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传统文化诠释核心价值观
(2014-12-29 10:31:05)
现在中央领导特别强调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讲、培育、研讨和践行。今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也讲到了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我个人的一点体会是，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是为了优化世道人心。
什么叫世道人心？古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孔子讲过：“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话不复杂，但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有心怦怦然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孔子说这话是在两千五百年前，但我觉得和现在也差不多！我们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生产力的发展、国家面貌的变化是毋庸置疑的，但世道人心的问题也多得不得了，什么苏丹红、三聚氰胺、食物掺假等各种欺骗、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整天见诸报端。所以，世道人心从孔子那时候就忧，一直忧到现在。
1940年，我上小学那时候，老师就在黑板上写“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现在仍然有这种现象。针对此，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是什么呢？是道德理想主义。孔子的逻辑很简单，人心好了，大家都是好人，都是仁爱之人，都是孝义之人，都是尊敬别人的人，都是推己及人之人，这个社会就坏不了；从君王到大臣，从上到下，个个都讲道德，都不好意思做坏事，都愿意当好人，那这个国家还能出什么大的问题呢？所以从政治上讲，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以德治国。这个德的参照是“天地”，它有一种不可争议性、不可讨论性，因为天是有德的，地是有德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所以你要有道德品性，你要讲道德，这是老天已经做出的榜样。孔子的道德理想主义就是大家都讲道德，使社会变得理想，使政治变得理想，使坏人坏事日渐减少，道德教育高于一切。孔子的道德理想主义从不同的角度还说了很多。
孔子的这种想法，我们可以说带几分天真，但是他的这种想法有一种理想性，还有一种亲和性，老百姓爱听。这是它的优点，它的缺点是事实却没有想的那么好，大家都有道德、都跟圣人一样不容易做到。但毕竟有这么一个愿望，而且孔子有一种使命感，他在匡地遇到危难时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被匡人围困时，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我对孔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体会就是——尚文。
再进一步，中国传统文化对政治的理想还表现为无为而治。我们都知道老子讲“无为而治”，孔子也讲“无为而治”。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意思是只要你恭恭敬敬、正正派派、端端正正，自然大家都听你的。这样一种政治理想，大家不要觉得不可思议，人都有一种高的理想。这种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我想来想去，是最好的政治、最理想的政治，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亡，政党消亡，国家消亡……这是一个遥相呼应的政治理想，就是说到了最高境界，这个国家能够做到某种意义上的无为而治。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到了共产主义不需要官员，有几个统计员就行了，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果说这些说得太远了、太早了，那起码我们现在讲的简政放权，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相通的。
当然，更高的理想是——世界大同。当我们从世道人心，从道德理想主义，一直推展到无为而治、简政放权、世界大同，我们就知道，中国的文化有一套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中国梦，我们今天有今天的中国梦，孔子时期有孔子的中国梦。
传统文化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资源
我们今天谈核心价值观，下的力气非常大，但还没有达到所预期的效果。不是一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能做到的。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需要更雄厚、更丰富、更充实的对价值观念的认知。
价值观念在什么地方？不是在文件中，而是在人心中。价值观念决定于人心，我们内心有多少东西和价值观念能够对接、一致，能够使价值观念成为我们内心的需要，而这种内心的东西，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关系特别大。正是传统文化几千年来的培育，养成了人们许许多多的是非观念，养成了人们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选择的本能。
孔子的逻辑很简单，他认为人的心性之中就有美好的东西。什么最美好？他认为孝悌最美好。孔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按孔子的逻辑，如果在家里能做到这一步，出来以后，“孝”提高一点就是“忠”，“弟”提高一点就是“恕”，有了“忠”和“恕”，别的就都好办了。孔子讲过：“朝闻道，夕死可也”，就是说道高于一切。他的弟子曾参解释，老师所谓的“道”就是忠恕而已，有忠又有恕，人际关系就不会恶化，就没有争斗。
习近平同志在曲阜视察时，特别讲到了中华美德。中华美德有很多说法，有“礼义廉耻”，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也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专门针对执政者说的“恭宽信敏惠”，这些说法相通，核心是什么呢？对于儒家来说就是“仁”，就是有仁爱之心，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对于老子来说就是“道”，更哲学化。
关于美德我还要重点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君子之道，一个是中庸之道。
