的语言，以及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方法，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同时，它以其丰富的文化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 作为中国文化经典之一的《诗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渊薮，是古代政治伦理的教科书和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诗歌艺术的典范。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中，《诗经》中的爱国情感、友爱亲情、忧患意识、审美意识、人文精神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 《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 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从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到《雅》、《颂》的抒情诗中沉潜着的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 这不仅仅表现着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同时体现在《诗经》大部分作品中的乃是我们古老祖先们对故土的眷恋。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适的田园生活，沉醉于湿馨的乡土之梦。 周人歌颂他们祖先后稷，是因为后稷教会了他们如何稼穑；歌颂他们的创业之祖公刘，是因为公刘带领他们躲开了戎狄的侵扰，选择了豳这块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周人歌颂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同样是因为他们再次躲开了戎狄的攻侵，定居于土地朊朊肥美、“堇荼如饴”的周原，并且领导他们驱除了外患；周人歌颂武王，是因为武王革除了残暴的君主纣王之命。 周人对他们祖先英雄的歌颂，原因就在于这些祖先英雄们为他们创造了和平安稳的农业生活环境，而决不是这些英雄们在对外扩张中掠夺了多少财富和奴隶。《诗经》中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在周族史诗和祭祀诗这种特别典雅庄重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表现。 《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 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 农业劳动对象在大自然中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了“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直觉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乐志畅神、自适自足、重在表现自身价值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中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 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
浅析《诗经-关雎》文化内涵的当代意义
浅析《诗经-关雎》文化内涵的当代意义《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从春秋乃至更古老的时代流传至今，是中华文化中分量最重的瑰宝之一，古来文人从启蒙开始便都要接触研习《诗经》，从而在文人心中有着重大意义。而《关雎》则是这部诗歌总集的第一篇，可以说绝不是随意而为之的。作为《诗经》的首篇诗歌，历代学者对此诗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认为此诗歌颂“后妃之德”。汉代毛亨《毛诗诂训传》认为诗中“君子”指代周文王，“淑女”借喻太姒，中心是褒扬“后妃之德”。《毛诗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也说：“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风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于其妻，故用此为风教之始。”（2）认为此诗就是一首单纯的男女恋歌。“是一个青年热恋采集荇菜女子的诗。”（程俊英《诗经译注》）。“一曲单纯的爱情颂歌，以最为朴素明净的民歌语言，最为热烈真挚的相思情怀讲述着中国上古时代的爱情传说。”（3）《关雎》是一首婚歌。如清代学者方玉润在论《桃夭》说：“盖此（指《桃夭》）亦咏新婚诗，与《关雎》同为房中乐，如后世催妆坐筵等词。特《关雎》从男求女一面说，此从女归男一面说，互相掩映，同为美俗。”（《诗经原始》） 虽然各个时代的不同学者们各持己见，但《关雎》之中丰富的文化内蕴是受到代代文人学者所公认的。不论解读如何，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都值得每一个时代的人们细细品读。即使是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对于当代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
接下来，我就试着就《关雎》的几点文化内涵，浅谈一下对当代社会的意义。 一、发乎于情，止乎于理。 有记载的最早对《关雎》一诗进行阐述的是孔子，他写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意思是这首诗抒发快乐的感情，但没有过分，抒发哀怨的感情，但不致损伤。《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这便是我国能找到的最早的爱情故事了，相比于当今社会各种充斥在市面上的爱情小说、影视里所描写的故事，似乎平平无奇。但是《关雎》流传至今还依旧受到文人们的喜爱，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有着《诗经》第一篇的虚名，而是因为他表达出来的那种真挚美好的感情。人与动物的区别便在于丰富的感情，而爱便是感情中最为炽热的一种。试问谁不曾在自己年轻时憧憬过，歌颂过爱情。但是《关雎》在描绘男女之间的感情时，并没有像现代爱情故事那样把爱描写的那么看似浓烈丰富实则赤裸和肤浅。男子对女子爱的表达是真诚坦然的，对爱的追求也无不动人，对爱的期待是那么可爱而真实。但正如孔子所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男子对爱情对女子的追求并没有对任何人造成困扰，并没有做出任何过分之事。无论是苦恼也好，喜悦也罢，都是在一个很适当的范围内，没有越轨。这对于当下追求或者想追求爱情的年轻人们是一种很好的启示。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用来生活而不是时时刻刻为了生存为了果腹而挣扎。古语有云：饱暖思淫欲。丰富的精神生活建立在充裕的物质条件上。现代人们有着充裕的时间，自然而然会出现许许多多的精神产物。这也是文学、艺术发展的黄金时间。爱情作为人类最伟大的精神产物，自然而然的被人们拿出
