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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效应与鲶鱼效应共性分析



2010-12-13 17:22 满意回答 哥们,这不好整啊,下面的解释的东西以及选段都是搜的。
我感觉一些个人传记就能体现出来,一些人的升迁发达不就能说明这一现象吗。另外,【项链】这本小说就能,他们夫妇虽然很惨,但是参加宴会回来后大家就肯把钱借给他们。【基督山伯爵】好像也能体现。



什么是马太效应.....
20世纪6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归纳“马太效应”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
马太效应揭示了一个不断增长个人和企业资源的需求原理,关系到个人的成功和生活幸福,因此它是影响企业发展和个人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则。
马太效应的现象?
○ 使用《圣经》中的一句话:“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足;但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 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 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马太效应”,即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基督教《圣经》语云:“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由此衍生出“马太效应”的说法。“马太效应”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国际上关于地区之间发展趋势主要存在着二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该假说认为,由于资本的报酬递减规律,当发达地区出现资本报酬递减时,资本就会流向还未出现报酬递减的欠发达地区,其结果是发达地区的增长速度减慢,而欠发达地区的增速加快,最终导致两类地区发达程度的趋同;另一种观点是,当同时考虑到制度、人力资源等因素时,往往会出现另外一种结果,即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呈现“发展趋异”的“马太效应”。又如,人才危机将是一个世界现象,人才占有上的“马太效应”将更加显现:占有人才越多的地方,对人才越有吸引力;反过来,被认可的人才越稀缺。此外,在科学研究中也存在“马太效应”,研究成果越多的人往往越又名,越有名的人成果越多,最后就产生了学术权威。
回答者:没有网名的网民 - 探花 十级 11-6 21:23
“马太效应”,即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基督教《圣经》语云:“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由此衍生出“马太效应”的说法。“马太效应”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国际上关于地区之间发展趋势主要存在着二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该假说认为,由于资本的报酬递减规律,当发达地区出现资本报酬递减时,资本就会流向还未出现报酬递减的欠发达地区,其结果是发

达地区的增长速度减慢,而欠发达地区的增速加快,最终导致两类地区发达程度的趋同;另一种观点是,当同时考虑到制度、人力资源等因素时,往往会出现另外一种结果,即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呈现“发展趋异”的“马太效应”。又如,人才危机将是一个世界现象,人才占有上的“马太效应”将更加显现:占有人才越多的地方,对人才越有吸引力;反过来,被认可的人才越稀缺。此外,在科学研究中也存在“马太效应”,研究成果越多的人往往越又名,越有名的人成果越多,最后就产生了学术权威。

马太效应是否等于快乐的死亡
“马太效应”=“快乐的死亡”?
何谓“马太效应”?
请你打开《圣经》中“马太福音”这一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圣经故事:
主人要到外国去,把三位仆人叫来,按其才干分银子给他们。第一个得了五千,第二个得了二千,第三个得了一千。
主人走后,第一个仆人用五千银子做买卖,又赚了五千;第二个仆人照样赚了二千;第三个仆人把一千银子埋在了地下
过了好久,主人回来了,与仆人算帐。
第一个仆人汇报赚了五千银子,主人说: “好,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让你享受主人的快乐。”
第二个仆人汇报赚了二千银子,主人说: “好,我要派你管理很多的事,让你享受主人的快乐。”
第三个仆人汇报说: “我把你分给的银子埋在地下,一个也没少。”主人骂了这个仆人一顿,决定夺回他这一千银子,分给拥有一万银子的人。
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这样几行诗: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默顿,最早用这句话来概括一种社会心理效应——“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做出的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于那些还没有出名的科学家则不肯承认他们的成绩。”这便是“马太效应”一词的由来。
这种“马太效应”真是太普遍了。以人才成长这个方面为例, “马太效应”就几乎成了最常见的一种社会惯性:对已经成名的人才所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正在埋头苦干、尚未出名的“潜人才”,即使已作出不少贡献,但由于还没有被社会舆论承认,其劳动成果也往往无人问津,甚至在工作、研究中会遭受非难、妒忌等“社会责难心理”的无端围攻。
不能说“马太效应”完全起消极作用。一些学者认为,“马太效应”可以防止社会过早地承认那些还不成熟的成果,这是其一。其二,“马太效应"还可能给年轻人提供一种压力和动力。我国科学社会学副教授刘珺珺在前不久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时,阐述

