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翻译法读书笔记 陈友勋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一）什么是翻译？ 翻译就是特定认知体验在两种语言文化之中的移植和再现。 （二）模糊的意义 翻译的本质是意义的传达。而然意义概念的界定本身就非常模糊，正是因为意义的虚无飘渺，难以琢磨，从没有任何一个译文敢于宣称自己达到了完美境界。同样的原文，即使前人的译文已经是公认的成功典范，后人也会继续进行翻译，这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上更是屡见不鲜。 （三）意义的符号学解释 语言意义： 1.指称意义（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 如father(父亲)，table(桌子) 2.言内意义（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 体现在语音（如押韵，格律，重读等），词汇（谐音双关，一语双叙），句法（排 比，倒装等），篇章（句式的变化，段落的安排和衔接，粘连等） 3.语用意义（是语言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包括表征意义（话语中发讯人的身份、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以及在交往中 的态度）、表达意义（语言符号表达说话人的感情）、社交意义（语言符号在交 际过程中建立或保持人际关系的一种特殊功能）、祈使意义（指发讯人企图改变 收讯人的行为或心态的意向）和联想意义（附加在指陈意上的意义，是语言符 号唤起收讯人对其他事物的联想） 图一至图二反映了由符号的定义（Peirce符号三角）推论出翻译中的三个语言意义 （四）神经认识语言学：激活扩散模式&认识意义的动静观 符号的转换本身是静态的，而认识是大脑神经网络通过激活扩散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既有静态又有动态。 举例：《二六七号牢房》开头的那句话：“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
这个，我很熟悉。” 这句话的静态意义就是“我”很清楚牢房门窗之间的距离是七步。但这句话的动态意 义却是读者看到这句话后大脑中浮现出来的一个人从门走到窗，又转身从窗走到门，来回数着步数在窗门之间走动的场景。这个动态意义已经在读者头脑中生动的模拟 了“我”在监狱中的苦闷彷徨。这里，实际上它比单纯的静态意义更重要。因为这个 动态意义才真正揭示了作者的写作用意和创作苦心。可以类比鲁迅在小说《秋夜》中的一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 树。” （五）认知翻译法的理论支撑 翻译的实质就体现在“原文——意义——译文”这一转换过程当中。 翻译就是特定认知体验在两种语言文化之中的移植和再现。 （六）翻译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 翻译活动是“求同”和“存异”的妥协和平衡。认知体验的共性是构成翻译中可译性的 根本保证；而语言文化的个性是导致不可译性的直接原因。 一些谐音双关词等本身虽不可译，但其作用机制却是可以被人认识并再现于其他语 言之中的。从理论上来说，即便原文、译文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再大，也不过是初 始输入的语言符号刺激不一样，但译者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操纵语符的输入形式，从而保证最终在读者大脑中达到和原文一致的激活效果。 （七）翻译与对比语言学 为翻译而进行的语言对比必须在英汉语言之间形成差异的最底层展开，即在语言基 本模式的基础上展开，这样找出二者基本的差别，做出本质的解释，才能真正起到“以 比促译”且“事半功倍”的效果。 （八）英汉语言共性 事实上，英汉语言中的表达，往往都是基本模式的嵌套和变形。 如：她买了一本讲大学生如何提高自身修养的书。 ——拆分开其实是： 1.她买了一本书She bought a book. 2.书里讲大学生如何提高自身修养The book tells college students how to cultivate their abilities. 因此合并后： She bought a book which tells college students how to cultivate their abilities. （九）形合与意合 “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所谓的“合”就是“组合”，是语言符号由“散”到“集” 的组织手段。 汉语意合的表现在内容上是一个“悟”字，在形式上是一个“省”字。 英语形合的表现在内容上是一个“理”字，在形式上是一个“添”字。 例：张三打算进城买驴推磨做豆腐挣钱娶媳妇。 这句话体现了汉语在形式上“能省则省”的特点，而英语的形合结构很强调梳理清楚 各句子成分的彼此关系，重视交代清楚它们之间的逻辑意思。在形式上，英语在采 取嵌套模式组句时往往是“能添则添”，而添加的这些词汇，很多都只是表明句子内 部各成分间的逻辑关系，本身没有实在的意义。常见的是加上了冠词、介词、连词、 关系代词、关系副词等等。如上例翻译如下： Zhang San decided to go to the market to buy a donkey, which would help him make bean curd by turning the mill, so as to make enough money to get a wife.
