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又称辩诉协商（Plea Negotiation）或者辩诉协议（Plea Agreement），它是指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和讨价还价，检察官通过降低指控或者向法官提出减轻量刑的建议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一种活动。也有学者认为，辩诉交易是指“被告人对刑事指控作有罪答辩，以换取国家对案件的合理考虑”。[1]（P385）辩诉交易制度，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仅经历了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该项制度从产生、发展到成为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没有辩诉交易，然而我国的一些刑事法律制度及刑事政策无疑同样蕴含着辩诉交易的精髓。司法改革客观要求加大辩诉交易的运用，在改革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同时，可以分步设立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我国的辩诉交易应当规范化及制度化，同时鉴于特定的制度背景，应注意在立法上为其确立一定的限度，以促进辩诉交易良好运作，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与效益。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的实践20世纪30年代就已在美国出现，但一直处于“地下交易”的状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0年的布拉迪诉美国案（Brady.V.U.S.A Brady United
States,379,U.S.742,752-53[1970年]）的判决中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制度的合法性。[2](P53) 1974年7月1日修正施行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对“辩诉交易”作了明文规定。从此，“辩诉交易”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而如今的美国，辩诉交易已经占据刑事诉讼的主要舞台。在美国，90%的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来解决的。由于辩诉交易具有结案快、效率高，有利于解决案件严重积压的问题以及能够减轻刑事司法系统的巨大压力等优点，并使得控方在证据不甚充分的情况下也可获得的被告人的定罪，所以一经问世即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尽管美国有反对者对辩诉交易程序提出种种非议，但是，辩诉交易制度在没有增加法官、检察官数量的情况下迅速解决了大量的刑事案件，节约了有的司法资源故此为司法部门乐于采用。辩诉交易已是确保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没有它，“整个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3]（P64）
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自己的实体权力和程序权力进行的处分。在实际的操作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辩诉交易的参与主体
辩诉交易的参与主体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代表被告人），他们对案件的处理进行讨论、
协商，以达成协议。法官不能参与这一讨论和协商，而是最终对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核与认可。被害人虽是当然参与主体，但主要由其辩护律师统一进行交易活动。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适用范围
美国辩诉交易程序在适用范围上没有限制，任何刑事案件，不论性质严重程度，均可采用辩诉交易程序解决，这是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特点。
（三）辩诉交易制度中被告人答辩的种类
被告人对其权力的处分体现在刑事指控的答辩中，主要体现于刑事审判前的“罪状答辩程序”（arraignment，即“传讯”）中，通常有以下三种：
1“无罪答辩”
若被告人认为自己却是无罪，并且希望通过法庭审理为自己洗脱罪名，它可以拒绝控方的协商建议做出无罪答辩，对此，法院应当尽快安排开庭并做好开庭前的准备。
2“有罪答辩”
这意味着被告人放弃了三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即由公正陪审团迅速审判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和与证人对质的权利。对此，法院可以不经开庭径行判决。而有罪答辩依其形式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直接的有罪答辩”（straight guilty pleas），二是“协商性的答辩”（negotiated pleas）。前者是指在事实清楚的案件里，当证明有罪的证据占绝对优势时被告人所作的有罪答辩；而后者在事实上相当于“辩诉交易”中的有罪答辩，当控方的证人不可靠或者整个有罪证据较为薄弱，而被告人具有较强的辩护或者将得到陪审员的同情时，检察官往往会作出让步，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
3“不愿辩护也不承认有罪的答辩”(Nolo Contendere)
对此，《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规定，“被告人只有在法庭允许下才能作不愿辩护也不承认有罪的答辩；法庭只有在正当考虑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和有效司法中的公共利益后，才能接受这样的答辩。”这种“不愿辩护也不承认有罪的答辩”的后果，通常被等同于有罪答辩的后果。
（四）辩诉交易的交易类型
辩诉交易的交易类型主要有三个：
一是“罪名的交易”，即降格控诉，包括（1）检察官允诺以比本应指控的涉嫌罪名要轻的另一罪名以换得被告人认罪；（2）当被告人犯有某些在社会上影响更为恶劣的犯罪（如猥亵儿童罪）并害怕从此声名狼藉，影响其今后的生活时，检察官允诺以其他罪名（如轻伤罪）起诉而换取被告人认罪；
二是“罪数的交易”，当被告人犯有数罪时，检察官为争取嫌疑人承认有罪，许诺将本应指控的数个犯罪改为仅指控其中的一个罪行；
三是“量刑的交易”，即检察官允诺建议法官对被告人适用较低幅度刑罚，以换取被告人的认罪。
（五）辩诉交易制度的有效要件
一次有效的辩诉交易，其产生的前提是应当确保被告人的有罪答辩必须是“自愿的”(voluntary)、“理智的”(intelligent)和“明知的”(knowingly)。被告人应当能够了解“被指控的真实本质”，做出的有罪答辩是其自由意志的体现，没有任何的强制因素。
1969年，联邦最高法院在“迈克卡斯诉美利坚合众国”（McCarthy v. United States,394 U.S. 459）和“鲍亚肯诉阿拉巴马州”（Boykin v. Alabama,395 U.S. 238）两案中清楚地表明，由于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事实上是以放弃反对自我归罪的权利、进行审判的权利和与证人对质的权利等三项宪法性权利为代价的，所以，一项有效的有罪答辩，必然要求是“对一项权利或特权的有意的放弃或者让与”；相反，“如果一项被告人的有罪答辩不是自愿的和明知的，那么这必然是对正当程序的违反，其结果是无效的。”
1970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布雷迪诉美利坚合众国”（Brady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同样认为：“国家的代理人不能通过实际的或威胁的对被告人的肉体侵害或者对其意志的强制，来提供一份答辩”；“刑事司法体制执行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那就是被告人的答辩应当是他自己自由意志的表达。这个答辩不仅仅是对过去行为的承认；而且是被告人放弃陪审团和法官审判的权利的标志，也就是他同意有罪判决可以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做出。对宪法性权利的放弃，不仅必须自愿，还必须是在充分了解相关情况和可能结果之后实施的明知和理智的行为。”
（六）辩诉交易程序的启动
辩诉交易程序的启动权在检察官，检察官可以向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发出要约，进行交易。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只有程序启动请求权，是否启动由检察官决定。程序启动的时机由双方商定，一般在审判前的任何阶段均可进行，在法庭审判过程中亦可进行交易。
双方一旦达成协议，经法官审查合法，便予以接受，但法官不受检察官量刑建议的约束。若法官不接受，被告人也不能撤回有罪答辩。[4](P98)
二辩诉交易制度理论分析
（一）辩诉交易制度中所蕴含的契约理论
美国诉讼理论普遍认为辩诉交易是一种经典契约式的合同关系。从合同原理的角度，辩诉交易是一种待履行的刑事契约。就通常的理解，辩诉交易的当事方是检察官与被告人，法官的作用仅仅是程序性地对交易结果予以确认。在传统的国家追诉主义刑事诉讼理念中，检察官是代表国家公益的对被告人进行单向追诉的上位主体，两者之间并不处在一种平等的阶位之上，因此这两种不平等的主体无法达成合意、合法的刑事契约。因为根据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当事人须具有完全平等的主体地位。但这一理论禁锢在20世纪70年代被最终突破。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雷迪诉美利坚合众国”（Brady v. United States, 397 U.S.742）一案的判决中正式确定了辩诉交易的合法地位。此后，辩诉交易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广泛发展起来，以致于成为刑事诉讼中解决刑事案件的一种主要方式。在辩诉交易的契约本质上，有两种不同的学说，一种是权利交换说，一种是风
险交换说。权力说认为，由于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事实上是以放弃反对自我归罪的权利、进行审判的权利和与证人对质的权利等三项宪法性权利为代价的，所以，一项有效的有罪答辩，必然要求是“对一项权利或特权的有意的放弃或者让与”。按照此说，检察官所放弃的是对案件事实真相进行追诉的权利、得到的是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被告人所放弃的三项宪法权利、获得的是减少犯罪指控或刑罚折扣的利益。风险说认为，辩诉交易的当事方实际上不是就权利本身进行交易，而是互换了这样一种风险，即事后出现的结果将使得一方或另一方后悔事先没有达成协议。具体而言，在决定交易之前，被告人承担着以最严厉的判决定罪的风险，检察官承担着高成本的审理后作无罪判决的风险；交易之后，被告人承担的风险是，如果诉诸审理的话，也许就会产生无罪或较轻的判决，检察官承担的风险是，如果案件提交审理的话，将可能获得最大严厉（或至少比较重的）判决。但无论是哪种学说，真实自愿的合意是核心理念，都认为辩诉交易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平等的受宪法的保护，被告人不受强迫，意志自由，通过理性对话与信息交流，基于自由选择，最终达成真实自愿的合意，以实现各自的利益所需。并且为了确保答辩协议的真实性，法院必须进行法律审查。[5](P26)而这些理念又恰恰于契约、合同关系的要素相吻合。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正当性
