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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翻译思想
On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Liang Qichao
Zhang Cuili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张翠玲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100192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革命家和学者，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其翻译思想。一是翻译与救国，梁启超把翻译看作强国之路。二是翻译的方法，梁启超针对当时社会上的翻译弊端提出了翻译方法和策略。三是翻译与佛典，主要讨论梁启超对翻译文体、佛典翻译与一般文学的关系等的看法。
关键词：梁启超；翻译思想、佛典翻译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Liang Qichao, one of the greatest revolutionaries and scholars in modern China. The first part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a strong China.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In the third par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utra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ve literature in terms of style and vocabulary.
Key words: Liang Qichao; translation theory; Sutra translation
1. 引言
提起梁启超，多数人会首先想到他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其次会想到梁启超丰厚的学术著作。他出色的才华，超人的精力和勤奋精神都值得后辈汗颜。他一生著述多达1400多万字①，内容涉及宗教、哲学、史学、文学、经学、法学等领域。梁启超在翻译领域的论述也颇有见地，很多见解和看法堪称翻译理论之滥觞。梁氏的翻译思想集中在《论译书》（收于《变法通议》）和《翻译文学与佛典》之中，细读之后，深感他对翻译本质认识的深刻，实为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之瑰宝，现将其翻译思想分三部分总结如下。
2.翻译与救国
梁启超（1873-1929）生长的年代正是清王朝腐败没落的年代，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全国一片颓败，国破民哀。而此时，西方已完成工业革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时期。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发起了维新运动，他们上书朝廷、痛陈改革之必要和迫在眉睫，并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宣扬变法。
梁启超把翻译看作向西方学习的主要途径，是“强国第一义”，并把翻译事业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把翻译西方之书看作救国之道，看作开启民智的途径。他在起草的由李瑞棻上奏的《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见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提出“设藏书楼”、
“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其中“开译书局”写道：
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与西人交流而不能尽知其情伪，此见弱之道也。欲求知彼，首在译书。近年以来，制造局、同文馆等处，译出刻成
已百余种，可谓知所务也；然所译之书，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
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至于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诸事，今
日所亟宜讲求者，一切章程调理，彼国咸有专书，详哉言之；今此等书，悉无
译本。又泰西格致新学、制造新法，月异岁殊，后来居上；今所已译出者，率
十年以前之书，且数亦甚少，未能尽其所长。今请于京师设大译书馆，广集西
书之言政治者、论时局者、言学校农商工矿者、及新法新学近年所增者，分类
译出，不厌详博，随时刻布，廉值发售，则可以增益见闻、广开才智矣！
梁启超在这里强调，想要了解西方，首要之选是翻译西方的书籍。近年来，中国的同文馆、制造局等部门已经翻译了一百多种西方书籍，但多数都是关于艺术的，关于政治和管理的书太少，这对于中国的政体改革益处不大。中国的教育、农业、商业、铁路、邮政等诸事的管理，西方都有专门的书籍，我们应该全部翻译过来为我所用。而西方社会发展迅速，我们所翻译的书跟不上西方书籍更新的速度，所以他倡议设立译书馆，将西方之书分门别类进行翻译，并廉价销售，以扩大国人见闻，启迪民智。但这篇奏章没有引起当局重视，1897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义》，在第七章《论译书》里又对翻译的作用进行了强调：
兵家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谅哉言乎！中国见败之道二，始焉不
知敌之强而败，继焉不知敌之所以强而败，始焉之败，犹可言也，彼
直未知耳，一旦情见势迫，幡然而悟，愤然而兴，不难也，昔日本是
也。尊攘论起，闭关自大，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乃忍耻变法，
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遂有今日也。
在这篇《论译书》里，梁启超开篇仍然强调“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不强，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知道外国的强大，二是不知道外国为什么强大。他用日本国的例子说明，中国要想强大，首先要了解西方，要想了解西方，应效法日本，学习西方：“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中国人不知彼，而西方却对中国很了解。自明朝互市以来，西人已经将中国经史记载译成了拉丁、英、法各文。康熙年间，法国人还在巴黎设汉文馆，专译汉书。西人比中国人自己还要更了解中国，以至于中国人还要借助于西人的著作，重新翻译过来去了解中国。面对这种了解的不对称，这种彼知我而我不知彼的情况，梁启超指出两个解决的方法：
欲救斯弊，厥有二义：其一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其二取西人有
用之书，悉译成华字，斯二者不可缺一。”这其中，第一义让儿童自小就
习西文，效果较慢，须十年以后才可见效。而第二义，则能在数年之间
见效。
第一种方法是从小就让儿童学习西文，以便长大后掌握西方的先进知识，但这种方法效果较慢，须等到十年以后，儿童长大才能实施。第二种方法就是将西方有用之书全部翻译成中文，这种方法数年之内就能见效。他列举中国明清强盛时期的皇帝，太祖高皇帝、太祖文皇帝、
高宗纯皇帝、宣宗成皇帝等，都特别重视翻译外族文献，并说这些皇帝如果生活在当今中国，肯定也会非常重视翻译，“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②梁
氏认为世界各文明强国莫不是受益于翻译：
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立于学官，
列于科目，举国习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极于
今日。俄罗斯崎岖穷北，受辖蒙古，垂数百年，典章荡尽，大彼得躬游
列国，尽收其书，译为俄文，以教其民，俄强至今。日本自彬田翼等，
始以和文译荷兰书；洎尼虚曼孑身逃美，归而大畅斯旨，至今日本书会，
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
国。
