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十七年”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无论就20世纪文学的宏观视野还是从当代文学的具体
构架来看“十七年女性文学”都是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它似
乎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颇难跨越但又必须要跨越的一
道“坎”。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和文化现象的“十七年女性文学”才逐渐浮
出水面，受到各方面的普遍关注。尽管在“十七年女性文
学”“是什么”、“怎么样”以及文学资源的评判和转换等问题上
彼此存在明显的歧义，但要求摆脱旧有的政治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努力构建合历史、合目的也合乎文学本义的新的阐释体系，则已成为大家的普遍共识。
十七年女作家队伍颇有一种“枝繁叶茂”的气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十七年女性文学同时也曾面临着被遗忘的尴
尬局面。一方面,五六十年代政治的泛化使女性文学丧失主体地位,文学素质的稀薄使其无法超越时空而为新时期的读者
接受;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对“十七年女性文学”这个概念的
能指与所指产生异议,认为十七年女作家的创作大多忽视或
回避女性意识,取无性化或雄性化姿态,基本失掉了所谓“女性文学”存在的依据与特征。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认识稍嫌简单，可以说过于片面化。因为它忽视了历史的传承脉络与作品的多重解读。从总体上看,不得不承认它在一定程度上仍具有女
性文学的特质:出自女作家之手,在对社会生活和女性生活的文学表现中或隐或显地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审美体验。下面试以“十七年”的女性小说文本为例,略作分析。
一女性的视角柔婉的笔致
孤立地看,作为一种个人伦理的“女性话语”也并不比集体主义更有意义。传统所掠夺女性的莫过于她们没有社会参与权,而革命则带来了女性参与社会创造的可能。因此,这一逻辑演绎的结果必然是，最能体现革命功能的正在于女性的社会存在部分。但无限制的伸张女性的社会文化内容,必然会不断挤占女性情感的空间,最终也可能导致女性自身的彻底解构。因此无性化的文本实乃为女作家情感高度压抑的表征。这种压抑在无法通过文本的内容获得释放的时候,便只能在艺术风格的显现上得到些微的消解。
“十七年”女性小说的艺术特色主要由三个方面：首先,从语言风格来看,十七年文学普遍呈现出严肃而近板、豪壮而近嚣的整体特征,而女作家的语言却时常流露出些许温婉、细腻的女性特色。如草明的《原动力》，郭沫若曾对草明《原动力》的评价是:“以你的诗人的素质,女性的纤细和婉,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我特别喜欢第九章几位女性采山里红那一段,写得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1]而宗璞的《红豆》中,江玫初恋的羞赧,热恋的缠绵,以及爱情革命二者不可兼得时的彷徨痛苦,都通过江玫的内心加以展示。杨沫的《青春之歌》
中,杨沫在塑造林道静形象时，既以战士的激情也以女性的柔婉细腻较为合理地展示了人物思想的转变过程中的细波微澜,如林道静在同余永泽离异时的道德焦虑,在初见江华时的少女心态等，都得到了作者都较为细腻的描写，茹志娟的《百合花》结构严谨没有闲笔又富于抒情的味道。清新俊逸是其艺术风格。一袭百合花被子表达了军民之间的血肉情谊和军民团结胜利的主题。没有写正面的战场，而是写发生在一个包扎所里的插曲。通过借被子时的对话，小通讯员在枪筒里插花，给“我”馒头，以及小战士的纯真稚气，新媳妇的羞涩与纯朴……一个个的细节前后呼应，细腻的展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作家从某种角度上细腻描写女性的心理见长,形成了作品独特的“清新、俊逸”的风格。
其次,女作家的取材角度有时也颇具特色。比如《百合花》虽然是战争题材的作品, 但作家却是从借被子事件这样一个细小独特的角度加以表现。在刻划新媳妇时，茹志鹃以细致的观察、细腻的笔墨展现了新媳妇细微的情感变化和心灵历程。从不借被子到献出被子，从又羞又怕到拭身补洞，每一个动作，每一种神情，每一句话语，都准确、生动、细腻、含蓄地揭示了新媳妇丰富的感情变化和心理内涵。“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当“我”对她说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时，“她不笑了，一边听，一边不断向房里瞅。”“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
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具体的动作，生动的表情，细腻的心理变化，都准确、形象地表现了出来。观察之细致，笔致之纤细。“我”和通讯员再去借被子，“我”向她道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笑。”在这类以革命战争,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旋律的边缘,它们或多或少地以“潜隐”的状态对女性生活、女性命运以及女性心理做一女性化的心灵体验,抒发女性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所特有的一种“女性情怀”。这就有如南开大学教授乔以钢在其《多彩的旋律》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此类主题的作品,通常以女性为主人公,情节框架围绕‘她’展开,但又大多局限在平面叙述‘她’的‘故事’,而缺少关于‘她’的故事的深层思考,因此,我们不妨称这些以女性为中心,却又缺乏比较充分的女性意识支撑的主题为‘准女性主题’。”[2]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就属此类,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提供了建构“准女性主题”的基础。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展示了女性意识的起伏和女性心灵的印痕。可以说取材角度是颇有特色的。
当然我们不得不提及的是叙述视角所带有的女性性别倾向。男作家多采用全知视角和外视角的叙事模式, 而女作家作品相当一部分是以内视角展开叙述的。譬如,茹志娟的《三走严庄》、《我的医生》、《高高的白杨树》、《在社会主义轨道上》;杨沫的《我的医生》、《红红的山丹花》;柳溪的《我的爱人》、《我的爱情故事》;刘真的《长长的流水》……在这
些作品中,叙述者“我”参与故事,或是主人公,或是与主人公有密切关系的人物,这样就拉近了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距离,给人一种亲切、平和之感。内视角的运用,体现了女性多情善感的特质。
二．思维的开拓与性别意识的呈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女性的地位和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中国女性享有世界范围内较高程度的解放,她们与男性地位平等,同工同酬,开始介入社会的各个领域,真正顶起了半边天。女性生活的巨大变化,直接催生了解放初的一批女性文本:《火车头》(草明)、《土地》(陈学昭)、《跨到新时代来》(丁玲)、《为了幸福的明天》(白朗)等。其中《火车头》就题材和人物形象而论,不仅填补了这方面女性写作的空白,而且开启了当代工业文学的先河,因此,草明也被誉为“中国工业文学的拓荒者”。虽然此时女性文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尚不十分明显,可从女作家的创作热情和实绩中不难看到,女性文学正在不断努力的扩大着自己的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贯彻,激活了女作家内心深处一度枯竭的性别意识因子,一批探索人性人情的作品脱颖而出。如宗璞的《红豆》,以北平解放前夕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了女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的爱情悲剧,揭示了在爱情与政治信仰发生冲突时,人生抉择的主题。在这一主题覆盖下的,是大量的人性人情的展示。江玫与齐虹初次见面时,对他清秀、帅气外表的倾心,以为对
方没有觉察到自己而感到的遗憾,展示了少女丰富的内心情
感世界。接下来,对音乐与文学的共同爱好沟通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北京反美游行的壮烈氛围并不能彻底淡化江玫对齐虹
刻骨铭心的爱恋,尽管江玫在女革命者的教育引导下,最终用
革命置换了自己的爱情,但依然割舍不断的是对那象征江齐
爱情的两颗红豆的无限留恋。文本的主题是表现革命,但占据文本叙述主体的却是爱情,而且是革命女子与银行家少爷的
爱情,因此这部小说在反右扩大化斗争中受到严厉的批判。曾经多元分野的爱情主题逐渐纳入左翼文学一脉相承下来的
革命加恋爱的单一轨道之中。刘真的《英雄的乐章》,以主人公“我”的回忆,向人们诉说了清莲和玉克这一对革命青年的友谊和爱情,展示了爱情理想与革命理想的双重汇同。当然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的本身即意味着女性意识的存在与否、进步与落后。尤其是在文学研究过程中，“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3]如茹志鹃的《百合花》，可以说茹志鹃的女性意识不同于冰心、庐隐、冯玩君、丁玲、肖红、张爱玲、苏青等现代女性，也不同于张洁、张抗抗、铁凝、张辛欣、王安忆、刘索拉、林白、舒婷、翟永明、伊蕾等当代女性。从冰心到张爱玲，她们沐浴在“现代”的新文
