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最为鼎盛的时期之一，其政治、经济、文化在我国历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土地税方面，唐朝先后出现了租庸调制和两税法这两种比较完善的土地税制度。公元775年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即是租庸调制向两税法转变的转折点，也是土地税由以人丁为主要征税标准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要征税标准过渡的重大转折点。
尽管唐朝时期的土地税制度的演进形式并不复杂，但其制度内涵变换却极其丰富。征税对象由人丁向土地转移，征税形态从以物定税到货币定税，此外还包括土地税税附加税的扩张和整合、土地税地域差异的加剧以及土地税征收管理的调整。因此，研究唐朝时期土地税制度的变迁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土地税制度乃至整个赋役制度的演进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土地税制度的变迁也对唐朝时期的国家财政、农业经济和农民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这一研究对理解唐朝时期的社会发展也不无裨益。
唐朝初期在隋朝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税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史载：“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同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①“安史之乱”之后，随着均田制遭到破坏，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也逐渐变得不合时宜，于是开始了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改革。
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将各种苛杂加以整理，依据户税和地税的范式制定了两税法。内容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费，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恳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②
唐初租庸调的实行使得农民生产时间较有保证，赋役负担相对减轻，使许多荒地开垦出来；政府的赋税收入又了保障，府兵制也得到巩固。人民生活安定，国家收入稳定，这些都使国家变得富强了起来。尽管在唐朝前期，租庸调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唐朝初期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需注意的是，租庸调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的，其征收单位是人丁，即“系之丁身”。人丁相同，不论土地多少，所交田租是相同的，这表明田租的实质是丁税。而庸调就是人口税。以人丁为主要征税标准就使得租庸调制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再加上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均田制一旦遭到破坏，租庸调制也会随之出现问题。这些都说明了租庸调制是无法长期实行下去的，它必然会被一个更加完善的制度所代替。
在均田制的情况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私有土地是合法的，这使得土地大量兼并成为可能。史载“武周以后，事实上已无田可授”，“开元之际，均田制已等同瓦解”③均田制的瓦解，使得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租庸调制也难以继续实施下去。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政府为筹集军饷，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于是农户大量逃亡。由于唐代有“摊逃”（农户逃亡之后，该户所承担的赋役，就分摊于其他农户，国家赋役不减）的规定，农户的逃亡使得每一课丁的负担额更重，结果又造成了更多农户的逃亡，如此恶性循环，唐朝政府掌握的户口越来越少，赋役却越来越多，人民负担越来越沉重。再加上当时藩镇割据严重，国内局部战争不断，边境外敌骚扰连续，社会动荡不安，使得国家财政失控，租庸调收入锐减，国家财政
收入捉襟见肘，赋役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国家必须做出抉择。
建中元年，两税法实施之后，中期以来极端混乱的税制得到了统一，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税收。相对于租庸调制来说，两税法在很多方面都有所进步。
首先，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提倡并课征财产税。两税法废止了过去“以丁身为本”的赋税徭役制度，实行完全以资产(即土地和财产)作为纳税依据的财产税制度。即将税收负担从丁身转移到资产上，这样一方面使税负趋于合理,令一方面使财政收入有了可靠的来源。两税法规定主户、客户都要纳税，同时原先那些享受免税特权的不课户以及不定居的商贩，都一律要缴纳税款。课税主体的总量随之大量增加，纳税面得以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实质性的增加。但是陈昭桐、洪野在《中唐财政政策对复苏社会经济的作用》一文中论述从租庸调制至两税法的变革时指出，在两税法之前，天宝以后的给付租庸就已经体现出了赋税征收标准由“以丁身为本”到“以贫富为差”的转化。
其次，两税法中的货币赋税思想，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了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征收形式从实物赋税到货币赋税的转移。两税法规定除了极少数的税种仍以谷物缴纳外，其他税种的税款均以货币缴纳，这种金钱谷粟兼而有之的征税方式开创了我国财政史上以货币缴纳田赋的新局面。这样的征税方式方便了征收工作，在货币稳定的情况下能够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再次，两税法制定了一个公平高效的税收制度。亚当·斯密在他着名的《国富论》中第一次明确地把“公平、便利、确定、经济”四大原则作为国家制定赋税制度的财政原则。而实际上,杨炎在两税法改革中就运用了这些原则。两税法不再以丁、户来计算征收，而是以资产来计算，即“以贫富为差”，这样平均了纳税的负担，具有其合理性，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同时，两税法将名目繁多的各种租税统一征收，税目的减少减轻了人们的纳税负担，纳税时间的统一便利了税款的征收与缴纳，这样大大提高了税收征纳的工作效率。