尽管辩诉交易已有了漫长的历史，但自它诞生之日对他的批评和指责就没有终止过，然而我们却不能忽视他的正当性：
首先，它能使被告人避免审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能够防止有罪的人因程序的不确定性而逃脱制裁，虽然他弱化了探究真相的能力，可能使有害者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半块面包总比没有面包好”。被告人是愿意接受审判的，也愿意接受处罚，虽然通过这种方式处罚的相对比较轻，但由于他愿意接受这个处罚，而实际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已经取得了我们所需要的社会效果，应当说总体是合理的。
其次，辩诉交易程序简洁，高效节约，既提高了结案的速度，又节省了司法资源。1970年，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伯格说，如果将辩诉交易的适用降低十个百分点那么就需要投入两倍于现在的司法资源，其成本是巨大的；相应的，如果将辩诉交易的适用率降低20%，届时需要的司法资源将是现有司法资源的三倍。[6](P26)
再次，辩诉交易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审前羁押阶段被告人的“被迫懒散”对社会造成的腐蚀性影响，它有效防止了那些有继续犯罪倾向的被告人在审前释放阶段侵犯社会的可能，它大大缩短了从指控到最终处置之间的时间，这非常有利于恢复那些最终判处监禁的犯罪人的名誉。
三我国适用辩诉交易制度探微
（一）辩诉交易原则与我国司法原则的冲突
辩诉交易一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辩诉交易是可以提高效率，但却牺牲了正义。尤其在我国，辩诉交易的原则对我国的司法原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甚至是否定。因此，人们对其在我国能否适用提出质疑：
1刑与罪不适应，使犯罪者逃脱应有的惩罚
美国的辩诉交易有三种类型：一是减轻指控，即降格指控;二是放弃部分指控，即检察官只对部分罪名指控，而放弃其他某些罪名的指控;三是量刑交易，以被告人认罪为条件，检察官向法官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这些都与我国的罪行相适应原则相悖。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犯罪分子将可能利用交易逃脱应有的惩罚。
2辩诉交易有可能使无罪公民枉受有罪判决
进行辩诉交易的双方都存在着不足以抵御对方的弱点，同时又都有趋利避害的动机。对于控方，他们更看重的是法院对其指控的肯定，而非量刑的轻重；对于辩方，相对于国家来说他们本身就只是一个弱小的防御主体，一旦被指控犯有某罪，被判决无罪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为了在不幸中尽可能争取一种相对幸运的结局，他们也往往愿以认罪作为代价，换得从轻处罚的结果。而一个无罪的人也可能因此而被判有罪，这就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也是对正义的挑战。
3辩诉交易削弱了刑罚的犯罪预防功能
刑罚对犯罪具有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功能。辩诉交易使主观恶性不再严重，犯罪的特殊预防完全可以在减轻刑罚的基础上实现。辩诉交易使得刑罚的威慑效应降低，交易所昭示的犯罪收益大于犯罪风险的情形，可能引导潜在的犯罪者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二）我国适用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以上的担忧是必要的，这些问题也确实会存在。但是，当我们在考虑一种制度的合理性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制度本身，而更重要的是要综合它所处的环境，权衡其各个因素的利弊。我们赞同辩诉交易的运用，但我们始终不会同意牺牲司法的公正或者正义，正义包含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两个方面，而人们主要担心辩诉交易对实体正义的损害，实体正义在刑事司法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安全得到维护：二是，无辜的社会成员免受刑事司法侵害，个体的安全得到维护。如果损害了司法正义中的任何一项，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指责和拒绝辩诉交易制度。
但考虑到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大量的案件不能及时的结案，使得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变大，案件诉讼周期变长，诉讼效率低下，使司法公正的实现大打折扣。美国著名的法理学教授波斯纳法官曾指出“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是，效率”。[7](P71)更何况“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在大量的犯罪案件的重负之下，为了追求那一点点的正义，而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并且给当事人带来精神上和经济上的负累，是否是本末倒置了呢？
实际上，辩诉交易和正义不是那么不可调和的，表面上看辩诉交易制度与我国司法原则有以上三方面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并不是绝对的，不会僵持不化：
首先，正义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多样的。但是对于最低限度的正义，辩诉交易是绝对不会跨越的。它所放弃的部分权力是在社会允许的范围之内，并不会对正义构成实质的损害和威胁。正所谓“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辩诉交易就蕴含了这样一个道理。虽然他不能达到完全的正义，理想的正义，但他却实现了有限正义，现实正义。
其次，辩诉交易并不是无原则的随心所欲和滥用，对犯罪的性质是不能进行交易的，不会将刑事犯罪判为一般的违法行为，减刑的幅度也会做出严格的控制，检察官的妥协是相对的，严格的条件限制和审查不会使犯罪者逃脱必要的惩罚。辩诉交易需要控辩审三方密切合作，交易需要双方的商讨达成答辩协议，而协议最终结果的实现则需法官的认可。辩护律师也会为被告人做出理性的分析和正确的选择。并且还有严格的审查机制。对于符合“疑罪从无”的案件，仍要适用“无罪推定原则”，而不是盲从于双方的协定，这就很好的保障了“无罪公民免受有罪判决”，维护了传统的司法原则，缓解了辩诉交易和我国司法原则的冲突。该受惩罚的人受到了惩罚，无罪的公民血洗了冤屈。刑罚同样起到了预防犯罪的作用。
再次，辩诉交易在我国并不是无迹可寻的。辩诉交易在有的国家被作为简易程序的一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设有简易程序，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的首要条件是被告人完全承认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即被告人做有罪答辩。而其交换条件是检察机关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意见，请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而且我国司法一直倡导“坦白从宽”，对自首犯和对案件侦破做出重大贡献的犯罪分子，给予适当的减刑。辩诉交易体现的是，被告人通过与控方协商主动认罪，以获得较轻的刑罚。二者目的是相同的，只不过辩诉交易是坦白从宽这种历来奉行的刑事政策的法定化，它跟坦白从宽的政策是一致的。[8](P420)培根曾说过一个著名的断论：存在就是合理的。也许辩诉交易不是最好的，但它却是现行体制下适合的。辩诉交易并非只追求效率不注重公正，而是在追求率的同时兼顾公正。因此，我们应该在正义和效率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有选择的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建立完善的适合我国现状的辩诉交易体制。
（三）我国刑事诉讼借鉴辩诉交易的设想
中国是否该确立辩诉交易制度，从最初法学界对这一制度的起源，发展与操作的介绍，到学者主张借鉴辩诉交易确立轻罪书面审程序，再到重庆綦江桥案件期间有学者进而提出“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再到倍受法学界吹捧的“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又称被告人认罪的量刑折扣），无一不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学者对辩诉交易制度的认可和提倡。然而，中国的立法者却始终没有把辩诉交易提到立法日程上来，而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在这种徘徊不前的局面下，用辩诉交易的方式审理了第一案，无疑扮演了一次司法改革者的身份。对我国来说，现在还处于缺乏经验的初期，对辩诉交易制度的实施应采取较为严格的条件限制，以确保司法正义的实现。
1限制适用辩诉交易案件的范围
美国通过辩诉交易解决的案件高达90%，但我们可以看出，不论被告人罪行如何严重，都可以适用辩诉交易制度。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这是完全行不通的，这样不仅不会促进法律的发展，而且会使法的发展步履维艰。对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的限制幅度多大，应当慎重考虑，具体说就是：能够进行辩诉交易的案件必须是罪行条件不太严重的刑事案件，具体说是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管制的犯罪案件。对于下列情况的案件则不适用辩诉
交易：
一是，犯罪的性质严重。有社会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或公民最为重大的利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特别严重，所以不适宜用辩诉交易。
二是，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说明犯罪分子主观恶性特别深，改造难度很大，如果通过交易减轻其处罚，必然会降低刑罚教育改造犯罪的成功率。
三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累犯。这样一些特殊的犯罪分子，其主观恶性特别深，社会危险性也特别大，本身应属于从重处罚的对象，因而不得进行辩诉交易。
