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眼中的翻译——《直译·顺译·歪译》
“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这是反抗林琴南氏的“歪译”而起的。我们说林译是“歪译”，可丝毫没有糟蹋他的意思；我们是觉得“意译”名词用在林译身上并不妥当，所以称它为“歪译”。
林氏是不懂“蟹行文字”的，所有他的译本都是别人口译而林氏笔述。我们不很明白当时他们合作的情形是别人口译了一句，林氏随即也笔述了一句呢，还是别人先口译了一段或一节，然后林氏笔述下来？但无论如何，这种译法是免不了两重的歪曲的：口译者把原文译为口语，光景不免有多少歪曲，再由林氏将口语译为文言，那就是第二次歪曲了。
这种歪曲，可以说是从“翻译的方法”上来的。
何况林氏“卫道”之心甚热，“孔孟心传”烂熟，他往往要“用夏变夷”，称司各特的笔法有类于太史公，……于是不免又多了一层歪曲。这一层歪曲，当然口译者不能负责，直接是从林氏的思想上来的。
所以我们觉得称林译为“歪译”，比较切贴。自然也不是说林译部部皆歪，林译也有不但不很歪，而且很有风趣——甚至与原文的风趣有几分近似的，例如《附掌录》中间几篇。这一点，我们既佩服而又惊奇。
现在话再回到“直译”。
照上文说来，“五四”以后的“直译”主张就是反对歪曲了原文。原文是一个什么面目，就要还它一个什么面目。连面目都要依它本来，那么，“看得懂”，当然是个不言而喻的必要条件了。译得“看不懂”，不用说，一定失却了原文的面目，那就不是“直译”。这种“看不懂”的责任应该完全由译者负担，我们不能因此怪到“直译”这个原则。
这原是很浅显的一个道理，然而不久以前还有人因为“看不懂”而非难到“直译”这个原则，而主张“顺译”，这也就怪了。
主张“顺译”者意若曰：直译往往使人难懂，甚至看不懂，为了要对原文忠实而至使人看不懂，岂不是虽译等于不译；故此主张“与其忠实而使人看不懂，毋宁不很忠实而看得懂”。于是乃作为“顺译”之说。“顺”者，务求其看得懂也。
在这里，我们觉得不必噜噜苏苏来驳斥“顺译”说之理论上的矛盾（因为它的矛盾是显然的），我们只想为“直译”说再进一解：
我们以为所谓“直译”也者，倒并非一定是“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因为中西文字组织的不同，这种样“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的翻译，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前张崧年先生译过一篇罗素的论文。张先生的译法真是“道地到廿四分”的直译，每个前置词，他都译了过来，然而他这篇译文是没人看得懂的。当时张先生很坚持他的译法。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译文别人看不懂，可是他对《新青年》的编者说：“这是一种试验。大家看惯了后，也就懂得了！”当时《新青年》的编者陈促甫先生也不赞成张先生此种“试验”，老实不客气给他改，改了，张先生还是非常不高兴。现在张先生大概已经抛弃了他的试验了罢，我可不十分明白，但是从这个故事就证明了“直译”的原则并不在“字对字”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直译”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倘使能够办到“字对字”，不多也不少，自然是理想的直译，否则，直译的要点不在此而在彼。
茅盾眼中的翻译——《直译·顺译·歪译》 “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这是反抗林琴南氏的“歪译”而起的。我们说林译是“歪译”，可丝毫没有糟蹋他的意思；我们是觉得“意译”名词用在林译身上并不妥当，所以称它为“歪译”。 林氏是不懂“蟹行文字”的，所有他的译本都是别人口译而林氏笔述。我们不很明白当时他们合作的情形是别人口译了一句，林氏随即也笔述了一句呢，还是别人先口译了一段或一节，然后林氏笔述下来？但无论如何，这种译法是免不了两重的歪曲的：口译者把原文译为口语，光景不免有多少歪曲，再由林氏将口语译为文言，那就是第二次歪曲了。 这种歪曲，可以说是从“翻译的方法”上来的。 何况林氏“卫道”之心甚热，“孔孟心传”烂熟，他往往要“用夏变夷”，称司各特的笔法有类于太史公，……于是不免又多了一层歪曲。这一层歪曲，当然口译者不能负责，直接是从林氏的思想上来的。 所以我们觉得称林译为“歪译”，比较切贴。自然也不是说林译部部皆歪，林译也有不但不很歪，而且很有风趣——甚至与原文的风趣有几分近似的，例如《附掌录》中间几篇。这一点，我们既佩服而又惊奇。 现在话再回到“直译”。 照上文说来，“五四”以后的“直译”主张就是反对歪曲了原文。原文是一个什么面目，就要还它一个什么面目。连面目都要依它本来，那么，“看得懂”，当然是个不言而喻的必要条件了。译得“看不懂”，不用说，一定失却了原文的面目，那就不是“直译”。这种“看不懂”的责任应该完全由译者负担，我们不能因此怪到“直译”这个原则。 这原是很浅显的一个道理，然而不久以前还有人因为“看不懂”而非难到“直译”这个原则，而主张“顺译”，这也就怪了。 主张“顺译”者意若曰：直译往往使人难懂，甚至看不懂，为了要对原文忠实而至使人看不懂，岂不是虽译等于不译；故此主张“与其忠实而使人看不懂，毋宁不很忠实而看得懂”。于是乃作为“顺译”之说。“顺”者，务求其看得懂也。 在这里，我们觉得不必噜噜苏苏来驳斥“顺译”说之理论上的矛盾（因为它的矛盾是显然的），我们只想为“直译”说再进一解： 我们以为所谓“直译”也者，倒并非一定是“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因为中西文字组织的不同，这种样“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的翻译，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前张崧年先生译过一篇罗素的论文。