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末新公共行政理论诞生以来，一直对公共行政领域产生着显著的影响。乔治·弗雷德里克森作为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先锋者，其思想对于公共行政的实践活动起着具有相当价值的指导意义。本书作者从公共行政的本源——“公共性”谈起，对涉及公共行政领域的公正、公平、公民精神及自由裁量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当今公共行政在动荡的变革环境下，必须在政治、价值与伦理方面进行恰当的定位，从而构建公共行政官员所应遵循的价值规范和伦理准则，对于建立现代民主政府和增强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弗雷德里克森认为追求社会公平，重视全体公民的合法利益是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第2部分）在美国，效率和经济是公共行政理论的两个支柱，尤其是公共选择和政策分析的公共行政理论，都把效率和经济作为评估政策或政策执行的正确尺度。虽然效率和经济对于知道公共行政是必要的，但仅此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理论支柱。要探讨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第一个要回答的是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存在自由裁量权的话，那么很多社会公平的观点都将悬而未决。
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即公共管理者如何将公共决定应用于实践方面，本书作者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是在社会实现正义的多种可能方式之间做出选择，但在实际执行任何法律的过程中，官员们必然将遇到一些立法者根本未能料到的问题，原则上，官员们在诉讼问题上，始终面临着做出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他认为允许行政机关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也是适当的。
然而，任何权力都可能导致滥用，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公共行政官员们在做出不可避免的自由裁量决定时，必须充分理解指导他们行为的命令的精神。为了防止行政失当，公共官员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一定要注意过程的公平，即公平、公开、公正地裁决每一件事，保证全体公民的合法利益。因此，只有社会公平和效率、经济三者一起，才能作为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指导方针。
接着，弗雷德里克森对“社会公平”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社会公平是作为民主公正社会的基础，影响组织成员行为的因素，是分配公共服务的法律基础和实践基础，是理解复合联邦制的知识来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从法律和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公共行政领域中的社会公平的基础——“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理论包括个人公平、分部化的公平、集团公平，也包括代内和代际的公平，预期的机会公平和手段的机会公平以及公平的价值。该理论为公务员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指导。在他们执行政策使用自由裁量权时，公正、公平一直是指导行动的共识。也正是这种社会公平的原则指导着我们对公共行政精神的理解。
其次，作者还认为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是技术或管理的问题。公共行政的价值往往和伦理（道德责任）相联系在一起。（第3部分）因此我们研究公共行政问题，最根本的是从价值的角度去考察。一般在缺乏控制和强制标准的情况下，政治人往往会在公共行政中追求个人的利益。
公共行政伦理要求公共管理者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这进一步要求公共管理者持有公民精神的倾向。作者认为，公共行政除了需要有教养的、以功绩为基础的公共服务，还需要谙熟宪法、热心公共事务、见多识广的公民，这导致了公民精神的觉醒，说明了公民精神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性。
公共行政精神中涉及的公共行政伦理的问题包括公正与非公正、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等基于价值的选择，也包括爱国主义和乐善好施等高尚的伦理。公民精神和公共行政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公共行政伦理追求的目标。一般那些具有公民精神倾向的人具有更高的善和公共利益的观念。如果政府组织中的主导精神或者集体观念是公民倾向的，那么组织强调的重点会集中在服务、公共利益和有效的政府上。由此观之，公民精神有助于行政伦理的实现，进而有助于公共行政的实践。
无论是从“社会公平”还是“行政伦理”的角度去阐述公共行政理论，都说明了弗雷德里克森是一个关心公共行政价值的人，他从价值层面思考行政问题，倡导公共行政精神，为政府改革指明了正当的价值取向。虽然部分学者认为弗雷德里克森关于公共行政的观点可操作性，组织理论也没有详细到具体的组织设计，但是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对公共行政精神的论述，确是最明确不过的公共行政价值倾向——社会公平。弗雷德里克森的行政思想整体是围绕社会公平这个核心价值来论述的，这是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共行政是已提高效率为坐高价值的，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公平的问题如何来践行社会公平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
一方面应该明确政府依然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导力量。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述的
公共性决定了政府是公共行政事务的提供者之一，意味着政府与公民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意味着公共事务是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来处理的。只是政府在这种参与方式中处于主导的作用，这要求行政人员在政策制定时必须以社会公平作为政策的首要原则。
另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实现社会公平当作核心任务来捉。社会公平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以一定的物质为保证，正所谓“效率优先”，但我们不能片面追求发展经济而忽视社会公平，置
“兼顾公平”
于不顾，因此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早日实现社会的公平，彰显公共行政的精神。
第三，社会公平能否实现更大程度还依赖于人们对公平的普遍认可和理解，即公众的公平观的形成，而不仅仅是在学术界内为部分学者认可。在实践中，如果抛开这种主张深层次的含义，直接在本国行政中倡导“公平”，最终将会因没有深厚的动力，仅仅存在与技术层面，而无法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因此，我们政府应该赋予人们充分、平等的权利，引导他们学法、懂法、用法，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培养一批谙熟宪法、热心公共事务、见多识广的公民，改变他们原有根深蒂固的观念，植入“公平”观念。