科技信息 １．前言 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哲学的语用学转向（ｔｈｅ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ｔｕｒｎ）和九十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ｕｒｎ），翻译研究的视野扩大了，翻译主体性的研究深受西方译学界关注，译学研究悄悄经历了语言—— —文化—— —人的转变，完成了一次由本体到主体，由一元到多元的跨越。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对原文的选择、阅读、理解，还是对原文的阐释和表达，译者始终具有独特的作用，体现出个人独特的主体性关于译者主体性。我认为，全面而如实地反映文学翻译的特征的图形应该是：作者—原著—翻译家—译本—读者。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也即原著和译本是他们之间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工具或载体，都是他们创造的客体。而在这整个的创造性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杨武能，１９９８：２２７－２２８）。” 从认知语用学角度来看，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作为沟通原作者与读者、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桥梁，是翻译过程中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自觉的认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作的优劣，甚至因翻译活动的成因而必须重视和提高译者主体性意识，进一步完善翻译理论。 ２．翻译认知论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可以总结为“现实—认知—语言”，即在现实和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间环节。从翻译的角度来说，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作者、读者和译者）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读者兼译者在透彻理解原语语篇所表达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表达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要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因此只有将作者、文本、读者这三个环节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到体验和认知这两个要素的制约作用，努力处理好多重互动关系，这样才能实现翻译的合理性。 人的认知一方面是基于体验的，另一方面又具有差异性和创造性。由于翻译是基于对原文语篇或相关知识的体验和认知之上来理解各类意义的，然后译者主体将其用目标语表达出来，其间译者的主体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为何同一文本会有那么多不同译本的原因。 认知语用学的理论认为：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的认知环境呈不对称性，存在着差异（刘萍，２００３）。在跨文化、跨语言的翻译交际中，认知环境差异影响着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源语作者与译语读者之间，通过共享的认知环境和相互认同的语用预设，使双方信息交流畅通顺利。但对于跨文化语篇来说，源语作者和译者之间所处的认知环境往往不同，因此语篇内的有关符号无法激活译者记忆中的有关图式，导致解读失败；有时源语读者与译语读者所拥有的文化图式迥然不同，译者若按照自己的认知习惯来解读，就会导致误译，丧失其译者主体性。 也就是说，在翻译活动中，原文作者和译者是处在原文组成的认知环境中，在这个共有的认知环境中，译者的认知能力决定了他对原文的理解度。在目标语的认知语境中，译者的翻译决定着原文作者与译语读者认知环境的重合度。 ３．译者的主体性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介入 ３．１译者主体性的界定 在探讨译者主体性时，中国学者往往从哲学角度来界定。对译者主体性的界定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把译者主体性理解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它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按照文本第一性的原则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坚持文本中心论。第二种观点是把译者主体性理解为译者的操纵性，即相对于文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优越性和支配性。持这种观点的人多关心译者的价值。第三种观点是从译者与文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关系中规定译者主体性。这种观点认为译者主体性是译者在翻译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属性。第四种观点认为译者主体性包含两层涵义：其一，译者主体性的本质是译者的存在、活动以及对世界和自身把握的方式。离开了译者，就谈不上存在翻译活动，译者的存在决定其主体性。其二，译者主体性是译者与文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特性。相比较而言，第三和第四种观点更符合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实际情况，其中第四种观点较全面、合理，我比较赞同第四种看法对译者主体性的界定。 ３．２译者主体的二重性 在由作者—译者—读者三主体交织而成的翻译过程中，作者是原文的生产者，用原语创作出既包含了原文化又融入了个性特色的作品；读者是译文的阅读者，直接接受译文的信息，在这一过程中，无论作者还是读者，他们的能动性都是单向的。而译者，由于处在两种语言文化的交汇处，肩负着作者和读者的两重期望，其主体性因而变得相当复杂，具有明显的矛盾二重性：一方面，他是原语文化的阅读者，接受者；另一方面，他根据自己的阅读阐释用译语对原文进行加工，生产出译语文化下的译作。在接受者和生产者的两边，译者主体性的二重性是如何体现的呢，并且在和作者、读者的关系中又是如何协调并融为一体的呢？作为接受者的主体性，译者一方面受到本民族文化预设的干扰和制约，另一方面在解读中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自身的艺术审美倾向。