论语里有二十三处是孔子讲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的区别。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许许多多的说法，现在我谈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在某种意义上把人分成小人和君子与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今天强调的是平等，不应该把人分成小人和君子。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孔子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神州大地，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又非常重视秩序、规则，非常重视掌握权力的人怎样把国家集中治理好，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一批候补的、准备掌权的人，那个时候就叫“君子”，我们现在叫“精英”，对这些人就要有更高的要求，要求识大体、顾大局，要坦荡荡，不搞阴谋诡计，也不拉帮结派。用我们现在语言来说，就是总有一部分人必须保持先进性、原则性、忘我性。
我们查《辞海》《辞源》，“君子”和“小人”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代表社会身份，还有一个是代表文化、教养。如果做不到上面我指出的那些君子美德，那就不算君子。对社会精英来说，孔子提出的“君子之道”有一种劝勉的效果、严格要求的效果、道德驱动的效果，甚至还有道德监督、文化监督的效果。
现在，我们常常讨论贪腐问题，就会谈到监督的问题。我们查查中国的历史，就能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帝制，虽不是像西方多元制衡，但对王权、对皇权仍然有一种道德监督、文化监督。大家如果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与卜键的《明世宗传》，人们大为惊奇的就是，
皇帝有时候想做一个事儿，底下老臣跪倒一片，全反对。这种监督在中国的国情下是很厉害的。老子有句名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所以，农民起义都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就是这样一套对道德、君子之道的讲究，实际上对政权、对权力具有某种文化监督和道德监督的作用。
还有一个“道”值得一提，就是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简单说就是准确的意思，就是说您不是政治投机分子、政治讹诈分子，不是忽左忽右的人。“庸”在古代是正常的意思，就是说您不是极端主义者、不是分裂主义者、不是恐怖主义者。
西方认为多元制衡才能保持平衡，而中国没有多元制衡的传统。中国是天下定于“一”，讲的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中国这个大国始终碰到一个问题，在中国如果多元起来，会产生分裂、产生混乱、产生内战，从孔子那时候就认为，什么事情都定于“一”就安全了。定于“一”以后，中国的平衡是怎么解决的呢？往往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情况下就绝对不可以很偏激，所以我们有很多说法如过犹不及、留有余地，就是要保持相对稳定，避免偏过来又偏过去。
中国提倡的是一种稳重、厚朴、经得住考验。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有两个意思，一是从时间顺序上始终追求的是一致的，自己和自己是一致的，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一贯的。第二是从结构上来说，用一个“仁”字，贯穿了对政治、学习、教育等各方面的思想。马克思回答女儿的问题时说：“我最喜欢的美德、信奉的格言就是目标始终如一。”这些对我们理解中庸之道都有相当的帮助。
中庸之道还有第二条，更有趣。我们现在有个说法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孔子则是“一颗仁心，两手准备”，提倡的是“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就是说，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要有所区分，邦有道，荣显，是一种光荣，邦无道，你太出风头了，太荣显了，则是你的耻辱。这讲得太棒了。
孔子对学习、对“反求诸己”的重视
很多人认为孔子是一个不成功的政治家，但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教育家。说他是不成功的政治家是因为他实际上没有多少掌握权力的经验，虽然他在鲁国担任过大司寇，年头也不长，政绩也不特别明显，但是作为教育家，他培养了七十二个贤人。然后成为“至圣先师”，成为文宣王，成为圣人，成为“玄圣素王”。他培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这当然是大大的成功。而且孔子的许多理论、许多说法都变成了成语，变成了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东西。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
我个人认为，孔子对学习的重视恰恰来自他的政治主张，来自他的道德理想主义。他认为优化和端正世道人心是治国理政的首要任务，那么权力的首要任务就是教化而不是管束、镇压。他主张从上到下都互相起个示范作用，认为斯文能济世，教化能救国。
孔子对学习的理解恰恰不是在那背诵、考试，而是“活”的学习，向生活学习、向历史学习、向贤人学习。孔子主张“温故而知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我甚至认为，“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样一个命题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使其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作
一大法宝。曾子也强调人的自我批评“吾日三省吾身”，时刻要想想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孔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反求诸己”。当你看到社会上、你的周遭、你所在的地域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不要光想别人有什么问题，应该想自己有什么问题。“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这是《诗经》中的诗，我个人认为这是情诗，但孔子境界高，他把这首诗当美德之诗、学圣人之诗、学习之诗来看待。他认为“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意思是，一种美德很好，但离得太远做不到。所以孔子鲜明地提出：“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意思是你真正向往它的话，有什么远的呢？当你想念这“唐棣之华”时，这美丽的花枝在你心中业已开放。这是心性之学，要求的是“仁”，要求你有仁爱之心，当你希望做一个仁爱之人时，说明“仁爱之花”已经在你心里开放。我们今天也一样，如果大家坐在一起说社会的黑暗面，可以从早说到晚，各种段子非常多，但是我们能不能像对“唐棣之华”一样，能够有一种美好的心境呢？能不能给这个社会和生活增加一些美丽和善良呢？这就是孔子的思想。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倡人要有一点美丽的东西，心性是很容易端正的，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你愿意做一个仁德之人，说明仁德已到你心里来了。