梁启超认为欧洲各国，都将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翻译成本国的文字，全民学习，才有今日之发达的文明。俄罗斯、日本也都是因为大量翻译了外国的书籍，而一跃成为世界强国。
3. 翻译的方法
梁启超指出当今的翻译质量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当今的译者，要么西文不精通，不能将原文的深奥微妙的本义译出，要么汉文不精通，译出来的东西诘屈聱牙，粗俗鄙陋，读起来让人生厌。要改变这些毛病，梁启超认为需从三个方面入手，那就是译本的选择、译名的统一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③
“择当译之本”指的是关于翻译内容的选择。外国书籍林林总总，数量繁多，译什么，不译什么，先译什么，后译什么，总要做出选择，中国翻译外国的书籍并不算少，但相对于外国书籍数量，只是九牛一毛，我们的翻译速度远远跟不上西书更新之速度。中国官局译的书籍，多是有关兵学之书。因为官方认为中国屡败于西方是因为西方兵法强大，所以如果能将西方的兵学学为我用，必能反败为胜。梁启超认为这是错误的思想，西方军队强大，但强大只是果，而不是因。“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④。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的是其强大的原因，而不是强大的后果。所以在选择所译之书时，应该选择其“所以强”的书，梁启超将西方这些书分成分成八大类，一一列出。首先是西方章程之书。因为中国的例律往往一成而不变，可行与否、奉行与否，一概不管。而西方各种章程，都经过了几百年几代人的不断修订，所以，中国要想施行新政，应当将西方的章程，全部翻译过来，为我所用，这是第一要紧的书籍。其次是西方学校的教材，各个科目，各个年级，都应翻译过来，让各级学校使用。第三类是法律，因为中国新政的当务之急是修改宪法，应将西方各国的宪法、民法、商法、刑法等书，全部译出。第四类是历史书籍，应将西方诸国的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等书，选择重要的几本进行翻译，以借鉴他人的经验。第五类是农学之书，包括种植方法、灌溉方法、畜牧方法、渔泽方法，以及各种农具的书，这些书更新速度极快，都是当务之急应该翻译的书。第六类是矿学之书，即关于炼矿和察矿方法的书，也应补充翻译。第七类是工业书籍，如果能广译，也是多多益善。第八类是西方哲学，主要是古希腊哲学，为近代哲学鼻祖，应选精要部分译出。翻译伊始，如果范围太广不能一下子同时都译出，则应当按照急需程度列出顺序。
“定公译之例”讨论的是译名统一问题。梁启超认为翻过来的书之所以难读，是因为名称不统一。同一样东西，书与书不一致，同一书中前后不一致，让读者眼花缭乱、不知所从。所以梁启超认为当务之急就是编写一本统一译名的专书，把所有译名统一，让译者共同来遵守。他对西方人名、地名、官制、名物、度量衡、纪年的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翻译方法一一进行了探讨，并给出翻译建议，他的这些关于译名统一的理论大多为后来的译界所遵循。具体而言，梁启超主张将佛教的内典作为当今翻译的标准进行模仿，即意译的方法，只要保存了原文本的
意义，“茍其义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则可以对原文进行适当的增减和颠倒。
“养能译之才”讨论的是翻译人才培养的问题。梁启超认为好的译者应该三通：通母语、通外语、通所译之书的专门知识。“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而译者的这三项才能中，又以专门知识最为重要，其次才是语言才能。《几何原理》译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译者也都精于数学。他引用马建忠的话，指出当今中国翻译人才的培养，比须自设翻译学堂，培养翻译人才。将学堂里的学生分为两班，一班是已通晓西文的，让其每日边译书边读汉文。一班是天资好、擅长汉文的，让其每日习读西文，入学堂一二年后以译书为其功课，这样学堂出来译成的书也很可观了，是翻译人才培养的最佳之道。
4.翻译与佛典
中国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离不开佛经翻译史，中国的翻译事业也是从佛教传入开始。梁启超对中国佛经翻译的论述集中在他的《翻译文学与佛典》，在该书里，梁启超论述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以及佛经翻译的方方面面，其中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翻译的分类
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1920）一文中，指出翻译可分为两类，一是“以今翻古”，二是“以内翻外”。“以今翻古”就是用当代的白话文去翻译古代的文言文，在口语和书面语一致的时代，“以今翻古”非常必要。第二类“以内翻外”是狭义上的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雅各布森（Jackboson）在1959年把翻译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梁启超的这种说法要比雅各布森早了将近40年。
4.2 译学发展的轨迹
梁启超将佛经在中国的翻译阶段分为三期：一、外国人主译期；二、中外人共译期；三、本国人主译期，以此来说明翻译学发展的轨迹。在第一阶段，由于外国人不通华语，受笔的华人，对外语与教理也不甚精通，所以有很多错误。在第二阶段，主译人既通晓汉语，我们也懂了他们的语言，双方合作起来，译文更加顺畅。第三阶段，是由精通华人的汉人前去学习西语，归而从事翻译，如鱼得水，如“鹅得水中之乳”（宋赞宁《高僧传三集》，转引自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3795）。这是译学发展的轨迹。
4.3 早期的佛经译场
梁启超指出，我国早期的翻译，都没有原文可循，凭的都是译者的背诵。如《毗婆沙》，经过两次口授，两次笔受，才终完成。相比无原本的口授和笔受，有原本的翻译有两点好处：一是有选择的余地，二是能够进行重复校对。翻译事业的进行也与时俱进。最开始的翻译是由一两个僧人，随意约一信士对译，后来发展为大规模的译场。这类译场，有私人或团体组织的，也有国家出力设置的。在这些译场里，翻译被分成几道复杂的程序，译员有不同的职位，各司其职。这些译员职位和翻译程序如下：一、译主，二、笔受，三、度语，四、证梵，五、润文，六、证义，七、总勘。每译一本书，都要经过这七道工序，翻译态度的严谨可见一斑。这和早期的圣经翻译场是相似的，也是组织一批译者，进行分工翻译。翻译发展初期的译场，是现代翻译服务公司的雏形。
4.4 翻译的文体
翻译文体问题，即翻译的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梁启超通过翻译的发展阶段
指出，在翻译的启蒙时代，源语和目的语都不熟练，翻译时只能依文描写，照葫芦画瓢，梁启超将这种翻译方法称为“未熟的直译”。再往后，译文渐渐通顺晓畅，是否和原文吻合则不甚在意，这样的翻译梁启超称为“未熟的意译”。但是在早期，由于译本稀少，所以无论怎么翻译都会受到欢迎，大家不太考虑翻译的得失问题。等到后来译本见多，鱼龙混杂，大家就有了求真的追求，所以力崇直译。然而，对于直译的过度追求则导致矫枉过正，译文诘屈聱牙，反成诟病。随之则意译论兴起。翻译发展的最终结果，则是直译和意译的融合，兼顾直译和意译。
道安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讨论翻译文体的人，也是强烈呼吁直译的人。他把译者夹杂自己的主观思想，随意改动原文的精神，比喻为“葡萄酒之被水”，是坚决应该反对的。
鸠摩罗什却认为直译不可取。他精通梵语，深谙汉文，其译文偏重意译。他认为太过直译的文章，“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他对于原文，或增或减，务必求其传达原文的意思。
僧睿评论支谦翻译的《思益经》时说其译文“颇丽其辞，仍迷其旨”。顺畅易读，文辞华丽，但有时却与原文旨意相去甚远，因此，意译的弊端，也逐渐为大家所认识。
玄奘译经，不用辗转经别人口述，自己身兼口译笔译两职，意思准确，译文通顺，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梁启超认为是达到了翻译的终极之道。
梁启超认为，直译的弊端，充其量也就是读起来难读，终不至于害人。而意译的弊端，则是双重的不忠：一方面是对原著不忠，另一方面也欺骗了译文读者。因此，相对于直译来说，意译的失误危害更大。
4.5 翻译文学对一般文学的影响