2辩诉交易的协商主体
美国辩诉交易将参与的主体限定为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法官不参与谈判。这点我们是赞同的，因为法官参与了协商，在案件进入审判程序时就很难保持中立性和公正性。辩护律师在与检察官协商时，须经过被告人的授权和同意，那么在有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中，检察官的参与行为，尤其是涉及到被害人切身利益的行为、决定，是否须经被害人同意呢？
具体分两种情况：一是在对有关量刑协商的案件中，检察机关在与辩方协商过程中，必须吸收被害人一方参与进来，同时要充分考虑被害人一方的意见。如被害人做出过分要求，要积极的协调，做出公正的量刑；二是对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的刑事案件，如果有被害人，检察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不予起诉，要争得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表人的同意。[9](P98)
3明确规定辩诉交易的适用条件
美国辩诉交易理论是以契约理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即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基于真实自愿的合意，通过协商达成协议。因此美国的法律规定：使用辩诉交易的前提条件是被告人在自愿、理智、明知的情况下做出的有罪答辩。这是使用辩诉交易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如果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性怀疑，在这种铁的事实证据基础上，仍然进行辩诉交易，在一定意义上似乎与正以相悖。因此应该对辩诉交易的适用条件进行严格地限制。
适用辩诉交易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辩诉交易只适用于证据确实但欠充分的案件，就是说，案件有一定的证据，但证据未达到充分的程度，若向法院起诉，不符合公诉的条件；若做出不起诉决定，又不符合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条件；若退回补充侦查，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证据有可能收集不到，反而使积压期限过于延长的情况。（2）被告人与控方达成交易的协议是自愿，明知的。（3）控辩双方通过协商达成的协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正所谓空口无凭，“坦白从宽，牢底坐穿”并不是妄言，被告人法庭上突然翻供拒绝认罪的现象屡见不鲜，“司法诚信”已受到很大的冲击，因此规定采用书面形式是完全有必要的。
4限制减轻指控或处罚的幅度
辩诉交易的形式包括了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下的相对不起诉、减少指控事项和法院提出从轻的量刑请求，其中后两种形式都涉及刑罚让步的幅度问题。如果放弃刑罚的幅度过大，不仅有损司法正义，而且会使刑罚大大减损应有的功能。因此，限制交易的幅度是必要的。控诉机关减轻指控涉及三种情形：一是数罪中
放弃某个或某些罪的指控；二是一罪中存在数个犯罪构成事实的情况下，放弃部分犯罪事实的指控;三是放弃数个罪名中某些罪名的指控。在这三种情况下，控诉机关能够放弃指控的只能是其中次要的犯罪或次要的犯罪事实，数罪中法定刑较重的犯罪不能放弃，在数个罪名中，较重大的罪名也不能放弃指控。还有一点也是必须强调的，辩诉交易多发生在控方取证困难的场合，因而如证据已经充足，不存在被宣告无罪之虞，而且又不属于轻微犯罪，对于控诉方来说，自无进行交易之必要。控方向法院提出从轻量刑之请求，也是辩诉交易的一种形式。这种请求成为交易的结果时，法院通常必须满足这种请求，以体现和维护司法的诚信。但是，控方在以请求法院从轻量刑作为交易的代价时，不能承诺大幅度减轻刑罚。为此，应当限制轻刑罚的幅度。借鉴英国、意大利的做法，减刑幅度为1/4至
1/3，类似这样一种限制方式对我国的立法是有参考价值的。
5建立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机制
如果缺乏必要的审查监督机制，辩诉交易因为缺乏必要的制约而很难防止牺牲正义进行交易的情形。法官在对辩诉交易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时候，审查的内容主要有四方面：一是交易的自愿性和理性，确定交易是否有威胁、恐吓、逼迫等情况，确保实双方明知而理性的达成的合意：二是交易的事实基础，审查协议达成的内容是否有相关事实予以证明，避免出现交易权力滥用的现象；三是协议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主要是审查有无违法现象，量刑交易是否超过法定的幅度；四是审查辩诉交易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凡是符合这四个条件的法院必须无条件接受辩诉双方达成的协议。同时要设置辩诉交易有条件的上诉和再审制度。
在我国，对正当程序理论的引入，追求程序公正的观念，正逐步深入民众与司法制度的骨髓，但这些规模的缺陷在我国同样未能避免，如它的高成本使贫困者望而却步，它的精细与复杂使审判日益笨重，它的刚性使其丧失了人文关怀，以至近乎残酷，它的单调使其无法回应多样化的争端，在解纷止争面前日显捉襟见肘。也许如上弊端所至，虽然人人都向往“阳光司法”“看得见的正义”，但现实中，“单方面接触”“追求黑色正义”的现实屡禁不止。由于法律规定自身的原因使得法律根本无法实现，那么，没有效率，缺乏结果的支撑，又何言法律的公平呢？辩诉交易恰恰是以确保有效定罪，迅速结案，尽快实现社会正义为目的，达到了诉讼经济的效果，解决了司法中效率与公平的冲突。“辩诉交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已切实被美国法律阶级社会所接纳，为其协调诉讼中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解决之路。中国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法改革，我们应该更深入的研究并完善辩诉交易制度，使它更好地为我国的司法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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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家森等，《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研究——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之探讨》[J]，《法学论坛》2004年第6期，第98页
论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又称辩诉协商（Plea Negotiation）或者辩诉协议（Plea Agreement），它是指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和讨价还价，检察官通过降低指控或者向法官提出减轻量刑的建议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一种活动。也有学者认为，辩诉交易是指“被告人对刑事指控作有罪答辩，以换取国家对案件的合理考虑”。[1]（P385）辩诉交易制度，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仅经历了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该项制度从产生、发展到成为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没有辩诉交易，然而我国的一些刑事法律制度及刑事政策无疑同样蕴含着辩诉交易的精髓。司法改革客观要求加大辩诉交易的运用，在改革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同时，可以分步设立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我国的辩诉交易应当规范化及制度化，同时鉴于特定的制度背景，应注意在立法上为其确立一定的限度，以促进辩诉交易良好运作，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与效益。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的实践20世纪30年代就已在美国出现，但一直处于“地下交易”的状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0年的布拉迪诉美国案（Brady.V.U.S.A Brady United States,379,U.S.742,752-53[1970年]）的判决中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制度的合法性。[2](P53) 1974年7月1日修正施行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对“辩诉交易”作了明文规定。从此，“辩诉交易”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而如今的美国，辩诉交易已经占据刑事诉讼的主要舞台。在美国，90%的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来解决的。由于辩诉交易具有结案快、效率高，有利于解决案件严重积压的问题以及能够减轻刑事司法系统的巨大压力等优点，并使得控方在证据不甚充分的情况下也可获得的被告人的定罪，所以一经问世即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尽管美国有反对者对辩诉交易程序提出种种非议，但是，辩诉交易制度在没有增加法官、检察官数量的情况下迅速解决了大量的刑事案件，节约了有的司法资源故此为司法部门乐于采用。辩诉交易已是确保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没有它，“整个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3]（P64） 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自己的实体权力和程序权力进行的处分。在实际的操作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辩诉交易的参与主体 辩诉交易的参与主体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代表被告人），他们对案件的处理进行讨论、