同时，译者对原文的阅读和阐释还具有复杂的认知心理因素。一方面，译者在接受原文时要么将自己构建为作者的仆人身份，努力进入作者的心理世界；另一方面，译者要么将自己己认同为一个独立主体，建构一种同作者平等的身份，在翻译过程中不刻意隐藏自身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倾向，并将其有意识地体现出来。当然，不管译者的接受心理如何，其主体性都是实际存在的，他本身无论如何不能避免能动作用。同时译者作为接受者的主体身份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者作为生产者的主体性和翻译行为。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译者还必须考虑读者的因素，包括读者对象群及其阅读能力、审美标准以及读者的潜在反应等。在这一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读者的文化期待，文化中的政治历史、宗教伦理和意识形态等。译者在成为生产者之前，首先是个读者。因此，在第二次生产即翻译过程中，嵌入了自己作为阅读者的理解阐释，带上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也就是说在翻译再生产过程中，译者一方面要考虑到原作者，尊重原文的首创性，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读者，在这作者和读者的夹缝中，译者还嵌入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自觉不自觉地留下一个自我的影子。因此，译者作为生产者的主体性杂糅了三个主体的能动意识和精神观念。由此可见，译者作为生产者的主体性主要是在与读者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是走近读者还是远离读者，将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作为接受者和生产者的统一体，同时担负着接受信息和生产信息的两种功能，在两个相关过程中同时面对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听到来自作者和译语读者的不同的声音：一方面，作者希望译者能忠实地再现他的思想，另一方面，读者希望译者既能真实地反映原作，又使译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不诘屈聱牙。译者的主体性天生就是在这两种矛盾的关系中建构形成的。 ４．译者主体性的介入 ４．１译者对原文理解认知的再创性与理解认知的历史性 乔治·斯坦纳曾有过这样一句精辟之言：“一切理解都是翻译。（Ｓｔｅｉｎ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２００１：２８－２９）”若从主体性的角度来考虑。翻译的问题毫无疑问首先是一个理解认知的问题。翻译关键就在于对原文的解读。然而，翻译中的理解并不是简单地对原文字句的复制，在理解的过程中译者具有其主观能动性。它是译者主体性的突出表现。从原文文本本身来看，其语义单位留有诸多空隙，形成文本的空白，这就为译者提供了可创造性的解读空间。按照解构主义的翻译观，文本的意义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文本不是一个稳定、封闭的系统。翻译作为一种解读，译者通过接受原作的语言符号，在认知语言符号时，译者意识中储存的思想材料与原作的语言信息相遇，达到理解与传达。（郭建中，２００８：１７５－１７８）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不是一项简单的机械式复制。它与译者的直觉想象、情感经验、理念意识等有关的思维活动密不可分。在译者理解原文的过程中，当译者与文本进行对话时，他总是带着自己的体验和认知模式进入文本，而不同的体验和认知模式必然使不同的译者，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对相同的文本的阐释不尽相同，文本的空白也就因译者的期待视野和解读方式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意义，从而导致阐释的多元化。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决不可能被动地去接受原文的信息，而是不可避免地会将自身的生活经验、学识涵养、个性气质、审美理想和欣赏习惯等诸多内在的个人主观因素介入到对文本的阅读理解和阐释中去。 理解总是具有历史性，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 认知视角下翻译的主体性 武汉大学学位班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付丽丽 ［摘要］本文从认知的角度论述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译者是翻译的主体，对译者主体性的界定及其二重性进行论述，最后详细地分析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从两个方面进行介入，目的是实现译者在翻译中合理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从而达到翻译的和谐性。 ［关键词］认知活动主体界定二重性介入 （下转第１７８页） 人文社科 １７６ ——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文学翻译 翻译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是反映本族文化的镜子，由于中西方历史背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需要一定的翻译策略进行指导以实现顺畅的文化交流。翻译目的论包含三个基本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以孙致礼的《傲慢与偏见》译本为例，探究翻译目的论对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 标签：目的论；文学翻译；《傲慢与偏见》 一、导语 传统的翻译理论大多以原文为中心，把“信”或“原文中心论”作为评价翻译的最高标准，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对等性，认为译文应该是原文语言符号的转换，尤其对于文学翻译，更要忠实于原文。而翻译目的论则把翻译目的作为翻译实践的首要出发点，是评价译文的首要标准。在翻译实践中，翻译目的论更重视译者的创造性和主体性，在不同翻译目的的要求下，译者对原文不必“亦步亦趋”，非“信”不可。文学翻译是一个特殊的翻译领域，本文将结合《傲慢与偏见》的英汉译本进行实例分析，探索翻译目的论对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 二、翻译目的论 翻译目的论产生于20世纪70 年代后期的德国，由Hans Vermeer提出。翻译目的论包括三个基本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是首要原则。