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法性判准的道德性重访哈特富勒之争的论文
一、关于合法性判准的核心争论
如果我们认同法律体系是由规则构成的体系，合法性就是指该规则体系具有法律效力。这不是法律的实效，而是指一种法律资格，不同于道德规则以及其他社会规则的资格。那么，合法性判准，就是指用以判断某套规则体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标准和条件。
(一)富勒的合法性判准
在富勒看来，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服从”这个概念至少包含了三个前提条件：第一，人们具有服从的能力和意识，能为自己不服从的行为负责任。第二，规则具有可服从性。第三，规则能够唤起人们服从的热情，比如若法律能够帮助人们实现某种道德目标，那么它更易获得公民的服从。富勒主张我们在检验规则体系R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时要去检讨R能否满足这三个条件。对于第一个条件，由于人们的确有服从规则的能力和意识，所以我们在判断某套规则体系是不是法律体系时，不用对该条件本身进行反思。
而是要看后两个条件能否包含这个条件，即能否尊重人的服从能力，尊重人作为“理性的且能够负责任的主体”这个特性。至于后两个条件，由于它们关注的都是法律如何让人们服从的问题，我们可以将它们合称为“服从理由”。第二个条件是指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法律为具有可服从性而必须遵守的程序性条件。富勒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使规则具有可服从性的条件包括以下八项程序性原则：(1)具有一般性;(2)公布法律，至少使受其影响的当事人知道他们应当遵循的规则;(3)禁止溯及既往;(4)清晰并易于理解;(5)法律体系内部不自相矛盾;(6)不要求公民做不可能之事;(7)法律在时间之流中保持连续性，不频繁修改;(8)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具有一致性。〔2〕富勒认为，这八项原则，尤其是第八项原则，在统治者和公民之间建起了一种互惠预期关系。〔3〕更重要的是，这八项原则对“人是或者能够变成一个负责的理性行动主体，能够理解和遵循规则，并且能够对自己的过错负责”保持了尊重。相反，“每一个偏离法律的内在道德之原则的事件都是对作为负责的理性行动主体的人之尊严的一次冒犯”，〔4〕所以，对于唤起人们服从法律的热情和动机而言，这八项原则也是必要的。简言之，富勒认为这八项程序性原则，是合法性判准的必要内容，被富勒称作“法律的内在道德”。
二、服从理由作为合法性判准的必要内容
(一)哈特：承认规则而非服从理由
1.承认规则作为合法性判准在哈特看来，法律体系是由两种规则构成的规则体系。这个结论来自哈特对没有法律的原初社会的设想。他认为，在这样的原初社会中，社会控制的唯一手段是科予义务的规则。然而，这样的社会结构，面临如下三个问题：(1)没有权威来确定规则是什么以及某个规则的精确范围与含义，即“不
确定性”;(2)除了经过漫长的社会变迁，该社会不能取消旧规则或引进新规则，公民也不能创造私人之间的法律权利义务关系，即“静态性”;(3)用以维持规则的社会压力分散而无效率，没有权威机构惩罚违规行为。为了弥补原初社会的这些缺陷，哈特主张引入三种授权性规则：承认规则、变更规则和裁判规则。原先那些科予义务的规则被称为初级规则，而这三种授权性规则是次级规则，其意义就在于弥补初级规则的缺陷，使原初社会进入成熟的法律社会。承认规则，指出具有什么样特征的规则是法律，它明确地指出什么样的规则具有立法权威性。变更规则，是指授权某个机构变更法律的权利以及授权公民自由创设私人领域的权利义务结构。裁判规则指定某些人或某些机构对争议做出权威性决定以及做出决定必须遵循的程序。因而，哈特认为法律的关键特征，就在于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这两种规则。
哈特进一步指出，在这些规则中，承认规则具有基础性的地位。这种基础性地位是指被用来识别其他规则的法律效力。承认规则，如“凡女王议会通过的即是法律”，“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即是法律”，其实是授予特定机构立法的权威，进而赋予它们制定出的规则以法律的效力。当然，我们的法律有位阶之分，然而无论是下级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还是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它们的效力最终来自具有终极效力判准力的“承认规则”。由其他立法机关制定出或识别出的法律，如果违背承认规则确认出的法律，就不具有法律的效力。
三、服从理由的道德性
富勒主张的服从理由，不是法律符合如公平、正义这样的实体道德目标，而是程序性目标。这些目标是围绕“建构和管理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系统的方式”展开的，以“使得这种规则系统不仅有效，而且保持着作为规则所应具备的品质”，属于程序性品质。又因为这些品质内在于法律制定过程中，法律从一出生就带着这些品质，所以这些品质具有内在性。与外在于法律体系的实体道德目标区别开来，富勒将八项原则称为“法律的内在道德”。内在道德是合法性判准的关键内容。用富勒的原话说，“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