美国证券信用评级制度及启示 美国拥有发达的证券市场，也相应建立了较为完善和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证券信用评级制度是美国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债券评级是信用评级制度的起源，它既是证券信用评级的核心业务，其评级方法也是其他种类评级的重要参考。 一、美国证券信用评级制度的发展过程 证券信用评级制度产生于美国。19世纪末工业革命促成美国经济迅速膨胀，许多股份公司主要通过大量发行债券筹集巨额建设资金，投资人的投资选择机会众多，但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面临极大的风险，社会迫切需要一种计量和反映证券投资风险的简单、有效的工具。1909年美国穆迪公司的约翰．穆迪(John Moody)在《穆迪铁路投资分析》一书中首先提出证券评级方法，并对当时发行的各种铁路债券进行分析，利用A、B、C等简单符号，把铁路债券划分成不同的信用等级。这种做法受到投资者的欢迎。其后，1922年普尔出版公司(标准—普尔公司的前身)开始对工业债券进行评级，1924年标准统计公司(1941年与普尔出版公司合并)和菲奇公司也分别用类似方法对公司债券进行信用评级。 美国证券信用评级制度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1929—1932年的经济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美国的资本市场，近一半的债券不能按期还本付息，投资人损失惨重，证券投资风险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实践证明，评级机构评定的债券信用等级基本上揭示了其偿还能力，证券评级制度开始初步发挥指示投资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 第二个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禁止金融机构同时兼营银行业和证券业。1933年证券法禁止证券承销商(主要是投资银行)对其承销的有价证券进行评价。这样，作为第三方的评级机构对债券风险的评估成为证券承销商制定销售战略的重要依据，投资银行对证券评级的需求大大增加。在这个时期，美国有关政府部门和机构普遍开始重视信用评定工作，并在资产评估、银行监管等方面广泛利用评级结果和评级方法。美国证券交易所(SEC)规定，有价证券发行计划书中记载的评级情况，必须是SEC认可的评级机构作出的评级。美国全国保险协会要求各保险公司以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结果作为投资证券的标准。财政部货币监理官一再要求所有在联邦注册的国民银行和在各州注册的会员银行利用信用
从辩诉交易第一案到我国的被告人认罪制度 ——对辩诉交易在我国发展前景探析 杨怡敏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辩诉交易作为一种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协调与合意行为，在外国是在一片 争议声中成长起来的。面对我国现状，建立与否也同样有着很大争议，在本文 中，笔者试从其利于弊的角度，以及与现行制度的契合与不符之处进行了探析， 最终希冀在一系列理念契合的基础上，能逐步建立起符合国情的辩诉交易制度。 关键词：辩诉交易合意正义法治损害 曾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继而轰动一时的“中国辩证诉交易第一案”久已落下帷幕1。其详细案情及运作过程也无需更多着墨。随之而来的最高检的禁令2则终止了刚刚萌芽的新事物的成长。我们无法说最高检的禁令是一种扼杀。当一个生命的出现没有足够的养分去浇灌，其状态可能是贫瘠的，其成长没有正确的导向与支撑，有可能是畸态的。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同样如此。在此种状态下我们又何能指望制度服务于社会的目的去实现呢？也许中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第一案给了我们太多的启示。 而在去年的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共同颁布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为慎重起见，附上“试行”二字。距离“辩诉第一案”时隔不到一年，恐怕谁也不能说这一制度的建立纯属偶然。从被告人的认罪制度的规定中，我们看到了其与辩诉交易的微妙联系，在后面的论述中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在此，先让我们放眼世界来看看辩诉交易的国际发展与利弊之争。 一、辩诉交易的国外发展及利弊之争 （一）辩诉交易的定义 《布莱克法律辞典》认为：辩诉交易是指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数控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为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3。《美国法律辞典》中辩诉交易指“在刑事案件中被指控者通过他或她的律师与公诉人进行协商达成的双方均可接受的协议的程序。4”《诉讼法学词词典》则认为“英国的辩诉交易是法官双方当事人的律师之间的交易，而美国的辩诉交易则是辩诉人与起诉人间的交易，法官不介入。”5《法学大辞典》给我们描述了辩诉交易谈判的条件“（1）被告人有罪（2）有罪答辩要出于被告人自愿…。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1）、被告人罪行的轻重…（2）、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大小…（3）、检察官掌握证据的充分可靠程度，（4）、辩护律师的态度（5）、法官的态度”6以上的说法使我们对辩诉交易有了大致了解。 （二）国外发展 众所周知，对我国而言，辩诉交易是个舶来品。在美国，它真正确立于1970年美国的布雷迪诉联邦政府一案。在此之前，实践中久已广泛运用，只是未能得
辩诉交易：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 【内容提要】辩诉交易是肇始于美国并盛行于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其顺应了效率观的要求，但对其公正性，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较大争议。近年来，我国有不少学者主张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也在试点探索与辩诉交易近似的刑事和解制度。如何看待辩诉交易制度和刑事和解制度？应否引入或借鉴辩诉交易制度？本文深入探究了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产生、发展的背景以及美国实行该制度的效果，并对辩诉交易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异同进行了全面分析，力图找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对我国刑事诉讼可资借鉴之处。 【关键词】辩诉交易刑事和解被告人被害人检察官 引言 辩诉交易（pleabargaining)是美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根据 《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控诉方和刑事被告人达成的一项 协议，根据该协议，被告人就一项较轻罪行或者多项指控中的一项认罪，以换 取控诉方的让步，通常是更宽容的量刑或者取消其他指控。”【1】辩诉交易体现了控辩双方的协商，是一种典型的刑事契约。其操作过程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 人的有罪答辩【2】。当控辩双方达成协议，且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被法官确认为出于“自愿”和“理智”，则在判决中体现这个协议，而无需再开庭审理。当然，控辩双方达成的协议，法院并没有义务必然接受，也可以驳回，如果驳回，则法院不受协议的约束，并给予被告人撤回其有罪答辩的机会。辩诉交易在美 国刑事案件的处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美国联邦和各州90%以上的刑 事案件以辩诉交易结案【3】。 辩诉交易!II产生以来，在美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就引起激烈争议。21世纪之前，我国学者对其大多持批判态度。然而，2002年，面对一起证据收集困难的刑事案件，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首次采用了辩诉交易。该案的基本案
浅析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摘要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被告人通过委托辩护律师同检察官之间就被告人所触犯的罪名及相应的量刑进行私下的协商，从而达成交易的刑事司法制度。当前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运用于美国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之中，为高效审理案件，及时完结审判提供了有利的帮助。但辩诉交易制度也存在着固有的弊端，因此我国在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的同时，也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适合于“中国特色”的形式予以合理地适用。 关键词：辩诉交易；评价；借鉴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概况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概念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指检察官同被告所聘请的辩护律师，就被告人所触犯的刑法罪名，以及相应的量刑幅度和范围，经由控辩双方通过私下协商，进行交易，最终达成定罪和量刑的一致意见，进而快速审结案件的制度。 （二）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运作模式 一方面，辩护律师可以与检察官进行协商，对检察官所指控的罪名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被告人认轻罪的前提下，将其中较重的罪名替换成较轻的罪名。或者就监察官所指控的多项罪名进行协商，就其中指控的某项或者某几项罪名有条件地予以撤销。 另一方面，当辩护律师在分析案情后，对于定罪没有协商的空间时，可以与检察官进行量刑上的交易，通过由被告人直接认罪以此来获得较为宽缓的量刑幅度。 （三）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特点 1.交易主体的特殊性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辩护律师结合检察官所掌握的相关证据，基于其辩护策略，对被告人所提出的建议。其实质上是被告人行使自己诉讼权利的一种体现，当被告人选择接受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则会向检察官提出要求进行辩诉交易的请求。从而使得案件无需进入繁琐复杂的审判程序，而直接通过辩护人和检察官之间的私下交易来提前协商定罪罪名或者量刑范围，而后向法官提出，并经由法官向被告人说明和确认，最终完成刑事案件的审判。 2.交易内容的可选择性 检察官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其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检察官可以结合特定的案情，提出相应的指控罪名和量刑意见。然而当相关案件对
