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 --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
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2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 樯芄蓑「铡⒑ 使赜诠攀返奶致郏 压蓑「盏摹豆攀繁妗返谝徊嶙孕颍 氤闪擞⑽某霭妫 馕 兑桓鲋泄 费Ъ业淖源 罚 踩话压蓑「帐游 笔敝泄 费Ы绲拇 怼?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此不赘言。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釪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5 字串1
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也许是早年成名的关系，顾颉刚与胡适一样，在生前有意无意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接触，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供的。因此，他们不但能因其成就而为学界所注意，也由于材料丰富的关系，使后人能不断为之"树碑立传"。但是，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胡适成名之后，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学的训练，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包括日记和手稿，非但字迹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没有暧昧之处。即使有暧昧之事，胡适也注意不留下痕迹。如他与美国女友威廉斯的友情恋情，则主要经过对方所保留的书信，而为今人所知。顾颉刚则稍有不同，堪称"性情中人"，乐意披露自己的感情。这里的感情，并不专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对学问、人生、友情的看法。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机会，往往下笔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几乎每次"古史辨"讨论结集，只要是他负责，他就会写一篇长序，直抒胸臆，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中的甘辛苦涩，一并呈现，让读者知晓。因此读他的序言，宛如读郁达夫的小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受。他们都是五四时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时提? 母鋈酥饕搴屠寺 饕宓闹种钟跋欤 淙恢窝 巳煌 鲂苑绺裼邢嗨浦 Α９蓑「盏恼庵治姆绾托愿瘢 岳 费Ъ依此担 蚴悄 蟮南彩拢 蛭 栽傅靥峁┝诵矶嗖豢啥嗟玫牟牧希 芳液投琳吡私馑 奈 酥窝В 屑 蟮闹 妗Ｂ晕⒖上У氖牵 臼槠 淮螅 忠云缆叟匀说淖髌肺 鳎 虼瞬⒉荒
苋霉蓑「站⌒朔⒒印５ 牵 奈姆缧愿瘢 故怯兴 逑帧Ｋ 玫钠烙铮 浅Ｖ苯印⒏纱啵 挥斜Ａ簟Ｋ 惺鄙踔两 父鋈说耐 嘧髌芳右员冉吓琶 殖雒 危 浞直硐至怂 甭省⒄娉系母鲂浴?/P> 当然，顾颉刚能这样做，不仅与他的性格有关，更因其史学名家的地位。由此，顾颉刚这种名家评名作的作法，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此时的顾颉刚，虽然刚过五十，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已经是史学界的耆宿。由他出面评述当代中国史学（顾有合作者童书业和方诗铭两人），自然有点"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味道，读来十分过瘾、亲切。但是，顾颉刚并不自大高傲，而是力求公正。这一点又与他的性格人品有关。字串7
顾颉刚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他的成长，却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坐拥书城，整日"之乎者也"，只啃那几部经书。相反，他由于年幼体弱，一直为其祖母所呵护，从祖母那里，听来不少民间故事，由此而培养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兴趣。以后到北京求学时，又迷上了京戏。因此他对中国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兴趣。这或许也影响了他的人品性格。顾颉刚虽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则较少"名士气"，而是显得真诚、宽容，愿意以各种方式奖掖、提拔后进。他的治学，也往往高低兼涉，不但研究深奥的经学与史学，也对通俗的戏曲和民俗文化，充满了兴趣。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如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的说法，正是他从对戏曲剧情的演变的探究中，启发而来。这一"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是顾颉刚疑古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他从戏曲的演变中看出，一部剧作的剧情，往往始简而繁，经过几代人的加工，而变得愈益生动逼真、跌宕起伏。他由此提出，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化路线，愈到后代，其对古代的认识，似乎愈益清晰，因此其描述变得愈益复杂生动。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后人掺假虚构所致。他在那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的圣贤禹，或许只是古人的一种图腾崇拜，并不是一个真人。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把古史传说"拟人化"，将尧、舜、禹等奉为远古的"三代圣主"。他的这一说法，激怒了当时不少守旧的学者，视顾颉刚为大逆不道。但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解释，从人们的常识出发，显得简明易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而且，他不仅仅做基于常识的猜想，而且用考证史料的手段，提供了古人作伪的许多证据，因此使得"古史辨"的运动，在1920年代为国人所广泛注意。它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提供了有力的学术论证。
但是，深知治学艰辛的顾颉刚，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希求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对古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在科学的、而不是在传说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并恢复古代文明的面貌。可惜的是，许多对顾颉刚没有研究的人，往往不了解他的这一想法，而是将他简单看
作是一位"疑古"的、"破坏型"的学者。而其实，顾颉刚是想先破而立、甚至破中求立的。因此，他还是一位"建设性"的学者。他在本书上编第五章评论经今文学派时，已经提到"破坏与建设本是一事的两面"。字串5
本书的写作结构，比较明确地表现了顾颉刚的这一重要的、常为人忽视的另一面。本书有三编，代表了三个部分，主要描述民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在顾颉刚看来，传统史学中有不少有益的成份，为新史学的成就起了一种铺垫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新史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这自然包括那时对文献史料的考订与批判，而"古史辨"之功劳独大。但他的重点，则是要强调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如"安阳甲骨文的出土"、"西北文物的发现"，"敦煌石室的发现"和"铜器的新发现"。他把这些实物史料，列于文献史料之前，同时还把传统史学中运用实物史料的成就，特别加以列出，以显示新旧史学之间的联系。于是，细心的读者就能感觉到，虽然顾颉刚把"古史辨"的运动列于书末（第五章），但他并不认为"古史辨"集了新史学的大成，或代表了新史学的最高成就。相反，顾颉刚眼中的新史学，以对实物史料发现和运用为主要核心和标志。而对实物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显然并不是顾颉刚所长，也不是他成名的主因。而是他昔日的好友、今已有龃龉的傅斯年的一贯主张。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史学只是史料学"为信仰，以&quo t;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口号，以"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和"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为目标，对中国文明的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由此而对中国的古史，获得了新的认识。6这一新的认识，重建了古史的某些真实性，与"古史辨"所得的结论相反。虽然顾颉刚没有完全改变他怀疑古史的立场，从他在本书中将安阳殷墟发掘的日期弄错这一点来看，他也没有过于注意他昔日同窗的工作，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诚实的学者，有一种科学的宽容与大度，因此他能承认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代表了新史学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方向。
2．宽容大度、中肯客观
顾颉刚不仅对新派学者如傅斯年持一种宽容、支持的态度，他对其他类型的学者，也一视同仁，能帮忙处便帮忙，能推荐处则推荐，因此他之提拽后进，在当时的学术界十分出名。抗战以前，初出茅庐的学者，常常追随三大"老板"，分别是"胡老板（胡适）"，"傅老板（傅斯年）"和"顾老板（顾颉刚）"。但胡与傅都有机构的支持，财力雄厚，傅斯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最早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非同一般。而胡适则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又掌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势力更是庞大。而顾颉刚仅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的主任，财力不能与前两人相比。他之所以能成为青年人
