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电子政务 E-GOVERNMENT 2016年第1期（总第157期）
大数据时代治理“城市病”的技术路径
*
梁丽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 北京 100044
摘 要:关键词：技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城市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中不断变革，塑造着新的城市生活。城市物理
空间和信息技术的互动，为城市的持续发展变革提供着动力。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病”与其他城市问题集中爆发，给城市治理带来严峻挑战。但依托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智慧城市，能够为治理“城市病”带来新的技术路径和有效手段。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有助于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发展质量，提升城市幸福指数，解决城市发展难题。
智慧城市；大数据；电子治理；公共管理；电子政务；城市病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加快推进北京市智慧社区建设的对策研究”（13CSB001）；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学科建设项目“大数据时代治理城市病的技术路径”（2015XKJ009）。收稿日期：2015-06-23
学术篇
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对破解特大城市发展难题，做好北京城市规划，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等提出了要求，也给全国大城市在发展中如何避免“大城市病”作出了明确的提醒。自2009年IBM提出智慧地球、智慧城市（Smart City）理念以来，发展智慧城市已被国际上公认为是提升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途径。[1]以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智慧城市建设、治理“城市病”、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提供了新手段，同时也给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一、“城市病”的表现及成因
“城市病”是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人口及相关要素向城市过度聚集而引起的一系列影响人类生活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突出性城市问题，主要表现为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住房紧张、交通拥堵及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等。[2]联合国通常将100万人以上的城
市划定为特大城市。中国将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称为特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这六个城市的人口已经达到1000万以上，为超大城市。[3]持续扩大的城市规模和人口压力，对城市的安全运行和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此而引发的“城市病”在中国各个城市不同程度地蔓延加剧，并有可能将长期存在，影响着城市形象和市民生活品质，制约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世界范围看，“城市病”是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通病”，具有复杂性、并发性、阶段性等特点。
“城市病”在中国形成的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而环境资源有限。2014
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54.77%，每年进入城市的总人口有2000万，城镇总人口达到了7.9亿。以北京市人口增长为例，北京的面积只有1.64万平方公里，但常住人口在2014年底就达到2151.6万人，各个产业的就业岗位有71.8%集中在城六区，其中西城区人口密度最大，每平方公里2.57万人。[4]北京城六区的人口密度超
DOI:10.16582/https://www.doczj.com/doc/079327591.html,ki.dzzw.2016.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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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世界上以人口密集著称的伦敦和东京。目前，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530万辆，市区交通拥堵时间平均每天5小时左右，拥堵范围也由市中心区向外围和放射线道路蔓延。高峰时段的所有环线道路、主要大街、交通枢纽等都会出现不同程度拥堵。[5]北京的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上限；超七成的能源来自京外；虽然南水进京，但水资源紧张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依然严重短缺。如果按照每人每年用水130立方米计算，北京已经到了全世界“极度缺水”的水平。[6]2014年，北京人均水资源仅100立方米，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20，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警戒线。城市人口增长过快是因为城市的功能过多，而城市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却不堪重负。如果不控制或疏解超大城市人口，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维持城市正常运转都已经困难。
