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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奇生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938 更新时间：2005-9-12
1924－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一直是民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而两党“党内合作”形式又是其中极具争议的焦点之一。几乎从国民党改组之日起，国共之间的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党内合作”这一形式引发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国共两党不仅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各有不同，而且各自的表述与客观事实之间亦存有相当的差距。加之1927年以后，两党的历史参与者难免从各自的立场来塑造有关这一段历史的记忆，乃至在数十年后的今天，海峡两岸学者以及大陆学者之间对这一段历史的描述和表述尚存有较大差距。[①]
事实上，这个时期国共两党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两党合作的形式、内容和表述亦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和改换。这个时期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本文试图考察这个时期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的变化，以及两党地方组织和普通党员之间的党际互动状态，进而描述两党党权的强弱对比和组织力量变化的实际情形，或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这个时期国共关系复杂情形的理解。
一、从“容共”到“联共”：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
一般认为，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自正式确立了两党合作的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党在做出这一决策的时候，各自对于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实际上是存有差异的。
首先，在两党关系的表述上，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一开始即将两党关系称之为“合作”关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1923年1月12日）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②]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③]观此可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将国共关系定性为“合作”关系，并郑重其事地以决议的形式正式确立下来。
而国民党方面则有所不同，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正式认同两党关系为“合作”关系；国民党一大没有象中共三大那样通过一个关于两党关系的专门性决议。李云汉认为，国民党一大确定“容共”的标志，是1月28日大会讨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报告案，有关“容共”问题即包括在这一案中。[④]查该案讨论“容共”问题的原委，起因于代表方瑞麟的临时提议，要求在国民党章程中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针对方瑞麟的主张，中共代表李大钊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主义，并遵守其党章。经过多位代表的激烈辩论，大会最后表决，多数代表赞成“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明文规定于章程”[⑤]。李云汉认为，这一表决，标志着“国民党的容共政策遂告确定”。实际上，提案中并未对两党关系的相关原则做出正面、直接和具体明确的规定。
其次，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先后发表过七次演说（包括开会词和闭会词）。[⑥]在其中关于民生主义的一次演说中，孙中山专门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做出解释，既批评党内“老同志”思想稳健为“不及”，也批评“新同志”思想猛进为“太过”，强调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并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而已，声称“新青年”一方已“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⑦]这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针对两党关系所做的惟一一次演说，其意为消泯国民党内“老同志”对接纳共产党员所产生的疑虑。除此之外，孙即使在开会词和闭会词中亦未提及两党关系。
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分别就国共关系做出专门性的决议相比，国民党一大确定“容共”政策的过程带有某种消极性和模糊性。国民党一大宣言既未提及两党关系，国民党一大前后的舆论宣传，亦著力宣示其党务革新的意义，对与苏俄和中共的关系几乎没有正面提及。
国民党一大何以未就两党关系形成专门性决议和明文写进大会宣言，一或避免“赤化”嫌疑而有意淡化宣传[⑧]；亦或此事早经孙中山定夺于前，且中共加入既成事实，大会只在化解国民党内反对意见而已。除此之外，更直接的因素，当在孙中山当时的意识中，并不认为国共关系是一种党际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孙看来，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的小组织。[⑨]
“（孙）博士曾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⑩]在这种心态下，国共关系未被孙中山列为国民党改组大会中的重要议案，自是情理中事。在表述上，孙中山当时的提法是“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共产党员纷纷加入本党”。[11]所谓两党“合作”，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只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单方面的提法。
当然，孙中山轻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存在，并未影响他对年青有为的中共分子个人的重用。如他解释任命中共党员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这一要职时，就明确表示他看重谭“有能力和有才智”[12]。可以说，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前后赋予部分中共党员以相当职务和权力时，更多的是看重中共党员个人的才干，而非出于两党之间职位和其它政治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考量。
国共关系建立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以个人身份加入”的解释，国共两党形式上尚无大的分歧。如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发表声明称：“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本〔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13]依李之意，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是一个世界的组织，而国民党只是一个国内组织，后者无法容纳前者。故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李的言意中，隐含着几分自得。其时国共两党都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之类的认知[14]，作为国际组织支部的中共，似无形中感觉比国内政党的国民党要高出一筹[15]。中共的这种“国际性”，当时也为国民党人所认同。如汪精卫在李大钊声明后表示：“党员跨党一层亦可不必过虑，且从前既已许之，固经过慎重考量，矧共产党又系国际的团体，更何碍于本党乎？”[16]在汪之意，中共既为国际团体，不必顾虑中共会在国内与国民党争衡。据汪精卫追述，早在1922年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曾向孙中山声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孙中山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17]孙视中共党员为第三国际党员，亦认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外的独立存在。
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对国民党员颁发训令，内称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不脱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本党之外”存在。“至于加入本党以后，仍不脱离中国共产党，则以中国共产党为第三国际之一支派，与国内角立之政党，性质不同”。[18]国民党人强调中共组织的“国际性”，含有中共不会与国民党角立争雄的某些意味。
但事实上，中共基于其阶级基础的自我优越感及其自恃与世界革命的直接联系，与国民党颉颃的意识甚为明显。在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一再强调其自主独立性，强调两党关系是合作而非合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绝不是整个的共产党来加入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资格加入的，并且不是共产党每个党员都加入，所加入的不过是一部分。共产党在国民党外有自己的独立组织，有自己的一切机关，有自己的政纲与策略。”[19]
依照国共双方的上述解释，意味着国共关系自始就存有两重性：中共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即形成一种“党内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外独立存在，两党关系又是一种“党外合作”关系。若从国民党的角度言，即既是“容共”，又是“联共”。“容共”是
“容纳共产分子”；“联共”乃“联合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独称“容共”或单独称“联共”，都难以完整表述国共关系的这种两重性。
尽管两党对“以个人身份加入”的解释无明显分歧，但由于“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含义本身存有两重性，国共在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上实际各有侧重。在国民党一方，最初只强调接纳个体的“共产分子”。而中共则反复强调两党关系是“合作”关系。中共最初虽未明说这种“合作”是一种对等合作，但欲与国民党平起平坐之意则甚明显。
1924年8月21日，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国共党员纠纷问题。瞿秋白和鲍罗廷亦与会。会议决议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之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主要职务在“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上海中共中央获悉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怒，马上致电广州鲍罗廷和瞿秋白：禁止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20]陈独秀认为，孙中山的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鲍罗廷中了孙中山的圈套。[21]显然中共欲与国民党平起平坐。若承认国民党下属的国际联络委员会有解决两党问题之全权，即意味着承认国共关系为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正是上海中共中央十分震怒的原因。
在表述上，国共双方开始并没有使用“容共”、“联共”之类的提法。据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最早所见“容共”的提法是孙中山于1924年3月2日发表的《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22]。但据黄彦考证，孙中山的这一通告原稿本无标题（据称原稿现藏于台北国民党党史馆），1924年3月2日《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发表时，题为《总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1940年代国民党党史会纂修林一厂主编《总理史迹稿》时，才将标题改为《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黄彦称，在所有的孙中山著作和孙中山逝世前国民党文件中，都看不到有“容共”的提法。[23]
国民党文件中，最早出现的与“容共”相似的提法，是“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1925年5月25日，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对全体党员之训令决议案》，该决议案内提到：“然因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加入本党之故，社会对于吾党之疑虑，及吾党同志间之纠纷，由是引起”。“任何阶级无不闻共产二字而却走，及见本党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之加入，率惊恐相顾，以为大祸之将临。”[24]这是国民党官方文件中较早有关“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之提法。[25]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容纳共产分子”之类的提法渐成习惯用语。
中共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也是认同“容纳共产分子”之类提法的。其后随着中共势力的日长以
及与国民党抗衡意识的增强，“联共”才逐渐取代“容纳共产分子”的提法。“联共”一词，据笔者有限的查阅，最早见于瞿秋白在1925年秋冬间所做的一次题为《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讲演。内称：“在开会（指西山会议）以前，林森、邹鲁电汪精卫谓广州执行委员违反孙先生的联共主义，而他们现在居然联络段祺瑞在北京开会，这是不是实行中山主义？”[26]“联共”被称作一种主义，当是瞿秋白个人所独创。
192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中，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联共”一词。文中涉及孙中山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时，有8处用“联共”表述，1处用“容纳共产派”表述，1处用“党内合作”表述。[27]此后，“联共”一词逐渐在中共人物的言论中频繁使用。与此同时，“三大政策”的概念亦逐渐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提出“联共”的前后，国民党亦开始承认国共关系为“两党合作”关系。
国民党正式承认国共关系为“两党合作”关系，并采取两党合作的具体措施的，是1926年5月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以往研究者大多关注这次会议所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对中共所加的种种限制，如规定不得怀疑和批评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名册须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职的中共党员人数不得超过1／3，并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等。限制中共，自是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初衷和重要考量，但另一方面，蒋也看到中共势力的迅速增长，而不得不承认“两党合作”这一客观事实，从而首次以大会决议案的形式确认“两党合作”关系。会议不仅在提法上用“两党合作”来表述[28]，而且决议组织两党联席会议[29]，“审查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及两党纠纷问题，并协定两党有连带关系之各种重要事件”。规定国民党员对于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员，有怀疑或不满之处，应呈诉或报告于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本会议审查后，交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执行。联席会议由5名国民党代表和3名共产党代表组成；两党代表分别有代表本党之全权。[30]
