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司法的较量-媒介审判
章雯雯叶丹露陈佳雯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人文科学分院广播电视新闻学1201 1202 ）
【摘要】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时代掌握了“话语权”的绝对优势，其舆论监督是“柔性监督”。但是让媒介去凌驾于法官之上，以道德评判取代司法审判，实质上是以新闻自由为由干预司法独立。“媒介审判”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改变了媒体角色的定位，干扰司法，降低司法公信力。而司法的缺位，利益的驱动，媒体的越位，公众的人治情结和制度规范的空白都是造成“媒介审判”的主要原因。从1997年的张金柱案到2010年的药家鑫案再到2013年的陈永洲事件，都是“媒介审判”的典型案例。为了避免出现“媒介审判”，媒体必须要坚持新闻原则，公正客观地报道，而且新闻报道节奏要和正常的诉讼程序同步。而传媒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是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
【关键词】媒介审判司法公正舆论监督
【正文】
2013年的陈永洲事件引起社会不小的反应，央视公开的派出所审问视频更是让我们联想到“媒介审判”这一新闻伦理问题。从1997年张金柱案到陈永洲事件的十几年间，新闻报道扭曲舆论监督功能，干预司法公正的现象日渐增多，如何避免“媒介审判”，值得我们深入分析，从而唤醒传媒和司法的良性互动。
一．媒介审判的定义及表现方式
“媒介审判”又叫“新闻审判”、“舆论审判”，指新闻媒介利用其公开传播的新闻报道或评论，干预、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即犯罪嫌疑人尚未经法院判决是否有罪，传媒已经在报道或评论中对其定罪，或传媒对嫌犯在法庭的辩护作倾向性的评论，作出定罪的判断。
它主要表现在媒体超越司法程序对正在审理的案件的案情分析、案件定性、涉案人员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一种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其公正性。实质是以新闻自由干预司法独立，以道德评判取消司法审判，以媒介的“话语强权”代替舆论监督。1
二．媒介审判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媒介审判”的发展过程进行宏观考察，可以发现一起舆情案件的形成大致要经历这样几个过程：舆论的开端（“自媒体”如微博焦点言论）-舆论发展（主流媒体跟进，进行集
中报道，头版头条，博客推荐，论坛置顶）-舆论膨胀（媒体深入挖掘，专题报道，网络言论争鸣，网络行动，“意见领袖”引导）-舆论整合（意见趋于一致，舆论群体出现）-舆论消散。
第一，媒介审判加剧了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新闻自由强调通过信息公开来实施对包括司法权在内的社会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司法独立则排斥各种非司法的因素对司法者的指令、干扰和影响。关于司法的独立性，西方的学者概括为七个方面，分别是国家和社会各种势力，上级官署，政府，政党，新闻舆论，国民时尚与时好，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
第二，它容易误导受众，造成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在信息社会里，大众传播媒介拥有选择信息和解释信息的权力，具有“话语权”的绝对优势。而司法机关则由于其封闭性和独立性，因而同社会的信息交流相对较少，表现出一定的沉默性。这样就很可能造成事实上的信息不对称，受众只能根据新闻媒体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对案件审判的公正性作出判断和理解。一旦媒体提供的信息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不充分的、不客观的，就有可能误导受众。使公众对司法部门办案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信心动摇、减弱，从而危害法治。1简单来说，人们会怀疑法院的判决受到舆论的影响。传媒先给嫌犯定罪，不按程序法办事，即使后来的判决正确无误，人们也会怀疑这是传媒影响的结果。至今怎么解释都难以扭转人们的认识：法院受到传媒报道的影响才判了当事人死刑。2
第三，它扭曲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干扰司法。在我国的监督体制中，舆论监督是一种特殊的“柔性监督”的形式，让媒体去充当“法官的法官”，“凌驾于司法之上，干预和影响司法”。这种变形的舆论监督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舆论监督，而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无罪推定原则，则是要求控审分离，审判权独属法院。它提出法律上无罪的概念，以区分事实上的无罪，“有罪”与“无罪”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对事实进行法律评价的结果，这一评价结果只能由行使国家审判权以裁判的形式作出，而做出相对公正的最终判决。3第四，它改变了新闻媒体的角色定位。一是干扰了新闻界的正常工作，并有可能使媒体陷入讼累之中；二是道德与法律的冲突问题。另外媒体所渲染的主题故事湮没了证据搜集的必要与可能，而证据裁判原则要求裁判的形成必须以达到一定要求的证据为依据，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而且，法官既承受来自各种媒介的舆论干预，又受到因舆论影响而站出来“主持公道”的行政干预，法官艰难地秉持着法律公正与道德公正的天平，又承受着法律与敬重领导的双重考验。法律无罪在道德面前站不住脚，变成“民意的傀儡”，在行政指示前变得腿软，沦为“政府的喉舌”，“有罪”也就这样产生了。
第五，“个体暴露”决定“未审先判”。新闻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发动者和传播者，它依仗
自己强大信息优势足以主导舆论的霸主地位，对案件“口诛笔伐”，形成一种先在行的强势“审判设定”。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直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判刑或变相定罪，判刑。被追诉者的人权受到严重侵犯，特别是名誉权和隐私权。3
第六，“故事多变”置换“事实认定”。现代传媒技术使人们可以通过非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交流，舆论可以很轻易地聚集和整合，但是司法程序远远跟不上及时性很强的媒体，所以会出现各种敏感性，趣味性，异常性，讽刺性的语言表达，多个事实版本中充斥着虚假，主观，道听途说的细节，这样直接言词原则的基本精神就被消解了。
第七，“证明标准下降”催生“疑罪从生”。强大的舆论压力使法官不得不屈从主流观点，被告人不能拿出有力的证据以扭转舆论的倾向，那么最终往往是被判有罪。这种举证责任的转移必然伴随着证明标准的降低，冤假错案更加容易发生。
三．媒介审判产生的原因
第一，司法缺位。极少数司法人员职业道德缺失，业务素质低下，有些司法人员法治意识淡漠，人情案、关系案，时常不断，实现司法公正常常需要外部因素包括媒体监督的推动；因而新闻舆论也就成为救济司法缺失和司法不公的一种特殊的救济手段。
第二，新闻界越位。中国的新闻媒体大多具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借助于其所依托的强大的政治权威，传媒或多或少都有评判是非、解决纠纷的能力。如果这种能力处置不当，越过了一定的界限，异化为凌驾于司法之上或越于法治之外的裁决权与处理权，就可能构成实质上的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和对抗，危及社会权力结构的平衡。
第三，媒体经济利益的驱动与恶性竞争。一些媒体竞相追逐法制报道这个热点，吸引受众的眼球，提高媒体的发行量和收视率，刺激广告商投放广告的热情，为媒体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因热炒“卖点”而出现失控，形成对司法独立的非法干预。
第四，公众人治情结的执着。中国目前情况下，一些地方实现司法公正还时常对外部干预因素(如上级指示、媒体报道)有一定的依赖性，就更容易助长公众产生“找法院不如找记者”、“记者是法官的法官”之类的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审判”是现代法治社会里由新闻界和公众共同制造的人治的神话。
第五，制度建设空白。寻求司法独立与媒体报道的平衡是保证舆论监督合度、到位的基本前提，但目前我们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对监督的对象、范围、方法、措施、限度、要求等等，都有相当多的法律和政策的空白，缺乏完备而又便于操作的法律规程，致使新闻媒体面对舆论监督或者手足无措，或者违规犯忌。