此外，两税法实施之后，赋税收入大大增加，国家的财政危机得到缓解，加强了中央财政集权。特别是有效地削弱了地方政府和州刺史在“安史之乱”中得以膨胀起来的财政，规范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形式。
两税法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进步的税法。马端临评价两税法时说“:盖当大乱之后,人口死徙虚耗,岂复承平之旧,其不可转移失陷者独田亩耳。然则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以定两税之法,虽非经国之远图,乃救弊之良法也。”④据记载,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起唐政府每年的两税税收为3000万贯,而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到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每年两税税收则为3500万贯。
尽管两税法的实施对于进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两税法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其本身也有一定的漏洞。
首先，两税法的税负不合理。两税法的实施本来就不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而是为了缓解国家的财政危机，确保赋税收入总额，故而只是简单地把一切征敛总括在两税之内，并以大历十四年的恳田数为基准，各道各州按照旧有数额进行摊派征收，根本就没有斟酌过地区之间的经济状况、税负的平衡调节，各个地区长期存在着税负不平衡这一问题。
其次，立法犯法，法外加征。建中元年颁行《两税法》时，德宗的诏令中有“自艰难以来，征赋名目颇多；今后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⑤可是，下诏令者正是毁诏令者，建中二年（781年）两税法颁布的次年，财政入不敷出，德宗违背了自己“枉法”禁令，不仅提高了两税税额，还开征了新税。贞元八年（792年），又一次准奏将两税钱的税率提高五分之一，等等。立法者犯法，既有政府命令加征，又有地方非法苛敛，各种苛捐杂税，犹如洪水猛兽，纷至沓来。苛捐杂税越废越兴盛，两税法不能贯彻到底。
再次，折钱纳物，额外盘剥。初定两税法时，以货币计税缴纳，百姓必须以钱币纳税，但由于受到形势发展和现实条件的限制，实际纳税时，却采取定税计钱，折钱纳物的课征方
式。如此，物价的变动对纳税人的负担就有较大的影响。初行两税法，钱轻物重，才有计钱纳绢的规定。但贞元后，物价迅速下跌，则为钱重物轻，百姓就得负担更多的实物以满足赋税的货币额，由于币值与物价的变化，从而使农民又蒙受一层剥削。
此外，“量出为入”导致“横征暴敛”。两税法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量出制入”的财政立法原则，这是财政史上的一大突破，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然而，杨炎只是简单的提出这个原则，却没有深究实施这一原则的前提条件、制约这一原则的劳动者的负担能力，以及具体的实施规定和细则。那么，“量出为入”原则就自然转变为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无限制地加征赋税的手段。如“德宗借军兴用度不足为名，而行间架、陌钱诸色无艺之征敛”⑥；又借常平本钱为名“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分税一，以充常平之本”⑦。这样的史料举不胜举，一个很有价值的财政原则完全被扭曲了，支出毫无节制，收入日趋扩大，直接导致横征暴敛。
总之，两税法的实施，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但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对唐中期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唐代着名政治家、文学家陆贽认为，两税法的立意就有违古制，实施又过于仓促，是旧弊未除又加新弊。他认为，租庸调制原本是一项很好的制度，租庸调制之所以难以实行下去不是因为其本身的弊病，而是因为时局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两税法，相当于对时局的弊病未加治理，却对无弊病的租庸调制进行了改革，是废除已成熟的规章制度，实行有违古制的新税法。而对两税法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情况，又没有充分的研究，以致百姓的赋役负担越来越重。在陆贽看来，实行两税法是在旧弊端的基础上又加了新弊端，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两税法。《中国财政思想史》（上）一书中写道“陆贽的认识显然是违背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是一种保守、僵化的认识”，“时局的发展变化是客观存在，而法是一种主观行为，只有不断修改主观行为去适应变化的客观存在，而不能让客观存在适应主观行为，否则就是刻舟求剑、削足适履”。这一点确实如此，既然租庸调制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了，那就应该用一个新的、能够适应当时社会状况的制度来代替它，而两税法无疑就满足这一点。如果因循守旧，坚持租庸调制不肯改变，那么最终结果肯定是国家财政严重入不敷出，最终走向灭亡，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尽管两税法也存在着一些弊端，但是它的实施显然是阻止了这一情况的发生，并且使得国家和社会状况开始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在没有更好的制度之前，两税法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而且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也没有哪个例子是一蹴而就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不断的改进中一步一步地完善的，没有那种制度是最初提出时就是完美无缺的。
对于两税法的具体内容，陆贽历数七大罪状，归纳起来有以下六点：一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这一规定，他说：两税法“总杂征虚数，以为两税恒规，悉登地官，咸系经费，计奏一定，有加无除”。二是对“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按资产征税这一规定，他说：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曾不悟资产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囤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三是对“货币定税”，由于两税法“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实行之初，物贵而钱轻，至贞元年间，钱重物轻，物价下跌了50%，百姓纳绢一匹，当钱数已不及过去的一半，由此造成百姓赋税负担加重。所以陆贽说：“国家之制赋税也，必先导以厚生之业，而后取其什一焉。其索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则不征，非土之所有则不贡，谓之通法，历代常行……定赋入者，惟麻布缯纩与百谷焉……是以国朝着令，稽古作程，所取于人，不逾其分，租出谷，庸出绢，调杂出缯纩麻布，非此族也，不在赋法……葛常有禁人铸钱，