读书笔记 ─关于20世纪60 年代西方时尚时装潮流 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姓名：李芬 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 学号：14121030130
关键词：年轻风潮、迷你裙、连裤袜和平底靴、沙宣、比基尼、波普艺术、嬉皮士、摇滚风、安德烈库雷热、未来主义、中性服装、伊夫圣洛朗、 20世纪60年代作为服装史上的重大变革时期，其基本改变了20世纪上半叶高级时装一统天下的格局，在这样一个时期里，多种不同的艺术文化和不同的服饰风格都得以共存，成衣业兴起并大力迅速发展，几乎主导20世纪后期的服装产业。现在的人们都称这个时期为“成衣时期”。设计理念的转变，特别是Mary Quant推出的迷你裙的出现，是整个时装界的重大革新。 ◆“年轻风潮”─西方社会在经历了二战之后，经济迅速发展战 争后的人口急剧发展，于是一个巨大的年轻消费群体出现。再 不用担心物质的缺乏，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至此，由高级时装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时尚的引领者 也有高级时装设计师和贵妇名媛转变为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嬉 皮士与摇滚风也在这个时期诞生。 ◆“迷你裙（mini skirt）”─50年代末，Marry Quant 开始进行短裙的实验，这导致了1965年迷你裙的出现。这种 长度在膝盖20厘米上的裙子被称为男女平等、女权运动的标 志。这种裙子在当时的代表人物有名模Twiggy、美国第一夫 人杰奎琳。现在的人们，即使是年纪较大的人们，对于日常生 活中的超短裙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种裙子 对整个时装界、整个社会的女性产生了多大的冲击。
Marry Quant Marry Quant和迷你裙 名模Twiggy 名模Twiggy 杰奎琳杰奎琳
自20世纪60年代末新公共行政理论诞生以来，一直对公共行政领域产生着显著的影响。乔治·弗雷德里克森作为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先锋者，其思想对于公共行政的实践活动起着具有相当价值的指导意义。本书作者从公共行政的本源——“公共性”谈起，对涉及公共行政领域的公正、公平、公民精神及自由裁量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当今公共行政在动荡的变革环境下，必须在政治、价值与伦理方面进行恰当的定位，从而构建公共行政官员所应遵循的价值规范和伦理准则，对于建立现代民主政府和增强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弗雷德里克森认为追求社会公平，重视全体公民的合法利益是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第2部分）在美国，效率和经济是公共行政理论的两个支柱，尤其是公共选择和政策分析的公共行政理论，都把效率和经济作为评估政策或政策执行的正确尺度。虽然效率和经济对于知道公共行政是必要的，但仅此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理论支柱。要探讨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第一个要回答的是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存在自由裁量权的话，那么很多社会公平的观点都将悬而未决。 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即公共管理者如何将公共决定应用于实践方面，本书作者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是在社会实现正义的多种可能方式之间做出选择，但在实际执行任何法律的过程中，官员们必然将遇到一些立法者根本未能料到的问题，原则上，官员们在诉讼问题上，始终面临着做出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他认为允许行政机关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也是适当的。 然而，任何权力都可能导致滥用，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公共行政官员们在做出不可避免的自由裁量决定时，必须充分理解指导他们行为的命令的精神。为了防止行政失当，公共官员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一定要注意过程的公平，即公平、公开、公正地裁决每一件事，保证全体公民的合法利益。因此，只有社会公平和效率、经济三者一起，才能作为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指导方针。 接着，弗雷德里克森对“社会公平”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社会公平是作为民主公正社会的基础，影响组织成员行为的因素，是分配公共服务的法律基础和实践基础，是理解复合联邦制的知识来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从法律和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公共行政领域中的社会公平的基础——“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理论包括个人公平、分部化的公平、集团公平，也包括代内和代际的公平，预期的机会公平和手段的机会公平以及公平的价值。该理论为公务员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指导。在他们执行政策使用自由裁量权时，公正、公平一直是指导行动的共识。也正是这种社会公平的原则指导着我们对公共行政精神的理解。 其次，作者还认为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是技术或管理的问题。公共行政的价值往往和伦理（道德责任）相联系在一起。（第3部分）因此我们研究公共行政问题，最根本的是从价值的角度去考察。一般在缺乏控制和强制标准的情况下，政治人往往会在公共行政中追求个人的利益。 公共行政伦理要求公共管理者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这进一步要求公共管理者持有公民精神的倾向。作者认为，公共行政除了需要有教养的、以功绩为基础的公共服务，还需要谙熟宪法、热心公共事务、见多识广的公民，这导致了公民精神的觉醒，说明了公民精神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性。 公共行政精神中涉及的公共行政伦理的问题包括公正与非公正、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等基于价值的选择，也包括爱国主义和乐善好施等高尚的伦理。公民精神和公共行政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公共行政伦理追求的目标。一般那些具有公民精神倾向的人具有更高的善和公共利益的观念。如果政府组织中的主导精神或者集体观念是公民倾向的，那么组织强调的重点会集中在服务、公共利益和有效的政府上。由此观之，公民精神有助于行政伦理的实现，进而有助于公共行政的实践。
08历21 08022039 曹忆鸣 浅析20世纪60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 摘要：第二次美国妇女运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社会运动，其内容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对个人和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60年代;美国;女权;解放运动 Abstract: the second American women's movement began in the 1960 s,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biggest impact on social movement, which includes history,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many aspects to the individual, and all aspects of public lif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words: 60s; the United States; feminist; liberation movement 目录 一、工业化对美国妇女运动的促进 (3) 二．20世纪60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生 (4) 三、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 (5) 四、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 (6) 五、总结 (7)