追随的对象，主要是他的学问和他的爱才。7顾颉刚对钱穆（1895-1990）的提拽，就是一段佳话。钱穆在1929年以前，由于家贫而没有受大学教育，辗转于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小学教书，利用业余时间治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遇见到苏州养病的顾颉刚。顾颉刚慧眼识才，在读了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手稿之后，推荐钱入京教书，先到燕京大学，以后又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上古史，使得钱穆能进入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虽然在1931年以前，钱穆还没有公开批评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治学方法和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他甚至还在早先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对胡适所开辟的新途径表示出一种欣赏的态度。8但是，就钱穆的教育背景来看，要他像那些接受过科学训练的新学者那样注重研究实物史料来扩张史学研究的范围，则显然可能性不大。对此顾颉刚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照样竭力推荐钱穆，表明了顾颉刚之爱才与宽容的品格。
顾颉刚这种宽容大度、在探究学问方面不抱成见的态度，使得本书的内容增色不少。上面已经提到，本书写于1945年，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学术界百废待兴、急待重整。但如何重整、重振，则是面对当时人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抗战的爆发，已经分化了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时代，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少改变了原来的治学路线，因此而形成了与战前不同的派别。本书既然是以《当代中国史学》为题，自然必须有一种包容一切、兼顾大家的态度，将这些不同的派别一一作评。顾颉刚之宽容大度、不含偏见的品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上面已经提到，他虽然自己并不参与考古发掘，却坚持认为新史学的特长在于开发新史料、特别是对实物史料的重视与运用。同时，他还力图突破政治的偏见，不以政治见解来决定学术著作的取舍。如他在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节"通史的撰述"中，提到的数位史家，从政治态度和教育背景衡量，都不能算是新式的学者，如吕思勉、缪凤林和钱穆，但顾颉刚对他们一视同仁，纯以学术质量为标准加以评论。他对钱穆的《国史大纲》，有这样的评语："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尽管他对钱穆那样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作法，并不特别赞成。顾颉刚在书中的议论可以为证，他写道："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由此可见，顾颉刚本人的治学路径，与胡适、傅斯年的比较一致。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前半部之后，为了佛教的问题，做了不少专题的考证，以致至死都未能完成下半部。有人因此将胡适讥为"半部书作者"，但其实，胡适的这种作法，虽然让人有些失望，但也表明了他治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傅斯年更为极端，他干脆认为通史的写作不是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旨趣》中，傅斯年写道："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9当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认识到通史的教育对振兴民族自信的重要，因此提议在北大开设"中国通史"课，并鼓励张荫麟、吴唅写作通史。对此顾颉刚在本书中有较高的评价，特别提到该书"集合数人的力量，写一通俗的通史"。但他并不因此而贬低钱穆的《国史大纲》。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曾对所谓"科学派"的治史，有严厉的批评，那么我们就更能体会顾颉刚之宽容与大量了。
顾颉刚不但对当时人看来"守旧"的学者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郭沫若、陶希圣（以当时情形来看）等人，也充分评价他们著作的学术价值，认为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其实，顾颉刚虽然自己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处，则一目了然。他在本书的《引论》中已经提到：自唯物主义史观输入中国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论，体现了顾颉刚作为一个杰出史家的眼光与睿智。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转折，但后来的发展，却也走了不少弯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到了1980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的进展，逐渐演变成为当代史学的主流。
3．名家名作．风格鲜明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将顾颉刚的为人与治学，结合本书的内容特色，做了一个大致上的论述。《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优点和贡献，我们还必须简单讨论一下该书的地位和背景以及我们现在阅读此书的意义。首先谈一下本书在中国史学研究上的地位。中国的史学传统，以其历史悠久著名，两千年来没有间断，可谓源远流长。既然是历史研究，就必然以追求真实为其目标。中国的古代史家很早就认识到"直笔"的重要。但是，中国史家也有借用史实来阐发政治理想、道德理念的传统。孔子的"春秋笔法"自然是一远例，更亲近的例子是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为以后不少"正史家"所延承。换言之，史评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长久的历史。但是，要说史学史的研究，即对史学写作这一文化事业从观念到方法等各个方面加以系统研究的工作，则要等到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以后才正式成为一门学问。有人或许会说，中国古代也有刘知几的《史通》、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评论史学的名作，由此可以证明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也早已存在，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著作的出现，从中国史学传统的大背景看，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并不能证明传统学者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史学史研究之独立性。
我们说史学史的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背景下才出现，也不是说史学史的研究是从西方移植到近代中国的（当然中国学者也确实参考了近代西方研究史学的方法、观念和理论），而是说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才使得（迫使？）中国学者反思、反省自身的史学传统，因而刺激、促成了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诞生。身处二十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和章太炎，面临西方从军事到文化的强大挑战，提倡对文化传统进行革新。在做这些文化革新的尝试时，他们自然将两种文化加以对照，结果发现它们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但就史学研究而言，却也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于是梁启超写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但是，梁也注意到中西史学的不同："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0但中国传统的史学，在推广民族主义这一方面，则欠缺一筹，因此他提倡"新史学"。与他同样对传统学问有深厚素养的章太炎，在观察了中西史学的异同之后，也提出史学革新的要点，是要提倡"通史"的写作，即突破朝代史的传统。不管他们两人的观察准确与否（就中西史学的表面上的异同来看，他们俩讲的都十分准确），他们就中西史学传统所做的比较，开启了现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先河。换言之，西方文化之输入中国，使得中国人发现了一个文化传统上的"
它者"。在这一"它者"的反衬对照之下，中国人开始注意研究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史学则成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锋。难怪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大都以史学为业，与顾颉刚同时的人中间，以史学闻名的，俯拾即是。即使是其它学科的学者，其成就也往往在史学的研究，如哲学家冯友兰以哲学史著名、佛学专家汤用彤以佛教史成家。小说家鲁迅之文学史研究，有口皆碑，而诗人郭沫若则在中年即慢慢转行到史学界了。相似的例子还有陈梦家、闻一多等人。就当时的情形看，似乎史学研究与学术研究可以划上一个等号。甚至，这一风气在现代中国，仍然有典型的表现。文化名人一旦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往往从史学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小说家沉从文晚年的服饰史研究，就是证明。而武侠小说家金庸，在成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后，便选择以中国古代史为方向招收博士生了。字串2
