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正林
[提要]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复苏的家族，借助村民直选的制度渠道成了影响农村权力结构的社会因素。通过案例分析与比较，本文揭示了家族结构（房族结构）对村庄的权力配置的均衡作用，揭示了农村资源的重新配置、村民选举的实际结果对党支部、村委会与家族关系格局的深刻影响。具体地，在党支部威信高、村委会权力也到位的村庄（“党强村强”），家族一般能够与村支两委结成良性互动关系；在“党强村弱”的村庄，党支部在控制村委会的同时也控制了家族社会资本；“村强党弱”的村庄，恰恰是党支部不能从家族关系中提取社会资源，而村委会获得了这种社会资本，从而能够扮演村民利益看护人的角色；至于“党弱村弱”的村庄，既有可能出现家族暴政，也有可能出现三者共弱的局面。
对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研究，不能忽略的一个社会因素就是家族。传统乡土中国的家族，是包含了家族经济、家族权威、宗法制度及道德教化等要素在内的民间社会形态。当中国跨入现代门槛之后，家族就像一条旧式的“辫子”而遭受奚落。然而，在20世纪末中国农村非集体化改革过程中，这条发黄了的“发辫”又晃荡起来，家族观念仿佛招魂式地盘旋乡野。
对家族问题研究，笔者的焦点就是家族对农村权力结构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试图从民间社会（civicsociety）的视野，通过案例比较分析，分析当代中国农村家族、党支部和村委会三者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宗族对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影响。
一、家族：晃荡的“辫子”
1、家族是条什么样的“辫子”？
当我们蹲在乡下观察农民的社会生活，家族这条旧式的“辫子”就会晃荡在眼前。中国80年代初兴起的农村改革，使农民家庭成了自主经营的社会经济单位；90年代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又进一步地确立了农民相对独立的市场竞争地位。这就为包括家族在内的乡土民间社会复苏注入了活力。破碎了的家族组织在重新拼接，发黄了的家族记忆在重新建构，古旧的家族仪式在重演。无论如何，家族这条拖入现代社会的“发辩”被重新梳洗和编织，这多多少少体现了乡土民间社会的特征。而当下的乡土民间社会具有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社区自闭。乡土民间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都不能跨越村落的界限。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自然流动。这种社会政策强化了农民与村落社区的依存关系，使得农村社会一切组织的发展都限制在村落这一狭小的空间，促成了“社区自闭”的格局。
第二，民间边缘。农村传统民间组织包括家族、会社、协作单位等，如不被纳入国家的控制，就被边缘化。伴随民间社会边缘化的，就是国家自上而下地在农村另建一套组织体系如50年代的农会、合作社、人民公社；60年代以来生产大队、生产队等，80年代的村委会、党支部等。这些纳入了国家控制范围的村级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反映了乡村社会“被国家化”的发展过程。因此，农村正式组织的“国家化”与村落民间的边缘化是相拌而随的。
第三，家庭本位。乡村民间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本位意识抑制了农民的个人权利观念。而以“包产到户”为起点的农村经济改革，使农民家庭成为一个生产经营和消费单元，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家庭本位意识。因此，农村民间社会的细胞是家庭这个私域，乡村民间社会无不浸透了家族文化。中国农村家庭本位的特性，使得民间社会在中国乡村的发展路径，既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发展途径。然而，蓬勃发展市场经济正在稀释农民的家庭本位意识。
中国农村的家庭本位观念，既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这就是小农经济必须以家庭及扩大的家庭——家族来组织农业生活、抗御自然灾害、保护家庭的安全；也有深厚的村落家族及家
族道德文化来支持，这种村落家族及宗族文化建构了农民心理归属感或文化安全感。尽管村落家族经受了长期的“冰冻处理”，家族的原有资源也几乎被掏空，但家族文化的社会土壤并没有触动，也就很难从农民的心灵深处拔除这种文化认同的根脉。[1]
当然，国内学者对村落家族文化的评价褒贬有之，贬之者众。归纳而言，当下对家族的评判大致上有三种类型。一是家族性恶论者，认为家族在本质上具有封闭性、排他性和反现代性，因而视家族复兴为“封建势力的抬头”、“黑恶势力的汇流”、“现代化的反动”等等。[2]二是家族性善论者，这些论者大多对家族持文化相对论的立场。在他们的眼中，家族原本具有社会互助、发展公益、辅弼国家等无法否定的积极作用，[3]而且宗族的社会韧性，使得它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因此，家族也可以现代化。[4]三是家族中性论者，认为家族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家族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生长过程。一祖之脉，绵延蕃衍，子子孙孙，相聚一域，家族社会，浑然而成。而家规族法不外乎希图家族长盛，上合国法，下合人伦，家兴族旺。事实上，那些族谱撰修者大多受这种观念的鼓舞而不辞辛劳。
笔者认为家族中性的观点比较中肯。从历史上看，家族文化具有社会可塑性或韧性。这种可塑性使得家族有可能采取与国家法统合作的姿态与行动。而从当代中国现实来看，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本身就使得农村居民只能形成一个地缘与血缘关系紧密结合的自然聚居群落。尽管家族是前现代社会拖入现代社会的一条“辫子”，但家族及家族关系（严格意义上的宗族）仍然是乡土社会的一个客观存在。家族是要自然消亡的，而不能强行废除。因此，即使家族缺乏正统的认同，但它对正统的表面屈服并不表明它没有生存的理由。追根溯源，当现代国家难以有效提供传统家族给予农民的那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主要是集体安全、道德秩序、经济与社会互助）的时候，家族这种社会形式就会被农民继续利用。复兴过程中的家族，期望得到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认可，就像明清时期的家族实践那样能够与国家拉上关系，[5]从而使家族获得正统的认同。
应该看到，家族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或韧性，正是因为它可以成为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如果社会的正统把家族预设为劣性，也许放大的正是家族劣性而非良性。中国的农村何时才能摆脱这条旧“辫子”的拖累，最终决于市场经济这把剪刀的力量。
2、招魂：村落家族文化何以复兴？
从乡土民间往上看，自上而下建构的生产大队、生产队、村党支部、村委会、村民小组等等，都不是农村社会的原生形态。而家族、宗社等民间组织则是乡村原生组织。农村正式组织与家族、宗社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关系。
家族作为村落原民间社会的形态，随着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以及社会正统对家族的排挤，使家族这种典型的乡土民间社会组织失去了生存的理由和发展的空间。家族衰败的现实原因，在于原有的家族资源如族田、族产、祠堂等遭没夺，族权被打倒，家族观念不合正统。[6]然而，国家摧毁的只是家族的象征符号（如祠堂、族谱等），在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下，农民不能自由流入城镇，“画地为牢”的人口控制政策又在客观上强化了农村聚族而居的格局，因此国家未能消除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家族及家族关系，也就存留了家族文化的社会载体。在此，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二律背反：一个以现代化为导向的国家，把家族看成封建社会拖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辫子”，采取了“剪辫子”的政策行动。然而，国家的社会政策不但没有反而强化了适合于家族生长的人口格局（如户口控制、外出流动限制等等）。这种矛盾的政策行动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国家动员的那些政治运动，往往成了家族复仇的社会机会。在这些村庄，村庄的集体财富、行政大权往往控制在得势的家族手中，[7]并借势排斥和打击所敌视的家族。[8]
80年代农村家族的复兴是农村经济向农民家庭本位回归的产物。土地承包的实质意义是重新确立农民家庭的社会经济主体地位。当农民家庭成为农村基本经济单位的时候，村集体组织也就基本上失去了经济控制权，除非村集体能够通过乡村工业化来提取更多的经济资源。实
际上，大部分农村在非集体化之后，村级正式组织所能控制的权力资源减少，在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同时，农民的负担有增无减，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这就在客观上促使农民求助于传统家族力量，来抗衡那些不受欢迎的政策。其次，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社会正统观念在农村有组织的传播频度和力度的减弱，农民的社会归属感也出现了迷茫。因此，寻求社会归属感也是村落家族文化、杂神崇拜等传统文化卷土重来的原因。[9]不少地方的农民自愿捐资缮谱、修祠、祭祖、修庙、拜神等行为，既表现了他们心理归属的寻求，也暴露了农村的愚昧习俗。
在笔者调查的村庄，家族意识、家族组织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复兴。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子如万丰村、古溪村等，重修族谱，修缮了祠堂；经济条件一般的农村如古岭村、珠桥村等，重修了族谱；经济条件比较差的钟水村，也出现了认祖归宗的家族活动。[10]在这些村庄，家族发挥了经济协作、社会互助及促进公益等良性作用。例如，万丰村通过家族关系引来了第一批港商，拉开了本村工业化的序幕。在古溪村，家族关系成了市场分工与协作的天然力量。在古岭村，非农经营的合作伙伴首先来自家族成员。在珠桥村，家族精英对维护村庄的景观利益（防止村里的古树林被砍伐）发挥了关键作为。在钟水村，家族集体行动是防止邻村侵占本村集体土地资源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家族认同得以强化以后，村民选举的结果往往受强族大姓的左右，小姓村民的权利容易受到忽视甚至侵害，这的确需要警觉。[11] 二、家族与政治：经验研究
当代农村家族组织的结构对村党政组织的权力配置有直接的影响。在某些农村，家族势力格局决定着公共权力在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配置，这种状况是村政的家族化；而在另一些农村，各家族(或房族)在村庄的地位决定于其代理人在农村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实际地位，这种状况就是家族的政治化。
村庄的家族结构取决于两个因子，一是姓氏结构，二是房系结构。从姓氏结构来看，最基本的类型就是复姓村落与单姓村落；从房系结构来看，任何家族内部又可分嫡系和支系房族，并用字辈、嫡支等形式规范族内关系。
复姓村落存在两个以上的家族，家族内部成员自称“本家”，本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自然的血缘关系或共戴一个祖宗，在其下又可细分出不同的房族。而村庄利益摩擦主要发生在不同姓氏的家族之间而不是房族内部。复姓村落提供了村庄内婚的社会条件，各家族之间的联姻关系，一方面提供了调节家族利益矛盾的天然机制，另一方面又增强了复姓村落的社会凝聚力。在复姓村落，人们社会关系网络由两个次级网络构成，一是以男系为链条的本家亲缘关系网络，二是母系为链条的娘家亲缘网络。因此，那些具体的家庭就是这两个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连结点。处于这种亲缘网络中的人们，既可以从本家中寻求社会帮助，也可以从娘家获得援助。一个和谐的家庭，亲家之间一般存在良好的互动关系。复姓村庄的这种亲缘网络关系对村庄的权力结构具有深刻的影响。