翻译目的论的出现是翻译理论史发展的重要变革，表明译者开始更加注重功能和社会文化因素，而语言学及侧重形式的翻译理论不再占主导地位。这种转向得益于交际理论、行为理论、话语语言学、语篇学说以及文学研究中趋向于接受理论的一系列研究活动。翻译目的论发展了具有创新性的翻译观，不再把“信”或“忠实”作为首要的翻译标准，它认为翻译并不是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一种具体的、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的预期目的是衡量译文是否成功的标准，需要在进行翻译实践之前确定下来，它反映了译文读者的要求，而读者的要求各不相同，因此翻译目的论推崇翻译标准多元化，是一种以译文功能为取向，注重实用性的解构主义理论模式。 三、《傲慢与偏见》的语言特点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女性小说家奥斯丁的杰出作品，是一部雅俗共赏，脍炙人口的长篇佳作。文章以伊丽莎白与达西先生的爱情为主线，揭露了物质在人际关系、婚姻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作品文笔细腻，主题深刻而生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奥斯丁通过情感交流、人物对话等方式或讥讽或褒贬地刻画出不同的人物特征。首先，文章语言具有幽默讽刺效果。例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从字面来看这句话是在陈述“有钱的单身男子都需要一个妻子”
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看翻译 摘要：在翻译学界，翻译的标准与原则一直是大家广泛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而对于如何实现翻译，研究得更多的是如何处理具体的字、词、句和篇章，实现它们从原语到译语的解码，也就是实现两语对等。但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也就是在对翻译材料进行理解和表达时，译者常常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对材料无法用具体的两语对等方法来处理。所以本文试图从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出发，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进行思考和研究，运用认知语义学、类典型与基本层次范畴等理论，分析这些问题中隐藏的深层次意识，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翻译认知语义学类典型基本层次范畴理论 引言 在翻译学界，翻译的标准与原则一直是大家广泛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关于翻译的标准，我国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早在汉朝和唐朝时期，就有了“文”与“质”之争，实际上是直译与意译之争；还有清代翻译大师严复于1898年提出了“信”、“达”、“雅”的标准，即忠实于原著，译文流畅，文字典雅。1951年，傅雷先生提出了文学翻译的“传神”论，这是比“信”、“达”、“雅”更高的翻译标准，傅雷先生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1964年，钱钟书先生提出了翻译的“化境”之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除了国内的翻译家提出的翻译标准之外，早在1972年，英国著名学者亚历山大·弗雷赛·泰特勒在他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里，就提出了翻译中的三项基本原则：一、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二、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三、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冯庆华2020：P4-5） 对于如何达到翻译的最高标准，研究得更多的是如何处理具体的字、词、句和篇章，实现它们从原语到译语的解码，也就是实现两语对等。但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也就是在对翻译材料进行理解和表达时，译者常常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对材料无法用具体的两语对等方法来处理。所以本文试图从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出发，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进行思考和研究，运用认知语义学和类典型与基本层次范畴等理论，分析这些问题中隐藏的深层次意识，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
浅谈美学视角下文学作品的翻译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研究的重中之重，在国内外星罗棋布的翻译研究中，大部分成果是关于文学翻译从而开展的。在翻译美学理论的结构中，翻译者的审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译者的审美活动对译作的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评价。译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为了达成翻译目的，在翻译过程中会表现出其主观能动性，包括文化意识、人文品格以及对审美的创造性。美学注重的是读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体现出了读者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作品就是为读者而创作的，而“真正”的读者是美学意义上的读者，此类读者在本质上影响了作品的存在，因为每部作品的艺术生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读者的接受来决定其长短。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研究的组成部分，至关重要，国内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都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怎样成功、完美的做好文学翻译。 在文学翻译中，美学视角逐渐得到了关注，改变了传统的翻译观，翻译美学也因此为翻译研究拓展了