一、工业化对美国妇女运动的促进 美国的工业化开始于19 世纪初，起飞于内战之后，蓬勃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工业化的进行加快了美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带来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变化。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美国妇女的经济地位，教育地位和婚姻家庭地位都得到了重大改变。这些变化都促使她们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工业化为美国妇女解放提供了机遇，使得妇女经济地位、教育地位和婚姻家庭地位得以提高，这又大大提高了妇女的自我意识，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工业化带来的家庭模式和家庭功能的变化使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妇女对婚姻和生育的态度发生很大改变。工业化带来的个人独立性的增强以及核心家庭的出现，使妇女的择偶成为一种个体性的行为，爱情和个人喜好代替家庭背景和经济能力成为择偶的主要因素。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独立，使女性改变了婚姻是生存需要的观点，纷纷推迟结婚年龄。随着核心家庭的出现，美国家庭拥有的孩子已经由殖民地时代的7-8 人降至1900 年的平均3.56 人。这期间的人口增长还包括1200 万移民的涌入，这就更加说明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第二，妇女经济独立性的增强使妇女的家庭权利增强。妇女经济独立性的提高使妇女摆脱了对男性经济的依赖，有的甚至要养家糊口，这样妇女家庭生活就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家庭权利得到了提升。第三，工业化形成了新的家庭生活观。这一家庭生活观最早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中形成，随后被全社会所认同。由于这一时期城市中产阶级对儿童童年的重视，使母亲在养育孩子上花费更多的精力。由于家庭和工作严重分离，家庭被作为远离外部竞争压力的避风港湾。而妇女被期望集中精力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不再分担家庭的经济负担。丈夫和妻子各司其职，妻子主要负责料理家务和抚养孩子，而丈夫则外出工作挣钱养家。这一家庭生活观念到现在还在制约着人们对妇女角色的理解，阻碍了女性在家庭之外对事业的追求，并影响至今。工业化为美国妇女解放提供了机遇，使得妇女经济地位、教育地位和婚姻家庭地位得以提高，这又大大提高了妇女的自我意识，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20世纪60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生 1、民权运动的催化 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由影响巨大的民权运动发展而来的。民权运动是美国黑人斗争史上一页辉煌的篇章。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南部黑人就开始全面反抗白人的种族歧视，要求废除种族隔离，保障黑人的公民权利。经过持续的斗争，1964、1965年美国颁布民权法案，宣布消除劳动场所的种族隔离，保护黑人的投票权。此后，种族平等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社会生活。在民权运动中，黑人妇女堪称是"运动的脊梁"，在"追求尊严的斗争中处在风口浪尖上"。①20世纪美国黑人争取公民权利的则成为当代妇女运动的催化剂②。一个受到社会歧视的种族奋起反抗，发出"平等、自由、民主、正义"的呼喊，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年轻女性。 2、妇女解放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 首先，理想、期待与现实之间的不一致是推动美国年轻女性走上社会运动道路的一个重
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增长性”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府试图用“补偿性”政策来最大限度地缓和经济周期波动，其结果尽管使战后几次经济衰退比较缓和，但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8年中，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却非常缓慢，萨缪尔森将这个时期称之为“艾森豪威尔停滞”。 到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执政以后，为了克服“艾森豪威尔停滞”，加速经济增长，保持美国的霸主地位，在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赫勒、托宾、奥肯等人的帮助下，开始实行“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 “增长性”政策的基本内容是，不但要在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回升，即使在经济回升时期，只要实际产出水平低于充分就业产出水平，也要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加速增长。伯恩斯曾把“增长性”政策总结如下：“这个学派的中心教义是：商业周期的阶段与健全的经济政策没有什么关系；政策应该是增长取向的而不是周期取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是否存在。当缺口存在时，应该使用财政赤字和货币工具来促进（经济）扩张；倘若在刺激过程中没有形成向上的较大通货膨胀压力，那么必须保证刺激足以填补缺口。” 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有两种赤字必须加以区别：为了挽救经济衰退所造成的赤字是软弱的赤字；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积累的赤字是强有力的赤字。【注释】刘涤源、王平洲：《后凯恩斯主义》，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0页。【注尾】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预算既不应追求年度收支平衡，也不应要求周期性预算平衡，而要以充分就业下的预算平衡为目标。因此，必须抛弃以缓和经济波动为目标的间断的“补偿性”政策，而采用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连续的“增长性”赤字财政政策。 赫勒认为，美国的力量在于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美国的软弱就在于不能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因而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因此，要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并缩小产出缺口，关键仍然是刺激总需求。具体地说，赫勒主张通过减税以扩大个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扩大政府部门的需求，这样才能缩小产出缺口，扩大就业，使闲置资源得到利用，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经济实现较快增