翻译外来文学无疑会对本国文学产生一定的影响，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个意识到翻译文学和本族文学互动关系的人。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容纳性越强，其发展力也越强。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容纳在佛学输入时代最为明显，这时候的翻译不仅给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对文学界的影响亦不能小窥。在《翻译文学之影响于一般文学》中，梁启超指出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第一、国语实质之扩大
翻译扩大了汉语的词汇。早期的译家，如支谦等，习惯用音译的方法。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方法必然不能完全满足翻译的需要。所以，后来的译家们共同努力创造新词汇，从佛经翻译正名以来，译家们共为华文增加了三万五千个新词汇，这三万五千个新词汇相当于三万五千个新观念，大大扩充了华语的实质。
第二、语法及文体之变化
佛经初入我国时，读者都觉得其文体非常不同于其他书籍，最显著的地方有：普通文学中的“之乎者也哉焉”等，佛经译文中一概没有；佛经译文中既没有骈文家的华丽词句，也没有古文家的抑扬格调；倒装句很多；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等等。这些外来语句式，色彩多姿，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但细细玩味之后，又觉得佛经文体自有一种和谐之美，后辈学者既大力模仿，才有了现今的“语体文”。
其次，科学论文体的发展也是得益于佛经的翻译。因佛经文章，按章节段划分，逻辑非常精密。我国学者，也用这种方法，文论十分严密，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佛典的影响。
最后，禅宗语体的兴起，之后儒家效仿。也是由于佛祖释迦摩尼并无著书，只是说法。进入我国后，佛经翻译虽然力求简洁通俗，但也不亦步亦趋，保留很多梵文的雅言。禅宗语录，则大刀阔斧，删繁就简，真正的“语体文”得以完全建立，其动机却是出自翻译。
第三、文学的情趣之发展
梁启超认为，中国近代的纯文学都与佛经翻译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的佛教，自鸠摩罗什以后，几乎为大乘教所统领，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大乘教的教义顺应时代潮流，但大乘教典的文学魅力也是其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大乘教的首创者马鸣菩萨，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和音乐家。如他的著述《佛本行赞》，就是一首长诗。中国的译本虽然没有用韵脚来翻译，但是读起来和我国的《孔雀东南飞》非常相似。他的《大乘庄严论》就是一部“《儒林外史》”式的小说。即使不懂佛教，也会醉心于其遣词造句，想象力和创作手法都会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近代的《水浒传》、《红楼梦》等文学巨著，也都受到其《华严》、《涅槃》的影响。宋元明以后，杂剧的长篇诗词，也都汲取了《佛本行赞》等书的营养。梁启超从史学的角度，认为人类财富的发展，前袭后乘，都是渊源相关的。
5. 结语
梁启超的这些译论，虽然数量不多，但字字真知灼见，于今天依然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现在的很多概念名称都是依袭了梁的译法，现在的很多翻译理论，也都能从梁启超的论述中找到影子。如梁启超的佛典翻译与一般文学的关系，和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掩卷之余，不由心生敬畏之心。梁氏的救国热情和思想、对翻译行为的理解和洞察、对学术的认真和不苟，使我辈难望其项颈，实为中华之瑰宝。
注释
①百度百科
https://www.doczj.com/doc/282072601.html,/link?url=pfMszJYirWxtnX7xDpfZTWbQ9nvmPHLZhAniKrIE8Qs-pMNvHy unZs4-BxkSYpce
②梁启超《变法通义》《论译书》第141页
③梁启超《变法通义》《论译书》第144页
④梁启超《变法通义》《论译书》第144页
参考书目
1 李端棻（梁启超起草）. 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 1896年《光绪朝东华录》卷134
2. 梁启超《论译书》1897年《变法通义》第7章
3.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中华书局1936年版《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
作者简介：
张翠玲（1976-），女，河北邯郸人，北京科技大学管庄校区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谭嗣同传|梁启超|阅读答案翻译译文 谭嗣同传|梁启超|阅读答案翻译译文 谭嗣同传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 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首在浏阳 设一学会，每七日集众而讲学，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 无不感动。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 被征，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林、刘同参预新政。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及七月二十九日，皇上赐衣带诏：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君与康先 生捧诏恸哭。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三日夕， 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 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 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 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仆与足 下同受圣主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 闻也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 初六日变遂发。是夜，袁世凯向荣禄揭发“围园劫
后”之密谋。顷之，抄捕南海馆①之报至，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 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明日，君携所著书及诗 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力劝东游，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遂相与一 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 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 嗣同始！”卒不去。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 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 留肝胆两昆仑。”就义时，慷慨神气不少变，高呼：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年仅三十有三。 （节选自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略有改动。） 注：①南海馆：康有为先生的居所。 【参考译文】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是湖南浏阳县人。年少时 豪爽洒脱，胸有大志，深通群籍，能写文章，喜欢侠义 之举，擅长剑术。最早在浏阳开设了一个学会，每七天，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国学大师梁启超简介 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下面就由为你介绍国学大师梁启超，欢迎阅读!!! 国学大师梁启超人物简介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