了这一观点。原来,科学界的荣誉制度中还有一个现象,叫做“棘轮效应”。科学家一旦达到某一个位置,就不太可能再跌回原来的位置。一旦成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就永远是这种荣誉的保持者。 “马太效应”就是在这种“棘轮效应”’的基础上起作用的。这种似乎是:“荣誉终身制”的现象,用社会心理学原理去分析,都会反射出一定的积极面。这就是说,一种可以终生保持的荣誉,对年轻人是有巨大的影响和魅力的。年轻人会由于向往这种殊荣而产生压力和动力,于是就奋斗,而且这种奋斗必须超越前人才能获得向往的荣誉。科学活动就这样亢奋地进行着,很少有休息时间。此外,在年轻人不断前进而取得较大成绩的时候,随着社会知名度的提高,于是出名之前所受到的荣誉损失也会补足,甚至,按照“马太效应”,会反溯增强。
然而“马太效应”毕竟还有很大的消极面,而且在某些条件下会使这种消极面大大增殖。
比如,“马太效应”有使年轻人由于向往殊荣而产生奋斗的压力和动力,但是,倘若我们的认识不清醒、态度不理智,这就可能演变成为强化不正确的“社会赞许动机"。每个人都有“社会赞许动机”——在工作上取得成绩以得到社会的鼓励和称赞,获得心理的满足。这无疑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即这一动机的产生是来源于何种思想的指导。个别人在不正确的“社会赞许动机”驱使下,为求得赞许、获得“马太效应”中的殊荣,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有的小学生拿家里的东西交给老师,说是拣到的,以此来获得老师的表扬。这还只是并不严重的例证。严重的是有些人会产生心理变态,故意致伤自己以骗取赞许。不久前,某地一家银行储蓄所的几个青年职工为了能入团入党、当先进当英雄,不是自编自演了一场“歹徒抢劫银行,青工带伤搏斗”的闹剧、丑剧吗?
又如, “马太效应”固然给出了名的名人,以“棘轮效”,带来了不断加码的荣誉、地位、掌声。但是,如果你在出名后在名、利面前没有清醒的认识、没有理智的态度,那么,对不起,你的事业和生活就会被罩上一层阴影,甚至进入“快乐的死亡”的境地!
显然,这是“马太效应”消极面的一种较为明显的表现。
“声名常常是惩罚和灾祸”,别林斯基曾经这样说过。这是真知灼见。按照控制论的原理,反馈概念包含着正反馈与负反馈这两个方面。反馈就是控制系统把信息输送出去,又把其作用结果返送回来,对信息的再输出发生影响起到控制的作用,以达到预定的目的。凡使作用的结果越来越放大的,叫做正反馈,凡使作用的结果越来越小的,叫做负反