四．中国社会上出现的“媒介审判”实例
在2013年，一起陈永洲被长沙警方跨省拘捕事件引起公众不小的关注。整个事件过程是这样的。由公开资料显示，从2012年9月26日到2013年6月1日，陈永洲曾发表10篇有关中联重科“利润虚增”、“利益输送”、“畸形营销”及涉嫌造假等一系列批评性报道。2013年7月10日，11日，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高辉在微博上将陈永洲的记者证及身份信息公开，称相关报道为虚假报道。10月22日，新快报记者被长沙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带走。23日，中国记协联系公安部要求保证新快报记者安全。24日，记者陈永洲被跨省刑拘。26日，陈永洲承认收钱发不实报道。28日，《新快报》就陈永洲事件致歉。30日，新快报陈永洲被批捕。
而在26日央视的《朝闻天下》早间新闻栏目中播出陈永洲自述有罪的采访片段。新闻中陈永洲在面对民警的质问，声称愿意认罪也愿意悔罪。央视在这起事件中触犯了两大法律底线。
首先中国的刑法应该是无罪推定原则，但是央视并没有采访他委托的律师，也没有他任何的自辩，只有纯粹的有罪供诉，这本身已经违反了《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公安没有等法院审判这么快就把这些所谓结论性意见抛到央视上去，我觉得它是强化社会受众一种有罪认定，形成陈永洲就是有罪的舆论引导，使公众对该事件提前有了判决。
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央视能够进入看守所拍摄，这本身就违法。因为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只有办案人员、律师和家人可以见到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有犯罪嫌疑的公民未被法律判定有罪时，官方媒体就公开他们的信息，会严重侵犯他们自身和家人的隐私权。而且在视频中没有对陈永洲的面部做马赛克处理，在法院还未做出判决前，他只是犯罪嫌疑人，应享有自己名誉权不被侵害的权利。
在26日，陈永洲事件法院还处于调查当中，尽管陈永洲收受了钱财发表报道，该报道内容是否与事实不符，并没有定论。给他文章的第三方也没有出来给予解释，中联重科也没有提供资料来对质，在事实的真相还未明了之前。央视就进入到派出所，公开播放民警审讯陈永洲的视频。画面中陈永洲被剃了头发，穿着囚服，戴着镣铐，被冠以有着严格标准的损害商业信誉罪。这完全是一场赤裸裸的媒介审判。这是央视，作为我国最具有权威的电视台所不应该犯的错误。
陈永洲的案子绝对不是个案。2010年10月20日22时，药家鑫在驾驶红色雪弗兰小轿车从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返回市区途中，将前方在非机动车道上骑电动车同方向行驶的被害人张妙撞倒。药家鑫怕张妙记住车牌号找麻烦，即持尖刀在张妙胸、腹、背等处捅刺数刀，将张妙杀死，逃跑途中又撞伤二人。10月23日，药家鑫在父母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
案自首。2011年4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被害人家人经济损失费。药家鑫随后提起上诉。5月，二审判决宣布维持原判；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事件一经媒体报道立刻引起了公众的热烈讨论，舆论铺天盖地。案件进入开庭审理阶段后，整个社会都在以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关注此案，而纵观各家报纸网络等媒体的报道不难发现，在报道的过程中，媒体已经给药家鑫下好了定义，认为他“穷凶极恶、罪大恶极、非死不可。”《齐鲁晚报》中一片名为《药家鑫的人性拼图》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一个别人眼中的‘好孩子’，一只会弹钢琴的‘羊’，却在‘狼性发作’时做出了让全国震惊的举动。”“狼性发作”这一类措辞带着明显的主观色彩，是在变相地对公众舆论进行引导。
药家鑫案是国内首次采用微博进行庭审直播的大案，微博的现场性、及时性、互动性和它同时覆盖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特征激发了公众的极大兴趣，也让案件审理处在众目睽睽之下。盘点针对药家鑫案的网络舆论，不难发现大多数人都认为药家鑫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公众在网络上进行“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的感情宣泄，出现了“药家鑫杀一百次也不为过”的言论，甚至还有人说“中国和药家鑫，只能活一个”。信息的病毒式传播和舆论的核裂变效应造成网络舆论的偏执，甚至呈现非理性的舆论“一边倒”的现象。媒体的“下定义”报道和网络舆论扭曲了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大大干预了司法公正性。
再往前追溯，1997年的张金柱案在当时轰动一时，也被认为是媒介审判的典型案例。1997年8月24日晚9时左右，张金柱因酒后驾车，致使父子俩一死一伤于他的车轮下。8月27日，张金柱被刑拘；12月3日，郑州市中院公开审理此案。1998年1月12日，张金柱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张金柱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院维持原判。1998年2月26日，张金柱被执行死刑。临刑前，张金柱哀叹：“我死在你们记者手中。”
肇事事件发生后，《大河文化报》（即现在的《大河报》）刊登了张金柱的身份：原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这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强大的冲击波，引起了民众的愤怒，强烈要求严肃查处肇事者。媒介介入使张金柱案从中原走向全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甚至在法院审理期间，出现了市民奔走相告，法庭外支起了音箱“直播”庭审，近万名市民聚集收听的壮观场面。
在本案中，媒介几乎众口一词，河南的一份报纸更刊出了一篇《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评论，舆论呈一边倒的态势，社会大众更是表现得“同仇敌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法院的压力可想而知，既要维护法律的公正，但也不能忽视民意，最终终审判决死刑，不能不谓之为“民意的胜利”，“司法公正”在种种因素的制约下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司法尴尬”。
药家鑫、张金柱等人纵使是犯了天大的错误，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媒介审判”本身就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媒介没有审判的权力，以一种错误去纠正另一种错误决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4，应当交由法律来对他们进行公正的裁决。媒体以主观情绪对案件当事人作出判决，引导舆论，不仅妨碍司法公正，也是媒体素质低、道德缺失的表现。媒介审判扭曲了媒体的监督功能，逾越了传媒与司法的鸿沟，新闻媒体伦理失范，与自身应尽职责和义务背道而驰，不止对案件当事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也将公众的舆论集中到超出一般公众讨论的界限，是以道德的高标准约束司法审判的极度缺乏道德的行为。新闻媒体这种伦理失范行为决不能恶化。
五．媒体如何避免媒介审判
媒体首先要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报道的用语要符合法律规范，不掺杂感情色彩。其实早在1996年，中宣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司法部和新闻出版署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法制新闻的意见要求，其中就有“不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做有倾向性的报道”的规定。
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报道的节奏要与正常的诉讼程序同步，一般应该在案件审理结束后再发表评论，而且一定要尊重法律注意权衡利益关系，保证报道和评论的公正、客观，不为案件中的任何一方代言，不要随意批评切忌掺杂个人情感、好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2006年9月12日就说到，“媒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预测审判结果发表评论或结论性意见”。