化当中，从张洁到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她们伴随新时期的思
想解放潮流和改革开放形势。时代之钟敲醒了中国女性作家，她们的自我意识显现出来，但她们的女性意识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不论是冰心的“爱的哲学”，还是当今的“女权主义”，都是在西方理论的哺育下滋长出来的，更多地表现出“西方话语”特征。作为茹志鹃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三岁时母亲去世，十来岁上小学，十八岁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的文艺队伍里当上了一名文化兵，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光辉照耀下，开始了文学创作。因此，茹志鹃小说不可能是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移植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来阐释是不适宜的。但我们也不能认为茹志鹃的写作是“无性别”写作。因为她“对文艺的看法和那些编辑部存在距离”，以致《百合花》被退回来[4]。茹志鹃的写作是女性化写作。她描写的是女性世界，特别是中老年妇女的内心世界，在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联结上反映那些属于女性的主题。首先，茹志鹃的女性意识体现为关注女性的角色转换。她以一个新中国的新女性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中国女性。因此，她首先强调的不是男女的“性别对抗”
而是通过女性的角色转换展现女性的社会价值，从而确立女性的自我价值。《如愿》中的何大妈，解放前愁柴愁米，解
放后虽不愁了，“人却还锁在锅子边”。后来，何大妈参加了
里弄生产组，“忽然发现自己竟还有一些能力，这是自己从来也没想到的”，“她活了五十年，第一次感到自己不是一个可
有可无的人，自己做好做坏，和大家，甚至和国家都有了关
系。”对于何大妈来说，重要的不是性别觉醒，而是角色转换。从“锁在锅子边”到生产组小组长，从“自己好像被人忘了一样”到“常常有人会站在后门口，或者走到楼梯上，急匆匆地来叫自己”，何大妈完成了自身的角色转换，并且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和社会的关系。或许可以这样说，茹志鹃的女性价值观表现为女性价值社会化，女性以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大小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春暖时节》中，静兰一家“生活安定了，也不愁柴愁米了”，比起子君来，静兰幸福无比。但是，“这两年来，静兰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和明发中间，好像隔了一道墙。”她也如子君“像温习一课已能熟背的课文一样”细细地咀嚼曾经拥有过的温馨时刻。但静兰不是“五·四”时期的子君，她生活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丈夫明发、邻居朱大姐都在干社会主义，静兰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也加人了社会主义建设行列，意识到自己“现在这活可是关系到整个生产组，关系到工厂里的生产任务”。终于，静兰和明发“他们为了一个目的，走在同一条路上”。“那一道摸不到、看不见的‘墙’，已消失得干干净净。”其次，茹志鹃的战争题材小说更显示出她的女性意识。茹志鹃写小说确实是“女人的眼光”。她写战争不写硝烟弥漫的战场和炮火连天的战斗;她写社会主义建设不写热火朝天的劳动，而是以女性敏锐的感觉写“生活激流中的一朵浪花，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里的一支插曲。”她不关注战争的场面、英雄的冲锋，而是关注人情、人性和生命价
值。茹志鹃作为女性作家，对残酷的战争有自己的感性认识，女性的善良、温柔、纯情使她充满人道主义思想。茹志鹃自述《百合花》是缅怀过去追念过去时得来的产物。茹志鹃借“我”表现她对战争与人的思考。我们不能忽视战斗打响以后，“我”的行为和心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那些问题真的“没意思”吗?为什么要问呢?不妨听听茹志鹃是怎么说的:“我就着那天上大个儿的圆月，翻看他们的符号，记录他们的姓名、单位。心里不可遏止地设想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在他们尚有些暖意的胸膛里，可能还有秘密的未了的心事……”悲壮留在了战场，悲伤留给了家庭、亲人和朋友。“我”在潜意识里充满对战士命运的强烈关注。茹志鹃借此有意识地表现对战士生命价值的人道关怀。十七年时期的战争题材小说流行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模式，多的是胜利的欢呼，英雄的笑脸，没有残酷、悲哀、痛苦和凄凉。战争过程被胜利消解，个人价值溶化到集体之中，以道德评价取代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小通讯员牺牲了，“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茹志鹃说“这种感情确实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就有的。”年轻而稚嫩，质朴而纯洁，充满青春活力的通讯员，一个天真无邪的小战士就这样被战争毁灭了，青春流逝了，你还能说战争没有残酷、悲哀、痛苦和凄凉吗?小
通讯员当然“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比泰山还重!”但十九岁的生命本身就没有价值吗?而我们其他许多人的小说却缺少对此的关注。因此，茹志鹃的思考是独特的，她作品中显现的女性意识是鲜明的。
三、母性的位移和家庭观念的变化
在女性的生命过程中，包括了一些细致的心理特征，“女儿性、妻性、母性构成了最基本的区分”。女性在人类生活中承担着生育繁衍的角色，母性是女人与生俱来的，母爱亦是人们一直讴歌的对象。但在十七年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下，文学为了表现“政治的本质”、“整体现实”，母爱并没有成为文学中单纯独立表现、歌颂的对象，只能从阶级之情、同志之爱来曲折表现。茹志鹃幼年丧母，由于母爱的珍稀和缺憾，自然对她而言对于母女(子)之间的感情交流要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敏锐，表现得更深刻。在《高高的白杨树》里，这种感情可谓体现得曲折有致。“我”是个十六岁，爱跳爱闹的小鬼，而大姐“三四十岁的人，看起来倒像有四五十岁了，背驮了，头发也有些花白”，“沉默寡言，只会憨笑，很少说话。”很明显大姐是一个年长的、深沉的母亲形象，“我”对她的依恋以及长久的思念可以看出这一点。而文中也直接指出“我当然也叫她大姐，其实她对我比妈妈还要好”。同样，在刘真的《好大娘》、《我和小荣》、《长长的流水》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活泼、顽皮、任性的“我”和一个与之对立的成熟、
慈祥、对“我”无微不至关怀的大妈或大姐的形象。对此，学者陈素淡指出，“当时表现亲子的感情不具有进步的性质，作家的机智可以在‘大姐’身上让母爱发光。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夹缝中的“移位”“女儿性”与“母性”往往是天然合一的。女性身为女儿自然有对母亲的依恋，身为母亲，也有对儿女的爱怜。如果说“大姐”的形象是母亲形象的一种替代，是“十七年”女作家展现母性的一种方式，那么母爱由亲子转移到常人，则是表现母爱的另外一种方式。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关大妈》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关大妈的儿子桂平在革命中牺牲了，她把自己的爱移给了猫子等游击队员，用自己母爱的力量支持他们的成长。毫无疑问，母爱的转移同大姐的“替代”一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夹缝中的位移。
家庭，曾是女性头顶上仅仅望得见的一片狭小天空。几千年来，中国的女性被圈养在家这个牢笼里，被压迫，被奴役，“用被假塑或假冒的形象出现，以被强制的语言说话，”[5]成为男性的附庸和家庭的奴隶。家庭对女性的意义非凡，正因为如此，五四妇女解放的矛头直指旧式的家庭关系。解放后，妇女的社会地位、经济待遇都与以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家庭的牢笼已被打破，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十七年”文学中包蕴了更多女性对自身命运和人生的思考。《春暖时节》中的静兰深爱丈夫和家庭，满足于终日做饭洗衣的主妇角色，但是丈夫热衷于厂里的事而冷落
了妻子让她苦恼不已。后来，在社会主义的热潮中静兰受到启发，投身建设大军，精神变得充实，与丈夫的感情也得到了巩固和升华。《如愿》中的何大妈解放前、后两次参加工
