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代倭寇的来源及其泛滥原因
倭寇一般指的是日本海盗。早在十四世纪日本南北朝时期，在日本兼并战争中失败的封建地主、商人、武士、溃兵逃亡到海上。他们在封建诸侯、寺院大地主的支持、鼓动下，自元末明初开始，就经常侵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劫掠财物，烧杀成性，成为东南沿海人民的祸害和影响明政府统治的障碍。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日本海盗为“倭寇”或称为“前期倭寇”。“前期倭寇”的组成大多为日本人，真倭多而假倭少。十五世纪下半叶，日本进入到了战国时代的混乱时期，政权分立，各诸侯割据势力相互攻伐。这种割据对立状况除了体现在政治上外，还体现在对外贸易上。为了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而谋取巨大经济利益，各诸侯国都争相与明朝通商贸易，最终导致了“宁波争贡”的发生。“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勘合的朝贡制度被取缔。嘉靖皇帝废市舶司，重颁海禁令，断绝与日本的一切通商关系。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造成了中国商品的价格在日本暴涨。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刺激下，日本海盗集团便与中国沿海一带的一些势家土豪、奸商大贾走到同一个反面，他们相互勾结起来，以日本海盗为外援，中国寇贼为向导。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烧杀抢掠。由于明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倭寇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明嘉靖时期“大倭寇”。这一时期的倭寇史学界称为后期倭寇。较之前期倭寇，后期倭寇在人员组成上有着假倭多真倭少的特点。据史载当时的倭寇人员情况有：“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1]。可见此时期的倭寇，日本人只占少数部分，而大多数则是由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充当。此外，这时期在东亚海域进行殖民活动的葡萄牙商人也参加了类似于“倭寇”的活动。
一、倭寇的来源
有明一代，倭寇始终是明政府的一大统治痼疾，明政府的沿海各省几乎都受到过倭寇侵扰的。从寇掠北方地区的前期倭寇到寇掠东南沿海地区的后期倭寇来看，倭寇的组织趋向于严密化，人员成分变成复杂化。纵观有明一代倭寇的人员成分，其人员出身有逃犯、武士、商人、流民、奸民等等。倭寇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但大体上仍可以分成国内与国外两大组
成部分。造成国内外人员沦为倭寇的原因也有很多，但主要因素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动。政治上的黑暗，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社会的动荡，使得形形色色的人沦为倭寇。
(一)日本方面
1、日本政治上的混乱使大批政客及其追随者逃亡海上，形成一定势力的倭寇集团
日本自从后醍醐天皇开始，即公元1336年十二月，日本分为南北两朝。为了各自利益两大政权时常发生战争；致使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后来北朝小松帝打败了南朝，取得了胜利，南朝政权瓦解，南朝残余势力为了躲避北朝的政治迫害，相继逃亡到海上避难。他们时常勾结九洲一带的不法商人和流劫中日朝三国沿海的海寇，参与寇掠行动，侵扰我国沿海地区，掠夺财物。另外从公元1467年到1573年的日本又形成了割据分裂状态，日本史上称这一百多年的时期为“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日本烽烟四起，战争频发，农业生产遭受到了巨大的破坏，民不聊生。在战争的迫使下，于是又有大批迫于生计的日本人逃避到海上。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倭寇的势力，为大倭寇的形成埋下了祸根，最终导致了倭患的泛滥，而这一时期正是明朝嘉靖中期。
另外，在日本的分裂时期。日本国内的许多封建领主依峙着自己的军事力量，不完全服从于日本幕府的命令，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实行封建统治。在战争匮乏的时代，这些封建领主时常组织、纵容武士家臣到海上抢劫。这种倭寇是日本的正规部队，可见早期倭寇中日本军人不在少数。
2、日本社会的动乱，天灾人祸，导致日本难民增多，这是倭寇的另一大来源
日本经历了南北朝和战国二百年的内乱，争战不断，加上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日本流
离失所的人越来越多。据日本国史称：“宽正元年（明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春，地大震，时比凶荒，道殣相望”[2]。于是大量的日本人，为了躲避累世的兵革，相继流亡到海上为生，被沦为了倭寇。
3、商品贸易的利益诱惑，使日本商贾入海为寇
中日贸易早明代之前就有了较多的往来，到明代更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贸易的发展使中日在商品上得到了互补，方便人民的生活。由于日本国土狭小，国内资源较少，对中国的贸易更为迫切，依赖性明显。如“大抵日本之便，皆中国所产；室之布室，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胭脂，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它如饶之瓷器、湖之织、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3]。贸易是互利的，不光是中国的商品在日本成为生活的必需品，日本的商品在中国也为人民所重视。如日本的倭刀、倭扇、描金饰物等等。中日两国的商品交换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符合了中日人民的根本利益。但这一时期中日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实行海禁政策，这就使得这些商品在市场上的供不应求，价格暴涨。为了谋求商品的差价，赚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于是就出现了在海禁政策下的私人贸易。海禁政策下的私人贸易是政府不允许的，一旦发现皆重罪论处。被发现的海商多选择逃到海上，游离为寇。
（二）中国的方面
严格来说，倭寇的产生并不是单一来自日本，中国也是倭寇的一大来源；其性质大同小异。在倭寇的来源上，中国因内部矛盾产生倭寇要比日本的多得多，其产生有政治、经济、社会原因
1、政治原因
政治上的动乱和黑暗，是倭寇来源的一主要原因。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形成了许多地方割据势力，其中割据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势力有浙江的张士诚，江苏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等。在明建立之前，他们一面与元朝政府武力对抗，一面支持部下下海与外国通商贸易，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资本，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随着朱元璋起义军的崛起，盘踞在东南的张、方、陈被相继打败，地方割据政权覆灭瓦解。原先张、方、陈的部下为了躲避明军的追捕，被迫逃亡海上，占据海岛与明朝抗衡。“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4]。他们时常勾结倭寇，打劫海上过往的商船，还引领倭寇对岸上的明朝政府进行报复活动，烧杀劫掠，成为倭寇的一分子。因此元末明初败落的地方割据集团是倭寇的一大来源。
另外，明朝中后期，朝政日渐腐败，贪官横行，剥削严重，于是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极大不满和反抗。特别是沿海一带的人民，由于不堪于贪官污吏的压迫和剥削，相继揭竿而起，聚众起义。他们为了躲避明政府的镇压，占据荒山海岛，反抗明政府，形成新的反政府武装。他们有时勾结倭寇或者冒充倭寇对东南沿海地区进行骚扰。
2、经济原因
经济的困窘迫使沿海人民铤而走险。明朝确立统治地位后，朱元璋怀恨于曾助过张士诚守城的苏州、松江、湖州人民，特意加重这些地方的赋税，使得“苏、松、浙江等处的田赋逾他处约十倍”[5]。沉重的赋税把当地的老百姓逼向了生活的边缘，致使“民不堪命，逃亡日众”[6]。沿海的老百姓有的逃亡到海上为生，其中有的发展为倭寇的帮凶、爪牙；有的甚至冒充倭寇“鬃发袭倭服”，劫掠沿海地区。
3、海禁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转为寇