两党联席会议显然与1924年8月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所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不同。国际联络委员会是国民党中政会下属的一个国民党党内机构，而两党联席会议则是两党对等的党际联络机构。这意味着国民党正式以联席会议的形式确立了两党对等的合作关系。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整理党务案》提出前，曾多次与鲍罗廷磋商“国共妥协条件”[31]。故《整理党务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作鲍蒋妥协的产物。蒋在1927年2月的一次演说中，曾声称“两党合作之议，最初发于本人之主张”，即指他所提《整理党务案》。[32]
《整理党务案》通过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一封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共在信中大致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是强调两党合作政策早已确定，两党联盟也早已成为事实；二是《整理党务案》是国民党内部的决议，与中共无涉，亦即否认该案对中共具有约束力。对于成立两党联席会议一事，中共在信中没有明确表示可否。[33]而谭平山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则对联席会议持相当肯定态度，认为组织联席会议对中国革命非常重要，“这不仅从消极方面来说，可以消除两党之间的冲突，而且从积极方面来说，还能同国民党一起制定中国革命的具体策略和方法。此外，这次联合全会使共产党在权利上与国民党处于平等地位。因此，共产党能够争取到合法地位。”[34]显然中共中央亦注意到了《整理党务案》的另一面。王若飞后来认定这就是“由容共到联共，党内合作到党外合作”[35]。李剑农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亦认为，《整理党务案》的提出，标志着国民党的“容共”政策从此变为了“联共”政策。[36]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整理党务案》攻击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所看重的正是《整理党务案》所承认的“两党合作”的“名分”。西山会议派认为，《整理党务案》是广州国民党中央与共产党订立的妥协条件，将“容纳共产分子”变为“两党合作”，意味着国民党从此将变成“国共联合党”。[37]在当时西山会议派的认知中，《整理党务案》亦是国民党由“容共”向“联共”转变的标志。
自《整理党务案》提出后，蒋介石在多数场合都将国共关系表述为两党“合作”。如1926年7月24日蒋在复张继书中写道：“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与仲恺兄在日所确定，革命势力必求团结，共产党主义虽与本党有别，其致力革命则人所共认”；“本党所尚须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在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惟爱党必以其道，因革命势力必求团结，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38]诸如此类的表述，与中共所称的“联共”实无歧异。
1926年8月2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演说时，对国共关系的表述实际即是“联共”。兹引述如下：
本党同志现在应该明白何者为革命派，何者为反革命派。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派，我们应该联络。先总理要联合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革命势力方能增长，革命精神方能发展。但在同志有许多怀疑者，引起许多的纠纷。西山会议派对于本党自相倾轧，亦即以此。殊不知中国共产党本是中国革命一部分的力量，有人说联合后恐国民党将为共产党所消灭，为具有新知识脑筋清白者，决不出此无稽之谈。我们要知道，共产党不仅有组织有纪律，而且比国民党组织纪律严厉得多，对于革命有步趋、策略、方针、政纲，与其他团体不同。国民党除与共产党合作外，尚有何党何派可与之联合？现在已可看得明白，革命党不仅不与共产党分离，且
应日日团结，方能扩大力量，适合本党的政策。如放弃、排除，使共产党在革命工作上受打击，而本党处领导民众地位，离开共产党，所受打击更大些。故现在可说共产党消灭本党，是自己恐惶，只要自己努力向前奋斗，依照政纲进行，不仅共产党不能消灭国民党，且可为国民党辅助；如不努力奋斗，不联合共产党亦必终归于消灭。所以，对于共产党必不用其怀疑。且须知本党在领导民众地位，民众向本党团结，革命方可成功；反是，则是自杀。此为本党应注意的最大问题，兄弟所以特提出来要请各位格外注意。[39]
大约到1926年底1927年初，“联共”的提法亦开始在国民党报刊上频繁出现。有时“联共”与“容共”交相使用，不分彼此，如《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1927年4月8日刊载一篇文章，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拥护三大政策――联俄、容共、扶植农工》，正文首句为：“近来党内的同志和友党的人们都高叫起拥护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植农工）来了！”标题中为“容共”，正文中为“联共”，“容共”与“联共”似乎通用。又《现代青年》第73期《编者的话》提到，不少读者来信质问和请求解释“容共”与“联共”的区别。亦说明当时“容共”与“联共”两种提法之并存。其时，被中共指为国民党左派的甘乃光对“联共”与“容共”有另一种解释，即认为共产党分子内存在着两种成份，一种是纯粹共产党，一种是跨党的共产党。国民党既“联络共产党纯粹分子”，又“容纳共产党跨党分子”。[40]
1926年底1927年初，“联共”与“容共”虽在国民党报刊上交相出现，但称“联共”者渐多，而提“容共”者渐少。这意味着不少国民党人亦逐渐认同“联共”的提法。到“四一二”前夕，“联共政策”已是一个“口号常呼着，标语常写着”的词语。[41]
二《向导》式的文字与中共的话语强势
当1923年中共党员开始加入国民党时，党员人数不过400多人，而当时国民党党员号称20万。尽管如此，当时中共党人不仅没有顾虑可能被国民党吞并和溶化，相反抱有要充当革命动力去推动国民党革命的意图。他们坚信自己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是人类社会未来的主人翁，具有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强烈的阶级优越意识。在那时中共“新青年”的眼中，国民党人的形象已是“老朽不堪”。曾几何时，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党精英亦曾是一批急进青年。如1911年7月18日孙中山致邓泽如书中即称：“金山致公总堂虽系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然向多老朽顽锢，向无进取之气，故尝与吾党少年勇进之辈积不相宁。”[42]无奈时代变换的步伐实在太快，不过十余年的时间，当年视别人为“老朽顽锢”的“少年勇进之辈”，又很快被比他们更年青更急进的五四少年视为“老朽”。
民国2年后，国民党即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领袖被迫流亡国外，而一度与国内的政治文
化主流疏离。在1915年因“二十一条”而起的全国性的反日运动中，国民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及至次年的护国之役，唱主角的乃是进步党，国民党只起到辅助的作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民党大体上仍在运动主流之外。[43]1923年7月《前锋》杂志创刊号有文质问国民党曰：“民国八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名字多没有提起……革命党不能，而北京大学却能做革命思想的中心，这种事实实在不能令人满意。”[44]这颇能代表五四新青年对改组前国民党的观感。国民党的旧旗帜，显然已对五四一代新青年失去吸引力。
李云汉认为，“当时的国民心理一致倾向国民党，共产党的旗帜不足以号召群众”[45]。这一认知显然与当时的“国民心理”不尽相符。当时固不存在举国“一致”的“国民心理”，而国共两党的旗帜，谁更有号召力，关键要看是对什么样的“群众”和“国民”。如就社会底层民众而言，他们所传闻的共产党，也许囿于“共产公妻”的浮面印象而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
[46]而对那时尊西崇新的知识青年而言，则可能又是另一番情形。罗志田研究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时，即发现“社会主义”的招牌在那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尽管各派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的实际内涵可能相差甚远[47]。这当然仍是相对部分人群而言。事实上，当孙中山声称其“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时，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为了迎合五四新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或者说是为了将当时知识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崇拜，吸引和转移到对其三民主义的信仰上来。在那时城市知识青年的社会时尚认同中，“新青年”和“进步青年”的标准和表征，即以信奉主义为归趋，而且在崇洋趋新的风气下，主义愈新，对“新青年”愈具有吸引力[48]。当时有社会舆论指称：“现在的一般青年，未免太爱学时髦了……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至少也要共产主义，再不然，还要无政府主义。”[49]此类言论虽不无夸张，但仍反映出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的急进化程度。
正因如此，当国民党一大宣布改组时，北洋旧阵营一方的舆论大肆宣扬国民党已“赤化”、“过激”，而在“新青年”一方，却嫌国民党不够进步。当马林提议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时，几乎遭到后者的一致反对。在当时中共新青年眼中，老国民党人是前时代人物，是落伍者，加入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退化。[50]陈独秀在致维经斯基的信中所持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之一，即是国民党“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51]。当时共产党潜在的社会信仰群体主要是五四知识青年。如以代际来划分，改组前的国民党与新生的共产党大致分别代表了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孙中山容纳共产党分子的一个重要考量，即是要将这批五四新青年吸纳到他的革命队伍中来。在当时孙中山的认知中，国共两党的分别，一是“老同志”，一是“新青年”。[52]“老同志”固然疑虑“本党名义被彼利用”，而“新青年”更担心与“老同志”合流会失去青年社会的信仰。
当共产国际强迫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后，中共中央谆谆告诫其党员不要对国民党
人存嫌恶藐视心理和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亦不可有骄矜自炫的辞色，而应该对他们努力“扶持”、“诱导”和“掖进”。[53]实际上，中共中央让其党员去“扶持”、“诱导”和“掖进”国民党，本身即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骄矜”姿态。而这种姿态，与中共党员受容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显然是不相适应的。
事实上，国民党方面最早反对国共合作的，主要是一批“老同志”。从冯自由到西山会议派诸人均是。这其间实不无代际冲突的因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倚赖的主要不是元老派，而是党内的少壮派和中共新青年。对国民党元老派来说，眼见这些后进少年轻而易举跃居党内高位，难免心有不服。在国共合作初期，像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这批国民党少壮派和中共新青年相处尚属融洽，多被中共视为左派或中派；而被中共视为右派的，则多是国民党内的“老同志”。中共最初在国民党内的斗争矛头亦主要指向“老国民党员”，认为只有将那些“国民党老朽”清除出去，才能组织一个新国民党。[54]
在国民党内部，“老同志”和少壮派之间亦不无冲突。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内部的左右之争最初几乎表现为老少之争。如国民党改组后不久，戴季陶即已深切感受到国民党旧同志与共产党新青年之间的差距：“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而国民党旧同志之腐败退婴，已无可讳。”[55]戴于失望之余，愤而辞卸党内一切职务，一度不复与闻党事。此时年近40的蒋介石，亦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老同志”的不满。如他曾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公开指责：“许多老党员，应该知道他自己已是暮气沉沉，差不多已成为骨董，只能陈列着，不能有什么实用。现在最革命的差不多都是青年分子。”蒋在致张继的一函中甚至认为，“总理革命四十年而未成功，其原因甚多，然亦未始非一般老同志从旁掣肘，使总理不能径行其志之所致。”蒋在私下场合更是埋怨“本党老同志实不行也。” [56]李云汉认为，廖仲恺被害的一个主要原因，亦与他时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老同志的不满而招人怀恨有关。[57]
由于革命是青年人的事业，故青年最革命、最能奋斗之观念，渐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与此相对，“老”也就于无形中成了“老朽”、“保守”的代名词。以至于与“老”字相关的称谓，都难免暗含贬意。如西山会议派即指责中共将孙中山称为“老革命家”是别有用心，不怀善意。邹鲁指出：“犹记十三年冬，共产党在广东编平民学校教科书，称总理为老革命家，革命家而下一‘老’字，何等深刻！说[没]想这‘老’字至今通移到我们国民党的党员来了，其消灭本党的阴谋，须一个一夕（引者注：原文如此），却可于此见出”[58]。连“老革命家”也成了一个贬义词，可见当时革命话语的主导权已完全掌控在青年一代之手。崇新与鄙老，几成为当时“新青年”流行的价值观。
青年最革命、最能奋斗，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政党竞相争夺的对象。五四前后的中国都市社会，正游离出一大群“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就业无道、谋生乏术、前途渺茫而对社会现实产生疏离和不满情绪的中小知识青年。他们自然也成为国共两党都想吸纳的政治资源。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有生力量正是这批中小知识青年。
共产党自称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大革命时期亦将其注意力开始投向工人和农民阶层。不过，在实际动员过程中，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所接受，尚值得探讨。以当时中共机关报《向导》为例。该刊曾刊登一封名叫“冬原”的读者来信。来信以“冬原”家乡的情形为例，说明农民不仅看不懂《向导》，也买不起《向导》，进而指责《向导》与其说是给无产阶级看的东西，还不如说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