馈。成名也是反馈过程。一个人成名之后,如果恰当地利用“马太效应”,那么,其新的劳动成果就容易迅速进入学术交流体系,及时转化为社会效益;其扶持新人的愿望也容易变成现实,最大程度地发挥“扶梯”作用,成为新一代人才的良师益友。这无疑都会起到巩固“棘轮效应”的作用,起到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这就是成名的正反馈过程。那么,成名的负反馈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有一幅题为“成名以后”的漫画:编辑指着青年作家身旁的满满广纸篓废稿说:这些我们全都发表。”一个人出了名,那么他的研究成果,包括并不成熟的“退稿”、粗制滥造的“废稿”,顿时也变为“名篇杰作”,甚至他的一言一行也都成了科学论断和人世规范;“名人名言”么,自然身价十倍!犹如爱因斯坦所形容的: “我每每小声咕嗜一下,也变成了喇叭的独奏”。社会上有些人似乎在开着专制桂冠的“特价商店”,一开口、一伸手,就可“弹”出“星”呀、“家”的桂冠。即或新秀刚刚露头,不管他(她)还多么幼稚,便赶紧让他(她)“星!” “星!” “星!”地“灿烂”起来。伴随而来的是如下之“多”越来越多:来信多,来访多、电话多、通知多、请柬多、兼职多,报告多、题词多。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有位劳动模范在获得荣誉后,一年竟有300天不在劳动岗位上而外出“传经送宝”!俗话说:“曲不离口,拳不离手。”一个人出名后如果这般与原来扮演的职业角色久违,那么,创造角色行为的新成就是不能不受到角色的心理冲突之严重影响的。
欲知“马太效应”的负反馈给名人平添的角色心理冲突之境况,请不妨看看社会学家哈里特·朱克曼所写的《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书里记载了一群名人的自白: “我们本来是无名小卒,突然间成了明星。这种遭遇不妨说是一种灾难。我们不习惯这样一种社会生活,弄得我们无法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 “令人吃惊的献殷勤的节目有条不紊地、毫无保留地迅速演出:贺电、贺信,学生和教授们的致敬,纪念奖状,科学和文学团体中的名誉席位……迫切请求题词……请求会见……编造庸俗的祝酒词,治疗消化不良症,装出一副心满意足的尴尬面孔……”。
这种自白当然还是属于“明白人”叹苦经。而那些“糊涂人”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名人一糊涂, “马太效应”的负反馈过程就会呈现加速度状态,从而产生比无名之辈的糊涂还要严重的后果。这大概可以用鲁迅先生的一段话加以刻画:凡是“猛人”(即名人、阔人或有权有势者), “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

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如果说“马太效应”会使名人引来“包围圈”,那么,名人在赞誉,颂扬声中的糊涂,则是导致身陷重围,渐成昏庸的内因条件。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事例。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不难看到,某些成名者的悲剧,表现在高峰就是终点,掌声便是丧钟。这不啻是一种“快乐的死亡”!请看:
微积分的创始人莱尼兹成名之后,竟堕落到沉醉于神学和贵族家谱的考证中去;
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成名之后,为千方百计保持自己的名望、地位,结果由一个创造者变成了一个压制别人创造的“科霸”;
一位希腊诗人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竟一连五年,一行诗也写不出来,诸如此类的事例还可以举出不少来。事实告诉我们:“马太效应”给成名者带来的负反馈功能,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这当然不是说一个人成名之后,“马太效应”的负反馈功能会注定使其“快乐的死亡”。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的。人毕竟是有控制、调节能力的“社会性动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成名以后依然快乐地生活下去呢?事实上绝大多数名人不是也已做到了快乐地生活吗?
这就自然地要回归到前面所说的那个话题上来:在“马太效应”面前,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理智的态度。怎样才算“清醒”?如何才是“理智”?这所包含的内容无疑是个庞大的话题,但下面这些意思,也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吧
要认清“真的我”。一个人成名之后,那包抄而来的赞誉,颂扬声中,难免有“吹”的成份。对此,请经常用“自知之明”这面镜子照一下自己,看看与被吹成的样子有多少距离。对照时,不可“顾影自怜”,把缺陷看成特色,甚至连自己身上的虱子也是双眼皮,与众不同。就说是真的肤如凝脂、面如施朱吧,也是靠了人民乳汁的滋育。切不可把它们当成自负的资本。要紧的倒是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你有了自知之明,才会在“马太效应”面前始终看清你那“真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印度诗人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创作成功,的确使他誉满全球。在“马太效应”带给他的显赫名声和甚嚣尘上的吹捧面前,他说了一段很发人深思的话:“他们理想中的我,决不是真的我”,“我要从我自己的名誉中突围而出”。
自知之明与善于分析是紧密相连的。分析好,大有益。比如,一切掌声都是真诚的吗?不,狂热的掌声可能伴随着庸俗的喝彩;暴风雨般的掌声有时可能是祝愿那枯燥乏味的报告“可结束