作有着质的差别，前一次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儿子，不得不去受资本家的剥削，后一次失去工作的时候，何大妈不愁家里柴米油盐，但安稳的生活却叫何大妈“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自己好像被人忘了一样”。当她再次获得工作时，“却使何大妈感到幸福”。何大妈的失落与幸福，反映的正是解放了的女性在获得物质生活保障、政治权利平等之后的更高、更深的精神追求，表达了新中国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思考:妇女的解放不仅停留在男女平等的政治口号下，同工同酬的经济保障上，妇女们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素质，广泛地参加各种社会劳动，把自己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才能保证对社会的永久参与权，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与男性有同等地位的人。
“十七年”女性小说,曾以其丰硕的成果辉煌一时。经过岁月的汰洗,其文本中体现政治意识的内容已黯然失色,而其内
蕴女性意识的部分愈来愈显示出其存在的价值。“十七年”女
性小说是在“五四”对传统文化和革命政治对“五四”新文化双
重改造后的文化语境中诞生的。其文本中的女性皆能超越自我立足社会,这种自强自立的思想内核,直接导源于“五四”时
期“人”的发现和女性的觉醒。“十七年”女性文学作品中所透露的女性意识，为女性在多重人生角色中充分挖掘女性潜能，
显示女人参与、影响、创造世界的能力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启示作用。
外国文学名词解释 拜伦式的英雄 1813—1816年，拜伦写了《东方叙事诗》，塑造了一系列的“拜伦式的英雄”。《东方叙事诗》是一组典型的浪漫诗，包括《异教徒》、《海岛》等篇。这些诗以抒情格调为主，抒发诗人自己的感受，诗中描写的环境和情节，都是东方或南欧的，充满异国情调，情节富有传奇性，比较紧张。诗中的主人公都是与社会对立的、孤独的反叛者，被称为“拜伦式的英雄”。这些人物有非凡的性格，追求自由、独立，敢于蔑视现存制度，不向社会妥协，顽强坚定，宁愿为自由而死，不屈辱而生。但同时又十分高傲、孤独，脱离群众，个人奋斗，因而往往前途渺茫，悲愤忧郁，注定悲剧的结局。他们既是社会的叛逆者，又是社会的牺牲者。这些形象反映了当时诗人自身的苦闷失望情绪和渴求斗争的意愿，表达了广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思想感情，又巨大的进步意义。但作者写的这些英雄是个人主义英雄，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幸福，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忧郁悲观的情绪，反映了诗人思想的局限。 拜伦式英雄 “拜伦式英雄”是指拜伦在“东方叙事诗”等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孤立傲世、富有叛逆精神的主人公形象，最早萌芽于《恰尔德?哈洛尔德》。他们是海盗、异教徒、造反者、无家可归者等，都具有出众的才华、坚强的意志、反叛的热情，敢于蔑视传统秩序和专制暴政，但是他们的反抗总是和孤独、忧郁结合在一起，乃至傲世独立，离群索居，并以悲剧而告终。最典型的形象是《海盗》中的康拉德。 小人物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由普希金开创的一类艺术形象。他们在社会中官阶卑微，地位低下，生活贫苦，但又逆来顺受，安分守已，性格懦弱，胆小怕事，成为显赫的大人物治下被侮辱、被损害的牺牲者。普希金以其短篇小说《驿站长》开了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先河。随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都在自己的创作中塑造了“小人物”形象。 多余人 最早由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提出。“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高二年级组郑思萌 教学目标： 1、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在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性 格： 2、激发学生课下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兴趣，拓展文学知识，修炼 文学素养； 3、理解和探究中国古代女性的价值观和爱情观，培养学生正确的 价值观和独立精神。 教学重点、难点： 1、了解不能类型的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制造人物命运的 原因； 2、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和探究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教学方法： 小组讨论法，鉴赏法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 4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请同学回忆下曾经在课本中学过的中国古代女性形象，并简要分析下
这些形象的人物性格 二、初步感知 接下来用四个课时分四个方面归纳中国古代的女性形象 1、中国古代才女； 2、被誉为“红颜祸水”的女性； 3、聊斋中的女鬼； 4、中国古代妓女。 三、中国古代才女 卓文君 卓文君，汉代才女，西汉临邛（属今四川邛崃）人，与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一段爱情佳话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也有不少佳作流传后世。 卓文君她貌美有才气，善鼓琴，家中富贵。她是汉临邛大富商卓王孙女，好音律，新寡家居。司马相如过饮于卓氏，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同驰归成都。因家贫，复回临邛，尽卖其车骑，置卓文君酒舍卖酒。相如身穿犊鼻裈，与奴婢杂作﹑涤器于市中，而使文君当垆。卓王孙深以为耻，不得已而分财产与之，使回成都。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又据《西京杂记》载，文君作司马相如诔文传于世;又载相如将聘茂陵人之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后世常将卓文君事用为典故。传说后来两人生有一女，唤名琴心。因正月初一生，故皇后赐名元春。 卓文君，一个美丽聪明，精诗文，善弹琴的女子。可叹的是十七岁年纪轻轻，便在娘家守寡。某日席间，只因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多情而又大胆的表白，让久慕司马相如之才的卓文君，一听倾心，一见钟情。可是他们之间的爱恋受到了父亲的强烈阻挠。卓文君凭着自己对爱情的憧憬，对追求幸福的坚定，以及非凡的勇气，毅然在漆黑之夜，逃出卓府，与深爱的人私奔。当垆卖酒为生。生活艰难，但两人感情日深。这也是一直流传至今的爱情故事里最浪漫的夜奔之佳话。 班昭 班昭（约45年?－约117年?）一名姬，字惠班。汉族，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史学家班彪女、班固与班超之妹，博学高才，嫁同郡曹寿，早寡。兄班固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散乱，未竟而卒，班昭继承遗志，独立完成了第七表〈百官公卿表〉与第六志〈天文志〉，《汉书》遂成。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之，号曹大家（gū）。善赋颂，作《东征赋》、《女诫》。班昭为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 班昭家学渊源，尤擅文采。她的父亲班彪是当代的大文豪，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清代女作家赵傅“东观续史，赋颂并娴”。班昭十四岁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所以人们又把班昭叫做“曹大家”。以个性而论，曹世叔活泼外向，班昭则温柔细腻，夫妻两人颇能相互迁就，生活得十分美满。
浅析丁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内容提要：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其作品中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迥别于以前文学长廊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它们不是完美的，但又让人感到特别真实，她们的美，她们的傲，她们的悲，她们的勇，构成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成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丁玲本身是一个女性味十足的女人，以及她本人的生活经历的影响。 关键词：丁玲女性形象美傲悲勇 在群星璀璨的中国现代作家群中，丁玲是比较亮丽的一颗。半个多世纪以来，她为读者奉献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曰记》、《阿毛姑娘》、《韦护》、《水》、《田家冲》、《杜晚香》、《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笔者认为，丁玲作品中最具分量的部分当属于“女性小说”。丁玲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其中有农民形象，如张裕民、程仁、阿毛老爹等；有地主形象，如钱文贵等；有新时期人物形象，如苇弟、凌吉士、澹明等。