试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摘要】中国文化的魅力，不仅因为它的古老，更因为它顽强的生命力、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中国文化经历过高潮、低潮的起伏，并且屡次面临挑战，但是，它却一次次表现出强大的再生能力，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中绝的古老文化，在当今时代仍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 【关键词】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功能 美国人类文化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文化是人格的无限扩展。”文化之独特个性、文化体系之特殊价值素质，构成了通常意义上的“文化精神”。它隐含在人的心灵里，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发挥着作用，其所具有的心灵姿式和生命律动，只能以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将自己的影像投射到具体的物质形式上。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天人合一精神。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不同态度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中国文化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中国哲人把人看作是最为天下贵者，但又主张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虽然也把人与自然看作对立的两方面，但总的倾向是不主张将两者割裂，而习惯于融会贯通地加以把握，寻求一种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视天道与人道这二者为一体）精神。它不但充分阐明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体与客体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的认识，还表达了他们对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体的客观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考。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就是自然界与人的统一，即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去过度改造自然，同时人对于自然又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为我所用。在当今时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一直以来被公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也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一种反对神（包括神的世界、神的权威、神的力量等等）而提倡属于人的东西的思潮。提倡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中国文化宣扬的道德的人本主义，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蕴涵着完善自我的能力。这种思想与近代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理论不谋而合，都充分肯定了人进取向善的天性。人本主义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在儒家看来，自我的完善并不具有排他性质，相反，根据人道的原则，个体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意愿。即人是社会性的，人的自我实现离不开对他人的尊重与帮助。人本思想的确立，有助于人们合理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人的主体意识，并使人们能更有力地抵制外来宗教神学的入侵。 刚健有为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就是刚健有为的思想，它指导着人们合理地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的代表《尚书》和《诗经》中。自古以来，中国的哲人都极力提倡有为、勇于进取，重视“刚”的品德，强调人有要坚定性、责任感和奋斗精神。坚持独立人格的思想是刚健自强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孟子“舍生而取义”的豪言表现了他坚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这种不畏强暴、不受诱惑、顶天立地的独立的人格精神，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贵和尚中精神。“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作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贵和尚中，就是追求所谓的“和合精神”，即在冲突中追求融合，吸收各种优质成分，“和合”成为新结构、新事物、新生命、新思维，“和合”成宇宙万象。“和合精神”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宋明时期，比如宋明“理学
诗经爱情诗十二讲教程 考试 文件编码（GHTU-UITID-GGBKT-POIU-WUUI-8968）
名称诗经爱情诗十二讲 对应章节 成绩类型分数制 截止时间2016-04-24 23:59 题目数50 迟交处理允许迟交 总分数100 说明: 评语: 80 第1部分 总题数:50 1 【单选题】(2分) “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出自列《诗经》哪一首诗歌（） A. 《魏风· 园有桃》 B. 《陈风防有鹊巢》 C. 《郑风丰》
D. 《王风黍离》 正确答案是:A 查看答案解析 2 【单选题】(2分)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其中的“帨”在下列哪一首诗经诗歌又提及到（） A. 《豳风· 东山》：“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 B. 《郑风溱洧》：“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C. 《陈风东门之杨》：“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D. 《郑风子衿》“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正确答案是:A 查看答案解析 3 【单选题】(2分) 《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中的“摽”“梅”解释妥当的是（）