2014年期货基础知识真题：期货交易制度（一）答案详解单项选择题（以下各小题所给出的4个选项中，只有1项最符合题目要求，请将正确选项的代码填入括号内） 1.我国期货交易所实行的强制减仓制度，根据的是（）。 A.结算价 B.涨跌停板价 C.平均价 D.开盘价 【解析】强制减仓制度是交易所将当日以涨跌停板价申报的未成交平仓报单，以当日涨跌停板价与该合约净持仓盈利客户（包括非期货公司会员)按持仓比例自动撮合成交。 2.目前在我茵，某一品种某一月份合约的限仓数额规定描述正确的是（）。 A；P艮仓数额根据价格变动情况而定 B.限仓数额与交割月份远近无关 C.交割月份越远的合约限仓数额越小 D.进入交割月份的合约限仓数额最小 【解析】一般持仓限额与距离交割月份远近有关。距离交割月份越近，限仓数额越小。 3.（）是结算会员参与交易所结算交割业务必须缴纳的最低结算担保金数额。 A.基础结算担保金 B.风险结算担保金 C.变动结算担保金 D.交易结算担保金 【解析】《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的期货交易所应当建立结算担保金制度。结算担保金包括：基础结算担保金和变动结算担保金。基础结算担保金是指结算会员参与交易所结算交割业务必须缴纳的最低结算担保金数额；变动结算担保金是指结算会员结算担保金中超出基础结算
担保金的部分，随结算会员业务量的变化而调整。 4.期货交易所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应当在（）及时将结算结果通知会员。 A.三个交易日内 B.两个交易日内 C.下一交易日开市前 D.当日 【解析】《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期货交易的结算由期货交易所统一组织进行。期货交易所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应当在当日及时将结算结果通知会员。期货公司根据期货交易所的结算结果对客户进行结算，并应当将结算结果按照与客户约定的方式及时通知客户。 5.在我国，期货交易所一般应当按照手续费收入的（）的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 A.30% B.25% C.20% D.15% 【解析】《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规定，期货交易所应当按照手续费收入的20%的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风险准备金应当单独核算，专户存储。 6.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的金额不得髙于以下哪项标准中的较低值？（） A.有价证券基准计算价值的70%;会员在期货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的实有货币资金的3倍 B.有价证券基准计算价值的80%;会员在期货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的实有货币资金的3倍 C.有价证券基准计算价值的70%;会员在期货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的实有货币资金的4倍 D.有价证券基准计算价值的80%;会员在期货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的实有货币资金的4倍 【解析】期货交易所应建立保证金制度，期货交易所可接受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并根据市场情况对用于充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的基准计算价值进行调整。但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的金额不得高于以下标准中的较低值：有价证券基准计算价值的80%;会员在期货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中的实有货币资金的4倍。
辩诉交易制度构建 ”【摘要】 20XX年4月，XXXX铁路运输法院首次适用“辩诉交易”审理了一件故意伤害案，而我国行事诉讼法律规X中并没有对“辩诉交易”作出规定，从而使“辩诉交易”是否能在我国实施在全国X围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前不久公开表态：辩诉交易目前不能用于办案。在此，笔者对辩诉交易在我国的实施及构建问题略作探悉。本文将通过对辩诉交易制度的概述、辩诉交易的目标价值、效率价值、及实践价值等可行性分析和一些相关问题的讨论，来论证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构建问题。 XXXX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故意伤害案件，在庭审之前，控辩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并论述了各自的观点，认同被告孟某使共同犯罪，但是对于被告在主观上使故意还是过失存在事实不清的问题，案件取证方面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被告人此时最需要的是经济上的赔偿，于是在辩方主动要求协商的情况下，经被害人同意，达成“交易”，只要被告人认罪，并自愿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责任，控方统一建议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最后法院采纳了控辩双方的交易结果，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孟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1】。从而开了我国辩诉交易的先河。在国内刑事诉讼法学界，辩诉交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打破现行法律框架并如此旗帜鲜明的提出“辩诉交易”这一概念倒是头一糟。也因此，XX铁路运输法院的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不光让法学家们震惊，更让新闻媒体和老百姓感到新奇。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个“辩诉交易”第一案以及因此引发的讨论让“辩诉交易”这一名词从法学界专家的案头走进了普通大众的视野。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辩诉交易”或大加赞赏或横加指责。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前不久公开表态：辩诉交易目前不能用于办案。而笔者认为对我国的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辩诉交易制度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辩诉交易制度概说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涵义 辩诉交易制度于20世纪30年代产生并形成于美国，于70年代在英美法系国家广泛实施。所谓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又称辩诉协商（plea negotiation）或者辩诉协议（plea agreement），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
美国司法实践中的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制度是二十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诉讼模式，是美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司法实践的产物，同时也是司法实践迫不得已的选择。虽然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争议，但它却在一片反对声中迅猛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很好地解决了西方刑事诉讼所面临的一大矛盾——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加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 一、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辩诉交易，依《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为：辩诉交易是指在司法审查的前提下，刑事案件的检察官和被告双方达成满意的倾向性意见的程序。它通常包括被告人为得到比可能受到的指控相对较轻的量刑，而作出的承认一个较轻的犯罪或数个指控中的一个或几个的有罪答辩。这一制度于19世纪80年代产生于美国，并在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莱德诉美国一案中得到了正式确认。1974年，美国修订的《联邦地区刑事诉讼规则》对辩诉交易的一般原则及其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以成文的形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现在，美国80%—90%的刑事案件都是以辩诉交易形式结案。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内涵
辩诉交易作为一项特殊的法律制度，在这一制度的施行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有别于传统诉讼的新型的法律关系，具体来说其特殊之处在于：（一）、辩诉交易的主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二）、交易的内容就控方而言是指自由裁量权内的“有利指控”、就辩方而言则是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三）、交易是双方当事人合议结果，具有法律效力，法官不得干涉；（四）、交易的后果是不进入正式审判而是直接进入量刑程序。 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并且1974年美国《联邦地区刑事诉讼规则》对辩诉交易制度下的交易方式并没有做具体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的交易方式是多样的。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类：其一、罪数交易。当被告犯有数罪时，检察官为取得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许诺减少指控的罪数而与被告人交易。其二、罪名交易。即检察官许诺以比本应指控的涉嫌罪名量刑要轻的另有罪名指控犯罪，或者当被告人犯有在社会上对其声誉影响极大的罪名时，检察官允许以其他罪名指控，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其三、量刑交易。即被告人认罪以换取检察官同意，请求法官判处较轻的刑罚。“一种制度必然产生一种法律关系。综上，可以说”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就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意的交易行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① 三、辩诉交易制度建立的价值基础