但是在众多的文学形象中，最具震撼人心力量的则是大量的女性人物形象，如梦珂、莎菲、阿毛、贞贞、杜晚香、三小姐等，她们各有特点，在丁玲笔下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她们是美的，是傲的，也是悲的，更是勇的。她们的美，她们的傲，她们的悲，她们的勇，合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战士，合成了一个个血肉丰满如同五月鲜花般开遍大地的新女性。 一、美 泰戈尔曾经说过，当上帝创造男人的时候，他只是一位教师，在他的提包里只有理论课本和讲义；在创造女人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个艺术家，在他的皮包里装着画笔、水、调色盒，所以女人才会那么美丽，女人的生命才会那么缤纷。在作家曹雪芹的笔下，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因此，古今中外的许多文章大家，在作品中大都把女性作为美的化身来描写来赞美。这一点在丁玲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描写的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很美。无论是被视为“春天的童话”----《梦珂》中的梦珂，“夏天的童话”----《莎菲女士的曰记》中的莎菲，“秋天的童话”----《阿毛姑娘》中的阿毛，还是“冬天的童话”----《杜晚香》中的杜晚香，还是其他女性形象，大都是美的，既有外表美，也有心灵美，同时还有人性美。 外表美。丁玲以女性特有的笔触细腻刻画了一批绝代佳人。如《梦珂》中描写梦珂“......一天一天地长大了起来，长得象一支兰花，颤蓬蓬的，瘦伶伶的，面
文学概论期末试题及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l分，共2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艾布拉姆斯指的?文学四要素?是 ( ) A．创作、文本、传播、阅读 B．作品、作家、宇宙、读者 C．思想、生活、技巧、知识 D．情节、结构、人物、事件 2．情景交融是意境创造的 ( ) A. 本质特征 B. 形象特征 C. 结构特征 D. 美感特征 3．?为艺术而艺术?是哪种文学观念的主要口号 ( ) A．独立说 B．再现说 C．体验说 D．表现说 4．能真正体现作家的艺术品格(也即创作个性)的语体是 ( ) A. 规范语体 B. 自由语体 C. 抒情语体 D. 叙事语体 5．?距离论?的提出者是 ( ) A．布洛 B．英加登 C．荣格 D．弗洛伊德 6．把语言具体区分为?语言结构?和?言语?的语言学家是 ( ) A．童庆炳 B．英加登 C．凯塞尔 D．索绪尔 7．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中，最为活跃、最易变化的因素是 ( ) A．制度文化 B．精神文化 C．物质文化 D．全部文化 8．中国最早提出?意境?这一概念的是 ( ) A．王维 B．李白 C．司空图 D．王昌龄 9．哲理性是文学象征意象的 ( ) A．本质特征 B．表现手段 C．形象特征 D．审美特征 10．故事时间长度为零而叙述文本的时间大于零的一种时距是 ( ) A．省略 B．停顿 C．概略 D．减缓 11．从人物性格给人的不同审美感受把人物区分为?扁平?和?圆型’’的是 ( ) A．格雷马斯 B．康德 C．歌德 D．福斯特 12．形成文学风格的决定因素是 ( )
多余人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这些形象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接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厌倦上流社会的生活，渴望有所作为，他们的出现是社会意识觉醒的一种体现。但是这一类形象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缺乏行动的能力和勇气，因此在社会上无所适从，结局是悲剧性的。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人都属于这一类典型。 小人物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由普希金开创的一类艺术形象。他们在社会中官阶卑微，地位低下，生活贫苦，但又逆来顺受，安分守已，性格懦弱，胆小怕事，成为显赫的大人物治下被侮辱、被损害的牺牲者。普希金以其短篇小说《驿站长》开了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先河。随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都在自己的创作中塑造了“小人物”形象。 批判现实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出现，后在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欧美具有极大影响的一种文学思潮。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突出特点就是真实和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深刻地揭露现实矛盾和批判社会罪恶；同情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反映他们的悲惨命运和内心痛苦；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注意细节的真实。但不少作家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为出发点来批判黑暗现实，难以找到准确变革社会的道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各种文学体裁均有佳作，其中尤以长篇小说为最。优秀作家众多，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易卜生等。 自然派 是俄国19世纪40-50年代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别称，奠基人是果戈理，名称由别林斯基提出；自然派的特点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批判黑暗腐朽的专制农奴制，描写下层小人物的不幸命运，具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果戈理是当时现实主义文学的盟主，自他以后的一系列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赫尔岑、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都是自然派作家。 新人 “新人”指的是19世纪中叶在俄国文学中出现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这些形象尽管个性相异，但大多出身平民，具有坚定的意志、明确的理想，以及实干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屠格涅夫在小说《前夜》中最早塑造出了“新人”英沙洛夫的形象，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的“新人”罗普霍夫等形象则更为典型。 “含泪的笑” 果戈理独特的艺术手法。他认为艺术家不仅应当真实地反映生活，而且应当对生活进行审判，即“通过世界上人们看得见的笑容和人们看不见的、不知道的眼泪来观察生活。”正是这种“笑声”和“眼泪”的交集、喜剧和悲剧的结合，加强了果戈理讽刺艺术的揭露和抬批判力量。 《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主要创作的总称，内分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类。
历史追踪中的双重启示 .. .. .. 试论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王仲生 ( 西安联合大学学报编辑部, 陕西西安.. 710061) 摘要: 早期丁玲作品高扬着的女性意识, 使她有别于其他女性作家, 随着丁玲的投身革命, 阶 级意识终于逐渐主导了丁玲作品, 女性意识因此就在矛盾困惑中日见淡出。这个思想轨迹 留给了我们双重的启示: 救亡与启蒙的时代错位, 作家的人生道路与创作倾向的选择的两难处境。 关键词: 女性意识; 阶级斗争; 历史追踪; 双重启示 .. .. 丁玲, 一位坚强的现代女性, 我国新文学的杰出作家。她的成就卓越而又坎坷曲折的一生, 概括了.. 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女性的不幸与抗争。在我国现代文学女性作家中, 能像丁玲那样, 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孜孜不倦地探索我国妇女的现代化道路, 可以说屈指可数。为此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女性群体, 构筑了丁玲的艺术天地。这当然不是审美对象的偏倚。闪耀在她作品中的强烈女性意识, 赋予丁玲的审美空间以独特的魅力, 这才是丁玲作品审美价值之真正所在。 丁玲创作与女性意识 【摘要】：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其一生都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中国女性的生存、地位、价值等问题，在探索女性人生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她为读者奉献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是美的化身，她们在时代的悲剧命运里，不甘沉沦，在痛苦中高歌奋起，充分体现了作家的女性意识。