在信息时代，我们高呼新闻自由，寻求事件真相，但是借着新闻自由的保护伞去越位，用感性去定一个人的罪，这是当今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所以寻求最大化的媒介和司法平衡，对于维护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慕名春.“媒介审判”的机理和对策[J].现代传播半月刊,2005(132):64-66
[2] 陈力丹.不能再搞“媒介审判”[J].新闻界,2013(22):23-26
[3] 张冠楠.“媒介审判”下的司法困境[J].法学,2011(5):14-20
[4] 李连根. 舆论监督要在法律面前摆正自己的位置[N] .北京日报. 2009-6-22
传媒与司法的较量-媒介审判 章雯雯叶丹露陈佳雯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人文科学分院广播电视新闻学1201 1202 ） 【摘要】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时代掌握了“话语权”的绝对优势，其舆论监督是“柔性监督”。但是让媒介去凌驾于法官之上，以道德评判取代司法审判，实质上是以新闻自由为由干预司法独立。“媒介审判”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改变了媒体角色的定位，干扰司法，降低司法公信力。而司法的缺位，利益的驱动，媒体的越位，公众的人治情结和制度规范的空白都是造成“媒介审判”的主要原因。从1997年的张金柱案到2010年的药家鑫案再到2013年的陈永洲事件，都是“媒介审判”的典型案例。为了避免出现“媒介审判”，媒体必须要坚持新闻原则，公正客观地报道，而且新闻报道节奏要和正常的诉讼程序同步。而传媒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是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 【关键词】媒介审判司法公正舆论监督 【正文】 2013年的陈永洲事件引起社会不小的反应，央视公开的派出所审问视频更是让我们联想到“媒介审判”这一新闻伦理问题。从1997年张金柱案到陈永洲事件的十几年间，新闻报道扭曲舆论监督功能，干预司法公正的现象日渐增多，如何避免“媒介审判”，值得我们深入分析，从而唤醒传媒和司法的良性互动。 一．媒介审判的定义及表现方式 “媒介审判”又叫“新闻审判”、“舆论审判”，指新闻媒介利用其公开传播的新闻报道或评论，干预、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即犯罪嫌疑人尚未经法院判决是否有罪，传媒已经在报道或评论中对其定罪，或传媒对嫌犯在法庭的辩护作倾向性的评论，作出定罪的判断。 它主要表现在媒体超越司法程序对正在审理的案件的案情分析、案件定性、涉案人员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一种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其公正性。实质是以新闻自由干预司法独立，以道德评判取消司法审判，以媒介的“话语强权”代替舆论监督。1 二．媒介审判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媒介审判”的发展过程进行宏观考察，可以发现一起舆情案件的形成大致要经历这样几个过程：舆论的开端（“自媒体”如微博焦点言论）-舆论发展（主流媒体跟进，进行集
浅谈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审判”现象在网络时代，许多社会事件在网络舆论的发酵下成为全民瞩目的热点。网络信息的隐匿性，消息碎片化，分散等特性使媒介审判在网络时代出现了新的流变。本文运用传播学、伦理学和传播法规的相关理论的文献梳理法和新近案例分析，试图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体审判现象，从国内外的发展情况入手，分析其特征，并且从媒介报道方面、司法和受众的参与等方面找出原因，进而从媒介报道的原则和应承担的责任，司法的及时性和公正以及受众应该理性参与等方面找出应对之策。我们在呼吁舆论监督的同时，更要理性、科学参与监督，媒体报道注重其导向性和责任感，坚决杜绝媒介审判现象的存在。 新媒体，媒体审判，司法公正，网络舆论
Talking about the “media trial” phenomenon of new media environment In the Internet age , there are many social events , driven by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twork becoming a national focus of attention . Occult network , the message fragmentation , dispersion and other properties make trial by media in the Internet age there is a new rheology . So this article will "new media environment" included in the study, using the theory of media environmental studies , trying to study in today's new media environment,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a phenomenon of the trial , and binding characteristics to find countermeasures. We appeal to public opinion , but also can not ignore the existe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media trial . new media, the media trial, justice, public networks
由“媒介审判”浅谈“第四权力” 050114322 马高树 “媒介审判”这一词语发端于美国，通常发生在案件审理过程之中，主要表现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期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形成某种舆论压力，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它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也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严格地说，“媒体审判”并不是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分，而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因为媒体舆论监督是宪法原则；而“媒体审判”是违法行为，两者在内涵上是不同的。把“媒体审判”看作媒体舆论监督，是在为“媒体审判”寻找合法依据，为媒体干涉司法提供借口。因此，媒体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要冷静、客观，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 前几年，郑州市有个肇事逃逸的警察黄金柱，因为受到舆论的谴责，很快成为全国“知名人物”，法官为此感到压力太大，于是从重从快，判其死刑以平民愤。可事后，法学界又对此产生质疑，认为这人依照法律罪不该死，是因为舆论的力量加重了处罚（当事人临死前还发出感叹“是死在记者的笔下”）。另一种情况是舆论导致轻判，这也有实例。湖北有个叫董晓阳的女子，贩毒 174.7克，按法律应判处死刑。可是，因为她在狱中用千纸鹤“折”出了一篇《千字忏悔文》，受到一些媒体的热捧，这些媒体还公然认为董晓阳“罪不致死”，结果，她被判死缓。 舆论干扰司法，被学术界称为“媒介审判现象”，它和“长官意志”一样容易导致司法不公，而且，这种干扰对破坏法律公平的危害性，更容易被人们忽略。“以权代法”引起的公愤是不必多言的，“媒介审判”却很容易获得一些人的支持。所以，建设法治社会，还应该对“媒介审判现象”提高警惕。据说，在一些发达国家，法官审理案子期间，是禁止接触媒体的（不准看报、看电视等），怕的就是受到舆论力量的干扰。此外，动不动就联名上书，或者通过其他社会力量介入司法，也容易导致法院的判决出现偏颇，这些都是应当注意的。 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介与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平起平坐,被称为“第四权力”或“政府第四部门”，成为一支强大政治力量，给予新闻业如此美誉绝非出自新闻界。人类的认识和社会的实践对媒介有着须臾不可分离的依赖性，它是人类社会的认识系统和调控系统。其主要作用表现为：第一，为政治参与提供通道；第二，加强社会对政府监督制约；第三，维护法制。 其中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媒体有提供资讯成为公意的功能。每天向一般大众提供足够的资讯，让他们了解政府做了些什么；提供并促进公众讨论的机会，以形成公意，藉以监督政府的施政。第二，在现实中，人民并不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尤其是现代政府是一个结构庞大的组织，要监督这样一个组织，必须要有一个结构良好、财务健全、拥有专业评论家、具有获得资讯能力、并且还有将其获得的资讯和评论传递给一般大众的能力的组织，才足以担负监督政府的功能。而具有这一“守望者”功能的组织，也只有新闻媒体事业。