明中期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局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大量的可供交易商品，商品市场初步形成。商品交易的巨大经济利润大大刺激了人民的经商意识，其中有经商头脑的便冒险入海与海外通商，并从中获利。时间一长，海商便成为具有一定武装的势力。当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后，正常的、公开的海外贸易之路便被阻断。为了维持自己在贸易中的利益，于是海商就背着禁令进行私下贸易。海禁下的私人海外贸易是不允许的，一旦被政府发现就以倭寇处置。被定性为寇的海商只能沦落海上，参与类似于倭寇抢劫活动；最终变成倭寇。
二、倭寇泛滥的原因
（一）日本统治者的支持是倭寇泛滥的直接原因
日本自从与明朝敌对后，就纵容、组织境内的商人、浪人、武士到中国劫掠，而劫掠得来的财物多用来满足日本统治阶层的奢侈生活。为了维护自身的不正当利益，在对倭寇的行为上，日本统治者多持以袒护态度。如对于朝鲜使者的问责，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仅以“九州海贼所为，日廷不与闻”[7]就敷衍了事。对于明政府的谴责，日本幕府也概之不理。例如明朝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69年)，明太祖遣杨载出使日本，条陈了日本倭寇在中国的卑劣行径：“闻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妻子，损害物命”[8] ，勒命日本停止倭寇的劫掠活动，朝贡中国。不料国书一到日本，当时的怀良亲王就当场下令斩杀明朝使者五人，扣押明主使杨载、吴文华两人；并于当年出兵劫掠山东等地，报复中国。
胡惟庸案发生后，明太祖致书日本将军怀良；要求根除倭寇，臣服中国。怀良竟口出狂言回答以：‘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9]。可见其嚣张程度。后来日本幕府虽有所收敛，参与了打击倭寇，但那只是作作形式。为的是借以取得明政府勘合贸易权，因而倭寇仍不时发生。由此可以说倭寇的泛滥与日本政府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二）海禁政策引发大规模倭寇是倭寇泛滥的根本原因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明朝罢除福建、浙江二市舶司，自此与日本的通商贸易断绝长达十三年。日本国小地狭，原本资源就不足，很多时候依靠于中国的输入。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致使中国商品输入日本之路阻断，中国商品在日本暴涨。为了谋求经济暴利，中国商人和海盗便与倭寇相勾结起来，亦商亦盗，兼行劫掠。明朝政府企图通过加强海禁，断绝一切海上贸易往来以维护沿海的安定，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要求海外贸易，沿海的私商大贾、家门巨室因利益驱使也不愿放弃原先的海上的贸易，至于广大的平民生计也多赖于此。因此这就导致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在执行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起之者众，私通不得，则掠夺随之”，海禁不但不能根绝倭患，反而使倭患更加严重。
（三）海防空虚，武备松弛，使倭寇有机可乘
明朝初年，明太祖命汤和沿海筑防，严加戒备，即使倭寇时有发生，但其活动范围和程度有限，因而没有形成祸患。明宣德以后，明政府的军事重点已不在于东南地区，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海防有所放松，对东南海防建设的投入也日渐减少，导致东南海防日益废弛。其主要表现有：①缺员；卫所的缺员现象较多，平均仅为原先配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下，不及一半。其中虚位、老兵、残兵更不用说。②战船残破不修；出现“沿海战船皆弊败，十存一二”[10]的情况，“急则募渔船，并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船只，辄望风而逃”[11]。③兵器装备上，明军处于弱势，倭寇用的是日本刀、弓和乌铳，其中日本刀刚硬锋利，刀身长约一米四左右，其长度与重量大约是明军的两倍左右，用双手执刀，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据史载：倭寇“战时用双刀，刀长五尺余，利可削铁，舞则上下四旁皆白，无间可击。”[12]。而明军配备的短单手刀，刀身只有部分钢制，单手使用。明军装备与倭寇的差距，致使明军在抗战争中伤亡巨大，进而产生了对倭寇的畏惧心理，作战能力更弱。这致使“寇掠则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13]于是倭寇横行，猖獗泛滥。
（四）政治黑暗，官场腐败
明中叶开始，明政府政治日趋腐败；明英宗、武宗昏庸无能，致使宦官王振、刘瑾相继专权，暴虐无道。明世宗嘉靖皇帝崇尚道教，曾“自十八年不视朝”，使得朝柄被奸臣严嵩
把持，权倾朝野，形成腐败集团，致使政治更加腐败。腐败的政治统治，大开了贪污之风，进而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人民起义抗争不断，而明政府纠集重兵忙于镇压农民起义，这就分散了抗倭的军事力量，沿海军队减少，使得倭寇劫掠有恃无恐，长驱直入。另外官场的腐败，上下不一，官吏相互倾轧，对抗倭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一味的局部自保，只会助长倭寇的侵略气焰，声东击西。官场的腐败还导致了官吏的腐化；贪官污吏为了私利竞相勾结，与倭寇通瀣一气，联合国内豪族大商打击、迫害倭将领；如浙江巡抚、提督朱执，曾在在任期间严厉推行海禁政策，他“练兵甲，严纠察，数寻舶监，渊薮破诛之”[14]，另“禁保甲，禁接济奸人”，“部署兵船，夜捣其（倭寇）巢”[15]。朱执派兵清剿了倭寇盘踞的月港，双屿，斩倭寇首领李光头等九十余人，使得泊屯设地的倭寇不敢再嚣张。朱执的所为大大打击倭寇的侵略气焰，受到人民的欢迎，但是朱执的一系列打击海盗活动却触犯到了闽浙豪绅的利益，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极力诋毁朱执，最终使朱执“落职按问”，面对着闽浙势家在政治方面的迫害，朱执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去外国之盗易，去中国之寇难；去中国濒海之盗尤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16]。可见明政府的政治腐败，官场的黑暗，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抗倭将领遭到打击，排挤。致使倭患屡禁无功，愈演愈烈。
（五）军队腐化，纪律涣散，将士素质低下
明朝的统一开创了长期的和平局面，到中后期时腐败滋生。随着政治上的腐败，军队也日趋腐化，出现了“在倭寇初期之际，沿海卫所戍兵，已畏缩不可用。当事者调兵四方，并征及狼土兵”[17]。地方的军队失去战斗力后，明政府不得不从外地调兵来抗击倭寇，客兵战斗勇猛，起初还能取得一定的战绩；但是随着客兵人数的增加，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客军云集，时起私斗，往往贻误戎机；而狼土兵尤难驭制。为客地方，人民以倭患之外，又罹兵苦。其甚者，闹起哗变，戕杀官吏”[18]。明朝军队的腐化，将士的卑劣，不但没有在对抗倭寇中起到有效作用，反而给人民带来了更沉重的负担，造成社会更加的混乱，使倭寇有机可乘。
（六）倭寇组织严密是其得以泛滥的外加原因
倭寇虽然名为寇，但并非一般的山寇、海盗所能企及。倭寇除了具有优良的装备外，还有严密的组织。对于每一次的冦掠，大都是有计划的行动，他们有意避开明政府的军队，乘其不意，攻其不备。对于所要劫掠地方的地理状况也相当地熟悉，甚至比明军了解得还要详细。例如在军事组织上倭寇有“执白棋吹螺号整队而来”[19]。“贼每日鸡鸣起，蟠地而会食。食毕，寇酋据高坐，众皆听命。挟册展视，今日劫某处，某为长，某为队”[20]。在人数上倭寇虽没有抗倭的明军多，但由于倭寇大多为亡命之徒，往往为劫掠财物而变得骁勇无比，且善于耍阴谋伎俩。“队不过三十人，每队相去一二里。吹海螺为号；相闻即合相救援”[21]。另“贼掠官船，冒为夫皂军等，随官军门往素兴。击鼓开船，一路调守港水兵来迎；将落瓜桥，先有伏贼在村，船中贼数十登岸举旗。伏发，截杀水兵二百余人”[22]。由此可见倭寇非但不是一帮乌合之众，俨然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倭寇在组织、作战上的优势使其屡寇成功，一再而三，形成泛滥局面。
三、结语
倭寇的广泛来源，是导致倭寇泛滥的主要成因，也是造成抗倭患难见成效一大因素。其来源的广泛性，致使倭寇的人员得到源源不断地补充，力量日趋壮大，形成屡禁不止的局面。为单方面的抗倭而抗倭，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这必须要在政策上进行转变。明后期后统治阶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终于在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明政府放宽海禁，准许国内人民贩货于东西两洋，承认私人贸易的合法性。经济贸易的互通有无，使日本国内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得到了极大地满足；这就使得走私贸易和劫掠失去了原先的巨大经济利益，冒险的寇掠活动无利可图。而倭寇原先是在走私贸易和劫掠这两项活动中产生的，没有了这两项活动也就没有所谓的倭寇。贸易的正常发展，人民自然不会参与倭寇的行径，更不会沦为倭寇，而原先的倭寇组织也在正常的贸易影响下自行消散。“市通，则寇转为商”[23]，大批的倭寇转变为商人。加上明朝政府对倭寇打击力度的加强。如完善海防戍卫，加强军备。戚继光和俞大酋取得的抗倭决定性胜利，把倭寇清除殆尽。另外由于日本政府也在明后期颁布了“八幡船禁令”，限制国内人民出洋，断绝了倭寇来源于日本的这一链条。在国内外形势的共同影响下，倭寇最终销声匿迹，成为一段尘封的历史。