而以钱为赋者也。”四是对“租庸调徭悉者，而丁额不废”的规定，他说：“变征役以召雇之目，换科配以和市之名，广其课而狭偿其庸，精其入而粗计其直。以召雇为目而捕之，不得不来；以和市为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为防抑，特甚常徭。”五是对“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的规定，陆贽认为这一规定使得官吏“搜摘郡邑，劾验簿书，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六是对“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这一条，他说：“建中定税之始，诸道已不均齐，其后或吏理失宜，或兵赋偏重，或疴疾钟害，或水旱荐宰，田里荒芜，户口减耗。牧守苛避于殿责，罕尽申闻，所司姑务于取求，莫肯矜恤。遂于逃死阙乏税额，累加见在疲甿。一室已空，四邻继尽，渐行增广，何由自存。”陆贽针对两税法总结的这六点不足还是很有道理的。
研究唐代的土地税制度不仅对于研究我国土地税制度本身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赋税制度的变化。租庸调制是和均田制联系在一起的，它反映的是一种不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受国家严格控制的生产方式。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的买卖和兼并日趋严重，农民流亡日益增多，促进了均田制的瓦解，促使了以财产税征收为主的两税法代替了以人丁税为主的租庸调制；另外，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的频繁，促使了商税的大规模征收，改变了以往农业经济为主时单纯征收土地税的状况。
反过来，赋税制度的发展变化又能较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第一，赋税制度的变化弱化了人身依附关系，有利于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以财产税为主代替以人丁税为主，是国家弱化了对劳动力的控制；第二，赋税制度的变化加快了土地私有化的步伐。两税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土地私有权的合法化，从而使在土地所有制变化的基础上，人身依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汉代兴起，至魏晋达到鼎盛的门阀士族地主，在隋及唐初已经日趋衰落。从高宗、武则天时代开始，均田制破坏，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国家土地所有制趋向萎缩，普通地主或一般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普通地主是当时地主阶级中最有前途的阶层。因为门阀士族地主在生产上采用具有强烈人身依附性的部曲佃客制，部曲佃客受到种种超经济的强制，生产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都不高，这种生产关系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相反，普通地主不具有士族地主的特权和地位，他们和农民之间往往采取人身依附关系较弱的租佃佃农制。这种方式使租佃土地的农民人身自由增多，在土地的经营上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权，作为生产力主要因素的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发挥。普通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契约性的租佃制，不仅促进了唐代经济的繁荣，而且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赋税制度应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现有的赋税制度；合适的赋税制度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不合适的赋税制度会阻碍经济发展，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研究土地税制度，并不应只局限于制度本身，还可以与经济发展、国家预算、地方财政收支等方面相结合，研究其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关系，更好、更全面地理解中国财政的历史。
参考文献：
孙文学《中国财政思想史》（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五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黄天华《中国税收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黄树国《唐宋之际田税制度变迁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孙德华《唐代赋税制度变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研究》《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年5月号上（总第344期）
黄文模赵云旗刘翠微《汗唐明清四大盛世的财政危机及其启示》《现代财经》2001年第10期第21卷（总140期）
胡文骏《两税法中的财政思想及其影响》《现代经济信息》
①《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
②《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
③《全唐文》卷四一四、卷四三四。
④《文献通考·田赋考三》
⑤《旧唐书·德宗纪》
⑥《文献通考》卷二三
⑦《旧唐书·德宗纪》