她用一双女性的眼，一颗女性的心，一支女性的笔，撑起了一面现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文学大旗。 【关键词】：女性命运女性形象女性意识 丁玲，原名蒋冰之，生于湖南临澧一个没落的豪门望族。她是一个受"五四"思想感召，毅然离开封闭的乡土走进新思想发源的大城市寻找理想生活的叛逆女性。她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与热情，从1927年底发表处女作《梦柯》开始，她便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她以作家的正义与勇气，女性的细腻与真诚,深入地描写了一系列妇女的理想和命运,在深沉压抑的社会里迸出反抗的呼喊。对于封建社会的刻骨仇恨和不妥协，为妇女的解放而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一切构成了丁玲创作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丁玲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其中有农民形象，如张裕民、程仁、阿毛老爹等；有地主形象，如钱文贵等；有新时期人物形象，如苇弟、凌吉士、澹明等。但是在众多的文学形象中，最具震撼人心力量的则是大量的女性人物形象，如梦珂、莎菲、阿毛、贞贞、杜晚香、三小姐等，她们各有特点，在丁玲笔下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她们是美的，是傲的，
文学概论复习 第一章第一节文学观念的嬗变复习 考纲学习： 1. 了解文学四要素与文学活动的构成 2.掌握再现说、表现说、实用说、客观说、体验说五种文学观念 3.理解文学嬗变的原因 4.理解“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形态，它是具有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的，凝聚着个体体验的、沟通人际情感交流的语言艺术”这个文学观念 1. 文学的四要素与文学活动的构成 四要素：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 文学活动的构成：世界、作家、文本、读者这四个要素，其间包含了体验、创作、接受三个过程。重要的是在文学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上来理解。 文学是一种对象性活动，就是因为人在文学活动中体现了人的意识、心理和一切本质力量，把自然当作人的对象、从而建立起了活动的机制。 文学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就是在于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中，作家把外部自然和人的自然作为自己本质力量的确证，从而把文学变成人的精神活动过程。 关键词“客观存在”和“审美对象” 客观存在只是纯然的存在，并不能被我的感觉所掌握，那就不能成为我的对象，存在的关系也就不会建立，文学活动还不能形成。 文学四要素所形成的流动过程，其中必然包含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才能成为文学活动—我们说的文学活动，不仅是指“文学四要素”所形成的流程，更重要的是人与对象建立的诗意关系，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第一章文学观念 第一节文学观念的嬗变 【文学四要素和文学活动】波兰现象学派美学家英加登提出作为作品存在的层次论，认为作品的构成是四个层面，即语言层、意义层、图式化外观层、意向性状态中的“世界”层。美国现代学者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文学四要素理论，即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一切文学作品都有源泉，这就是生活，即“世界”；生活要经过“艺术家”的加工改造，这样才能创造出具有意义的文本，即“作品”；作品如果束之高阁，不跟读者、即
《李尔王》中主要人物形象分析(外国文学)
《李尔王》中主要人物形象分析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也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非常重要的戏剧作品。《李尔王》作于十七世纪初的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但当时封建势力尚未清除，萌芽的资本主义已经显露出罪恶的端倪。封建社会被奉为神圣的纲纪伦常受到冲击，各种私欲开始膨胀，英国社会出现了各种丑恶现象。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代表，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莎士比亚对人和人性问题有着异常的关注和敏感。莎士比亚痛感于社会的黑暗与混沌，人与人之间的凶残和冷酷，传统价值和美好信念的颠覆，深刻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呼唤人们从噩梦中醒来。 《李尔王》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下而完成的作品，深刻的反映和揭露封建王权的腐朽和人伦社会的黑暗，并且在戏剧中将其放大和突出，增加了戏剧的冲突，形成了更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塑造了更加生动更加丰满的人物形象。而《李尔王》中最主要的人物形象就是国王李尔和他的小女儿考狄利娅。 一、被自私和虚荣淹没的李尔王 李尔王的一出场就是给三个女儿分配国土的场景，他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相信了口蜜腹剑言不由衷的高纳里尔和里根，却对正直纯洁、不愿阿谀奉承的小女儿考迪利娅大发雷霆，没有分给她一寸土地和嫁妆，就把她远嫁到了法兰西。然而，后来李尔王的命运却是急转直下，与曾经的尊贵奢华竟是天壤之别。他失去土地后，被两个女儿轮番的羞辱虐待，最后被赶出去，流落荒郊野外，没有栖身之所。然而，最终一直深爱着他，为他发兵夺回王权的却是当初
那个被他抛弃的小女儿考狄利娅。最后，考狄利娅被杀害了，李尔怀抱着女儿，深深的忏悔，并跟随心爱的女儿悲痛的死去了。 结局是那样的令人悲伤和惋惜，而这个自食苦果的结局完全是拜李尔自己所赐，曾经拥有至高无上的王权，人人阿谀奉承，致使他的虚荣心日益膨胀，再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他从不考虑女儿们真正的想法，只是自私的要求所谓的“孝顺”，来满足自己那可笑又可悲的虚荣心。而正是他这次荒唐的选择也就注定了结局的悲剧，可以说，李尔王就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 两个女儿的背叛完全颠覆了他一直信奉的传统伦理观念，大臣们的背叛也让他对封建王权至高无上的精神信仰瞬时毁灭，一切都发生的太过突然，仿佛是命运顷刻之间倒转了过来，他在暴风雨肆虐的荒原上陷入了疯狂，他想质问命运的残忍，想救赎自己是罪恶，可是一切都太晚了，他已经失去了自己国家，失去了自己的权利，更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女儿，所以，他要以生命的终结，来结束这场悲剧。 二、不能改变命运的天使考狄利娅 小女儿考狄利娅的出场也是在三个女儿分配国土的场景，她没有像姐姐们那样的甜言蜜语，以至于自己最后一无所有，还被父亲抛弃，远嫁到法兰西。而深爱她的丈夫、法兰西的国王却可以发现这个女孩如天使般纯洁美好，对于考狄利娅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确实有如此的天壤之别，这也就在两个国王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这两个人也对她的命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后来，父亲被两个姐姐赶出来，流落荒野，她却不计前嫌出兵帮助父亲，最终被姐姐们处死，父亲也跟随她悲痛而死。这个结局也可以看作是对李尔对当初所犯罪恶的一种惩罚和忏悔，但是对于考狄利娅来说，她是那样的无辜，那样的令人心疼和惋惜，为了捍卫对父亲的爱和忠诚，她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也是作为一个天使的无私和伟大。