全新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在文学翻译领域中，波及到的美学问题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对待，因为其包括了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翻译，比如：论述文、叙述文等，不同的体裁都有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决定了在对其翻译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不同的侧重点和策略，波及到的美学问题也完全一样。本文主要从美学的视域下对文学作品中的诗歌与散文这两种文体的翻译进行探讨，比较和分析文学翻译的原则、标准及对其制约影响的因素，为促进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提供参照。 一、诗歌翻译的美学问题 诗歌是有节奏、有韵律，并且是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其以抒发情怀的方式，高度凝练，具有丰富的感情色彩，可称之为是文学的灵魂，在文学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虽然诗歌的语言简洁，但并涵盖了丰富的喻意。中国诗歌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读者品读之后，意境依然存在且深远，其音韵、意境、风格和情感等诸多方面的完美融合才构成一部统一的古诗，只有掌握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才能成功的翻译中国的诗歌。要翻译出一部好的译作，就需要让这部作品不但有表现形式，还要具有精神气韵，保持原文的音形意这三个方面的美。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红楼梦》中茶文化翻译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红楼梦》中茶文化翻译
摘要：《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书中详细的描述了清代的茶文化，为研究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从饮茶之人爱喝茶的种类，便可以推断出他们的性格，这对通过典籍来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笔者从翻译的“动态对等”原则和翻译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对杨译和霍译的《红楼梦》中关于茶名称的翻译对比，探讨具有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的翻译方法，以便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关键词：茶文化；英译茶之名；动态对等；翻译目的论 一、中国的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早在神农时期，茶的药用价值已被发现，并由药用逐渐演变成日常生活饮料，进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汉代文人提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头。而到南北朝时，文化、思想领域又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的茶文化初现端倪。到了唐代，中国茶文化已基本形成。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到宋代至明初，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到了鼎盛时期。因此，我们说：“茶兴于唐、盛于宋。”到了清代，中国茶文化发展更加深入，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茶馆的兴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茶馆文化”，“客来敬茶”也已成为普通人家的礼仪美德。 二、《红楼梦》中的茶文化 只要一翻开这部古典名著，顿觉茶溢字里行间，芳香飘逸，此书写到茶有260多处，咏及茶的诗词（联句）有10余处，为中国小说所罕见，有人说：“一部《红楼梦》，满纸茶叶香。”《红楼梦》中记录了茶之名，茶之具，茶之水，茶之礼，茶之诗词。从这些角度不仅可以看出曹雪芹对茶的研究已经到了相当纯熟的阶段，更可贵的是他是借茶来烘托其中的人物性格。同时，也呈现了清代的茶文化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翻译目的论 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翻译的目的是目的论中一个极为关键的概念。这有三种解释。（1）译者的目的（如为了金钱）；（2）译文的交际目的（如为了启迪读者）；（3）使用某种特殊的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言中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1]。从以上的三种阐释中，我们重点来谈谈译文的交际目的。在这一解释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读者在翻译中的核心地位。一部译品能否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接受程度。因此，译者在翻译前必须明确目的是什么，想要向读者传达什么思想，只有在目的明确后，翻译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初衷与反响才能相结合。译者应该以翻译目的论为基础，确立翻译的意图，以向读者传播介绍为手段进行翻译。要学会跳出文本的小圈子，站在读者与文化的大圈子中去进行翻译。只有把目的、对象都明确了之后，翻译时便能游刃有余了。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译者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和心态，就是说自己始终起到纽带的作用，是一个传输文化思想与情感的媒介，不要带着要让作品成为经典的功利的思想去翻译，也就是要脱离文本[2]46。 四、茶之名体现人之性