如贵刊者，实在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我们苦人不但看不懂，买也买不起了。所以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希望资产阶级觉悟让步，而尽量的给他们《向导》看呢？还是主张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而尽量的给他们《向导》看呢？……里面虽写着“工人、农民、兵士们！起来！起（来）！”等话，但我老实告诉你们……他们买一块豆腐要吃惊，更说不到买《向导》了。因为《向导》究竟是废纸，包油条的废纸。他们并没有听着你们叫；他们也未曾看着《向导》这样东西的。你们的文字太深了……你们那些“列宁”、“马克思”、“实际”、“封建”、“军阀”，他们确实看不懂，比较看得懂的，是“共产”两字，你们想，这是多么恐怖的“共产”！所以你们现在既不瞎想帝国主义让步，却偏偏又要受过很好的教育的朋友才能看得懂的东西，需要革命而不知革命为何物者却偏偏不能给他看懂。这是一个什么的向导？[59]
这封读者来信颇能说明当时中共精英在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中的“自说自话”。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两不搭界。启蒙者实际上是在对自己臆想中的被启蒙者布道。而真正的被启蒙者浑然不觉。当时《向导》并非免费赠阅，每份定价6分，对当时的农民来说，10文一块的豆腐已不敢问津。更重要的是，《向导》的文字非中等文化程度者不能看懂。20年代初的江苏南通，在张謇主导下大力发展实业、教育，以“地方自治”著称一时。即使在南通这样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其市民识阿拉伯数字者也不过百分之二三。[60]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革命者在宣传其革命理论时，是否考虑过其宣传对象的接受能力呢？试想那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他们连阿拉伯数字尚且不识，遑论“列宁”、“马克思”等洋导师以及“狄克推多”、“苏维埃”、“军阀”等洋名词了。[61]
实际上，那时的革命者未必不知他们所要唤起的民众的接受能力。如1926年4月中共中央特印发了一本名为《我们今后怎样工作》的小册子，要求每个党员必读。在这本小册子中，中央鉴于过去宣传口号提得过高，未能深入群众，提醒今后的宣传要顾及群众心理，适合群众要求，“群众有时很糊涂，我们便不能太过聪明，使他们离开我们，这时我们不妨也随着糊涂一点，引导他们由糊涂的路走到聪明的路”[62]。此时的革命知识分子自以为比“糊涂”的群众要“聪明”，显然自我感觉良好。[63]唤醒民众，启蒙民众，是五四后革命知识分子自任的一大使命。但如何唤醒？如何启蒙？显然还处在摸索之中。《向导》记者在答复“冬原”时亦承认：“不用说卖钱，不用说《向导》式的文字，即使用极通俗的言辞，无代价的向农民去说，他们也不愿意来听，即来听亦难使他们了解……可知革命的理论是一回事，革命思想的通俗化文〔又〕是一回事”。“《向导》之不能通俗化，我们是承认的，然而中国革命中万分需
要《向导》一类的刊物，这应该也是公认的事实，顾此则失彼；《向导》既然担起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责任，自不能兼顾通俗化……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共产主义的经典，然而一般工人又何尝能看懂呢？难道马克思也是希望资产阶级觉悟让步，而著作《资本论》给他们看吗？不过他方面革命思想之通俗化，亦是刻不容缓的事。本报读者来信亦常有提及之者。”
[64]
《向导》记者以“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向导》一类的刊物”为由，认为不能“顾此而失彼”。这实际透露出《向导》在工人农民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潜在的读者群。这个潜在的读者群正是广大的中小知识青年。据1925年4月青年团广州地委的报告，《向导》“在广州只知识者看，一般工农群众一因国语白话，二因意义深奥，很少看得明白。”[65]除《向导》外，那时广州青年团还办了一份《平民周刊》。该刊虽名为《平民周刊》，但“阅者多非平民，故宣传意义，不外对非平民说：要注重平民教育”[66]。
名为面向“平民”，实则“对非平民说”，恐怕是这个时期中共宣传刊物的共同特征。《向导》式的文字无疑适合那群趋新崇洋而又急进化的“非平民”的知识青年的胃口。中共精英担心，《向导》和《平民周刊》若真通俗到能让普通工人和农民看懂，又恐失去这群知识青年读者。“顾此则失彼”即此之谓也。
事实上，《向导》亦明白它所宣扬的革命理论不可能直接为工人和农民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冬原”指责《向导》不是给无产阶级看的，而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亦不无道理。依中共的阶级划分，中小知识青年即属于小资产阶级。广大中小知识青年的作用，正是介于中共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之间，充当两者沟通的桥梁和革命的媒介。中共精英先向广大中小知识青年灌输革命理论，然后再通过他们深入民众中去动员和唤起民众。其时共产国际鉴于中共的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工农群众都是文盲，曾要求中共广泛利用学生党员建立一支为工农组织服务的干部队伍，给工农群众读报讲报，宣读和讲解党的号召书和小册子。[67]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向导》式的文字并无新奇之处，然在当时人看来，《向导》中充满了时髦和洋化的语言词汇，象“实际”、“封建”之类的词语，在“冬原”眼中即很新鲜。据当时担任《向导》和《新青年》校对工作的郑超麟后来回忆，两刊上的一些文章带有莫斯科东方大学或上海大学讲义的味道，有的稿子甚至是直接从莫斯科带回来的。还有的文章和启事是用半文言写的。[68]但正是这些洋化和半文言的词汇颇迎合那时趋新崇洋而又半新不旧的“新青年”的胃口，以至于当时一些“新青年”以读《向导》和《中国青年》为时尚。有一名“新青年”在给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的信中写道：“惭愧！象我这样年纪比较还轻，而受过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人，今朝才认识我所应该走的路――重新登记加入国民革命……我有时虽在读小说、诗歌、文艺一类书之外，也看过几本《中国青年》《向导》一类的杂志，但这不算我的诚意的研究，不过拿它做我文字或谈话的点缀资料罢。”[69]《向导》和《中国青
年》的文字竟成了受过中等教育的“新青年”们用做谈话和作文的点缀资料，可见两刊在那时“新青年”心目中的“新潮”形象，以及两刊在“新青年”群体中之流行。这种流行，从另一侧面折射出当时“新青年”的急进化程度。[70]
从《向导》和《中国青年》的读者群来看，其影响面显已远远超出了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范围。据1925年11月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是时《向导》的印数已达3万份，并在全国许多地方翻印。[71]到1926年7月北伐前夕，《向导》自称销数达5万份。[72]5万之数是否属实，尚待考证。至少此前的3万之数当属可信，因为这是内部报告的数字。当时《向导》的发行是有价销售，3万之数在那时全国刊物销量中当居前列。北伐途中有人发现，即使在江西赣州这样的内地小城，一个书铺每期能代售《向导》七八十份，《中国青年》五六十份。[73]《向导》的大量读者来信也反映出它在当时广大“新青年”中受欢迎的程度，其中很多自称是国民党青年。1926年《向导汇刊》第4集出版时，其广告词写道：“本报自4年前出版至今，一向便是全国最急进的刊物。”[74]敢于以“最急进”来自我标榜和招揽，显示当时中国社会已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趋于“急进”的社会群体。
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1922年春提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时，一个重要的理由即是中共若不与国民党合作，则宣传的前景将十分暗淡。[75]后来的事实表明，马林的推测并不正确。事实上，国共合作后，中共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仍保持自己独立的旗帜。恰恰在这一方面，中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相比之下，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却自叹不如。改组后的国民党虽拥有《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等大型党报，但两报均侧重新闻报道，不似《向导》、《新青年》和《中国青年》那样专门致力于意识形态理论宣传。甚至《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文字亦有时照搬《向导》上的言论。[76]当时一些国民党青年埋怨国民党除了《三民主义》教条和偶尔发几个宣言、训令外，没有一个像中共《向导》那样的中枢言论机关，亦缺少面向青年的政治理论读物。[77]一位国民党青年深有感慨地说：“我们这几年来所看见的刊物是些什么？我们谁都不能否认是《向导》、《中国青年》、《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然而这些刊物只是为共产主义而宣传。”[78]在国民党方面竟没有一个刊物可以与《向导》相抗衡。当时连西山会议派亦慨叹“本党宣传工夫不如共产派，很可虑的。”[79]
这个时期的国共之争，很少在舆论宣传上公开对峙。西山会议派的分共反共，虽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做过短期的宣传，实际只发表过屈指可数的几篇文字。国民党内只有戴季陶一人公开著书立说，试图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对垒。但戴所发表的文字，其理论的攻击力实在有限，而且刚一出笼，就遭到中共的文字围剿，戴几乎没有回击便偃旗息鼓。中共赠以“戴季陶主义”的帽子，实在是有些抬举了他。这个时期的几位中共领袖如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相当大一部分精力都投放在理论宣传上。[80]而在国民党内，自孙中山去世后，已无人堪与中共的陈独秀、瞿秋白等进行理论对垒。大革命时期中共在思想战线上的交战对手主要是国家主义派。这个时期与《向导》进行正面交锋的，一直是《醒狮》。对西山会议派和其他国民党右派的批判只是其偏锋而已。
不少研究者考证，北伐时期耳熟口顺的“三大政策”口号并非孙中山原创，而是中共对孙中山晚年所行政策概括后提出的一个口号。实际上，这个时期许多风靡的口号均是中共首先提出来的。如“国民革命”这个名词虽早在1906年由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中就出现过，但此后的16年间不见再使用[81]，直到1922年陈独秀重新赋予它新的内涵后，才逐渐风靡。此后，“国民革命”这一口号亦为国民党人采用，很快成为一个全国普遍的口号。[82]
又如这个时期“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响亮的口号，亦是中共最早提出的。陈独秀曾对这两个口号的提出和流行过程做过说明：
这两个口号，是我们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出的，始终是我们一切政策之骨干；然而最初喊出这两个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声势非常之孤，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本报（《向导》）所号召的“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83]
当然，一个口号从提出到“深入民众”，毕竟有一个过程。如什么是“军阀”，什么是“帝国主义”，“民众”就在很长时间内不大理解。“军阀”是一个从日本照搬过来的名词。中共在1926年5月的一次党内通告中还提醒其党员在宣传时不要太抽象，“如军阀及帝国主义二字为群众所不易了解，便只简说张作霖的军队如何如何不好，日本人如何如何侵略中国”[84]。据称当时“一般自命为知识阶级的人，对于‘帝国主义’，常常要闹笑话，常常要误解”。最常见的误解，是将帝国主义理解为有皇帝的国家的主义。[85]甚至于“打倒”之类词语，也要反复解释，“民众”才能理解。故陈独秀所称“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实际恐怕还只“深入”到受过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知识青年这一群体中。
大革命时期另一对著名的词语“左派”“右派”和“左倾”“右倾”，亦是由中共从共产国际引进后，才风靡一时的。当时《东方杂志》有文说：“现代的世界，闹的乱纷纷的，不都是为了左右之争吗？各国国会中都有左党和右党；各政团中都有左派和右派；便是批判个人的思想行为，比较保守的，便算是右倾，比较急进的，便又说是左倾了。差不多现代一切的思想冲突，政治冲突，都不外是一种‘左右之争’。”[86]在中共的宣导下，“左倾”、“右倾”、“左派”“右派”很快成为流行一时的名词。当时西山会议派即指出，即使反对共产党者，亦不知不觉中使用共产党制造的“左倾”、“右倾”等“怪名词”。[87]甚至国民党右派的民治主义同志会也攻击共产党“右倾”、“卑劣”。[88]在国民党清党反共以后，一些地方实力派仍争相表白
自己“不右倾，不腐化”[89]。将“右倾”与“卑劣”、“腐化”并列，亦可见当时人们对“右倾”的认知。
左派与右派之分，最初只是急进与稳健，或急进与保守之分，但在中共意识形态宣导下，左比右好，宁左勿右[90]，逐渐演变为这个时期一种强势的社会认知。蔡和森谈到，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青年党员群趋左倾，人人争当左派。“许多国民党青年党员不仅以右派为耻，而且听着中派这个名词亦很不高兴。”[91]1926年8月，顾孟余在与维经斯基的一次谈话中亦提到：“一些国民党左派比共产党人更左”，在一段时间里，汪精卫甚至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论述问题。[92]汪精卫当时有一句名言：“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国主义的向右去。”[93]影响所及，连后来陈公博成立改组派时，亦声称自己是国民党左派，而不愿别人称他们为“改组派”[94]。
晚清以来，先后历经“中西之争”，“新旧之争”以及“革命”与“改良”之争，到20年代，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与“革命”相对峙的已不再是“改良”，而是“反革命”。由于“革命”具有无可置疑的绝对正当性和合法性，故将“反革命”的头衔加诸不同政见者和政治敌对势力之上，即意味着剥夺其存在的合法性。到“四一二”政变前夕，蒋介石亦声称“我自信是最革命的一个！谁反对我的，谁就是反革命！”[95]显然蒋已意识到，谁垄断了“革命”话语的解释权，即可置对方为“反革命”。从此以后，国共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为反革命，以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从晚清的“革命”与“改良”，到20年代的“革命”与“反革命”，其间不难窥视出近代中国革命话语的流变。在这一过程中，“革命”语汇日趋于专断，同时又隐含着相当的任意性。[96]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宣布禁止使用“左派”、“右派”等“怪名词”。他说：“年来共产党分化我党政策，无所不用其极，造作‘左派’、‘右派’、‘西山会议派’、‘新右派’等等名词，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97]中共所造的“怪名词”具有“符魇”之力，亦可见其影响和声威之大。实际上，在此之前，蒋介石自己亦曾受中共话语影响而分“左”“右”，如1925年12月25日蒋在《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中，指责西山会议派“是真不自知其早已向右去，立于反革命地位，而徒怨他人分别左右，岂不可怪！如精卫同志向左向右之说为不当，乃反不如直言之曰革命与反革命二者之分为当乎，吾同志盍不自反而徒责人也。”[98]正是这位认为“徒怨他人分别左右，岂不可怪”者，一年之后亦开始“怨他人分别左右”了。
除了尚左贬右外，“无”比“资”好，亦成为这个时期一种主流认知。依照中共的革命理论，“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无产阶级，越富于革命性”。影响所及，当时趋于急进的“新青年”纷纷以无产阶级自居。当时有舆论指出：“现在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动不动受了经济压迫，便说自己是无产阶级，所以要起来革命。其实无产阶级是什么东西，
他还没有认识清楚……凡是没有钱用的，都自称是无产阶级。”[99]更有意思的是，国民党人亦不愿别人称他们的党为资产阶级政党，认为那是对国民党的轻蔑和侮辱。[100]这种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大概与五四以后中国各派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有关[101]。当中共将国民党重新定性为“各阶级合作的党”时，国民党人便十分乐意地接受了。但也有的国民党左派青年仍欲与共产党争着代表无产阶级，声称：“在国民革命期间，本党是代表各阶级的；迨国民革命成功，进而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以达到大同的时候，本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102]还有的声称：“因为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便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党。这是只知道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而不知道国民党同样是代表无产阶级。”[103]“无产阶级”成为抢手货，虽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平民意识不无关联，而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当是更直接的因素。