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国学大师梁启超主要成就改良思想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
论梁启超的调适思想 梁启超的《新民说》在其一生的学术思想中占了很大的份量，研究梁启超的《新民说》必须从两个阶段来深入，第一阶段：1902～1903年，趨向于革命道路。第二阶段：1903年访美归来之后，他不再持激进、破坏的观点，而趋向于改良道路。分析了梁启超从激烈走向保守的调适思想，也从中看出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规律。 标签：梁启超；新民说；调适思想；革命道路；改良道路 1关于《新民说》的思想来源 学术界普遍认为《新民说》是梁启超反思戊戌变法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结晶，是梁启超在对比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基础上而提出的改造国民性课题，其理论基础是严复所介绍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但在《新民说》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和理论基础的具体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本文认为，梁启超着手撰写《新民说》一文的思想来源，应该是以下两个因素的结合： 第一个因素：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渊源于中国文化传统。“新民”思想贯穿梁启超思想的始终，“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不无关系”、“中国文化重视培养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理想人格和直观理性主义倾向是孕育新民理论萌生和形成的主要文化传统”，梁启超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和中国固有的修身养性的道德原则有选择地移植过来，充当了如何“新民”的思想素材。 第二个因素：民族主义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来源。“近代民族主义对国际竞争，以及对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不仅是梁启超强调新民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决定了他对中国近代化方案的选择”，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是立国之本。是抵御外辱的有效手段，而全体国民资格的具备是民族主义实现的前提。 梁启超正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对近代民族主义和国民性的深入了解，这也为他日后思想的调适作下了铺垫。 2梁启超思想的调适 关于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本文试两个方面解释： (1)从梁启超着手撰写《新民说》一文的思想来源来看，不难看出，梁启超从激进走向保守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整体来说，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似乎处于思想的十字路口，在政治改革与文化修改的方法上，则主张渐进改良，并肯定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角色。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有许多的连续性，他主张“新学输入，古义调和”、“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又主张“淬厉与采补并重”在他自美返回之后，力主以“祖宗遗传固有这旧道德”维系社会。
>读陆放翁集朝代：清代 作者：梁启超 原文：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写翻译写赏析分享评分：678910 很差相关翻译写翻译相关赏析写赏析读陆放翁集评析 梁启超的《读陆放翁集》作于他一八九九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出走日本期间，写的是读陆游诗集引起的感慨。这里所选的是其中一首。诗的前两句从大处着笔，指出千百年来诗坛柔弱不振的总趋势。在这种柔 ... 作者介绍梁启超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网友上传(或整理自网络)，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古诗文网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 https://www.doczj.com/doc/282072601.html,/view_3454.html 古诗大全古诗文网https://www.doczj.com/doc/282072601.html, KKD6BM 明茨伯格被称为管理学界的离经叛道者，在其《战略历程：纵览战略管理学派》中，他并没有给战略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把战略理论归结为十个学派，并一一点评。他认为，
简单从一个角度来解释战略就好比是盲人摸象：摸到鼻子的人说大象是一条蛇，摸到耳朵的人说大象是一把扇子，摸到膝盖的人说大象是一棵树，摸到尾巴的人说大象是一根绳子，摸到大象身躯的人说大象是一堵墙营销3.0版本，令人应接不暇。那么，营销的本质是什么？ 很多人觉得这是已经有定论的话题，不值得讨论，当然也有人说营销就是4P，或者4C，则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最初在美国，营销的含义是：若干市场因素的各种结合从而影响市场供给，这些因素包括促销、推销、有组织的销售活动。1967年，菲利普构建为出发点的产物非但对人们的工作无益，反而使人迷失。营销理论需要从本质上去解构。解构主义领袖人物雅克一个问题不可以一次性、终极性地解决，而只能是分步走，分时间、分空间、分不同的角度来解决。对营销的重建与深度认知，须先从各方面多视野地去看待营销，尽力地去勾勒出它的一个暂时性的全貌；然后再对这个全貌的每一侧面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与吸收。 现在，就让我们解构营销本质，蒙上眼睛，一步步去摸营销这头大象。 1流通说 1922年，美国学者弗莱德促使商品所有权转移和实体分销所做的努力。1960年，美国市场营销协会把营销定义为是引导货物和劳务从生产者流向消费者或用户所进行的
梁启超简介 简介一：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简介二： 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见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
读《梁启超传》有感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少年中国说》之所以想了解一些有关梁启超的生平事迹，可以说完全是因为《少年中国说》里的这段话。身为梁启超口中的少年的我们，在如今快速发展的时代洪流中，又该如何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做到真正的中国少年呢？或许通过对《梁启超传》的阅读，了解他的身处的特殊环境，感受他屹立时代前沿的想法，能让我收获不少吧。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重要的事件，如公车上书、立宪行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等等紧密相联。他一生多变，受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古今中外各种思潮的影响，其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都极其复杂，且时常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争议颇多的人物之一。