对于单姓村落而言，村民一般存在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根据这种关系可以区分出一些次级的亲缘团体，这就是房族。这种在历史中自然形成的房族关系，既是村庄社会整合可以提取的历史社会资源，也是村庄内部利益摩擦的社会根源。单姓村落的社会紧张关系主要表现按在各房族之间的利益争夺。这些利益不仅表现山林、水源、墓地等自然资源，同时还包括支配村庄共有资源的权力资源。然而，当村庄面对共同的外来侵害力量时，村庄一般会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对付入侵者，从而表现出高度的家族亲和力量。其次，单姓村落的婚姻圈一般跨越村界范围，娘家与亲家的关系没有复姓村落那么密切。这种婚姻关系使得以男性本家亲缘网络的功能大大强于娘家亲缘网络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加强男系家族对村庄权力的控制。在笔者调查的五个村庄，古岭、珠桥和古溪是复姓村落，万丰村和钟水村是单姓村庄。
1、古岭村
古岭村地处湖南南部的一个郊区村，经济发展在当地处于中等水平。本村共22个姓氏，其中
李、陈、杨、孙、崔是本村人口较多的五个大姓，分别约占本村总户数的20%、15%、13%、8%和7%，其余姓氏所占比重低于5%。先后担任过村支书的有崔、李、朱、陈、袁（女）和孙姓成员，而村长（大队长和村主任）职务则一直由李姓家族成员担任。
在本村，村支书职位分别由几个大姓家族的成员轮流担任，而且这个职位曾经由嫁到本村的新娘担任。[12]这说明，本村各家族对党支部的影响并不大，没有出现家族权力垄断或家族统治的局面。而村长职务则长期由李姓人员担任，据说在保甲制时期，保甲长一直都是由李姓人员担任。原因也许是李姓村民人数多分布广，有2个村民小组的李姓村民占了90%以上，因而在村委会选举中占优势。而且，李姓是古岭村原住民，除了朱姓之外，其余姓氏3是都是后来陆续迁移过来的。而朱姓家族早已衰败，现在不足10户。
笔者发现，古岭村的杨姓村民人数占全村人口的第三位（13%），但村主要干部中长期没有扬姓人员。因为杨姓村民是库区移民，60年代由政府安排而来。由于杨姓村民不是原住民，对古岭村缺乏社会历史的认同感，限制了杨姓村民社会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目前，仍然有一些杨姓村民想迁回原住地，与古岭村存在心理距离。笔者访问扬姓村民时，注意到这些人总是用“我们”“他们”来区分自己与原住民，有的还说“我是这个村的‘客’，我的老家在乐冲（离古岭村约40里）”。
2、古溪村
古溪村地处广东东部平原地区，经济结构是个体私营企业为主，在当地经济中处于中上水平。本村由两个大姓所组成，一是李姓，全村55%的家庭属于李姓家族；二是黄姓，占40%；其余还有林、刘、张等姓氏。李姓家族分布在村庄的东头，原村落三面环河，以桥为门，设门神、碉堡、护卫，据说是为了防匪防盗。黄氏家族在村庄的西头，村子四周是平坦的耕地，古旧的村落建有围墙，围墙的四角也是碉堡。其他的姓氏的家庭，本村人一般称“杂性”人家，主要是后来陆续落户本村的村民。80年代以后，许多李姓和黄姓村民在各自的老“村堡”附近新建房屋，祖宗留下的老房屋大部分出租给了外来民工居住。据笔者了解，本村的两大姓在过去常为土地而生纠纷，发生过比较大规模的家族械斗。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以后，土地归集体所有，各家族关系也被生产队体制打破，家族矛盾让位于政治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李姓的地主、富农和“投机倒把分子”（经商村民）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靶子。
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队权力基本上黄姓家族把持，大队支书、队长均由黄姓人员担任。历史原因是，在过去（解放前），李姓经商的多，黄性种田的多。李姓比黄性富裕，黄性家族的土地许多都被李姓买走。结果，村庄的地主以李姓为多，佃户以黄性为众。这种经济结构使李姓家族在土地改革时受到致命的打击。黄性贫雇农在共产党工作队支持下，掌握了村庄的权力，夺回了被李姓占领的土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李姓家族的“族老”们都遭受了羞辱。这种权力结构一直保持到人民公社体制瓦解。
改革开放以后，李姓家族成员又靠经商办企业迅速发家致富，黄性村民家庭办企业的少，打工的多。所有，李姓村民又掌握了村庄的经济主动权，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通过村民选举，村庄的权力又转移到李姓家族成员手中。然而，经过30多年集体体制的改造，两个家族的利益矛盾的根源（主要是土地占有的不平衡）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随着家庭工业化的发展，家族之间的社会经济合作机会增多，家族矛盾趋向缓和。特别是由于农业对村民家庭收入贡献的持续下降，无论是李姓还是黄性家族都把经商办厂当作家庭、家族的头等大事，对由谁当村长抱无所谓的态度。
3、珠桥村
珠桥村离古岭村30多公里路。这个村子主要由程、朱、刘三大姓构成，分别约占村总户数的30%、28%和20%，其次还有黄、张、雷、李等姓村民。其中，雷、李两姓主要是瑶族（过山瑶）。
同古溪村一样，珠桥村家族结构对村庄权力组织的影响与传统的土地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前
面笔者指出，珠桥村是本地的“谷仓”，村民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产出。在解放前，本村的富户主要集中在程姓家族，佃户主要分布在朱姓家族，自由农（中农与富农）主要分布在刘姓家族。本村有所谓“程门无寒士，朱家无富户”的说法。当时，程氏家族控制的土地占本村土地的58%左右，其中20%属于族田公产。刘姓家族约占有25％的土地，也有族田公产。而朱姓和其他姓氏村民大多是程姓地主及族田的佃农。这种经济关 决定了保甲权力由程姓家族把持。
1950年实行土地改革，程姓大地主（乡长与保长）被镇压，程姓族田公产全部没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朱姓村民。在本村第一批入党的村民中，三个是朱姓，一个是雷姓（长工），由他们组成第一届村党支部，控制了村庄的政治经济大权，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84年。1984年朱姓老支书退了下来，由刘姓党员接任。此人是个老好人，为人四平八稳，上下不得罪，目前仍然是本村的村支书。1991年本村选举了程姓村民担任村主任。此人的家庭成份是地主（中小地主），过去一直在村中抬不起头。非集体化之后，以他承头，兄弟四家加堂兄三家合伙在外经营矿产，然后在村里开办了第一家选矿企业，程家迅速富裕起来。受其影响，不少村民加入他们的经营队伍，其社会影响力迅速攀升。这个村的干部职位主要由村里的三大姓所控制，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权和财权主要掌握程姓人员手中，朱姓干部在经济管理事务上也比较有影响。刘姓支书主要管理党务和应付上级日常工作。两个小姓干部主要承担治安管理和民主监督方面的责任。
4、万丰村
万丰村是广东深圳市宝安区的一个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农村（非农收入占本村总收入的95%以上，村村政年收入4千万元左右）。这个村是一个单姓村落，全村原住民全部是潘姓族民，只有四五家是外来户。这个家族内部共有四个房屋，分成五个自然聚落，其中四个聚落基本上本房族民，一个聚落由各房杂居而成。在人民公社时期，本村共分20个生产队，打破了原有的房族关系。1985年，本村又按自然形成的房族和聚落关系，重新整合成五个小村（村民小组），各小村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合作社，并在五个小村合作社的基础上组建了大村经济联社，1992年大村经济联社正是改组为“万丰股份发展公司”。
由于万丰村是一个单姓村落，因此不存在像珠桥村那样的家族与土地之间的配置关系。因此，也就不存在一个家族利用阶级斗争来剥夺另一个家族的财产及其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在万丰村，土地在名义上都是同一祖宗留下的族产，随着土地在各家各户的损益，形成了不平衡的土地占有关系，但本村并没有大地主，只有十来个家庭土地不足20亩的小地主，本村还有一份族田公产，由族长掌握。因此，50年代的土地改革只能是抽肥补瘦，并把族田公产按人均瓜分，这样就瓦解了族权的经济基础。但家族关系是不可能由割断的。而且村民认为，只有土地不被外村人分走，无论怎样分配，还是本族的。也就是，尽管土地分配是按阶级成分进行，但土地仍然保持在族内流转（这也是绝大多数农村土地改革的实际情况）。
家族因素对村权力结构有持续的影响。村主要干部的配置，无论在大队体制时期，还是在村委会体制时候，都必须考虑房族因素。从房族因素来看，本村从没出现由一个房族垄断权力的局面。一般情况是，如果大房族（嫡房）的人员担任支书，那么村长人选就来自三个小房族之一。当然，大房族作为潘氏嫡传，在观念形态上是占优的，反映在实际政治上，支书、村长职务虽不能同时兼任，但总要担任其中之一。大房族这种地位，表明家族文化中仍然保存着“嫡传”的观念因子。这样的权力分配有助于利益在各房族的平衡。
5、钟水村
钟水村是湖南的一个穷村，村民人年均纯2000元左右，村集体年收入不足5000元。这个村也是一个单姓村落，除了两户家庭以外，其余全部为钟姓。本村钟姓家族有二个房族构成，这两个房族已经远离了五代，即本村人所谓的“出五服”。因此两个房族之间存在通婚关系。这两个房族一大一小，人数多的大房族分成了二个自然村，小房族构成一个自然村。本村两
个房族之间比较团结，一是村内婚姻圈的存在；二是这个家族过去经常受到邻村李姓大家族的欺负，这一外来因素强化了家族的凝聚力。[13]
本村在解放以前实际无地主，家族的公共土地就是墓地和一些荒山。土改时，荒山分给农户。本村在1956年正式成立党组织（党小组），在1958年建立党支部，村支书和大队长都由大房族的人担任。因为小房族的人有抓副业的传统，因而在政治上受到排斥。改革开放的前30年，这个村子实际上延续了由大房族管事的传统权力格局，只不过改变了家族治理的外壳。1984年，上级要求村干部年轻化和知识化，于是改由现任支书主持村里的工作，改变长期由大房族主政的权力格局。现任支书1972年高中毕业，担任村支书之前，曾是公社农科站的制种员（生产杂交水稻种子），被公社安排担任村支书一直到现在。现任村支书来自于小房，并且字辈较低。他之所谓能够担任村里的“第一把手”，一是乡里的支持，二是他积累了社会关系资源。这些社会资本可以被利用来为村里谋些实际利益。例如，村里的照明用电就是他通过关系由县水电局无偿架设的。又例如，过去每年他都凭关系弄回一些平价的化肥、农膜等等分给村里人。所以，村民对年轻的村支书还是佩服的。村主任来自大房族，小学文化，是个热心肠的本分人，把各家各户的事都当作自家的事情，例如，村民建房他拿砌刀、村民杀猪他拿屠刀、村民结婚他热水酒，赢得了全族的信赖。其他村干部的家族背景与行为表现与此基本一样。
三、三元视野：家族、党支部与村委会的互动
农村党政干部的姓氏结构，只是从外在特征方面反映了村庄的家族结构对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影响。[14]深入考察，则需要引入利益这个变量，对家族、党支部与村委会的互动进行三元分析。因为生活在家族村落的每一村民，首先是家庭的一成员，然后才是家族的一分子。家庭利益是村民理性选择和社会认同的基本出发点。由家庭利益引申出去，如果家族能够维护其利益，那么农民就会认同家族；如果村组织够能维护其利益，那么农民就认同于村组织；如果地方政府在为农民家庭谋利益，那么农民当然会拥护政府，认同国家。否则，无论是家族、村组织还是政府国家，农民都不会认同和拥护。这种理性的选择从根本上制约着家族、党支部、村委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表1是笔者对家族、党支部和村委会三者互动关系提出的一个理论分析模型。
表1家族、党支部与村委会的互动关系
党支部村委会家族农民家庭利益p1,r1p2,r2p3,r3
：表中“p”代表维护或增进农民家庭利益，“r”代表没有这种功能。
从表1我们可以得到六种基本的排列组合。这种分析框架是以农民家庭利益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概况了家族、党支部和村委会三者互动而可能出现权力结构：
第一，家族、党支部和村委会都能起到维护村民家庭利益的互动模式，用符号表达就是“p1p2p3”的“3p结构”。这种结构实际上是国家与社会共强关系在村庄社会的体现，代表民间社会的家族组织与代表国家制度安排的村支两委结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能够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和不同的规则下维护和增进村民家庭的利益。万丰村就属于这种类型。
在万丰村，家族对集体经济的重建和村庄的在再组织发挥基础性的作用，首先家族的各个房族是自然股份集资团体；其次，延伸至香港的家族网络为本村的招商引资发挥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本村组织的修整祖坟、重修族谱村志、联宗祭祖、海内外宗亲联谊等等活动，无不与“把经济搞上去”有关；第三，家族规范的重建，在营造一种礼让、和谐与信任的社会氛围等方面发挥了良性作用。就村党政组织来说，如果党政组织不把维护和增进村民家庭利益作为出发点，排斥与家族的合作，那么必然失去权力的基础，用村干部的话来说就是“自己找死”。村干部们从内心深处感到对全村全族有着道义上的责任和承诺，家族子民也对村干部有着托付家族命运的信任，[15]否则他们不会把土地、资金和关系等资源交给村党政组织。从万丰村的发展经验来看，那种一味排斥和否定家族作用的观点，是十分片面的。