中共认为，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完成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依照这一革命程序，国共关系成了“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即现在是国民党的时代，将来是共产党的时代。中共这类富有前瞻性的革命话语十分迎合当时一些急进“新青年”的胃口。
不仅如此，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之过渡的观点，也于无形中潜移默化了像吴稚晖这样的国民党“老同志”。当吴稚晖于1927年4月1日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弹劾共产党时，其立论即是沿用这一观点。吴在弹劾文中引述他3月6日与陈独秀的一次“闲谈”。“闲谈”中，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答曰“二十年”。吴闻后骇极，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104]吴陈对谈的立论基点，正是国民党革命是共产党革命过渡这一观念，两人的分歧仅在过渡期之长短。吴文公开发表后，西山会议派即批评吴氏立论错误，认为吴氏实已承认共产主义之可行，不过要求缓进而已。[105]
“三大政策”口号的提出及其风靡一时，是这个时期中共话语威力的又一最佳例证。“三大政策”概念在1926年10月前后正式定型，随后迅速传播，到1927年春夏间即已成为最流行的口号。当时有文这样描述其风靡的情形：“近来党内的同志和友党的人们都高叫起拥护三大政策来了！有些人拍出通电来表示赤诚拥护三大政策；有些人严辞质问别一个人是不是始终如一的拥护三大政策；无论甚么团体开会都要议决拥护三大政策；无论甚么刊物出版都看得见拥护三大政策；在大会场中的演说和口号里最容易听见的就是拥护三大政策；在标语和传单上最容易看见的，也惟有三大政策。”[106]一个口号能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难怪当时国民党人认为中共的宣传口号具有一种无形的魔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大政策”口号流行的同时，还有“五大政策”之说[107]。但它在当时
的影响，远没有“三大政策”那样风靡。
胡汉民在“四一二”清党后，对中共的口号威力仍心存余悸，认为口号是中共的一大利器，“即社会上耳熟口顺恬不为怪者……多半为共产党所制造”，“国民党人忽焉不察，随声呼喝，不久而社会观听为之动摇，遂至党内外误会，纷乱之事，层见层出。智者莫由究诘，勇者无法自存。”[108]
中共除以自己旗帜宣传其意识形态外，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控制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如中共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宣传纲要中，规定“宣传中山的三民主义，应以一九二四年一月民党大会的宣言、党纲、政纲为根据”；“切戒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作比较，对于民主主义亦不可多作解释。”[109]说明孙中山的那句“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名言，并不为中共党人所欢迎。据当时苏俄代表报告，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所颁军队政治课教学大纲中，既有关于军阀制度、帝国主义的课程，也有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课程，唯独没有关于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课程。[110]1925年11月中共中央通告中提到：“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各地可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111]此后，中共中央在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中又强调“不宜宣传空洞抽象的三民主义，更不要宣传什么建国方略和五权宪法”，“宜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的民生主义”等。[112]据此，大约此前政治部所颁军队政治课教学大纲是中共“消极不谈三民主义”的产物；而此后“三大政策”口号的提出，则又是中共“积极解释三民主义”的结果。中共显然不认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五权宪法和“空洞抽象的的三民主义”。
要之，从“消极不谈三民主义”，到“积极解释三民主义”，颇能反映当时中共对国民党思想舆论的主导。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后的一次总理纪念周中慨叹：“现在本党有许多党员，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于在党部开会，连三民主义提也不敢提起，简直视三民主义为不足道的东西，这还成什么党员！”[113]蒋在此段话中实际表述了国民党员对三民主义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不敢提，一种是不屑提。蒋虽未指称这两种态度是受中共的影响，而其言外之意则甚显明。尤其是“不敢提”，显是指受外力的制约。蒋的话有多少事实根据，尚待考察。据《现代青年》的资料反映，当时一些国民党青年隐然已有言论不自由之感。他们感到“只有C.Y.说话，没有国民党员说话的空气”[114]；共产党人可以尽情地批评国民党，而没有人说他是“反国”；而国民党员若批评共产党，则“一定要受‘反共’或‘右派’的大罪名”，“为甚么我党党员又不能这样批评监督共产党呢？本党容纳共产党政策，仿佛像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政策了！”[115]
另一方面，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下，国民党青年大批左倾化。由于孙中山晚年曾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使本来就信仰模糊的国民党青年莫衷一是。在缺乏思想“抗
体”的情况下，面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引导，国民党青年纷纷改宗转党也就不可避免了。
三、从“容共”到“容国”：国共组织运作及权势易位
改组初期的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万，实际则是一盘散沙，而且当时其党员数量并非实数，如1922年达林会见孙中山时，即对孙将十万雇佣兵亦看作自己的党员表示惊讶[116]。改组前，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3万党员，改组登记时才3000，不过1／10。在初履广州的鲍罗廷眼中，改组前的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因为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117]除了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少数国民党精英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无组织、无群众的徒有其名的政党。
正是在这样一个组织空虚的国民党内，中共以一个人数不过400余人的小党，利用国民党改组后急谋发展的机会，很快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取得支配地位。尽管中共在国共合作初期深恐引起国民党人的妒嫉而有所约束，但在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即渐取积极发展路线，并迅速展示出中共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明显优势。改组之后不久，戴季陶即已感觉到两党的差异：“盖一方则旧日同志，绝不觉悟，不合群，不努力；一方则共产党之扩张发展，日进无已”[118]。他显然为此深怀忧虑。
如果说，改组初期的戴季陶所看到的还仅是某种潜在趋势的话，那么，到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国共两党的组织力量对比已明显形成逆转之势。如1926年2月10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谈到：“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119]维经斯基的说法可能有浮夸的成份，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增大则是事实。据谭平山称，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120]
一般认为，“中山舰事件”后，特别是蒋介石《整理党务案》提出后，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显著下降。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整理党务案》虽使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部长级的几个职位上退了下来，但并未影响到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控制。据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经过“三二О事件”和“五一五”之后，中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取得了更多的独立性，也更加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加强了自己的影响。[121]1926
年8月，国民党左派顾孟余在与维经斯基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在省一级的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均占多数，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也能通过其党团来领导国民党。[122]
同时期来自中共高层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顾孟余的这一说法。据1926年11月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处于共产党“包办”之下（“包办”一词系出自中共党人之口），以至于广东、上海的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中共合作，而觉得国民党没有什么用。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123]。在上海，据当时中共上海区委的报告，上海国民党党部处于中共的“包办”之下，以至于“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124]。“还有许多负民校（当时中共对国民党的代称——引者注）工作责任的同志，在民校的组织系统之下，不受民校指挥，不与民校上级党部发生关系，没有经过民校手续，而径自执行我们党的行动策略。”[125]这类情形并非中共上海区委的独特现象。如1926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2号通告，训令“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速发表很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内容要点是……”[126]中共中央居然能直接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下发训令，亦可见其“包办”之一斑。
在“包办”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同时，中共还从国民党青年中吸收党团员。早在中共三大议决国共合作之际，中共中央即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127]不过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对自身组织的发展一直持谨慎态度，对吸收新党员控制甚严；而且在国民党内比较自我约束，其精力主要放在发展和扩充国民党组织上。[128]自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中共逐渐转变策略，开始注意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力量。中共的做法很快引起国民党人的警觉。1924年6、7月间，部分国民党员提出弹劾案，指责共产党破坏国民党，其中之一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原有的党员中，吸收所谓阶级觉悟的分子，成立一个国民党的左派”。8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弹劾案，又有国民党代表提出：“国民党员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党，凡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应专从本党工作，不得援引本党党员重新加入共产党及为共产党征求党员。”[129]对此，陈独秀回复说：“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左派，直算是进步，不是破坏……若指吸收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入共产党，这乃阶级分化、政党分化之必然的社会现象，非人力所能拦阻。而且浅薄些说，为什么只许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许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呢？”[130]
1925年7月，戴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也指责中共在国民党员中扩张C.Y.和C.P.的组织。对此，陈独秀并不否认，只是回复说，“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131]如果陈独秀所提供的数字属实的话，则此时国民党员转入中共者尚少。不过，陈回避了国民党员转入C.Y.的人数。而当时国民党青年改宗转党者，一般是先入C.Y.，再由C.Y.转入C.P.。
1926年1月18日，国民党二大上有代表提出，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到该地党部的许可。此议一出，当即遭到与会中共代表的反对。张国焘声称，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都有充分的自由。而且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实数不过共产党员人数的3％。[132]张所说3％是否确系实数，尚待考证，但此问题提到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说明已引起国民党人的高度重视。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规定：“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133]以决议的形式来对国民党员改宗转党加以限制，本身即反映出问题已有相当的严重性。据称在这一决议颁布后，中共方面曾声明，今后将不从国民党员中吸收新党员[134]，但实际并未执行。同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在关于广州政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报告中谈到，在中山舰事件后的数月里，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里来的大学生多达300人。当时广州中共党员总数为2000人，其中学生知识分子党员约400人。[135]也就是说，从国民党方面转过来的党员约占广州中共党员总数的1／7，占知识分子党员的3／4。这类情形自然会引起国民党高层的警觉。1926年9月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对共产党人提出两点批评：一是挑拨工农群众与国民党的关系，使国民党难以赢得工农的信任；二是“竭力要把国民党的年轻左派吸收到共产党组织中去，结果是国民党内几乎没有纯粹的国民党左派”[136]。