大纲解析： 第一节：新闻传播伦理 传媒报道中的伦理困境（P4） （一）新闻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 1.伦理困境： 在狭义的角度也被称为“道德悖论”或“道德冲突”，是指陷于几个道德命令之间的明显冲突，如果遵守其中一项，就将违犯另一项的情形。此情况下无论如何作为都可能与自身价值观及道德观有冲突。伦理困境的形式化表示如下： ①A是道德上必须做的。 ②B是道德上必须做的。 ③不过，我不能同时做A和B 2.规范伦理学两种不同的理论 目的论伦理学：结果论伦理学：坚持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受该行为的结果决定。非目的论伦理学：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受其结果以外的东西决定。 如：新闻工作者是否应该为获得一个重要的新闻而采取暗访、欺骗的手段？依据非目的论者的理论，凡是以欺骗方式获取，在道德上通常都是错误的；但如若用功利主义理论来理解，这一切又都合乎情理。因为新闻工作者的欺骗行为是为了公众利益。
3.新闻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 1.首先，新闻工作是具有特殊性的一种职业； ①新闻报道要求真实性，时效性，这就要求记者要抢新闻，抓头条，要求新闻记者无限逼近事实真相，②及时有效地进行报道和传播，但是新闻记者也有自己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不可避免有个人色彩。③在追求真实、快速的过程中，对当事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2.其次，新闻工作者进行伦理选择时具有透明性。 ①没有什么人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伦理抉择。虽然所有的专业人士都会不时地犯一些伦理过失，但是只有新闻工作者有这个勇气或者说不得不将这些过失公之于众，当那些伦理抉择错误时，公众的反应既迅速又苛刻。 3.最后，追逐经济利益使新闻工作者的伦理观念淡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事业开启了“事业管理，企业经营”的发展模式。 （二）新闻伦理困境的解决模式 1.新闻伦理困境的表现 ①新闻工作者的真实报道与他人隐私保护之间存在着冲突。 ②新闻工作者的真实报道与对当事人的关怀之间存在着冲突。 ③新闻工作者的隐性采访与真诚、信守承诺之间存在着冲突。 ④新闻工作者的真实报道与保护司法独立性之间存在着冲突。
“媒介审判”的危害 近些年来，“媒体审判”在我国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多案件，法院尚未开庭审理，媒体记者就随意使用“杀人犯”、“贪污犯”等等定性词汇，以带有严重情感色彩的语言描述案件或当事人，从而给审理案件的法官、陪审员施加了种种看得见看不见的压力。 在我国,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对审判机关进行舆论监督，促使审判机关依法裁判是社会监督的体现，也是一种特殊的民主监督形式。但是现在媒介审判这种舆论监督的“越位”现象已经被新闻界认为是舆论监督实践中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如何预防和减少“媒介审判”的呢？ 1、政府及司法机关要加强立法，不断完善自身机制。一方面，要加强立法，明晰各方的权利义务，保证法律的权威性，既欢迎媒介监督，又要坚持司法独立；另一方面，在审判中要加强信息透明度，满足公众知情权和媒介的新闻自由权，保证公开审判，取得公众的信任和理解。 2、媒介应做不懈努力。一方面，要明确自身定位，加强媒体自律。媒介在报道新闻时只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者，不是仲裁者。同时，要加强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遵守职业准则。做一个中立者。媒体要注意对新闻工作者进行法律意识的培养教育，而且也要与司法机关彼此沟通。一旦司法机关介入了某个新闻事件并立案以后，传媒就要确立“立案意识”。这时，媒介必须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全面性等基本原则，忠实于新闻事实的本来面目，坚持用中性语言，尽可能做到平衡报道，力求司法机关处理该案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3、公众也应出一份力。解决好受众的问题，“媒介审判”也就更容易消除，公众
自觉学习法律，增强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遇事理性思考,理性判断，不轻易受媒介的煽动，做一个信法、守法的群体，才能更好地保证司法的权威性，阻止”媒介审判”的发生。
关于“媒介审判”的思考 随着媒介舆论监督权力被广泛认同,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保护,与之相关的“媒介审判”问题又摆在了新闻法学界面前。媒介介入司法过程,对司法独立与公正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损害了司法的神圣。如何加强对媒介的监督与管理,进一步规范媒介的行为,维护司法的公正和独立,保证我国司法体系良性发展与完善,成为新闻法学界面临的一个课题。笔者认为厘定媒介监督权力的范围,保证舆论监督权力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规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目前,国内在“媒介审判”概念上的使用不尽相同,“媒介审判”、“舆论审判”、“媒体(传媒)审判”等均为同义语。“媒介审判”一词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审判”。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媒介审判”的重要表征是“语言暴力”。中国传媒大学王军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上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我国著名新闻传播法学专家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
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度(one-dimension)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 关于“媒介审判”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 第一种是:“媒介审判”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原则相悖。我国法律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判决前对任何人都假定无罪。但在实践中,媒体却往往越俎代庖,代替法院给嫌疑人定罪,这种行为事实上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并有可能损害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另外一种看法是:“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见2005年第10期《青年记者》所载廖金英、谢太平的文章《“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文章指出没有什么新闻报道会左右法官的判断,不负责任的报道是媒体的过错,但却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到法官的判断。对一个具有足够理性的、合格的法官来说,即使他要把新闻报道作为了解信息的渠道,媒体的报道是否合乎情理和逻辑,是客观报道还是一面之词,是理性的言说还是情绪的宣泄,法官是完全能够做出准确判断的。笔者更认同前一种观点,这里我们把“媒体审判”和“法院审判”区别开来。说“媒体审判”是因为媒体把本该由法院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不是说它有“法律审判”的效力。 (一)“媒介审判”是媒体角色的越位或错位。媒介的社会角色主要
