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摘要：自然法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指定法制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而实在法，是与自然法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强调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法律，即国家制定的法律。关于自然法学说，林林总总，各有不同，但却在以下表现其共性：（1）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2）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发现自然法。（3）自然法超越于实在法之上，后者应当服从前者。
作者;吴琼法学80902 学号090001240
关键词：自然法实在法恶法统属关系
一、自然法的演变历史
所谓“自然法”，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而就其作为普遍承认的正当原则而言，它通常是‘实在法’即经国家正式颁布并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对称。”[1]也就是说，自然法并非实在的、具体的法律，是一种“正义”和权利的体系，一种形而上的法哲学观念。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古希腊思想家最早使用“自然法”这个概念。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则和秩序的，不仅自然界存在着规则，社会之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他们先前已经确立的秩序。这个秩序或者叫做“自然法”，或者叫做理性，并有待于人们用智慧去发现。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斯多葛派信奉决定论的宇宙观，宇宙的一切受自然律的严格决定。其按照泛神论的方式解释自然法，也就是说，自然法并不只是作为盲目力量的自然律，而且具有某种理性的品质，它是神的理性的体现，是神出于善良而理性地制定的。所以，自然法作为神的法律也就获得了正义性。
中世纪自然法在神学面貌下出现，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自然法具有一席之地，托马斯认为，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认定法和神法。但是，自然法只是人这个理性动物对源于神的智慧的永恒法的参与，是人定法通向永恒法的桥梁。而中世纪教会法学者惯于使自然法与上帝法相一致，不过有的学者在自然法中强调上帝的理性，有的学者却强调上帝的意志罢了。
启蒙运动后，自然法理论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谓其独立，是指独立于教会与神学而言。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统治，自然法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英国的霍布斯提出了社会契约假说，认为社会契约是为走出自私和残酷的自然状态、而赋予统治者以管理权的契约，但统治者必须遵守自然法。
自然法学说在19世纪中叶遭到法律实证主义的批评和责难。法律实证主义认为，自然法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于是出现了自然法学与分析实证法学两大法学派的对峙。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相比较自然法思想衰落了近百年，直到20世纪才开始复兴，自然法又有再生迹象，有些学者恢复了对自然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自然法观念的态度时，批判其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却不拒绝其合理成分。
二、自然法兴起的原因
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叙述“自然法”观念的生成和其内在性质时，这样
写道：“后期希腊学派回到了希腊最伟大知识分子当时迷失的道路上，他们在自然的概念中，在物质世界上加上了一个道德世界。他们把这个名词的范围加以扩展，使它包括了有形的宇宙，而且包括了人类的思想、惯例和希望。这里，像以前一样，他们所理解的自然不仅仅是人类的社会的道德现象，而且是那些被认为可以分解为某种一般的和简单的规律的现象”。
[2]可见，自然法是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融会的结果，是客观规律和主观理想结合的产物。通过自然法，人类的价值判断在物质世界中间找到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外在的自然法则在人类灵魂深处发现了自己是真实的生命。
自然法思想充斥着矛盾，因为一方面，它宣布自然法是自然的法则、客观规律，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而另一方面，自然法又确实只是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信仰和理想，它体现着变动的价值判断。作为自然法则，自然法是永恒的、普遍的和单一的；作为价值信念，它又是暂时的、特殊的和多样的。然而正是这些矛盾成全了自然法，因为它的矛盾其实就是“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的矛盾。在自然法中价值被宣布为事实，而事实的只能是应该的。正是在这里，人们发现了一个更深刻的矛盾：实在法自身的矛盾。这也是人们通过自然法看待实在法的必然结果。作为实际支配着我们的具体规则，实在法是真正的事实，只不过这些事实是人为的、暂时的。这两点，使实在法的事实不同于自然法这类先验的事实。作为先验的事实，自然法只是人的理想。实在法是可以直接感触到的客观事实，但是由于人们可以因时因地而选择，所以实在法也充满变异。[3]
三、实在法的起源
实在法，是与自然法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强调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法律，即国家制定的法律。为了更好的研究实在法，实证主义法学应运而生。作为一个法学流派，首先，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强调法价值的重要性，与社会法学强调法的实际效用不同，它认为法是一种规则，强调对法的概念、规则及结构的分析、研究；实证主义法学的研究重点是对实在法的实证分析，即对客观存在的实定法进行逻辑上的分析和诠释。其次，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们认为：从认识论上讲，法律是出自政治权威的规则或规范，其在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着，是可以被人们所感觉和证实的，与“神意”、道德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从方法论上讲，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完全可以从既有的法律规范中逻辑导出，不必要也不应该求助于诸如正义等道德价值或社会目的、政策等的判断；关于法的本质，实证主义法学将重点放在对法律条文的形式和结构的分析上，其对象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实实在在的人定法；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上，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的实然和应然，即法律和道德可以清楚的区分开来。
四、“自然法”与“实在法”理论的争论
“实证法学”则认为，自然法学混淆了to be（实际是）和ought to be（应当是）的区别，自然法虽然为实在法树立了价值准则，但自然法自身却无法论证，因而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潭。在实证法学中，“恶法亦法”。以自由主义的理念判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己的信念作出价值判断的自由，因此在自然法下每个人都有判断实在法是否“恶法”的自由，法律何在？只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由于论证人类的不平等性而被雅典五百人陪审团判决有罪，但却拒绝出逃，伏“恶法”以维护法律权威，才有真正的法治。
自然法学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实在法，而超越于实在法之上的还有自然法。自然法代表了大自然的和谐和完美，实在法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则是有缺陷的，必须服从自然法。实在法自身的合法性不能由自己进行论证，而必须依赖于自然法，不合于自然法的实在法不具备合法性，即“恶法非法”。对于“恶法”，人民没有服从的义务。自然法思想是一种革命理论，凡需要违犯实在法而不承认自己犯法者，无不以自然法学为理论武器。