既然史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渠道，因此中西史学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以来，就慢慢为史学家所重视，逐渐演变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1920年代在北大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1879-1944），就开始为学生讲授中国史学的传统，以后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他还延请留学美国的何炳松
（1890-1946），为学生开设"史学方法论"，由此而引起何炳松翻译鲁滨生(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事，而《新史学》则成为"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谭其骧语）。11在与中西史学传统的对照中，中国学者也发现了一些原来不为人注意的史学史人物，如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就在现代中国学界，受到广泛注意，与章在清朝的地位，有天壤之别。胡适就出版了《章实斋年谱》一书。而何炳松不仅注意到章学诚，而且还注意到了刘知几。与何有同样兴趣的还有"学衡派"
的人物张其昀。显然，由于学者们（特别是那些受到西学影响或训练的学者，其中包括那些所谓"守旧"的"学衡派"人物）开始从史学史的角度反观过去，因此而发现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不同的传统。事实上，这一研究史学史的兴趣，在中国的东邻日本，由于西学的影响，也早已形成。由于中日文化在历史上的亲近关系，日本学者研究史学史，就必然会涉及中国的史学传统。因此，日本史家也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了研究。汉学家内藤湖南就是一位先驱。他不但有身后出版的《支那史学史》一书，而且还像胡适、何炳松一样，对章学诚的史学，颇有研究，成为现代"发现"章学诚的学者之一。现代中日学者对中国乃至东方史学传统的重视和研究，都与他们与西方史学和文化传统的接触有关，也是他们反省和革新自身的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
到了顾颉刚写作本书的年代，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论著已有不少。除了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和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的专著以外，有关刘知几、王夫之和章学诚的论文已有不少。对明朝以来的史学发展，齐思和等人也开始着手研究。至于清末民初以来史学研究的变迁，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引论（此引论曾首先发表）中，也作了派别的区分，提出了说明意见。而周予同的长篇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2论述更是详细。有关史学方法的论著，更是不胜枚举。而才华横溢但英年早逝的张荫麟，则对历史哲学，表示了不少兴趣。这些都说明，在本书出版的年代，史学史的研究，已经自成风气，获得了中国史学界的注意。但是，像本书那样，以史学名家出面，评论史学界成就与不足的著作，还是不多的。即使是在此之后，也没有太多同样的例子。不久刚去世的白寿彝，当是一个杰出的例外。而当今更多的史学史专家，似乎已经为自己的兴趣所限，而没有就历史专题做多少研究。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本书的个人特色，也即本书所体现的顾颉刚本人的人品与性格，就更能感觉到本书的独特价值了。就拿白寿彝来说，他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一直为推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他扮演的主要角色，以学术领头人为主，因此在他署名出版的著作中，并没有多少能真正和全面地反映他个人的学术观点和看法。此处所发的议论，主要是想凸显本书的特色，并无臧否他人的意思。事实上，顾颉刚本人也常扮演学术领导人（顾老板）的角色。字串6
4．亦书亦史、价值独特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就本书的内容再发一些议论。本书既然是名家名作，因此在出版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也成为史学史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因此下面的讨论，主要以本书反映的史学观念为主，至于具体的内容，则留待读者自己去发现与评论。依笔者管见，本书在观念上有两大特点，其一反映了现代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态度，其二则涉及他们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本
书所反映的这两个方面，都能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变迁和改造，提供重要的线索和证据，由此亦可证明本书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经典作品的价值。
作为一位五四学者，顾颉刚在本书中所持的文化观，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特点，即一方面信奉历史进化论，认为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有待改造和改进，另一方面则又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相信中国文化顽强的再生能力和内在的价值。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的联系：民族主义的情感既能使人对自己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又可以为其现状的落后而忧心忡忡，而这一复杂心理，则又与历史进化论的理念有关。正是由于信奉历史进化论，才会使史家将各种文明既作纵向的前瞻，又作横向的比较，由此而发现自己文明的位置，为其超前而窃喜，为其落后而焦虑。孰不知，由此角度来比较文明的价值，几乎永远无法让人满意，因为比较文明进步的标准自有多种，比较的方法可以各个不同，如果纯作外向的比较，则无法获得对自身文明内在价值的全面认识。
在本书的《引论》中，顾颉刚指出了在抗战胜利之际出版此书的意义，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此又将走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在顾颉刚看来，是相对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为列强所败而开始的那一个历史时期而言的。他说：缔结了《南京条约》之后的中国，"便开始遭受着狂风暴雨的袭击，我们的国家，就在这狂风暴雨之中，作猛烈的挣扎；到今年，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换言之，当时的顾颉刚认为，中国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抗战的胜利，不仅有局部的历史意义，而且能为中国的历史开辟一个新的纪元。不管顾颉刚的预测是否正确，他的观点本身已经显示了他的历史进化论意识。
不仅如此，顾颉刚在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及其光辉的前途之信心之外，则又对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已有的学术成果，不甚满意："一百年前，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与别人家比较起来，依旧相去很远，我们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但是，在表达了这种不满之后，他又连忙指出："这一百年之中，我们各部门的文化，也有比较进步迅速的，史学便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一门"。这里，顾颉刚民族主义文化观之复杂、矛盾，显露无遗。
这种文化观，主导了顾颉刚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在他看来，历史学像历史本身一样，会经历一个进化的过程，而这一进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的完善，具体表现为运用科学的手段发现和考证史料，从而扩充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二是视野的开阔，由原来的帝王将相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本书的结构，充分体现了这种史学观。顾颉刚不但要展现这一百年来中国史学从旧到新的转化进化，而且还想揭示和解释这一转化的原因。因此，本书分有三编，上编描述"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
中编是"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而下编则是"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这里的从"前"到"后"，也即从旧到新，一目了然，不用多说。而中编则至为关键，表现了顾颉刚对这一转化原因的解释。很显然，在他看来，史料的发现与研究，是促成中国史学进化的主因。他在《引论》中写道，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而考古学的贡献，正如他在后面写道，是在于发现新史料。新史料的发现，"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藉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 纱耍 颐强梢郧宄 乜闯觯 诠蓑「昭劾铮 笃谑费У慕 剑 饕 硐治 蒲Х椒ǖ脑擞茫 蒲Х椒ㄔ擞弥 尚В 谟诜⑾趾屠┏淞耸妨稀Ｖ档米⒁獾氖牵 蓑「账淙唤 泄 费У目蒲Щ 饕 楣τ谖餮蟮目蒲е问贩椒ǖ氖淙耄 币沧⒁獾街泄 持械慕鹗 Ш捅 狙У难芯俊Ｔ谒 蠢矗 餮笫费У挠跋欤 饕 硐治 镏 泄 д咄晟破渲问返姆椒ǎ 挥型耆 〈 酝 某删汀Ｒ虼怂 氖费Ч郏 脖硐至宋逅拿褡逯饕逦幕 鄣母丛犹卣鳌?/P>