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主导下，基层国民党青年大量左倾化。如中共中央在1926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谈到，在蒋介石视为其基本势力的黄埔军校学生中，左派分子占80％以上。[137]这些左派国民党青年实际成了中共的后备力量和群众基础。当时国共两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如1926年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Y.的预备学校，C.Y.是C.P.的预备学校。”[138]与此同时，西山会议派也指责中共“认国民党为预备学校，以共产党为正式班，国民党是他们的过程”[139]。一些国民党左派亦慨叹“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140]其时《现代青年》有文批评“做了国民党员又加入共产党”的行为是“叛党”行为，担心“脱党叛党者日益多，而本党前途乃有莫大的危险。”[141]
一种观念的普遍化，自是大量事实逐渐累积的结果。国民党员的大量加入共产党，实际上改变了国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一种国共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人数甚少，几乎全部加入了国民党。但一年以后，即1925年1月中共“四大”决议：“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142]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国共关系议决案中再次强调：“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143]
如果上述决议认真执行了的话，则意味着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只是少数，没有
加入的反而是多数。因为中共党员人数主要是在四大以后迅速增长的。在四大以前，中共党员仅950人，而到1927年五大时增至57967人[144]。特别是1926年4月以后的一年时间里，中共新增党员约4.5万人。这些新增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比例未见统计。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照中央规定的话，则大革命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只是少数。
当中共决定新同志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后，中共党员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跨党党员，一部分是纯粹党员。国民党也同样由跨党党员和纯粹党员两部分组成。两党的跨党党员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入中共，再加入国民党；另一类是先入国民党，再加入中共。前期跨党者主要是前一种情形，后期跨党者主要是后一种情形。
对中共而言，党内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自然心中有数；而对国民党而言，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并不清楚。因为中共党员的身份一直是秘密的。1926年5月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要求中共将党员名册提交一份给国民党中央，但中共没有提交。蒋介石曾声称：“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145]蒋的这段表述显有夸大之嫌，因当时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共党员的身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至于对普通党员的党籍分辨不清则属实情。
中共党员身份的这种秘密性，一直令国民党人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在明处，对方在暗处；国民党的家底，中共一目了然；而中共对其党员发号施令，国民党却不知底细；“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146]。从国民党改组之日起，中共即在国民党内开展秘密党团活动。[147]国民党人认为，中共党员既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则在国民党内不应进行秘密党团活动，否则就是“党内有党”。当国民党发现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时，即明确表示不能容许，认为“既有党团作用，则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148]。而中共方面则认为，“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149]
孙中山最初不愿与中共实行党外联合，而只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意在不愿中共“独树一帜而与吾党争衡”。未料随着事态的发展，国民党人越来越感觉不安的，正是这种“党内有党”的合作方式。尤其是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秘密运作，最使国民党人深怀戒惧。[150]本来国民党亦可采取党团的方式对付中共。国民党一大所定总章中，专门列有“党团”一章，规定在秘密、公开或半公开的非党团体内，组织党团，“在非党中扩大本党势力，并指挥其活动”[151]。这与中共党团的有关规定并无二致。若此，国共双方均可能在对方党内开展党团活动，以扩张本党的势力。邹鲁回忆，在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期间，曾在广东各校员生中组织国民党党团对付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活动；同时还不断派人加入共产党，去侦察对方的情形。[152]
容国团简介- １９３７年生于香港。原籍广东中山。从小喜爱乒乓球运动。十五岁时即代表香港工联乒乓球队参加比赛。 １９５７年，二十岁时从香港回来，同年进广州体育学院学习。 １９５８年被选入广东省乒乓球队，同年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获男子单打冠军。随后被选为国家集训队队员。他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广，变化多，尤精于发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术均佳。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并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在比赛中，他运用战术灵活多变，独具特色。中国乒乓球近台快攻的技术风格，就是在总结了它的技术经验之后，由原来的快、准、狠，发展为快、准、狠、变。 １９５９年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先后战胜各国乒坛名将，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也是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 １９６１年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为中国队
第一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６４年后他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在他和其他教练员的指导下，中国女队在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 １９５８年获运动健将称号。 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１年两次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１９８４年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来杰出运动员之一。
搓和正反手攻球技术均佳。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并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在比赛中，他运用战术灵活多变，独具特色。中国乒乓球近台快攻的技术风格，就是在.总结了它的技术经验之后，由原来的“快、准、狠”，发展为“快、准、狠、变”。 １９５９年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先后战胜各国乒坛名将，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也是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 １９６１年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６４年后他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在他和其他教练员的指导下，中国女队在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
写作储备室 1、开头：写你最敬佩的人是谁？并简单地介绍一下他。如： ①古往今来，有多少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尊严、祖国的荣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谱写了一首首感人肺腑的诗篇。我最敬佩的英雄XXX就是其中一员。 ②自古以来，我们祖国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名人，有爱迪生，周总理，刘翔等，他们的事迹都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中我最敬佩的人是XXX。 ③我读过很多名人故事，其中最让我敬佩的还是XXX。 ④古往今来，中国出现了不少爱国烈士，如岳飞、文天祥、秋瑾、徐悲鸿......但最让我敬佩的人是XXX。 2、中间：写人物的英雄事迹（即列举名人最让你崇敬的一件事） 3、结尾：写杰出人物身上值得你学习的精神或他的事迹给你什么启 发。如： XXX的这种顽强拼搏/为国争光/为国牺牲/为了捍卫国家的荣誉......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着我前进！ 杰出人物的英雄事迹： 容国团（1937～1968），祖籍广东中山（今珠海南屏镇）。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员，中国乒坛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 1956年容国团以2∶0击败来港访问的世界乒乓球团体冠军日本队的主力队员荻村伊智朗。次年，他代表工联乒乓球队参加全港比赛，一举夺得了男子单打、双打和男子团体三项
冠军。这一年他随父亲回广州定居，考进广州体育学院。1958年他代表广州参加全国九城市乒乓球锦标赛，获全国男子单打冠军。在技术方法上，容国团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成功地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入选国家队后，苦心练就了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广，尤精于发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术均佳，并很快形成了“快、准、狠、变”的技术风格。1959年3月，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西德多特蒙德拉举行。容国团代表中国参赛，在男子单打中，最后与九获世界冠军的匈牙利老将西多争夺桂冠。针对西多肥胖的身材，他发球长短兼施，配合拉侧上旋，把拉杀的角度加大，在先输一局情况下连胜三局，战胜西多。容国团的名字第一次刻在圣?勃莱德杯上，为中华乒坛健儿首获世界冠军者。1961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上，中国队在3∶4的不利情况下，容国团淌下了眼泪。女队员丘钟惠见了就问他，他回答说已负了两局，随即激动地说：“人生难得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他振奋精神，挥拍上阵，力挫素有“凶猛雄狮”之称的日本队员星野，以5∶3战胜日本队而首次问鼎斯韦思林杯，为我国立下战功。从此“人生难得几回搏”这句名言便流传开了。 值得学习的地方（精神）：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 詹天佑(1861 –1919），广东南海人，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
2005年中考历史热点预测--国共两党关系 作者：佚名转贴自：中学历史天地 一背景材料： 1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政治舞台上的两个重要角色，两党的关系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进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 应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于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来南京、北京、西安、上海参观访问。国共两党从1949年内战以后，隔绝了56年。这次连战到大陆来，给两岸关系的改善带来积极的影响。连战大陆之行将揭开两党合作新的篇章。让人们看到了两岸关系出现的新曙光。 二相关链接： 1 国民党的组织和性质的演变： （1）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2）1905年由兴中会、华兴会等成立中国同盟会并阐发三民主义，中国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规模的资产阶级政党。（3）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在同年的国会大选中获胜，但1913年被袁世凯下令解散。（4）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重新改组国民党，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5）1927年“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6）1948年原国民党中的爱国民主分子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我国现存民主党派之一，简称“民革”。 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及结果： （1）大革命时期：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发起国民大革命，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了国共两党的十年对峙，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九一八事变，扩大对中国的侵略。（3）抗日战争时期，两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取得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扭转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局面，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4）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陷入内战，1949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同时国民党败逃台湾，从此祖国大陆与台湾处于分裂状态。 3．国共两次合作的异同点： 相同点：（1）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里，都面临共同的强大敌人, 都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决定。（2）都是在中共的推动下，共产国际的积极促成下实现的。（3）都大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不同点：（1）背景不同：前者是封建军阀割据，阶级矛盾尖锐；后者是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最主要的社会