内部管理制度系列 期货交易主要制度（标准、完整、实用、可修改）
编号：FS-QG-88280期货交易主要制度 Major Futures Trading System 说明：为规范化、制度化和统一化作业行为，使人员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提高工作效率和责任感、归属感，特此编写。 一、保证金制度: 1.保证金制度的内涵及特点 在期货交易中，交易双方按其买卖期货合约价值的一定比率缴纳保证金，用于结算和保证履约。 国际市场上保证金制度的特点: (1)对交易者保证金的要求与其面临的风险相对应。 (2)交易所根据合约特点设定最低保证金标准，并根据市场风险状况进行调节。 (3)保证金的收取分级进行，分为会员保证金和客户保证金。 2.我国期货交易保证金制度的特点 (1)对期货合约上市运行的不同阶段规定不同的交易保证金比率，保证金随交割的临近而提高。
(2)随着合约持仓量的增大，交易所逐步提高交易保证金比例。 (3)交易出现连续涨、跌停板时，相应提高交易保证金比例。 (4)按结算价计算的连续若干个交易日的价格累积涨、跌幅达到一定程度时，交易所根据市场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5)期货合约交易异常时，按规定程序调整交易保证金的比例。 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 (1)对所有账户的交易及头寸按不同品种、不同月份的合约分别进行结算并汇总。 (2)交易盈亏结算包括对平仓头寸盈亏和对未平仓合约浮动盈亏的结算。 (3)对交易头寸所占用的保证金进行逐日结算。 (4)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是通过期货交易分级结算体系实施的。 期货交易所会员(客户)的保证金不足时，会被要求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者自行平仓;否则，其合约将会被强行平仓。
美国、意大利辩诉交易之比较分析 提要：辩诉交易制度是起源于美国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现已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其他国家在借鉴美式辩诉交易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本土化改良使辩诉交易的积极作用在本国日益彰显。 关键词:辩诉交易;移植;本土化改良 辩诉交易制度起源于美国,是美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辩诉交易存在破环法律权威、践踏公众道德正义之嫌,但它还是以其结案快、效率高等优点为许多国家所推崇。意大利就是在引进美国辩诉交易的同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良,使之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本文笔者就是要在对美意两国的辩诉交易制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来说明意大利是怎样对美式辩诉交易进行改良的。 一、辩诉交易制度概述 辩诉交易,也称答辩交易,抗辩交易。它是指在审判前(主要发生在传讯阶段),控诉方和被告方经过准备,然后双方进行谈判,讨价还价,如果被告方满足控诉方的要求,则控诉方或者撤销指控,或者降格控诉,或者将来从轻判处。由此可以看出,辩诉交易的特点有:1、辩诉交易在审前的诉讼阶段进行,主要是在传讯阶段;2、辩诉交易的主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3、辩诉交易的内容就控方而言是指自由裁量权内的“有利指控”、就辩方而言则是被告人作有罪答辩;4、辩诉交易是双方当事人合议的结果,具有法律效力,法官不得干涉。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于美国,该程序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几乎不为人所知,美国法史学家亚里德曼认为,平意上的辩诉交易至少于100多年前就出现了,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公诉人就愿意通过交易的方式说服被告承认实施了某些罪行以了结他们没有多大把握打赢的官司,并且尽管在交易过程之中法官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正如亚里德曼所说,在19世纪早期或者中期, 辩诉交易已经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开始出现,并且在19世纪后期成为美国许多州刑事法院处理案件的一种惯例。一些研究证实,20世纪上半叶,美国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已经普遍化。然而,尽管辩诉交易在实践中一直被广泛运用,却几乎都是私下进行的。交易不被记录在法院文件中或者得不到刑事法院诉讼规则的认可。但1970年美国最高法院承认明示答辩协议中辩护律师的重要性后,诉辩交易终于获得了合法性,次年在santobell v.newyork(1971)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了辩诉交易的做法,将它称为“非常令人向往的事物”。目前,在美国联邦和州的司法系统,辩诉交易大量存在,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来处理的。 辩诉交易制度所具有的成本低、效率高等优点,不仅在英美法系内部国家得到广泛借鉴,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 辩诉交易在加拿大逐步得到了肯定,加拿大法律改革委员会(1984)在一篇工作报告中将辩诉交易几乎当成了刑事诉讼程序的日常部分;而且在大陆法系国家也得到普遍应用,比如意大利在1988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典,该法典引入了英美法系的对抗制诉讼制度,重新调整和设计了意大利的刑事诉讼程序,其中的“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即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就是较有特色的程序制度之一。
浅析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 （中央党校，北京100091） 【摘要】?q诉交易制度产生于美国，其在美国刑事诉讼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如何更好地利用国家刑事司法资源，从而追诉犯罪，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就需要充分发挥辩诉交易制度的作用。笔者从辩诉交易的理论基础和我国国情角度入手，希望对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有所帮助。 【关键词】辩诉交易；理论基础；引入 一、辩诉交易的理论基础 辩诉交易，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减少控诉罪行，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做出有罪答辩，这是控诉方与被告人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的一种司法制度。任何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理论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的，我们讨论辩诉交易制度也要从理论基础进行分析，才能对其适用性有更客观的认知。 （一）实用主义哲学 辩诉交易制度最早产生于19世纪的美国。伴随着这种充分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且诉讼效率高的结案方式，越来越
多的国家在本国的司法实践中予以确认，纷纷采用辩诉交易制度。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由于没有历史和传统的羁绊，勇于创新成为这个新的国家和民族的基本特征。在美国，衡量一切事物的好坏是以是否有创新意识为标准的。这种实用主义哲学观念，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诉讼制度和司法实践。司法的目的不在于追求所谓的理想和绝对的公正，而在于解纷止争，息讼安民，只有在现实中实现的公正才是有意义的。 （二）契约观念 在法文化学的意义上，制度本身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它在受到文化孕育、滋养的同时，必然也会对文化产生依赖性。就辩诉交易制度的实践运作而言，它要求在文化观念方面获得相应的背景支撑。在这方面，西方法治国家的契约文化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本质上说，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就是一种契约文明，“契约”及其蕴含的自由、平等理念是近现代西方文明最重要的理念。这种契约文化对诉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就是尊重当事人对诉讼的处分权，这种诉权的处分性直接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契约精神。契约平等、自由的理念奠定了辩诉交易存在的制度环境，同时也只有在强调契约自由的文化环境中，辩诉交易才能获得合法性的基础。 （三）证据开示制度和沉默权