MOUNTAIN FLOWERS 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写作都是女权主义的，但许多女性主义文本反映了女权主义所关注的问题。在文学批评界，传统的文学批评因为倾向于以男性经验为基础进行普遍性的阐述而受到攻击。传统批评方式认为文学经典作品表达永恒不变的真理，而这种真理不受性别等世俗问题的影响。女权主义者则认为，这种批评方法拒绝承认经典文学作品常常推崇男性价值观和利益，从而使得男性偏见制度化和机构化，女性主义者因此必须提高女性对于性压迫这一事实的觉悟。这一时期的开拓性文学批评作品《性政治》选用了男性经典文学作品作为性政治分析的依据，披露了在文学这种父权意识文化产物中的性别偏见和性暴力，解构了经典文学作品中被贬损的女性角色塑造。女权主义者力图通过提倡对于文学中女性形象的重新评价来唤醒人们对于女性价值的再认识。第二次浪潮中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在揭露文学作品中父权偏见的同时，还努力挖掘和定义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包括寻找和再版那些被湮没被遗忘的女性作家及作品，以及对于女性生活、创造力、风格、体裁、主题、形象等性质的重新定义。随着性别意识的不断加深，女权主义者大力提倡一种抵抗性阅读，其目的在于揭露女性是如何被迫去认同文本中压迫女性的性别偏见的，并且培养一种真正从女性视角进行阅读、拒绝与自己的压迫者合作的女性读者。这种观点在朱迪丝?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的作品《抗拒性读者》(The Resisting Reader，1976)中得到极为充分的表达。 女性主义质询在人类社会中，妇女为什么总是扮演从属于男性的角色。它关注在历史中妇女的生活是怎样变化的，探讨女性的经验与男性的有什么不同，不管是作为一种实质性的本体论或者心理差异的结果，还是作为历史印迹和社会结构的结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女性创作的文学是怎样表达或表现女性生活与体验的特点的。它也研究男性主宰的法则，以了解男性是怎样运用文化来推进他们对女性的主宰的。 从总体上讲，女性主义有一个漫长的政治史，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至少在英美发展成了一种实质性的力量。照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的说法，弗吉妮娅?伍尔夫(Virginia Woolf)是“当代女性主义论争开创之母”，她宣布了许多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她本人也成了某些论争展开的场地；伍尔夫的两个关键文本对女性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即《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1929)和《三个畿尼》(Three Guineas, 1938)。她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女性与男性相比在物质上的不利，第一本书集中讨论女性文学生产的历史与社会语境；而第二本则讨论男性权力与职业(法律、教育、医疗等领域)之间的关系。 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她还争论说，女性写作理应发掘女性经验，而不应该只是对两性经验的比较和对照。因此，这篇文章成为探讨女性写作传统可能性的一个早期宣言。伍尔夫对女性主义的主要贡献是，她认识到性别、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能够受到挑战和发生形变。她拒绝“女性主义”意识，要求自己的女性性(femi-ninity)处于无意识状态：“像女人那样写，但是像一个忘记自己是女人的一个女人”(伍尔夫)，她挪用了布鲁姆伯里文人圈子里“双 性同体”(androgyny)的性伦理，希望在“男性”的自我实现与“女性的”自我消灭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在这一点上，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特别是伊莱恩?肖沃尔特认为伍尔夫在两性冲突中采取了一种被动的撤退立场，但托里尔?莫娃（Toril Moi）则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她认为这是伍尔夫的一种策略。莫娃借取了克里斯蒂娃把女性主义与先锋派写作结合在一起的观点，提出伍尔夫的兴趣并不在男性与女性写作的平衡上，而在固定的性别身份的彻底移置上，她在自己的现代主义小说中打散了那些固定的观点，从而拆解了本质主义的性别观。 莫娃争论说，伍尔夫反对的只是那种颠倒了大男子沙文主义的女性主义，她对女性写作的独特性有十分清醒的意识。她认为，女性写的之所以与男性写的不同，并不是因为她们在心理上与男人不同，而是因为她们在社会地位上与男人不同。因此，她要写作女性经验的意图就是要发现描写女性生活受到限制的语言表达形式，她相信，当女性最终获得了与男性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平等之后，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她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了。 照哈姆(Maggie Humm)的说法，波伏娃及其《第二性》则成为“第一潮”女性主义的终结。《第二性》显然充塞着第一潮阶段的“物质主义”，但它也认识到两性之间在利益上有广大的不同，并严厉抨击男人在生理、心理与经济上对女人的歧视，从而召示了第二潮女性主义的到来。 此书极为清晰地确立了现代女性主义的根本问题。当一个女人试图界定自己时，她开始时一定说“我是一个女人”；而没有一个男人会说“我是一个男人”。这一事实揭示在“男性的”(masculine)与“女性的”(feminine)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男人界定的是人，而不是女人，这种不平衡可以追溯到《旧约》。女人散布在男人中间，没有自己单独的历史，没有自然的团结；她们也不像其他受压迫团体那样结合在一起。女人被铆进了一种与男人不平衡的关系中：他是“一个人”，而她只是这个人的“他者”。男人的主宰巩固了一种屈从的意识形态气候：立法者、牧师、哲学家、作家和科学家竭力说明，女人的从属地位是上天的意志，对人世是有利的。按照伍尔夫的说法，女人作为“他者”的假定被女人自己进一步内化了。 波伏娃的著作仔细辨析了性(sex)与性别(gender)的差异，而且看出了社会功能与自然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波伏娃）。正是与生理学、心理学、生殖、经济等相关的阐释系统建构了那“另一个人”(男性)的在场。波伏娃对“是一个女性”(being a female)与“被建构成‘一个女人’”(being constructed as‘a woman’)作了重要区分，由此她能够在女人只要求打破她们的客观化处境时彻底摧毁父权制。与其他“第一潮”女性主义者一样，波伏娃要求摆脱生理差异获得自由，她也同样不信任“女性性”，这样她也就与一些当代女性主义者划清了界限，后者更多地强调女性身体与无意识的重要性。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综述李丽琴 154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注重情感表现自古以来是我国文学的鲜明特色和优良传统。不仅诗词歌赋始终离不开抒情言志，就是神话传说和戏曲小说也无不以情感为内核，注重表现人性人情以打动人心，追求以美善战胜丑恶的结局，使人们的美好情感和愿望得以寄托与慰藉。与此相适应，中国文论也建构起了言志说、缘情说、性情说、主情说等理论观念，既是对这种文学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深刻阐释，反过来也对文学实践给予有力支撑与引导。 一个多世纪前，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进入现代转型时期。那时的文学理论，受西方现代审美论文学观念影响，力图将我国传统情感论与现代审美论有机融合起来，创建新的审美情感论文学观念，以适应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发展的要求。老舍在《文学概论讲义》中阐发的便是审美情感论的现代文学观念，他认为感情与美是文艺的一对翅膀，想象是使它们飞翔起来的能力，而使人欣悦则是文学的目的，因此，感情、美和想象便是文学的三个特质。从上述可知，我国现代文论转型并没有割断传统，而是努力将情感表现与艺术审美融合起来建构新的文学观念，这对于新文学实践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现代文论转型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反映论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建构及其发展。反映论文学观念的重要特点是要求文学真实反映生活，特别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及其认识作用。但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并不仅限于追求真实性，同时还强调典型性和思想情感的力量。联系文学实践来看，以巴金的创作为例，他说当初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所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怎样生活得更美好，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从《家》《寒夜》等作品中，我们不仅能看出作者的影子与生活的真实性，更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作者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感。在作者笔下，寒意袭人的生活中并不缺少人性温暖，普通人物的命运遭际中无不充满了同情，令人悲观绝望的现实处境里也仍然让人看到希望。 然而后来的文学观念嬗变没有把这种文学传统继承下来。情感表现论的文学观念日渐式微，文学反映论也发生了各种不同情形的变异。一种情形是不要“源于生活”而只强调“高于生活”，似乎艺术创造越高大上越好，导致文学创作完全凭想象编造生活和粉饰现实，随心所欲地拔高乃至神化人物，把文学变成某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蜕变为一种伪现实主义。进入新时期后出现的另一种情形，作为对伪现实主义的反拨，只强调“源于生活”的真实性，而反对“高于生活”的典型性，使得有些作品只停留于各种阴暗生活与人性扭曲现象的揭露性描写，从中感受不到人间温暖，也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成为一种简单化的“暴露文学”，谈不上真正的文学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富有责任感的文论家积极倡导并努力建构审美反映论，将反映论文学观念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审美反映论的要义就在于，文学不仅是生活的反映，更是审美的艺术，而文学审美的核心就在于审美情感。在文学作品中，不仅有生活的真实再现和摹写，而且还有作家想象的创造和情感的表现，这才是文学的根本特性。这样的理论阐发无疑有助于深化对于文学反映生活的理解，从而将文学创作引向正确的道路。 （摘编自赖大仁《重建当代“情感论”文学观念》）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文学以注重情感变化为传统，以情动人，寄托人们的美好情感与愿望。