第一章管理心理学概述 管理心理学的发展有近百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工业心理学。人际关系理 论及行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管理心理学学科形成的基础。从20世纪60年代作为独立 的学科，到80年代逐步分化，至今其重点关注的问题既有一贯的核心问题，也有一些 热点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现在，管理心理学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管理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对管理心理学的教学和实际应用，应首先掌握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和 模型。 第一节管理心理学的发展 西方管理心理学家把自20世纪初以来管理心理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以泰勒 为代表的经典科学管理理论阶段（1900—1927）；以霍桑实验开始的人际关系理论以 及后来的X理论—Y理论阶段（1927—1965）；以权变态度和方法来看待人及其管理 心理与行为的现阶段（1965—现在）。 一、管理心理学的早期研究 管理心理学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心理学在工商业的应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生 产效率。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提高生产效率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它 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助于缓解早期工业社会劳资关系的矛盾。在早期的工业 社会，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是资方的目标，而改善工作条件以及提高工资福利待 遇是劳方的要求。资方追求效益，劳方期待公平，满足生活和人性方面的需求。劳资 矛盾的加剧，比如，引发的大规模罢工、关闭工厂甚至流血冲突等，会使得劳资双方
两败俱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特别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劳资矛盾非常突出。解决劳资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劳资双方不应为争夺少得可怜的一小块利益而喋喋不休，而应设法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产出和利润，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只有这样，劳资双方的日子都好过。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助于满足军需物质生产的需要。当时交战各国的男性青壮年大量应征入伍。工厂由于缺乏熟练工人，除雇佣大量妇女外，还不得不采取加班加点、延长劳动时间等办法来增加生产。但延长劳动时间，增加了工人的疲劳度，因而还是达不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这就引起了对疲劳的研究。如英国就专门设立了疲劳研究所。 “科学管理”之父泰勒（F. W. Taylor，1856—1915）最早采用科学方法研究工人的工作效率问题。他在美国伯利恒钢铁厂对工人实行严格管理，并用记件奖励工资激励工人努力生产。他运用“时间—动作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提出了“劳动定额”、“工时定额”、“工作流程图”、“计件工资制”等一系列科学管理制度和方法（Taylor，1964），工人按他设计的工具和操作方法进行劳动，工作效率成倍提高。 雨果·芒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1863—1916）被人们称之为“工业心理学之父”，首次在英国伦敦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为《心理学和工业效率》（Münsterberg，1913）一书中，芒斯特伯格明确提出，他的目标在于去发现：（1）寻求如何使人们的智能与其所从事的工作最适合；（2）在什么样的心理条件下，才能从每个人的工作中获得最大和最令人满意的产出；（3）企业如何去影响工人，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最好的结果。 芒斯特伯格的著作得到莉莲·吉尔布里斯（L. M. Gilbreth，1878—1972）创新思想的补充。在1914年出版的《管理心理学》（Gilbert，1980）一书中，吉尔布里斯就想把早期的心理学概念应用到科学管理实践中去。她关心工作中人的因素。她强调，在应用科学管理原理时，必须首先看到工人，并且要了解他们的个性和需要。工人很多的不满，并不是因为工作的单调，而是因为管理人员对工人的关心不够。她首次提出“管理心理学”的概念，力图把早期心理学的概念应用到管理实践中去，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把心理学应用到管理方面的另一位重要的早期管理心理学家是沃尔特·斯科特（W. D. Scott，1869—1955），他于1900年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写过许多关于把心理学概念应用于广告和市场销售方面的书（Scott，1908），还写了一些关于有效地选拔人才等人事管理实务方面的著作（Scott，196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兵员选拔上的需要也推动了管理心理学的发展。各交战国为了有效地使用兵员资源，需要对应征入伍的大量兵员进行甄别和选拔。这有力地推动了心理学的人员测评研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有很多心理学家被征召
20世纪60年代，那时候我三岁。半夜，我突然被喝醉的爸爸踢门的巨大声响吓醒，而且他还用烤鸡肉串的棍打了妈妈……这是爸爸、妈妈和我在故乡小仓生活时短暂而又幸福的回忆。 爸离家出走，妈带着我回筑丰的老家。妈一边在妹妹的小料理屋帮忙，一边养育着我。妈每天晚上爬起来搅拌着酱菜的米糠。每天吃着老妈精心制作的米饭，我逐渐长大。昭和煤矿坑中的手推车变成了我们游玩的道具。 妈有时和住在附近的邻居玩着纸牌打发时间。最近好像也交了男朋友，因为妈还是个很年轻的女人。学校放长假的时候，我会偷偷去爸住的地方。有一次爸帮我把船的模型做好了，那时还是未完成品。 70年代，筑丰的煤矿坑和小仓的制铁场，当烟囱都不再升起烟的时候。那时我上中学三年级，非常想离开这个萧条的城市。妈也想早点自由。当大分的美术高中合格时，春天，我开始一个人过寄宿的生活。妈到车站给我送行，还帮我准备了一个包，里面有新的内衣和便当盒，而且暗藏了一封信，里面放着一万日元的纸币。在火车上，吃着老妈做的饭团和酱菜，15岁的我哭了起来。 春天的东京，像吸尘器一般不断地吸入垃圾一样地把日本各地的年轻人聚集到这里。黑暗的小软管，像是通往梦想到未来的隧道。可是穿过隧道的话，可是那里积蓄的是垃圾。 80年代，来到了憧憬的东京成为美大生的我，想成为追求现代的年轻人，但每天却过着昏昏噩噩的堕落日子。“如果在这样下去就毕不了业了！”我对每天操劳工作为了供我上学的妈妈这样坦白地说。可是妈还是很坚强的说：“还有一年，妈会努力的工作。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到毕业。” 为了留级而向妈撒娇，让妈高兴而想办法毕业，但是我对以后的人生道路却没有考虑。当然完全没有就业的想法也不能告诉妈，只好和爸商量。“什么都不尝试看看，五年后也是完全一样不是吗？”原本游手好闲的爸却说出最有影响力的话。 90年代，因为一直没有工作而积欠了债务，也找不到工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作为插画家兼专栏作家才能有饭吃。 我从阿姨那儿得知“妈得了癌症，住院去做手术。”手术成功了，不过妈还没痊愈。只有持续用药控制癌细胞。尽管如此妈还是留在那个萧条的乡下打算工作着。为了回避她我到了东京。从十五岁离开她之后又过了十五年，我和妈在东京的杂居大楼，又开始二人生活。妈拿来世世代代继承的米糠，我像从前一样地每天吃着妈煮的饭。不久我的女友和朋友、同事等，为了吃我老妈亲手煮的菜而聚集到我家来。自从来了东京第一次才觉得每天是幸福快乐的。 2001年4月1日，樱花盛开的季节却飘起了雪花。透过医院的玻璃窗，我和妈妈遥望着东京塔……