美国证券监管体系的第一个层次是政府监管，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完整的针对证券市场管理的法律体系，具体包括：1933年通过并于1975年修订的《证券法》；1934年通过的《证券交易法》；1940年通过的《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等。这一套法律体系为政府监管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法定权力。 政府监管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成立"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即SEC)，统一对全国的证券发行、证券交易、证券商、投资公司等实施全面监督。SEC在证券管理上注重公开原则，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以法律手段为主。 证券监管体系的第二个层次是行业自律。行业自律主体包括行业协会、证券交易所和其他团体，通过对其会员进行监督、指导，实施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目的是为了保护市场的完整性,维持公平、高效和透明的市场秩序。自律组织的自律活动需在证券法律框架内开展，并接受SEC的监管。SEC 既可以对自律组织颁布的规则条例进行修订、补充和废止，也可以要求自律组织制定新的规章。 美国证券业的自律监管主要通过一系列自律组织来实施。这些自律组织包括以下三类：一是交易所，如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纳斯达克(NASDAQ)等；二是行业协会，如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全美期货业协会(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等；三是其他团体，如注册会计师协会等。交易所是最早出现的自律组织，主要通过制定上市规则、交易规则、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标准，对其会员和上市公司进行管理，并实时监控交易活动，防止异常交易行为的发生。交易所的自律监管，主要关注市场交易及其交易品种。行业协会则是另一类重要的自律组织。一般来说，市场主体在注册成为该协会会员之前，不能进入这一行业。行业协会主要通过制定行业准则和行业标准，推广行业经验来实施自我管理、自我规范，并对其会员进行监督。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团体参与证券市场，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 证券监管体系的第三个层次是受害者司法救济。即利益受害者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就市场参与者违反证券法规的行为提起赔偿诉讼请求。美国较为健全的证券法律体系及各州法院利用判例对各州的反证券欺诈法律(又称"蓝天法"，Blue Sky Law)进行扩张性的解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反证券欺诈制度，为利益受害者的诉讼请求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而美国数量众多的证券法律从业人员和完备的集团诉讼等制度安排，也极大地减小了利益受害者的法律诉讼成本，使得受害者的诉讼请求转变为对违规者的现实威慑。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是履行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职能的联邦政府机构，其成员由五名委员组成。SEC主席由总统任命、其他委员由参议院批准。SEC只对国会负责,不受总统和其他行政部门的干涉。SEC本身是一个合议制的机构,通过辩论形式决定和解决有关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不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其人员实行错期轮换制,以保持连续性,与总统和行政部门更替不是同步的。有人认为SEC有立法权,其实,其立法权仅仅是根据国会通过的证券法律,进行解释和制定规则,并非独立的立法权。在美国,立法权仅属于国会,但国会的立法受联邦法院的司法审查。有人认为SEC有准司法权,所谓准司法权是指其有行政处罚权,当有行政法官在场的情况下,SEC有权提起某种诉讼,如果有大量事实存在作为依据,上级联邦法院不得予以驳回和推翻SEC的最终裁决。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职权 SEC被赋予广泛的职权，以便其有效地履行职能。SEC的职权主要包括： 一、对违规行为调查权 SEC对违反联邦证券法律的行为所进行的调查通常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非正式调查,是指SEC的官员根据从各个方面获得的情况,对被申诉的不当行为进行非正式的询问。第二阶段是正式调查。在正式调查之前,SEC官员应向SEC提交一份申请,说明确有可能发生过违反证券法律的事实。SEC 签发的调查令授权调查人员调取证据,要求证人发誓作证,并由法院的书记员对证词进行证实。在调查
浅析诉辩交易制度 关键词;检察院,被告人,法院,交易,自由裁量权,减少诉讼成本,诉讼的相对公平, 判例法国家. 2002年4月，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在国内首次借鉴“诉辩交易”方式审理了一起故意伤害案。该案是一起共同犯罪案件，被告人孟广虎纠集他人行凶而导致被害人重伤。案发后，公安机关仅抓获了被告人孟广虎，而其余他人均在逃。案件的基本事实清楚，但是从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看，没有证据证明到底是哪一个被告人使用何种凶器将被害人打成重伤。由于其他被告人均在逃，继续追逃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继续侦破案件收集证据也将困难重重，如果因此放弃或减少对被告人罪行的起诉，被害人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护。正基于此，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与牡丹江铁路运输检察院协商，希望这个案件。能够作为对诉辩交易的一种尝试。经协商，控辩双方均认为：采用诉辩交易的方式既可以使孟广虎免于因侦破困难而带来的超期羁押，又能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为此，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在接到诉辩交易的申请后，公开审理了这起全国第一例诉辩交易的案件，案件从开庭到宣判，仅仅用了25分钟，宣判后，被告人孟广虎表示不上诉，而被害人对判决结果也非常满意。该案的处理，使“诉辩交易”制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笔者试就这一制度谈谈一点个人的粗浅认识辩诉交易制度是二十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诉讼模式，是美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司法实践的产物，同时也是司法实践迫不得已的选择。虽然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争议，但它却在一片反对声中迅猛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很好地解决了西方刑事诉讼所面临的一大矛盾——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加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 一、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美国NASDA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深证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 [摘要] NASDAQ全称为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The NationalAssociatio Of Securities Dealers Antomted Quotations），是全球第一个电子化的证券市场。美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型的监管体制，对NAS－DAQ市场信息披露的管理主要由美国证监会（SEC）负责。SEC作为美国政府执行联邦证券法律的主管机关，其主要权力包括：法规执行及管理权、违法行为调查权、准司法权、强制执行权、提出诉讼权、发布禁止令权。暂停或撤销登记权及民事处罚核定权等。SEC根据美国有关法律所授予的上述权力，对NASDAQ市场的信息披露进行监管。 （一）NASDAQ市场信息披露的管理体制架构 NASDAQ全称为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The NationalAssociatio Of Securities Dealers Antomted Quotations），是全球第一个电子化的证券市场。美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型的监管体制，对NAS－DAQ市场信息披露的管理主要由美国证监会（SEC）负责。SEC 作为美国政府执行联邦证券法律的主管机关，其主要权力包括：法规执行及管理权、违法行为调查权、准司法权、强制执行权、提出诉讼权、发布禁止令权。暂停或撤销登记权及民事处罚核定权等。SEC根据美国有关法律所授予的上述权力，对NASDAQ市场的信息披露进行监管。 除SEC外，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dri－ties Deaers，NASD）及其全资子公司NASDAQ股票市场有限公司（NAS．DAQ Stock Market，Inc．）是NASDAQ 市场的主要自律监管机构。其中，NASDAQ是后者整个市场体系中的一部分。在这两个自律监管机构中，负责市场信息披露管理的主要有两个部门，即NASD管理公司（NASD Regulation，NASDR）的市场管理部和NASDAQ股票市场有限公司的市场监察部。市场管理部有权就会员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并将有关信息和分析结果提交SEC或司法部，同时，该部还负责向NASD会员、投资者以及其他市场人士提供各种有关交易事项和规则的解释和咨询。此外，市场管理部还拥有多个先进的市场监管技术系统，如股票监察自动跟踪系统（SWAT），能够根据每只股票的历史价格、交易量信息、产业发展趋势资料和有关公司公布的新闻构造监控分析模型。市场监察部是1996年应NASD鲁德曼委员会的建议而成立的。该委员会提出，NASDAQ市场本身应该在某些方面拥有市场监管的权威，如宣布交易暂停和监督实时交易报告等。市场监察部的职能主要是实施实时的在线监管，审查来自