A. 飘落、梅花 B. 打落梅子 C. 飘落梅子 D. 打落梅花 正确答案是:B 查看答案解析 4 【单选题】(2分) 下列关于《诗经》爱情婚姻诗篇的描述不妥当的项是（） A. 《郑风· 出其东门》最早描写男子汉的贞情 B. 《小雅隰桑》见到丈夫后她特别快活 C. 《郑风绿衣》把爱缝制在丈夫黑衣里 D. 《郑风女曰鸡鸣》鸡鸣时分夫妻叙温馨 正确答案是:C
《诗经》中的儒家思想 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男子钟情美好女子的情怀，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中远征战士那份战火中思乡的苦楚与归家时的近乡情怯，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心爱之人可望不可即那份无望的相思，到“无父何怙，无母何恃？”中那份子女对父母的依赖眷恋......《诗经》是中国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虽后经证实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只是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但孔子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诗经》中所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而意义深刻的。 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1，王官采诗说；2，公卿献诗说；3，孔子删诗说。《诗经》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共305篇，又称《诗三百》。它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时期，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跨越了大约500年。人们把《诗经》的内容编排和表现手法称为：风雅颂，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国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
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它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风的意义就是声调。《雅》是“王畿”之乐，“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大雅多为宴饮所作，小雅多为个人抒怀。固然多半是贵族的作品，但其实周代贵族也是参与劳作的，所以小雅中也有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这是其音乐的特点。风，雅，颂各具其特点，其中以国风最能体现丰富的文化积淀。 礼乐文化作为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对于确立周人统治的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礼乐仪式中一种以话语形式存在的构成因素，诗歌所具有的重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诗在西周初年周公就渐渐获得某种权威性，甚至神圣性，在春秋之时诗的这种权威性和
诗经 --九首动人的爱情诗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游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上邪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郑风·有女同车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 将翱将翔，佩玉琼琚。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 将翱将翔，佩玉将将。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木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 之子於归，言秣其马。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 之子於归，言秣其驹。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摡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古 首先对题目解释一下，古风指夏楚古风俗，古石指汉江穿心石，古节日指襄阳穿天节，古诗歌指《诗经·汉广》，他们都与中华石文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夏楚是两个古老的民族，楚族又算是夏族的一个分支，这两个古老的民族都先后在汉水流域的土地上生存繁衍，其古风俗至今仍活跃在华夏荆楚。夏民族认为，石头是神性的物质，有崇石的习俗，据《书经·夏书·禹贡》载：“厥贡，……铅松怪石”。说明夏禹本人也十分尊崇石头，并把“怪石”同金属、木材一起列为必须的贡品了。因而产生了夏禹是从石头里生出来的神话传说。又传说夏禹的母亲吞薏苡（一年生草，叶狭长，有平行脉，花生于叶腋，果实椭圆，其仁白色，可杂米中作粥饭及磨面，并入药。）而生夏禹。这种传说就使居住在汉水边的古襄阳的人们形成了一种风俗，就是春天里人们在汉江边寻找有孔窍的石子，用丝线穿起来，戴在妇女的头上，祈求生子、吉祥。大人们喜爱小孩子，希望长大以后有所作为，也有用薏苡草作丝、汉江穿心石作珠，戴在小孩腕上的，意在消灾避邪，健康成长。这就演变成了后来的珍珠项链、玉坠和手镯。这种习俗，传下来就产生了郑交甫在万山（汉水南岸，古襄阳人最早居住地）遇汉水女神（江妃二女）赠佩珠定情的神话传说，也就有了以此为背景的古诗歌《汉广》和到现在仍然流行的男女结婚时互赠戒指和项链的风俗。 汉江穿心石在宋代杜馆所著《云林石谱》和明代林有麟所著《素园石谱》等典籍中都有描述。《云林石谱》：“襄州江水中多出穿心石，色青黑而小，中又小窍。土人每因春时向水中摸之，以卜子息，……”明代袁中朗和黄亚夫分别诗咏穿心石。袁中朗咏： 溪上望穿石，欹悬如瓮子。 石底望溪山，山山如镜里。 平平翠叠中，一峰夭矫起。 淡与奇相值，幽艳忽无比。 鬼斧凿天真，刻意出新诡。 一处勾玲珑，千崖璨花蕊。 虚空不受云，飞仙无停趾。 唯有地籁风，终古来游止…… 黄亚夫咏： 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禄辟邪眠莓台。 钩廉坐对心语口，曾见汉家池馆来。