第二，党支部和村委会能够维护村民家庭的利益，而家族不能，即“p1p2r3”的“2p”结构。这种结构是宏观制度所极力要达到的组织建设目标。这种归纳起来就是：消除家族势力的影响；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建立农民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制度渠道；强化村党支部的核心权力地位，保证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毫无疑问，如果村党政组织贯彻的政策措施，确实能够保护农民的利益，那么这种制度安排也是一种理想的结构。然而，这样的村庄笔者还没有发现。思量起来，在家族文化深厚的中国村落社会，在目前农村城市化进程依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也许还不具备消除家族影响的社会经济条件。
第三，党支部和家族能够起到维护村民家庭利益的作用，而村委会不能，即“p1r2p3”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典型的党强村弱的类型。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控制了村庄的社会经济资源，所谓“社会资源”主要是家族关系的资源，所谓“经济资源”主要是村集体经济。党支部既代表国家控制着村庄，又体现和维护着村族的利益。党支部与家族默契配合，形成了一种合作的关系。古岭村大致属于这种类型。
在古岭村，没有一个家族能够垄断村党支部的权力，实际上是各个大家族轮流坐庄。这种权力运作方式所隐含的密码就是，相对弱势的家族利用党支部的权力来牵制李姓大家族的权力，使权力处于制衡关系。村里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一位李姓组干部说：“我们李家湾的人当不了支书，不是没能力，而是上面怕出现闹家族派性。”
第四，村委会和家族能够起到这种作用而党支部不能，即“r1p2p3”的结构。在这样的村庄，党支部不能从家族关系中提取社会资源，非集体化以后又失去了经济资源，因此党支部出于软弱无力的状况。而村委会则能提取社会经济资源，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维护和增进全体村民家庭的利益。同时家族组织也能利用现存的制度渠道（如村民代表会议等），占在家族的立场为村民说话，维护村民家庭的利益。因此，村委会与家族具有一种合作关系。如珠桥村、古溪村就属于这样的村庄。
以珠桥村为例，程姓村民当选为村主任之后，面对的不再是一家一族的利益，而是各家各族的利益。因此他必须维护和照顾各家族的利益，才能平衡各种社会关系。而且，此人在担任村主任之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地主子女成份）而地位低微，这对其履行村主任的职权是不利的。而要改变这个地位，他就必须为全村人谋实惠。因此，村主任上任以后，利用自己的才能、经验和关关系（特别是关系），充分发挥村委会的作用，重振了村集体经济，增进了各家族村民的利益。第五，党支部和村委会都不能起到维护村民家庭利益的作用，而家族组织具有某种程度的作用。这种功能结构即是“r1r2p3”结构。在这样的农村，党政组织或者瘫痪、名存实亡，或者都向家族组织交出了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家族以维护村民家庭利益而自居，而村民自然转向家族社会关系寻求帮助。这样的农村易导致政府与村庄的组织断层，使村庄走向无政府状况。而在无政府状况下，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制度监控，家族势力也有可能滥用权力，欺负弱小家族，导致家族械斗。这样的案例在那些“落后村”中不难找到。第六，党支部、村委会以及家族组织都不能发挥这种作用，即“r1r2r3”的“3r结构”。“3r村”一般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况，无论是村庄正式组织，还是家族组织，都不能为村民家庭提供制度化的利益保护。由于地方政府及其代理人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导致农民对政府的冷漠。在这样的农村，无论是党纪国法还是家规族法，都荡涤无存。在社会约束双重丧失的情况下，一些村霸地痞的乘虚把持村庄，导致农村社会秩序的混乱。例如，广东电白市某村就是这种“3r村”的典型。[16]
四、结论
随着农民家庭私营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中国乡村的民间社会也开始萌动起来了。这种发育中的乡村“民间社会”特别是家族社会，具有村落性、民间性和家庭本位性三个基本特征。
民间社会的出现，意味着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并能够采取维护和增进自身利益的行动。然而，
在村庄社区性不断加强的条件下，村级组织包括党支部和村委会，都不可能摆脱家族文化的影响。而家族社会的良性发育也深受村级党政组织的制约。在案例分析中，我们看到家族结构或房族结构对村庄的权力配置具有一定的均衡作用，党政关系也深受家族利益关系的影响。家族要想发挥良性的作用，就必须超越家族或家族的狭隘利益界限，确立各家族、各房祧、各族众权利平等的现代观念，并同村支两委建立和保持良性互动关系，才有机会超越和否定自我并过渡到公民社会。从利益认同来看，村支两委与家族的互动关系具有不同的类型或者结构。这种结构既同家族功能发挥的善恶有直接的关系，也同村支两委的实际关系有密切的关联。在党支部威信高，村委会权力也到位的“党强村强”的村庄，家族一般能够与村支两委结成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增强社区合作精神。在“党强村弱”的村庄，党支部在控制村委会的同时，也控制了家族的社会资本；同时，家族也可以通过党支部的权威来发挥作用。相比而言，“村强党弱”的村庄，恰恰是党支部不能从家族关系中提取社会资源，而村委会占有了这种社会资本，扮演了增进村民家庭利益的政治角色。至于党弱村弱的村庄，既有可能出现纯粹的家族统治，也有可能出现三者共弱的全面溃败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家族组织缺乏自我约束的规矩，那么最遭殃的就是弱姓村民了。
作者简介：
郭正林博士，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教授。
电子信箱：lpsgzl@https://www.doczj.com/doc/195050814.html,
通讯地址：广州：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邮政编码：510275。
-------------------------------------------------------------------------------- *本文是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第一批研究项目“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研究”（项目批准号：01ja810010）的阶段性成果。在撰写过程中，先后得到了余振教授、李连江博士的指导，得到了吴重庆、肖唐镖、景跃进、王晓毅等学者的建设性批评，笔者在此表示谢忱。
[1]钱杭：<家族重建的意义&，见刘青峰、关小春编：《90年代中国农村状况：机会与困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第193-204页。
[2]参见陈光金：《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第437-441页。肖冬连：《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171-172页。
[3]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第91页；钱杭：＜当代中国农村家族联宗的性质、过程及其变化趋势＞，见庄英章主编：《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8，第143-190页。
[4]黄世楚：<宗族现代化初探&，《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105-107页。
[5]参见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3-14页。
[6]周大鸣：＜潮州凤凰村社会文化的变迁＞，见庄英章主编：《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第191-120页。
[7]何清莲对中国农村宗法组织复兴进行了研究，她也发现，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宗法关系还以隐蔽的形式长期发挥作用，很多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同姓宗族所有制，基层权力组织也宗族化。所谓大队党支部会议、生产队干部会议实际上就是家族会议。何清莲：<当代中国农村宗法组织的复兴&，见刘青峰、关小春编《90年代中国农村状况：机会与困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第207页。
[9]参见钱杭：＜家族重建的意义＞。
[10]笔者在钟水村搞调查时（1995年），就有邻县的同姓族人20余人前来联络，准备修谱。
[11]肖唐镖在调查研究了40个村的宗族与村民选举关系后，发现选举虽然有利于强宗大姓，但并不必然会导致对优秀人才的排斥，导致强宗大姓对村政的垄断，对弱小宗区权利的侵害。肖唐镖：<村委会选举中的宗族因素——对40个村委会选举观察研究的综合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举办“第二届中国大陆村级组织建设学术讨论会”，2001年3月16-17日。
[12]即现任的村秘书，娘家离本村40多里，嫁入本村前担任过原村的副支书，1984-86年担任古岭村支书，因多生了一个男孩被上级撤职，后任村秘书兼组织宣传委员。此人处事比较公正，有魄力。在本村，“找袁秘书”成为找村委会的代名词，可见她是村支两委的核心人物。
[13]在1950年以前，李姓家族是本县有钱有势的豪族大家，由于他们长期把持了县政权，由此本县的许多细族小民受其欺负和盘剥，钟水村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在钟水村的一些老屋梁上还可见到被邻村李屋冲人火烧的痕迹。而且，在钟水村的山头上，还可见到李姓家族的不少祖坟，据村中老人说，这些墓地都是被李姓家族霸占的土地。[14]关于“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分析，可参见笔者：“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载《开放时代》2001（7）。
[15]折小叶：
《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83－88页。
[16]参见陈志锋：<正北丰村调查&，广州:《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11月20日，第1版。