在顾颉刚眼里，现代史学不仅应当是科学的，而且应该是大众的。作为一名史家，他的这种视野是难能可贵的。在本书的末编第四章里，顾颉刚专门讨论了"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而且认为这些研究，都会有助于史家了解历史的多种方面。他在讨论了胡适、鲁迅和郑振铎等人的小说史研究之后写道："旧小说不但是文学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利用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将来，必有人从事于此"。在这里，他不仅认为小说能成为可靠的史料，而且预测社会史的研究，会在将来受人重视。如果说本书在反映了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之外，还有什么超前于那个时代的认识，那么这一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不仅在史料的开发上，有了更明显的进步，而且史家的视野，也愈益扩大。社会史的研究，因此而成为主流，并且还有日益深化之趋势。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虽然写于五十余年以前，但其视野和见识，则仍让我们在掩卷之余，含英咀华，回味隽永。也许，这就是名作之价值吧。字串6
注释：
1傅斯年评语见《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1499-1542。罗家伦推荐顾颉刚事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页60。罗在回国以前作信顾颉刚，则见于《中山大学周刊》，2-14（1928年1月），页399-401。
2见上引《傅斯年全集》，页1499-1542。
3恒慕义的文章为
"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 4:4(1929)，页715-724。他之翻译顾颉刚之自序，见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Leyden：J.B.Brill,1931)。
4施耐德的书见
Ku Chieh-Kang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 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5刘起釪的书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王泛森的书由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出版。吴素乐的则见
Zweifelam Altertum: GuJiegangund die Discussionüber Chinasalte Geschichteals Konsequ enzder "Neuen Kulturbewegung"ca,1915-192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2)。字串1
6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7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页179。
8有关钱穆与胡适等科学史家的关系，参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页7-18；傅杰《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中华文史论丛》，第6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页248-307；以及王晴佳《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台大历史学报》(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第26期（2000年12月），页121-149。
9见《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10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香港：三联书店，1980），页3。
11见谭其骧《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新史学》》，《何炳松纪念文集》，刘寅生、谢巍、何淑馨编（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页74-75。
12原载《学林》第4期（1942年），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513-573。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 --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
鲁迅及其故事新编《理水》 2008年03月07日13:32:54 中国柯桥网[发表评论] ［大中小］［打印］ (一) 鲁迅堪称我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以深邃的思想、犀利的笔锋，无情地撕破旧社会的假面和鞭挞丑类的罪恶，又以博大而仁爱的心胸、孺子牛的精神，将爱洒向劳苦大众，赢得了“民族魂”和“世界文学中永远不可能被忘却的巨匠”等美誉。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他出生在绍兴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入绍兴著名的私塾——三味书屋，从宿儒寿镜吾读书。鲁迅自幼聪颖，勤学好问，涉猎广泛，爱看具有爱国民主思想和反抗精神的野史、笔记。他在故乡生活、工作近20年，深受越文化的熏陶，特别是陆游、王思任等越中先贤思想和精神的影响，又有较多机遇接触农村，亲近农民。13岁那年的家庭变故，更使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世态炎凉和上流社会的堕落与下层社会的不幸……这一切，都为他的思想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成为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1898年，鲁迅毅然离开绍兴去南京，先后在江南水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读书。在此期间，他接触新学，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初步形成了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的社会发展观，成了中青年鲁迅反帝反封建的主要思想武器。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鲁迅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进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毕业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他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怀有科学救国的思想，曾著译出版《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中国矿产志》、《中国地质略论》、《说钼》等书文，并希冀通过习医解救国人的疾苦，促进他们对于维新的信仰。可是，那些颇具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偏见的日本同学对来自弱国的鲁迅的无端歧视，令这位热血青年不堪忍受。特别是在一次放映有关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时，鲁迅不时听到周边日本同学的狂热欢呼声，看到被指控为俄军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抓捕后杀头示众，而围观的许多同胞显现出麻木不仁、甚至凑热闹前来欣赏杀人艺术的样子，这极大地刺痛了他的心灵。鲁迅痛感学医并非紧要事，以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何等健壮，充其量只能当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认定第一要务是改变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首推文艺。这样，鲁迅决然弃医从文，从1906年开始了革命文学生涯。 1909年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和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担任教职，并在故乡参加了辛亥革命。未几，绍兴政局与全国各地一样，发生逆转，令鲁迅相当失望。1912年2月，他离乡应邀赴教育部工作。鲁迅一度彷徨、苦闷，但仍关心时局的
胡适和顾颉刚 胡适和顾颉刚 https://www.doczj.com/doc/043638158.html, 2008年06月18日14:22 《人物》杂志 胡适晚年顾颉刚文/潘光哲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上，胡适(1891—1962)与顾颉刚(1893—1980)都是一代学术巨子，各有独特的影响。双方之间的交谊故事，亦堪称学林嘉话。 胡适与顾颉刚之缔缘，始于1917年秋。那时胡适甫自美国求学归来，任教北京大学，在哲学门(即哲学系)第一与第二年级讲授“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等课程，顾颉刚正是“中国哲学史”的选课学生之一。胡适教授这门课程的思路甚为独特，“截断众流”，直接从《诗经》取材，让一班上课的同学“舌挢而不能下”。已在中国传统学术天地里用过功的顾颉刚，对之大为佩服，从此相知。1920年，顾颉刚从北大毕业，任职于北大图书馆，所得薪资不足以安居，胡适伸出援手，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令顾感念不已。双方往来，愈臻密切。 就胡适的学术研究来说，曾得顾颉刚的不少助力。当胡
适要开展《红楼梦》的研究时，顾颉刚便提供了不少材料；顾颉刚编的《清代著述考》稿本，也是胡适长期借阅以备考查的资料。相对的，胡适对顾颉刚的学术研究与生活情况，始终关注。他嘱咐顾颉刚校点清儒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认为这既有利于他的经济状况，也是“于后学有益”的事。未几，顾颉刚因家庭因素离开北大，胡适即介绍他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初中本国史教科书，月支酬金50元。甚至于胡适也 不吝借款给顾颉刚，以济其不足。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是胡适的老同乡，胡适早期的多种著作都归亚东图书馆出版，所以胡适曾嘱汪孟邹汇款200元给顾颉刚。结算起来，顾颉刚积欠胡适之债，一度高达220余元。 胡适对学生的照拂之情，对顾颉刚的为人处世影响很大。日后当顾颉刚在学界亦自成一家之时，也屡屡照顾学生辈的生活经济状况，甚至于让学生以他的名字为各刊物写稿，盖如此稿费较高，学生藉此可得济助。例如，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是总结当时中国史学研究成果的名著， 即署名顾颉刚，实际上，这部书是弟子方诗铭和童书业联手完成的。至于胡适乐于提携栽培学界后进，顾颉刚亦法式师道，亦步亦趋。他屡屡向胡适建言，推荐学界新血，如推荐杨向奎入北大研究所整理明代档案，也荐高去寻为研究所考古学会的助理。他又请胡适帮周一良的忙，认为胡适“能提拔这人一定是值得的”。