“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它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媒介审判”的原初法律涵义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是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trial by news paper）。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目前,国内在“媒介审判”概念上的使用不尽相同,“媒介审判”、“舆论审判”、“媒体(传媒)审判”等均为同义语。“媒介审判”一词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审判”。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媒介审判”的重要表征是“语言暴力”。中国传媒大学王军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上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我国著名新闻传播法学专家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度(one-dimension)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 关于“媒介审判”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 第一种是:“媒介审判”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原则相悖。我国法律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判决前对任何人都假定无罪。但在实践中,媒体却往往越俎代庖,代替法院给嫌疑人定罪,这种行为事实上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并有可能损害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另外一种看法是:“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见2005年第10期《青年记者》所载廖金英、谢太平的文章《“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文章指出没有什么新闻报道会左右法官的判断,不负责任的报道是媒体的过错,但却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到法官的判断。对一个具有足够理性的、合格的法官来说,即使他要把新闻报道作为了解信息的渠道,媒体的报道是否合乎情理和逻辑,是客观报道还是一面之词,是理性的言说还是情绪的宣泄,法官是完全能够做出准确判断的。笔者更认同前一种观点,这里我们把“媒体审判”和“法院审判”区别开来。说“媒体审判”是因为媒体把本该由法院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不是说它有“法律审判”的效力。 典型的案例是：上个世纪中叶发生在美国的“谢帕德案件”。1954年6月4日美国的一个外科医生谢帕德（SamSheppard）被指控谋杀自己的妻子的凶手。由于当时在事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使得案情无法开展。但是，民众和媒体的合理想象认定谢帕德医生是杀死其妻子的凶手。媒体为了炒作的需要，不断制造新闻，以此来刺激受众情绪，致使法院最终裁定谢帕德医生有罪。作为无辜的受害者谢帕德医生每年上诉，一直上诉了十二年，屡次被法院驳回。直到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接受谢帕德医生的请求，重新审判，被判无罪。 我国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可及于全国的法律规范性文件活动的总称，是我国中央立法的首要组成部分。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可及于全国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活动的总称，与全国人大立法共同构成中国国家立法的整体，是我国中央立法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国务院立法，是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即中央政府依法制定和变动行政法规、参与国家立法活动以及从事其他立法活动的总称。 煽动，是指行为人以语言、文字、图像等方式对他人进行鼓吹煽动，意图使他人接受或相信所煽动的内容或去实行所煽动的分裂国家的行为，而非行为人自己实行，这是煽动分裂国家罪与分裂国家罪的根本区别。 名誉，是社会或他人对公民品德、才干、信誉、功绩、资历和身份等方面评价的总和。 名誉权，就是公民享有应该受到社会公正评价的权利和要求他人不得非法损害这种公正评价的权利。 媒介审判，是指新闻传播媒体在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造成破坏司法原则的后果。 媒介审判主要有2个负面影响：1、亵渎了法治原则。2、造成了新闻媒介的角色错位。 抗辩事由，是指在侵权案件中，被告针对原告提出的指控和请求，提出一切有关免除或者减轻其民事责任的主张。 新闻传播职业道德，是从事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人们，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调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曾格案”，是指1733年曾格创办的《纽约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抨击了省政府管理者的政策，随后曾格因此被指控犯有煽动性（反政府）的诽谤罪，最后陪审团宣判他无罪。该案件是北美殖民地时期有关法律和出版自由的著名案例，标志着美洲殖民地新闻自由的第一次重要胜利。 我国新闻传播法制的基本原则：一是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二是“两个服务”方向的原则；三是国家发展与行政管理的原则。 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一是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二是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不可滥用。 早在建国之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有关部门就颁发过一系列法律规范性文件，确立了重大政务新闻由新华通讯社统一发布的原则与制度。1949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规定：一切公告及公告性星闻，均有新华通讯社统一发布。1982年8月23日，新华社是全国集中统一的新闻发
新媒体时代下媒介审判的成因及对策 一、“媒介审判”及网络“媒介审判” 1.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来源于英文“trial by media”，国内同时也翻译成“新闻审判”或者“媒体审判”，来自于西方“黄色新闻”泛滥时期。对于媒介审判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念做了很多的界定，比如美国学者在《美国大众传播法》一书中谈到，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审判预设”，是媒介利用其公开报道或评论对司法公正产生的干预和影响，是媒体新闻竞争日益激烈的产物。①笔者认为新闻传播法学家魏永征教授在其所著的《新闻传播法教程》中对“媒介审判”给出了最为完善的界定，即新闻媒介在报道正在审理中的案件时超越法律规定，侵犯人权，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② 2.新媒体时代“媒介审判” 在新媒体时代下，“媒介审判”又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新媒体“媒介审判”是网民或者网络公关公司等网络发布者通过网络新媒体媒介，对某些会引起大众广泛关注的热点新闻进行利于自身的倾向性分析调查和评论，不正当地引导舆论，从而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影响人们对事件真实性的认识及造成妨碍和影
响司法独立和公正的行为。③由于网络舆论具有自由性、匿名性、非理性及随从性等多种特质，这就使得网民个体的舆论表达更容易失控变化甚至扭曲。一旦涉及重大司法案件时，其舆论监督很容易受到网络上非理性声音的影响，而当这种声音成为主流便会对司法审判造成压力，并最终造成“媒介审判”。 二、新媒体背景下“媒介审判”现象的成因 1.新闻媒体职能“错位” 我国的媒介基本上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性质，加之媒介又作为一种“第四势力”，其肩负着社会监督的权力和责任，但是这种权力在没有监督的时候必定会被滥用。我们常说的“媒体审判”就是媒介对监督权力的滥用，是一种“错位”的监督，它超越了媒介追求新闻自由的初衷，与媒介监督有很大的差异。媒介审判指媒介对司法领域不正当的监督和干预，是不被新闻界和司法界所认可的恶劣行为，同时媒介审判又是一种越权行为，因为媒介本身并无审判权，这和媒介自身定位错误有很大的关系。而媒介监督是社会给媒介赋予的正当权利，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是新闻界承认的媒介的四种功能之一，媒体合理使用监督权对各级权力组织进行监督，是媒介发挥其社会作用的重要手段。最重要的是，媒介监督是对权力机关的合法监督，有利于促进社会公正和司法公正；而媒介审判时常与司法审判“唱反调”，意图通过舆论改变司法进程甚至审判结果，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
