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阶级到阶层
———一种公共语境转换的解说
金林南
摘要:当代中国在公共语境领域发生了从阶级到阶层的话语转换,这种转换可以从社会
分层理论的两个重要理论源头———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各自所
蕴涵的语境逻辑和当代中国整体性社会诉求中得到解释。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一种关涉政
治革命的宏观历史理论,与试图保持价值中立的关涉合法性论证的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
理论具有极为相殊的语境逻辑。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革命时代阶级斗争理论的“路径依赖”
以及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语境误读,导致阶级和阶级斗争话语泛化。改革开放后公共话语发
生的从阶级到阶层的转换是对中国社会整体性诉求的恰当回应,但这种转换并不表明马克思
的阶级理论应当退出公共语境。
关键词:阶级;阶层;公共语境;马克思;马克斯·韦伯
一般认为,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源头有两个,
一个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一个是马克斯·韦伯的
社会分层理论。“这两个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对社
会分层的本质、决定要素、形式等分别做出了不同
的理论解释,代表了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理论取
向,不仅给后来的社会分层研究以极大影响,而且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今天的理论及相关研究基本
上还是在这两个理论的框架内发展。”[1]无论是现
代西方的后冲突理论还是社会多元理论,都是对这
两种分析范式的当代解读。阶级和阶级斗争曾经
在我们这个国度成为全民话语,但在今天,无论是
在“大传统”还是“小传统”的话语结构中,它们似乎
已经隐退了;而在理论界的公共语境中,以马克斯.韦伯为重要理论渊源的阶层理论已经成为显性话
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语境转换?它意味着什
么?当代中国的这种语境转换的意义是什么?笔
者认为梳理从阶级到阶层在当代中国公共语境中
的转换应当从社会现实图景的基本诉求以及这两
个理论范式所蕴涵的语境逻辑入手。
一、关于马克思阶级理论语境逻辑的解说
粗看起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韦伯的社会
分层理论似乎有相同的地方,例如两者都把经济
因素看作阶级划分的重要依据。但是两者对经济
因素在各自理论中所放置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
的。马克思认为,经济因素不仅是划分阶级的根
本标准,而且也决定了阶级的起源和属性,正是在
阶级社会中存在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生产
资料和劳动的剥夺,社会才会形成两大基本阶级
的对抗,并以此作为阶级社会前进的直接动力。
特别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将阶级及
阶级斗争放置在社会发展规律层面上来谈的,即
在“归根
到底”的意义上,经济因素(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地位具有决定性,“任何时候,
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
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
劳动形式和劳动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
———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
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
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
础。”[2](PP891-892)马克思虽然在社会发展的宏观
规律层面解说经济因素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但
也承认对阶级进行进一步划分的必要性,例如在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过去的历史时代,我们
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
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
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
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
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3](PP272-273)。
因此,西方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只重
视阶级分析,忽视甚至没有阶层理论;只有阶级之
间的对抗,忽视社会的统一与整体至少是对马克
思阶级理论的一种误读。例如雷蒙·阿隆认为,
“马克思主义是以发展生产力、改造生产关系、强
化阶级斗争和准备革命之间的平行性为前提的”,
“马克思的社会学是阶级斗争的社会
学”[4](P20,123)。这种误读也相当程度地存在于很
多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和社会实践中。究其原