了!”同样,在你成名之后,“包围者”、吹捧者的动机也是“各有千秋”的。请看鲁迅当年对吹捧者是如何分析的:一种是为了避害,因为你成名了,你说的话有份量了,故希望你不要运用你的舌头加害于他,这是一种由恐惧心理萌生的吹捧。另一种是“伶俐的人们”为了谋得好处,或是“你拍一,我拍一”的互相吹捧,以便互抬身价,援引图上;或是“菟丝附株”式的吹捧名家,以便攀附高枝、攫取名利;或是“谋财害命”式的吹捧,拿别人当枪使,用大智大勇之类的颂词将你捧上云霄,然后掉个粉碎,彼即取而代之,如此等等。可见,颂辞里面也许有蒙汗药,鲜花下边可能藏有毒蛇。你清醒地、理智地进行分析之后,你就不会乱服、乱拿了,因而也就不易被牵引到“快乐的死亡”之地了。
写到这里,我还想引用有关爱因斯坦的一则故事。有一次,莱顿大学提出以重金聘请爱因斯坦,条件“很简单”:只要人们可以说“爱因斯坦在莱顿——莱顿有爱因斯坦”就行了。爱因斯坦的答复也“很简单”:“那样我将是双倍的可鄙。”
显然,这则故事中也徘徊着“马太效应”的“幽灵”。莱顿大学想用“马太效应”吸引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则认清了这里有“马太效应”的负反馈功能,因而断然拒绝。
可见,对“马太效应”的负反馈功能:是让它牵引着你走,还是被你控制在手下,最终还是取决于你的“自我角色”。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在“马太效应”与“快乐的死亡”的“=”上,加上了个“?”

警惕义务教育的“马太效应”
吴友智
《马太福音》第20章有句名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句名言流传甚广,它所指的现象被人们称为“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反映在学校教育上,对学生个人的成人成才,无疑有消极的影响。诸如“好生好对待,差生差对待”,以分数衡量学生的优劣,只要成绩好,每次先进评比非他莫属,把不该属于他的荣誉一切都加在他头上,使其成为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宠儿,学生心目中的“精神贵族”。即使有一些小错误,也会在一片赞叹声中消失。而成绩差的学生所受待遇与前者则有天壤之别。由于成绩影响老师的“绩效”、班级的声誉,老师、班主任常冷眼相待,稍有不慎,轻则被批评,重则惩罚,直至赶出校门,一切荣誉尽被剥夺,即使他劳动积极、运动会奋力拼搏为班级添分加彩也无济于事。
“马太效应”反映在义务教育上,表现为一个农村孩子与一个城市孩子所受到的教育有很大差距。这种受教育权在质的方面的不平等,势必会影响孩子今后

的发展,乃至其一生的前途,其实质是人的发展权的不平等。而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则与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在人、财、物等方面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投入的不平衡有直接关系。
政府作为义务教育的责任者,有责任和义务在量和质两方面为公民提供平等的教育。在基本实现“普九”之后,则应把重点放到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质量相差不大的义务教育上。为此,就必须使义务教育的学生均衡发展,不能再厚此薄彼。纵观现在的义务教育状况恰像“马太福音”中的那句名言:多则给予的愈多,少则得到的更少。固然,那些过去就一向受青睐的学校具备先天优势和受到市场机制的帮助而左右逢源:择校费及各种捐赠使其财源茂盛,学生趋之若骛使其享尽生源上的优势,一般学校难以与其竞争。义务教育学校“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更大了,乃至一些贫困地区的教师和学生流失严重,已到了濒临消亡的程度。面对这种情况,政府若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对义务教育中的“弱势群体”加以扶持,则其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公民平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就难以落实。
近年来,尽管教育部门三令五申:初中学生实行“就近入学”,不准以书面考试选择学生,不许乱收费等等,近来又实行了教师工资由县级统一管理,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很多问题上也鞭长莫及,好政策到了地方上便被变通得没了原味:如以“面试”代替“考试”,借“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等名义收高价生合法化等等。一些地方官们重视的仍是“窗口学校”、“重点学校”,其政策、措施和办法仍然在向这些学校倾斜。“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由此导致“马太效应”愈演愈烈。
《现代教育报》
警惕城乡教育差距的马太效应