作者：郭正林 [提要]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复苏的家族，借助村民直选的制度渠道成了影响农村权力结构的社会因素。通过案例分析与比较，本文揭示了家族结构（房族结构）对村庄的权力配置的均衡作用，揭示了农村资源的重新配置、村民选举的实际结果对党支部、村委会与家族关系格局的深刻影响。具体地，在党支部威信高、村委会权力也到位的村庄（“党强村强”），家族一般能够与村支两委结成良性互动关系；在“党强村弱”的村庄，党支部在控制村委会的同时也控制了家族社会资本；“村强党弱”的村庄，恰恰是党支部不能从家族关系中提取社会资源，而村委会获得了这种社会资本，从而能够扮演村民利益看护人的角色；至于“党弱村弱”的村庄，既有可能出现家族暴政，也有可能出现三者共弱的局面。 对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研究，不能忽略的一个社会因素就是家族。传统乡土中国的家族，是包含了家族经济、家族权威、宗法制度及道德教化等要素在内的民间社会形态。当中国跨入现代门槛之后，家族就像一条旧式的“辫子”而遭受奚落。然而，在20世纪末中国农村非集体化改革过程中，这条发黄了的“发辫”又晃荡起来，家族观念仿佛招魂式地盘旋乡野。 对家族问题研究，笔者的焦点就是家族对农村权力结构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试图从民间社会（civicsociety）的视野，通过案例比较分析，分析当代中国农村家族、党支部和村委会三者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宗族对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影响。 一、家族：晃荡的“辫子” 1、家族是条什么样的“辫子”？ 当我们蹲在乡下观察农民的社会生活，家族这条旧式的“辫子”就会晃荡在眼前。中国80年代初兴起的农村改革，使农民家庭成了自主经营的社会经济单位；90年代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又进一步地确立了农民相对独立的市场竞争地位。这就为包括家族在内的乡土民间社会复苏注入了活力。破碎了的家族组织在重新拼接，发黄了的家族记忆在重新建构，古旧的家族仪式在重演。无论如何，家族这条拖入现代社会的“发辩”被重新梳洗和编织，这多多少少体现了乡土民间社会的特征。而当下的乡土民间社会具有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社区自闭。乡土民间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都不能跨越村落的界限。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自然流动。这种社会政策强化了农民与村落社区的依存关系，使得农村社会一切组织的发展都限制在村落这一狭小的空间，促成了“社区自闭”的格局。 第二，民间边缘。农村传统民间组织包括家族、会社、协作单位等，如不被纳入国家的控制，就被边缘化。伴随民间社会边缘化的，就是国家自上而下地在农村另建一套组织体系如50年代的农会、合作社、人民公社；60年代以来生产大队、生产队等，80年代的村委会、党支部等。这些纳入了国家控制范围的村级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反映了乡村社会“被国家化”的发展过程。因此，农村正式组织的“国家化”与村落民间的边缘化是相拌而随的。 第三，家庭本位。乡村民间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本位意识抑制了农民的个人权利观念。而以“包产到户”为起点的农村经济改革，使农民家庭成为一个生产经营和消费单元，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家庭本位意识。因此，农村民间社会的细胞是家庭这个私域，乡村民间社会无不浸透了家族文化。中国农村家庭本位的特性，使得民间社会在中国乡村的发展路径，既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发展途径。然而，蓬勃发展市场经济正在稀释农民的家庭本位意识。 中国农村的家庭本位观念，既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这就是小农经济必须以家庭及扩大的家庭——家族来组织农业生活、抗御自然灾害、保护家庭的安全；也有深厚的村落家族及家
读《中国农村权力结构》有感 郭正林的《中国农村权力结构》，是对我国村政制度研究的继续和深化。作者就制度变迁，研究一项制度是如何导致农民政治参与方式、参与程度以及政治观念的改变的，又是如何导致农村治理体制及方式的变化的。从权力资源和权力合法性等方面认识村民选举产生的连锁反应。我国是农业国家，要从乡村社会汲取权力资源，就必然将国家权力的触角深入乡村，乡村社会也必须依仗国家权力来维持基本社会秩序。于是，村庄成了国家权力与民间权威的交汇场所，赋予了村庄治理组织的双重功能：既帮国家做事，也要维护村民共同利益。因此，执行这种治理职能的村政人物，既是国家的代理人，也要扮演村庄利益代言人的角色。 在本书中的第四章“村民选举后的党支部”，作者通过故事生动描绘了村民选举后的党支部所面临的困惑和纷争。他们都困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为什么要共存？如何维护和增强权力影响力？其实，他们困惑纷争的实质是村内部中利益集团对公共利益分配的争执。 在全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以后，特别是1998年普遍实行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以后，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成为村民自治中难以处理的最主要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党支部包办村务，代替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村民委员会拒绝党支部的领导，独揽村中一切重大事项的决定权；村党支部
和村民委员会相会推诿、不求作为等等。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科学文化的进步,以及社会的稳定。“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日益自由的农民是否应该行使对党支部权力的认可权，而在于如何建立行使这种认可权的制度机制”。 解决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关系不协调的对策： 1、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必须明确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行为，村委会必须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落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落实上级工作部署。 2、制度创新，实行“两票制”。“两票制”，两推一选，即分别由党员和村民民主推荐党支部委员候选人，经上级党组织考察后进行党内选举。山西河曲县首创的这种制度，后来也被山东、福建、江西、河北等地开始学习和推广，可以说，这是得到了普遍认同的制度。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制度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提升到新的高度，完善了我国民主选举制度，提高直接选举层次，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3、健全法律制度，界定两委的职责。对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作出界定，特别是对村党支部要讨论决定的重点问题是指哪些问题、村民委员会要办理的本村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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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中央力量的参与，各地区间会发展得更加不平衡。但目前我国需要纠正的主要问题似乎是中央权力过于强大，中央资源过多。这种改革的结果出人意料。因此，当前真正要解决的是中央占有资源过多的问题。中国改革的目标虽然是强大的统一大国，但不一定是庞大的中央政府。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关系中国政治体制的大问题，如何规定两者的关系，须根据我国时代的变化制定出正确的法律框架来进行约束，同时又要考虑到历史的传统因素来进行切实可行的变革。任何盲目的照搬和模仿都可能带来不必要的紊乱，因此，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首先要对我国的历史形成进行深入的认识。只有对这一国家和民族特性有了全面的了解，才能有效地指导今天的
变革。 一、为什么中国统一，欧洲分裂？中国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大根源是什么？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文化传统悠久而深厚，任何一个这样的国家在现代进行制度上的变革，都要面对着强大的习惯和传统。特别是要清醒地认识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同。譬如同样是面积和版图差不多的中国和欧洲，为什么欧洲在历史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国，而中国却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国家的统一如何影响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大根源是什么？只有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才会对东西方国家的异同有所了解，才会对中国今天中央地方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
谈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权力”概念解析(一)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规则资源权力 论文摘要]在吉登斯的思想发展的历程中，早期他对结构化理论的探索为其后来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特别是他对“权力”概念的阐发直接成了现代性理论中“监控”的来源，只有掌握了这些理论，才能对其现代性有更深地理解。所以对吉登斯“权力”概念进行深度的解读就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中，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对现代性及其后果的阐述在现代性的研究中引人注目，其观点被众多的研究者引用和宣扬。而从吉登斯的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他在早期对结构化理论的探索为他进行现代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特别是结构化理论中的“权力”概念，直接就是现代性理论中“监控”的来源。因此，只有把握了他对“权力”的独特阐释，才能对作为制度性维度的“监控”理论有更深地理解。 一、结构化理论与资源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理论中的“结构”概念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使用的结构概念完全不同，在吉登斯看来，结构指的是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rules)和“资源”(resources)。他指出：“可以用某种更一般的技术性方式使用结构这个概念。把它理解成规则与资源，反复体现在社会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中，成为结构化理论的基础。”依照吉登斯的看来，规则是行动者行为互动过程中所必然涉及到的方法性程序，不能脱离行动者来谈论规则；在行动过程中。规则一方面与行动的意义交织在一起，即构成行动者行为互动过程中意义交流的基础，同时，规则又对行动者的行动构成制约。在吉登斯心目中。结构并非只指涉规则，也包括资源，行动必然涉及行动者的资源。吉登斯将资源分为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两大类；这两种资源的组合形成特定的社会系统，从而约束行动者的行动所能影响的范围。在吉登斯看来。“权威性资源指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在社会变迁发展过程中，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同样重要的作用。“配置性资源指对物质工具的支配，这包括物质产品以及在其生产过程中可予以利用的自然力”。也就是说。吉登斯所说的配置性资源主要表现为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控制、征服能力。在吉登斯看来。配置性资源对于人类行动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有各种物质资源，人类才可以改造自然和社会。在结构化理论中。资源的重要性主要通过权力表现出来。吉登斯认为权力是行动者所具有的“转换能力”，这种能力的大小以行动者所能动员的资源为前提。资源赋予行动者行动能力的同时。对行动同时构成制约。即资源不仅是行动者权力互动的基础，而且对行动者产生结构性制约或支配。 规则与资源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呢?按照吉登斯的思路和看法。规则属于行动者的知识与理解部分。它们是行动的内在因素；资源则属于行动的外在条件。这两个内在与外在因素加起来。便构成了行动的结构因素。规则与资源是互相交织、互相依持和不可互相独立存在的。一方面。行动者所把持与没能把持的资源都会不断影响他如何塑造、测试和再确认规则。另一方面，资源并非纯然独立存在于行动者以外的东西，它们存在于社会环境里。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情境里赋予它们各式各样的意义，这正涉及到建构规则的工作。 二、资源与权力概念 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资源与权力有着重要联系，要充分理解吉登斯的权力观念必须对权力与资源，权力集装器以及可以创造出权威性资源的相关要素等做出阐述。 在结构化理论中。资源的重要性主要通过权力表现出来。吉登斯认为在高度抽象的意义上，“权力”指“改造能力”，是行动者所具有的“转换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对一系列既定的事件进行干预以至于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它们。资源是能动者为完成其所做的一切事务而在其活动过程中予以运用的所有要素，它们内嵌于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之中。按照吉登斯的观点。资源主要被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两大类。配置性资源指对物质工具的支配。而权威