前文概括出的争论(2)和争论(3)正是围绕法律的内在道德展开的。下文将重建富勒在这两个争论中的立场。(一)服从理由应该是道德理由服从理由应否是道德理由，这个争论关系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关系到道德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哈特反对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建立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因为这种做法很有可能导致法律规则难以与其他社会规则区分开来，也使得政府有可能以道德的名义通过法律强制贯彻某种道德而形成暴虐。不过，在富勒看来，这种判断有讳疾忌医之嫌。承认法律与道德在合法性判准意义上的必然联系不会削弱法律规则的独特性，相反，是在正视道德于社会生活和法律的重要意义。为说明法律与道德在合法性判准意义上的必然联系，富勒对道德做出区分———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道德指引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信守和实践什么样的道德决定着我们过怎样的生活。古希腊哲学家告诉我们，最良善的生活应是充分实现人的德性的生活。但是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努力追求最良善的生活，但未必能够实现。我们能够保证的只
是最基本的良善生活，使生活和有序社会成为可能。义务的道德，正是引领我们实现最基本良善生活的道德。
而最高境界的良善生活对应的道德是愿望的道德。愿望的道德指示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而义务的道德则指示道德的最低点。区分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的现实意义在于，二者为我们的实践提供了不同的评价标准。实现愿望的道德，会得到赞扬，违反它不会遭到谴责。相反，实现义务的道德是我们的义务，若违反义务的道德，我们会遭到谴责，因为若违反义务的道德，我们连基本的有序社会都无法实现。当然，在道德的标尺上明确找到区分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之间的指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它值得我们讨论和重视。因为指针过高，会给人们增添很多负担;而指针过低，我们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我们需要某些基本框架来大致地区分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法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基本框架。法律可以说是对义务的道德的集中体现，法律是将这些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确保得到人们的遵守。愿望的道德很难实现，但是却间接影响着法律，因为通过愿望的道德我们能够反向判断出什么是不好的，然后在义务的道德范畴内禁止我们做这些不好的事情。这是愿望的道德对于我们提出的基本道德要求。这不是在抬高标尺中指针的位置，而是为我们明确义务的道德的内容。在富勒看来，是义务的道德构成我们建立制度和惯例的基础，它们“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由此可见，道德并不是与法律截然分离的。如果法律想要得到人们的服从，就要说明它自身反映了一种义务的道德，以及服从法律的理由是道德理由。
关于合法性判准的道德性重访哈特富勒之争的论文 一、关于合法性判准的核心争论 如果我们认同法律体系是由规则构成的体系，合法性就是指该规则体系具有法律效力。这不是法律的实效，而是指一种法律资格，不同于道德规则以及其他社会规则的资格。那么，合法性判准，就是指用以判断某套规则体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标准和条件。 (一)富勒的合法性判准 在富勒看来，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服从”这个概念至少包含了三个前提条件：第一，人们具有服从的能力和意识，能为自己不服从的行为负责任。第二，规则具有可服从性。第三，规则能够唤起人们服从的热情，比如若法律能够帮助人们实现某种道德目标，那么它更易获得公民的服从。富勒主张我们在检验规则体系R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时要去检讨R能否满足这三个条件。对于第一个条件，由于人们的确有服从规则的能力和意识，所以我们在判断某套规则体系是不是法律体系时，不用对该条件本身进行反思。 而是要看后两个条件能否包含这个条件，即能否尊重人的服从能力，尊重人作为“理性的且能够负责任的主体”这个特性。至于后两个条件，由于它们关注的都是法律如何让人们服从的问题，我们可以将它们合称为“服从理由”。第二个条件是指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法律为具有可服从性而必须遵守的程序性条件。富勒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使规则具有可服从性的条件包括以下八项程序性原则：(1)具有一般性;(2)公布法律，至少使受其影响的当事人知道他们应当遵循的规则;(3)禁止溯及既往;(4)清晰并易于理解;(5)法律体系内部不自相矛盾;(6)不要求公民做不可能之事;(7)法律在时间之流中保持连续性，不频繁修改;(8)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具有一致性。