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中等价位的酒店开始涌现。From the eastern shore to the western,hotels like comfortable inn,car inn and so forth rose up quickly.从东海岸到西部，酒店一样舒适的旅店，汽车旅店等急忙起来。 These hotels are also called”budget hotel”or“limited services hotel”.这些酒店也被称为“经济型饭店”或“有限服务酒店”。Their scale is small;they have limited quantity of facilities;and the price is low.他们的规模小，他们有有限数量的设施和价格低。These hotels which supplies neat and simple rooms are the fastest-growing segment of the industry.这些酒店提供整洁和简单的客房，是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的行业。Their quality of services is equal to the three-star or four-star hotels',but the price is lower by 25-30%.他们的服务质量等于三星级或四星级酒店，但价格低25％-30％。Bed and breakfast is their main service mode.“床和早餐”是他们的主要服务模式。Nowadays they have become a relatively mature hotel style in Europe and America.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酒店风格，在欧洲和美国。In the same manner that first-class hotel chains first swept the globe,second-tier hotels are now expanding globally.在相同的方式，风靡全球一流的连锁酒店，第二层的酒店，目前正在全球扩张。Budget and mid-priced hotel now comprise over one third of all hotels in major cosmopolitan centers.现在的预算和中等价位酒店包括超过三分之一在主要的国
20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青年大规模的反主流文化运动，青年们以各种方式攻击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以及社会规范，企图实践他们创造新的社会、新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这场运动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对美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反主流文化运动因何而发?采取哪些方式？对美国社会产生哪些影响?本文简单予以剖析。 一 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是“一场紧缺时代的传统文化与丰裕时代新文化的文化内战”。二战后，美国经历了经济繁荣的黄金时期，50年代经济高涨的强劲势头一直持续到6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60%的美国人跨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繁荣程度举世无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消费水平的提高。二战结束时，美国国民年人均消费为1350美元，1960年达到1824美元，增长了35%。到1956年，81%的美国家庭有了电视，96%的家庭有电冰箱， 67%的家庭有真空吸尘器，89%的家庭有洗衣机。生活水平的节节上升和社会强有力的消费导向，迅速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无限度地追求物质享受和超前消费蔚然成风，二战后的美国已是一个完全成熟的消费社会。 “婴儿潮”一代是“丰裕社会”的宠儿。战后美国出现了历史上生育高峰——“婴儿潮”，二战结束到50年代末，美国大约有4000万人降生，占全国人口的20%。“婴儿潮”一代基本上是在电视机前、在成堆的玩具中享受着电烤箱和微波炉食品长大的一代，被置于前所未有的充满纵容与溺爱的家庭环境中。历经大萧条时代的父辈，竭尽所能给予自己的子女物质上的满足。60年代，“婴儿潮”一代大多进入青年。年轻人追逐新潮的特点，使他们不仅仅被动地适应市场，接受商品，而且还创造时尚，甚至领导商品消费的新潮流，一种新的青年文化悄然形成。汽车、电视、唱片、摩托车、时髦服饰、流行音乐，都成为青年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以对消费和享乐的追求不断冲击着强调节俭、自律的传统价值体系，“资本主义新教伦理”趋于瓦解：人们不再认为勤俭持家是美德，劳动与积累不是目的，只是消费的手段，享乐才是根本。以清教为本源的传统工业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与消费社会现实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这一文化矛盾成为隐伏在繁荣背后导致社会动荡与变迁的深层次的原因。 反主流文化运动爆发于美国社会的转型期。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社会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期。随着工业技术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庞大的机器世界和自动化程序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和惶惑不安。在这个社会里，机器主宰着一切，生活的节奏也是由机器来调节的。能源和机器的大规模使用改变了工作的性质，技艺被分解为简单的操作步骤。人、材料、市场都是为了生产和分配商品而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个世界里，人的待遇跟物件没有什么不同。人成了工业生产中的“奴隶”，从事着机器和自动化程序“命令”下的重复 性操作，无法在工作中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精神需求被忽视。物质的高度繁荣无法使机械式工作后满怀压抑感的人们愉悦起来，他们更渴望身心愉快、新奇探险的感觉。60年代的美国人普遍信奉“感觉好，就干”、“做你自己想做的事”等享乐观点，积极追求新的精神和文化。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安，成了反主流文化运动爆发的温床。60年代，美国社会在经历了战后50年代的经济繁荣后，潜在的不安因素几乎全部爆发了出来。黑人要求改变不平等现状，反对种族歧视，民权斗争轰轰烈烈；新“左派”青年走出校园、走向社会，青年造反风起云涌；妇女要求打破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社会理念，女权运动如火如荼……60年代美国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波澜壮阔。