浅谈中国文学中的女性 引言 文学中的女性形区别于法律等强制性硬秩序的软性社会秩序。这种文化建构是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意识反映，有怎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与之相适应的女性观。女性观随着生产关系的更替而处于一种与时俱进的动态演变过程，不同的社会给女性不同的标识。于是作为女性观直接反映的女性形象出处于一种同步的动态的演变过程之中。 人类早期有与女阴崇拜、图腾崇拜相对应的庞大女神家族；随着女卑论、女祸论的诞生，有与之相对应的精媚妖孽群体；从此女性的角色就在女神与女妖这两极之中摇摆。时而被戴以贤慧、柔顺、善良的神冠，成为贞淑少女与忠孝烈妇；时而被罩上镇妖塔，成为淫荡惑人的妖精与泼辣不守妇道的悍妇。 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 中国是一个封建伦理色彩极为浓厚的国家，儒家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性别观念根深蒂固，但在很早的文学作品中对女性意识的塑造上已经有所体现。南北朝汉乐府诗歌乐府双璧无论在叙事情节与人物性格上都在一定程度上把女性坚韧、忠贞的特质进行描写。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木兰诗》
中花木兰替父从军赞扬了这位奇女子勤劳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英勇战斗的精神。 这两部作品通过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探求来实现对女性意识的表现。《红楼梦》这部文学作品在凝聚起封建家族、封建社会悲剧中赋予了男女情爱的美丽与清新。体现了女性形象复杂、性格突出产生的矛盾性格也可显易见。《红楼梦》中正册的小姐与副册的大丫鬟就把整部作品中个性鲜明的女性意识有一个淋漓尽致的体现，如，林黛玉如同清泉捧出一个身处封建社会的女子所能献出的全部爱情，犹如黑暗王国里的一缕晨曦，在当时的社会中真正实现着男女平等的自由恋爱，而曹雪芹用大量笔墨描写黛玉无与伦比的诗词才华直面鞭笞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红楼梦》中又一女性薛宝钗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性格特点使其在当时纷繁变化的社会中，要想得心应手地周旋其中深隐心机会做人的狡诘女性意识描写得恰到好处。不过有得必有失，或许会推动我们的真本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学习好的一面，或许对也是很有帮助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 中国现代女性觉醒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道德、伦理进行了彻底否定，动摇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传统根基，也拉开了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序幕。 1、自由尊严的女性意识揭开现代女性意识的革命与女权的作家丁玲塑造了一系列个性极其鲜明的年轻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总体概括都是一种现代女性，她们都具有独立、开放、自由，无论从莎菲到
1、堂吉诃德人物形象分析： 一、堂吉诃德是一个脱离现实、耽于幻想、行动盲目的这样一个人。他因读骑士小说入了迷而想入非非，丧失了基本的理性。他把骑士小说的描写当成现实生活，无视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代。 二、堂吉诃德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痛恨专制残暴，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向往自由，把保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清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许这就是他那理想化的骑士道，但他对此是如此的迷恋和执着，如此的不可思议，已完全变成偏执。 三、堂吉诃德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他为实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令我们折服。堂吉诃德敢于为主持正义、清除罪恶而忘我斗争，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敌人，他都毫不怯懦，永不退缩。他把磨坊的风车当作巨人，毫不犹豫地挺枪拍马冲过去。 总结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身上既有滑稽可笑的特点，又有严肃认真的思考; 既荒谬绝伦，又崇高伟大; 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是一个可笑又可悲、可乐又可敬的具有双重性格组合的人物形象。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即使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种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是足可令人敬佩的。 2、哈姆雷特人物形象分析： 哈姆雷特形象分析：人文主义者。复杂的性格，有崇高的理想，和人类与世界新颖的看法。目光敏锐，思考深刻，又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但过于内向，过于审慎，加上势单力薄的处境，造成行动上的延宕。有行动的决心，而且不断督促自己，但最后只能与敌人同归于尽。 哈姆雷特是个具有先进理想并勤于思索的人文主义者。他的理想和严酷的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精神的危机，理想的破灭，使他悲郁愤懑，痛苦异常，也促使他不断思索，加深对社会的认识。他从家庭的变故看到宫墙外的社会问题，有强烈的责任感，然而只相信个人的作用，强调思想的力量，因而矛盾重重，思考多于行动，时时感到忧郁、茫然，行动犹豫、延宕。生活在英国新兴势力还处于幼稚阶段的哈姆雷特，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途径，最后他虽然奋然一击，与敌人同归于尽，但忧郁始终伴随着他，伟大的理想并未实现，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身上寄托了人文主义的美好理想，哈姆雷特的性格特征和悲剧结局也反映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危机和致命弱点。 3、唐璜人物形象分析 《唐璜》中的主人公唐璜源自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多次成为文学作品的题材。传统的唐璜形象是个玩弄女性，没有道德观念的花花公子。但在拜伦笔下，这个人物在多数情况下却以被勾引的角色出现。他的被迫出走，就是因为他或多或少地是那个有夫之妇的牺牲品。唐璜不同于拜伦其他诗歌中的英雄人物，作者无意将他塑造成“拜伦式的英雄”，其中却不乏诗人自传的成分。唐璜热情、勇敢、拒绝虚伪的道德信条。在面临饿死的危险时，他拒绝吃被打死的人，其中不乏象征的意义。在士兵中间，只有他表现出对一个土耳其小姑娘的命运真正的关心。他没有忧郁绝望的天性，但也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他的爱情故事大多是对上流社会虚伪道德的讽刺，而他和海盗女儿海蒂的经历，更多的是体现一种充满诗意的理想。 4、于连人物形象分析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汉语言文学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李艳艳 摘要：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刻画了不同的女性形象，她们是文学人物长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的美丽在文学长河中璀璨夺目、熠熠生辉。从这些女性的形象出发，来重新认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美，从而为重新理解文学作品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渠道。