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 2006.10 中国乡村地权变迁的法经济学研究评介
曲福田
靳相木博士的学术专著 中国乡村地权变迁的法经济学研究,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农地制度研究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中国乡村地权变迁的法经济学研究一书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在法学的逻辑架构内表达经济学的研究结论
由于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经济学作为一门显学,尤其是从西方引进的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在中国学界大行其道,学术领域不断扩张,其消极后果之一是制造了一些不顾其它学科学术规范的混乱。其中,最令人忧虑的现象之一是经济学在法学领域的恣意扩张。一切权利都是国家以法律的名义规范和赋予的。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概念,只能是法学概念,不可能有另外一套与之对应的经济学上的概念。经济学者研究土地权利的交易、让渡和配置,应属份内之事,但把范畴的内涵偷换了,用经济学的概念、方法和逻辑来另起炉灶讨论民法学早有定论的问题,就必然会产生!三岔口式?的学术论争和混乱。
经济学和法学的割裂,有可能导致实践中重大理论原则的分歧,不能等闲视之,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是一个缺乏民法传统的国家,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一直是在权利、血缘、关系、人情、命令和等级中运行的。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一声令下,废除了国民党政府 六法全书,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只能刻意绕过 六法全书,也因此直至今天中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民法典, 物权法也尚在审议之中。正是由于中国民法学的脆弱,这才有当代的中国经济学!鸠占鹊巢?,才有经济学另起炉灶讨论法学的经典范畴。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4年 宪法修正案对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保护,是中国法制建设的里程碑。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呼唤着民法学的新生、成长和大众化传播。就经济学界的使命而言,已经到了正本清源,到了清理混乱的经济学概念,还法学概念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基于以上认识,作者对中国乡村地权变迁的考察,采用了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试图把法学的概念、方法和逻辑,贯彻于整个研究的始终,不仅以法学范畴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思维前提,而且力求研究结论最终在法学层面表达出来。当然,该项研究工作的主线是经济学研究,处处渗透着最大化原则。
需要指出,读者应该注意的是,作者运用的法经济学,就是用法学的概念、方法和逻辑研究经济学问题。与之不同的是,正在兴起中的经济学分析法学(也有学者称之为法和经济学)则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法学问题。
(二)在一个超长期历史分析框架中观察中国地权变迁
作者在对新近理论界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和评析后,在一个长达3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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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超长期分析框架中对中国乡村地权的变迁做了分析,提出了!高水平制度陷阱?假说,即:从比较世界史的角度看,在华夏农业文明肇始之初,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皇权)在生产力水平还比较原始的历史条件下,跃进式地不断提供具有!现代性?的土地制度安排,建立在井田制度之上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比西欧封建庄园制度提早1000年。随后,地主土地私有制又比西方世界超前确立约2000年,从而华夏民族由于享有压倒性的制度比较优势,在与西方世界的较量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和遥遥领先的科学技术,至14世纪,已经通达爆发全面的工业和科技革命的大门。然而,在此之后,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皇权),由于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在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的状态下没有能把传统土地私有制推向现代化,地权制度长期处于一种闭锁状态。不仅如此,传统土地私有制所蕴含的特殊经济规律???土地兼并规律,把中国经济和社会向前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也都窒息了。因而虽然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条件在14世纪的中国都已经存在了,但中国却始终没能爆发工业革命。
进入20世纪,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促使中华民族走出高水平制度陷阱,实现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以彻底摆脱!光荣的历史与屈辱的现实?的尴尬,在100年间先后进行了两次划时代的伟大探索:一次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铲除统治中国2000年的皇权,把传统土地私有制推进到现代土地私有制,到今天,这一次探索在中国台湾地区仍在延续和发展;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随后的社会变革中,直接以土地公有制取代土地私有制。
在20世纪后50年中,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无论是在初级社,还是在高级社,土地集体所有制都没有否认合作社成员的!退出权?,没有否认合作社成员的土地私有权,社员都享有携带其产权份额离去的权利,正是这种机制维持了合作社较高的组织效率。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公权力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中,社员的!退出权?完全丧失,即全面否定了社员的土地私有权,人民公社体制也因此无论怎样调整,都无法找到合适的制度安排来从根本上解决组织效率低下的难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土地家庭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赋予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形式,农民再次获得了一项物权化的个体土地权利,而且也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载体享有了!退出权?,中国农业重新退回到家庭农作制,一举解决了长期以来劳动监督的难题。
新中国50年农村地权变革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头30年时间内,在否定土地私有制的问题上存在着!矫枉过正?的成份。当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以!变通性?、!阶段性?和!一贯性?三者有机结合的方式不断推进的。在这一推进方式之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向!集体组织?农户?两级分享体制的转换,有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即国家的公权力逐渐从土地集体所有权中!抽身?,而集体所有权又逐渐地分离和成长出一项独立的、排他的、具有财产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条改革!红线?非常策略地借助!变通性?、!阶段性?而得以贯彻始终。这样的一条改革路线不仅实现了新旧体制转轨的!软着陆?,而且在保障社会稳定的大前提下,实现了农村土地制度深刻而广泛的变革。
作者藉超长期历史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任何时代,只要接受!经济人?假设,就无法否认私人地权的巨大!韧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作者进一步认为,在集体土地之上设立和完善私人性质的土地用益物权,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彻底物权化,是今后深化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
(三)在村庄治理结构框架内研究乡村土地问题
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在社会学的视野内,作者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体制从中国农村退出历史舞台后,并没有出现!集体?的组织真空,旋即继承其衣钵的是村庄制度。这一判断基于以下不争的事实:凡农村社会成员都必须被组织在国家认可或设立的村庄中,国家以村庄为中介,对农村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实现全方位的有效调控和治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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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是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单位?和基础,是国家对农村社会进行直接行政管理的组织手段和基本环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计划指标以及行政命令等都是先下达到并通过村庄,然后才及于每位农民而贯彻于整个农村社会。离开了村庄,中国农村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
作者认为,目前中国农村土地的政策和法律虽然广泛使用!农村土地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种表达方式,但农村基层的回答是:在当代中国农村,是作为组织的村庄,而不是其他任何组织或团体,在事实上充当着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换句话说,中国农村土地事实上实行的是村庄所有制,或者说,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实践中采取了村庄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虽然现行政策和法律没有明确采用和承认土地村庄所有制这一称谓,但也或隐或现地确认了这种制度。例如,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在这一规定中,!本村?指的是某一特定村庄。相应地,!村农民?就是指该村庄成员。这一规定实际上就是法律对现实中土地村庄所有制关系的某种反映和规范。
作者认为,在村庄的内部治理结构中,土地村庄所有制是村庄内部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如果没有土地村庄所有制,作为组织体的村庄,将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因为届时村庄将失去对村庄成员进行调控的最有力的!抓手?,从而村庄作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单位?和基础的地位也将发生动摇,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也将因此成为一个变数。
综上所述, 中国乡村地权变迁的法经济学研究是一部有着鲜明特色的学术专著,这里我特别向读者推荐。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责任编辑:小 林)
(上接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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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2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管学院)
(责任编辑:攀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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