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争论关键在于“恶法”是否符合道德要求，即产生“恶法非法”或者
“恶法亦法”。“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代表了自然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关于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不同观点。这种形式上“对立”的表达方法，也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种势不两立的法律与道德关系：前者认为应该以道德作为衡量法律善恶的标准，不合道德标准的法律不是法律；与之相对，后者认为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法律也具备法律的品格。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在理论上为法治提供了“法律”前提。也就是说，据以实现法治的“法律”不仅要内容良善，同时还应该具备法的形式。内容良善而不具备特定法律形式的规则无助于实现法治：这种规则不但没有可操作性，而且还可能成为破坏法治的某些政治目标的嫁衣。更有甚者，一些政治家还可以用推行某种内容“良善”的规则为借口，在现实中给人民的福祉造成巨大威胁。有鉴于此，被多数人视为新自然法学派的、本该更重视法律内容正确性的美国学者朗·富勒在强调法律必须具备的八项“内在道德”中，也特别包含了“法律必须公布”、“不能溯及既往”等外在形式的要素。因此，“恶法亦法”对法律必须具备特定外在形式的关注，使“恶法非法”这种单纯强调法律内容正确性的命题显得更为完备。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理论命题的一致性，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实现法治的法律制度前提：唯有内容良善、且具备法律形式的法律，才能成为法治的制度前提，才能成为人民福祉的有效制度保障！
五、自然法和实在法就现实问题的争论
作为自然法和实在法争论在中国的一个例证，是“假官案”。1996年，江西和广西先后出现了两个假副市长案。1998年4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又报道了郭爱宏的假官案。郭爱宏系一个普通职工，1995年，通过当官的朋友帮他伪造了假证件假档案，当上了挂职的集宁市委副书记。这几起假官案，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利用国家实行“挂职”的机会，伪造任职手续而当官的。同时，他们均没有腐败行为，颇有政声，民意颇佳。当然，这几个案子均根据实在法进行了审判，假官受到法律制裁，其中郭爱宏于1999年3月13日被判有期徒刑7年。但是，不少国人对这种审判不服气。有人说，伪造是一种欺骗行为，但应区分伪造的动机，孔繁森等英雄模范人物还伪造医生的假证明，况且这些“假官”的一切行为都比“真官”好。他们的行为，是对不合理的用人制度，即“恶法”的反抗，是一种良性违法，法律应当给予合法身份干坏事者和以非法身份干好事者以公正。值得注意的是，老百姓拥护这种良性违法，而这种拥护恰恰同以实在法为基础的“依法治国”背道而驰。
六、自然法与实在法的统属关系
伯尔曼指出：“自然法代表了人类对行为之合理性的一种祈求，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主张，认为唯有当行为可以用理性来衡量的时候，才算是合乎法律的。正因为法律是理性行为的产物，法律观念才可以扩充到泛指任何人类行为的规则或准绳。我们也许会发现我们很难接受这么一个观念，甚至连了解都很难。但我们不妨暂且忘掉我们有关实定法的日常经验，暂时不要去管理性一词的模棱含混以及自然家理论家所用到的种种不同意义。须知我们真正所要找寻的乃是有关法律本质的一个明确命题。”[4]这个法律本质是古代自然法中讨论的本体，当然本体不仅是法律的本质，它也同时是人类的本质、社会的本质、宇宙的本质，它不但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也是理性本身，而且理所当然的还是人的幸福的产物和源泉。
任何一种自然法哲学，无论在世界观或方法论方面，都要求解决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不能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孤悬一个抽象的本体，这种自然法思想必然是空疏贫乏，零碎片断，无法对实体法的构建发挥应有的作用。王弼的自然法思想的主要特征在于运用体用本末的方法来处理有与无、现象与本体的关系，在自然法与实在法之间架设一道桥梁。而贵无论玄学是有无本末之说，讲的是体用之别。[5]王弼主张有体才能有用，说
用不能离开体，也就是用不与体相对立，用统属于体当中，用就是体，体外无用。体代表着自然法，用即是实在法，用统属于体当中，即实在法统属于自然法之中。
七、从“安提戈涅”的故事谈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利斯的著名悲剧作品。安提戈涅是剧中的女主人公。故事发生在底比斯。当安提戈涅的死于战场的哥哥波吕涅刻斯被舅父、新国王克瑞翁宣布为叛徒，并下暴尸禁葬令时，安提戈涅勇敢地向法令挑战，并以希腊人的方式安葬了哥哥。克瑞翁作为城邦的统治者有义务制定和实施禁止城邦的敌人接受荣誉葬礼的法律，而安提戈涅有义务遵从基于血缘关系而埋葬自己哥哥的神法，当这两种发生紧张时，安提戈涅没有能力与克瑞翁抗衡，以死来维护神法（即自然法）。[6]从法学的角度看可怜的安提戈涅两难的困境，其实是王权下属恶的“实在法”与更高级的“神法”（自然法）的矛盾。故事里安提戈涅认识到了自然法，并且坚信如苏格拉底所说的：“恶法行为对其行为者而言是有害的，因为恶法会伤及他们的灵魂。”她宁愿被处死也要捍卫神律和自己的良心，说明自然而然的人性的规则，高于法律。
注释：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九卷569页。
[2]梅因著《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1页。
[3]郭泽峰《浅论自然法思想》，见新东方报刊，2007年六月。
[4][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5]见《王弼贵无论玄学的自然法分析——兼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统属关系》。
[6]申建林著《自然法理论的演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 丁以升 一般认为，西方法文化以自然法思想为主流，它从现实世界之外，从宇宙的普遍法则中推导出一个充满理性精神的自然法，从而虚构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二元对立，呈现出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儒家法律思想为底蕴，儒家关注的是现实世界，它所推崇的礼是奠基于家庭血缘基础上的人伦理性，它不假外求，并不为礼寻求某种外在的理性力量的支持，形而上学思维几乎一片空白。因此，有无形而上学思维就成了中西传统法文化的实质性差异。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它忽视了道家法律思想，尤其是《老子》的“法自然” 观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深刻影响。《老子》主张以道统法，强调“道法自然”，提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自然主义法律观，其中贯穿着明显的形而上学思维。儒家思想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从这种思维方式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传统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形而上学的色彩。可以说，《老子》的“法自然”思想乃是沟通中西传统法文化的一座桥梁，因此，不能把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有无。 一 中国自殷亡之际，神权法思想就开始动摇，西周统治者抛弃了陈旧的“天命”、“天罚” 思想，转而强调“德”，把对法的审视由天上转向人间，从此，法文化关注的重心就由外在的天转向现实的人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尽管在治国方式上存在着激烈争论，但他们对法的精神的探索始终是从社会现实和道德人伦着手的，带有明显的功用型、务实型特点。唯有道家能独树一帜，不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而是从虚无飘渺的“自然”中来探索治国的方略。 《老子》虚构出一个“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而判断是否“有道”的标准则在于是否合乎“自然”。它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一反传统的以天为万物之源的观念，把天产生的根源归之于道，又把道产生的根源归之于自然，从而赋予自然之道以最高法则的意义。那么，什么是“道”？《老子》指出，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无”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所以“道”就是“无”。因此，在存自然之道的理想社会中，理想的法就是“无为”，现实社会讲究仁义，注重利法，这些都是“失道”的表现，因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先仁而后礼。”现实的礼法是对“无为”的理想法的破坏。这样，《老子》就设定出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理想法与现实法的二元对立，走上了法的形而上学之路。 《老子》提出这种自然主义法律观，旨在借理想社会抨击现实社会，借理想法否定现实礼法，以曲折地表达道家所代表的隐士阶层对现实的不满，这是共识。然而，《老子》为什么没有遵循西周以来注重社会现实的文化传统，从现实中寻找否定礼法的依据，而是假“自然”之名行反对礼法之实？这与道家文化独特的生存空间有关。道家文化产生于楚国，楚国是春秋战国新兴的南方诸侯，它年轻而富有朝气，文化上较少传统压力。楚国文化还具有其祖先祝融后裔的传承和黄帝学术思想的遗风。且楚国地理环境独特，有滚滚长江和滔滔汉水，又有无数深山峻岭，处处充满着自然的诱惑。这铸就了道家思想洒脱、飘逸、崇尚自然的特点。 二