不同时期的国共关系 国民革命时期 1923年1月，基于中国北伐与突破孤立外交的需要，原本就主张外交上与苏联接近的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会面后，两人发表《孙文越飞宣言》，联俄容共全面展开，成为当时国民党的主要路线。 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4月1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重申联俄容共三大政策。 1927年7月13日中共公开发表宣言因武汉广东之复杂关系共党党员应退出国民党。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停止职务。至此“容共政策”可说是完全结束。 土地革命时期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建军，发动南昌起义。这是中共首次建立正式武装部队、也是国共双方首次武力冲突。 自1927年建军之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其间，中国共产党于势力范围内（苏区）展开土地改革，斗争地主，并有多次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开武力冲突，这段时间的军事战斗，中国国民党政权蔑称为“剿匪”、中国共产党称之为土地革命战争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 1936年，在长征后会师陕北延安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周恩来的计划之下，利用九一八事变后的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的不满和群众抗日气氛，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迫停止攻击共产党。大规模内战暂告结束，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结束在即，国共双方对于中国境内日军占领区的武装接收展开了争夺。 1945年8月，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前后三次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际、国内重要问题”即重庆谈判。为避免内战再起，国共双方代表曾先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
国共关系的演变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2．标志：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3．影响：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 4．破裂 表现：1927年4月12日，蒋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 反革命政变。 （二）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6年土地革命时期）1．国共的对峙 （1）表现 ①政权的对峙：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建立； 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 ②反屠杀：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1927年，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 ③“围剿”与反“围剿”：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对中央 根据地发动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1934．10～1936．10）。 （2）原因 （1）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上升为主要矛盾。 （2）标志：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 1．原因：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1）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2）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2．合作的标志：1937年9月，国民党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两党再次合作。 3 作用：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国共双方的决战 1．标志：1946年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标志全面内战爆发 2．影响：蒋介石败逃台湾，造成台湾与大陆的分离。
中国乒乓球冠军容国团介绍 容国团简介 容国团(1937—1968)，男子乒乓球运动员。1937年8月10日生 于香港工人家庭，籍贯中山县南屏镇人(今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 为中国夺得世界体育比赛中第一个世界冠军。 容国团从小喜爱乒乓球运动。1957年2月，他参加香港埠际乒 乓球赛，一举获得男子团体、男子双打和男子单打三项冠军。4月，日本队参加第二十三届世乒赛后到香港访问，容国团击败了刚获男 单冠军的荻村伊智朗。11月，从香港返回大陆，进入广州体育学院 学习。 1959年，第二十五届世乒赛在联邦德国的多特蒙德举行，容国 团夺得男单冠军，为中国夺得世界体育比赛中第一个世界冠军。回 国后，毛主席、周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乒乓球代表团成员。周 更将容国团夺冠和十年国庆视为1959年两件大喜事，将中国首次生 产的乒乓球命名为“红双喜”，乒乓球热迅速在全国兴起。第二十 六届世乒赛1961年在北京举行，容国团参加的中国队以5∶3击败 日本队，首获男团世界冠军。1964年后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 带队获得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冠军。 容国团为中国乒乓球称雄世界做出杰出贡献。其格言“人生能有几次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成为中国广大体育健儿的座右铭。“文革”中，容国团蒙受不白之冤，受到迫害。1968年6月20日，他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生命。1978年的6月23日，国家体委召开 落实干部政策大会，为容国团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举行追悼会 及骨灰安放仪式，把容国团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容国团人物经历 初生牛犊将世界冠军拉下了马
容国团，祖籍珠海市南屏镇，1937年8月10日出生于香港一个 贫苦的海员家庭。父亲容勉之15岁就当童工，后来到了一家轮船公 司当海员，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这位香港爱国同胞总 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团结的民族作为自己的坚强后盾，因而给 自己的独生子取名“国团”。1941年冬，日寇侵占了香港，容勉之 一家回到家乡广东中山南屏镇。1943年秋，容国团进入南屏甄贤学 校读书。小国团天资聪颖，学习用功，成绩出众。7岁那年，他被 小小的白色赛璐珞球(一种空心玩具球)迷住，于是与乒乓球结下了 不解之缘。尽管他个子瘦小，比乒乓球桌高不了多少，但打起球来 却有一股灵气，进步神速，很快便成了全校的“乒乓小球王”。 1945年抗战胜利后，容国团的父亲容勉之回香港当海员，容国团于1948年2月转入香港慈幼学校读书。不过，由于家境窘迫，容国团 只能中途辍学。 15岁那年，他成了香港东区一家渔行的童工。年幼力单，容国 团每天起早摸黑在一片泥污腥臭中拣鱼运虾。但他没被穷困的生活 埋没，因为父亲是香港工人进步组织工联会属下的海员工会会员， 他得到了去工联会俱乐部康乐馆练球的机会。正是那段时间，容国 团球艺得到飞快提高———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练球和钻研技术上，天资聪颖和平日的刻苦，让他很快成为了香港顶尖水平的球员。 1957年2月，香港举行全港乒乓球锦标赛，容国团代表工联会参加 了这次比赛，并与伙伴一起一举夺得男子团体和单打、双打3项冠军，从此名声大振。1957年4月下旬，日本乒乓球队访问香港，容 国团像一头初生牛犊，与世界冠军狄村对阵，爆出了一个大冷门———他以21∶19、21∶13连胜两局，在一片惊叹声中，竟将世界冠 军拉下马。容国团打败了狄村，消息一夜间传遍了香江，妇孺皆知，他成为了新闻人物。 背着简单行装，回到祖国怀抱 在刚成名的那段时间里，容国团不止一次在心中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你该为谁打球?生性耿直的容国团，与香港乒总会的矛盾由来已久。1954年初春，香港一年一度的乒乓球埠标赛开战。17岁的容国 团代表年轻的“公民队”参赛。赛前，他被乒总会邀到了一个茶楼 谈话，要他打假球，以促成南华队蝉联冠军，并允诺送一笔钱作为
国共两党关系
C、分析认识 1．影响国共关系的因素 （1）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两党就有结束对抗走向合作的可能。 （2）两党的阶级性质不同，是国共关系矛盾、斗争直到分裂的根本原因。 （3）国际政治势力的态度与国际环境的影响。进步的国际政治势力和有利的国际环境能够促成两党之间的合作；反之，反动的国际政治势力的插手，又会加速两党关系的破裂。 2．国共关系的认识 1924～1949年，国共两党关系呈现“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的曲折发展历程。 “分则两伤”：国共长期分裂内战，损伤国力，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疯狂进攻红色根据地，导致日本帝国主义乘隙而入，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独立，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抗战结束后，两党内战再起，国民党败逃台湾，海峡两岸长期对峙，致使中华民族至今尚未完成统一大业。可见，国共分裂严重影响国家独立统一、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但是，我们应看到：国民党是挑起分裂的罪魁。 “合则两利”：民族的独立统一高于一切，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就没有各阶级、各党派的前途和利益，这
是全体中国人的共识。大革命时期，北洋军阀统治阻碍着中国统一，中国人民和北洋军阀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团结奋战，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30年代，日本侵华威胁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国共两党“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为此，国共再次合作，并肩抗日，正因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共同抗战，中国人民才取得了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帝斗争的完全胜利。总之，合则有利于民族的兴旺和崛起，分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战争和灾难，两党为了民族利益，应当再次合作，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3．国共两次合作的异同点： 相同点：1）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里，都面临共同的强大敌人。2）都是在中共的推动下，共产国际的积极促成下实现的。 3）都经历了复杂的内部斗争，其焦点是阶级利益支配下的领导权问题。4）都大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不同点：1）时间不同：前者是1924年1月；后者是1937年9月；2）背景不同：前者是封建军阀割据，阶级矛盾尖锐；后者是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3）合作对象有异：前者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后者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亲英美派。4）政治基础不同：前者是新三民主义，后者是《国共合作宣言》。5）革命任务（斗争对象）不同：前者要打倒北洋军阀，后者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赢得民族解放。6）合作方式不同：前者是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者是党外合作，双方各有自己的政权、军队和地盘，即没有一个统一的正式的组织机构，也没有一个两党都承认的正式的政治纲领。7）合作的阶级基础有异：前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后者包括一切赞成抗日的阶级和阶层，具有广泛的民族性。8）中共对领导权的态度和斗争策略不同：前者不重视甚至放弃领导权，以退让求团结；后者坚持领导权，以斗争求团结。9）作用和结果有异；前者推动工农运动发展，保证了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但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后者坚持到抗战胜利，成为抗战胜利的保证。10）名称不同：前者是革命统一战线；后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4、两次国共谈判：西安事变后的国共谈判、重庆谈判
乒乓球，是一种世界流行的球类体育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球。乒乓球起源于英国。它的英语官方名称是“table tennis”，意即“桌上网球”。“乒乓球”一名起源于1900年，因其打击时发出“Ping Pang”的声音而得名，在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等地区以“乒乓球”作为它的官方名称。然而，台湾地区和日本则称之为“桌球”，意指球桌上的球类运动。运动员各站球台一侧，用球拍击球，击法有挡、抽、削、搓、拉等。球必须在台上反弹后才能还击过网。以落在对方台面上为有效。比赛以11分为一局，采用五局三胜，七局四胜。比赛分团体、单打、双打等数种。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中国在乒乓球历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选手取得世界乒乓球比赛的大部分冠军，甚至多次包揽整个赛事的所有冠军。中国有很多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第一个要数容国团，他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第二个就是邓亚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为她颁发过金牌。第三个是王励勤，他和马琳被称为乒乓球史上最伟大的对手。第四个是王皓，他开创了直板反手没有推挡而仅有横打的先河，并成为此风格的第一位世界冠军。 1971年4月10日至17日，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邀请访问我国，此举对中美关系的突破产生了影响，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81年5月，万里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结中国乒乓球队成功经验讲话中将其归因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国争光的精神；发奋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不屈不挠、勤学苦练、不断钻研、不断创新的精神；同心同德、团结战斗的集体主义精神；胜不骄、败不馁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并概括为“乒乓精神”。“乒乓精神”教育价值在于弘扬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体育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塑造人的品格，而且可以培养人的精神。一个民族一旦形成一种民族精神，“就会深深地渗透到该民族的文化生活中，融合于该民族成员的心理意识里，成为该民族团结与前进的动力，能够起到净化民族心理、振奋民族士气的作用”。“这些重要精神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体育界，值得全社会思考和学习”。为国争光是乒乓精神的主线，“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的标语，是乒乓健儿前进的指向标。同心同德、团结战斗集体主义精神，教育人们学习谦让、互帮互学、团结合作，使队伍产生了凝聚力，焕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因此，有外国选手说：“我们与中国运动员对阵，总感到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强劲的一群人”。