因此，笔者通过重新审视东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让长期处于男性审美状态下的社会对女性美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与界定，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好地解读东西方文学作品。 关键词：文学作品女性形象女性美分析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女性作为众多作家所描绘的对象，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在这些女性形象身上闪动着丰富的人文底蕴，浓缩着文学发展的精华。这些女性形象的诞生、传播与接受，无不体现了不同时代对女性美的不同时认识。“从神话时代到二十世纪的今天，女性形象由欣赏对象上升到创作主体，由屈从于悲剧命运到与整个人类命运同步，从而形成了一个由女神到独立女性的曲折艰难的发展轨迹。最初女性形象的神化特性是一种幻觉中的感性和理性的融合；今天，她们的非神化特性的发展，则达到了现实中的感性和理性的融合。这种改变是从天上走到了地上，由抽象变成了具体，从幻想中的和谐转为真实的灵肉统一的和谐。”[1] “人是美的根源，人的美则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直接展示，是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最高成果的现实存在。因此它是一种最高形态的美。”[2]女性与美天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很多国家的语言中美人都被默认为是美女的指称。女性
对于美有着不懈的追求。美，也是社会对于女性的评价标准之一。“美，特别是女性美，它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召唤力。正如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女性‘这样的美是一种力量’。她能振奋人的精神，开阔人的胸襟，陶冶人的情操，是巨大的精神能源，具有一种积极向上性。”[3]女性美作为人类美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很多外国文学作品中被谈及。 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惟一的作品《飘》中对女主人公郝思嘉的描述使无数男人心驰神往：她那绿色的双眸秋波粼粼的，眼睛上方，两道墨黑的浓眉向上翘起。在她那木兰花一样洁白的皮肤上画出两道颇为抢眼的斜线，一笑起来便现出深深的酒窝。手脚既小巧又娇嫩，腰肢更是纤细动人。她身边男士们不时地献上花言巧语使她发出一串串银玲般的笑声。一想到她兴许会视他们为出色的男子，更是使尽浑身解数表现自己…… 各种各样的男人在她面前的忘情之举，形象点明了女性美与男性的关系。“对普通人来讲，‘美的’常常是‘向往’的同义词，这个词本身并没有任何美的反映。在多数人的心目中，这个词在‘性’方面的诱惑力比在美学上所说的‘美’的诱惑力更大些。许多人一致认为有个漂亮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事，再就是能有一幅画着美女的画。就审美的‘美’与性感的‘美’来看，两者容易被混淆的程度其实不一定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大，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混淆。理由是这些人可能从来没有产生过能与其他感情混淆的审美感情。被称为‘美的’艺术，一般是与女性紧紧相关的。一张漂亮女子的照片就是一幅美的图画，少女歌声所能激起美妙情绪的音乐就是美的音乐；能唤起初恋时写给院长女儿的诗所引发的情感的诗就是美的诗。很清楚，‘美’一词通常总是被人们用来指那些引起自己的某种突出的感情的对象。”在此虽然有“美”被亵渎的不平，不过所指的现象倒的确
文学概论 第一章文学观念 文学四要素及文学活动（注1） 五种文学观念（注2） 文学观念嬗变的原因（注3） 文学的界说（注4） 文化（注5）及文学的文化意义（注6） 文学是文化的意义载体（注7） 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互动关系（注8）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注9） 审美及其实现的条件及审美的特点 文学是人的一种审美活动（注10）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注11） 体验与文学（注12） 体验的美学功能（注13） 英加登提出的“层次论”,他认为文本由四个层面构成：语言层，意义层，图式化外观层，意向性状态中的世界层.英加登同时认为，有的文本有第五层，即形而上学层面。 艾布拉姆斯提出文学“四要素”理论，其基本观念是：文学活动是以作品为中心展开的活动，其它三要素分别是世界，艺术家，欣赏者，其间还包含了体验、创作、接受三个过程。 以下是对上述五种文学观念做出的解释。 再现说在文学四要素中强调“世界”与“作品”的对应关系，即认为作品是对世界的摹仿或再现。在西方，最古老的“摹仿”说，也就是再现说。赫拉克利特提出“艺术摹仿自然”，摹仿说的形态至苏格拉底已相当完备，柏拉图的“理式摹仿”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摹仿”虽有唯心唯物之分，但他们都认为艺术是“摹仿”。摹仿说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统治西方达二千年，直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摹仿说才被打破。与再现说相似的是中国古代的“度物象而取真”的观点。“度物象而取真”由五代大画家荆浩提出，明代批评家叶昼与清代思想家叶燮也持类似看法。 表现说表现说在“文学四要素”中强调作品与作家的关系，即认为作品是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现说产生于十九世纪初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是其代表。表现说的基本倾向是：（一）主张文学本质上是诗人、作家内心世界的外化，是他们情感活动时的创造，是他们主观感受、体验的产物；（二）主张诗人忠实于情感，忠实于诗人自我与人类的情感；（三）强调想象力的充分发挥，使平凡的事物现象以不平凡的色彩呈现出来。 在中国,与西方表现说可相提并论的是“诗言志”说和“诗缘情”说。 实用说实用说强调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一般而言，实用说认为文学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文学可以给人带
考研外国文学人物形象 聂赫留朵夫形象 “忏悔的贵族”聂赫留朵夫形象。 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复活》中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一个理想的贵族知识分子 1聂赫留朵夫青年时期单纯善良，追求真挚的爱情。但是贵族家庭使他堕落为自私自利者。他诱奸了玛丝洛娃，随后又抛弃她。 2当他在法庭上再看到玛丝洛娃时，意识到自己是造成她堕落和不幸的罪魁祸首。在为玛丝洛娃伸冤上诉过程中，他广泛接触了社会合阶层，进一步认识了社会的弊病。认识到人民的苦难是地主阶级和社会造成的。他的思想开始升华，从地主阶级立场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 3上诉失败后，他在《福音书》中找到消灭恶势力的办法，那就是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要宽恕一切人，照上帝的意志为人类幸福而工作。 理想的贵族知识分子，年轻时单纯善良，追求真爱，但受贵族生活和沙皇军队中恶习熏染导致堕落，诱奸并抛弃玛10年后意识到自己是造成马罪恶的人，决心向其赎罪，在广泛社会接触中认识到造成农民不幸的土地私有制，最终在上帝面前认定自己永远有罪，决心为人类幸福工作，得到精神的复活 《复活》中聂赫留朵夫形象： 聂赫留朵夫：一个"忏悔贵族"的典型。其性格的发展分三个阶段： ⑴从单纯善良到自私自利。聂赫留朵夫青年时期单纯善良，追求真挚爱情，但是贵族家庭养成了他的种种恶习，堕落为自私自利者，诱奸了玛丝洛娃，又抛弃了她。 ⑵道德自我完善，从地主阶级立场转到宗法制农民立场。法庭相遇，他意识到自己是造成玛丝洛娃堕落和不幸的罪魁祸首。决定向她赎罪，并决心和她结婚。在为玛丝洛娃上诉过程中，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认识了社会的弊病，思想开始升华，从地主阶级立场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 ⑶精神上的"复活"。上诉失败，他放弃财产和贵族生活，最后在《福音书》中找到了消灭恶势力的办法，那就是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宽恕一切人，照上帝的意志为人类幸福而工作，获得了精神上的"复活"。 “忏悔贵族”――是托尔斯泰创作中的人物形象系列。他们出身贵族，有才学、有理想，正直善良，由于上流社会的****，使他们堕落成为自私自利者。但他们通过接触社会，认识到沙俄****制度的不合理，开始忏悔、赎罪，从地主阶级立场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是“忏悔贵族”的典型。 23安娜形象和娜拉的形象比较 1安娜的感情强烈而真挚，有深刻丰富的内心世界。 当她还是少女时，就由姑母作主，嫁给比她大20岁的省长卡列宁。卡列宁枯燥泛味，感情贫乏。牢狱般的生活窒息了她生命中隐伏的爱情。和渥伦斯基的相遇，唤起了她长期受压抑的处于沉睡状态的爱的激情。她对爱情自由的执著追求，体现了贵族妇女个性解放的要求，具有反封建性质。 2她对渥伦斯基的爱认真执著到疯狂和神经质的地步。当渥伦斯基明显表现出对安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