摘要：在媒介无孔不入的多媒体传播时代，媒介审判现象屡见不鲜，“药家鑫案”、“李启铭案”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媒介审判案例。随着央视播放陈永洲道歉视频这一事件的发生，尤其是陈永洲以囚衣、光头、手铐的典型罪犯形象在全国观众面前认罪致歉，媒介审判现象又一次引起了受众的广泛关注。本文以陈永洲事件为切口分析媒介审判现象，未审先判、媒体暴力、媒体越位是此次事件的典型表现。媒介审判影响司法独立、与媒体社会责任相违背、不利于公民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破坏新闻界和司法界的和谐共处，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通过分析媒介审判产生原因，从媒体、新闻从业人员、受众的角度分别提出应对策略，从而有效杜绝媒介审判现象。 关键词：媒介审判媒体司法陈永洲事件 陈永洲事件在媒体之间引起轩然大波是可以预见的——2013年10月26日早上，央视在《朝闻天下》播出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而被刑拘在押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录像，当事人向警方坦承自己收受他人钱财，连续发表多篇攻击中联重科的失实报导。很多观众都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央视采访正在刑拘中的陈永洲的新闻节目。节目一出，顿时成为当天社会舆论议论的热点。媒体先于法庭按照司法正常程序审理直接将陈永洲扣上罪名，并在全国观众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郑重道歉，这是典型的媒介审判，未审先判。 媒介审判是一个老话题，但此次央视对陈永洲的报导方式暴露出当下中国媒体对于媒介审判的含糊态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媒介审判的发生也有其必然性。故此，笔者结合这一事件重提媒介审判，以期引起媒体尤其是官媒对该问题的重视，并为重新审视我国媒体的生存环境提供新的视角。 一、我国媒介审判的现状及特点 （一）什么是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的定义最早起源于美国，西方新闻界对媒介审判的定义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1]媒介审判的界定主要是指媒体超越司法正常程序，贸然对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案情分析、定性、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先于法律条文相关规定自行定罪，作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有失其公正、公平性。 （二）陈永洲事件中“媒介审判”的特点 央视（包括新华社）作为中国最具权威的媒体，在这个事件中传播的信息失当，相信是众多人以及新闻传播研究者始料未及的。而这也需要让我们更冷静思考，找出为何今日的媒体，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犯着同样的错误。在嫌疑人还未完全结束司法流程，在法院进行公正审判的时候，央视已经僭越了自身已有的职能，而对陈永洲作出的“媒介审判”。[2]同在报导的语言方面，央视大量使用了“坦承”、“悔罪”等褒贬意义鲜明的词汇，在画面上出现的形象，亦完全将其当做
论媒介审判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案件一：张金柱案件 摘要：1997年8月24日晚，张金柱酒后驾车逆向行驶，将一个孩子撞飞，不治身亡；孩子的父亲和自行车则被卷在车下拖着狂奔，留下一条1500米的血路，张金柱被判死刑。直到今天，“张金柱”仍然是驾车撞人逃逸者的代名词，该案则成了所谓“舆论杀人”的典型。 正文：张金柱为原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以及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1997年8月24日21时40分，张金柱驾驶一辆牌号为豫A54010的皇冠2.0白色轿车，撞着了各自骑车的苏东海、苏磊父子。11岁的苏磊被当场撞飞，将皇冠车的挡风玻璃撞了一个破碎的大窝；他的父亲苏东海以及两辆自行车则被卡在汽车左侧的前后轮之间，逃跑的汽车拖着苏东海狂驰几百米远。义愤之下，发现此情的行人、出租车等一起对皇冠车围追堵截，终于将其逼停。事后，内脏破碎、颅内严重受创的小苏磊死亡。苏东海被皇冠车拖拉得几乎体无完肤，从头到脚，伤痕深深。头发被鲜血浸透，右臂皮肤被摩擦殆尽。 关键词：张金柱媒体舆论司法判决 一：张金柱事件如何传播 1、1997年8月25日，刚刚创办三年的河南媒体《大河文化报》（即现在的《大 河报》）在倒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条新闻：昨晚郑州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着被撞伤者狂逃，众出租车司机怀着满腔义愤猛追；
2、国内多家媒体对此案件进行转发报道，其中包括《北京青年报》、《新闻人物 报》等多家知名报社，并在社会上掀起一股舆论风潮； 3、《南方周末》于1997年12月12日对张金柱事件进行了报道，名为《郑州 惊天大血案开审》； 4、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于10月13日播出了对此案件的调查，激起全 国人民公愤，社会上要求判处张金柱死刑； 5、张金柱案从中原进向全国，成为全国人民愤怒情绪的发泄点。 二：张金柱事件中舆论是否影响司法审判 在全民声讨的强大舆论中，张金柱案走向法庭。 在案件报道过程中，媒体大肆宣扬“不死不足以平民愤”的观念。其中《大河报》就张金柱案发出全国首篇报道，在标题中就将肇事者肇事行为界定为“狂逃”，并在行文中使用了“令人发指”等多种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词语，这些词语给报道加上了个人的主观情感色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使读者在阅读本篇报道时对张金柱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偏差。 但在当天的报道中，并未点出肇事者的姓名，只写到“此人身份待核实”直至肇事者被刑拘后，身份才被披露，即张金柱，曾任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的公众身份成为了舆论的焦点，而在大众心理作用下，官民的冲突则更为激烈，舆论倒向受害者一方。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王民义表态：张金柱恶性汽车肇事案是近几年我省罕见的民警违法违纪犯罪案件，令人发指，天理国法难容！公众人物的表态对于案件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使舆论与民意更加激烈的指责张金
1.什么是新闻传播法 广义：就是指我国法律体系中所有适用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定，包括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等各个法律部门中所有适用于新闻传播活动的法律文件的条款。 狭义：就是指规范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传播行业的专门性的法律，如新闻法、报刊法、广播电视法等。 2.新闻传播法的渊源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香港、澳门回归后建立的特别行政区所根据的法律；我国同外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内容。 3.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4.言论自由：是指公民有发表意见、交流思想、抒发感情、传播信息、传授知识等而不受干涉的自由。 5.出版自由：是指公民通过以印刷或其他复制手段制成的出版物公开表达和传播意见、思想、感情、信息、知识等自由。 6.新闻舆论监督制度 主要特点：共产党领导；党的各级组织重视和支持；注重社会效果；实事求是 7.煽动定义、特点、六项罪名 煽动是以口述、文字、影像、书画等方式，通过演讲或者借助书报刊、广播电视、电影和网络等媒体，对他人进行宣传、鼓动，意图使他人去实施某些破坏性活动。 特点：一是表述方式的非理性，就是使用情绪化的，蛊惑性的语言；二是内容的非事实性，虚张声势，夸大其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及造谣诽谤；三是直接面向公众，即公然散布；四是具有破坏性行动的目的，就是希望及其他人反抗，采取某种损坏社会和他人的行动。 罪名：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罪；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 8.保密法鲜明体现了保密制度的中国特色。 9.什么是国家秘密 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的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 10.《保密法》把国家秘密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 11.新闻单位的保密制度 新闻出版保密审查制度；通过内部途径反映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制度；采访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的批准制度；新闻发布制度； 12.新闻审判 是指新闻媒介在报道正在审理的案件时超越法律规定，抢先对案