专题八国共两党关系史 一、学习目标 了解中国近现代上国共两党在不同时期关系史实、影响、作用，理解国共关系的曲折发展历程。 二、自主学习（展示：A和B层；点评：C层） 时期关系原因 ①北洋军阀的 反动统治；②大革命时期 合作国共两党的共（1924-） 史实 ①建立军校； ②进行战争； ③1927年，国民党发动反 影响 基本消灭 了，打击 了帝国主义和封建 同努力；共产革命政变，国共破 国际的推动。裂。 ①共产党领导起义、 秋收起义，建立革 命根据地； 蒋介石等叛变统治。 形成十年内战的局 土地革命时期②“围剿”与“反围剿”，面，给以可 革命，镇压人 （1927-1937）被迫红军；乘之机，红军被迫 民。 ③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形 成。 ①事变爆发后，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 长征。 日本全面侵成。 取得抗日战争胜 华，②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领导 抗日战争时期利，中华民族由 矛盾上战役； （1937-1945）走向 升为主要矛③共产党领导大战； 。 盾。④国共两党领导全国人民 赢得 胜利。 发动全①谈判，签订《双十取得解放战争胜解放战争时期 分裂面内战，阶级协定》；利，却形成海峡两（1945-） 矛盾上升为主②国民党挑起内战，内战岸长期分裂
】 要矛盾。 全面爆发； 的局面。 ③ 、 、 战役； ④ 战役，解放南京， 统治中国 年国民党 政权垮台。 国共关系 阶级利益的不 海峡两岸处于分裂 长期对立 对峙 同，外国反华 状态。 （1949—1979） 势力影响。 ①1979 年，确立和平统一 大政方针； “一国两制” ② 形 成 “ 和 平 统 构想的提出； 一， ”对台基本 全国人民实现 两岸关系不断缓 国共关系缓和 方针； 祖国统一的愿 和，经济文化 （1979 年以后） ③1992 年达成“九二”共 望；中国 频繁。 识，均承认 ； 提 ④1995 年，江泽民提出促 高。 进 和 平 进 程 的 。 ①国共两党合则有利于民族的 和 ，分则给中华民族带来 和 。②国共两党代表的是不同利益的政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两党 两次合作，沉重打击了 启示 和 在中国的统治，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③在新的 历史时期，国共两党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实现第三次合作，为祖国的 大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 做出贡献。 三、巩固练习【1—5 题（展示：B 层）；6 题（展示：A 层）；7 题（展示：C 层） 1．国共第一次合作取得的最重要的民主革命成果是 A.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B.揭开了新民主义革命的序幕 C.国民革命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 D.建立中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 2．观察下图，判断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西安达成的最主要成果是 A.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 （ （ ） ）
专题四：国共关系的演变 专题线索:从1924年至今，国共关系错综复杂。1924一1949年，国共关系 的基本特征是“合作一分裂一再合作一再分裂”的曲折历程。新中国成立至今，由 长期对立到渐趋缓和。事实证明，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一、演变过程：合作—分裂—合作—分裂—缓和（改善）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一1927年） 1．合作原因：反帝反封建的共同任务 2．标志，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3．影响：国民大革命迅速开展并取得重大胜利，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4．破裂 ①原因：两党不同的阶级利益。 ②表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二）十年内战时期（1927一1936年） 1、国共对峙：政权的对峙、屠杀与反屠杀、“围剿”与反“围剿” (l）表现 ①政权的对峙：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 ②屠杀与反屠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同年，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 ③“围剿”与反“围剿”：1930—1933年，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取得前四次反“围期”胜利，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 (2）影响：给日本侵华以可乘之机。 2．国共两党由对峙走向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一1945年） 1．原因：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2．合作的标志：1937年9月，国民党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两党再次合作。 3．作用：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国共的内战（1946一1949年） 1．根源： ①阶级利益的差别，阶级矛盾的上升。 ②美国的干涉。
2．国共关系 一、选择题 1 毛泽东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政策，行之于1925年至1927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纵观中国近代历史，国共两党在以下哪些方面有过合作?( ) A．辛亥革命、黄埔军校、北伐战争 B．黄埔军校、北伐战争、抗日战争 C．黄埔军校、北伐战争、解放战争 D．辛亥革命、长征、抗日战争 2 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孙中山未竟的事业，主要表现在( )。 A．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B．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C．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 D．建立起公有制，实现了共同富裕 3“国共两党恩恩怨怨，两度分手三次握手”是对国共两党关系的生动写照。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握手”的主要历史贡献是( )。 A．建立黄埔军校 B．基本推翻北洋军阀统治 C．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D．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4 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两次合作，都取得了重要的民主革命成果。其中，第一次国共合作( )。 A．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B．掀起了国民革命运动，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C．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D．取得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反抗外国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二、非选择题 5 以下图示展现了国共两党已走过的80余年的风雨历程，请结合图示和所学的知识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正确的画“√”，否则画“×”。
(1)图示反映了国共关系在历史上先后经历了“合作——分裂——合作——分裂”的历程。( ) (2)在A和C时期，国共两度携手，共赴国难，参与了北伐战争和解放战争。( ) (3)国共关系由B到C的变化中，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重要作用。( ) (4)百团大战、辽沈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印证了D时期两党之间的对抗。( ) (5)上述图示揭示了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道理。( ) 6 国共双方从20世纪20年代起多次对抗与合作，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与两岸关系，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 (1)中国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前身，在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上，被选举为总理的是谁? (2)国共关系呈现多次对抗，其根源是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代表谁的利益?请举一例史实说明国共两党之间“分则两伤”。 (3)国共之问“合则两利”，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的最大成果是什么?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台的基本方针是什么?如果当前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其目的是什么?请分析：无论何时国共两党合作的根本出发点应是什么? 7 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下面是凤凰网关于“你认为哪座城市最能代表辛亥革命”的问卷调查统计图。 材料二：辛亥革命……为2132年的历史打了一个用铁和血铸成的句号。只有漫长的历史才能称量出这个句号的真正意义和重量，它是一条分界线。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是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合作者、继承者。 ——胡锦涛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从统计图中可以看出，武汉、广州和南京的得票率较高，请选择其中一座城市，说明其“能代表辛亥革命”的理由。 (2)试从政治、思想两方面说明辛亥革命成为“分界线”的理由。 (3)根据材料三，举一例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继承与发展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的。
小学生应知应会体育知识点 1、乒乓球是我国的“国球”，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为我国夺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中国乒乓球队经过艰苦探索，在技术上形成了“快、准、狠、变”的风格，创造了独特的直拍近台快攻打法。乒乓球比赛以先得 11 分的运动员为胜，打到11 平以后，先多得两分者胜。目前比赛多采用7局4胜制。乒乓球的三大满贯赛事是：奥运会、世乒赛、世界杯。奥运会：分为男女单打及团体共四项比赛，每四年一届，在夏季举行；世乒赛：分为单项赛和团体赛，两种赛事轮流进行，各项每两年一届；世界杯：分为单项赛和团体赛，两种赛项各每年举办一次，一般都在下半年（10月-11月左右）举行。 2、全国运动会简称全运会，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第十届全运会将于2005 年10月12至23在南京（城市）举行。江苏获56金38银42铜奖牌总数第一，广东46、解放军44紧随其后。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将于2009年10月11日在山东济南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运动会将于2013年8月31日至2013年9月12日在辽宁省举行，本届全运会设31个大项、40个分项、350个小项。辽宁在2009年1月申办全运会成功，是继北京、上海、广东、江苏与山东后，第6个主办全运会的省市。 3、篮球起源于美国，比赛分两队，每队5 人，一般的篮球比赛是40分钟一场分上下半场，每半场20分钟。NBA比赛每场比赛48 分钟，分4节（上下半场各2节，中间休息10或15分钟，每小节之间休息2分钟）。比赛时投进一球得2 分，罚进一球得 1 分，6.25米以外远距离投进一球得 3 分。篮球场地长28米，宽15米，蓝高3.05米。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英文简称NBA，我国著名的篮球运动员姚明曾效力于美国NBA的休斯敦火箭队，现美籍华人林书豪效力于美国NBA的休斯敦火箭队。中国职业篮球联赛英文简称CBA，易建联现效力于广东东莞。2012-2013赛季CBA总决赛冠亚军争夺在广东东莞和山东黄金之间开展，最终广东东莞以4:0完胜山东黄金夺得总冠军。美国女子篮球联赛简称WCBA；美国大学篮球锦标赛简称：NCAA。 4、“亚运会”是亚洲运动会的简称，每4年举行一届，第一届亚运会1951 年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第十五届亚运会在卡塔尔的多哈，第十六届亚运会2010 年在中国广州举行。
中考专题复习：国共两党关系 【热点时事】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7月29日在台北表示，海基会与海协会领导人第11次会谈，将讨论货物贸易、争端解决、两会互设办事机构等议题，相关议题都在“紧锣密鼓”协商当中，不受反服贸学运等因素影响。“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今年上半年，两岸关系虽然在“深水区”中经历一些湍流冲击，但在两岸双方、各界同胞的共同努力下，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对话协商再获突破，各领域交流交往持续推进，大局稳定，克难前行，在曲折中坚持前进方向，在调整中继续开拓进取。 解读：两岸制度化协商是消除两岸交往障碍、推进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渠道。新时期，两岸一定要加强交流与合作，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加强政治对话，促进政治互信，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两岸人民友好往来，最终实现两岸关系的新突破。本专题主要是对国共关系的发展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有利于我们正确看待国共关系。【知识梳理】 1、20世纪20---40年代，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呈现怎样的特征？ 合作――－对抗―――再合作－－再对抗 2、国共两党关系变化及启示