说到这，我想起现在媒体有个讨论——走在路上，如果碰到一个老人摔倒在地上，应不应该把他扶起来？扶他起来前是不是要先拿手机照相，证明不是你撞倒的？如果我们社会长期这样讨论的话那就骇人听闻了。我们应该有仁爱之心，有这个心就可以做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与现代化的更新
尽管对孔子的学说是好是坏，自古以来争论就没有断过，老庄对孔子的抨击也很厉害，认为他没事找事，多此一举，孔子自己也并没有隐讳自己一生奔波，甚至叹息自己像丧家之犬一样。尽管如此，孔子还是被抬得很高，被中国很大一部分老百姓所接受。一直到现在，尤其是到农村去，很多说法都和孔子的主张有关。到现在我们仍然重视忠臣与奸臣的区分，清官与赃官、君子与小人的区分，仍然认为忠孝节义是好，仍然认为好学是好，仍然认为斯文是好，仍然认为仗义是好，仍然认为知恩图报是好，我们不会认为吃谁的饭砸谁的锅、卸磨杀驴是好的。这些尤其表现在我们的地方戏上。我们的地方戏所表现的仍然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虽然网上现在说什么的都有，但大家喜欢的是忠臣，盼望的是包公，同情的是岳飞，不会反过来的。
“礼失而求诸野”，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经过了几千年时光的淘汰、考验，但至今在人民当中仍然相当有力量，如果我们完全拒绝传统文化，就等于拒绝自己的传统，也等于拒绝人民。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好的运气又造成了它的问题。什么意思呢？从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代统治者给孔子戴的“高帽子”越来越多，“大成至圣先师”“孔圣人”等各种说法，这么高的一个说法对于一个学派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危险。好事是这个学派已经被人民所接受了，坏事是它不受挑战。中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使它不受挑战，周围没有别的文化能和中华文化相对立，日本、韩国、越南都学中国。虽然它也不断地有发展，时有闪光，但是与此同时，没有对手、没有挑战、没有巨大的更新。任何一种学问不管多么好，时间太久了没有发展变化，它就会表现出一种陈旧，陈陈相因；表现出一种僵硬，因为你说的跟我说的都一样，没有别的说法。李贺说“寻章摘句老雕虫”，李白说“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我们现在分析起来，用孔子之道治国效果有限，但是用孔子之道学着做人效果非常好。但是时间太长，几千年来大家都讲孔子，不但显得陈旧，而且相反的东西压不住。任何一种理论学说必然会产生对立面，所以中国除了有按照孔子、按照诸子百家，尤其按照孔孟之道来宣传孔孟之道的理论外，还有反过来的，比如文革当中我们提倡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带点冒险主义的颠覆性，中国民间还有“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还有“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更坏的还有“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还会产生什么呢？产生言行不一。因为孔子有的是很美好的理想，所有人都谈理想，但又没做到，也就成了言行不一。就拿《红楼梦》来说，里边有几个人认真地执行“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人人都讲“孔子”，既是好事也是坏事。为什么呢？人人讲孔子，出现几亿个圣人的可能性很小，但会把孔子的学说庸俗化、口头化、皮相化、表面化还有教条化、过场化、礼仪化、冬烘化。
尤其因为长期得不到挑战，所以到了近现代，中国传统文化一下子陷入危机感和焦虑之中。鸦片战争后，我们无以自主、狼狈不堪，所以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不管是国民党的右派还是共产党的左派，在批判传统文化这一点上一个赛过一个。吴稚晖提出“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去”，鲁迅提出“基本不读中国书”，钱玄同提出来“人过四十一律枪毙”。一直到解放后，我们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对汉字仍然抱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飞跃是“由汉字加专制主义变成由拼音文字加民主”。这样一些非常激烈的意见恰恰变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洗礼，我说这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洗礼，使中国传统文化终于面临了几千年没有遇到过的挑战。面对世界、面临挑战怎么办？就必须吸收很多新的思想，比如吸收进化论的思想、《天演论》的思想，吸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要吸收民主、科学、爱国的思想，要吸收法治的思想，要吸收在有序的竞争之中推动与时俱进的思想，所以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出现了中国的人民革命文化，这种文化实际上也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它是以批判传统文化为姿态出现。比如艰苦奋斗、大公无私、励精图治、勤俭节约、顾全大局、忠诚老实、实事求是等，都吸收和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今天提倡的这些，不是复古，不是皮相地回到过去，不是要回到东周时期的文化。我们必须把中华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与人民革命文化整合统一起来，使中华传统文化焕发新的光彩，使中华传统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使中华传统文化有新世纪的光辉。
韩德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
人民网兰州6月27日电（记者银燕苗亮军）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和之后的三十年？日前，在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韩德强副教授以此为题作了精彩阐述。韩德强认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成绩都不容否定，前后两个“三十年”也不能相互否定。