与此同时，暴力暗杀不断发生，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等著名人物都在60年代被暗杀者的子弹夺去生命。 在富裕社会中出生和成长的这一代人，面对眼前的社会，突然发现繁荣民主的美国并非尽善尽美，它充满了偏见、不平等、甚至腐化和堕落，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真假、善恶和美丑的观念突然颠倒了过来，他们追寻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意义。 残酷的越南战争推动了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大规模爆发。1964年，美国国会批准了东京湾决议案，美国开始直接投入对越战争。在此后的10年，越南战争问题在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新闻媒体对越战的大量报道不断把战场上的情景生动地展示在美国人民面前，越南战争给参战的美军和美国人民带来了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越南战争更是把“婴儿潮”一代人直接拖入战争。60年代，“婴儿潮”一代已开始步入青年，成为美国的巨大兵源。1967年美国进行征兵制改革，规定不再缓征研究生和大学生。这就意味着大学生毕业后将被直接送往越南前线。越南战争引发了学生大规模的反战活动，60年代末，这场学生反战运动把当时的整个美国社会引向了“反主流文化”方向。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美国政府、美国社会出了问题，他们要进行反抗，拯救美国。“婴儿潮”一代公开彻底地宣告了他们同美国主流文化模式的决裂。他们不再遵循传统价值观念，沉湎于毒品，提倡“性自由”。他们一面设法逃避兵役，一面高呼“做爱，不要战争”。 残酷的越南战争推动了反文化运动的大规模爆发。 二 摇滚乐、吸毒、性革命、群居村、奇装异服、东方宗教等都成了60年代美国青年反抗和拒绝主流文化的斗争方式。 摇滚乐起源于40年代的美国，开始叫“节奏与布鲁斯”，当时还完全是黑人自己的音乐。1952年，克利夫兰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艾伦·弗雷德为白人观众播出了第一支“节奏与布鲁斯”音乐，称这种音乐为“摇滚”，这种音乐在那些厌倦了缺乏性感，多愁善感的民谣的青少年中很快流行开来。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 简析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
第五节乒乓球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是广东乒乓球队战绩辉煌的时期。先是广东籍运动员容国团于1959年勇闯世界乒坛，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继而在他的带领下广东籍运动员梁丽珍于1965年成为广东省第一个女子世界冠军。 “文化大革命”期间，广东乒乓球运动处于停顿状态。 改革开放后，省体委十分重视乒乓球项目，将其列为奥运的重点项目之一。从1979~2000年，在队伍人员的编制上，每年都保持有60名（正式运动员40人，集训运动员20人）。有了编制的保证，队伍的每个年龄层、技术打法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运动员训练热情高涨，运动成绩保持在全国前3名。 历任领队：冯国明、杠国瑞、杨国腾、张杞昌、何辉 历任教练：蔡明枢、杨国腾、陈锦棠、苏国熙、欧盛联、梁玉海、李联益、胡克明、卢炳勇、郑玉珊、方文、王建强、赵国成、杨峰、董海城、董茂青 70年代中期，广东乒乓球队由于老队员陆续退役，出现了后继无人的状态，成绩下滑。1976～1980年在全国比赛中仅得第一、二名各1个。为了改变落后局面，省队广泛听取乒乓球界和群众意见，派教练到业余训练较好的基层辅导和选苗。同时还根据世界乒乓球发展方向，结合该队实际，扎扎实实地进行训练改革。80年代初，队伍的状态终于有了改观。于1977年进入省队的江嘉良在教练蔡明枢的悉心培育下，几经艰辛磨炼，终于成长为队中的领军人物。1979年江随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8战6胜，威震日本，被评选为“乒坛新星”。1981年江嘉良调入国家乒乓球队。 1979年5月泰国、新加坡两支乒乓球队先后访问广州。 1982～1988年江嘉良参加过3届亚洲杯赛，3届亚洲锦标赛和3届亚洲运动会，获5个冠军（团体3个，单打和混双各1个）和5个亚军。 1983～1988年，参加过3届世界锦标赛，获3个团体冠军、2个单打冠军、1个单打亚军；4届世界杯赛，获单打冠军1个、亚军2个、季军1个，1届奥运会，获单打和双打2个第五名。1985年和1987年江嘉良两次被评为“全国十佳运动员”。 1985年8月22～25日，第六届世界杯乒乓球赛在佛山市举行，开创了中国中等城市承办世界大赛的先例。 1988年6月，首届中国乒乓球公开锦标赛在广州举行，有12个国家和香港、澳门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青年反文化运动对我国的启示 内容摘要：青年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青年价值观的正确与否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青年的价值观出现了许多困惑和问题，二战后的美国同样也经历了相似的状况，所以研究和借鉴美国的价值观教育，吸取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如何引导青年建立积极健康的价值观意义重大。 关键词：青年，价值观教育，社会转型 作者简介：郭小路(1987-)，男，汉族，籍贯山西长治，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思潮与思想政治教育。 二战后的美国，经济大幅增长，毫无疑问的成为世界第一政治经济体，出现了“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美国的社会学家和人民都基本认为美国处于一个繁荣稳定的状态，主流社会价值观也是积极健康的。然而随着美国社会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加速，60年代后发生了以青年为主的反文化运动，这一代青年即人们描述的“垮掉的一代”、“沉默的一代”、“坎坷的一代”、“x一代”等。 一、60年代后期美国青年反文化运动的表现和原因 美国历史学家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他的《反文化的诞生：反思技术社会及其年轻人的反叛》一书中这样定义：“反文化运动指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中的一切抗议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士文化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1]通常来讲，人们一般把发生在校园的激进主义的改革称为“新左派运动”，而把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士等运动称之为“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在本文中“反文化运动”指后者。 （一）60年代后期美国青年反文化运动的表现 1.嬉皮士运动。“嬉皮士”一词源于20世纪40年代爵士音乐家的“赶时髦”(hip)，意指某些衣着时髦并对服饰深有研究的人。但是嬉皮士运动并不是对服饰研究的运动，而是一群奇装异服、行为怪异、留着长发长须、沉迷于毒品和摇滚乐、崇尚群居等行为青年运动，他们为社会中的争名夺利感到不可理解和可笑之极。他们的核心观念是，“干你自己的事，逃离社会去幻游”。嬉皮士最有代表性的活动当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年8月15日至17日，嬉皮士们在纽约州北部举行了一次为期三天的盛大流行音乐节，大约45万年轻人蜂拥而至，形成一片人海。他们坐在泥泞的草地上，在滂沱的大雨中聆听流行歌手和摇滚乐队的轮番演奏。在整个演出期间，他们有的吸毒、有的裸体，也有的打坐、冥想，以疯狂的形式来表达和发泄他们对社会的厌恶尽管这次盛会以后，嬉皮士运动逐渐失去势头，但是嬉皮士的生活方式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2]