第二，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不协调。一个城市规划布局不完善，居住、产业、公共服务等功能布局不合理、不匹配，城市管理方式不科学，则直接影响着城市的运行效率和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以城市交通为例，据2015年初百度“我的2014年上班路”互动活动数据显示，上班距离及用时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苏州、广州、佛山、南京、重庆、深圳、武汉。北京是居住区和办公区分割最明显的城市，平均通勤时间为52分钟、距离19.2公里。其中，公交通勤的平均时间为57分钟、平均里程21.9公里。上海平均里程18.82公里、平均用时51分钟；天津平均距离16.95公里、平均用时46分钟。不少上班族网友表示“青春都耗在了路上”。[7]上班在城区而居住在郊区，舟车劳顿如潮涨潮落，已经成为中国大城市人群每天的生活内容。政府部门、商业中心、公共服务机构集中在市中心，“职住分离”的规划布局，导致城市建设“摊大饼”。居住、工作、活动的分离，使人们的出行需求倍增，加大了交通压力。再以城市环境数据为例，美国的“污染城市”洛杉矶，其PM2.5年均浓度仅20多；日本东京则在20以下。而2013年北京、上海、广州的PM2.5年均浓度分别高达89.5、62和53。[8]
第三，体制机制掣肘是造成“城市病”的最根本原因。在中国特殊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城市是有行政等级的，城市等级越高发展机会就越多，这样就造成大多数产业都聚集在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配置偏爱大城市，医疗、文化、教育等都集中在大城市。然而，大城市并没有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城市发展的各种要素由分割的市场进行配置，造成很多低端产业大量聚集。[9]以北京为例，由于没有独立的首都财政，要生存就必须发展经济和产业，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集聚，人口集聚则必然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同时带来能源消耗加大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为了维持城市运行建设和环境治理，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财力，发展更大规模的经济和产业，这又会带来更多人口的集聚，如此恶性循环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几乎找不到突破口。[10]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不合理财税体制，是一些城市房价高企的重要因素。在过于看重GDP指标考核的“指挥棒”下，一些城市重“项目”轻“承载”，争抢大型项目，拒绝产业外移；一些城市重“面子”轻“里子”，宏伟的摩天大楼与脆弱的下水道并存，一遇暴雨就会造成内涝和交通瘫痪；还有一些城市“亲商”有余“亲民”不足，商业地产开发往往超出规划强度，致使周边基础设施容量不足，城市华丽而羸弱。[8]
二、治理“城市病”需要新理念、新模式、新技术
科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动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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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城市也随之共生共长，发展得更富有活力、更有价值且高效。“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提出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指引了方向。传统的、旧有的城市管理体制和理念已经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城市发展和公众需求，城市治理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吸收并转变顺应“互联网+”时代发展潮流的新思维、新手段、新模式，势必会阻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解决城市发展问题，有效治理“城市病”，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创新城市发展理念和思维方式。“互联网+”中的“+”，是技术上的“+”，也是思维、理念、模式上的“+”。
（一）互联网思维
当前，互联网应用已进入了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多模式的阶段，并正在成为现代社会新的信息基础设施，就像电力和道路一样。互联网已不仅仅是可以用来提高效率的工具，更是效率与创新的引擎，带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理念，即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是指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市场、用户、产品、企业价值链乃至整个商业生态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11]，具有开放、互动、自由、连接、协作、共享、去中心等特性，体现了平等、尊重、参与、分享的价值观，倡导以人为本、用户至上、24小时在线极致服务、免费、低边际成本、自助体验、信息透明和参与等理念。这些理念与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城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便捷化理念是一致的。中国现有6.49亿网民、5.57亿手机网民、3.6亿网购用户，是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但还不是互联网强国，47.9%的互联网普及率，与一些发达国家的70%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互联网+”时代的城市生活场景是由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两个部分构成的。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必须跟上“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步伐，利用互联网思维和理念去智慧地建设城市，利用互联网的手段和互联网的规律来促进城市转型发展，使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城市发展中富有活力的元素，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的智慧化。过去，出租车行业被认为是学历较低、信息化程度落后的行业，然而自2013年以来，很多城市的出租车行业成为移动互联网渗透率最高的行业，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依靠打车软件，很多司机实现了数据驱动业务流程，通过对未来一段时间打车人群的预测，驱动行车的轨迹。城市在技术的改造下，加快向智能化、服务化、人性化的方向前进。
（二）大数据思维