中国政治权力的组织与架构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政治局 书记处 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 党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各部（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注：→表示实际上指挥权的一般方向 理论上越大的会权力越大，但政治实践中恰好相反，最小的委员会是重要的。 按照重要性由小而大排列：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与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每五年召开一次。 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党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执行其决议。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大概为三四天。每一次主要讨论一个议题。 2、党的核心决策机关：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 按照《党章》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选举产生。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是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1）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如果委员都在北京，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一般一周举行一次。 （2）书记处： 第一，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所有会议的准备工作都有书记处来安排。 第二，书记处是连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桥梁机构。 第三，书记处本质上是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二、党对人大、国务院的领导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 全国人大书记处国务院 注：→表示实际上指挥权的一般方向 无论是最高权力机关人大还是最高政府机关都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都必须向党负责。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国务院既要对党负责，又要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民代表大会既要向党负责，又要选民负责。 三、党对政府的领导
总理与副总理 国务院常务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 各委员会 各部 注：→表示实际上指挥权的一般方向 （一）党管干部制度 上级党委 干部同级党委和政府 注：→表示实际上指挥权的一般方向 （二）党对政府的归口管理 中共中央在建立分级管理干部的同时，作为配套措施，建立了对政府部门的归口管理。 上级党委 政府同级党委 注：→表示实际上指挥权的一般方向
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论 摘要:根据作者第一手调查资料,紧密结合广东农村撤区设村、统一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改革实践,从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着重分析了村民选举后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化。认为,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导入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力,促使农村权力关系从一元权力结构向二元权力结构的转型。在现行的宏观政治框架内,建立在权力资源配置多元化和权力来源渠道二元化基础之上的农村党政关系,通过“两票制”和“二选联动机制”把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同时引入村委会与党支部建设,有助于“完善党的领导-发展村民自治”双赢目标的实现。 中国自1988年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内容的基层直接民主取得了实质进步。然而,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对基层党组织的权力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村民自治的新形势下,党支部与村委会(以下简称“村支两委”)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笔者分析的焦点问题。本文从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利用第一手调查资料和前期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 一、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 在当代中国村级组织中,村支两委是最重要的正式组织。这种“正式组织”的基本特征,就是经由政府认可并纳入了国家治理体
系。农村的其他组织,实际上都是可以看成是村支两委的“配套机构”。 建国50年来,中国农村组织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形态。土改时期的农会,合作化运动中的乡(村)政府,合作化后期的高级社,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撤社建乡后的村委会等等,都是国家在农村建立的正式组织。无论它们以何种形态出现,其共同特征是:(1)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建立,(2)被纳入国家权力控制范围。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立废变革,反映了农村不断被纳入国家权力范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所谓农村国家化的过程。农村国家化与农民政治化的结果,就是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铺就一条自上而下的行政轨道,国家的计划、任务、政策等由此可以贯彻农村,直达农户。农民也可以借此向上诉求利益。 当我们聚焦于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力结构时,不难得到这样一个总体性判断: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党政二元权力结构。①在笔者看来,权力是以资源占有为基础、以合法的强制为凭借、以一定的制度为规范的社会支配能力。权力结构就是权力的资源分配模式、来源渠道、运行规范、支配力的强弱割据等结构要素的有机组合。②根据这个理论视野来透视,中国农村权力关系变化的基本特征,就是自下而上的村民选举制度打破了过去单一的权力来源模式———自上而下的授权。因此,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政治变迁,即从以单向授权为基础的一元权力结构向双向授权为基础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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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选举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作者：郑应平， 邵会廷， 潘登， ZHENG Ying-ping， SHAO Hui-ting， PAN Deng 作者单位：郑应平,潘登,ZHENG Ying-ping,PAN Deng(同济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系,上海,201804)， 邵会廷,SHAO Hui-ting(安徽省怀远县陈集乡人民政府,安徽,怀远,233443) 刊名： 经济研究导刊 英文刊名：ECONOMIC RESEARCH GUIDE 年，卷(期)：2010(31) 被引用次数：1次 参考文献(44条) 1.O'Brien,Kevin J Implemen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s Villages 1994(32) 2.O' Brien;Kevin;Li Lianjiang The Politics of Lodging Complaints in Rural China 1995(143) 3.O' Brien;Kevin;Li Lianjiang Accommodating "Democracy" in a One-Party-State:Introduc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2000(162) 4.Susan https://www.doczj.com/doc/195050814.html,wrence Village representative assemblies:Democracy,Chinese style 1994(32) 5.Allen C.Choate Local Governance in China:An Assessment of Villagers' Committees,Working Paper No.1 1997 6.Jean C.Oi Economic Development,Stability and Democratic Village Self-Government 1996 7.Jean C.Oi;Scott Rozelle Election and Power:The Locus of Decision-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s." 2000(162) 8.Amy B.Epstein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Experimenting with Democracy 1996 9.Shi Tianjian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Institutional Tactics for Democracy 1999(03) 10.Shi Tianj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Village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外文期刊] 1999(22) 11.Michael Schoenhals Political Movement,Change and Stability: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1999(159) 12.Li,Lianjiang The two-ballot system in Shanxi province:Subjecting village party secretaries to a popular vote 1999(42) 13.Li Lianjiang Election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2002(01) 14.Li Lianjiang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外文期刊] 2003(04) 15.Li Lianjiang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外文期刊] 2004(02) 16.Li Lianjiang;O' Brien;Kevin J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96(01) 17.Li,Lianjiang;O' Brien,Kevin J The struggle over village elections 1999 18.李连江村委会选举观察 2001 19.Kent Jenning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1997(02) 20.Robert A.Pastor;Tan,Qingshan The meaning of China' s village elections 2000(162) 21.何清涟农村基层社会地方恶势力的兴起--与王旭商榷 1997(03) 22.戴玉琴村民自治的政治文化基础 2007 23.张厚安;徐勇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 1995 24.赵树凯基层民主与法治建设[期刊论文]-中国发展观察 2007(07) 25.赵树凯发展基层民主的基本策略[期刊论文]-中国发展观察 2007(06)