=5>:C5:8A 5>7B;8<@B856;<>: 15 作者简介：姚振军， 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学与计算机应用技术摘 要：目前， 学界对“认知翻译学”的理论价值与潜力已有了较为广泛的共识，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已基本确立。本文在系统梳理王寅的认知翻译观的基础上，尝试完善玛格丽特·阿曼的认知翻译批评的五步模式，并且提出认知翻译批评是认知翻译学体系构建的重要分支之一，翻译批评中认知机制的引入能使其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纽带作用更加突出。 关键词：翻译学；翻译批评；认知语言学；模范读者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14）02－0015－05 1．引言 翻译研究经历了几次重要的翻译范式的转变或 “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始于20世纪末的文化转向、实证转向和全球化转向等。近年来翻译研究界似乎出现了“回归语言学”的部分转向， 2001年第三届欧洲翻译研究大会（EST ）将“回归语言学”列为会议主题（张莹，2007）。在21世纪初，认知语言学逐步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学派，也自然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顺应了翻译研究的“回归语言学”的大趋势，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认知转向”（孟志刚熊前莉，2012），一门新的“认知翻译研究”逐渐形成（王寅，2012）。本文在系统梳理王寅的认知翻译观的基础上，尝试完善一种认知翻译批评的五步模式，以期进一步丰富认知翻译学的研究体系。 2．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2．1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可以追溯到Bell （1991）对翻译认知心理的研究。由Danks 等（1997）编辑出版的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口笔译认知过 程》 ）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过程中认知科学与翻译研究结合道路上重要的“中转驿站”（邓志辉， 2011）。Chesterman （1998，2000）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区分了翻译研究的比较模式（源文本与译本比较）、过程模式（研究译者从接受任务、分析源文本、语码转换、译文重构、修改直至交稿的过程）和因果模式（研究译文形成的原 因、取得效果的原因乃至人类复杂翻译活动如 何得以完成）。切斯特曼（Chesterman ）的这一翻译模式理论对译学研究很有意义，也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引起了不同国度译学学者的关注，并纷纷撰文对此进行讨论。2000年， Maeve Olohan 编著了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Ｒ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超越文化断裂·翻译学研 究模式1：文本与认知的译学研究》 ，2006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再版），文集集中了一些有 代表性的相关研究，从而让读者更为系统和深入地了解了切斯特曼的模式理论。正如该文集副标题所示，切斯特曼的模式理论是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文集共收录来自欧、美、澳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译学研究者的英文论文16篇，虽然所选论文角度多样，但是都以模式理论为核心，并突出了对翻译活动的认知研究。 2010年，Shreve 与Angelone 编著的《翻译与认知》的论文集，是《口笔译认知过程》的姊妹篇，文集认为，翻译的未来方向为“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且在近期将会硕果累累（2010：1，12）。在该文集中，Halverson 正式提出“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与“认知翻译学者（cognitive translation scholars ）”的概念，并指出必须明确地沿着认知理论向前发展翻译学（2010：353）；西班牙翻译家Martin （2010：169）使用了“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 ）”这一术语，但她认为当前“认知翻译学”作为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尚属于“前 范式（Pre-paradigm ）”阶段。与该术语类似的英文表达还有：cognitive translation theory 、 cog- DOI:10.13458/https://www.doczj.com/doc/2c245387.html,ki.flatt.003965
生态翻译视角下的辜鸿铭《论语》英译研究 I believe that smartand intellectual western readers and scholars can think about Chinese and Chinese cultur e from a brand-new perspective, get rid of prejudice and have a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and Chinese tradition al culture and China.” That means Ku Hungming hopes to change the western attitude towards China and give up t he the violence of imperialist. Translation purpose i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the process of a text, and we can know Ku’s English version tra nslation of Lun Yu is fit for temporal social background and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and westerners. 