论自然法与人权的确立 摘要：自然法对于人权的确立是一个必要的论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自然法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在我们的世界更多的被表现为一种和谐规律；而且对于人权本身来说，它需要自然法给予这种合理性的辩证。虽然这对于人权建立的整个过程来说只是一种理论基础，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如此重要，在现象与事件本身之中穿插着对于人类情感般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自然法；人权；秩序；哲学 人权的建立从来都不是那么地顺利，它的产生无疑是在一个充满困境的情势中逼迫着不自由的人们开始了他们的思维暴动。而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暴动是一种政治性思维暴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自然法对它的合理性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自然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人权进行了一种存在意义上地辩护，并且自然法本身就有为各种生命体辩护的职责，因此，自然法对于人权的建立是一个必要的论证。 一、人权是一种意识存在 在人类世界中，秩序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往往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也会从所谓的一些秩序中产生。在这里，我们无疑会想到那些极权主义的后果，还有一些意识性特别强烈的民族主义，总是在这个世界制造着战争与纷乱，因此，自然法的定律总是被人为地打破，而且人为秩序本身的缺陷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暴露了出来。但是，人权绝对是属于人类共同事务的范畴，而且人权问题可以作为善意的纽带连接起人性与和谐秩序的关系。人权实现绝对是个自利利他的事件，对于个人而言，通过思索自己的人权问题而将自身的思维空间打开，使得他们封闭的心灵去接受其他生命体，因此，对生命的尊重必然会激发起人们的情感与理性步入一种相融的境地，而不是将我们的情感与理性拆开。而且情感与理性同时都是属于同一个人的生命现状，这要如何拆开呢？ 我们不可否认，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为一些利益而去争斗，但是他们却充满了对自身利益的欲望。他们
法的起源 摘要：国家和法的现象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原始社会经历了三次社会分工。这三次社会分工促进了社会交换、私有制、阶级的产生。此时，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氏族制度就不可能存在了，对立阶级的利益冲突不可能再依靠原始公社的调整系统来加以调整。为了避免社会和互相冲突的阶级在无谓的斗争中同归于尽，就需要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把这种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产生了以国家强制确定社会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及其界限、从而使阶级斗争得到缓和的必要。在此情况下，国家和法律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了。法的现象的起源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经历了从习惯发到习惯法再到了成文法的过程，并且受到了原始公社的道德和宗教的影响。 关键词：法的起源国家原始社会习惯法 法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是研究法、法的现象以及与法相关问题的专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对于这样一门具有悠长历史渊源的学科，它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这是法理学所必须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法学的研习来说，法的起源问题，就跟法的概念一样，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法的起源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对于它的理解也关系着对于法的概念的不同界定和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时的方法的运用。 一、法的起源学说 法的起源，是指法的起始和法源，又称法的产生，是法在历史上的产生过程。我们探究法的起源，实际上就是要找出“法”这一事物产生的原因和出现的标志，也是法的特征出现和形成的时间和阶段。关于法的起源的学说，现今业已有不同的观点。以其中一个划分标准，分为两个部分，即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一）非马克思主义法的起源学说 1、神创说。即法是由神创造的，如自然法、神法，人定法源于自然法，或是从神法派生出来的。在西塞罗看来，作为最高理性的自然法来自神的理性，人定法源于自然法。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提出：秩序和安排来源于上帝永远的正义和永恒的法律，即神法；人法服从神法，是从神法派生出来的。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认识，如认为法源于天。 2、暴力说。即法是暴力斗争的产物。如中国法家代表韩非子认为：“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有斗争有暴力才需要解决冲突的规则。 3、契约说。该说认为在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之前有一个自然状态，无国家无法律，但存在一些危及人类发展的因素，人们为了安全，为了进一步的发展，相互缔结契约，放弃部分自然权利，从而进入了政治社会，该契约就是法律。17、18世纪的古典自然法学者大部分都持此说。 4、发展说。该说认为，法是人类物质、精神或历史传统演化发展的结果。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发展到自然界阶段，才有了人类，人类精神的发展产生法。民族精神论者提出法来自民族的精神或历史传统。 5、合理管理说。许多法社会学学者持此观点，认为一个群体的法律秩序，是基于合理性管理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法律社会学家塞尔茨尼克。 （二）马克思主义法的起源学说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起源学说，主张法不是从来就有的，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法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在原始社会，社会组织的形态经历了原始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是道德规范、宗教规范和习惯，它们与阶级社会的法是根本不同的。在原始社会后期，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所以，在主流的法理学教材中，关于法的起源的