关于媒体干扰审判行为刑事抗制之浅论 作者芦鑫 （政法与历史学院法学专业2006级） 指导教师李文杰 [摘要]：传媒与司法是当今社会维护公正的两大重要基石，两者实现良性互动对于促进社会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媒体往往制约法院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妨碍当事人利益的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诉讼参与者的权利保障是基础，而权利限制则是为了进一步保障诉讼参与者的权利，本文只是以理性制衡观点和分析比较的研究方法来探讨媒体干扰审判现象背后的玄机，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消除媒介审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司法与传媒在此方面应具有共同的目标，并由此实现有效互动。 [关键词]：传媒；司法；刑事审判；权利保障；权利限制 法庭是法院行使审判权，进行诉讼活动的场所。保障法庭能在不受外界不适当干扰的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审判，既是维护正常的法庭的需要，也是维护法律尊严的需要。因此，对法庭审判活动进行保护，是各国法律都予以关注的事项，对于作为最后保障法的刑法自然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综观各国刑法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妨碍法庭审判活动的犯罪，罪名的不同反映着各国刑法保护网的疏密和刑事司法制度的特色。英美法系和部分大陆法系国家的藐视法庭罪就是其中的一个特色罪名，该罪的行为方式分为两种：直接藐视和间接藐视。前者的外延包括但不限于我国的扰乱法庭秩序罪，后者则主要指新闻媒体对审判的干扰行为。这种行为目前未进入我国刑法的规制范围。那么，有无必要对这种行为进行刑事抗制？ 在法治的价值得到各国首肯的同时，民主的价值也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彰显。任何真正的法治国家的司法都必须正视和尊重民意。而大众传媒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意的广泛代表。司法自然不能拒绝媒体的报道和监督，如果把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行为纳入刑事抗制范围，那么合理的范围该如何确定，才能既保障新闻自由又不侵害司法独立呢？ 我们只有通过对国内外媒体的运作和法院审判的实际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解决方案。 一、其他国家或地区对媒体干扰审判行为的刑事抗制 国外对媒体干扰审判行为的刑事抗制，在英美法系国家表现在藐视法庭罪的设置上，而大陆法系国家分别设置了与藐视法庭罪相类似的各种罪名。 （一）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媒体干扰审判的刑事抗制 1.英国 在英国，藐视法庭罪属于普通法上的犯罪。它包括通过在法庭内对庭审法官使用藐视或不敬的言辞，或在法庭外对法院使用藐视性言论而冒犯法庭。它主要有8种类型：（1）当面藐视法庭（2）诽谤中伤法庭（3）对陪审员或证人进行报复（4）阻碍法庭官员执行公务（5）影响未决案件的公正审判（6）在出版物
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它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媒介审判”的原初法律涵义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是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trial by news paper）。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目前,国内在“媒介审判”概念上的使用不尽相同,“媒介审判”、“舆论审判”、“媒体(传媒)审判”等均为同义语。“媒介审判”一词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审判”。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媒介审判”的重要表征是“语言暴力”。中国传媒大学王军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上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我国著名新闻传播法学专家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度(one-dimension)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
网络“媒介审判”产生的原因 （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言论自由化 互联网和其他技术的发展打开了言论自由的魔盒，网络让普通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每个人都可以借助微博、博客等“个人媒体”就热点案件直接发表观点。一般情况下，网民在互联网上注册的身份多用假名、匿名，有了这个保护伞，网民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言论，无需担心是否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这使得他们在对舆情案件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缺乏自律和自主意识，缺乏冷静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因此网络舆论存在非理性的一面。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某些现象心有愤懑但是由于害怕遭到压制或者报复很少在公众空间将之表露。在网上人们可以没有顾忌，坦然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热点事件常常成为他们宣泄情绪的出口，网民通过对当事人的讽刺、谩骂和攻击来发泄心中的郁闷，进而有可能对这些事件进行“审判”。网络交互性、裂变式、即时性的信息传播特征，又使得敏感或者重要信息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传播的范围越广，形成的舆论压力越大，就越容易对司法的审判造成压力。 （二）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再加上环境污染、医疗纠纷、就业压力、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造成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社会不满和冲突现象日益增多。在这种官民对立、贫富对立的情境之下，某个特定的司法案件如果触碰到社会公众心中“紧绷的那根弦”，使得事件反映的问题在网民内心深处形成共鸣，往往会点燃或加速弱势群体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和愤怒。在对互联网的日常使用中，这种不满和愤怒感就自然而然地在网络空间内得到流露、集中表达和相互传递。而舆论是公众意见的集合，如果公众对某一案件特别关注，意见特别强烈，倾向性基本一致，就会对司法审判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在“众口烁金”、“众曰可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舆论氛围下，司法为迎合民意就可能作出偏离法律的裁判。