3.Embodiment of the Principles of Eco-translatology Adaptation in Ku Hungmi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un Y u 3.1 Adaptation of the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Lefevere once said:” translators fun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 given culture at a given time.” At the be ginning, we have introduced the history and times background-eco-environment where Ku Hungming lives, because s ome special times and history bac kground will greatly influence translators’ thinking and behaviors. Eco-environment i 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following factors, including society, politics,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3.1.1 Society and Politics Before 1840, China i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westerners regard China as a mysterious, old and magica l country with all kind of goods everywhere and endless natural resources. In fact, because of the complement of cl ose-door policy for a long time, it seriously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and enhancement of Chinese society. However,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England, France and others have beg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production takes p lace of hand labor, creating plenty of wealth and excellent science technology, which produces huge energy more th an previous sum of all times. However, the quick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ountries also deepens capital contraction, and they need to conquer more countries to enlarge their power, and China is one of their destinations. Although Qing Dynasty has rich resources, yet the close-door policy makes him behind the world trend. Western countries sta rt their attacks to China, and China can’t withstand the force of imperialism, and they have to sign the first unequal treaty-Nanjing Treaty, which marks the beginning of semi-colonial and semi -feudal society. After Nanjing Treaty, a s
从翻译目的论视角谈“关雎”的英译 摘要：翻译目的论的出现，打破了翻译语言学派中原文至上的观念。译文忠实原文不再是译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原文只是为译者提供了信息。决定翻译过程和结果的是翻译的预期目的。在翻译目的论视角下，译者和译文的重要性都有所提高。本文以詹姆斯?理雅各以及汪榕培的“关雎”英译本为例，从翻译目的论视角分析两个英译本，以期说明由于不同的翻译目的，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翻译结果都会有所不同。 关键词：翻译；目的论；目的；关雎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GuanJ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 Theory Abstract: Skopos theory changed the concept of original text being the first priority held by the linguistic schools. Faithfulness is no longer the first concern of the translator. The original text just provides information to the translator. It is the purpose that determines the procedures and results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 theory,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ors and translated texts is enhanced. In the light of Skopos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James Legge’s and Wang Rongpei’s English translationsof Guan Ju as examples in order to show that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vary because of different translation purposes. Key words: translation; Skopos Theory; purpose; Guan Ju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西方译界出现从译作到译者、从成品到过程的转向，翻译界开始引入认知学的概念与方法来研究译者的心理过程。认知科学为研究译者大脑黑匣子的运作过程、进而建立翻译过程实证模式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方法与灵感，为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学科视野；而对翻译认知过程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些认知学分支学科中的重要课题。进入新世纪以来，翻译学与认知学之间的结合态势日益明显，并在短短十余年间取得了卓著成果。2010年，John Benjamins集团出版《翻译与认知》（Shreve & Angelone, 2010）一书，该书集近年翻译认知研究发展之大成，既总结了此前过程研究的进展，也展望了认知翻译研究的前景，对日渐重视过程、实证与跨学科建设的翻译界具有显著的学术意义，对研究语言认知机制的相关认知学科也有不容忽视的借鉴作用。