辩诉交易的利与弊.txt我都舍不得欺负的人，哪能让别人欺负？一辈子那么长，等你几年算什么我爱的人我要亲手给她幸福别人我不放心 我想你的时候我一定要找得到你不许你们欺负他！全世界只有我才可以！放弃你，下辈子吧！！辩诉交易的利与弊 摘要：辩诉交易，亦译答辩交易。它指的是在检察官签“控告书”之前，由处于控方的检察官和被告（通常是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建议法官减轻刑罚为条件而换取被告人有罪答辩的一项司法制度。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有助于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本文通过对辩诉交易制度利弊的分析，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认为我国目前引进该制度存在诸多障碍，但是我国可以吸收该制度的合理内核来提高我国的司法效率。 关键词：辩诉交易司法效率自由裁量权 一、辩诉交易的利弊分析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于是否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存在三种观点：否定说，缓行说，赞同说。否定说认为我国不具备辩诉交易所赖以生存的制度条件。首先，刑事诉讼的被告不享有沉默权和处分权，因此被告的地位使得其不可能具有与公诉机关平等地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条件。如果允许诉讼地位严重不平等的双方进行“交易”将有违司法公正。另外，辩诉交易因未经正规审判可能会掩盖事实真相，放纵犯罪，也可能使无辜的人蒙受冤屈，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此外，辩诉交易是建立在控辩双方协商、讨价还价的基础上的，因此辩诉交易意味着同样的情况会因交易 双方交易手段与技术的不同而可能受到不同的处理，容易导致量刑上的不平等。试问此时正义何在?这些都不利于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其次，我国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也不能容忍蕴含着平等主体之间相互妥协的辩诉交易。因为，在官方看来，代表国家行使公权的控方决不能以国家之名，与被告进行交易。再次，目前引进辩诉交易存在严重的法律障碍。因为在辩诉交易中，法官仅从形式上确认控辩双方协议的内容，而对案件不做实质审查的做法与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 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及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等原则的精神相抵触。而且，辩诉交易的结果往往会损害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最后、目前引进辩诉交易还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支持。辩诉交易要求法官扮演消极角色，而我国的法官却扮演着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为己任、秉公断案的积极角色；辩诉交易要求控方有独立自由裁量权，而我国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十分有限；辩诉交易要求有发达的律师辩护制度为被告提供有效的辩护，而我国的律师辩护 制度不完善，尤其是在刑事辩护领城，律师的权利受到诸多限制。这些都说明我国目前不能提供辩诉交易所要求的相关法律支持。另外。社会公众对良好社会秩序的强烈期望和对辩诉交易可能导致新的司法腐败的担忧是引进辩诉交易的心理障碍。总之，辩诉交易不适合中国国情，不宜引入。 缓行说认为，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趋势来看，由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模式的过渡是必然的。因此引入辩诉交易也是必然的合理选择。但是，从国情来看，目前我国还不具备辩诉交易运作的制度上和观念上的环境。因此应暂缓引进该制度。赞同说认为，辩诉交易制度存在诸多优点。首先，辩诉交易由被告的主动认罪，减轻了检察官的证明责任，减
辩诉交易在中国 主要内容：辩诉交易制度，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越来越影响整个世界的刑事法律体系。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没有辩诉交易，然而我国的一些刑事法律制度及刑事政策无疑同样蕴含着辩诉交易的精髓。司法改革客观要求加大辩诉交易的运用，在改革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同时，可以分步设立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现行刑事程序框架下，在司法人员整体素质尚有待大力提高的背景下，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尚没有真正充分、有效实现的情况下，实践中应当慎重对待辩诉交易。 一，辩诉交易的产生和发展。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又译作答辩交易，是起源于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即在法官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利益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控诉方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根据美国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辩诉双方达成协议之后，法院便不再对该案进行实质性审判，而仅在形式上确认双方协议的内容。应当说，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 辩诉交易在美国有一个发展过程。在19世纪中前期，辩诉交易还处于“暗箱操作”阶段，而如今的美国，辩诉交易已经占据刑事诉讼的主要舞台。在美国，90%以上刑事案件均以此方式结案。辩诉交易的主要特点主要包括：一，结案快，大大节省了司法资源。二，效率高，是短时间解决案件严重积压问题的良好方式;在没有增加法官、检察官数量的情况下迅速解决了大量的刑事案件，。三，利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公众正义的实现。
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与规范上海福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投资业务的管理，有效控制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依据《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所称证券投资，主要是指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公司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最大化为原则，在证券市场投资有价证券并承担有限责任的行为。 第三条公司的证券投资包含以下类型： 1、股权投资：新股认购、上市公司增发、配股及拟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国债、公司债券（含可转债）； 2、上市证券投资：已上市交易的证券及其衍生产品（含股票、基金、债券、股指期货等）； 3、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投资行为。 第四条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本部。下属控股子公司未经授权，不得进行任何证券投资事项。 第五条证券投资的原则： （一）公司的证券投资应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并按照《公司章程》、
《上海福汇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二）公司的证券投资必须注重风险防范、保证资金运行安全、效益优先、量力而行。 （三）公司的证券投资应遵循确保资金安全、效益优先的原则； （四）公司的证券投资必须与财务结构相适应，规模适度，量力而行，不能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不能影响自身主营业务的发展。 （五）公司证券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得使用募集资金、银行信贷资金等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资金用于直接或间接的证券投资。 第六条凡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本制度及公司其他规定，致使公司遭受损失的，应视具体情况，给予相关责任人以处分，相关责任人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章证券投资的资金管理及账户管理 第七条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用于证券投资的资金使用不得超过人民币5000 万元（暂定5000万）。 第八条证券投资资金应开设专门的银行帐户，并在证券公司设立资金帐户，与开户银行、证券公司达成三方存管协议，使银行帐户与资金帐户对接。根据公司自有资金情况及投资计划，公司用于证券投资的资金可以一次性或分批转入资金帐户，每笔超过50万元的资金调拨均须经公司董事长、财务负责人会签后才能进行,资金帐户中的资金只能转回公司指定三方存管账户。因证券投资所得收益必要
证券监管：美国与欧盟的制度比较 全球金融市场正面临一场特殊的变革。新产品、新技术不断产生，跨国金融活动大量涌现，这些变革共同改变了传统的资金融通方式。当今的资本市场无疑为那些借贷者、投资家和投机商进行各种交易活动提供了一种更为高效的机制。然而，就是这个金融市场，也同样高效地在世界范围内传递震荡或带来更大范围金融混乱。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对金融监管的挑战问题上，这个问题是金融市场飞速发展所必然要提出的，其最主要的重点是放在证券业务的监管上.由于交易制度、模式不同，各国的证券监管也不同。本文尝试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欧盟（EU）在监管模式上作一比较。 首先应该强调一点：SEC的规定和欧洲的规定之间的一些不同可能是因为在美国，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严格限制银行从事证券活动；而在欧洲，监管模式体现在投资服务业（ISD）规定和资本充足性规定（CAD）中，银行业和证券业在统一的银行业构架下可以自由合并。由于一般认为银行比非银行投资公司更容易受蔓延的混乱所损害，因而在合并的银行业制度下，监管者们更关心如何防范银行中投资机构的倒闭。也就是说，比起在银行业和证券业在法律上分离的制度下（如在美国），在合并的银行业制度下，投资公司的倒闭暗示着更严峻的系统问题。结果，欧洲的监管者可能会强调那些能够维持机构继续经营的资本形式（主要是
股本）的重要性。这一点又可以帮助解释欧洲和美国关于将附属债务作为监管资本的规定上的不同。 客户资产的分离和投资者补偿 欧盟的那些规定中没有与SEC的客户保护细则相当的具体条款。但ISD（投资服务业规定）的第10条（Article 10）确实要求各成员国为客户的证券和现金采取充分的措施以保护投资者的权利及防止投资公司挪用客户的保证金为自己谋利。关于这一笼统规定的具体实施留给了各国监管当局处理，至于各国如何适用第10条还有待了解。 资本定义 SEC和欧盟（EU）在资本定义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附属债务算作资本的标准和对待变观能力差的资产。 就附属债务而言，欧盟的标准明显比净资本细则中的要严格。更重要的不同如下： 1．最短到期日：CAD（资本充足性）规定，符合条件的附属债务必须有最少两年的到期日。与此对比，SEC的规定中，最少到期日为一年。但SEC对认购证券也允许更短的到期日，而对于循环附属贷款协议，偿还期为一年以内是允许的。 2．现金对证券：在CAD下，附属贷款必须以现金形式提供才能按监管范围内的资本对待，而SEC将有抵押的本票（“有担保的即期票据”）作为符合条件的附属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