浅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摘要：自然法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指定法制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而实在法，是与自然法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强调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法律，即国家制定的法律。关于自然法学说，林林总总，各有不同，但却在以下表现其共性：（1）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2）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发现自然法。（3）自然法超越于实在法之上，后者应当服从前者。 作者;吴琼法学80902 学号090001240 关键词：自然法实在法恶法统属关系 一、自然法的演变历史 所谓“自然法”，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而就其作为普遍承认的正当原则而言，它通常是‘实在法’即经国家正式颁布并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对称。”[1]也就是说，自然法并非实在的、具体的法律，是一种“正义”和权利的体系，一种形而上的法哲学观念。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古希腊思想家最早使用“自然法”这个概念。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则和秩序的，不仅自然界存在着规则，社会之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他们先前已经确立的秩序。这个秩序或者叫做“自然法”，或者叫做理性，并有待于人们用智慧去发现。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斯多葛派信奉决定论的宇宙观，宇宙的一切受自然律的严格决定。其按照泛神论的方式解释自然法，也就是说，自然法并不只是作为盲目力量的自然律，而且具有某种理性的品质，它是神的理性的体现，是神出于善良而理性地制定的。所以，自然法作为神的法律也就获得了正义性。 中世纪自然法在神学面貌下出现，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自然法具有一席之地，托马斯认为，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认定法和神法。但是，自然法只是人这个理性动物对源于神的智慧的永恒法的参与，是人定法通向永恒法的桥梁。而中世纪教会法学者惯于使自然法与上帝法相一致，不过有的学者在自然法中强调上帝的理性，有的学者却强调上帝的意志罢了。 启蒙运动后，自然法理论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谓其独立，是指独立于教会与神学而言。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统治，自然法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英国的霍布斯提出了社会契约假说，认为社会契约是为走出自私和残酷的自然状态、而赋予统治者以管理权的契约，但统治者必须遵守自然法。 自然法学说在19世纪中叶遭到法律实证主义的批评和责难。法律实证主义认为，自然法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于是出现了自然法学与分析实证法学两大法学派的对峙。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相比较自然法思想衰落了近百年，直到20世纪才开始复兴，自然法又有再生迹象，有些学者恢复了对自然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自然法观念的态度时，批判其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却不拒绝其合理成分。 二、自然法兴起的原因 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叙述“自然法”观念的生成和其内在性质时，这样
西方的自然法学思想是怎样兴起的？ 在西方数千年法律思想长河中，“自然法”这一名称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运用，它的命运也极尽曲折：既曾经被奉上神坛，当作绝对 的真理，判断现存法律（实在法）是非的终极标准，受到热情的捍卫，或作为 革命的旗号，这是从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学、中世纪神学到启蒙运动一段很 长的故事；又曾被视为无稽之谈，给与无情的嘲讽和猛烈的攻击，被边沁（J．Benthan,1748--1832）讥为“高烧时的胡说八道”，这主要是19世纪法 律分析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之事。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一度衰落的自然法学又开始了复兴进程，特别在二战以后达到高潮，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观 念重新进入人心，占据了法学理论的重要地位，并极大地影响了法律实践。 自然法学的历史命运说明，只要人类还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还需要追问现 存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还试图改革现状以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就避不开自然法 的问题。正如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自然法，…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i[①]。或者用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话来说，就是“不朽的自然法精神永远不能被熄灭。如果它被拒绝进入实在法的机体，它会象一 个幽灵飘荡在房间的周围，并威胁要变成一个吸血鬼吸取法律机体的血液。” ii[②] 纵观从古到今自然法概念的含义变迁，有一点始终不变的是：它与实在法 相对，是高于实在法并对其进行约束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本文将承认有高于 实在法的基本原则（来源于神意、道德或人权等等）存在的法学思想，都称为 自然法学，以此作为讨论自然法学思想兴起的基础。 一、古代的自然法学 当代自然法学的传统基础，主要是17、18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 然法的观念（被称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来自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自 然法思想。 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义显然来自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大自 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这是古希腊人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杰出贡献，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 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罗马人的 自然法观念从斯多葛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法就是正义，是人定法（万民法、市民法）之前发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 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前期代表为西塞罗
浅析自然法与“法自然” 赵子尧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摘要】自然法思想作为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对其的深入认识与研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与西方所盛行的自然主义理念加以比较分析，以探求中国古代的“法自然”思想是否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存在某种内在一致性。本文将从自然法与“法自然”的基本思想谈起，在对二者加以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找出其本质性区别，以期达到某种程度的正本清源的目的。【关键字】自然法、“法自然”、老子 自然法观念源自于古希腊文明，其通常含义是指人类所共有的权利或正义体系，作为一般承认正当行为的原则，常常与国家正式颁布及所实施的成文法形成对比。西方的自然法思想造就了西方社会的法律品质与法治传统，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与之相应的，便是道家的“法自然”的思想。中国法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其中作为支撑整个体系的精神内核就是萌芽于道家的“法自然”的法哲学观。 一、西方的自然法思想 自然法即自然的法律或自然法则之意，发源于古希腊时期，作为