他的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通过他既可以从一些侧面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脉络，又可以从一些层面了解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化的轨迹。 《梁启超传》是李喜所和元青所著，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性传记。一方面对其思想文化建树分析评价；另一方面对他的家庭生活、个人性格、业余爱好、人际关系，以及后人情况等进行介绍。 读书之前，就曾听说读梁启超，如果能读出忧患，便是读懂了他所处的时代，甚至也会读懂他身后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确实如此，梁启超一生，可谓波澜壮阔而事业多艰，这也是跟近代国家之忧患坎坷相合。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地求新求变，其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言的：“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以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战。”但其思想的一个核心，还是爱国，强国之梦，忧国，忧民之心。 梁启超所生于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内忧外患，乱象毕现，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堕入地狱的底层”。然而最可悲的还不在此，而在于当时道德的堕落、思想的颠倒和民智的固陋，堕入地狱的底层而不自知，“哀莫大于心死”！梁氏师从康有为，率先睁开了眼睛，为挽狂澜于既倒，发动戊戌变法，创学会，办报纸，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然而，诚如梁氏后来所言，“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戊戌变法是次很不彻底的改革，依靠的是绝无寸柄的光绪帝，方行百日，即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所扼杀。如何不叫人感到无奈与惋惜呢？或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吧。 读《梁启超传》给我新的认识是：一是不能用“维新志士”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概括梁启超复杂的一生，二是不能把康梁混为一谈，梁启超是常求新求变的，其后来之发展，远远走在了康有为的前面。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则梁启超便是民主思想的先行者。他为民主共和冒死冲锋，其功绝不在武人之下。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但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勤劳、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高出万倍。 梁启超处国家危亡之时势，奋而欲变法救国。其维新运动之时，思想为学日本明治维新，
本人承诺本文无抄袭、无造假、无一稿两用。 梁启超的翻译思想 On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Liang Qichao Zhang Cuili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张翠玲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100192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革命家和学者，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其翻译思想。一是翻译与救国，梁启超把翻译看作强国之路。二是翻译的方法，梁启超针对当时社会上的翻译弊端提出了翻译方法和策略。三是翻译与佛典，主要讨论梁启超对翻译文体、佛典翻译与一般文学的关系等的看法。 关键词：梁启超；翻译思想、佛典翻译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Liang Qichao, one of the greatest revolutionaries and scholars in modern China. The first part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a strong China.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In the third par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utra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ve literature in terms of style and vocabulary. Key words: Liang Qichao; translation theory; Sutra translation 1. 引言 提起梁启超，多数人会首先想到他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其次会想到梁启超丰厚的学术著作。他出色的才华，超人的精力和勤奋精神都值得后辈汗颜。他一生著述多达1400多万字①，内容涉及宗教、哲学、史学、文学、经学、法学等领域。梁启超在翻译领域的论述也颇有见地，很多见解和看法堪称翻译理论之滥觞。梁氏的翻译思想集中在《论译书》（收于《变法通议》）和《翻译文学与佛典》之中，细读之后，深感他对翻译本质认识的深刻，实为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之瑰宝，现将其翻译思想分三部分总结如下。 2.翻译与救国 梁启超（1873-1929）生长的年代正是清王朝腐败没落的年代，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全国一片颓败，国破民哀。而此时，西方已完成工业革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时期。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发起了维新运动，他们上书朝廷、痛陈改革之必要和迫在眉睫，并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宣扬变法。 梁启超把翻译看作向西方学习的主要途径，是“强国第一义”，并把翻译事业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把翻译西方之书看作救国之道，看作开启民智的途径。他在起草的由李瑞棻上奏的《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见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提出“设藏书楼”、
新闻121班：惠才贤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 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章达1400万字，其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报界和近代报业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他的报刊生涯分为五个时期：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一、维新变法时期 在此期间，梁启超为推行变法，重视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为创于北京，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为双日刊，不署出版时间和地点，自撰文章不署名，每期有一篇论文，主要表达变法维新的强烈要求，宣传富国强兵之道、国家振兴之源、养民教民之法。