因,忽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语境逻辑应该是很重
要的理论根源。
首先,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必须放置在他的政
治理论中才能得到本真的理解。马克思认为政治
就是阶级统治、阶级压迫,其核心是国家政权,“当
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
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
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
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3](P294),
“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5](P289);政治革命的本质就是国家政
权的更替,是社会革命的最高形式,“每一次革命
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6](P488),“革
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5](P123)。而正是在对政治
及政治革命作这样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才断言,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
史”[3](P272),“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
争”[3](P281),“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
争”[7](P251)。因此,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隐含的逻
辑指向应该是政治层面,尤其是指向政治的核心
———政权及其更替的。其次,鉴于马克思的社会
学理论的整体性特征,其阶级理论更多地体现出
宏观规律性,作
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革命学
说的灵魂和基础”的阶级理论要更多地为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服务。所以,马克思的阶级理
论一方面具有宏观叙事特色,是对社会发展规律
的高度抽象概括;另一方面,基于矛盾分析方法是
马克思的根本方法论,在表述社会发展规律时,马
克思将这种方法论渗透到他的阶级理论中,因而
在思维层次上是社会理论的哲学表述,从而使阶
级理论更多体现为理论一般。另外,正如有学者
所言,“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无产阶级尚
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无产
阶级怎样运用国家机器治理全社会考虑的不多。
当时的首要任务,是提出同资产阶级学说相对立
的无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基本观点,因此,他们的精
力主要放在了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上面,放在了
建立同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不同的政治观和国家观
上面”[8](PP3-4)。换句话说,马克思为了创建无产
阶级自己的理论,其理论思考的重心必须放在与
旧理论的歧义之处,为新理论创立新的基础,而对
新理论的具体而系统的表述着墨不多。最后,从
马克思创立阶级理论的背景来看,由于马克思所
处的时代是阶级社会高度成熟、阶级对抗极为激
烈的时代,也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在同各种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建构其阶级理论的,因
而会带有更浓厚的社会冲突和斗争意味,所以也
非常容易被后来者误读和放大这种意味。
因而,笔者认为马克思阶级理论隐性的逻辑
应该是:在确证经济因素在阶级及阶级斗争中具
有决定性地位和作用的前提下,也承认对阶级作
进一步分层的重要意义;它是一种抽象的、以哲学
方式表述的关于政治及政治革命的一般理论;它
当然地带有那个时代斗争与冲突的烙印;更为重
要的是,马克思明确表明自己的阶级理论是无产
阶级的理论,它属于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也使
得很多西方学者认为阶级理论是有关冲突和斗争
的理论。
二、关于马克斯·韦伯的社会阶层理论
逻辑语境的解说
毫无疑问,马克斯·韦伯是现代西方最伟大的
社会学家之一。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
社会分层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传统与资源之一是
韦伯的社会阶层理论,它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构
成了现代社会学的两大智识传统。与马克思的阶
级理论相比,韦伯的理论无论在理论内容、思维特
征、理论抱负上似乎更具有“社会学”特色,因而也
表现出相殊的逻辑语境。
第一,在理论抱负上,韦伯试图为现代社会,
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合理化解释。因此,他
首先对自己的理论立场进行“客观化”和“价值中
立”的定位。韦伯认为,“科学不
涉及终极关怀”,
比如像法理学,它“所要确定的是,根据这种法律
思想的原理,什么是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它只对
具体的法规或具体的解释方式是否可被视为有约
束力做出判定。它并不回答这些法规是否一定应
当创制的问题”[9](P36),他认为,科学的普遍有效
性要求学者们不要把他们自己对价值的判断,即