明代廷杖制度浅谈 姓名：王迪 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年级：2015级 学号：201530031034 指导老师：刘渝龙
导读：廷杖，顾名思义于朝堂上行杖打人，是对于朝中官吏的一种惩罚，自东汉明帝（一说北周宣帝）始。但自明一代最为有名，甚至于后期愈演愈烈成为疏离君臣之间的工具；无独有偶，明代的“剥皮揎草”也被后人诟病不少。本文主要浅谈廷杖制度对于明代的影响。 廷杖制度始于东汉明帝。《后汉书》曰：明帝时，政事严峻，故卿皆鞭杖①。但真正被后人所知是在明一代。明代廷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太祖鞭死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明史》记载：“帝寻悟，明年九月召亮祖至，与其子府军卫指挥使暹俱鞭死。”②其实朱亮祖父子是因自己作威作福，在坐镇广东的时候多行不法之事，但此后，太祖因开此先例，便乐此不疲，于是有了“工部尚书薛祥毙杖下，故尚书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③虽然到了永乐年间朱棣废除这一制度，但到了正统年间英宗又恢复了廷杖这一“法外刑”、“附加刑”可谓“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④廷杖一般是由栗木制成，击人的一段削成槌状，且包有铁皮，铁皮上还会有倒勾，行刑者一般一棒击下，还会顺势一扯，就将受刑人的身上连皮带肉撕下一大块来，不可谓不残忍。廷杖的执行方式，就是在朝门之外，当中杖笞获谴朝臣，由宦官监刑，锦衣卫行杖。这个廷杖制度有多么的残忍和毫无人性我们可以从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的《魏叔子集》中看到“：每廷杖，必遣大珰监视，众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执木棍。宣读笔，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
四面牵曳。唯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败肉斗许，医治数月乃愈。”⑤ 廷杖也分“用心打”、“着实打”，至于采取何种打法似乎完全是按照监刑官和皇帝的命令所决定。如果着实打，那么监刑官就会脚尖张开，犯人会残废，但一般不会致死；如果用心打，那么监刑官就会脚尖闭合，这时候受刑大臣就必死无疑，明人朱国桢曾说；“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毡迭帊。示辱而已。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又成、弘间下诏狱。惟叛逆、妖言、强盗、好生打着问。喇虎、杀人打着问。其余常犯。送锦衣镇抚司问。转法司拟罪。中间情重始有来说之旨。正德以后。一槩打问。无复低昂矣。”⑥可看廷杖制度的残忍性也是逐步发展的。 廷杖还有有一番固定的程序，大体为皇帝下令，司礼监出帖并加盖印信，刑科给事中签批，然后厂卫去捉拿犯人。明人李清有云：“予入刑垣，见一切廷杖拿送并处决，必锦衣卫送帖至科，俟签押持去”，“非科签驾帖，则不得杖耳。”⑦ 仅仅一个廷杖制度，就可以让我们看到明朝刑罚的严酷。廷杖对于明代官员的影响是巨大的。最直接的就是身体方面，不仅有朱亮祖，薛祥等等大臣惨毙于杖下，对于幸存者，也是一种巨大的痛苦。我们以崇祯年间的学者姜埰来看，“受刑，杖数折，公昏，绝不知人。公弟垓时官行人，口含溺吐公饮之。医吕邦相夜视公曰：‘杖青痕过膝者不治，吾以刀割创处，七日而痛，为君贺矣。’半月去败肉斗许，
浅谈日本 日本，这个与中国一直有难以理清的瓜葛的岛国，从唐代的仿唐朝制度的日本大化革新，再到明朝侵犯中国的倭寇，之后的近代中日战争及二战，最后到现代的种种交流及纠纷。日本一直与中国有着难以言明的联系，过去的我们需谨记于心，然而现在的日本我们却要读懂它，只有读懂它，才能更好分析它对中国的影响。要读懂日本，自然要先读懂它的政体，以及其政体对中国的影响。 众所周知，日本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制。虽然是君主立宪制，日本却有其特有的政治结构，其特征为： 一，议会内阁制 日本实行议会内阁制政体。其特点为议会中心、内阁（首脑）集权、“议”“行”相容、议会内阁互相制约。 1）议会中心 根据日本内阁制原则，哪个政党执党，取决于其在议会拥有多数议席或能结盟凑足多数。所以政党活动首先而且主要围绕争夺国会议席进行。只有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政党才能组阁，否则就沦为在野党。政党发挥的影响力也取决于在议会中席位的多少。 2）内阁（首脑）集权 议会是政治舞台的中心，但只议政表态，实际的问题，要政府解决，政府的权力又集中在内阁乃至首相手中。日本首相在多大程度上
可以集中权力，取决于执政党能否在选举中获得稳定多数及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相当微妙和复杂。如果首相是党内最大派系的领袖，便可以象英国首相一样大权独揽，甚至在下野后仍可以操纵大权。比如田中角荣控制了自民党内被称为“田中集团”的最大派系，因“洛克希德”案下野后仍控制日本政治多年。20世纪80年代，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是自民党的实权派，首相的当选必须得到他的同意。所以首相如果没有最大派系为依托，便不可能长期稳定执政，重要决议都要看别人的脸色。 3）“议”“行”相容 日本内阁制政体的形式是“议行合一”，但“议”谁都可以“议”，在“行”上只是由议会极少数人控制。这部分人就是内阁成员，他们既是议员又是行政上层首脑。“议”“行”相容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议和行必须保持最低限度的一致，否则不是议会被解散，就是政府下台。“议”“行”的一致还取决于执政党在议会有无优势（在特定情况下，未获得议会多数的政党也可以组成少数党政府），有多大优势，能否保持这种优势。自民党在93年以后都是和别的小党组成联合政府，如果照顾不到小党的利益，就会产生政府下台的危机，所以自民党不易推行自己的政策。 4）议会内阁相互制约 日本议会对内阁的制约主要体现在监督政府的活动，特别是在必要时可以通过不信任案迫使内阁辞职；当然，内阁反过来也可解散议会。若是前者，议员还可以照当；若是后者，议会和内阁要重新组成。
浅析明代倭寇的来源及其泛滥原因 倭寇一般指的是日本海盗。早在十四世纪日本南北朝时期，在日本兼并战争中失败的封建地主、商人、武士、溃兵逃亡到海上。他们在封建诸侯、寺院大地主的支持、鼓动下，自元末明初开始，就经常侵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劫掠财物，烧杀成性，成为东南沿海人民的祸害和影响明政府统治的障碍。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日本海盗为“倭寇”或称为“前期倭寇”。“前期倭寇”的组成大多为日本人，真倭多而假倭少。十五世纪下半叶，日本进入到了战国时代的混乱时期，政权分立，各诸侯割据势力相互攻伐。这种割据对立状况除了体现在政治上外，还体现在对外贸易上。为了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而谋取巨大经济利益，各诸侯国都争相与明朝通商贸易，最终导致了“宁波争贡”的发生。“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勘合的朝贡制度被取缔。嘉靖皇帝废市舶司，重颁海禁令，断绝与日本的一切通商关系。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造成了中国商品的价格在日本暴涨。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刺激下，日本海盗集团便与中国沿海一带的一些势家土豪、奸商大贾走到同一个反面，他们相互勾结起来，以日本海盗为外援，中国寇贼为向导。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烧杀抢掠。由于明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倭寇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明嘉靖时期“大倭寇”。这一时期的倭寇史学界称为后期倭寇。较之前期倭寇，后期倭寇在人员组成上有着假倭多真倭少的特点。据史载当时的倭寇人员情况有：“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1]。可见此时期的倭寇，日本人只占少数部分，而大多数则是由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充当。此外，这时期在东亚海域进行殖民活动的葡萄牙商人也参加了类似于“倭寇”的活动。 一、倭寇的来源 有明一代，倭寇始终是明政府的一大统治痼疾，明政府的沿海各省几乎都受到过倭寇侵扰的。从寇掠北方地区的前期倭寇到寇掠东南沿海地区的后期倭寇来看，倭寇的组织趋向于严密化，人员成分变成复杂化。纵观有明一代倭寇的人员成分，其人员出身有逃犯、武士、商人、流民、奸民等等。倭寇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但大体上仍可以分成国内与国外两大组