一种思想传统和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引导着西方法律制度的构建。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法即人类理性，以正义为基础，是引导人行善、禁止人为恶的基本原则。最初，法律被划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自然法是人的自然理性体现，而人定法必须合于自然法，并强调人的理性是法律的本质。 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则和秩序的，不仅自然界存在着规则，社会之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有他们先前已经确立的秩序。这个秩序或者叫做“自然法”，或者叫做理性，并有待于人们用智慧去发现。真正对自然法问题展开系统论述的是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他指出，自然法是普遍的道德原则，其内容是正义，而自然是正义的基础。① 而中世纪的自然法是以神学面貌出现的，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他认为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人定法和神法。但是，自然法只是人这个理性动物对源于神的智慧的永恒法的参与，是人定法通向永恒法的桥梁。中世纪的神学家们特别强调真正的法律即自然法是神的意志、神的智慧；人定法不过是人们把自己所理解的神意书面化、规范化，服从神意即服从自然法是人的义务。 17世纪兴起的古典自然法学是对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的决裂。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为善恶的指示”，②这种理性是人的理性而非上帝的理性。当时称自然法为道德法，认为自然法只适用于有理性的人类而不适用于无理性的动物。尽管这一 ①西塞罗. 论共和国论法律. 王焕生,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217-218. ②格老秀斯. 战争与和平法. 何勤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论自然法观念的发展 【摘要】自然法作为西方文化中的一种主观预设，客观上却构成了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对自然法历史谱系的追溯，可让我们全景式的把握和理解自然法思想的内容，揭示其逻辑预设的真实和现实意义，以便更好的反馈于我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 【关键词】自然法;理性 在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延续中，自然法无疑是最为璀璨的。它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古老的一种思想学说，该学说从古希腊开始就备受重视，影响深远。作为一纯粹主观设定之逻辑预设，它构成了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存动力和线索，促进了西方法治文化和普世价值观的形成，影响着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 一、自然法思想 一般认为，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那里，“逻各斯“观其思想孕育在赫拉克里特的观念中。其逻各斯主要指的是支配万物运动变化的，唯一而普遍的永恒法则，在其按照自然行事、听观念中亦包含有一种自然的话。这种逻各斯观念是自然法观念的早期思想渊源。最早对自然法观念进行的讲座出现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中，在该文中，指出人性，开始了有神性向理性控制自己的行为，支配着其他动人性的转向。这一阶段的自然法论者认为，自然法是我们辨别善恶的，自然法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伦理准则。对自然法一词的适用，目的是为了否定人为的习俗与法则。真正使自然法学说成为一种理论的是希腊化时期的斯多亚学派。这一阶段的自然法思想是在城邦解体的形式下，为适应一种更大的共同体生活需要而兴起，它更强调自然法观念的普适性与永恒性。同时也反映顺应自然、追求精神宁静、和谐的道德主义，其强调了自然法思想的理性原则。他们认为：自然法起源于自然赋予人类的理性，并非是外在的，而是源自我们的内心。到了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景自然法思想与神学思想结合在一起，把自然法作为连接上帝和人类的桥梁，中世纪后期，神学自然法思想经历了一个重要转向，逐渐开始了自然法的理性之路。后来进入古典自然法时期，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则完全摆脱了神学观念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并企图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从此开启了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重大转折。洛克进一步发展了霍布斯的自然法理论，将其表述为一种权利，他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
浅谈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意义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自然法学犹如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熠熠生辉。早在古希腊荷马时代就出现了自然法观念，从此源远流长，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对西方法律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或革命时期，自然法精神更是成为变革或革命的旗帜与口号。“它不是任何政治舞台中无足轻重的搭配，也不是任何政府或统治者的财产，而是活生生的，有反抗精神的人；所有的政治舞台都是为了它而搭起，也是为了它而建立”。自然法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生生不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并不单纯就法律而谈法律，它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西方自然法学派一致认为自然法即为正义的化身，坚持正义的绝对性，相信真正体现正义的事在人类制订的法律之外的，存在于人们内心的自然法。西方自然法思想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古代自然法学、中世纪经院主义自然法学、古典自然法学、现代自然法学。各个时期的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探求各有千秋。一、古代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探求古代自然主义的自然法，又称为朴素自然法。自然法观念孕育于早期的古希腊自然哲学之中。雅典自然法首先表现为城邦主义，确信“人天然是城邦的动物”，将城邦法律奉为神圣，这是古希腊普遍承认的自然主义的城邦观念。当时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主张要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活”，都承认法是自然的东西，人们必须服从它。在古代自然法学时期，西方的古代人尤其是希腊人，大多以朴素的直观的观点和方法考察法律现象。在这一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都没有给
正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只是强调自然法就是自然存在的一种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在这一时期，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阐释是最为完整的。他将正义分为普遍的正义与个别的正义，其中个别正义又分为分配的正义与交换的正义。所谓分配的正义，就是求得比例的相称，根据每个人的价值与功绩来分配财富、官职、荣誉等，它是以承认人天生的智力与体力的不平等性为前提的。所谓的交换的正义所反映的是人们之间的绝对平等，它以人的等价性为依据，对任何人都一样看待，这类正义既适合于双方权利、义务的自愿的平等交换关系，也适用于法官对民事、刑事案件的审理。他对正义的分类对后世的罗尔斯、菲尼斯关于正义的分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中世纪经院主义自然法学派对法的正义的探求中世纪经院主义自然法又被称为神学经院主义自然法。经院哲学是使古典哲学与基督教信仰协调一致的理论学说。基督教会和国家，神权与王权实行二元统治是西欧中世纪最基本的特征。在中世纪时期，自然法学家将自然法的正义与神学挂钩，这个时代的法律披上了一层“神学”的面纱，上帝成为“永恒正义”的化身，所有的世俗法律都不得与最高的正义—上帝相冲突。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写道：“如果正义不复存在，政府将是一大帮强盗。”“没有真正正义的地方，法律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正义，人们之间的联系就不可能通过法律的纽带继续。”然而，此时的正义却蒙上了一层宗教的面纱，这里的正义是由“上帝”掌握的，是来自“天堂”的正义强加在世俗世界里的，而不是世俗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是神权教会维护