审美倾向或政治偏向带到科学研究中去。因此
“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
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
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10](P40)。这样的理论定位
似乎使得韦伯可以规避意识形态的责难,使他得
出的结论不被人认为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其
次,从韦伯主要的社会学著作《经济与社会》的内
容篇幅来看,关于统治及合法性是一条基本的主
线和核心内容,占了三分之一强的篇幅,因此我们
完全有理由认为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为现代
资本主义社会作合理化分析和论证的。
第二,韦伯阶级理论在他整个理论体系中不
具有基础性地位,更不具有对社会冲突,尤其是政
治变动决定性的解释作用。韦伯是在“共同体内
部的权力分配”中具体阐述阶级理论的,是在与“等级”和“政党”的比较分析中表述其阶级理论
的。韦伯认为,“明确无误是经济的而且与‘市场’
的存在相结合的利益,才造就着‘阶级’”[11](P249),
并且,“对于阶级概念来说,在市场上的这种机会
是表现个人命运的共同条件的机制,这总是共同
的。‘阶级状况’在这个意义上归根结底是‘市场
情况’。那种纯粹赤裸裸地占有本身的作用,仅仅
是真正‘阶级’形成的初级阶段,那种作用在牲畜
占有者中,使无财产者作为奴隶或隶农服从牲畜
所有者的暴力。”[11](PP248-249)韦伯似乎同意马克
思的将经济作为阶级划分的决定性因素的理论,
但他更倚重市场在阶级划分中的作用,这种区别
使韦伯的阶级理论带有极为浓厚的微观实证分析
意味,也使他的理论后来被西方各种社会多元分
层学说奉为主要理论渊源。但更重要的是韦伯的
阶级理论认为市场关系不能简化为阶级立场和阶
级行动,“整个经验表明,生存机会哪怕有再大的
分化,本身绝不会产生‘阶级行为’(阶级所属成员
的共同体行为)”,因此,“任何阶级虽然都可能是
某一种可能以无数形式出现的‘阶级行为’的体现
者,但是它不是必然会这样,而无论如何,它本身
不是一个共同体,而倘若人们在概念上把它与共
同体相提并论,就会导致失误”[11](P250)。更有意
味的阐述还在他的等级和政党理论中。韦伯认为
等级与阶级不同,它的划分标准是“荣誉”,一般表
现为生活方式,“‘
等级’的划分以典型的方式建立
在习惯的生活方式之上”;如果“‘阶级’的真正故
土在‘经济制度’里;‘等级’的真正故土则在‘社会
的制度’里,……;而政党的故土原则上在‘权力’
领域里”,政党“既不必是纯粹的‘阶级’的政党,也
不必是纯‘等级’的政党,往往只有部分如此,或常
常根本就不是这样”[11](P254,260,261),政党的“目标
仅仅是通过选举,把它们的领袖送到领导的职位
上,以便让他随后把国家的职业分给他的追随者:
党的官员机构和竞选机构”[11](PP760-761)。韦伯的
论述表明,在他的理论中,阶级、等级和政党三个
概念之间不具备有机联系,它们仅仅是对社会进
行实证分析的工具性概念,更不具有对社会冲突
和政治发展的解释力,在这一点上构成了他与马
克思在阶级理论上的最本质区别。
最后,从理论思维的特质而言,韦伯理论在思
维层次上是微观的、实证分析的,其理论指向是对现世的论证,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的理论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尼格尔·多德说:“更广泛地说,他的工
作包括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多原因分析。他的分析
比马克思更加详细,因为他不是通过一个一般性理
论来进行的,而通过一系列的概念或理想类型,它
们能使不同的情形相互比较和对照。”[12](P36)因而
他反对马克思所提出的那种普遍历史理论,因为在
对具体情形进行分析时它有可能把重要细节忽略
掉。吉登斯对此评论说:韦伯认为“如果‘有关历史
的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成立的,那么在具体层
次上,任何试图将历史的发展归因于经济或阶级关
系上的那种普遍性的理论,都注定是要失败
的”[12](P48)。因而,就韦伯没有对社会发展提供一
种普遍性的解释方案来说,他的理论是不具有历史
抱负的。另外,与马克思阶级理论不同的是,韦伯
的理论不是对现世的批判,更多地表现出对现代资
本主义制度的论证和维护。正如雷蒙·阿隆所言,
“亚里士多德摆出了每种制度应当解决的种种困
难,提出了各种制度如何生存下去并获得繁荣的问
题。马克斯·韦伯同样也提出了一种统治类型可能
和必须发展的问题。”[4](P376)
所以,马克斯·韦伯的阶级阶层理论无论在理
论抱负、内涵还是论证指向上都显示了与马克思
不同的逻辑语境。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确证为关于社会历史观的、革命的、关涉根本性政
治结构的话,那么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就是关于
统治者如何获得合法性的、关涉社会如何进行权
力分配的、分析的社会学理论。在这个意义上,马
克思是一位革命的历史学家,而马克斯·韦伯是一
位改良的社会学家。
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
及阶级阶层
语境的转换分析
显然,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在当代中国都具
有极为重要的话语影响力,但富有意味的是两人虽
然基本上属于同时代的思想家,但对中国公共语境
发生影响却具有时差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改
革开放前曾经达到全民话语的境界,而韦伯的理论
(包括整个社会学理论)却被打入冷宫;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韦伯的理论,包括他
的社会分层理论至少在学界已成为显性话语,而马
克思的阶级理论至少在小传统的话语空间中开始
逐渐萎缩。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公共