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最为鼎盛的时期之一，其政治、经济、文化在我国历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土地税方面，唐朝先后出现了租庸调制和两税法这两种比较完善的土地税制度。公元775年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即是租庸调制向两税法转变的转折点，也是土地税由以人丁为主要征税标准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要征税标准过渡的重大转折点。 尽管唐朝时期的土地税制度的演进形式并不复杂，但其制度内涵变换却极其丰富。征税对象由人丁向土地转移，征税形态从以物定税到货币定税，此外还包括土地税税附加税的扩张和整合、土地税地域差异的加剧以及土地税征收管理的调整。因此，研究唐朝时期土地税制度的变迁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土地税制度乃至整个赋役制度的演进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土地税制度的变迁也对唐朝时期的国家财政、农业经济和农民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这一研究对理解唐朝时期的社会发展也不无裨益。 唐朝初期在隋朝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税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史载：“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同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①“安史之乱”之后，随着均田制遭到破坏，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也逐渐变得不合时宜，于是开始了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改革。 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将各种苛杂加以整理，依据户税和地税的范式制定了两税法。内容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费，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恳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② 唐初租庸调的实行使得农民生产时间较有保证，赋役负担相对减轻，使许多荒地开垦出来；政府的赋税收入又了保障，府兵制也得到巩固。人民生活安定，国家收入稳定，这些都使国家变得富强了起来。尽管在唐朝前期，租庸调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唐朝初期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需注意的是，租庸调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的，其征收单位是人丁，即“系之丁身”。人丁相同，不论土地多少，所交田租是相同的，这表明田租的实质是丁税。而庸调就是人口税。以人丁为主要征税标准就使得租庸调制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再加上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均田制一旦遭到破坏，租庸调制也会随之出现问题。这些都说明了租庸调制是无法长期实行下去的，它必然会被一个更加完善的制度所代替。 在均田制的情况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私有土地是合法的，这使得土地大量兼并成为可能。史载“武周以后，事实上已无田可授”，“开元之际，均田制已等同瓦解”③均田制的瓦解，使得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租庸调制也难以继续实施下去。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政府为筹集军饷，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于是农户大量逃亡。由于唐代有“摊逃”（农户逃亡之后，该户所承担的赋役，就分摊于其他农户，国家赋役不减）的规定，农户的逃亡使得每一课丁的负担额更重，结果又造成了更多农户的逃亡，如此恶性循环，唐朝政府掌握的户口越来越少，赋役却越来越多，人民负担越来越沉重。再加上当时藩镇割据严重，国内局部战争不断，边境外敌骚扰连续，社会动荡不安，使得国家财政失控，租庸调收入锐减，国家财政
从租庸调到两税法制度变迁的经济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摘要：本文试图用新制度经济学范式重新解读这段土地赋役制度变迁史，在对均田制、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分析时，都是用经济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先列出初始约束条件，然后在此基础上求得制度均衡解。将一些经济史的问题内生到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中去研究，从而用全新的视角加以审视和诠释，揭示出均田制下的土地产权实质上是一种低效的残缺产权，随着人口、战争等外生变量的变化，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出现了制度危机，此时必须引入新的两税法赋税制度，才能使制度结构重新恢复稳定均衡。 关键词：租庸调两税法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唐代中期由租庸调转向两税法的制度变迁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大变革，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高度重视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笔者希望尝试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重新诠释这段变迁史。笔者无意于用本文观点取代以往的研究成果，而仅仅是多提供一个视角得以丰富这段制度变迁的研究。国内经济史学界不少人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只能应用于西方市场经济而不能用来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其实这种观点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新制度经济学应用范围极广，这方面的经典文献都是从上古、中古一直分析到现代，原始社会都可以利用产权框架去研究，更何况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了。由于本文着力点在于借助于基本史料进行理论分析，从宏观分析入手，没有纠缠于微观的细节，肯定会存在许多不严密的硬伤，会存在视域上的偏差，但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特别是近期吴承明先生在《谈百家争鸣》一文中，提到“历史研究还必须借助于抽象思维，借助于理性判断。在百家争鸣中，不要企图用资料这个硬件来统一所有不同论点。保留不同观点，对推进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是永远有益的。”1[1]所以笔者也就试着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框