本文拟对该书略作评介，以期为我国目前缓慢发展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发展动力。 1．内容简介 全书由前言和14篇文章构成，文章分属三大部分，即研究工具的变革、研究设计与相关问题、翻译过程研究与认知科学的结合。在前言中，两位编者简要回顾了翻译学与认知学之间的跨学科结合历程，并从上述三个角度对近年来翻译过程研究的进展进行了小结。这三大类范畴其实体现了本书“翻译与认知”这一大的视角，因为研究方法的变革、研究设计的进一步规范化，正是翻译过程研究近年取得的两大进展，后者又全得益于翻译学与认知学之间跨学科结合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第一部分“研究工具的变革”包含六篇文章，旨在从不同侧面展示翻译过程研究近年来在研究工具上的进展。这主要体现于继早期研究工具TAPs之后，多维收集翻译过程数据的研究软件Translog的广泛应用，及最新工具眼部运动跟踪技术（eye-tracking）的初期试用。 在“翻译任务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管理、以及元认知问题的解决”一文中，Erik Angelone 结合运用TAPs与电脑屏幕录像法，聚焦翻译过程中受试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元认知问题处理过程，研究了专业译员与翻译学员在问题解决模式上的差异。Barbara Dragsted在“翻译中读写过程的协调：未曾涉足的研究领域”一文中，更综合运用了Translog与眼部跟踪技术，来探索翻译学员与专业译员如何协调源语理解过程与目的语产出过程。其结果对专业译员与非专业译员之间差异性研究的贡献毋庸置疑，但更主要的是，该研究为眼部跟踪技术这一新方法的可行性提供了有力的例证，因此极具方法论意义。 本部分其他几项研究都综合运用了Translog 与眼部跟踪法来获取数据。Gegory Shreve等在“看文口译过程中的认知努力、句式混乱以及视觉干扰”一文中，研究“干扰”（disruption)如何影响受试的认知努力（cognitive efforts），并探讨了“视译”（sight translation）过程与笔译相关过程在这一研究角度上的异同；Rydning & Lachaud 在“翻译重组过程所面临的挑战：语境有助多义词的理解过程，而极大地增加其翻译难度”一文中，报告了语境和翻译技巧如何对多义词的理解与翻译重组过程产生影响；Alves 及其研究小组在“翻译单位与语法迁移：基于结果与过程研究的综合视角”这一研究中，结合翻译语料库数据，取过程研究与结果研究的交叉视角，探索了翻译过程中认知努力与翻译单位的关系。这些研究的成功开展表明，眼部跟踪技术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运用潜力极大，因此非常值得翻译研究者重视。 不仅如此，眼部跟踪法还可望从不同角度扩展翻译过程研究的视野与领域。O’Brien在“受控语言与可读性”一文中报告了他如何采用眼部跟踪法来探索受控语言（controlled language）与可读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视角的产生与实际研究 认知学与翻译学结合的新起点 ——《翻译与认知》评介 邓志辉中山大学 书刊评介
两种语言，两种思维：由语言操作驱动的灵活认知处理 摘要 人们通过划分周围的物体和事件为可识别的不同类别来了解它们。语言影响这个过程的程度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不同的语言使用者的行为有所不同吗？在这里，我们表明，流利的德语和英语双语根据其操作语言的语法限制自动分类运动事件。首先，正如在运动编码中的跨语言差异所预测的那样，在德语测试环境中运作的双语参与者更愿意在英语完成的基础上比双语参与者更大程度地匹配事件。第二，当双语参与者在英语中遇到语言干扰时，他们的分类行为与德语的预测一致；当双语参与者在德语中遇到语言干扰时，他们的分类与英语的预测一致。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认知语言的影响是上下文绑定的和短暂的，揭示了前所未有的人类认知的可塑性。 关键词:双语，认知，认知过程，语言，心理语言学 查理是弗朗柯斯国王，自诩为罗马人的皇帝，发现讲另一种语言就是拥有另一个灵魂。有没有像人类之间能够互相区分的一种基础的东西，这种东西能够在变化的语境中进行转化？语言可以为世界有意义的划分随时提供信息依据（露西，1997；沃尔夫，1956）。例如，在面孔，颜色，事件，和人工刺激上加上特定的语言标签，那么人们就会更快地区分和学习这些概念（罗伯逊，汉利，2008；lupyan& Ward，2013）。接触不同语言的婴儿一旦能说出母语的颜色，就会颜色分类上出现差异（罗伯逊，大卫杜夫，戴维斯，&夏皮罗，2004）。这种影响已经扩展到低层次的感知（蒂埃里，Athanasopoulos，wiggett，绘制，与Kuipers，2009）。在这里，我们通过操纵操作在双语者语言和测量在一个分类任务绩效的方式，探索使用特定语言在认知加工中表现出的差异性。 在两个实验中，我们要求德国的英语学习者提供视频剪辑三合会描绘目标导向运动事件的相似性判断（例如，一个女人向一辆车走）。先前的研究表明，不同语言的人对运动事件的目标或终点有不同的看法。德国、南非语、和瑞典往往提到终点，看看终点，终点在相似性判断和青睐，而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这样一个较小的程度上（athanasopoulos&拜兰，2013；拜兰，Athanasopoulos，&工作，2013；flecken，卡罗尔，和Stutterheim，2014；Stutterheim，Andermann，卡罗尔，flecken，与schmiedtová，2012）。这些跨语言的差异是因为端点偏好语言观方面的差异，一种语法手段，表达的是一个动作，状态，或事件涉及时间的流动：英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一个事件的持续期是动词标记（例如，强制性的渐进的-ing形式的英语），和这些语言的使用者更容易查看事件正在进行，不强调端点。相比之下，德国，南非，瑞典缺乏观点，因此不把注意力转向运动进行性。相反，演讲者采用整体事件的看法，终点也包括在其中（详情见拜兰et al.，2013；冯斯塔特海姆et al.，2012）。 在我们的第一个实验中，我们得出在英语和德语语境中的德语和英语的单语和双语德语英语事件分类模式。如果不同的语言与事件分类的差异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任务中的性能将根据语言上下文而变化。在第二次实验中，我们打乱了口头介导的分类，要求不同组的双语者在第一和第二语言重复串的数字。发现只要动词一出现，单跨语言的差异在言语之间存在的干扰就会消失。然而，当双语者使用他们的母语语言的时候，其他语言仍然活跃和被充分利用，影响者与之有所关联的话语形式（abutalebi和绿，2007；Boutonnet，Athanasopoulos，&蒂埃里，2012；吴和蒂埃里，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