罗马法与自然法 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其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自然法思想的指引下，罗马法才得以克服其自身的种种限制，步入良好而快速的发展轨道，并逐渐臻于完善。 罗马法以其法理精深、体系完备著称于世，其对后世法律的影响是古代其他任何法律所不及的。德国法学家耶林曾说过：“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平和，最为持久的征服。”美国学者莫里斯也确切地评述到：“罗马人用武力征服全世界，并没有像他们那种伟大的法学之不朽的力量那样来得大。”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如此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罗马法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分不开的。英国法史学者梅因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本文试图从自然法思想的角度来探讨其对罗马法发展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自然法赋予罗马法以理论指导 罗马自然法思想的最早渊源可追溯及古希腊哲学，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前540～480年）、苏格拉底（前469～399年）、柏拉图（前427～347年）以及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等人的著述中可略见其端倪。及至公元前4～3世纪，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又大 大发展了自然法思想，并使之与法律发生密切的联系。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到罗马共和末年、帝制前期，自然法思想在罗马的影响逐渐增大，特别是罗马的法学家更是深受其影响，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塞涅卡（公元前65～14年）、盖尤斯（公元117～180年）、保罗（公元121～180年）、乌尔比安（公元170～228年）及帕比尼安（公元146～212年）等著名罗马法学家不但是自然法思想的忠实信奉者，而且他们把自然法思想加以通俗化、系统化、理论化，使之成为具有影响深远的罗马法的理论基础。自然法观念是指导罗马法的基本思想，也是罗马法有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特征。自然法不是实在的或具体的法律，而是一种带有理想和规范色彩的正义论与价值观，其基本的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平等和正义。关于自然法的理论，西塞罗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他在《论法律》中指出，法就是最高的理性，并且它固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之中。当这种最高的理性在人类的理智中稳固地确定和充分发展了的时候，就是法……法是一种自然的权力，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由于自然法不是实在法，它只是一定的理念和原则，对实在法起着统摄、指引作用。或者说，自然法只是实在法的指导思想或原则，即某种实在法的理论基础。而实在法若没有一定的理论的指导，则只能是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可以说，没有一定理论基础的法律是没有归属感的；相反，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制定出的实在法能朝着某种既定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我们看到，在自然法未传入罗马以前，罗马法发展缓慢，具有狭隘性、保守性的市民法在罗马长期适用，未有较大的实质性的突破，而自从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以后，罗马法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市民法有较大的实质性的突破，灵活善变的、适用于各民族的万民法便应运而生。罗马法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当然，自然法对罗马法起作用并非自动的，它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学家这个媒介的。而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罗马有“法学家创造了罗马法”的说法。而罗马法学家正是在自然法的指导下，才对罗马法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法史学家梅因说：“在罗马法学专家的遗著中，有些论点简直不能理解，除非我们掌握了斯多葛派的哲理把它用作一把钥匙。” 的确，自从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后，务实的罗马法学家纷纷以自然法思想为先导，对法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把自然法思想中的理念贯彻到实在法的制订和实施上，从而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在应用自然
自然法与法自然 “自然法”这个术语涵义颇丰，它既是一类道德理论，又是一种法理学说，而这两种社会科学的核心却是截然不同的。自然法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法律，而是一种昭示了绝对公理和终极价值的正义论。而法自然是自然法的延伸，在自然法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再将其发展成为法自然。它的本质是体现一种纯正、纯朴和辩证的自然法思想。 自然法，为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其历史进程中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在法学中，自然法的学说指在自然状态中固有的正义法则(这可以解释为发现，而不是如同权利法案一样的发明)，以及在解决冲突的自然过程中显现的规律(具体化为习惯法)。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有时会相互对立或弥补，尽管他们拥有共同的特征，即这两者依赖无所不在的自然规律，而不似人为设计的正义法则。在上述两种情形的任何一个方面，自然法都被认为是独立于法律程序而自由存在，而不是简单地作为起源自法律系统的戒律。鉴于法律实证主义会说，一部无典可查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法律，自然法也许会回应道，一部不公正的法不足以法律论之(即恶法非法)。 自然法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其历史进程中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在自然法的哲学体系中，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时有交会，这种理念称作“交叠命题。 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是在吸收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自然法思想的基础上,针对当时欧洲社会现实,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对其加以改造和发展而成。理性自然法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神权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资产阶级要求掌握政权,进行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在当时社会,它是一种普遍的思潮。启蒙时代自然法思想的基本特征在于其世俗性、理性主义及自然状态下以权利为核心的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虽然人们习惯上称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为理性主义思想,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法思想家们又不是一味地倚重理性,其中也有对理性的反思和批判,表现出对理性的偏离和超越:孟德斯鸠在重复理性自然法话语的同时,将重心转向环境多元论和法律的社会学研究;卢梭则以情感和道德风尚取代理性主义,树立起情感的权威,从而抽掉了理性主义存在的内核。由于历史发展与具体社会现实多样性的矛盾,再加上自然法自身的缺陷,启蒙时代的自