内容摘要：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的国家，农村的治乱兴衰历来是国家治乱兴衰之本。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现实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对农村政治发展和文化整合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加快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调整农村社区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化解农村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同理念之间的磨擦和冲突，整合农村社区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在思想上、政策上、体制上、目标上形成较为一致的政治认同，不仅是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是新形势下巩固工农联盟和国家政权的重要任务。本文从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入手进行研究，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 一、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引发的矛盾和冲突 农村经济改革、社会变迁与政治发展稳步深入的一个重要前提和保障，是中国农村在高速现代化的进程中保持总体上的社会政治稳定。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以土地使用制度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发了农村政治、文化及其整个社会结构一系列的深刻变革。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现代的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型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出现的一系列制度变迁与创新，农村政治稳定的性质、形态及其支撑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
了由传统的影响和阻碍政治发展的迟滞型政治稳定向动态的发展型政治稳定的转变。 在总体上，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农村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一些发达的农村社区，居住条件集镇化、生活方式市民化，农村经济产业化的发展趋势，已经向我们展示出未来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美好图景。但与此同时，农村社会结构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也大量显示出来。 （一）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阶段性变化。 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标志性变化，表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农产品供求关系和供求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全面短缺走向结构性和地区性相对过剩。 2、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比重上升，全国工业化加快了进程，二元经济结构开始被打破；与此同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业总量下降到50%以下。 3、农业增长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的特点是劳动力和土地贡献作用不断减弱，资本和技术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显著上升。 4、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即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农村分配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5、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联度日益加强。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结构性权力分析欧债危机： 生产一直是几乎所有政治经济的基础,一切有组织的社会都建立在生产结构的基础上,建立在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上。可见，一个国家的经济因素中最为至关紧要的是要有生产性。欧洲债务危机固然有其历史和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但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失去了生产性。随着全球制造业中心逐渐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欧元区的制造业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渐失去了竞争力,他们生产的非高科技产品处于价格劣势,因此市场份额逐渐减少,产品生产空间不断被挤压。由于科学技术水平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本质上的提升,科技水平较低的欧元区国家就无法通过制造业来获取利润,只能寄希望于其他非生产性的行业来发展本国经济。现今危机比较严重的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都是欧元区制造业科技水平较低的国家,且经济发展极为依赖外部环境。分别来看,希腊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主要支柱产业,爱尔兰和西班牙以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为主要支柱产业,葡萄牙以服务业为主要支柱产业,意大利以出口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为主要支柱产业。这里除了意大利外,其他国家的经济基本不具备生产性。意大利虽然具备一定生产性,但其出口加工制造业极为依赖国际市场,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不景气,且意大利制造的产品本身科技含量低,可替代性强,因此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长此以往,其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房地产业和旅游业,逐步失去了生产性。 综上,这些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因为制造业水平低下,不具备国际竞争力,长期以来只能依靠诸如房地产业、服务业等拉动经济发展。在加入欧元区后,由于更容易获得廉价贷款,这些国家进一步依靠大量投资和信贷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曰积月累,财政赤字不断累加。再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出口,这些欧元区国家又无法采用灵活的货币政策,单独调整欧元的汇率,出口形势只会进一步恶化。如此,赤字增加与出口下滑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使这些国家的主权信用风险在本次债务危机中完全显露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这场影响甚广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崛起中的中国同样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首先,就知识结构而言,选取或创建中国自己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理论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理论,要批判地吸收,并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国内来说,在中国市场经济欣欣向荣且日益完善的大背景下,如何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理论来指导日常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成为今后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就国际上来说,在中国迅速崛起并越来越多的参与国际机制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对外政治经济活动,应该成为今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其次,就生产结构而言,大国要继续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强化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坚决遏制房地产业和信贷业的畸形发展。对于垄断性国有企业,要加快管理体制改革,在垄断