〔2〕富勒认为，这八项原则，尤其是第八项原则，在统治者和公民之间建起了一种互惠预期关系。〔3〕更重要的是，这八项原则对“人是或者能够变成一个负责的理性行动主体，能够理解和遵循规则，并且能够对自己的过错负责”保持了尊重。相反，“每一个偏离法律的内在道德之原则的事件都是对作为负责的理性行动主体的人之尊严的一次冒犯”，〔4〕所以，对于唤起人们服从法律的热情和动机而言，这八项原则也是必要的。简言之，富勒认为这八项程序性原则，是合法性判准的必要内容，被富勒称作“法律的内在道德”。 二、服从理由作为合法性判准的必要内容 (一)哈特：承认规则而非服从理由 1.承认规则作为合法性判准在哈特看来，法律体系是由两种规则构成的规则体系。这个结论来自哈特对没有法律的原初社会的设想。他认为，在这样的原初社会中，社会控制的唯一手段是科予义务的规则。然而，这样的社会结构，面临如下三个问题：(1)没有权威来确定规则是什么以及某个规则的精确范围与含义，即“不
“哈特—富勒”论战的回顾与思考 庄慧娴 （班级：2013级法学研究生学号：20132203135）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和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富勒围绕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了长达十多年的论战。两人各自提出核心命题：哈特的命题是法律与道德之间是分离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富勒的命题是法律本身必须包含内在道德，法律是规则治理的有目的的事业。而法律与道德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价值判断，法律只不过是表现为法律形式的那部分道德，并且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人们能达成道德共识，道德可以作为法律的基础。 关键词：哈特富勒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犹如“法律是什么”这样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在西方法理学界被长期予以关注和讨论。２０世纪中叶，西方法学界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论战,交战的双方分别是哈特与富勒，论战的主题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哈特－富勒”论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仅指哈特与富勒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书面交锋。即二人于1958年发表在该杂志第71卷第4期上的《实证主义与法律和道德的分离》以及《实证主义与忠于法律—答哈特教授》。但在广义上，其时间跨度则长达10余年之久。①这场论战的硝烟早已褪去，但两位法理学巨擘在西方法学界掀起的涟漪却久久不能平息。它留给后人这样一个印象：以富勒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主张道德是法律存在的依据和评价标准。在他们看来,道德法则是自然万物的理性最高法则, 一切其他的法则都应当符合而且必须符合这项原则,否则将不能称其为规则。而以哈特为代表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他们主张法律与道德相分离,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②本文试图通过解析这场论战所包含的的实质内容探讨其对现代法治实践的意义。 一、哈特：法律与道德的分离 哈特在《实证主义及其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一文中，以重述法学史上被他归入实证主义阵营的一系列法学家，特别是边沁与奥斯丁对于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立场和态度的方式，进一步重申了实证主义的分离主张, 即“实际上是这样的法与应该是这样的法的分离”。从这个分离命题的语言表述来看，哈特所代言的实证主义所主张的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其实是指实在法与应然法之间的分离。“分 作者简介：庄慧娴，安徽财经大学2013级法学研究生，民商法方向。 ①刘春兴：《哈特－富勒论战的回顾与反思》，《嘉兴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102页。 ②吴真文：《试论哈特法律与道德划界限度的思想》，《道德与法》，2009年第4期，第103页。