以新闻立法规范媒介行为 随着新闻媒介对案件报道介入的增多，媒介审判越发成为公众对媒介行为关注的焦点。关于媒介审判，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报道正在审理中的案件时超越法律规定，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侵犯人权的现象。这种现象多数发生在刑事案件报道中。主要表现为在案件审理前或判决前就在新闻报道中抢先对案件进行确定式报道，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量刑等结论。新闻媒介究竟应如何规范自身行为，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监督、舆论引导作用，引发学界和业界的深入思考，通过新闻立法而规范媒介行为的呼声不断走高。 媒介审判：规范媒介行为的起点 1. 我国媒介审判现象特点 （1）事件主体多具显着性 纵观我国近些年被热议的媒介审判现象不难发现，构成此类现象的事件主体基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主体的显着性较强，都是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和反馈的热点事件或人物。 2011年的“药家鑫案”堪称媒介审判的代表。该案被媒介报道后，因其残忍恶劣的作案行径，成为当地的区域性话题。然而随着媒介曝光其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采访受害人家属、撰写主
观性评论文章等介入性内容不断出现，公众情绪被极大程度煽动，这种群体情绪迅速蔓延，甚至淹没了一些媒介关于真相的挖掘。 （2）网民意见影响力增强 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发展，受众被赋予更自由的媒介话语权。互联网为受众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时代，而微博的兴盛更是让每个受众真正变身新媒介用户，握紧话筒，随时随地发表意见，网民意见逐渐开始发挥强有力的舆论影响，在新的媒介生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的角色。由于网友基数众多，优势意见往往会形成螺旋效应迅速扩散，最终演变为“压力集团”,反过来对媒介和相关涉事方施压。 因而在一些媒介审判现象中，总能看到媒介以“舆论”之名发声。很多社会关注的重大案件在审理判决过程中，网民意见也于无形中对司法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2. 我国媒介审判现象影响 （1）损害司法公平公正 媒介审判最直接也是最显见的影响就是损害司法公平公正。在案件调查审理和判决的过程中，公平公正是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机构在履行职责时应予首先保证的前提。然而媒介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和评论却在不同程度上左右着司法。在媒介审判中，媒介所认定的事实往往来源于线人爆料、记者采访等方式获得的案件事实，相对于司法程序的法定证据事实而言，没有充分的客观依据和逻辑判断，缺乏合法性和客观性。
对“媒介审判”现象的分析 吴秋余 《新闻战线》( 2007-05-10 第五期) 2006年9月19日下午，原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军，因涉嫌受贿90万余元和98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安徽省安庆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此事一出，媒体再度掀起了讨伐“女贪官”的高潮。在没有经过司法机关证实的情况下，一些媒体将许多未经核实的所谓“桃色新闻”公之于众，并被众多都市类媒体和网站转载。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赴安徽阜阳、安庆调查采访后，证实这又是一起无确凿证据情况下被夸大了的“新闻”。 这一事件揭示出的一些媒体长期存在、甚至愈演愈烈的“媒介审判”现象值得我们深思。本文试就这一现象作简单分析。 权力碰撞——把关人的责任 “媒介审判”或称“新闻审判”，原是西方新闻传播法中的一个概念，意指新闻报道超越法律规定，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①20世纪上半期，“新闻审判”在美国盛极一时，报界为提高发行量，大肆炒作司法报道，肆意在报纸上宣布嫌疑犯有罪，以引起读者兴趣。 在我国，伴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法治报道逐渐成为我国众多媒体争相参与的报道领域。至上世纪末，全国法制类新闻报刊已发展到200余家，发行量高达400多万份，每年编发各类法治新闻稿件高达数百万件。舆论监督权与司法权的碰撞使老百姓第一次获得如此多地监督司法运作过程的机会。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看，媒体对法治报道倾注如此多的热情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环境监视的职能。环境监视是指大众传媒在特定社会的内部和外部收集和传达信息的活动，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警戒外来威胁，二是满足社会的常规性活动（政治、经济、生活）的信息需要。②法治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一个社会
专题课论文 题目浅谈我国舆论监督与媒介审判 课程名称新闻道德与法规 班级 学生 学号 任课教师
目录 摘要 (2) 前言 (3) 一、舆论监督与媒介审判的内涵 (4) (一)舆论监督 (4) (二)媒介审判 (4) 二、从舆论监督到媒介审判 (5) (一)舆论监督的错位及其异化——媒介审判 (5) (二)我国媒介审判的不同阶段及产生原因 (5) 1.我国媒介审判的不同阶段 (5) 2.我国媒介审判产生的原因 (6) 三、权力分割――从诉诸感情到诉诸理性的解决方式 (7) 结论 (9) 注释 (10)
浅谈我国舆论监督与媒介审判 摘要 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传播媒介对国家、社会公共生活进行评论、批评以表达意见和建议，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监督社会生活的一种行为。而“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违反司法程序，超越职权对案件做出判断，忽略法律上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一种违法的和无效的裁判，也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但新闻媒介的影响力将会使这种裁判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影响到公众的正确认知和司法的公正。由舆论监督异化而产生的“媒介审判”，除了媒介的角色错位、过分的追求传播效果的因素外，还与我国司法体制的缺陷、新闻媒介的官方背景、媒介自律机制的缺少、社会的人治思想传统等诸多因素有关。 关键词：中国；舆论监督；媒介审判；司法体制；
前言 舆论监督是社会公众通过行使言论自由权、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等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对公共权力和公共生活所实施的一种监督。但对普通民众来说，借助新闻媒介可以更加快捷、便利地表达自己言论和思想。因此，舆论监督便成了公众通过传播媒介对国家、社会公共生活进行评论、批评以表达意见和建议，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监督社会生活的一种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介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力。享受了特殊权力的新闻媒介，也就有义务在为民众形成舆论力量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 但是，反映民意只是媒介的职能之一，公众在形成舆论方面和媒介相比往往具有滞后性，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而我国的媒介在进行批评性报道中，却常常以舆论监督的名义，扮演了不该扮演的角色，以审判者自居，轻易地给司法机关尚在处理的案件定性或给他人定下罪状,发生媒介社会角色的错位现象。这样，在舆论监督中起主导作用的新闻媒介一旦发生错误，便会对社会公众的正确认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及整个社会。“媒介审判”现象便是因新闻媒介的角色错位而产生的一种不正当的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