从结构性权力视角看美国霸权衰落与多哈回合困境* 屠新泉苏骁姚远 ［内容提要］多哈回合自2001年发起以来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这种僵局的产生与多边贸易体制下权力格局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而这种变化的主要表现就是美国霸权的衰落。本文从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视角出发，详细分析了多哈回合前后美国的结构性权力发生的变化，以及它对多哈回合产生的影响，进而指出美国霸权衰落后多边贸易体系权力安排的失衡是造成多哈回合困境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多哈回合美国霸权结构性权力多边贸易体制 ［作者介绍］屠新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世界经济；苏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研究生，主要研究世界经济；姚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研究生，主要研究世界经济。 2015年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20周年。在这20年中，世界经济和贸易快速发展，WTO被认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体制性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贸易体制依然保持总体开放，而不是重蹈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覆辙，充分展现了WTO作为世界贸易稳定器的作用。然而，在保持贸易自由化成果方面成就显著的WTO，在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却进展甚微。除了在建立之初达成了金融、电信、信息技术产品等部门协议之外，WTO于2001年发起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至今依然深陷僵局。特别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更先后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等巨型区域贸易安排，大有取代WTO成为新一代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者之势。 战后数十年一直顺利推进的多边贸易谈判为何在21世纪遭遇瓶颈？多哈回合停滞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对此，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将落脚点放在WTO体制以及多哈回合议题设置等问题上。如蔡宏波、蒙英华认为各成员国的主要分歧是农业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补贴与农产品市场开放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①阿迪特亚·马图（Aaditya Mattoo）和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认为中国的廉价出口产品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产生了强烈冲击，许多国家不愿意再继续降低非农产品准入门槛。②伍穗龙则认为WTO协商一致原则从本质上看是消极的，它有利于强势国家且缺乏透明度。③本文认为，多哈回合受阻是政治、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诸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共同导致了WTO谈判功能的弱化。然而，作为一种国际机制，自1948年关贸总协定（GATT）建立以来，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的是这种机制的成员构成以及所处的世界政治经 *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AGJ012）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CXTD4－08）支持。 ①蔡宏波、蒙英华：“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穷途末路还是柳暗花明———基于目标、模式和进程的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10年，第12期，第13页。 ②Aaditya Mattoo＆Arvind Subramania，“China and World Trading System”，The World Economy，Vol．35，Iss．12，December2012，p．1738． ③伍穗龙：“世界贸易组织协商一致决策机制的问题与改革”，《求索》，2012年，第6期，第246页。 《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8期
《政治生活》知识结构 第一单元公民的政治生活 一、关于公民 1）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2）公民依法享有……权利,履行……的义务. 3）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坚持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国家利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4）公民要依法有序的政治参与, 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5）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政治责任感,积极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二、关于政府: 1）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决定了政府的性质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者人民利益的捍卫者. 2）政府的职能是….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3）.宗旨是…..原则是……. 4）政府要依法行政, 审慎用权，坚持科学、民主决策 5）自觉接受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切实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6）,树立政府权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三、中国共产党 1、为什么？ 1）国家性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2）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地位、指导思想（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执政理念。 3）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需要。 4）坚持这样做的意义，结合材料。（p63-64，三个只有才…） 2、怎么做？ 1）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始终保持性质，坚持宗旨） 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提高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4）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5）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6）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单元 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新农村建设权力结构、赋权与组织化 " 新农村的“二十字”描述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我们勾画了未来新农村的蓝图，对非经济领域的乡村治理、社会及环境发展用了三句话，使得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的构想是务实的。新农村建设事实上是要解决乡村的有价值的生活问题，也必然是在外来者协助下村民广泛、积极参与解决乡村社会全面发展的问题。中央号召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各种类型的支农活动。不管是政府推行还是民间行动推进的新农村建设，都必然面对与乡村的关系、如何推进农民主体性、村庄组织化等方面的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在以往政府和民间作过大量的乡村发展工作，这些工作中出来了一些非常宝贵的好的经验，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反思与回应的问题。 一，外来者与乡村的权力结构问题 外来者参与到农村社区综合发展或者是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势必因为国家权力、挟带资源或者是以专家、志愿者的身份对乡村发展产生重要的“引导”作用，也势必因为这些原因而与乡村形成不均衡的权力结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外来者对乡村是有各种权力的，而这些权力的运作与使用，对乡村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
什么是权力？韦伯把“权力”定义为：“一个行动者能够任凭反抗而贯彻其个人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论这一可能性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简单地说，权力使一个人得以控制他人，是一种支配力。韦伯还将之分为合法支配和非合法支配两种类型。笔者基于对乡村社会的调查，在合法性支配的条件下，对乡村权力结构中权力的理解为：权力可以是一个人/团体可以对他人/另外的团体作什么或者是不作什么的能力，也可以是对公共事务与公共资源的支配与控制力。反应于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活动中，乡村权力结构则表现于各种利益群体在乡村发展过程中支配与服从，控制与反抗，裹胁与迎合，分化与合作等的可能关系（笔者将另文专谈），是乡村内部搏弈的基础，同时也是制度的、传统的产物，并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 以笔者的调查来看，外来者从事乡村工作，与乡村形成了一定形式的权力结构：作为政府主导型的乡村发展，因为国家暴力的原因，其权力结构的可能关系往往是控制与反抗，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处理不好，对于新农村建设的农民主体性会有很大的影响，有时反而会加剧乡村的原子化；而一些从事乡村发展的民间组织及志愿者与乡村形成的权力关系，因为资源与智识的原因，则多可能表现为裹胁与迎合、分化与合作的关系，虽然多数民间行动都将人的权利平等作为行动的基本价值观，但价值观第一的行动在现实的活动中，因为其活动与裹胁的不可持续性，有时也容易造成村庄的分化，从而造成新的乡村社会问题。外来者与乡村的权力结构关系，对乡村发展和农民主体性的确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并没有一条真正合适有效的道路。笔者看来，可能的好的途径在于相关资源处分与分配权力的重新确定，以使权力结构中的各种可能关系渐趋
论政治权力结构 政治学研究 !刘津洁 杨 龙 内容提要：政治权力是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一种支配能力。本文认为对权力结构的研究应从现实的权力现象运动入手，研究政治权力的运行，运行中各种权力间以及主体与客体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 关键词：政治权力结构 特 点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政治权力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是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一种支配能力，其发生作用时体现为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特定的时刻或场合一旦形成，这种权力关系就变成了一种权力结构。对权力结构的研究应从现实的权力现象运动入手，研究政治权力的运行、运行中各种权力间以及主体与客体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运行的规律。近年来我国政治学界对权力现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对于权力的结构还没有深入的研究。有关政治如何以权力的方式作用于经济、不同的政治权力结构以及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的变动对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等，政治学界基本上还没有涉及到。 一、政治权力结构的涵义 政治权力结构是指特定社会中各种政治权力之间以及各个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总体构成。在政治权力结构中，权力主体间关 作者：刘津洁，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杨龙，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邮编：%""")’收稿日期：!""’年’!月.日