唐朝租庸调和两税法 唐朝租庸调和两税法 唐代前期主要的赋役制度。经过隋末的大动荡，唐初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芜，唐王朝为了恢复农业生产，采行前代曾实行过的均田制。对每一男丁授田百亩，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在这基础上实施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若因事增加派役，则以所增日数抵除租调，“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并限定所增日数与正役合计不得超过50日。这些规定，承袭了北魏以来对赋役制的改进，租调负担比前代略有减轻，并订有水旱灾减课办法；在服役与纳绢之间有一定的灵活性。 租庸调法既以均田制为存在的依据，而均田制自始既未能保证百亩授田，土地买卖之风又使均田制趋于瓦解，加上安史之乱以后的动乱局面，均田制至大历年间已无法继续下去，租庸调法遂于德宗建中元年(780)为两税法所代替。 唐代后期用以代替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开始实行于德宗建中元年(780)。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安史之乱以后，赋税制度非常混乱。赋税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大历十四年五月，唐德宗即位，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到次年(建中元年)正月，正式以敕沼公布。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一大变化。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由国家规定的土地兼并限额(畔限)。同时征税对象不再以人丁为主，而以财产、土地为主，而且愈来愈以土地为主。具体办法：①将建中以前正税、杂税及杂徭合并为一个总额，即所谓“两税元额”。②将这个元额摊派到每户，分别按垦田面积和户等高下摊分。以后各州、县的元额都不准减少。③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因此被称为两税。④无固定居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征税。⑤租、庸、杂徭悉省，但丁额不废。两税法把中唐极端紊乱的税制统一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实行中的弊病也不少。首先是长期不调整户等，不能贯彻贫富分等负担的原则。其次是两税中户税部分的税额是以钱计算，因政府征钱，市面上钱币流通量不 足，不久就产生钱重物轻的现 象，农民要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产品以交纳税钱，增加了负担。再次是两税制下十地合法买卖，土地兼并更加盛行，富无法交纳，只有逃亡。于是土地集中达至未有的程度，而农民沦为佃户、庄客者由于没有更好的税制来代替，这种税制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的基本税制了。
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的比较 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都是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赋役制度。三者的实施在中国赋役制度的演变史上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同时三者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存在着继承性，因此在命题上有深度可挖。下面，本文拟从产生、内容、意义以及相互联系等方面对三者略做简要的叙述和分析，希望对同学们学习中国古代史有所帮助。 两税法，是唐代后期的赋役制度。唐初所行制度基本上沿用隋制。在土地与赋役制度上，唐初继承了北魏开始至隋朝的均田制和与均田制配套的租庸调制。后来，武则天至玄宗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遭到极大破坏，这样就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脱离户籍到处流亡。安史之乱后，这一情况更加严重，实际上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按丁征收赋税的租庸调制也已无法执行下去。这种状况使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减少，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朝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结果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并造成了赋税制度的进一步混乱，唐朝财政面临崩溃。唐德宗即位后，宰相杨炎建议改革赋税制度。建中元年（780年）唐朝政府颁布两税令，实施两税法。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①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役杂税。②不分主户、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即算当地人。一律上籍征税。③不再按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先“定税计钱”，再“折钱纳物”；按田亩数量征收地税。④每年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故称两税法）。 ⑤无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一定比例征税。 两税法是中国古代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赋税制度改革：一、两税法将唐中期以来名目繁多的杂税统一为户税和地税两种，并规定“此外敛者，以枉法论”，这样既简化了征税名目，又可使赋税相对稳定，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从制度上杜绝了官吏从中作弊乱摊派的可能，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二、两税法规定贵族、官僚、客户、商人都要交税，这就扩大了税源（这也是制定两税法的目的之一），此外客户纳税，反映了其地位由非法到合法及其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三、把原来按丁征税转入按贫富征税，立法原则较为公平，很显然比租庸调制一律按丁征税合理。