张先生的译法真是“道地到廿四分”的直译，每个前置词，他都译了过来，然而他这篇译文是没人看得懂的。当时张先生很坚持他的译法。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译文别人看不懂，可是他对《新青年》的编者说：“这是一种试验。大家看惯了后，也就懂得了！”当时《新青年》的编者陈促甫先生也不赞成张先生此种“试验”，老实不客气给他改，改了，张先生还是非常不高兴。现在张先生大概已经抛弃了他的试验了罢，我可不十分明白，但是从这个故事就证明了“直译”的原则并不在“字对字”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直译”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倘使能够办到“字对字”，不多也不少，自然是理想的直译，否则，直译的要点不在此而在彼。
翻译教学中的矛盾透析 摘要：翻译教学中存在的矛盾往往显现为语言与文化的游离、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艺术与科学的混淆。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上三对矛盾的分析，明晰相互间的关系，形成正确的认识，达到提高翻译教学质量的目的。 关键词：翻译；教学；语言与文化；艺术与科学 一、语言与文化的游离 翻译行为是立足于两种语言之间的社会行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走到一起交往，必然离不开交流，交流的主要载体是语言，此时不同的语言自然就成了交流的障碍，这就需要翻译这样一种行为将语言进行转换，即由一个掌握两种语言的人将一种语言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人类的思维是息息相通的，但不同民族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三因素却会对其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自然条件、观念体系、宗教信仰以及其他因素所形成的差异自然就会在文化和语言上体现出来。语言往往是与文化同步发展，而文化的发展也依赖着语言的支撑，因此，语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物质表达形式。萨丕尔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层面，而窥见这个民族绚丽多姿的文化形态。(顾嘉祖、陆升，1990)正因为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文化交流都必须以翻译为前提，离开了翻译，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就不可能实现。”(傅敬民等，2005) 翻译教学中固然存在着许多难点，学生经常会在翻译实践中感觉荆棘满布，他们经过千辛万苦而形成的译文却是漏洞百出。究其原因，除了诸多因素外，“文化是翻译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也可能是最难的问题之一”(王树槐，2001)。学生初学翻译时必然会急于求成，教师也常可能因为多种原因而忽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知不觉地在翻译教学中促使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出现游离性，换句话说，就是只顾分析语言的表面意思，而疏于透析文本中语言的文化因素、文化内涵、文化背景，致使译文与原文文化脱节，造成一种语言空壳，影响了原文意思的正确传达。分析起来，造成语言与文化关系游离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语言转换模式中思想的丢失。翻译教学中，正常的认知模式“文本——思想——译文”常常被“文本——译文”替代。学生在这样的模式影响下，潜意识地以“文字对等”的方式逐字迻译，失去了对整个文本中原作者思想的把握与领会。(2)原文文本词汇意义中文化信息的忽略。文化信息中充分反映着文化差异，诸如自然条件的差异、生活习俗的差异、观念体系的差异、传统文化形成的差异。教学中如果忽略这些差异，自然就会造成原语文化的丢失。(3)翻译策略选择中偏向重归化轻异化。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两种策略的选取涉及到翻译者的观点与立场，同时也涉及到文本风格、体裁、内容等的需要。但翻译教学中常出现重归化策略的