《明代法律制度》本章重要知识点 1.明朝的立法指导思想 答： （一）重典治国立法思想的确立 第一，元朝覆灭的深刻教训。 第二，“刑罚世轻世重”是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 第三，明初复杂的社会形势迫使朱元璋以“重典治国”。明王朝建立初期，由于年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活动此起彼伏，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二）重视预防犯罪和法制宣传 （三）强调“法贵简当，诗人易晓”，重视以封建礼教约束人民的思想与行动。在这些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明朝的法律制度在唐宋基础上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成为中国封建法制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2.立法概况及《大明律》的立法成就 （1）立法概况：《大明律》、《明大诰》、《问刑条例》、《明会典》等的制定和编纂。（2）立法成就： 首先，《大明律》突破了隋唐以来律典依十二篇分编的传统，首创按朝廷六部的政务范围分目的的新体例，具有分类贴切、内容集中、条理清晰、文字简明的特点。 其次，在内容上，《大明律》充分吸取了民初三十年及以前朝代的统治经验，是一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的封建法典。 3.“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表现。 （1）“轻其轻罪”是指明律相对唐律，在有违伦常教化犯罪处刑上明显偏轻。（2）“重其重罪”明律对危害封建国家行为的犯罪处刑普遍比唐律加重。 一、重其所重 （1）加大打击谋反大逆 凡谋反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2）加重打击反逆盗贼 明律的惩罚重在： ①对犯罪人本人及亲属处刑更重。 ②株连范围广。 ③明律的处罚不分情节。 ④还扩大了“十恶”重罪的范围。 二、轻其所轻 （一）事关礼教之罪减轻 （1）告祖父母、父母者。 （2）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 （二）轻其所轻并非绝对 （1）.关于强奸罪：唐律规定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规定：已成者绞监侯，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明海禁和清闭关锁国的区别(摘） 在新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2第一单元《中国古代经济》中，关于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编者主要介绍了明朝的海禁和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 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有教师和学生将海禁和闭关锁国认为是一回事，没有进行必要的区分，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准确的。 明朝海禁政策和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确实有许多共同点： 如产生原因：1、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比较稳定，对外来商品有较强的抵制作用，这是闭关锁国政策的经济根源；2、防范中外反对势力联合、巩固统治的需要；3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等。 内容：都严格限制对外交往，只允许部分官方主持的贸易； 后果：都不利于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妨碍了中国海外市场的开拓，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造成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二者具有一脉相承性，本质是一样的等诸多相似之处。 但是明朝海禁和清朝闭关锁国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的。 一、实施背景不同： 明朝海禁： 明朝建立之初，退居北方草原的蒙古势力仍对明朝构成一定威胁，日本倭寇在沿海进行骚扰掠夺，政局不稳。 清朝闭关锁国：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满州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建国之初，内有多股反对势力的反对，如前明残余势力、明末农民起义军队等多股反对势力，外有西方殖民者的骚扰掠夺，统治亟待加强。 二、主要针对对象不同： 明朝海禁主要是针对倭寇，而清朝闭关锁国先是针对东南沿海抗清势力，后来主要用于防范西方殖民者。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年) ，“倭寇山东、浙江、福建滨海州县”，朱元璋政府下令“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明太祖实录》卷49)。此后，朱元璋多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片板不许下海”，诏令极严。永乐以后，随着中国海防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禁令渐弛，还出现了郑和下西洋这样空前的航海壮举，加强了中外联系。明中叶倭寇活动再度猖獗，嘉靖元年（1522年），明政府再度实行海禁政策，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海上交通，以断绝倭寇的补给。凡违禁的沿海官民，依法处以极刑。随着明军剿灭倭寇，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私贩指走私商，公贩指合法商人）。同年，隆庆皇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由此可见，明朝的海禁时张时驰，主要是针对倭寇，当倭寇之患解除后，明朝就解除了海禁政策。 清朝在收复台湾以前，曾经厉行海禁政策，严禁商民出海贸易，片板不许下海，犯禁者一律处死，货物没收入官。这种海禁政策的实施，主要是为了对付郑成功及其子孙的海上势力，并不是针对外国的。因此，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后，逐步放宽海禁，准许对外贸易。但是到乾隆前期，清政府由于外国商人的无理要求，又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下令关闭除广州以外的其它通商口岸，并且颁行严格约束外国商人的条例和章程，这样便形成了所谓闭关政策。闭关政策历经乾隆、嘉庆年间，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夕。 三、具体内容、程度有所不同：
浅谈政府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力之间的关系 人力081 吴惟妙200800710012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是是一种既存在冲突叉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意识到政府权力是一种管理，更是一种服务，要正确行使政府权力，以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的关系，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以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是宪法的核心问题，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从作用方式来看，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的作用是双向的。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相互依存。 一方面，人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基础和源泉，政府权力都是由人民授予的。卢梭从社会契约论出发，认为人民是政府最高权力的来源，政府是自由的人民根据契约协议的产物，而政府的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资产阶级学者也得承认“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和“原始权威”。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行使权利，选举人民代表。组成政府权力机关一人民代表大会，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产生各级各类政府机关并依法赋予其权力，这展现了人民权利产生政府权力的过程。