怀疑与学问 顾颉刚 ①“学者先要会疑。”——程颐 ②“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 ③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根据。事实和根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身视察。做学问也是一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④我们对于传说的话，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也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①，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②”，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⑤我们不论对于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是盲从，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③”，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⑥怀疑不仅是从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也是从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不经过思索，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④，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⑤；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著者的意思。法国的大哲学家笛卡尔也说：“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⑥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古往今来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产生的。若使后之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停滞，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
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在女师大学潮中的真实形象弗兰克·克莫德曾在小说研究的经典之作《结局的意义》中表示过这样的意思：一个故事的结局往往是提纲挈领的，它使此前的一切显出了意义，开篇、中段似乎只是为了它而存在。线性的犹太-基督教历史从创世到末日大审判，有始有终，而现实中的历史事件没有清晰的源头和终点，但是人们还是可以从某个视角或以某人为中心截取出一个大概来，使之成为头尾俱全的故事。如果上世纪20年代女师大学潮也是一个故事的话，它有没有象征着正义实现的收束之处？以往学界被“驱杨(荫榆)倒章（士钊）”的口号所迷惑，总是取鲁迅和许广平似乎交代明白了的立场来讲故事的结局，那就是造反学生1925年11月底、12月初的“复校”。平心而论，对某些人而言，“驱杨倒章”只是为达到目的——易培基出任校长、教育总长——创造条件。在大量关于女师大驱杨运动的叙述中，英雄（主角）鲁迅在戏台中央英勇作战，易培基（以及背后的李石曾）或不见身影，或像个跑龙套的，在前台一闪而过，仿佛是来暂时填补一个无聊的空白。【吴奔星先生的长文《鲁迅和“女师大风潮”》（写毕于1976年10月，载山东师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聊城印刷厂1977年10月印行的“鲁迅生平资料丛钞”第二辑《鲁迅在北京》，第94页至147页）史料翔实，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关于这一话题叙述较为完整的研究性论文。文章以女师大复校、1926年1月13日新任校长易培基到任作为学潮“最后的胜利”。易培基只是一个突然降临的人物，与此前学生的一切抗争了无关涉。更常见的是这方面的文章、著作彻底回避易培基。】鲁迅自己要对此负一点责。 1 1973年7月，顾颉刚在他1925年8月的日记后补记： 李石曾、易培基本是国民党中坏分子，专搞盗窃攮夺工作，西山一带之庙产及此后故宫盗宝案可知也。慕愚（谭慕愚，即谭惕吾）反对其人，本是合理行为，而李、曾嗾其党羽傅启学等攻击之……。观女高师案，杨荫榆虽改职入教部，而继其任者乃易培基，鲁迅先生诋杨不遗余力，顾于易之继任乃默无一言，能谓之认识是非乎！【《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1卷，第659页。关于故宫盗宝案的细节可参考1937年9月30日首都（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官对易培基、李宗侗提起公诉时所提供的上下两册《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起诉时被告“在逃未获”，当时抗日战争已爆发，审判未能进行。又据维基百科，易培基于1937年9月在上海病逝。1934年的《华兴周刊》（第31卷22期，日期不详）曾报道，易培基案发后已入籍“满洲国”，既已成为“外国人”，公诉就难以进行】 最后一句，大致不错。由于鲁迅自己对易培基继任校长“默无一言”，诸多关于女师大学潮的研究在这方面也是(有意)忽视的，即便提到，也是轻描淡写,仿佛可有可无。驱杨是为了迎易，这是李石曾一派蓄谋已久的。学潮时任女师大国文系主任的郑奠（介石）在五十
内容摘要： 当此“世纪之交”的不平常的时刻，在对百年以来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和总结之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确实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题目。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即是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对于这一在本世纪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非很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于30年代曾从顾颉刚先生学习，起初相信“古史辨派”的理论，后来学术观点又产生了分歧，转而对顾先生及“古史辨派”的论点提出辨难。按理讲，以杨先生这样的学术经历，由他来评论“古史辨派”是很有发言权的。但事情却非如此简单。1981年，杨先生撰写《论“古史辨派”》一文，发表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学术论文集》一书中。对于此文，杨先生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初稿写成后先寄给史学界的朋友请提意见，并将有回信的尹达、赵俪生两位先生的主要意见摘录在文末“后记”中，说明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修订了原稿。而赵俪生先生信中则有云：“您的大著敬谨拜读了三四过，感到评论很不容易。第一，很难定自己提意见的思维；第二，很不好措词。”可见评价“古史辨派”确是一件难度颇大的工作。 当此“世纪之交”的不平常的时刻，在对百年以来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和总结之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确实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题目。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即是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对于这一在本世纪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非很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于30年代曾从顾颉刚先生学习，起初相信“古史辨派”的理论，后来学术观点又产生了分歧，转而对顾先生及“古史辨派”的论点提出辨难。按理讲，以杨先生这样的学术经历，由他来评论“古史辨派”是很有发言权的。但事情却非如此简单。1981年，杨先生撰写《论“古史辨派”》一文，发表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学术论文集》一书中。对于此文，杨先生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初稿写成后先寄给史学界的朋友请提意见，并将有回信的尹达、赵俪生两位先生的主要意见摘录在文末“后记”中，说明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修订了原稿。而赵俪生先生信中则有云：“您的大著敬谨拜读了三四过，感到评论很不容易。第一，很难定自己提意见的思维；第二，很不好措词。”可见评价“古史辨派”确是一件难度颇大的工作。 “古史辨派”在三四十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徐旭生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时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时止） （注：疑古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又说，“当日各大学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7页。）《古史辨》第一集结集出版在1926年，而顾颉刚古史辨伪学说的形成在1920 至1923年，年龄为27至30岁。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人，他所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却能一下子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并且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其中当然有深层次的原因，值得认真地探讨。本文即集中在“古史辨派”兴起在传统学术中的深远渊源，“古史辨派”兴起的时代条件，以及对其得失功过如何评价这三项，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的发展 二十世纪“古史辩”学派的兴起，其深刻的根源存在于传统学术之中，所以它首先是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在五四时代条件下的产物。 秦汉以后，中国学术中存在两种对立的风气。一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考信”作风。他