①可译与不可译之矛盾 在各种语言中，共性是广泛存在的。语言之间的共性构成了可译性的基础 语言是思维的各种不同的工具和外壳，但是思维的基础是现实，思维是统一的，思维的规律是一样的，不管人们所利用的语言如何不同，它们总是反映出实际生活，这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语言可以反映出同样的实际。因此，人们用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也是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的，这就是可译性的依据。 在翻译过程中，原文的某些语言现象在译文中无法表达，属不可译性。不可译是语际转换中永远存在的一种现象.原因为任何语言都带有很大的实在性和局限性，它从来也没有考虑到如何翻译其他文化的问题。应该说翻译中语言本身出现不可译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和客观的 A: What makes a road broad? B: The letter B. ②异与同之矛盾 “异”性对于“同”可理解为“不同”，没有“异”就没有翻译的必要性。“异”既指语言层面的差异，又指语言差异之后存在的文化差异以及在语言中所沉淀的文化差异。 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是因语言之“异”而产生的，翻译的根本任务就是克服语言之“异” 造成的障碍，以进行思想的沟通与交流 “异”与“同”导致了“异化”与“归化”之争。归化”与“异化”是翻译中常面临的两种选择。所谓“归化”，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用本民族的方式去表现外来的作品； “异化”则相反，认为既然是翻译，就得译出外国的味儿。钱锺书相应地称这两种情形叫“汉化”与“欧化”。归化和异化，一个要求“接近读者”，一个要求“接近作者”，具有较强的界定性；相比之下，直译和意译则比较偏重“形式”上的自由与不自由。有的文中把归化等同于意译，异化等同于直译，这样做其实不够科学。归化和异化其实是在忠实地传达原作“说了什么”的基础之上，对是否尽可能展示原作是“怎么说”，是否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在语言文化上的特有风味上采取的不同态度。两对术语相比，归化和异化更多地是有关文化的问题，即是否要保持原作洋味的问题 《红楼梦》第六回有这样一个句子“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大卫霍克斯译为：“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out of flour”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将其译为“even the clev 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③形与神之矛盾 所谓形似，是指在翻时尽量保持译文在用词、句子结构、表现手法以及比喻手段等方面与原文一致；所谓神似，是指在翻译时要着力保持原作的神韵和风姿，达到原作的艺术效果。“形”是“神”的载体，“神”是“形”的灵魂，二者互为前提不可分离。但鉴于两种语言在形式层面以及文化内涵的相异性，要达到“形”“神”兼备浑然一体的境界并非易事。
形与神之矛盾及三对矛盾之间的关系 王雨晨 摘要：本研究首先具体阐述了形与神的界说，包括其概观，以及各自的释义。其次阐述了两者间的辩证关系。最后从理论视角探究阐述翻译活动中的矛盾及其互相的关联。研究表明：形与神之矛盾是翻译活动中一对重要并且互不可分的矛盾。三对矛盾既相互关联又互相区别，都是翻译活动中的基本矛盾。 关键词：形与神；翻译活动；关系；矛盾 1. 引言 综述起来，翻译活动中有三对基本矛盾，分别为“可译”与“不可译”、“异”与“同”、“形”与“神”。其中，“形”与“神”的问题，是讨论最多、意见也最难统一的根本问题之一。“形”与“神”在本质上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翻译的根本任务，则是要通过“形”变，而达到“神”的再生。问题在于，“形”变了，神是否依旧不变？本文将从翻译研究的视角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并综合阐述了三对矛盾之间的紧密联系。 2.“形”与“神”界说 2.1“形”与“神”概观 在讨论“形”与“神”的关系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形”与“神”这一对概念的来历以及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形”与“神”作一大致的界定。“形”与“神”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本来指人的形体和人的精神之间的关系，后来借用到传统文艺美学领域。《庄子外物》中提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妄言。吾安得夫妄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里庄子使用了引譬设喻的手法，意思是：竹子是捕鱼用的，一旦捕着了鱼就会被遗忘；兔网是用来逮兔子的，一旦逮着了兔子就会被遗忘；言语是用来表达思想的，一旦领悟了意义就会忘掉言语。我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忘掉言语的人而跟他谈一谈呢？庄子在这里提到了“形”与“神”的关系：前者是人们的言语，即“言”；而后者指人们交流时要用言语表达的意义，即“意”，他欣赏的事那种“得意忘言”之人。这一“意”与“言”的关系雏形后来又出现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层提出过这样的思想：自己刚提起笔，其气势比搜寻言语表达时要强一倍；等到文章写成，所写只有所想的一半。为什么会这样呢？文思容易驰骋万里而设想出离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