略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读哈特《法律的概念》 《法律的概念》一书是新实证分析法学派大家哈特的代表作，该书作为二十世纪法哲学领域的扛鼎之作，细致而深入地阐述了哈特的法理学思想。该书共十一章，大致可被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是涉及法理论问题与概念分析的研究方法，第二至第四章主要用以说明奥斯汀的命令理论为何是错误的，第五至第七章是哈特对于其自身理论之立场的具体阐明，第八章和第九章围则是绕着道德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的关系而展开论述，最后一章则回到国际法是不是法的问题当中。由于该书理论体系较为宏大，且哈特教授写具该书时的时代背景性极强，理论观点的交锋甚多，加之笔者自身法学理论基础薄弱，因此在本文的写作中，笔者仅就《法律的概念》一书中所提及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展斗胆尝试针对其中的一些观点与哈特教授进行对话。 在《法律的概念》一书的前言开篇中，哈特教授写道“这本书的目的，是想要促进对于法律、强制（coercion）与道德的理解，这些社会现象虽不相同但相互牵连”1。对于该书想要阐述的核心观点，读者从书名中便可窥知全貌：该书书名为“法律的概念”，换言之，即针对“法律是什么？”这一千古难题的探讨。但是，古往今来，对“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探讨，均无法绕过一个话题——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哈特教授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的论述亦是如此。尽管在书中哈特教授花了极大的篇幅批判奥斯汀的“法律—命令”说，并且引入“法律—规则”说来阐述法律的产生与存在形式，但最终还是回归对“法律—道德”这对矛盾关系的论证，尽管最终得出的结论稍显偏激，但按图索骥，读者还是可以发现：在与各家观点交锋的过程中，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论证始终萦绕其间。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法律的概念》一书的目的在于向人们阐述“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但对这一问题阐述的核心在于运用各种分析方法厘清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旧实证分析法学派还是以哈特为先河的新实证分析法学派，其与自然法学派最明显的区别即在于二者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处理方式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谈及此，就不得不回顾自然法学派与实证分析法学派的交锋缘由，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场交锋的结果是哈特教授写作《法律的概念》并开创新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直接原因。 自然法学派与实证分析法学派的交锋源于二战结束后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审判中，纳粹战犯主张其行为均有法律依据，因此应当无罪，于是自然法学派提出“恶法非法”的观点，认为法律与道德必须有内在的一致性，若实在法违背社会道德，那么此法即为非正义的，便不具备道德层面的效力，因此不具备法律层面的效力。与之相反，分析派法学则坚定地认为
法理学的基本问题：法律是什么？ 一、“古典争议”的基本内容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两千多年来法律思想史上的一件名案，至今仍争论不休，无法解决。耶林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乃法理学上的好望角，法学的航海家如要克服那危险，可能遭遇全船沉没。所有的规范法理学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在次问题上形成的流派，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大理论领域：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 1、“古典争议”的表达方式： 一般表达方式：法与道德在概念上有无必然关联？ 具体表达方式：实证法与自然法有无必然关联？ 具体表达方式：存在的法与当为的法有无必然关联？ 哲学上的表达方式：实然与应然是否截然二分？ 哲学上的表达方式：事实与价值是否截然二分？【休谟问题：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必须二分。休谟展开如下推理：首先、人类理性（或研究）的对象可以自然分为两类：观念的关系和实际的事情。属于第一类的，只需要依赖直觉的确定性而非既存的任何事物就可获得。第二类知识的获得并非由先验的推论得到，完全是根据经验连结在一起的。因此，我们的理性如果不借助经验，那么他从真正存在的和实际的事情中也不能推得什么结论。其次、休谟讨论了理性的作用。他认为理性的作用在于发现真或伪。对真或伪的判断的关键在于对观念关系是否符合，或者对实际存在的事情或事实是否符合。因此，凡不具有这中符合或不符合关系的东西，既不能称为“真”，也不能称为“伪”，并且永不能成为我们理性的对象。因此，由于情感、意志等都无法用“真”或“伪”进行评价，它们就丧失了成为理性之研究对象的资格。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休谟在讨论道德命题时，发现他所遇到的不再是事实命题中通常所采用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这些命题是以“应该”或“不应该”联系起来。因此，既然这个“应该”或“不应该”表示的是新的关系，就无法适用于由“是”或“不是”进行连结的领域。】 2、一元论的立场： A、思想来源：