1895年强学会成立后，将其转为机关报，并改名为《中外纪闻》，仍为双日刊，署出版时间、地点，报刊接受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款，经济实力雄厚，内容更加丰富。 《强学报》：康于1896年1月创立《强学报》，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其政治色彩比北京的两份报纸更加鲜明，大张旗鼓地倡导变法维新，提出“明定国是”、“开议院、立议员”等激进的政治主张。 《时务报》：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成为办报活动高潮的标志性事件，内容设“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初期由汪任总经理，梁担任主笔，在每期卷首发表鼓吹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文字通俗、切中时弊，其中最有名的是《变法通议》，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 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黄遵宪 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吴其昌 主要成就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梁启超的书法人生：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他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884年中秀才。1889年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1890年入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同年8月，拜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师。1891年入读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出亡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到中国，梁启超曾任民主党首领，后民主党、共和党与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他被选为理事。1913年进步党熊希龄组成“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中羞愤而死。1917年7月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任财政总长；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下台，梁启超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6年梁启超因病入院治疗，发现肾有问题。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五十七岁。
题目：论梁启超的翻译强国思想 学校学院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专业班级 2009级MTI 学生姓名冀菲菲 学生学号2120011492 2010年3月1日
摘要： 梁启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政治的变化引发了思想的变化进而引发翻译思想的变化，梁启超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候提出了变法图强、学习西方、救国图强的思想。本文就其翻译强国思想提出的背景揭示其主要内涵及其与当时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 梁启；翻译；强国；政治；文学 引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常被誉为“维新志士”，凸显其在政治领域的地位；同时很多人也将他赞为“百科全书”似的学者，褒扬他的学识渊博。诚然，梁启超在这两方面都是当之无愧的“急先锋”。然而他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成就，往往为人忽视，那就是他对翻译西学的提倡和对翻译的独到见解。与同时期著作等身的严复与林纾相比，梁启超的确稍逊一筹，但在翻译理论和方法的贡献上，可与之平分秋色。梁启超的翻译强国思想，翻译文体革命及翻译文学理论，翻译的语言价值以及其翻译方法与标准直到今天也有其特殊的借鉴意义。 （一）“翻译强国”提出的背景 1.社会背景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封建制度更是长达两千年之久，自清朝以来，封建制度衰落，政治危机四伏。在经济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兼并严重；在政治上，清政府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文化上，八股文、大兴文字狱；而在外交上，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些情况进一步巩固，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因此在当时企图走军事强国之路是行不通的，因此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再次战败，军事强国之梦化为泡影，战争后中国国势艰危，民生凋敝，中华民族陷入极其深重的危机。为挽救统治危机，清王朝进行了军事改革。除此之外，面对民族和生存危机，中国的知识界和各阶层民众始而震惊，继而奋起，以不同的形式展开了救亡图存的斗争。许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几次战败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的闭关锁国、中国的封建制度以及各类禁锢人们思想的愚民手段，因此，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失败后，明智的中国人如龚自珍、魏源、郑观应乃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面临着亘古未对之强敌，中国必须变革，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生存下去，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2.基本形成过程 2.1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他们试图引进西方的政治体制以求自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失败了，但是这次运动却促进了新的价值体系的产生，它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2.2维新思想家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时因为中国的体制，军权日益尊，而民权日益衰。而在西方实行的是民主制度，因此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实行民主制度，梁启超认为，要兴民权则就应该开民智，而开民智就应该放在开绅智上，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翻译，因此梁启超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强，以多读西书为功”。其翻译强国思想由此基本形成。