反主流文化 二十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喧闹不安，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少数种族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在美国社会舞台上的崛起，面对内忧外患，激烈的社会动荡令得激进的青年人们产生和传统对抗的情绪，对现有体制和生活状态的疑虑，反抗主流文化成为他们运动的目标。从垮掉的一代中演化出了嬉皮士，从爵士乐中演化出了摇滚乐，相应的，当好莱坞黄金时刻已经成为过去式的当时，一批年轻导演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尝试--反映与旧的生活观念相冲突的年轻一代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探讨社会和政治问题，具有强烈"反文化"色彩。他们传承了好莱坞传统的明星制及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又在体制内进行了大胆新奇的尝试，赋予电影更具现实感的内容，并在其中发展了各种电影类型的表现手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被称为"新好莱坞电影"，将已经死气沉沉的好莱坞拖出了泥泞，再度令它充满了新锐的光芒。 大家都知道新旧好莱坞的分水岭是以一部电影为标志的，它就是伟大的《邦尼和克莱德》。从人物的设置和事情发展的线索上来看，这是一部典型的融合了公路片的强盗类型影片。在不同时期的强盗片中，导演们都赋予了主人公以不同的道德准则和形象的反面程度，而到了阿瑟·佩恩手中，对于曾经多次被搬上银幕的这一对雌雄大盗的传
奇生涯，却采用了一种喜剧式的风格，对好莱坞传统强盗片的神话进行了反讽。一个经济萧条、价值观念混乱的年代，上层虚伪堕落，下层受侮辱受损害。逃避正统文化的压迫，历来有两条路：一条是黑社会，一条是温柔乡。在这样的世界，以前者为形式，克莱德选择以持枪抢劫的形式作为自己活着的方式，这既是他的生产方式，也是他的生活方式，抢劫既是手段，本身也是目的。 新好莱坞的创作体现为走入体制内去寻求自身，它附着在体制之中，却是旧瓶装新酒，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局。（《邦妮和克莱德》借用了传统强盗片的模式，却改制了原模式，打破了案发、反复追逐、大结局的三段式情节，产生了新的对原模式具有针对性的文本。以邦妮和克莱德这两个反道德化的人物替代了传统强盗片中道德化的人 物定位，通过冗长平缓、日常生活化的叙事方式展现了人物的生活、行为细节以及生存和心理状态，流露出对这两个人物的深切同情，将犯罪的原因归咎于社会和家庭对于青年人的忽视和残害。影片结尾处被电影史反复称颂的枪林弹雨的洗礼将这一悲剧升华了，它道出的事实是政府、法庭和警察对两个鲜活生命的屠戮。——这些可以删，也可以保留）而克莱德这个人物以"性无能"的形象反复出现在影片的几个段落中，他没有象传统强盗片中匪徒因为过剩的里比多所导致的滥杀无辜，没有凶狠残酷的表情，有
大约三百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人类 约5000-7000年前河姆渡半坡母系氏族公社 约4000-5000年前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父系氏族公社 公元前3113年玛雅在中美定居（玛雅的最后一个纪元开始于公元前3113年） 公元前3100年左右埃及形成统一的奴隶制国家 公元前2700-2500年埃及兴建金字塔 公元前3000年左右两河流域出现奴隶制城市国家 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 约4000多年前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夏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 公元前2070年禹传予启，夏朝建立公元前2600年埃及古王国第四王朝时期门考拉夫妇立像 公元前2500年埃及狮身人面像石雕，也称为《斯芬克司像》。 公元前2100年左右埃及奴隶河贫民大起义 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商朝建立（商代：公元前1600 年到公元前1046年） 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迁都殷公元前1894年古巴比伦王国建立 约公元前1792年－1750年古巴比伦制汉谟拉比法典石雕“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早的成文的法律。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西周开始（西周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入镐京，西周结束春秋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公元前11世纪末以色列民族进入王国时期 公元前1000年左右努比亚建立奴隶制国家 老子（约公元前580～约前500年）大约公元前600年，恒河平原上已建立起许多城镇。北印度分为16个小国，最后统一为“摩揭陀”天国
孔子（公元前552年-公元前479年）公元前594年雅典的梭伦改革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攻陷犹大国首都 耶路撒冷 公元前六世纪，居鲁士统一波斯佛教在 印度产生 公元前539年波斯占领巴比伦 公元前538年犹大遗民重回耶路撒冷 公元前525年波斯灭埃及 公元前509年罗马成立贵族专政的奴隶 制共和国 战国（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 公元前356年商鞅开始变法 庄子（约公元前369-286年） 屈原(约前340-前278年) 楚国的诗人,作“楚辞”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 公元前480年,波斯攻希腊，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300斯巴达勇士死守直至全部阵亡。 公元前450 年米隆创作雕塑《掷铁饼者》 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 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灭波斯 秦（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公元前4-3世纪，玛雅人已应用了“0”这个数学概念 公元前3世纪摩揭陀国统一印度大部分地区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秦始皇确立郡县制，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公元前214年开始筑秦长城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爆发 公元前207年巨鹿之战 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入咸阳，秦亡公元前２８７年阿基米德出生在意大利，发现杠杆原理、“阿基米德原理”。 公元前264～前146年古代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3次战争（布匿战） 公元234年萨珊伊朗灭贵霜帝国 公元前150年亚力山德罗斯创作维纳斯
20世纪10年代至60年代服饰风格赏析在20世纪之前没有现代意义的“时装”，也没有现代意义的“时装设计师”。欧美上层社会的服装都是由裁缝们精心制作的，而这些裁缝们并不署名在服装上，他们只是传统的匠人。而称得上是世界上时装设计第一人的就是保罗〃波烈 (Paul Poiret)。 20世纪初期，社会风气的改变，使得女子的地位得到提高，女权主义者也开始活动，以及通过有组织的抗议取得投票权的运动正在赢得声势。Poiret的口号“把女性从紧身胸衣的独裁垄断中解放出来”成为时装革命的号角，启发了设计家，也启发了女性，使她们对于时装有了全新的看法和主张。 20世纪10年代，女裙有了许多质的变化，紧身胸衣失去了意义，厚重的裙撑也不见了，东方服饰的那种自然、宽松和简洁的美被西方时尚界所借鉴。女装线条趋于直线，传统改变，平胸，松腰，束臀成为时尚。 代表作：蹒跚裙，宽松腰身，膝部以下收窄，裙口狭小。 在Poiret设计的服装中，我们总是隐约可以找到古罗马裙袍、日本和服、中国旗袍、阿拉伯长裙、印度纱丽的痕迹，他根据这些异国元素把服装变得宽松、简洁，把衣服的支撑点挪到肩头，开创性的设计了胸罩、单肩睡衣和灯笼裤等服饰。由于对异国情调的钟情和追求戏剧效果，Poiret在1912年设计出了一种极端的裙子，这款裙子下摆很窄，裙长及踝、臀部较宽斜，使着裙者无法迈出三英寸的步履，这就是有名的霍步尔紧口裙（Bobble skirt）。时髦女子不惜用布条绑住自己的腿，以适应这种蹒跚的时尚，尽管这种款式在行走时诸多不便，但由于其造型简洁明快，并恰好适于南美传来的探戈舞步，故风靡一时。 Poiret改变了曲