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赋役负担不均的不合理状况，对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是有积极作用的，总之两税法是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同时这次改革反映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即收税标准以人丁为主向以土地为主的转变，奠定了唐后期到明代中叶赋税制度的基础。 一条鞭法，又称“一条编法”，是明代中期的赋税制度。明朝中期，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在继续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旨在挽救明朝统治的张居正改革。明初的赋役制度是赋和役分别征收的，赋以土地为对象征收，按田亩计算；役以人为对象征收，分为按丁和按户征收两种。在征收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役。这种赋役制度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当时是比较合理的。但到明朝中期时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变化，一方面大量田地迅速向地主手中集中，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在迅速发展。于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管理体制的变化，一条鞭法应运而生。 其实早在嘉靖十年（1531年）在江浙、福建、广东等地区就出现了一条鞭法，以后“屡行屡止”。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清丈全国土地的基础上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①把一切征项包括田赋、徭役、杂税等合并起来编为一条征收，化繁为简；②把过去按丁、户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户丁银摊入田赋中征收。需要注意的是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摊入；③“一概征银”，无论田赋或力役一律折银缴纳，差役由政府雇人充当。 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将力役部分摊入田赋，加强了力役由户丁转向土地的趋势。同时，折银制度和雇役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此外由于赋税折银征收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起了促进作用，从而更加繁荣了城乡经济。总之，一条鞭法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上承唐宋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统一了役法，简化了赋役制度，标志着赋税由实物为主向货币为主、征收种类由繁杂向简单的转变。 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是清朝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出现的一次重大的赋税制度的改革。清初的赋役制度承袭明代的一条鞭法，但实行的不够彻底和普遍，丁银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随着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穷丁、无地之丁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按丁征收丁银，贫苦农民就会无力承受，这不仅使国家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会由于农民畏惧丁税流亡迁徙、隐匿户口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明末清初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丁随地派、均丁于地”的赋役改革。后来清廷也开始对赋役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基本上分为两步：一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
两税法是中国唐代后期用以代替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两税法是中国唐代后期用以代替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开始实行于德宗建中元年(780 )。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安史之乱以后，赋税制度非常混乱。赋税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大历十四年五月，唐德宗即位，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到次年(建中元年)正月，正式以敕诏公布。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一大变化。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由国家规定的土地兼并限额(畔限)。同时征税对象不再以人丁为主，而以财产、土地为主，而且愈来愈以土地为主。具体办法:?将建中以前正税、杂税及杂徭合并为一个总额，即所谓“两税元额”。?将这个元额摊派到每户，分别按垦田面积和户等高下摊分。以后各州、县的元额都不准减少。?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因此被称为两税。?无固定居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1/30征税。?租、庸、杂徭悉省，但丁额不废。 产生的影响 两税法把中唐极端紊乱的税制统一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实行中的弊病也不少:?长期不调整户等，不能贯彻贫富分等负担的原则。?两税中户税部分的税额是以钱计算，因政府征钱，市面上钱币流通量不足，不久就产生钱重物轻的现象，农民要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产品以交纳税钱，增加了负担。?两税制下土地合法买卖，土地兼并更加盛行，富人勒逼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到后来无法交纳，只有逃亡。于是土地集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农民沦