系设定了政治行为藉以活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政治行为相互作用的政治关系体现了该政治权力结构的内容。在一定的政治关系中，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的即是权力主体。一般来说，国家是最经常意义上的权力主体，除此之外，阶级、集团、组织、机构等都可以成为权力主体，甚至一个政治个体在他作为阶级、集团、组织、机构的代表时，也可以成为政治权力主体。具体而言，立法、行政、司法等机构，军队、政党、团体等组织，都可以是权力的主体，这些机构和组织的不同搭配就形成了不同的权力结构。一种政治权力结构在纵横两个方向展开。纵向表现为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科层制，及其他非正式的政治垂直关系；横向表现为各种权力主体之间以及权力主体与其他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政治权力结构在垂直方向上的基本关系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比如：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基层，纵向权力等级体系构成一个政治体系；政治权力结构在水平方向上体现为按不同级别和层次、同一个级别层次上的各种权力机构或权力组织、或者在同一权力机关中各权力分支或权力要素的组合及政治行为的相互作用。 一般而言，政治权力结构是有中心的。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是一个权力中心，它处于垂直权力结构的顶部，水平权力结构的中心。权力结构中其它成份按纵向隶属关系和横向分布关系围绕着权力中心展开。权力中心不但在政治权力结构等级排列中处于最高地位，而且在整个政治权力结构中处于支配地位。权力中心统治全社会是通过政治权力结构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权力结构对全社会有支配性作用。进而，作为政治权力结构的中心，通过支配整个政治权力结构，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 从静态上讲，政治权力结构反映的是特定社会中的政治关系：即各种权力主体在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从动态上讲，政治权力结构是一种决策机制，政治权力结构反映的是强制和服从所构成的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政治行为相互作用的特定运行方式。在这种决策机制中，反映了政治权力结构内部的权力配置关系和政治行为运行的特点。由于各类权力主体对政策影响不全都以正式的、制度化的方式进行，它们往往以某种非制度化的方式，如惯例等等影响政策或介入政治权力结构。因此，政治权力结构并不仅限于正式的组织形式。 政治权力结构又是一种利益体现与分配机制。掌握着权力，就意味着权力主体能够调动和配置社会的物质资源和非物质性资源，就必然有利益相伴而生。政治权力主体通过政治权力所要实现的目的，主要是为获取利益，它构成政治权力运行的内在动力。社会中的各个利益群体、各个阶层通过其在政治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得到相应的利益份额或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不同权力结构体现的是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政治权力结构改变会导致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最终将会导致一种利益关系模式发展到另一种利益关系模式，达到新的利益的平衡。因此，政治权力结构变动的动因是一种利益驱动，变动的结果是利益的某种平衡。权力结构的核心是一种利益结构，即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均衡。 政治权力结构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多种类型。按照权力在政治权力结构内中央和地方间的配置，可以将权力结构分为最极端的两种类型，即集权型和分权型。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又有许多过渡类型，他们便是集权与分权混合的各种形式。按照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整体间的关系来划分，又可以分成全面覆盖型和有限规模型等。 二、政治权力结构的特点 政治权力结构既具有结构的一般特点，又具有政治权力结构独有的特点，大体上包括网络性、方向性、边缘变动性和内部动态性等几种。 （一）政治权力结构的网络性 政治权力结构中纵向不同级别的权力主体之间的垂直关系和横向上不同类别的权力主体之间的平行关系，构成了政治权力结构纵横交错的网络构造。这种网络性结构呈现出从一点向外向下的发散性状。也就是从权力中心出发，按纵横两个方向展开。在纵向上呈现出显明的层次性，体现出政治权力结构纵向等级制基础上科层制及政治垂直关系的特点。一个具体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在纵向上至少分为三个层次：处在最底层的是基层政治权力，它们是政治权力结构的末稍，把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触及社会中的各个角落。其次是中间层次的公共权力，它是地方性的或部门性的。处于最高层的是公共政治权力，也就是国家政治权力，又称国家政权。国家政权掌握在社会的统治集团或领导集团手中，是对整个社会加以集中的统治、管理和协调的最高层的、最强大的公共权力。
浅论中国国家权力结构体系的制约关系 2013-09-02 15:17:03 《社会科学研究》石本惠 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虽然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法律上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权力还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为人民群众直接行使，而只能通过人民群众选举出来的代表行使，这就导致了权力所有者与权力使用者的分离，因而在我国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权力制约问题在理论上的研究和在实践上的应用都显得非常重要。笔者针对我国国家权力结构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谈点粗浅的看法，以抛砖引玉。 一、“议行合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是一个系统，处于这个系统最顶端的是国家。国家是特殊的权力机关，是权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权力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最重要的上层建筑，它是统治阶级借助于国家机关对内实行阶级统治、巩固政权、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对外防止侵略、维护国家独立的工具。为了保证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世界各国都制定了与之配套的国家权力结构及运作系统。纵观我国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它的核心是“议行合一”。所谓议行合一，就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机关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统一于和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制度。我国目前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议行合一”制度的具体运用。它明显区别于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分割体制的三权分立。 “议行合一”制度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和实践上长期探索的结果。劳动人民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到底用什么政权形式来代替被打碎了的旧的国家机器？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是照搬三权分立体制还是应建立新型的人民政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了认真的探索。1871年巴黎公社诞生以后，马克思发现“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和“可以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进而提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1〕。这就是后来几乎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议行合一”制度。由于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受到了历史的局限，议行合一制度的完整阐述和真正确立，是在列宁写出《国家与革命》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1918年的苏俄宪法和1924、1936、1977年的前苏联宪法确立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维埃代表大会，尽管具体组织形式有所变化，但其内部分工性质的议行合一制度始终没有改变。在我国，议行合一的原则具体体现为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主张建立“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2〕的制度，并明确指出这种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建国以后，从《共同纲领》到1954、1975、1978、1982年的宪法，都规定我国政权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用议行合一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度，这首先是由当代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阶级主权所决定的。在国家权力不能进行分割的情况下，资产阶级集团利益的矛盾运动，决定了资本主义权力运行方式的分散性和多样性；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则决定了国家权力组织形式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基于集团利益与人民利益这两种对立的阶级主权观，在权力运行机制上就表现为三权分立与议行合一制度的对立：资产阶级为掌握权力而瓜分权力，为瓜分权力而制衡权力；无产阶级为最终消灭国家政权而整体占有权力，为管理社会而实行内部分工，在内部分工中实行权力制约而防止滥用权力。从历史发展来看，对于国家政权由有目的地占有到作为社会发展手段的占有，不能不是人类权力史上的伟大飞跃。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只注重政权形式的技术性设计和管理程序的完善，却往往撇开了任何政权组织和行政活动都必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这一基本前提。在社会主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