哈特（Herbert Lionel Adolphus Hart，1907 –1992）与富勒（Lon Luvois Fuller，1902 –1978）之争 引子：二十世纪的两场法学大战 一、时代背景 1、二战结束，清算二战和第三帝国法哲学遗产，从拉班德的国家学到拉德布鲁赫 的法哲学 2、拉德布鲁赫的自然法转向：不可容忍公式，公民不服从 3、战后法庭：告密者案（审判四人帮，电影《朗读者》） 4、阿伦特（Alendt）“平庸的恶”（《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5、怨毒的告密者案：1951年，《哈佛法律评论》摘要报道了一个德国法院裁决的告 密者案：被告决定摆脱她的丈夫——一个长期服役的德国士兵，丈夫在探亲期间 向她表达了对希特勒的不满。1944年，被告向当局告发了丈夫的言论，并出庭 作证，军事法庭根据纳粹政府1934年和1938年发布的两部法令，判定该士兵 犯有发表煽动性言论罪和危害帝国国防力量罪，处以死刑。经过短时期的囚禁 后，他未被处死，又被送往前线。战后，被告和军事法庭的法官被交付审判， 检察官根据1871年《德国刑法典》第239条，起诉二人犯有非法剥夺他人自由 罪。1949年班贝格(Bamberg)地区上诉法院在二审中判定涉案法官无罪，但被告 罪名成立，因为她通过自由选择，利用纳粹法律导致了她丈夫的死亡和监禁， 而这些法律“违背了所有正派人士所持的健全良知与正义感”。[3]1005报道最后 提到了拉德布鲁赫1946年著名的文章《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该文被法 律实证主义者解释为标志着拉德布鲁赫从实证主义向自然法的转向，在其中他 提出了一个类似“恶法非法”的拉德布鲁赫公式：通常情况下法的安定性应居于首 位，即便法律不善也不能动摇安定性，但如果安定性与正义的冲突达到了“不能 容忍”的程度，法律已经沦为“非正当法”（false law，unrichtigesRecht），法律就 必须向正义屈服。看起来，班贝格法院的判决推理似乎与拉德布鲁赫公式是一 致的 二、英美法传统比较 1、美国的自然法传统：欧洲传统（洛克、潘恩），宪法作为高级法（道成肉身），从独立宣 言到权利宣言（美国革命，民权运动） 2、英国的法律实证主义传统：英国的保守主义，从霍布斯、边沁到奥斯丁 四、富勒与哈特之争 1、从1958年《哈佛法律评论》同期发表哈特教授的“实证主义与法律和道德的分离”，以 及富勒教授针锋相对的大作“实证主义与忠实于法律———答哈特教授”，1961年哈特推出《法律的概念》一书，富勒教授则于1964年出版《法律的道德性》一书。次年哈特教授撰写对《法律的道德性》书评，而富勒也不甘示弱，于1969年《法律的道德性》再版时加以反击
论富勒的法律内在道德观及现实意义 作者：谭锦 来源：《法制博览》2015年第07期 摘要：作为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这一著作中强调了法律与道德不可分割的关系，法律内在道德观成为新自然法学的精髓，对西方法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以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为研究文本，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及历史考察法等研究方法，对法律的内在道德理论的提出进行了脉络分析和定位，加深对该理论的理解，并据此指明法律内在道德观的理论价值及对我国法制建设存在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富勒；法律的内在道德；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9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5）20-0068-02 作者简介：谭锦（1988-），重庆奉节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界永恒不变的辩题。其中，上世纪中叶针对“告密者案件”的判决，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富勒与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哈特展开的多次论战在西方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两人的多次论战中，关于“恶法非法”和“恶法亦法”的争论促成了新自然法学和新分析法学的形成。1964年，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这一著作中，系统的阐述了法律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创新性地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律程序规则自身的内在要求，重新确认了法律的道德性，并借助两种道德的区分，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本文以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为研究文本，对法律的内在道德理论确立进行了脉络分析以加深对该理论的理解，并提出法律内在道德观对我国法制建设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法律内在道德理论的确立 （一）理论提出背景 1.