语境的这种转换简约地称为“从阶级到阶层”。梳
理这种转换的逻辑显然是一件极其复杂而困难的
事情,笔者以为必须要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
历史和现实图景以及由这种图景所制约的社会诉
求中才可以获致科学的解说。
一般认为,现代中国共发生过两次令人瞩目的
社会结构变迁。第一次是建国后进行的社会主义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这次改造从根本上完成了
中国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迁。按照应然的可以理
解的逻辑,由于已经完成了政权的根本性革命,整
体性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应该已经不能成为中
国社会的基本诉求了,社会学也应该从“革命批判
型形态”转换为“维护建设型形态”[13]。但历史不
以理论的应然设计为依归,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十年
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话语时代,对这种“历史的狡性”
似乎以一篇论文的解释是很难交代得完的,但如果
将解释的范围限定在对阶级阶层理论语境的解读
上,应该可以寻找到其间的些许理由。以毛泽东为
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建国后继续
以“阶级斗争为纲”,让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成为社
会主导性话语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对阶级和阶
级斗争理论的“路径依赖”,即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
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以马克思的
阶级理论为指导,将阶级分析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到
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并取得了夺取政权的全面胜
利,基于这种辉煌的成功,阶级分析方法成为党的
主要经验和指导思想;再加上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国家、如何实现从革命政党转变为执政党基本没有
现成的路子可循,所以形成对革命实践中阶级分析
和阶级斗争的“路径依赖”。因而,即使毛泽东等人
意识到了革命胜利后社会的基本矛盾发生了转变,
党的中心工作应该进行转移,但还是落入了阶级斗
争泛化的“巢臼”。二是对马克思阶级理论逻辑语
境的误读,这种误读遮蔽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本真
逻辑。误读的主要表现如下:阶级理论指向的误
读,即将马克思阶级理
论的政治革命指向泛化;思
维层次的误读,即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一般理解为
理论特殊;教条地进行语境平移,无视马克思阶级
理论的话语背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发生了整体性的转移,摒弃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进行阶级斗争的指导性原则,实现了“发展模式的
转换”[14],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党政治的稳定价
值、社会整合价值和合法性价值等功能性价值得
到了极大的实现[15],从而也开始了新中国历史上
第二次显著的社会结构变迁。但第二次社会结构
变迁与第一次具有质的不同:第一次是基于阶级
之间的整体性矛盾对抗,因而它关涉国家政权的
争夺,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它是中国社会发展
进程中的一次断裂和飞跃。第二次社会结构变迁
一方面是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对自己发展
模式进行自我调整的结果,它不关涉国家政权的
更替,因为社会基本阶级结构相对稳定,没有整体
性的阶级对抗。另一方面,第二次社会结构变迁
要解决的不是如何将一个阶级或者几个阶级打倒
的问题,而是将“稳定、发展和改革”作为自己的时
代主题,在改革发展中如何协调各个阶级与阶层
之间的关系,如何进一步强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
成为第二次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基本问题。因而作
为“有关稳定和变革的学科”的社会学也得以在第
二次社会结构变迁开始时恢复并已获得很大的发
展,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也成为学界的显
性话语。当代中国公共语境发生了整体性的转
换,阶级斗争意义上的阶级话语逐渐萎缩,而阶层
话语正在彰显。
这种从阶级到阶层的公共语境的转换是当代
中国社会结构图景的恰当回应,它表明了完成政治
革命历史任务的中国社会应有的整体性社会诉求,
即中国社会基本逻辑应从政治革命转换为稳定和
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基本阶级
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社会阶
层变动,这要求理论的科学解释,因而以阐释合法
性为主要理论抱负的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
步入中国公共话语空间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马克思阶级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但是,上述的分析能否得出结论:马克思的阶