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去否定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这是如今在部分人群中弥漫的一种情绪。那么，为何否定“前三十年”的论调较为普遍？韩德强教授认为，最大的误区在于“只进行横向比较，没有进行纵向比较”。若拿1979年的中国和同时期的日本或美国去横向比较，我们是比人家落后了一截，这个是真的。但不能以这种逻辑来否定“前三十年”。“我们既需要横向比较来找差距，也需要有纵向比较，才会有自信。对‘前三十年’的否定就是由于有些人没能全面看问题，缺乏纵向比较。”韩德强说。
韩德强认为，正是在“前三十年”，我国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科技体系得以建立。“建国初期，如果我们不把资金用在建设上，也不搞各种科研院所，而是都吃了喝了，估计建国初期我们的生活水平立刻就改善了。可是这样我们就没有未来！建国初期一直到1979年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高积累低消费，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不快。正是由于高积累，我们国家在1979年时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的体系，建立了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技术体系，这是最难的事情。这个巨大成就被许多人忽视了。”韩德强教授说。
“事实上，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前三十年’在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都给予了相当大的肯定。”韩德强教授说。当然，由于当时高积累、低消费的大政方针，“前三十年”中民生改善较少，这也是客观事实。
而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韩德强认为，我国的发展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消费品极大丰富，民生大幅改善，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当然，社会两极分化、环境污染严重、道德水平下滑等问题也不容忽视。
韩德强说，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我们的经济总量在不断增长。从1949年到2013年我国保持了连续6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个在世界经济史上你找不出第二家。有人统计过美国的百年经济增长率，年均增长1.96%；我们64年的经济增长，平均每年8%。
韩德强认为，不能因为改革开放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去否定改革开放的动机，我们要承认那个动机是为了中华民族民富国强，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说，“我觉得要客观地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把改革开放之前之后的两段历史连接起来看，各自都是成就辉煌，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新闻工作的渠道，发挥自身作用，既要拥护党的领导，又要积极推进党的改进。”
林治波认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给我们带来信心和期望。他希望新闻工作者树立“对内为人民服务，对外捍卫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思想，在工作之余多学习多思考，用思想引领报道，成为学者型记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因为长期得不到挑战，所以到了近现代，中国传统文化一下子陷入危机感和焦虑之中。鸦片战争后，我们无以自主、狼狈不堪，所以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不管是国民党的右派还是共产党的左派，在批判传统文化这一点上一个赛过一个。一直到解放后，我们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对汉字仍然抱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飞跃是“由汉字加专制主义变成由拼音文字加民主”。这样一些非常激烈的意见恰恰变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洗礼，我说这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洗礼，使中国传统文化终于面临了几千年没有遇到过的挑战。
鸦片战争后，整个中国进入了一种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的状态。过去几千年不怕，兄弟民族来了，譬如蒙古族来了，蒙古族到北京一建都，他必须学习这套中原的文化，他那没那么多的说法，这么多的规则，这么多的礼数，而且行之有效。所以就接受了汉族的文化。满族人来了也是这样。过去充满了文化的自信。，可是到了鸦片战争后全完，清朝求和，英国舰队司令上到了广州炮台上，他一看问：这是什么，这是你们的海防吗？答是啊。“哦，对不起，你们这全是垃圾”。那时中国对洋枪洋炮一点办法都没有。谢晋拍的电影里，皇帝的弟弟对道光皇帝说：大清国的克星来了。完了。中国一二百年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陷入文化危机，陷入文化焦虑。王国维在北伐即将胜利的时候，跳昆明湖自杀了，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完蛋了，灭亡了。孙中山曾经用过严肃的语言讲中国的命运,说总过的命运是亡国亡种，是西方列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还说中国是次殖民地。什么意思，赶不上人家殖民地。殖民地还有一套制度，不像中国那么乱。毛主席说中国是半殖民地。这种情况下有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提了一些非常激进的说法。打倒孔家店，吴稚晖提出“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去”，鲁迅提出“基本不读中国书”，钱玄同提出来，废除汉语，“人过四十一律枪毙”。五四运动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痛切的反思和自我批判。想一想，我们的先人面对当时的问题，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痛苦啊！让人发疯啊！看到中国古老文化嘛用没有啊，见到洋人欺侮你，你一点折没有，正因为五四运动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痛切的反思和自我批判，尽管有过分的地方，使中华文化置之死地而后生。给中国文化一个现代化的洗礼。你这个文化不走向现代化就只能灭亡，只能进博物馆。这时中华文化显示了它的灵活性、容受性，显示了中华文化自我调整、自我反思和自我更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