【巩固提升】 基础训练： 1、近年来随着国共两党互信的加深，随着海峡两岸三通的实现，随着两岸同胞交往的增多，可以乐观地预见两党再次合作的希望。历史上体现国共合作的事件有（） ①黄埔军校的创建②北伐战争③南昌起义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A．①③④ B．②③④ C．①②③④ D．①②④ 2、李老师在引导学生进行某专题复习时，得出一个结论∶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历史学习注重论从史出，下列史实不能支持这一结论的有（） A.1924年—1927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B.1928年，“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南北统一 C.1937—1945年国共第二次合作，赢得近代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D.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战败后逃往台湾，使大陆和台湾骨肉分离 3、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了中国的富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探索。下面民主革命探索中，与孙中山有关的是（） ①同盟会成立②辛亥革命③中华民国成立④第一次国共合作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②③④ D ①③④ 4、中国共产党完成孙中山未竟的事业，主要表现在（） A．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B．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C．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 D．建立公有制，实现了共同富裕 5、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功绩不包括（ ．．．．）． A．创建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 B．领导辛亥革命，结束君主专制C．创建黄浦军校，培养军事政治人才D．领导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统治能力提升： 1.国共两党关系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经历了两次分裂与合作到今天两党联系进一步加强的过程。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以下问题的探究。 材料一 图一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材料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几度和谈共谋大业，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周恩来亲历和谈并起了重要作用。
国共关系 一、国共关系的演变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 1．合作原因——反帝反封建的共同任务 ①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②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③共产国际的推动。 2．标志：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3．影响：国民大革命迅速开展并取得重大胜利，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 4．破裂 ①原因：两党不同的阶级利益，阶级矛盾上升。 ②表现：1927年4月12日，蒋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5月，许可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二）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6年土地革命时期） 1．国共的对峙 （1）表现 ①政权的对峙：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建立；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 ②屠杀与反屠杀：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 ③“围剿”与反“围剿”：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取得前四前反“围剿”的胜利，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1934．10～1936．10）。 （2）影响：给日本侵华以可乘之机。 2．国共两党由对峙走向合作 （1）原因 ①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②中共的推进：1935年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底，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开会，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标志：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 1．原因：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2．形成： 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发表宣言，提出要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②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③1935年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④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⑤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发表抗日通电，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⑥1937年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准备抗战； ⑦同时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 ⑧1937年，国民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3．合作的标志：1937年9月，国民党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两党再次合作。 4.作用：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国共双方的决战 1．根源：①阶级利益的差别，阶级矛盾的上升。②美国的干涉。 2．标志：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国共关系完全破裂。 （五）国共两党的长期对立（1949—1979年） 1．原因：阶级利益的不同，外国反华势力影响。 2．影响：海峡两岸处于分裂状态。 （六）国共关系的缓和（1979年以后） 原因：“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全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中国国际地位提高。 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 1．中共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19．5～1927．7） （1）对策：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2）依据：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帝国主义采取了“以华治华”政策，北洋军阀实行黑暗统治，因此广大民众与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北洋军阀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3）作用：国民大革命运动不断发展，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 2．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1）对策：武装反蒋→抗日反蒋→逼蒋抗日。 （2）依据：随着法西斯上台与扩张，蒋介石推行屠杀共产党，“绝对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等政策，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逐渐转化为民族矛盾。 （3）作用：中共获得了人民拥护并开辟了新道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3．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1）对策：联蒋抗日。 （2）依据：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矛盾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各阶层、各阶级都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3）作用：国共两党基本上能并肩战斗，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4．第三次同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8～1949．10） （1）对策：自卫反蒋。 （2）依据：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美国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以及国民党坚持内战独裁方针，中共领导的广大民众与美蒋反动派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矛盾。 （3）作用：中共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乒乓球世界冠军简介 张怡宁，女，1.68米，世界排名第一，奥运、世界冠军！！1982年10月05日生！ 回答者：119.0.51.* 2009-6-14 10:13 男子：王皓（世界排名第一） 国际乒联巡回赛斯洛文尼亚站男单冠军，克罗地亚站、卡塔尔站男双冠军 2006年多哈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男子团体冠军； 2006年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总决赛男单冠军； 2007年中国公开赛冠军 2007年世界杯男子单打冠军。 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冠军个人亚军 2009年国球大典。第一名 2009年横滨世乒赛男子双打冠军（与陈玘） 2009年横滨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 2009年横滨世乒赛最佳球员 女子：张怡宁（世界排名第一） 2008年第49届世乒赛女团冠军，最佳球员 2008年科威特公开赛女单、女双冠军 2008年卡塔尔公开赛女单、女双冠军 2008年中国公开赛女单、女团冠军 2008年日本公开赛女单、女团冠军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团冠军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单冠军。 2009年国球大典。第一名。 2009年卡塔尔公开赛女单、女双冠军 2009年第50届世乒赛女单冠军 列举的只是近年获奖情况和王皓的照片，希望对你有帮助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和me自己知道的
回答者：楚楚001 - 三级2009-6-14 10:43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80.02.19 身高：174cm 体重：75kg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籍贯：辽宁沈阳 项目：乒乓球 打球经历：7岁开始打球，13岁进专业队，1994年2月进国家二队，1996年进国家一队。世界排名:第二(2008年4月) 技术特点：右手直握球拍，正手极具杀伤力的暴冲弧圈结合直拍横打,器材配置为底板：YASAKA马琳碳正手套胶：红双喜天极2 反手套胶：蝴蝶大巴。 习惯动作：旋转球拍，用球拍当扇子扇风。 出生地点：沈阳 出生体重：8斤2两 家庭成员：父母 启蒙教练：杨沈立 现在的教练：刘国梁、吴敬平 最喜欢的电影：《泰坦尼克号》 最喜欢的食物：刺身、烤肉、海鲜、山楂 最喜欢的颜色：天蓝色 最喜欢的国家：中国 最喜欢的地方：沈阳 最难忘的人：父母 最难过的事：比赛输球 最遗憾的事：世锦赛没拿到冠军 最高兴的事：比赛胜利 最害怕的事：听到各种不好的消息 小时候喜欢的娱乐方式：弹玻璃球、拍pia唧（一种印有剧集或卡通人物的方形或圆形的翻纸牌游戏，在北方也叫拍画片、拍方宝） 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电动火车、手枪 现在最喜欢的娱乐方式：郊游、喜欢去大自然 最喜欢别人如何评价自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最喜欢的运动项目(除了乒乓球)：足球 最喜欢的运动员：刘国梁、乔丹 最喜欢的一句话：永不放弃 回答者：血色战神1 - 二级2009-6-14 10:51 中国乒乓球历届世界冠军 【第25届】男子单打冠军：容国团 【第26届】男子团体冠军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女子单打冠军：邱钟惠
知国共关系，论合作之道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呈现出了“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的曲折发展历程。此阶段的国共关系对中国之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合中有分、分中有合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10月10日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第一次合作：1924到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战争。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一大”，这标志着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第一次破裂：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先后制造“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导致了国民大革命失败和国共合作关系的破裂，1927年——1937年出现十年对峙局面。 第二次合作：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终于结束对抗，共同走上了抗日战场。9月国民党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至此，在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时刻，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此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 第二次破裂：而抗战胜利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解体，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对中国实行扶蒋反共的策略，最终致使国共关系破裂。1946年6月派军队大举进攻中原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春，蒋介石下令撤销中共驻南京、上
海、重庆等地的代表团，封锁《新华日报》。至此，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制约国共两党关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1）、两党的阶级性质不同。1927年“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始终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导致两党关系呈现出矛盾、斗争直至分裂的根本原因。（2）、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两党就有结束对抗走向合作的可能；当阶级矛盾上升时，两党合作关系就会破裂，走向对抗。（3）、国际政治势力的态度与国际环境的影响。进步的国际政治势力的态度与有利的国际环境能促成两党之间的合作，而反动的国际政治势力插手或国际环境恶化，又会加速两党关系的破裂。 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合则两利：比如第一次合作的实现，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国共两党自身的实力也得到了发展。第二次合作共同领导了全民族抗战，中国这才取得了一百年多来第一次反帝斗争的完全胜利，不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共两党的威望和力量也得到空前提高和壮大。 分则两伤：比如国共第一次分裂后，双方进行了十年对峙，频繁的内战使两党受到严重的创伤，却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大片国土惨遭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而国共第二次分裂后，内战使千百万生灵涂炭，国民党败退台湾，偏安一隅，造成海峡两岸长期对峙，致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