【主持词大全】 梁(启超)先生学问是第一,道德人品是第一,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师。收集了关于梁启超的名人故事，欢迎阅读。 梁启超三拒红颜 国学大师梁启超自小聪明,17岁参加乡试,成了举人。当时主持乡试的考官、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李瑞棼,对梁启超的才华极为赏识,当即请人做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他。 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参与维新变法的梁启超,由此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然而,好景不长,百日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匆匆逃亡日本,李惠仙只得避居澳门。第二年秋天,梁启超将家人接到了日本。 不久,28岁的梁启超应康有为之召,前去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宜,在那里邂逅了美丽大方的何惠珍。当时,梁启超在檀香山演讲,何惠珍为其担任翻译,两人配合默契,演讲活动盛况空前。此时,何惠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情愫,活动过后,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今生今世,我之心惟有先生……” “不行,我家中已经有妻子了。”梁启超明确地拒绝了她。 初遭拒绝,何惠珍不仅没有气馁,反而为梁启超的忠贞感到快慰。事后,为博取梁启超的好感,她动员父亲为康、梁保皇之事捐了一笔款,并托人设宴向梁启超交接捐款事宜。席间,梁启超又一次见到何惠珍。这次,何惠珍提出一个让梁启超心惊的要求:“我情愿下嫁梁先生做小。” 晚上,回到寓所的梁启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何惠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她作出这样的决定,其痴情实在令人感动。他们在事业上,确实可以相互扶持,可是,他和妻子李惠仙这些年来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怎能让妻子伤心?为此,他异常苦闷。于是,他连夜给身在日本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梁启超心想,妻子接信后,定会生出一些醋意来,大骂他一顿,这样,他发热的头脑也好冷静一下。 很快,妻子回信了。梁启超打开信后,愣住了,妻子给他寄来了《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竟然乐意成全他的婚事。李惠仙说:“我远在日本,不能照顾,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顾,岂不更好?” 梁启超在妻子的宽容面前惭愧万分,将妻子的信转给何惠珍。何惠珍一看,欣喜地笑了,说道:“惠仙姐贤德,我就向她学习,我们就做先生身边的娥皇、女英吧。” 梁启超却提笔为何惠珍写了一首诗:“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浏阳”指谭嗣同)。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聪慧的何惠珍马上明白了梁启超的意思,她眼泪汪汪地拿着梁启超赠给她的一张自题诗词的小像,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梁启超。 “惠珍是一位多才多情的好女子,可惜……”梁启超叹了一口气,把何惠珍亲手织的一把
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 曹诗图/王衍用 【作者】曹诗图/王衍用，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宜昌443002 曹诗图曲阜师范大学地理系，王衍用 提要肯定了梁启超在人文地理诸多领域的研究成就，认为他的人地关系学术研究，体现了明晰的人地相关思想和科学的地理唯物论，以及动态的地理作用观。对他的人地关系研究缺陷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他的宝贵学术思想遗产对当今人文地理研究有着深刻启迪。 关键词梁启超人地关系学术思想地理唯物论地理环境 人地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的论题，它一直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其间经历了由“环境决定论”到“和谐论”的发展演变，并呈现过种种兴衰、沉浮。这一论题虽然广泛涉及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诸多学科，但它却一直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命题。中外许多先哲曾对人地关系（或天人关系）进行过思考，发表过种种见解，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深刻启迪。从地理学的角度看，认真研究先哲们有关人地关系的论述，从中吸取精华，对于促进当今人地关系这一论题的深入研究和地理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梁启超这位学术先驱曾对人地关系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哲学思考，他的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涉及到人文地理学的诸多领域，对于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人地关系研究乃至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地理学界未能对此予以重视和进行必要的评价。本文试对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进行一些评析与探讨，以求教于地理学界的同仁。 1 梁启超在人地关系研究上的成就与贡献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他一生著述宏富，在他的著述中有不
少关于人类文明、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专篇论述，阐发自己的人地观及其学术思想。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地理及年代》、《中国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以及《中国史叙论》等，研究涉及人地关系的诸多层面和人文地理的众多领域，成果颇为丰富。 众所周知，梁启超本人不是地理学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致力于地理环境的作用及人地关系的研究，并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呢？这是阐述梁启超人地关系研究的学术成就时有必要首先弄清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主要有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的背景原因。从国际方面看，自1748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一名著出版后，西方学术界普遍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和人地关系的研究，许多学者高谈阔论地理与历史、文明的关系，地理史观一时蔚然风并迅速传播，使地理唯物论在孟氏学说问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影响日益广泛和深远。这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从国内方面看，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这段历史时期，正值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之际，当时众多的爱国之士渴求救亡之道，设法保种自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普遍存在着以趋新为尚的社会心理，对西方的新理新说非常欢迎。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目光敏锐、思想活跃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广泛吸取西学，最先在西方思想之树上把“地理唯物论”这一新枝采摘下来，移植于本土之上。时势的需要促使他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致力于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明关系的研究，他运用唯物论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探讨人地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不少论及地理环境作用和人地关系的著述。这在当时地理学以沿革地理占统治地位，学术研究极少涉及人地关系的情况下，起到开一代新风的重要作用。 综观梁启超的有关著述，他在人地关系研究和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开拓上有如下主要成就与贡献。 在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方面，梁启超把文学、艺术、学风、风俗、人