租庸调制 含义：唐朝实行的赋税制度，以徵收谷物.布定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税制度。此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租庸调制须均田制的配合，一旦均田破坏，租庸调法则失败，武周后由于人口增加，又不断土地兼并，公家已无土地实行均田制，男丁所得土地不足，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使农民无力负担，大多逃亡。安史之乱后，朝廷负担剧增。唐德宗年间，改行杨炎的两税法，以徵收银钱为主。（租即田租；庸则是力役；调是户调） 传承发展：隋朝沿用北魏以来的租调制，租调数量比北周轻，农民服役时间也短。后来又规定‘‘民年五十，免役收租’’，即交纳一定的绢代替服役——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税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唐朝的租庸调制不再有年龄的限制。唐初实行租庸调时，运作良好，人民生活安定，国家收入稳定。但自安史之乱后，户籍失修，生产破坏，国家支出大增，旧有的租庸调制已不合时宜，不得不以两税制取代之。 取消原因：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是要配合均田制的，其后均田制破坏，租庸调制亦不可行。唐代人口不断增加，到后来政府已无足够土地实行均田制，领田者所得土地不足，但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使农民无力负担，唯有逃亡，，而造成租庸调制的破坏。另外，唐中叶后，土地兼并严重，均田令虽然禁止买卖土地，但经府批准，田地仍可转让，使免课户如官僚，寺院等可以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课户仍要纳租庸调，故在无法承担的情况下不得不逃亡。大量课户的逃亡，使政府的征税对象减少，削减国家税收，由此可见租庸调制的破坏是因均田制的破坏。有租庸调本身存在不少漏洞，以致后来不得不破坏。首先，课户与免课户的分别，使免课户无须负担负伇，并且享有占田占地，建立庄园的特权，而且原来针对免课户的户税和地税，也由课户一并承担。而租庸调的定额税率，再人人领田一百亩的情况下是公平的，但到后来人民领田许多不足百亩，而却要缴纳与领田百亩一样的税额，是绝对不公平的。引致租庸调制破坏的另一原因是户籍散失 隋和唐前期作用：农民生产时间较有保证，赋役负担相对减轻，使许多荒地开垦出来；政府的赋税收入有了保障，府兵制也得到巩固。这些都使国家富强起来。。
[键入文字] 2017 年高考历史高频考点：租庸调制 历史网的小编给各位考生整理了2017 年高考历史高频考点：租庸调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更多的资讯请持续关注历史网。 ▲高考历史高频考点：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唐时实行的赋税制度，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此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租庸调定须均田制的配合，一旦均田破坏，租庸调法则失败，武周后由于人口增加，又不断土地兼并，公家已无土地实行均田制，男丁所得土地不足，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使农民无力负担，大多逃亡。安史之乱后，朝廷负担遽增。唐德宗年间，改行杨炎的两税法，以征收银钱为主。 ▲高考历史高频考点：租庸调制的影响 租庸调破坏的原因是因为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是要配合均田制的，其后均田制破坏，租庸调亦不可行。唐代人口不断增加，到后来政府已无足够土地实行均田制，领田者所得土地不足，但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使农民负担不来，唯有逃亡，而造成租庸调制的破坏。另外，唐中叶后，土地兼并重。均田令虽然禁止买卖田地，但经府批准，田地仍可转让，使免课户如官僚，寺院等可以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课户仍要纳租庸调，故在无法负担的情况下不得不逃亡。大量课户的逃亡，使政府的征税对象减少，削减国家税收，由此可见租庸调的破坏是因均田制的破坏。 引致租庸调制破坏的另一原因是户籍散失。租庸调是依照完整户籍来征收赋役的。但在开元时代，承平日久，官员疏于整理，丁口死亡，田亩转让等未记入户籍，国家于是失去征税根据。德宗时，情况更坏至不可挽救的地步，造成有田者不纳税，无田者仍要负担之情况，此举造成人民逃亡，而赋税却由逃亡户的邻保代交，称为摊逃，结果更造成恶性循环的逃亡潮，迫使朝廷不得不放弃租庸调而改行两税。 1
[键入文字] 2017 年高考历史必考知识点：唐朝租庸调制 历史网的小编给各位考生整理了2017 年高考历史必考知识点：唐朝租庸调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更多的资讯请持续关注历史网。 ▲高考历史必考知识点：唐朝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唐时实行的赋税制度，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此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租庸调定须均田制的配合，一旦均田破坏，租庸调法则失败，武周后由于人口增加，又不断土地兼并，公家已无土地实行均田制，男丁所得土地不足，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使农民无力负担，大多逃亡。安史之乱后，朝廷负担遽增。唐德宗年间，改行杨炎的两税法，以征收银钱为主。 租即田租，每年要纳粟二石。庸则是力役，每年替政府服役二十日，这项制度原本在隋朝开皇二年（582 年）试行，原是役期一个月，三年（583 年）减为二十日，也可用物品折抵役期。调是户调，男丁随乡土所产而纳。除租庸调外，人民还须负担杂徭和色役。本质上承袭了北魏的“租调”税收制度。 “租庸调”规定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的绢、粟，庸调由县尉负责徵收，八月开始收敛，九月运往京师或指定地点。租即田租，则在收割後於十一月开始运送。租庸调制中以纳绢来代役的方法，在均田制的同步实施下，使农民在有土地耕种的同时保证了农耕的时间，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陆贽称许租庸调法：“国朝著令赋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规模，参考历代之利害。其取法也远，其立意也深，其敛财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规也简，其备虑也周。”“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以之厚生，则不堤防而家业可久；以之成务，则不校阅而众寡可知；以之为理，则法不烦而教化行；以之成赋，则下不困而上用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