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 凤凰资讯 是非还是意气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 顾颌刚 鲁迅小说《理水》中有一座文化山，山上有一位鸟头先生，他鼻子红得发紫，说话结结巴巴。当人们议论大禹治水时，他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吃吃地说：“这这些些都是废话，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会治水的吗？”这位乌头先生就是影射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古史辨学派”代表人物顾颌刚。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鸟头”这个绰号即从“顾”字而来。在《古史辨》第一册中，顾颉刚指出：“禹是上帝派下的神，
而不是人。”他又依据《说文解字》对“禹”字加以解释，说禹是蜥蜴之类的虫。 1919年3月26日，鲁迅在《孔乙己·附记》中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但16年后他撰写《理水》，却把顾颌刚的生理缺陷当做笔下的嘲讽材料，这显然违反了他当初的创作宣言。鲁迅后来承认，《故事新编》“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1936年1月18日致王野秋函），也许含有对上述做法的自我批评吧。说“禹是一条虫，这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论，更丝毫没有可笑之处。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颌刚先生指出，《尚书》今文28篇中的《尧典》、《禹贡》、《皋陶漠》3篇是战国儒家的伪造文件。伪书的作者利用远古的神话材料，确立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古史系统，虚构他们的许多美政，引导人们一心向往儒家宣扬的尧舜盛世。顾颌刚先生运用翔实的史料，通过缜密的考证，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卫道士径烃守护着的伪古史。他在史学研究中表现出的“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 那么，鲁迅跟顾颉面刚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呢？。 在致许广平、章廷谦等人的私人信扎中，鲁迅真实袒露了他厌恶顾颉刚的几点理由： 一，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
墨家思想与侠义精神 李向阳 摘要：墨与侠二者之间关系问题自20世纪出现的墨学研究热潮以来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老一辈学者多坚持墨与侠有着渊源关系，但是现当代年轻学者认为侠与侠义精神是独立发展而来与先秦诸子思想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本文通过对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各自所包涵的精神实质做一个比较研究。认为墨家思想是侠义精神的内在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指南；而侠义精神是墨家兼爱天下，利他无我精神的极度伸张。 关键词：墨家思想侠侠义精神 墨家学派是战国诸子百家的重要一支。《墨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中所记载的墨者的形象是抱有坚定的“兼爱”、“非攻”理念，为天下公义兴利除弊，死不旋踵，是一个具有理想信念又兼重实践的社会组织。“侠”是古代文武兼包之士的武士演化而来。侠者奉行为义之道，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以历来人们把侠看作是公平，正义的执行者。侠义精神更是人们对侠者的人格特征及行为模式的心理认同。墨家与侠在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的理想追求与实践过程中行为模式的相似性上，使得人们对墨与侠，墨家思想与侠义精神关系的认识上长期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本文欲将二者通过几个方面进行比较论证。 一、研究状况 在中国历史上，墨家的发展历程是有着一番波折的。自战国中期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形成，组织之严密，思想体系之完备，与儒家并称为两大显学。然战国秦汉间骤然衰落，魏晋以降几湮没无闻，习墨者寥若晨星，学人谓之“中绝”。时至中国近代兴起了一股墨学复兴思潮，墨学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其中墨与侠渊源关系的讨论是争论颇多的一个重要议题。由于鼓吹侠以张扬民气的需要，人们纷纷将墨、侠糅合起来，创立了“侠出于墨”及“墨侠一体”说。这种说法最早由晚清学者陈澧提出。他在《东塾读书记》卷12中说：“墨子之学，以死为能，战国时侠烈之风，盖出于此。”康有为继之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侠即墨也。孔墨则举姓，儒侠则举教名，其实一也。”而将这种说法变成学术界公认的说法的是梁启超在《墨子学案》的论证。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墨学研究者对游侠即墨者都深信不疑。侯外庐干脆把游侠称为“墨侠”，认为它是后期墨家中很重要的一派。纵观20世纪初中国的墨学研究者是带着一种民族情感来研究墨家的。所以不免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失偏颇，因此遭到现代学者的质疑。这其中余英时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的论证也多被现代学者所信从。他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侠与中国文化”一节中提到：“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说到的‘儒墨皆排摈不载’就是侠与儒墨两家没有渊源关系的断案了”进而对梁启超论证中的“儒墨”、“儒侠”对举现象做了分析，认为“韩非子《五蠹》中之‘儒’涵盖了儒墨，是广义上的指代知识分子。”另外在对游侠的事迹做一番考察之后，得出“侠并非源于任何一派思想，也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思想，更没有和任何学派合流。概括言之，侠只有社会谱系可说，其直接系统出自武士阶层。”并且认为“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张炳麟《儒侠》）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为“侠”找寻任何古代学派的源源了。1我个人认为以前两种相对的说法都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不能作为墨侠关系论述的最后结论。众所周知。司马迁是历史上第一个为“侠”画像的人，然而《史记·游侠列传》中他自己也坦言“自秦以前，
内容摘要：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上古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上古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一 1922年，在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顾颉刚先生说：“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 顾颉刚先生从《诗》《书》和《论语》三本古书中对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发生怀疑，“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从而初步建立了著名的古史层累说的假设。可以说顾颉刚先生的疑古理论与他早年对禹的身份的怀疑密切相关。 关于大禹，顾先生在1923年2月25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作了详细讨论，“《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思，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閟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缵’某人的‘绪’。……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3]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象形。’，《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4] 顾先生此说一出，立刻遭到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征等先生的激烈批评。 刘掞藜在1923年5月13日《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说：“这种推想是很不能使人满意的。把‘禹敷于下土’的‘下土’说作对于‘上天’而言，并不见得遂有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鲁迅 马雪晴 摘要： 70多年来，对鲁迅先生的解读和阐释、褒扬和审视、争议和攻讦，几乎从未停歇过，而真实的鲁迅只有一个。所以现在“还原历史中的鲁迅”，把鲁迅重新归位于真实，在真实还原的基础上，重估鲁迅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无疑是对鲁迅的一次正本清源，让鲁迅以更真实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 关键词：两种现象正确看待还原鲁迅当今价值 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鲁迅被严重的“神化”、“革命化”或者“意识化”，所以把鲁迅归位，重新估量鲁迅的价值和精神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先生有深刻研究的网友梁由之说：“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用心，将鲁迅神圣化或者妖魔化，都是一种背离本真的歪曲，都是荒唐可嗤、不足为训的。