因此，人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源泉，一切政府权力都是由人民权利派生和转化而来的。另一方面，政府权力是人民权利实现的保障。政府权力一经产生和得到确认，其本身又有独立性，有其自身的规定性与运作规律，同样对人民权利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建立有限政府、限制政府权力是宪政的基本精神。这一精神具体表现为两个宪政原则：一是公共权力是人们通过宪法授予的，不得行使宪法没有授予的和禁止行使的权力：二是公共权力不得侵犯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而且有义务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通过组建政府政权组织体系使政府权力得到合理配置与合法运行，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 (二)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相互制约。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罗隆基曾讲过，“政府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就在保障国民做人上那些必要的条件。什么时候我做人的必要的条件失去了保障。这个政府在我方面就失掉了它的功用，同时我对这个政府就失去了服从的义务。人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源泉，也是政府权力配置和运行的目的和界限，即政府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只是为了保障主体权利的实现，协调权利之间的冲突，制止权利之间的相互侵犯，维护和促进权利平衡，才是合法和正当的。因此，保障人民权利是政府权力正当性的依据，如果一国法律对政府权力规定太多且无限制，并且政府权力被少数个人或团体占据，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漠视甚至蹂蔺人民的权利，那么政府权力的任意扩张与滥用将会影响政府权力的行使，最终可能造成政府权力对人民权利的侵犯。人民权利是非常脆弱的，它无力也无法保护自己，因此它需要政府权力的保护，但又害怕政府权力的侵害。而人民强烈的权利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政府权力的任意扩张与滥用。 ( 三)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相互转化 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阐明，政府消亡的过程，就是政府权力向人民权利转化和回归的过程。当然这是一种历史的追求，它反映了政府权力向人民权利转化和回归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的相互转化是一种对向性的转化，这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人民权利需要向政府权力转化，因为人民个人的力量不足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只有通过人民转让部分权利给政府，由政府权力保护人民权利，才能保障人民权利的顺利实现。同时，政府权力必然逐渐向人民权利的方向转化和回归，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来看，政府权力的范围将逐步缩小，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将越来越大，随着政府的消亡，政府权力最终将全部回归为人民权利。人民权利转化为政府权力，是为了保证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政府权力向人民权利转化与回归，可以实现政府权力的分工与监督，最终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 和谐社会政府权力应为人民权利服务。“设立政府权力的目的，政府权力自身的价值，均在于为权利
明朝海禁形成的原因及对中国航海事业发 展的影响 自动化102 尤阳 201010232068 内容提要：明代海禁政策是明代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它的产生、发展与开禁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几百年的海禁政策对当时、后来以及对整个中华民族的长期 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试从海禁政策实施过程作总的阐述与分析。 关键字：明代海禁政策海外贸易 明朝海禁是十四世纪时明朝政府对海事进行的一系列限制政策的统称。明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禁。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此令于永乐年间伴随郑和航海曾告取消，但嘉靖年间海贼倭寇猖獗，不得已又一度恢复。隆庆年间明政府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海禁的解除为中外贸易与交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海禁政策实施的原因 明朝实行的海禁政策与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是密切相关的。 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出身赤贫的皇帝，他想恢复一种“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的农业社会。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废除货币和商品交易。明朝每户人家都要承担实物税和徭役，这徭役很可能就是从千里之外押运征收的几百块城砖或几千张纸送往南京，轮到这一任务的家庭，结局往往是破产。军队也如此，实行卫所制，官兵在驻地自耕自食，亦农亦兵。明太祖很得意，说他是养百万兵而不用花国家一分钱，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名集体农庄的农民而已。明朝中后期，卫所军队与普通农民无异，毫无战斗力。更可笑的是，建造世界上最雄伟、最长的南京城墙时，每一块城砖竟然是从全国各地烧造好后运来的。明太祖也许没有想到，在南京建一个烧制城砖的工厂会是更高效、更经济的手段。 第二，自元代开始的倭患日炽，这也是实行海禁政策的重要原因。洪武初期，对日政策的失败使得明朝政府无法从外交上解决倭患问题，只得派汤和等大将加强海防，同时在沿海实行海禁政策以防倭寇与民间的接触。海禁政策的实行正是出于洪武年间对付南倭北虏策略的考虑。尽管这时朱明王朝已建立起在全国的统治，但北方蒙古族的南下威胁一直未能解除，而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也一直不断，两者较之，前者更为严重。因此，实行较为消极的海禁政策也是解决倭患的策略需要。 第三，是防止国内外力量勾结的需要。明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仍盘踞在沿海岛屿，他们一方面在国内拉拢一些人培养党羽，另一方面勾结海寇与外国势力侍机卷土从重来。“初，方国珍踞温、台、处，张士诚踞宁、绍、杭、嘉、苏、松、
客观评价明朝内阁制与西方内阁制的异同 我们选择英国来和明朝对照，这个国家是君主立宪政体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明朝的内阁制 明太祖由“胡惟庸案”废除丞相，丞相作为法定中央决策机构不复存在。但由于工作量过于庞大，后又设立殿阁大学士，此乃内阁雏形。最初，殿阁大学士并无实权，只是作为皇帝的智囊团，为皇帝出谋划策。但随后的发展却出乎了朱元璋的意料。1402年，永乐帝正式设立内阁，其后，阁臣势力逐渐膨胀，到了万历初期，更是登峰造极地压制了皇帝。虽然内阁首辅在法律上始终没有得到丞相的地位，但如果这样就认为“内阁是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加强了皇权”否定“内阁”的进步意义是不正确的。内阁可以驳回皇帝旨意，事实上牵制了皇权，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说说明朝内阁的工作流程：皇帝授意——内阁票拟——皇帝（或太监代笔）批红——付诸实施 英国内阁制 准确的说，英国的政治制度应该叫“责任内阁制”或“代议制”。体现的是西方常见的“分权”原则，虽然没有美国的总统制那么明显的三权分立，但事实上至少已经达到了两权分力的程度，即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代议制”起源于18世纪初，由枢密院外交委员会演变而来。君主立宪的重要特点是，国家元首和行政首长不是一个人，国王或女王代表国家元首，统而不治，仅作为国家的象征。首相手中握有实权，进行行政管理。 首相由议会中的多数党中产生，然后首相再从政见基本相同的议员中挑选阁员人选，提请国家元首任命，组织内阁。首相是内阁的统领者，内阁和首相都对议会负责。议会如果不信任内阁，内阁就要集体辞职。或内阁提请国王解散议会（这个很少见）。 英国内阁的工作流程：内阁提案——议会审批——首相签署——元首颁布 将两者对比，我们发现，在明朝内阁中皇帝可以罢黜或提升阁员，事实上充当了“议会”和“元首”两个角色。而“议会”的公平性代表着社会的民主程度。明朝皇帝