梁启超的权利思想 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先行者，梁启超在当时和以后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梁启超早年师从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倡导民权，主张君主立宪，并参与了近代的改良主义者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在戊戌变法失败、东渡日本之后，梁启超于1902年在由其主办的《新民丛报》发表名为“新民”的连载文章，并通过“新民”这一全新的人格理想，较为系统的提出自己的政治法律思想。这些文章后被结合成集，称之为《新民说》。《新民说》引起了当时思想界的大震动，在此之前，虽然己有思想先进的国人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从思想和制度层面上主张如此深刻而广博的变革却是闻所未闻。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新民说》是梁启超一生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之一。 一、新民之意义 梁启超在解释新民之义时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在他看来，固守传统和盲目的西化都是不可取的，要实现“新民”，发扬传统文化精淬和采补西方优秀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从时间上来讲，《新民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指从1902年1月到1903年10月期间发表的《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义务思想》等文章，而后一部分则是指1903年10月到1907年3月期间发表的《论私德》、《论政治能力》、《论民气》等文章。相比较而言，前期发表的诸多文章构成《新民说》的主要部分，梁启超在这一阶段较为侧重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即较为注重对西学的采补;而在访美归来以后，梁启超则较为侧重“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注重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淬厉。由于本文以《新民说》中的权利思想为探讨的主题，因而在时间上较为侧重于对《新民说》的前期部分的讨论。 二、《新民说》中的权利思想 (一)由人伦道德到权利思想 梁启超塑造的“新民”已经开始走出传统伦理道德的泥沼，成为具有独立自主精神，有着主体性意识的积极进取的新人。在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崭新的“新民”背后，权利无疑起到了核心的支撑作用。在梁启超看来，维护个人的权利是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原文+译文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sǔn]试翼，风尘翕[xī]张。奇花初胎，矞[yù]矞皇皇。干将发硎[xíng]，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译文] 日本人称呼我们中国，一种称呼是衰老的帝国，再一种称呼还是衰老的帝国。这种称呼，大概是沿袭着西洋人的说法翻译过来的。唉！我们中国难道果真是衰老的帝国吗？梁启超说：不！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在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少年中国存在。 要想谈论国家的老少，请先让我来谈谈人的老少。老年人常常回忆过去，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对新闻业的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一生中从事办报活动27年，亲自创办、主持报刊17家，共撰述约1400万余言，被后人誉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开政治家办报之先河，这与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知识分子的身份有着本质区别.他的报刊宣传不再只是代表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了他所在的整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戊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1895.8.17创)是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梁启超任主编之一,这也是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但是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会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初现锋芒.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黄遵宪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撰述.创刊初期梁启超一人担任全部编撰工作,每天除撰写4000多字的评论外,还要撰写修改20000多字的文稿.并发表的数十篇政论,其中以《变法通议》为著,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从《时务报》创刊到1897年11月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无所畏惧，为这份虽无维新派机关报之名，却有机关报之实的刊物倾注了极多的心血. 梁启超为《时务报》所定的办报宗旨：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即报道世界形势；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即报道全国各地实施的“新法”；三是“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懂得学习的趋势、内容和方法. 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梁作为总编辑、总主笔，要承担繁重的编务，当时梁启超年仅23岁，他以巨大的热情主编《时务报》，所有的译文稿他都要润色，所有的稿件他都要校对，因此梁启超在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是不辞劳苦，无畏寒暑；第二个贡献，梁启超每期都要发表一篇政论文章，所以，梁启超把这个报纸办成了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重要讲台，《时务报》在群众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梁启超的政论文章来完成的.第三个贡献，梁启超在这个刊物上面发表一篇重要的论述报馆作用，表达其新闻思想的文章，叫做《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出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报刊思想，就是“耳目喉舌论”.可以说《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除主编《时务报》外，梁启超还参与策划和积极支持澳门《知新报》，他不仅为该报拟定报名，还帮助草拟章程，筹措经费，并兼任该报撰稿人，先后在该报发表了《〈知新报〉叙例》、《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18篇文章。由于《知新报》远在澳门出版，清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有些言论之激烈甚至超过了《时务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