最近,据“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人口低学历比例远远高于城市人口,城市人口中高学历人口比例明显高于农村人口的比例。其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在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51.5%和16.3%;而本科文化程度人群在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0.02%和5.63%,差距达280多倍(《东方早报》中国版2月14日)。
其实,众所周知的是,就目前情况来说,虽然我国的城市化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大量的人口仍然分布在农村。而从社会发展与城市化的要求看,农业人口向城市与工业化转移,这也是今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从此角度看,无论是从农业本身发展要求,还是从城市化的角度看,农业人口的文化素质与农村教育水

平的提高,不但对农业本身和城市的发展有着现实与潜在的影响,且对今后整个人口素质与社会发展也同样有着相当的牵制作用。因为在低文化素质农村人口的条件下,要使农业现代化与推动城市进程,其结果肯定是不可想象的。而上述的相关教育公平课题研究表明,大量的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集中在农村,及城市高学历(本科)人口几百倍的高于农业人口的分布状况表明,在社会发展需要高文化素质人口的农村,在城市化进程需要高文化素质人口的今天,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教育现状却呈现了反社会发展需要的情况,且如此的差距还处在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无疑是一个社会发展中的严重问题。
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教育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对社会来说,这种公民权利是否能实现,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不仅牵涉公民权利,同时也是衡量社会相关制度正义含量的标尺。而上述的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结果说明,多年来所存在的,也是目前仍旧存在的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不仅证明,这个公民权利或者说是社会公平还存在着很大问题。对农村的发展来说,在教育本就水平较低,发展需要加大投入的社会情况下,相关的制度安排却不但没使其教育水平有所提高,相反还使其离社会要求距离越来越大,这不能不让人觉得是一种少的越来越少的社会马太效应现象。
所以笔者觉得,无论是从公民权利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还是从相关教育制度的安排看,上述的教育公平研究证明,目前所存在的城乡教育巨大差距,不仅是一个公民权利是否实现的问题,同时对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也是一个危险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对城乡教育差距的马太效应予以高度的警惕!(稿源:红网)(作者:周义兴)

艾滋病的“马太效应”
由于病情不断蔓延,多年来贴在艾滋病携带者身上的道德标签被撕下。人们开始以宽容和同情代替先前的谴责和排斥。但在这种态度转变的背后,艾滋病传播所显示的成因变化和社会差异,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最新资料显示,在中国1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农村感染者占到了总数的80%左右。由于卖血、无防范措施的性行为等原因,农民感染艾滋病毒的比例越来越高,有些地方感染率甚至高达村民的20%。
仅几年前,艾滋病还被视为一种“富贵病”、“脏病”――感染此病的原因大都直接或间接与性乱有关。所以在当时,当有人开玩笑地问对方有没有艾滋病时,回答者会笑着说自己“想得还没那机会呢”。艾滋病的产生及社会评价主要是一个道德问题。人们不会想到,这种“富贵病”会与穷乡僻壤中的农

民扯上关系。
事实说明,苦难也会呈现出“马太效应”,处于底层的中国农民到底没能逃脱这一世纪瘟疫。因为找不到其他方法改善自己的处境,不少农村青壮年走上了卖血道路;许多农家少女步入了卖淫的泥潭――尽管我们不否认意志薄弱是主要原因,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操此营生者几乎极少不与家境贫寒有关。贫穷不是罪,但贫穷确实是更加贫穷的理由。艾滋病毒与所有邪恶一样,也有“欺负弱者”的癖好。它的传播加剧了本已存在的不平等,使不幸受感染的弱势人群坠入了几乎万劫不复的深渊。面对这一世纪瘟疫,当我们的目光从道德层面上移开时,不可避开的是更深层次的社会政治问题。
武汉 余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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