大数据既是一种海量的数据状态及其相应的数据处理技术，也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系列新理念、新方法、新要素的集中体现，正在变成一股社会浪潮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影响着城市运行和治理的方方面面，成为维系城市发展的内在力量。从数据状态与数据处理技术层面看，大数据是指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12]，具有大容量、多样性、高速度、真实性等多种特征，是新型的生产要素，也是资源和财富，还是核心竞争力。通过仿真、关联、融合、分析等技术，能将纷繁复杂的多源异构数据处理成具有决策价值的有效信息，助力政府预测和决策科学化，支撑城市治理科学化、公共服务个性化和精准化。从思维方式层面看，大数据思维强调分析与事物相关的总体数据，而不是抽取少量的数据样本；关注事物的混杂性、相关关系，而不探求之间的因果关系。过去考虑城市问题往往立足局部，形成了很多“数据烟囱”、信息孤岛，大数据思维是让城市管理者以成体系、立体、多维、矩阵式的思维来谋划城市发展。一方面是发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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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网络和智能移动终端优势，实时处理提供各类城市数据信息；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分析手段，建立整个城市的运行数据可视化体系，从而助力城市智慧发展。数据挖掘与城市治安防控、应急保障、公共安全、环境监管等都紧密相关。城市要修路、建立交桥，在哪儿选点合适？该地区人流量、车流量有多少？公路需要几个车道、桥梁需要多大承载力？这些问题都要做整合数据分析。鼓励居民步行或乘公交车上下班，但一个城市或一个社区内到底有多少人可能会步行上下班？又有多少人能搭乘公交车上下班？现有的公交线路是否应该调整？政府的廉租房应该建在哪儿？这样的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从数据中获得启发和决策支持。交通问题是大城市发展的“通病”，通过对道路交通信息的实时挖掘，能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并快速响应突发状况，为城市交通的良性运转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一个城区在8小时上班时间之内，其上班、上学、就医、旅游、购物等人口数据处于不断的流动和变化中，对这样一些数据的科学估算，能够为解决城市的交通运输、土地使用、应急救灾等运营管理问题提供重要的参考。[13]
（三）融合创新与大众参与的理念
城市的发展与进步需要每一个市民的充分参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是公共政策的基石，也是城市的终端使用者，最了解城市的问题所在。如今的人们上网就可以超越地理位置的束缚“云游四海”，但人们更关心的还是本地的发展，期望本地的公共服务能够不断创新、做得更好。如果让市民积极参与到城市管理过程中来，由市民驱动城市创新，则可以更好地监督城市管理、决策实施的过程，更好地体现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14]当前，互联网正在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平台和新工具。创新的门槛、成本、风险都大大降低，供应商、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甚至消费者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中。城市也应该提供适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法治环境和宽松的生态环境。如果城市有良好的创新氛围，鼓励创新，支持创业，那么愿意创业的人就多，则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北京中关村创业大道、深圳柴火创客空间、杭州未来科技城的梦想小镇等创意和实践土壤正在形成。只要“一机在手”“人在线上”，实现“电脑＋人脑”的融合，就可以通过“创客”“众筹”“众包”等方式获取大量知识信息，对接众多创业投资，引爆无限创意创造。[15]美国波士顿市政府推出的Boston Citizen Connect，通过手机APP，让市民随时通过手机定位和报告公共设施的损坏情况，同时市民也可以登录系统随时查看市政问题的解决过程。自新媒体在中国出现以来，为大众参与城市管理、表达诉求提供了新平台，很多公众利用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新媒体参与到城市建设项目的论证、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既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也有助于政府制定政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演进的自然趋势。美国、欧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开展了许多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智慧城市也是中国城市信息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获得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向前推进，2014年城镇化率达到54.77%，这就意味着全国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对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等都提出了新要求，也带来了很多挑战。相对于发达国家80%的城市人口比例，“城市化”将是中国未来时期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用增量来配置城市资源，不断扩大城市机构和人员，不断加大成本，圈地迁人，按图造城，显然不适合城市发展的要求，需要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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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管理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建设智慧城市，可以在有限的时间、空间范围内，较好地承载、协调、分配资源，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促进城市公共服务及民生发展，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推进城市发展模式转型。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重要内容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也是治理“城市病”的有效模式。2014年8月，八部委印发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据统计，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的智慧城市数量达到了386个。省级和副省级城市比例达到100%，地级市比例达到74%，县级城市比例达到32%，一些发达地区的县、镇乃至社区都参与其中。经过几年的概念普及和粗放型的实践，智慧城市在解决城市发展问题和民生应用的众多领域取得一些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整体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规划模式雷同，发展理念和路径不清晰；智慧程度比较低，碎片式的智慧项目偏多，有些并不智慧；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现象突出，条块分割、信息孤岛、数据分散、网络安全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三、利用大数据治理“城市病”的对策建议