级理论该退出中国公共话语空间了?答案是否定
的。在一般意义上,首先,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理
论与其它社会理论最本质的区别之一是它第一次
将自己与某个阶级的历史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并且自觉地将自己的理论作为整体的阶级意
识“灌输”给无产阶级,使之成为该阶级的社会
践武器。因此,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既是无产阶级
实现阶级自觉的标志,更是其阶级自觉的
武器。
发达工业社会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表明,当无产阶级放弃马克思阶级理论而代之以
存在主义或者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革命的时候,
无产阶级的整体的阶级意识被消解了,“革命左
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就缺乏厚重的历史担
当,就会失去历史的指针。因为作为宏观的社会
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重要的理论环节,马克思的
阶级理论对现存秩序的解释与批判依然具有最高
的效力,依然具有最广大最强大的社会基础。其
次,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基础的阶级理论,它
使政党在最广大的阶级基础层面获得了最恒久的
社会历史支撑与合法性,使对政党政治的解释与
建设具有最深刻的自觉性和历史感,不致使无产
阶级政党在纷繁复杂的现代政治现象中动摇自己
的合法性基础和历史使命,不致使无产阶级政党
沦为某个特定阶层的牟利工具。最后,随着冷战
的结束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西方学界出现了“文
明冲突论”(亨廷顿)、“意识形态终结论”(丹尼尔·
贝尔)、“历史终结论”(福山)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思潮,试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其用意
无非是想取代马克思主义,并建立反映西方利益
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我们只有坚持并丰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才能对这些思潮作出科
学的分析和判断,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保持清
醒的头脑,不至于被殖民化和边缘化。
对现当代中国而言,马克思阶级理论依然具
有重大意义。首先,它对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政党
向执政党的转变具有指导意义。在当代中国,拥
有一个强大的,具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执政党是
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因而中国共产党
必须为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寻找最强大、最持
久也最有历史前途的社会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
只有也只能按照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基本原理将自
身的合法性基础放置在最广大的工农阶级上才是
最具有生命力的。如果中国共产党将合法性基础
锁定为阶层层面,一方面将丢失在中国的最广大
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将使自身以及自身所代表的
阶级丢失自觉的阶级意识和历史意识,迷失方向。
其次,从当代中国现存政权的根本的合法性理论
依据而言,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理论塑造了人民
民主专政的法理依据。如果放弃马克思阶级理论
的基本原理,将造成现存政权根本的政权及宪政
危机,这是整体的合法性认同危机,中国将重新成
为危机四伏的国度,作为民族复兴和民众福祉依
托的独立强大的民族主权国家将分崩离析。因为
在现当代中国,作为政治及政权符号的阶级与民
族国家概念具有极大的重叠性,都有共同体认同
的作用,并且很大程度上后者的认同是建立在前
者的基础之上的。最后,就当代中国的现实而言,
承认马克思阶级理论在当代中国依然具有重大意
义绝对不是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及阶级符
号的存在并不必然就存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剧烈
的阶级斗争只能存在于剧烈的经济利益冲突的基
础上,必然涉及国家政权的更替。在当代中国的
政治领域,最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现有政权
体制的合法性基础,如何稳固政权,探索以稳定和
发展为价值归依的执政逻辑,而不是继续一个阶
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革命逻辑。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当代中国才会真正获得它的
存在和发展生命力,当代中国公共语境中出现的
从阶级到阶层的转换才可以获得正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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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董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