线统治几百年的欧洲服装，使直线重新获得统治地位，从而开启了二十世纪现代造型线的雏型。 20世纪20年代的女装：女装功能化、男性化、轻便化。此时服装流行男童式女装与假小子样式，平胸，松腰，束臀的男性化外观。去掉胸腰的刻意强调，而以简单的管线造型来取代，头发被剪短，与男子差不多，裙子越来越短，短致只盖住膝盖，称为“管子状”。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发生了新的改变。妇女直接参加生产和战争，获得了经济积极地主张性别平等，为反抗男权社会，女性们一整天都穿上长裤，裤装的舒适方便使裤装一直流行，女性的裤子第一次成为正式服装部分。人们不再需要那种使身体扭曲变形的紧身衣，开始拒绝那些强调女性特征的设计，而是需要更多的腿部白由。由此便出现了简单单宽松的直筒连衣裙和直筒短裙。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女装的设计主调确立了——适用、简练、朴素、活泼而年轻。女裙进一步缩短，由踝部以上改为至小腿肚处，而且非常宽松。女装廓形直线条，不再收紧腰部也不再夸大臀部。尤其是流行“男孩似的”风格，导致发型也随着减短。 法国女设计师可可?夏奈尔（Coco Chanel1883-1971）提出，男性对于女性的性的欣赏立场不应该作为女性服装设计的考虑中心。她把男服的服装材料直接使用到女装上，为女装的功能化、男性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并设计生产了自己的运动装，这种服装以宽松内衣的基本结构为根据演化而成，宽松、简单，并且采用松软的棉质面料，这种宽松服装的设计方式，其实原来是用做女性内衣的，而夏奈尔把它变成外衣，是一个重大突破。
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 从敌对到和解之路 ——浅析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 社会工作学院2010级社会工作一班 20101031111 虞文旗 2011/11/1
从敌对到到和解之路 ——浅析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 【内容提要】：中美关系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初的20年中，处于敌对和隔离的状态。从1969年起，出于各自的根本利益，两国开始了关系解冻的艰难历程，并在1972年实现了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此后又经数年的曲折，两国最终克服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上的深刻差异，跨越了鸿沟，在10年后终于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 【关键词语】：国家关系 ．．．．战略需要 ．．．．融化 ．．正常化 ．．． ．．共同利益 ．．．．对抗 ．．合作 ．．解冻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推翻了美蒋为首的国民党的统治，在大陆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维持亲美的蒋介石在中国的独裁统治，是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的成立，使得美国这一设想破灭，其在亚太西岸的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动摇。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对内采取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政策、对外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策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成为美国长期对华采取政治敌视、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的深层原因。朝鲜战争的爆发，恶化了本已紧张的双边关系。因而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美两国关系彼此敌对，忌讳莫深，甚至因越战而再度走到战争边缘。彼时的中美关系，犹如坚冰，冰封不化。然而，历史的车轴总是在不断转动的，覆盖在中美两国关系之上的坚冰，在和煦的暖风中悄悄地融化着。共同的利益和战略需求以及为了适应世界格局的客观发展，中美两国抛开了20年的龃龉，战胜意识形态的分歧、历史的隔阂和苏联的掣肘，开始寻求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否极泰来。中美关系为什么能在40年前开始解冻呢？综合各种因素，中美关系能够跨过鸿沟实现正常化，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中国为自身安全与内外政策想——“联美抗苏” 首先，到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经历20年的建设，国内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经济上，相对于建国前有了长足进步；国防上，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和革命化建设也有一定成就，远程导弹、核武器相继研制成功，遏制了美苏的威胁。但是，由于“左”的错误长期主导党内的思想路线，彼时的国内也蕴藏着严重危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三年灾害以及1966年开始蔓延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处在困顿之中，裹足不前。困厄中的中国，必须谋求出路。 其次，自中苏爆发论战以来，双边关系不断恶化，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分离倾向。苏联在对待斯大林的历史功过问题上的全盘否定做法，给维护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稳定上造成了巨大困难；在对待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里表现出来的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苏联在对待中苏关系中的颐指气使的做法，导致中国强烈不满，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一度走到战争边缘。 中苏边境摩擦——珍宝岛事件，是促使中国重新调整中美关系以对抗来自北方威胁的导火索和拐点。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1］“1969年秋冬战争形势和战争估计之严重，确实超出后人的想象。然而，战争并没有到来。但即使在进入到1970年之后，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入侵的危险仍旧严重存在。他反复强调:‘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差不多在整个1970年，中国对苏联入侵还都处于高度戒备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历过战争年代，善于审时度势的毛泽东抓住这一千载一时的外交机遇，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联美抗苏’，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