针对中国各大城市不同程度的“城市病”现象，通过建设智慧城市能有效解决城市发展中的一些难题，缓解“城市病”症状。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大数据是核心支撑技术。
（一）加强“云网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市全面感知和宽带泛在互联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了二十多年，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的必要基础设施，其开放、平等、透明等特性使城市的信息和数据流动了起来并转化成巨大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新源泉。但现有的城市信息基础设施还不足以支撑智慧城市的发展，如果不能对城市运行数据进行实时采集，不能对城市历史数据实现汇聚与应用，城市智慧则是纸上谈兵。为此，要加强城市“云网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市全面感知和宽带泛在互联。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和智慧。
“云”是指云计算、大数据的基础设施，像水电一样为城市中的个人和企业提供便捷、低成本的计算资源。“网”包括互联网、物联网。“端”是指个人电脑、移动设备、可穿戴设备、传感器，乃至软件应用，是数据的来源，也是提供服务的窗口。通过各种网络、智能终端把城市中的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全面互联、互通和互动，为随时收集获取城市各类运行状态信息及应用提供基础条件和可能，为治理“城市病”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利用传感技术实现对城市管理各方面的监测和全面感知，通过智能识别立体感知城市环境、状态、位置等全方位的变化。
将城市运行状态数据实时传递到统一的“城市云数据中心”进行融合、分析和处理，并与业务流程智能化集成，继而实时反馈、主动响应以干预城市系统的状态，这样就能够帮助城市管理者从全局的角度分析并实时解决城市问题，使城市资源更有效分配，进而促进城市各个关键系统和谐高效运行。通过在城市道路、水网、电网等领域大面积地铺设无线传感器和路由器，能够每天实时将产生的海量数据传向“城市云数据中心”，再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就能够为城市有效运行提供指导。
鼓励制造业企业和商业机构加强对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数据采集，形成覆盖生产过程和商业各环节、各流程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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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数据采集的智能化水平。比如，智能垃圾回收系统有一个功能就是在满载时主动发出信号，工作人员则根据此信号来安排分配垃圾运输车的出行频率和路线，从而提高垃圾处理效率。智能灌溉系统也是通过地面传感器提供的湿度、温度、风速、阳光和气压等实时基础数据，园丁们调整植物灌溉时间表，实现科学灌溉。
（二）推进城市信息资源智能融合，实现城市精细治理
随着城市信息化的发展，城市的摄像头、传感设备会实时产生海量数据，而城市公共部门的业务数据也是海量激增的，如不动产登记信息、企业登记注册信息、医院体检就医信息、老年人健康信息、车主违章信息、超市的购物和结账信息、旅行团数据、健身中心会员信息，等等。[16]城市管理的每一个细节都会产生庞大的数据，城市海量数据就像血液一样遍布城市各个领域，而这些数据又分散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垂直业务系统中。由于系统条块分割，分散建设，缺乏高度整合的集成体系，呈现出一个个信息孤岛，导致数据信息不能共享，降低了政府和城市效能。
构建城市“云数据中心和公共信息平台”，统筹推进城市规划、国土利用、城市管网、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等市政基础设施管理的数字化和精准化，为城市规划提供强大的决策支持，增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建立城市“跨部门智能协作运营平台”，以城市海量的信息资源为基础，通过全面的物联和高效共享，运用先进的智能化技术实现识别、预测和实时分析处理，促进分布在城市不同角落的海量数据实时顺畅流转、交换和共享，为参与城市治理的各级政府部门开展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提供支撑服务，从而改进城市运行体制机制，打破信息孤岛，提升决策水平，降低人为管理因素，推动城市治理良性循环，提升城市资源利用效率，增强城市行动能力。
（三）构建多媒体的城市治理平台，提升城市人民幸福生活指数
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领域，主要包括智慧化的政府治理、道路交通、医疗卫生、教育、环境监测、安全防控、能源管理、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是影响城市居民生活智慧程度和幸福感的直接因素。
建立城市“市民服务平台”。以市民为核心，整合市政大厅、社区服务站、智能电视、智能手机、PC等各类终端，为市民提供方便快捷的一站式服务，实现公共资源的均等化配置，构建民生安全网。
在智慧交通系统中，通过对道路、车辆、天气、行人等大量交通信息的实时挖掘，能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快速响应突发状况，为城市交通的良性运转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例如，北京公共交通刷卡数据量巨大，通过大数据能够识别出持卡者的居住和就业位置，评估持卡人通勤时间、距离及通勤的主流方向。这对把握城市脉动，优化公交路线，评估城市规划，甚至研判贫困人口，辅助城市治安等都有重要意义。[9]
在智慧安防系统中，通过平安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环境保护、危化品运输监控、食品安全监控等大数据的挖掘，可以及时发现人为或自然灾害、恐怖事件，提高城市应急处理能力和安全防范能力。政务微博通过及时发布信息，构建起了社会化响应与传播体系，部分政务微博还形成了品牌效应。以“@平安北京”为例，突发热点警情事件当日通报已成为其最突出的特点，“情况通报”四个字加上蓝底白字图片，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北京蓝”。截至2015年4月中旬，“@平安北京”发布“北京蓝”微博48条，转、评、赞超过了45万。