进入21世纪，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中国也开始了新的历程，努力探讨和学习西方法及其内在精神，成为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课题。西方法及其内在精神对于我国法制现代化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而蕴涵于其中的自然法精神则是西方法精神的内在支柱，是西方法治精神的主体，探讨自然法精神将是研究西方法精神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自然法精神，来剖析其中的精粹，解析其内在的观念，以对我国法治起到若干启示作用。 一、自然法的概念 （一）自然法——渊源于西方法的一个概念 就起源而论，中国古代并没有关于自然法的学说，这是一个无庸质疑的事实，而到了近代方才有了关于自然法中“自然权利”之说。法和文明是分不开的。西方法是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法。西方文明在母体阶段，并无“西方”之限定。也没有“西方”与“前西方”之分。西方法的起点应该是古希腊法。自然法的开端同西方法并行不悖，同样起始于古希腊。对于自然法意义上的界定，本文主要指古典自然法以及之前的自然法的研究，由于它对于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巨大，便仅限于此。 （二）自然法的内涵 自然法(Law of Natural)，就一般意义来说，它是指在人为制定的法之外永久存在、普遍是适用的法，也即人类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 二、自然法的主体精神 法国的孟德斯鸠以其《论法的精神》一书文明于世。孟氏说：“我不是探讨各种法的本身，而是其精神；并且，这种精神存在于法与不同事物可能有的各种关系之中，……。”靳内。达维德在追述二十世纪之前比较法的发展历史时，特别提到：“孟德斯鸠曾致力于通过比较，深入理解法律的本质，……。”这种研究方法很值得借鉴 自然法的精神源远流长，对于法精神的研究将经久不衰。 （一）古代自然法的精神 古代自然法包括了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法和古罗马时期的自然法，这是按照自然法的发展历程来区分的。显然古希腊自然法和古罗马自然法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具有对自然理性的永恒正义的追求，“正义”是当时自然法精神的最主要观念。 （1）古希腊自然法的精神 古希腊人源于自然法的最基本的信念就是正义。古希腊人的法律观念与分配问题有内在的联系。不管他们的分配观有多么的不同，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即让每个人各有其所。这种正义观就是希腊法的精神。苏格拉底认为，法律同城邦一样，都来源与神，是神定的原则。法是正义的表现，也是强者的意志。正义论是柏拉图国家和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理想国》就是从正义问题开始的。柏拉图认为，法律应该是同正义相一致的东西。 （2）古罗马自然法的精神 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在古罗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重要的代表是西塞罗。正如美国学者萨拜因所说：“在政治思想史上西塞罗的真正重要性在
论自然法学说对国际法学发展的影响 近代国际法学的建立，通常认为是以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的问世为标志，然而国际法学最早的理论渊源则来可追溯至上古时代的自然法学说，应当说，国际法从孕育、诞生、发展到日益成熟，无不伴随着自然法学的变化和发展，自然法学说对国际法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支持和推动作用，以至于“如果没有自然法体系和自然法先知者的学说，近代宪法和近代国际法都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特别是近代国际法，其本身的存在应归功于自然法学说”。 一、上古时代的自然法与国际法思想萌芽上古时代，人类社会即已经出现了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但是却很难说已经产生了国际法学理论 案例教学法在中职《经济法》课程中应用的具体“假论文”背后有什么真问题（共3 篇）浅论学习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养浅谈和谐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脉络探析经济学信息范式理论的基本假设与辨析怎样写研究性论文撰写方法（共3篇）运用政治理论指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关于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意义试析受教育权理论发展综述独立学院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或相关的国际法著作。事实上，有关国际法的学说和理论直至欧洲中世纪中后期才开始真正出现，且更多是出现在神学和哲学的研究或著作中。然而，从古希腊时代产生的自
然法思想，却成为后世众多学者论述国际法学理论的起点和重要支撑。 (一)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和世界国家理论在西方世界，自然法的观念和理 论起源于以芝诺为代表的斯多葛派(theStoicschool)。芝诺及其追随者把自然”的概念置于他们哲学体系的核心位置。所谓自然，就是“支配性原 则”(rulingprinciple)。这种支配性原则本质上具有一种理性的品格。芝诺认为整个宇宙是由一种实质构成的，而这种实质就是理性。在斯多葛派看来，理性寓于所有人的身心之中，不分国别或种族。因此，存在着一种基于理性的普遍的自然法，它在整个宇宙中都是普遍有效的。它出自两个渊源：一是上帝的神旨统治着世界这一事实，二是人类所具有的理性的和社会的本性，而这种本性使得他们与上帝相近似。这种自然法可以说是一种世界国家的体制；它在各地相同，且以一种不变的方式拘束着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 这一哲学理论对国际法学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它在自然理性基础上提出只有一种共通的公民资格和一种共通的法律的世界国家的观念；第二，它为 存在一种对世界上一切国家和个人具有普遍约束 力的法律提供了理论支撑，而国际法正是这样一种法律。 （二）西塞罗的法律观 西塞罗是斯多葛哲学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事实上，公元前1 世纪初期人们所知道的有关这种哲学的一切方面，几乎都只能得知于西塞罗的论著。斯多葛派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199466704.html, 浅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自然法思想 作者：明凯刘涵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5年第09期 摘要：柏拉图《理想国》诞生于民主政治气息浓厚的古希腊，充满着对乌托邦民主国度 的美妙遐想。其中的正义论与“哲王”政治，体现了当时自然法学派思想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但是囿于历史以及个人思想的限制，其理论难免存在局限性，例如正义论中的阶层固化以及“哲王”政治中过于浓重的人治色彩等。 关键词：《理想国》；正义论；“哲王”政治 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9-0301-02 在国人眼中，“柏拉图”一词意味着追求一种高尚纯粹的精神理想，不掺杂任何俗世之欲念，最脍炙人口的一句短语便是“柏拉图”式的爱情。然而在希腊历史上，柏拉图的确曾经就“爱情”与“婚姻”的问题向他的导师苏格拉底提问，两人的对话流芳百世，被后人奉为对此最具有哲理的解释。本文即将探索的《理想国》，也是一本以对话的方式创作的著作，不过其中蕴含的思想理念远超常人所了解到的人人之间的小爱，而是一种无边的大爱——对于美好王国的构思，充满着奇幻的乌托邦主义色彩。由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涉及几乎一切的人文学科，如文学、哲学、心理、逻辑、政治、伦理、修辞、法学、辩论等，笔者在此仅从法理学角度出发，浅析书本中涵盖的朴素自然法思想。 一、抚今追昔回溯古希腊自然法 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扼欧、亚、非三洲要冲。他的地理范围大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爱奥尼亚群岛以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殖民地。相比于古代中国中央集权体制，古希腊城邦政治较为宽松。以西方民主的发源地雅典为例，历经梭伦、克里斯蒂尼、伯利克里等执政者的民主改革，雅典公民获得了一系列参政议政的权利。由此，城邦政治的权利主体由一人扩散到了全体公民，战争、媾和、缔结条约等必须经过公民大会讨论。由此可见，畅所欲言的城邦民主削弱了个人独裁的力量，为正义、理性、秩序为特色的自然法的产生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理想国》中的朴素自然法思想 （一）正义论 柏拉图对于探索正义内涵的方法，先从感性角度出发，通过设问与回答，分别驳斥三种错误的正义观。第一种情况，玻勒马霍斯强调“欠债还钱就是正义。”然而柏拉图却反驳到，若债务人在向债主归还一把刀时，适逢债权人精神失常，那便极有可能造成人身损害，因此他提出了“正义应该是给予每个人使得其份的报偿。”第二种情况，有人认为“正义一定是强者的利