也终将是徒劳的。” ①我们更应该以一种正确的态度和认识去看待鲁迅。 一、当今社会对鲁迅的态度 鲁迅先生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因为自己的巨大丰富性而具有多种意义的存在，因此成为借题发挥、借酒浇愁、借古讽今、借机报复……和“借此机会”的机会，鲁迅也差不多具有了观兴群怨的功用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像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到淫，经学家看到易，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亦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成为仁者用来行仁，智者用来取智，恶者用来施恶的工具或大旗。这就不免要从为我所用的目的出发，来改装鲁迅，或是单单突出鲁迅某一符合自己需求的特性。当今社会出现了许多种不同的对待鲁迅的态度。而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对峙现象。 （一）被“神化”和“妖魔化”的鲁迅 左派景仰他的反封建，右派则为他玩命的咒骂政府的本事而疯狂，于是，他就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捧为神，成了所谓的偶像。 上世纪初，鲁迅是“孺子牛”，是青年人的朋友、导师、长者，他就在青年人当中。而现在呢，鲁迅还“活”在青年人心中么？鲁迅在一些人心里已然远去。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事例是，当鲁迅的曾孙女周璟馨因参加一档娱乐节目而成为一时之新闻时，竟有人问这了样一句：鲁迅的后人怎么不姓鲁了？呜呼，连鲁迅姓什么都不知道，何谈在我心中！ 其次，读鲁迅的人在减少。前些时，老牌文学网站“红袖添香”发起的“影响青少年的作家排行榜”出炉，调查结果显示，鲁迅位列第六，敌不过“玉女作家”。何以如此呢？我以为一位80后的读者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我对鲁迅没有什么好感，如果不是因为教科书上有他的文章，我想我根本不会去读，因为他的文章虽然说在那个年代已经很白化了，但是对我而言，还是有些深奥。还有就是一种逆反思想，书上都把他说的有些神化，给他的定位太高。 这确实是鲁迅在当今遇到的难题，他是一个亲近青年的人，现在却无法亲近青年人，既有鲁迅被神化后青年人对他的反感，也在于鲁迅的难于读懂。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研究鲁迅“两棵枣树”的思想内涵。大致是这么论证的：因为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所以“两棵枣树”必有深刻内涵。既然如此，就一定要越过字面，深入分析。作者深入分析的结论是“两棵枣树”体现出“鲁迅先生矛盾辩证的哲学思想”。最后作者说：“鲁迅先生连这么小的细节之处，都体现出思想的严谨，这更能说明鲁迅先生思想之深刻而且已入骨三分，所以说，鲁迅先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是受之无愧的！” 我不是吃鲁迅饭的，既没有干过无限拔高鲁迅2的事情，现在也不打算论证鲁迅2不等于鲁迅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只是一种补救策略，以便继续神化之），我所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鲁迅3对我们会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顾颉刚，对于二十世纪的史学来说，本有绝大贡献，但因为鲁迅讥讽过他的“禹是一条虫”的说法（并且捎带着连顾氏的相貌也讽刺了一下，不太厚道），算是被钉上了耻辱柱。顾氏晚年撰成长文，其中为“禹是一条虫”辩解时，连鲁迅的名字都没敢提，反而大提特提国民党官员如何如何。关于鲁迅，我想，将来还会有很多人继续钻研X1是怎样与X2不同，或者X3是怎样的伟大、光荣、正确……我以为，研究也未尝不可，但不要用研究戴安娜之死的心态和方法去研究，才是正道。否则这种神化的鲁迅现象会对青少年正确认识鲁迅带来心里上的障碍同时也为还原鲁迅带来弊端。 （二）鲁迅是汉奸
怀疑与学问 顾颉刚 「学者先要会疑。」——程颐。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己亲自去观察。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己亲自去观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证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见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证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见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我们对於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肯随便轻信，便是怀疑的精神，做一切学问的基
本条件。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肯随便轻信，便是怀疑的精神，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古代有三有三皇五帝，便要问：这是谁说的话？我们听说古代有三有三皇五帝，便要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於何书？最先见于何书？书是何时人著 的？书是何时人着的？著者何以知道？著者何以知道？我 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便要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飞动的甲 虫？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便要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飞动的甲虫？有什麼科学根据？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 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我们对於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先经过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先经过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个步骤以后，那本书才是我的书，那种学问才是我的学问。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个步骤以后，那本书才是我的书，那种学问才是我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就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获得新发明，怀疑精神也是基本条件。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就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获得新发明，怀疑
顾颉刚《怀疑与学问》阅读练习及答案（二） (一)阅读短文，完成15—18题。(18分) 怀疑与学问 顾颉刚 “学者先要会疑。”——程颐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自视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也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须步骤，也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地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发展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的著者的意思。法国的大哲学家笛卡儿也说：“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他的哲学就建立在对于万事万物的怀疑和明辨上。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要抱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古今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来的。若使后之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停滞，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 15．文中所说的怀疑精神有怎样的内涵？它对做学问有什么重要意义？(3分) 对于传说的话，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轻信了，就是作者所说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是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是做学问的前提。 16．文章开头引用程颐、张载的话独立成段，有何作用？(4分) 开头引用两位大学问家的名言单独成段，不仅表明了作者的中心论点，而且也是有力的道理论据，也为下文的论证提供了依据。 17．第四段主要运用什么论证方法？有何作用？(5分) 运用举例论证的方法，列举了“三皇、五帝”“腐草为萤”这两个事例，具体论述了人们怎样以怀疑的精神做学问，明白易懂。 18．下面的材料能否作为第六段的论据？为什么？(6分)