在智慧城管系统中，通过对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不同部门获得的大量监测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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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及深度挖掘，城市管理可以实现实时监控与长期优化管理。
智慧医疗使所有诊疗环节以自助方式获取和办理。“医疗云”是医院信息化服务新模式，能够将医院业务系统快速部署和统一运维，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小米iHealth血压测量计、腾讯“糖大夫”血糖仪、皮肤测试仪等众多智能医疗硬件产品纷纷上市，百度、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正在全面加速健康医疗云的商业化进程。“阿里健康”APP已在石家庄、杭州等地试运行，人们通过客户端将医生开具的处方拍照上传，合作药店推出报价抢单，患者再根据价格、品牌、服务等进行选择，最后抢到订单的药店负责送药上门或者患者自取。
在智慧教育方面，华为、微软教育云，阿里淘宝同学、网易有道、百度教育等开启了智能教育时代，传统的线下教育机构也都纷纷推出了线上教育平台。以MOOC 为代表的新型网络教育模式，对城市人力资本的形成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能够促使城市保持长期竞争力。
城市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系统，能实现对蔬菜、水果、畜禽等智能全程追溯管理，使人们对食品安全更放心。
在智慧生活方面，很多互联网公司也已经开始布局，提供了一个个生活场景。“微信城市服务”在广州、深圳、佛山、武汉及上海5个城市推广。“微信就诊”服务开通了微信挂号、付费、医保结算等便民功能。在移动端实现了“行政服务大厅”的查询信息、在线预约、在线办理、管理交通、缴纳违章罚款等功能。
政务微博在构建智慧城市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平台作用。“@上海发布”2013年就推出了违章查询、公积金查询、出入境办理预约等6项便民服务。“@深圳交警”在微博推出了违章查询、事故处理和违法处理预约等业务。2015年4月，蚂蚁金服、阿里集团与新浪微博共同启动了“互联网＋城市服务”战略，提供智慧城市一站式解决方案，打造手机上永不关门的“市民之家”，高效、便捷地为居民提供交通违章查询、路况及公交查询、生活缴费、医院挂号甚至预约结婚登记等公共服务，推动了城市公共服务的平等化和移动化。
（四）推进智慧政府建设，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智慧城市的政府首先应该是智慧的政府。信息技术在倒逼政府流程再造。众所周知，政府部门拥有大量的公共信息资源，这些信息能开放到什么程度，将直接影响到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如果开放给社会利用，让数据流动起来并重复使用，让不同的数据相互整合、参与决策，会产生更大的效用，创造更多价值。如果政府数据不能公开分享，则会造成数据割裂，数据的深度价值也难以产生。近些年来，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公共数据开放领域都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开通了政府数据网站，政府数据被市场广泛利用，无数个创新应用随之而生。
数据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基础，“互联网＋城市”必将是数据驱动的城市。基于数据分析的结果才更有利于政府制定政策和进行治理。目前，很多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单一的数据无法发挥最大效能，开始主动寻求解决方案，部门之间相互交换数据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但是，中国城市数据的社会共享、交易机制还不完善，需要积极探索在开放利用政府数据的同时，如何加强政府数据的安全与保护，包括公民个人隐私的安全保护。要加快推进政府数据资源利用的立法工作，以法律的形式对政府共享的数据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同时规定和约束政府数据资源开放和共享的内容、形式、时间点及监督管理方式。积极推动将大数据技术运用于政府在城市治理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可以选择医疗、金融、公交、气象、食品安全、防灾减灾等具有一定大数据基础的重点领域，开展示范工程建设。加大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力度，共同开发城市治理领域的大数据运用技术。支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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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第三方机构对开放的政府数据进行开发，为市民提供专业化、个性化服务，实现数据利用价值。
在大数据时代，治理城市需要政府转变行政文化，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制度，推动政府向透明、高效、服务、责任的转变。智慧城市作为信息技术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不同的城市因文化特色和现实状况不同，建设的模式和路径有所不同，不能千篇一律。但利用大数据技术来解决城市发展中的一些共性问题、治理“城市通病”的技术手段和策略还是相同的。当然，智慧城市本身也存在漏洞、脆弱和监听等问题，也能促使城市发展问题升级为暴力冲突，拉大城市贫富差距。如果智慧城市的安全问题解决不好，也将是城市的灾难。因此，在改善城市硬件设施的同时也要防止智慧城市成为形象工程。需要学界、业界、城市治理者、城市市民共同合作，不断对城市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进行梳理、总结、再认识和再思考，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引进新技术，要让技术支撑城市和谐且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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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丽，女，工学硕士，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电子政务、智慧城市与智慧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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