第四章政府 4.1 复习笔记 一、政府概说 1．政府概念 （1）政府的概念 ①宏观意义的政府泛指国家权力的所有机关，包括通常所谓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 ②中观意义的政府指国家权力中的行政机关。 ③在微观意义上，人们将政府看做议会制国家中行政权力的核心—内阁。 （2）政府的特点 ①公共性。一方面，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在现代社会，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明示委托。另一方面，政府权力服务于人民。政府必须贯彻执行人民意志，必须向人民负责，必须为人民谋求利益。 ②合法性。一方面，政府权力依照宪法或法律产生，政府权力必须依照宪法或法律规定的范围、种类、时效、程序与限度运行。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得到人民的普遍认同与支持。 ③强制性。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下，政府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威性。任何政党、阶层或个人都有义务服从和配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命令等与政府活动，任何政党、阶层或个人都不得违背和对抗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命令等与政府活动，否则，将依法受到制裁。 2．政府职能 （1）政府职能的含义
①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所担负的职责与所发挥的功能。 ②政府职能具有两个层次：根本职能与具体职能。 政府的根本职能包括实行阶级统治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政府职能即国家职能的具体化。一方面，政府具有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职能；另一方面，政府具有对国家社会生活进行干预与协调的职能。 （2）政府职能的分类 ①暴力垄断。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履行的是政府最典型的职能。暴力垄断成为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②规则划定。制度是社会外在形式与实质内容的统一。为了社会良序运行，政府必须及时构建合理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制度。实际上，所有的政府都包括三大职能：其一，立法或制定法律；其二．执行或实施法律；其三，解释法律，宣判、裁定其含义。 ③资源提取。资源是维系政府自身与社会运转的基础。政府最普通的提取形式包括税收、兵役等。 ④公共产品分配。政府是公共产品提供的主体。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提供，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安全、秩序、环保、科技、教育、文化等。 （3）现代社会政府职能 在现代社会，政府职能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 ①政府政治职能，即政府为维护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外保护国家安全，对内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能。 ②政府经济职能，即政府为国家经济的发展，依法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的职能。 ③政府文化职能，即政府为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依法对文化事业所实
报名地址：重庆市七星岗金汤街79号渝中区委党校（市妇幼保健院后面） 明代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一)《大明律》的制定与六部分篇的体例 作为明代的基本法典，《大明律》从起草到最后颁布，前后历经30年，表明了明太祖朱元璋在立法上的慎重态度。《大明律》共30卷，460条。它一改唐、宋旧律的传统体例，形成了以名例、吏、户、礼、兵、刑、工等七篇为构架的格局。这一变化，是与明代取消宰相制度，强化六部职能的体制变革相适应的，表明了法律与政治制度戚戚相关的联系。《大明律》其条文简于唐律，其精神严于宋律，是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其体例直接为清律所承袭，故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明《大诰》的制定及其特点 为了贯彻“刑乱国用重典”的方针，防止“法外遗奸”，朱元璋特创大诰，作为明初的刑事特别法。大诰实际有四篇，即《御制大诰》74条，《大诰续编》87条，《大诰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共236条，先后颁发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1385—1387年)。大诰之名来自于西周周公东征殷遗民对臣民的训诫《尚书?大诰》。朱元璋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例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导，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颁布天下。《大诰》的效力在律之上，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大诰一般都加重处罚。 《大诰》滥用汉律以来久不载于法令的酷刑，甚至把数种刑罚结合起使用，诸如“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等等。《大诰》的另一特点是将打击锋芒主要指向贪官污吏，以此强化统治效能。《大诰》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每户人家必有一本，科举考试中也列入《大诰》的内容。《大诰》实际上以特别法的形式将《大明律》、《大明令》架空。但在朱元璋死后，《大诰》便被废止。
浅谈倭寇 前几天，在孙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班一行人驱车参观了位于温州市龙湾区永昌镇的永昌堡，它是明代抗倭寨堡。“倭寇”一词再次进入我的脑海，回去后，我查阅了相关资料，下面浅谈下倭寇的历史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明初，日本一些在国内失意的土豪与浪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武装走私，抢掠商民。终明之世，一直存在倭寇问题，尤其是嘉靖年间，“倭患”成为举国震动的大事。据史料记载，明兴元亡，倭寇不断入侵我国沿海地区，由此倭患频繁，危害不浅。洪武四年，明太祖以大国君王的风度，宣布日本等十五个邻国为“不征国”，希望与这些国家友好相处。而日本则贡、寇相仍，时而遣使入贡，时而入境扰害。明太祖不得已被迫实行“禁海”。然而，倭患并没有结束，甚至愈演愈烈，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祸害，也是造成明代中日关系始终不稳定的主要障碍。迄嘉靖年间，由于倭患空前严重，于是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倭战争。明代时江浙受倭寇侵扰最甚，温州也受到侵扰，但由于四面环山，军队很难进入，明代温州的倭患是十分严重的。 倭寇形成的原因是多样的，这里从内外因两方面对其进行简单的分析与归纳。外部因素上，1.元军的东征诱发了倭寇。元世祖忽必烈，在几次遗史要求日本称臣未果的情况下，发动了两次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在元军战败后，镰仓幕府先后发动了两次讨伐令，而在复仇未果的过程中，看到劫掠有利可图，才进行了抢掠行为，进而演化成了倭寇。2.当时高丽的软弱和明朝的衰弱，给了倭寇以可乘之机。3.明朝实施的海禁，为倭寇侵略找到了借口。4.中国海盗与倭寇的勾结，在元末的统一战争中，被朱元璋击败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有的逃遁海洋，开始与倭寇勾结。在嘉靖年间，倭寇与中国人的勾结更加严重，中国人是占倭寇