顾颉刚与鲁迅的是非曲折修前 【摘要】顾颉刚与鲁迅曾同时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虽然如此，两人的交往却极少，只能算作泛泛之交。一直以来，两人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是越弄越僵，最终几乎要对簿公堂。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其主要表现在“古史辩”、“剽窃案”、“厦大风波”、“留粤听审”等事件中。 关键词：古史辩剽窃案厦大风波留粤听审 在谈及两人的是非曲折前，有必要先介绍下顾颉刚，鲁迅就不必了，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顾颉刚（1893—1980）原名顾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在北大学习期间师从胡适。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民间文学研究家。历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近十所高校教授。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的创立者，这一学说打破了把古代视为“黄金时代”的观念，曾在史学界引起激烈争论。著有《古史辨》、《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汉代学术概论》、《中国三千年来民族发达史》等。 一 所谓“古史辩”问题，是指顾颉刚在1923年讨论古史问题时，曾说“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于是他人便将此归纳成“禹是一条虫”。实际上这只是顾颉刚的一种假设，不久之后，他就放弃此说啦。但此
话一经宣扬，鲁迅知后便极力讽刺奚落。鲁迅在《故事新编·里水》中，针对顾颉刚的观点（顾颉刚假定鲧是鱼，禹是蜥蜴），把顾颉刚称为“鸟头先生”。因为“顾”字繁体为“顧”，据《说文解字》，顧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鸟头。很明显，鲁迅在这里进行了人身攻击。 鲁迅之所以如此对待顾颉刚，是有其背景的。方时，北大教授分成两派，互不相让。一为留学英美派，代表人物有胡适、陈源，代表刊物为《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另一派为留学法日派，代表人物有鲁迅、周作人、沈兼士等，均为浙江籍，代表刊物是《语丝》、《京报副刊》。而当时顾颉刚正师从胡适，不消说，鲁迅将顾颉刚视为英美派（即现代评论派）了，所以对其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百般奚落，认为顾颉刚“将古史‘辨’成没有”。而实际上，顾颉刚并不属于现代评论派。最起码当时他还在沈兼士手下人任究所国学门职呢，若顾颉刚为现代评论派，沈兼士又怎肯要他？ 鲁迅之所以不顾事实，对顾颉刚乱骂一通，主要还是因为胡适。胡适是顾颉刚的老师，而胡适主张“少谈论主义，多研究问题”，这是鲁迅所不赞同的，所以“爱屋及乌”，顺带的将顾颉刚妈了个狗血淋头。 对于这个问题，顾颉刚也只有郁闷了，“最使我惆怅的，是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放弃。”【1】 二
ＧＵＯＸＵＥ·论道·讲座ＬＵＮＤＡＯ·ＪＩＡＮＧＺＵＯ 战国诸子的著述，是战国时代的一些纪录。秦统一后，为了 灭除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把正式记录烧掉了，所以研究战国史， 子书的材料就很珍贵了。所有的子书，都是战国思想史，也是战 国史。司马迁在《史记》里所写战国史的部分，有许多错误，因为 他没有掌握战国的史料。从前的人只信孔子、儒家、排除子书，一 般人不读子书，所以过去对于战国史是一片模糊。近代才对子 书，对战国史进行研究。 在孔子之前，没有一人开门收徒，也无一人把贵族的书公开 给平民百姓的。把五经普及于一般人，孔子是第一人。这是孔子 最大的功劳。所以后人说五经是孔子编的。 孔子对政冶无主张，只要维护周的制度。孔子主张安分，不 想改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他不信天命，主张敬鬼神 顾颉刚 ●顾颉刚 讲诸子百家（一）ＧＵＪＩＥＧ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ＺＨＵＺＩＢＡＩＪＩＡ６８
ＬＵＮＤＡＯ·ＪＩＡＮＧＺＵＯ论道·讲座 ·ＧＵＯＸＵＥ 而远之。孔子看不到时代要变了，讲古人的修养多，讲天下大事少，非常少。 这一时期，奴隶制变为封建制。人们向往封建制度好，于是大家对于将来的社会是怎样的，做了各种设想，于是才有了诸子的各种主张。 孔子以后，春秋末年，战国初年，第一个大思想家是墨子。 笏《墨子》 墨子有明确的主张，他有十大主张： 第一，尚贤。就是尊重贤人，以为凡是做官的都应是贤人，打破原来的阶级。天子 是天下最贤的大贤人；诸侯是一国的大贤人。 他主张打破世袭。不要父传子，而要贤传贤。这是大变革，要打翻周制。 第二，尚同。就是要组织起来。一乡，听乡长的；一国，听君的；天下人，听天子的。全国都要层层向上同。同时，各国对君主无须进贡，很宽松。 第三，兼爱。他设想诸侯相爱，兼爱各国的人，彼此就不会打仗。 第四，非攻。他以为那攻伐兼并的战争都是不义的，加以反对。 第五，明鬼。孔子不信鬼神，存而不论，这是说鬼神是存在的，不信就是。墨子不同了，要“明鬼”，证明鬼神实有，所以他信鬼神。 第六，夭志。墨子信天神，以为天是最高的神，夭是有意志的。 第七，非命。不要相信命运。只要做个好人，便—切自然都会好起来的。 第八，非乐。认为音乐无用，听音乐妨碍耕织，是浪费。 第九，节用。他觉得贵族太浪费了，去掉无用的浪费，财富就会增加一倍。 第十，节葬。他认为当时厚葬费用太过，是极大的浪费，提出节葬的主张。 总之，墨子想大大改变周的制度。可是当时的人，都尊古，于是墨子的主张便借托古人，说古来如此。 墨于究竞是山东人，还是河南人，不清楚。墨家的势力当时甚大。读书人非儒则 墨，不属于儒家，便属于墨家。墨家有组织， 孔于无组织。墨家组织的领导人是钜子。钜子是‘大老“、”先生“。钜子是代代相传，就是贤人传给贤人。 墨子虽然”非攻“，却善战。在墨子的书中，战书多。他要以战争来消灭战争。墨家研究”名学“，即逻辑学，是讲说话方式的。叫做《墨经》，墨家都读。《墨子》中政治、军事，科学都有。可惜，他被人骂得狠。孟子骂墨子的”兼爱“是无父，即禽兽。 汉代，对墨子很怕，因为墨家有组织，故消灭墨家。这一来墨子的书便无人看了。到了汉代末年，道教起来了，便把墨子的书收到《道藏》当中，就是把墨子的书和道教的书并到了一起。幸而这样才把墨子的书大部分保留下来。 清朝乾隆要研究战国诸子，才从《道藏》里找出《墨子》来，才了解墨子。过去读《孟子》，以为墨子坏极了。 笏《杨子》 杨子，名朱。他的史事已经不清楚。杨子只管自己，不管天下大事。孟子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认为杨朱的”为我“，是”无君也“，是禽兽。杨子有见解。主张”全生保真“，不为外物所移，所累，保持超然。 他的时代处在战乱之际，对人生采取消极态度。杨子的书，没有传下来。其后出了庄子。庄子的书文学性强，传下来了。自战国至于今日，人们都喜欢读，庄子的中心６９
顾颉刚四个观念：眼光向下的角度，反观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顾先生疑古的思想之下层累地构造中国古史的方法，是顾先生对民俗学兴趣的体现。顾先生对家乡江苏当地的歌谣很感兴趣，在编歌谣的过程中，顾先生发现孟姜女的故事在各个地方都有，但是各地流传的孟姜女的故事并不相同，其间存在“空间差异”，这一点对我们启发较大，之后发展出历史地理的兴趣，顾先生试图从历史学家时间的角度去解决空间的问题，这一点对赵世瑜的影响非常大，反之，如何从空间的问题去解释时间的变化，各地的孟姜女故事的形成看似是在同一时间段内产生，译文不同体现出地域性差异，但实际上是各地在不同的时间点添加的故事情节内容。顾先生找到孟姜女故事的最早起源在《左传》，一开始是齐王之妻，并不是孟姜女，把齐王妻的故事和长城联系起来是在汉代，正式改名为孟姜女是在唐代《孟姜女辩文》，孟姜女丈夫的名称在各个故事的版本中有很多，但都是齐王名字“范喜良”的进称，由此产生层累史观，把空间故事的差异找到时间点相连。例如，以早期山西历史来说，山西是早期华夏民族的发展核心，但是该地在早期并不是农耕文明，当地有很多戎狄，可以确定这些人当时处于半农半牧的状态，并不是完全的农耕状态，山西南部的霍山，是历史上五镇中的中镇，是当时天下的统治中心，根据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当时的戎狄少数民族是众数。春秋战国之际三家分晋时，赵国在赵简子时代开始营建山西晋阳，到其子时代晋阳建立完全，到这时统治中心才开始向中心移动，这时西部的匈奴也在向东扩展，战国时齐桓公等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打击混合在中原之中的少数民族族群，这是一个生存空间的问题，逐渐扩展统治区域，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普遍发生的，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当时江南的经济发展是十分落后的，直至北方人群进入南方开发江南地区，这样的情况才在唐宋发生，例如赣南宋代时出现很多“贼”、“盗”、“寇”等词汇，其实并不是真实的贼寇，只是有很多新的人来到此地开发，这些没有被官府编入户籍管理系统内的人都被称为“贼”、“盗”、“寇”，恰好在南宋偏安一隅的时代，洞庭湖一代处于新的大开发时代，湖南地方蛮的征剿的活动较多，在湖边开垦、打渔并不被政府允许，所以对岳飞？江西、湖南保留下来的族谱非常多，白光越喜欢收藏族谱，看族谱可以发现他们都在追溯宋元时代，同样在明初在珠江三角洲出现族谱，在清初也有出现。在各个地区出现的事件，可以建立一个时间的序列，这也就是顾先生对社会史的贡献。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范围之下，有学者开始对此进行关注，王国维、陶希圣（食货派创始人，关注经济史的重要人物）有汉代游侠研究等、吴晗开始在食货杂志发表文章，都是眼光向下的观察，关注下层的观念；与此相关这时还出现了明显的多学科的合作，例如顾先生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同时关注地理学，还做了许多社会调查，还有许多人类学家也借用了历史学的方法，这些都是眼光向下的史学观察，如费孝通先生与吴晗先生合作的《皇权与绅权》，潘光旦先生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苏松杭嘉湖是当时太湖地区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利用族谱等资料进行研究，还有林耀华（邓小南老师的公公——林宗成）的金翼，是关于一个镇子的故事，整个写了一个家族的历史，他在燕大时作的硕士论文，就是30年代初，《义序的宗族》是很典型的中国学者所作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烈的历史感。文学家郑振铎特别喜欢搜集真品的文献资料，也是一个眼光向下的学者，中国俗文学讲了很多民间俗史，其《汤祷篇》讲“起于桑林”中的“桑林”实际上是商人（汤）的“社”，成汤要用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东西代表生身献祭于神，实际上讲的是商人的一种信仰，所以说礼制传统是可以贯穿解释中国历史问题的线索。与干将莫邪铸剑暗喻铸造业的人在关键时刻对铸造之神的献祭仪式，是要牺牲的祭身具有相同的寓意。江绍泉的《发须爪》等都是这类的研究。与多学科的合作并列还有一个特点，人们在社会学的角度下重新理解传统史学，比如制度史一直都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点，考据学研究的新旧之别，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企图把胡三省隐藏在注释中的思想发掘出来，进而展示胡三省思想史，从制度史过渡到思想史、心态史；再比如陈寅恪先生，做的是不古不新的历史，希望史家应该具有一种神游冥想的特点，还原到与古人同样的情境之中，认为过去的历史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