自然法学派的发展脉络（古代时期至中世纪） 一、古代的自然法学 当代自然法学的传统基础，主要是17、18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然法的观念（被称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来自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 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义显然来自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大自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这是古希腊人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杰出贡献，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罗马人的自然法观念从斯多葛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法就是正义，是人定法（万民法、市民法）之前发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前期代表为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等古典罗马时期的著名法学家，后期为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 古希腊思想家的“自然法”概念，首先来自于智者学派对“自然”的分析。几乎所有的早期哲学家都以“论自然”作为他们著作的标题，用自然事物或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类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生活，这里的“自然”意思是“永远象它自己”。智者中的一派认为，人人皆为圆颅方趾，自然要求人人平等，人与人的差异只在于制度，是人为的法律造成这样的后果。因此，现存的种族歧视、奴隶制及其法律均违反自然人性。阿尔基达马（Alcidamas）断言的：“大神令人类全部自由，自然从来
不曾强迫谁当奴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５４０年—公元前４７０年）把法律看作“神的法则”，要求人类制定的法律服从神的法则。还有些智者相对比较消极，认为人不应被法律引向歧途，只应顺应自己的本性冲动（自然）而行动，也就是不依人为的法律而行动，而是按更高的自然律行动。可见，智者的这些批判现存法律制度，要求服从超越于既有法律制度之上的更高原则的思想，是后世自然法的宝贵渊源。 之后，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确信存在着某些不变的标准支配着实在法，并断言通过理性的运作，可以发现这些标准。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明确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认为自然法是反映自然秩序的法，是普遍的、永久不变的法，高于内容变化不定的人定法，是人定法制定的依据。 晚期希腊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主要是斯多葛学派，他们把人之自然规定为理性，认为理性是遍及宇宙的力量，不同国别或种族的人所具有的神圣理性是一样的（平等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思想源头）。因此他们认为存在一种基于理性的自然法，在整个宇宙中都有效。自然法是理性的法律，不是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也不是个别立法者所制定或编撰的，相反，它是城市的条例和习俗应遵循的准则。斯多葛派学者大多倾向于疏离于现存政治，追求顺应自然，依理性和道德，过禁欲主义的生活。 通过斯多葛学派的后期人物与罗马法学家的交流，自然法思想传
论自然法（节选） 自然法在许多世纪里曾是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政治思想的基础，在我们的时代，除罗马大公教会以外，它却几乎为所有的社会研究者所拒绝。拒绝自然法主要基于两种不同的理由。这两种理由分别与当今在西方占支配地位的两个思想流派——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相对应。按实证主义的说法，真正的知识是科学的知识，而科学的知识绝不能使价值判断有效；然而，所有坚持和维护自然法的陈述都是价值判断。按历史主义的说法，科学（即现代科学）只不过是人理解世界的一种历史的、偶然的形式，所有这些形式都要仰仗一种特定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在每种世界观里，理论理解的“诸范畴”与“诸多”基本“价值”彼此不可分割，因而把事实判断从价值判断中分离出来原则上并不可行，因为有关好和正义的每一个概念（every notion of good and right）都属于一种特定的世界观，不可能存在一种自然法来规约人之为人。鉴于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优势，自然法在当今只不过是个历史的主题。 自然法意指这样一种法（a law），它可以判定何为正确、何为错误，判定何者具有权能（power），或依据自然固有地（从而时时处处都）有效。自然法是一种高级法（a “higher law”），不过并非所有高级法都是自然的。在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Antigone）的著名诗节（449-460）中，女主角诉诸的比人制定的法更高的法并不必然指向一种自然法。这些诗节还可能指向诸神所立的法，或者说指向人们日后所称的一种实定的神法（a positive divine law）。自然法概念预设了自然这个概念，而自然这个概念并不与人类的思想同时[发生]（coeval），因而——比如说——在《旧约》中就没有什么自然法的教导。由古希腊人发现的自然与技艺（指导人工物品制造的知识）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古希腊人发现的自然与nomos[礼法]（法律、习惯、约定[convention]；或译“习俗”、协约、权威意见）截然不同。根据“自然”的原初含义，“自然法”（natural law）这一概念在说法上自相矛盾，它绝非当然之事。首要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自然法，不如说是自然正确（natural right），亦即依据自然，什么是正确的或正义的：是否所有的正确都是约定的（conventional），或者说，有没有某种自然而然的正确（physeidikaion）？提出这个问题基于如下假设：有一些事物依据自然是好的（健康、力量、才智、勇气等等）。约定论（conventionalism）（将所有正确都看作约定这种观点）首先从正义概念的多样性中得到支持，正义概念的多样性是与自然正确的那种具信的划一性（the supposed uniformity）无法兼容的一种多样性。不过，约定论者们不能否认，正义拥有一个人们普遍认可的内核，其普遍程度足以使非正义必须求助于谎言或“神话”，才能在公开场合自圆其说（publicly defensible）。准确地说，问题由此就涉及人们普遍认可的那种正确的地位：那种正确难道仅仅是某个特定社会——即一个由盟约（convenant）或协议构建而成的社会——得以共同生活的条件，而那种正确的有效性源自先前的盟约？抑或，在人之为人中间能有一种正义，这种正义不源自任何属人的安排？换言之，正义究竟是积极基于对共同生活的有利之处的算计，还是因其自身之故，从而“依据自然”就值得选择？[这个问题的]两种可能答案在苏格拉底之前就已提出。然而，对于前苏格拉底哲人的思想，我们拥有的知识全靠他们著作的残篇以及后世思想家们的相关记载。 …… 自然法在现代获得了其最伟大的可见的权能：同时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庄严的国家公文（solemn state papers）都诉诸自然法。效力上的变化与实质的变化相联系。现代自然法在本质上不同于前现代的自然法。前现代的自然法依旧强有力，但它多多少少遭到剧烈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