明代海禁政策述论 内容提要：明代海禁政策是明代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它的产生、发展与开禁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几百年的海禁政策对当时、后来以及对整个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试从海禁政策实施过程作总的阐述与分析。 关键字：明代海禁政策海外贸易 明代是我国古代最后一个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也是第一个遭到海外侵略的朝代。其对外政策较之前代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是在加强官方朝贡体制的同时实行与加强了针对民间的海禁政策。从洪武四年（1371年）到隆庆年间开禁共经历了近两百年的时间。那么这么久的海禁政策实行的原因何在、过程如何、后来为何开禁、海禁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试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简单论述。 一海禁政策实行的原因 首先，海禁政策是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强化的结果。明王朝建立后，专制制度空前强化，对内主要表现为皇权的空前提高、对地方控制的空前强化、国家机器对内对外职能的加强等方面。对内事务中，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的措施，使大权一归朝廷和归君主。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在对外事务中，朝贡贸易的加强与海禁的实施正体现了这一点。为垄断对外贸易并使之全面官营化，必须限制或禁止各种非官方渠道的对外贸易，将海外贸易严格限制在朝贡范围内。因此，海禁政策的实施势在必行。 第二，自元代开始的倭患日炽，这也是实行海禁政策的重要原因。洪武初期，对日政策的失败使得明朝政府无法从外交上解决倭患问题，只得派汤和等大将加强海防，同时在沿海实行海禁政策以防倭寇与民间的接触。海禁政策的实行正是出于洪武年间对付南倭北虏策略的考虑。尽管这时朱明王朝已建立起在全国的统治，但北方蒙古族的南下威胁一直未能解除，而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也一直不断，两者较之，前者更为严重。因此，实行较为消极的海禁政策也是解决倭患的策略需要。 第三，是防止国内外力量勾结的需要。明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仍盘踞在沿海岛屿，他们一方面在国内拉拢一些人培养党羽，另一方面勾结海寇与外国势力侍机卷土从重来。“初，方国珍踞温、台、处，张士诚踞宁、绍、杭、嘉、苏、松、通、泰，诸军皆在海上，方、张既降灭，诸贼豪强悉航海，
第一单元坚持宪法至上 序言 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内外条件，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每个公民都应该坚持宪法至上，认真学习宪法，坚决捍卫宪法。 第一课维护宪法权威 引言 宪法是什么？毛泽东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我国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规范国家权力运行以保障公民权利，这是我国宪法的核心价值追求。那么，为什么说我们有尊严的生活要由宪法予以保障？为什么说国家权力的运行规则要由宪法作出规定？ 第1节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第1课时国家权力属于人民 1．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2．在我国，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怎样？我国宪法是如何保障人民的这一地位的？ 3．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主要有哪些？ 1．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2．宪法保障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变题：宪法是如何保障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 (1)(2)(3)(4)] (1)宪法确认我国的国家性质，明确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我国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2)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经济基础。 宪法规定，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制度保证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成为国家的主人。 (3)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明确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途径和形式。(变题：我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途径和形式是什么？) 广大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贯彻于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 (4)宪法规定广泛的公民基本权利，并规定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措施。宪法还规定国家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特点和内容 3.依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担当主人责任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我们要依法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担当起国家主人应尽的责任。 1．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什么？在我国，人民的地位怎样？ (1)我国的国家性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2)人民地位：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2．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什么？我国国家政权的基础是什么？
战争故事：明朝抗倭之战 大家好，我们在这个站中来看一看明朝时的抗倭战争。元朝时期，日 本分裂为南北两朝，两朝间相互攻伐。溃败的士兵经常与商人勾结到 中国沿海掠抢。明朝时期倭患更为严重，此次战役就是明军为抵抗倭 寇而实行的。 元朝时，日本流亡海上的散兵便与冒险的商人勾结，到中国沿海 走私、掠夺。明太祖朱元璋时以前三次派使者与日本交涉，都没有结果。为此，洪武、永乐年间，明朝廷持续增强海上防御工事，并增大 的海军在海上巡查。 1547年七月，明廷以朱纨为提督负责浙闽海防军务。第二年，朱 纨派兵击败倭寇，占领双屿。但朱纨却因为斩杀太多与倭寇勾结的豪绅，而被以“擅杀”罪赐死。倭寇复而又盛。1553年、1554年两年中，倭寇不但骚扰江浙地区，攻取了昌国卫、上海、乍浦等地，而且以海 岛为基地向陆地推动。柘林（今上海奉贤南）、川沙就是倭寇的两个 据点。明廷为了改变被动局面，调整海防部署把沿海卫所，划分区域，派重臣统一指挥。同时，征调兵力，作为机动部队。明廷又任命张经 为总督。他到任后集中兵力于1555年一举歼灭了深入松、杭腹地的倭 寇2000多人。但他因“养寇失机”的罪名被杀。因为各地兵力不统一，且军纪败坏，得不到当地居民的协助，士兵又对沿海水土不服，战绩 不佳。刚刚出现转机的战局，又陷入困境。1556年，浙江、南直隶 （今江苏）等地就有近50处遭倭寇侵扰。 胡宗宪继任总督后，采用离间计分化敌人，在1556、1557两年间，先后消灭了陈东、徐海等地的倭寇。1559年，刘显等人又于庙湾歼灭 侵入江淮的倭寇。江浙一带的倭患，逐渐转轻。海防策略上，明军采
用了水陆协作，陆地歼敌为主的方针。同时，招募新军，加以训练。 其中有名的有俞大猷的俞家军以及戚继光的戚家军。戚继光不但结合 地形指挥作战，还改进了火器装备，提升了部队整体的战斗力。此外 他还根据倭寇作战的特点创造了“鸳鸯阵”“三才阵”等战斗队形。 此后，戚家军成为有效抵御倭寇的主要力量。1561年，倭寇分多路侵 入台州。戚继光灵活指挥，采用伏击、包围、突袭等战法，连续歼灭 倭寇数千人。同时，卢镗也歼灭侵扰温州、宁波的倭寇。浙江倭患基 本得到了平定。为了支援福建地区，戚继光又于1562年入闽，先后在 横屿、林墩、牛田等地歼灭倭寇。十月，戚继光率军返回浙江。当月，倭寇攻入兴化府城及平海卫，明廷震怒。戚继光奉命再次入闽。1563年，戚家军、俞家军及刘显所率部在谭纶的统一指挥下，全歼平海卫 的倭寇。当年冬天，倭寇集中兵力包围仙游。1564年初，戚继光采用 各个击破的战术，击败倭寇，解开仙游之围。福建倭寇被平定。同时，俞大猷等又歼灭侵扰广东的倭寇。至此，延续多年的倭患，终于得以 平定。 洪武、永乐年间，明廷怎样防御倭寇？ 明廷首先建立了强大的水军，增强海上巡查，针对倭寇的活动规律，在春季派舰队出海分路巡查，相机歼敌，秋季返回。并且在沿海 各地建立卫所，修筑防御工事派兵驻守。根据地形，在倭寇可能登岸 的位置，修筑营垒炮台。从辽宁一直到广东的沿海，设置了50多处卫，100多所，1000多座营垒，50多座水寨以及200多处巡检司。 嘉靖年间，为什么倭患又复严重？ 嘉靖年间，明廷国势衰微，海防松懈，屯卫制度也遭到严重破坏。舰船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左右。卫所也所少新的兵员，驻守人员大