浅谈《诗经》的现实精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有305篇，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诗经》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很多诗歌都体现了现实精神。有研究者认为《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这里我就浅谈一下《诗经》的现实精神。 诗经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所写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开了当时政治状况，社会风俗，人民生活的形象画卷。诗经的现实精神可谓处处皆有，在国风和二雅中表现的尤其突出。 《诗经》富有现实主义精神，首推《国风》中的两周民歌，其次是《小雅》、《大雅》中的文人讽喻诗。它们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和批判现实；在艺术上的主要特征是文风朴素，语言简洁，比兴巧妙，人物形象真实、自然而生动，生活画面亲切感人等。《诗经》在内容和艺术上的主要特征，也就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主要特征，继《诗经》之后，两汉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诗歌，唐、宋、元、明、清文学，都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作品。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千载辗转，脍灸人口之风情歌语仍散发出一股幽情馥郁的芳香。千古绝唱《诗经》首篇《关睢》章就渗透着人性最本真的渴望，以睢鸠和鸣比兴，引出一位温文尔雅的姑娘正是青年梦寐以求的佳偶。尔后，诗人反复以荇菜为喻，弹奏出一首君子朝思暮恋淑女的浪漫痴情曲。全诗以一种唯美的艺术情调渗透于朴实的现实主义诗风，这也是《诗经》的总体风格。《芣苢·周南》以重章叠句，反复吟唱写出了妇女采摘芣苢的情状，反映她们在劳动中的欢愉之情。两首周南民歌都以最本真朴实的手笔再现了两种不同场景，反映了不同的现实，然而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所包含的现实精神。 所谓现实精神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所写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精神，而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式再现生活，并通过对生活真实的、具体的、形象的描写，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诗经》中还有很多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如反映古老农事生活的诗篇——《豳风·七月》。全诗长而有序、层次井然。作品按季节时月的变化来安排篇章结构，鲜明地表现了周人由农业生产实践而产生的面对现实的创作态度。 《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这不仅表现在农事诗的描写。面向现实的生活态度使周人把诗的创作看成是对自己生活现实的再现反映。是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社会生活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力，使诗人能够把握社会生活的各种素材，对各种生活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提示和描写。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和表现的对象。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的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的不懈追求。
《诗经》中的服饰文化 摘要：我国服文化的发展历史悠久，要了解我国服饰文化的发展进程，对夏商周时期的服装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而《诗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平台。从《诗经》中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我国中原地区的服装已经有了很高的水平。本文通过服装原料、服装种类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几方面对西周、春秋时期的服饰文化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服装；春秋；诗经 一、服装原料 古代的服装可利用的原材料有限，人们多数利用的是自然生长的植物或动物皮毛，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从只知道单纯的利用野生动植物到学会自己种植、养殖，大大增S加了服装原料的数量。 （一）葛的应用 在《诗经》中“葛”出现次数频繁，有四篇以此为题。这说明葛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它是当时劳动人民的主要衣料来源之一。如，《诗经．王风．采葛》说：“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就证明了葛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诗经．国风．葛覃》）。这说明了葛生长的状态和地点，它是一种蔓生植物，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葛用煮法可抽出纤维用作织布原料。“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綌”（《诗经．国风．葛覃》），这说明当时葛衣也分几种，有“絺、綌”只分，絺为细葛布，綌为粗葛布。另外，还有比絺还细的葛布，称为绉。“蒙彼绉絺，是紲袢也。”（《诗经．鄘风．君子偕老》）这句诗就说明了绉的存在。 （二）麻的应用 除葛以外，苎麻也是当时可利用的重要的服装原料。《诗经．陈风．东门之池》中有“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东门之池，可以沤纻……”这是说古人利用“沤”的办法使麻纤维脱胶用以织布。在《诗经》中“麻”字出现多次，如“丘中有麻”（《诗经．王风．丘中有麻》）。“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诗经．陈风．东门之枌》）等等。说明在西周时期，我国麻的种植已经相当的普遍了，当时的劳动人民用它来做衣服、鞋子。 （三）蚕丝的应用 就在葛布和麻布盛行之时，另一种更珍贵、更美丽的衣料出现了。这就是我国一直应用至今的独特的布料——丝绸。从《诗经》中可以看出，此时，我国劳动人民已懂得自己栽培桑树，饲养家蚕。当然这也是经过了一个由利用野生蚕丝到自觉的家养蚕丝的发展过程。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半个丝茧，经鉴定为野生蚕茧，而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所发现的丝和丝织品，经鉴定原料是家蚕丝［1］。这表明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懂得利用野生蚕丝，并在这一时期，已开始进行家蚕的饲养。到了春秋时期，我国的蚕桑养殖已