明朝嘉靖年間海禁政策與走私貿易研究成果之探討 一、前言 明代的海洋政策比起從前，總是被人詬病，因為從明太祖訂下海禁政策，不允許私人對外貿易以來，被認為是中國海外貿易的一大挫折，官方貿易也只能透過朝貢體制，嚴格控制。因為張士誠、方國珍的海上勢力未滅、倭寇的侵擾、胡惟庸的叛變，種種的因素才讓明太祖頒布海洋禁令，不過中國海岸線過長，雖然政府有心將對外貿易控制在官方手上，但沿海居民並不是一紙禁令就可禁絕，他們靠海維生，挺而走險從事走私貿易，加上明朝中期以後，國內手工業發達，除了國內的市場，亞洲各地也成為中國的貿易地，地理大發現後，歐洲人東來尋求中國的產品，在在都助長了走私貿易，沿海豪紳也加入成為窩主，其中勢力大者更擁有數艘艦隊，比起今日的航運業，有過之而無不及，透過他們，中國與世界貿易體系連成一氣。 官方的朝貢貿易從太祖開始，成祖達到高峰，鄭和下西洋招攬許多南洋國家入中國朝貢，高峰時更有一日接見一千二百人的盛況1。不過朝貢貿易厚彼薄此的原則，對國家經濟而言是一項頗為沉重的負擔，加上皇帝並無經營的興趣、對朝貢國的規定過於嚴格等因素，仁、宣宗以後隨著私人走私貿易的興盛，朝貢貿易逐漸沒落。世宗時又發生葡萄牙艦隊的入侵及日本爭貢事件，使得海禁政策趨於嚴謹，「片板不許下海」2，沒想到走私愈來愈盛，許多海寇嚴重騷擾沿海居民，開通派官員認為海寇都是海商所來，希望國家開禁，「市通則倭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始之禁禁商，後之禁禁寇，禁越嚴而寇越盛。」3，況且開通後的稅收可大大增加財政收入，在經濟的考量下與保守派官員爭論，結果是嚴禁派的大臣朱紈成為這場爭論下的犧牲者，不過海禁依然未解，直到穆宗時開通派官員才獲得一小步的勝利：政府有限度的開放海禁，但私人船隻必須透過引票才能出航，顯示明朝自始至終都掌握著海上貿易的控制權。 上述是對明朝的海禁政策作一簡單的介紹，學者研究的資料也相當的豐富，但當中有一些問題需要釐清，雖然也有不同的解釋試圖還原歷史真相，因此本文將這些解釋作整理，試著透過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而了解當代的海禁政策與走私貿易。 二、明代海禁政策的研究回顧 明代海禁的緣由最初是因為倭寇問題產生，屬於中日關係的範籌，因此許多日本學者都有深入的看法4，至於台灣學者，早期有陳文石《明洪武嘉靖間的海禁政策》5，強調嘉靖年間 1參見張彬村〈明清兩朝的海外貿易政策：閉關自守？〉，吳劍雄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四輯（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1），頁49。 2明史卷朱紈傳所謂：「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許下海。」表示明初就有海禁的規定，但從曹永和〈試論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收入所著《中國海洋史論文集》，2000）、鄭樑生〈明朝海禁與日本的關係〉（《漢學研究》1卷1期）的文章都說明，明初的海禁並未嚴格實施，至嘉靖年間發生葡萄牙及日本貢使事件才使海禁趨向嚴厲。3謝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原》。轉引自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東華師範大學，1987。頁317。 4關於日本學者對於倭寇及海禁問題的探討，可參閱吳大昕「海商、海盜、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2，頁3-5。 5陳文石《明洪武嘉靖間的海禁政策》，台北：台大文史叢刊之二十，1966。陳先生另有〈明嘉靖年間浙福沿海寇亂與私販貿易的關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36本?上冊，頁375-418）的論文，當作本書的補充資料。
浅论明代监察制度 我国监察制度源远流长,最早可溯源于殷商和西周。从秦代开始,正式置御史府,秦汉以后形成制度。魏晋以后,制度日臻完备,至隋唐时期,监察制度开始法律化、定型化,日趋成熟。宋元时期,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到了明朝,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日 益向极端的君主专制方向发展,封建监察制度也更为完备和严密,为明朝统治树起了一根支柱。明朝监察监督机制有其独特之处,但亦因时代存在许多局限性。 一演变 明朝的监察制度，大体上包括了御史制度、言谏制度、地方监察制度、法律制度等，这些制度大都由前代沿袭而来，到明代逐步完善。明代统治者总结了历史上历代治理国家的经验，尤其是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官吏的监督与纠察、强化“天子耳目”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使明代的监察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 其一，御史制度上的创新。明初曾一度效仿元制设御史台，掌监察，之下亦效元制设殿中司和察院，成为国家三大府中尤为重要的。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撤销御使台，正是创设督察院，两年后又对其内部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从而完成了台、察合一的制度创新。建文帝明世祖等后继者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都察院是专门负责维持封建国家机关以及官吏纲纪的部门，“职责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1]成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总揽全国监察事务。它是正二品衙门，其主要工作人员是各种御史。主官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其下有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1111都御史各两人（正五品），以地区划分的十三道御史若干人（正七品）。他们按地区和业务分工，负责对全国各方面的监察工作，权力甚大，无所不监。因此在人选和任用上，明朝极其慎重，要求也非常严格。督察院的御史是最直接维护朝廷封建统治利益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职级虽然较低，但权力很大，这强化了中央对百官的监察权力，旨在使各衙门不能独断、加强皇权，促成了明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之制度的建立。 其二，言谏制度上的发展。1367年，朱元璋承袭宋元旧制设给事中，洪武六年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六科给事中初设，至洪武二十四年以后逐渐定型，这成为明代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假如说，督察院的御史着重监察全国官吏和一般机关，那么六科则是对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二者不相统属，可互相弹劾。每科各设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给事中四至十人不等，其职责是“常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2]因为六部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管理部门，所以六科一对它们的监察作为主要职责，对封建地主政权来说是有其必要性的。六科给事中的威权与御史相近，但其专门化的业务监察，要求工作尚在进行当中便发现并纠正其可能的危害，消灭可能造成的损失。当然，明朝对其人选也是要求很严格的，按规定，一般是“在各衙门办事进士及历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县三年考满到部者”。[3]同时明朝也很关注给事中的考核，七品小官，其升降都要由皇帝来定度。可见，明朝大量设置台谏官，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权以防止权臣跋扈，另一方面则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以便于对内外百官行使皇帝的权力。 其三，地方监察制度的完善。明代地方行政层级工分三级，监察机构也与此相对应。朱元璋称帝前就在全国13个行政区内分设按察司，并在其下设41个按察分四。按察司为地方最高监察机构，相对于都监察院又称“外台”，虽隶属于中央的督察院，但其行事有一定的自主权。洪武二十四年敕“懿文太子巡抚陕西”[4]，始创巡抚之制。宣宗时期派遣巡抚“巡行天下，安抚军民”，已成定制。这些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若兼领其他专项事务，则称总督提督等。到明中期前后，因某种需要，这些特殊的官名已发展为固定官职，如宪宗五年（1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