《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赵沛霖 《诗经》中的宴饮诗又称为宴飨诗，一般是指那些专写君臣、亲朋欢聚宴享的诗歌。《小雅·鹿鸣》、《伐木》、《鱼丽》、《南有嘉鱼》、《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頍弁》、《鱼藻》、《宾之初筵》、《瓠叶》、以及《大雅·行苇》等均属这一类。在数量上少于《诗经》中的情诗、怨刺诗，与祭祀诗相近，而多于史诗、农事诗、歌战争诗。若从性质上看，它与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完全可以与上述诸诗并列，成为“三百篇”中的十分重要的一类。 宴饮诗的作者多是宴饮的参加者，一无例外地属于西周统治阶级。历代经学家从宴饮诗与上层统治集团密切相关的特点出发，从政治功利的角度去研究它，与政治教化诗视为一体而备加推崇。建国后宴饮诗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是将宴饮诗与贵族生活联系起来而加以过分贬低甚至完全否定。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割断了宴饮诗与社会文化传统的联系，而与政治教化和贵族阶级的本质生硬地牵拉在一起。 我认为，要正确认识宴饮诗与社会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认识它的特殊本质以及它产生的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等问题，那就不仅应当从广阔的文化背景出发，从文化发展的纵向对它加以考察，而且应当把它放到世界的范围内，在与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从横向对它加以考察。 从世界文学的范围看，上古各民族，诸如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等，在他们各自的文学宝库中，都有某些相同种类的诗歌，如史诗、情歌、祭祀诗、农事诗和牧歌等。这些作品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只有具体生活内容和民族形式、语言的差别，在诗歌的性质和体裁特征上则是完全一致的。这些具有世界共通性的诗歌体裁和种类，反映出这些民族在各自的发展中所经历的共同的社会历史进程以及相同社会历史背景下文化上的某些共同的基本属性。上古各民族在彼此隔绝、没有相互交流和借鉴的情况下所创造的这些精神产品，正是人类文化心理趋同性的表现。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各民族所走的具体发展道路和社会生活内容的不同，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别，不同民族的文学又各有其不同的内容和特征。上古时代，不少民族在自己的文学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都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民族或者能够突出反映本民族精神风貌、文化心理特征的文学种类和体裁。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类文学作品往往可以视为一个民族及其文化高度发展在文学上的标志。例如古希腊、印度的史诗和戏剧，古埃及的故事和宗教诗……那么，古代中国呢？能够突出反映先秦（主要是西周）时期中国文化精神特征的文学作品究竟是什么呢？不言而喻，《诗经》中的各类诗歌都程度不同的反映着中国古代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同样，长期以来被我们忽略和贬低的宴饮诗也具有这种性质。与上古时期各民族相比，中国的宴饮诗发展更为充分，因而在以独特的方式反映民族文化精神风貌方面，宴饮诗也就更加值得我们注意。 古希腊的史诗是人所共知的。公元前7世纪以后，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国家逐渐形成。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和心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原来融化于原始群体中的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自我观念和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个性开始产生。“父权家族标志着人类发展的特殊时代，这时个别人的个性开始上升于氏族之上，而在早先却是湮没于氏族之中。”（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具有个性和自我观念的人在现实生活的激发下第一次萌发了抒发其主观情怀的要求，于是，抒情诗产生的主观心理条件开始成熟，并逐步代替了史诗，成为古希腊文学的重要形式。希腊抒情诗的类别主要有颂歌、情歌、哀歌、琴歌、田园诗和讽刺诗等，而没有宴饮诗。古罗马诗歌的类别主要有颂歌、哀歌、情歌、酬友歌、农事诗和哲理诗等，也没有专门以宴饮为描写对象的宴饮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古代希腊、罗马在民主军事制时期（即抒情诗产生的历史时期）都
?名称诗经爱情诗十二讲 ?对应章节 ?成绩类型分数制 ?截止时间 2016-04-24 23:59 ?题目数50 ?迟交处理允许迟交 ?总分数 100 ?说明: ?评语: 80 ?第1部分 ?总题数:50 ? 1 【单选题】(2分) “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出自列《诗经》哪一首诗歌（） A. 《魏风·园有桃》 B. 《陈风?防有鹊巢》 C. 《郑风?丰》 D. 《王风?黍离》 正确答案是:A 查看答案解析 2 【单选题】(2分)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其中的“帨”在下列哪一首诗经诗歌又提及到（） A. 《豳风·东山》：“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 B. 《郑风?溱洧》：“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C. 《陈风?东门之杨》：“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D. 《郑风?子衿》“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正确答案是:A 查看答案解析 3 【单选题】(2分) 《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中的“摽”“梅”解释妥当的是（） A. 飘落、梅花 B. 打落梅子 C. 飘落梅子 D. 打落梅花 正确答案是:B 查看答案解析 4 【单选题】(2分) 下列关于《诗经》爱情婚姻诗篇的描述不妥当的项是（）
A. 《郑风·出其东门》最早描写男子汉的贞情 B. 《小雅?隰桑》见到丈夫后她特别快活 C. 《郑风?绿衣》把爱缝制在丈夫黑衣里 D. 《郑风?女曰鸡鸣》鸡鸣时分夫妻叙温馨 正确答案是:C 查看答案解析 5 【单选题】(2分)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中的“蚩蚩”妥当的解释（） A. 敦厚 B. 无知 C. 嘻嘻 D. 痴痴 正确答案是:C 查看答案解析 6 【单选题】(2分) 《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历来被称为描摹美人之绝唱，这位美人是指（） A. 宣姜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