告密者案件 告密者案件是哈富论战的导火线。1984年二战期间，一位德国军官在家里向他的妻子表达了对希特勒及纳粹政府的不满，但他的妻子在这位军官服役期间有了外遇，因此，妻子为了遮掩出轨的事实向当地纳粹政府告发，导致这位军官被纳粹政府判为死刑。但是，死刑还未执行前这位军官被送往战争前线作战，直到二战结束后，军官回到家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他的妻子意图谋害他，要求追究她的法律责任。但妻子在审判过程中坚决认为她根据当年纳粹德国政府制定的法律向政府告发丈夫的不法言论不过是尽到公民的法定义务，应是无罪的。最终法院引用法律之外的道德观念，认为纳粹政府制定的法律违背人的健全良知和道德观念，是无效的法律，判定妻子因谋害丈夫使其入狱的行为有罪。
《法律的道德性》的目录信息 目录简介 一两种道德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道德尺度伦理学语汇与两种道德边际效用与愿望的道德 互惠与义务的道德在道德标尺上确定指针的位置奖赏与惩罚 二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造法失败的八种形式造法失败的后果追求合法性之完美境界的愿望 合法性与经济计算法律的一般性颁布溯及既往型法律法律的清晰性法律中的矛盾 要求不可能之事的法律法律在时间之流中的连续性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 合法性作为一项实践技艺 三法律的概念法律的道德性与自然法法律的道德性与实在法的概念科学的概念 本书提出的法律观所遭遇的反对观点哈特的法律的概念 法律作为有目的的事业和法律作为社会力量的表现事实 四法律的实体目标法律的内在道德相对于实体目标的中立性作为有效性之条件的合法性 合法性与司法法律的道德性与针对所谓无法被界定之罪恶的法律 法律的道德性中隐含的关于人的理解有效法律行动的限度问题法律的道德性与经济资源的分配 法律的道德性与制度设计的难题制度设计作为一项如何有效利用资源的难题 界定道德共同体的难题一部实体性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 五对批评者的回应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结构对合法性原则的最低限度的尊重对于一套法律体系的存续来说是否必需合法性诸原则是否构成一种“法律的内在道德”这场讨论的一些寓意 对《法律的道德性》的评论文章一览表附录怨毒告密者的难题 索引 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法律的道德性”这一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以及法律的概念及本质等问题，是美国公认的法学经典著作之一。全书共分五部分，1、两种道德；2、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3、法律的概念；4、法律的实体目标；5、对批评者的回应。 法律的内在道德：一种通达目的性事业的观念 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命题向来是无法回避的，耶林曾将其称为法理学中的好望角，是任何一个想在法理学的海洋中徜徉的人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弯。二十世纪中期哈特与富勒之间的论战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他们之间曾先后有过三次直接的交锋，[1]并且也相继吸引了众多论者的积极参与，这次论战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西方法理学界一个重大学术事件。《法律的道德性》[2]一书就是富勒在这次论战的大背景下写就的，它是富勒本人法理学主张的全面展现，是其思想发展的颠峰之作。 为论证其基本立场即法律与道德之间具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富勒引入了“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的区分，并借助这一区分提出了另外一组相对应的观念，即“法律的内在道德”与“法律的外在道德”。法律的外在道德主要是指为传统的自
浅析合法性判准的道德性：重访哈特富勒之争 一、关于合法性判准的核心争论 如果我们认同法律体系是由规则构成的体系，合法性就是指该规则体系具有法律效力。这不是法律的实效，而是指一种法律资格，不同于道德规则以及其他社会规则的资格。那么，合法性判准，就是指用以判断某套规则体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标准和条件。 一富勒的合法性判准 在富勒看来，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服从这个概念至少包含了三个前提条件：第一，人们具有服从的能力和意识，能为自己不服从的行为负责任。第二，规则具有可服从性。第三，规则能够唤起人们服从的热情，比如若法律能够帮助人们实现某种道德目标，那么它更易获得公民的服从。富勒主张我们在检验规则体系R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时要去检讨R能否满足这三个条件。对于第一个条件，由于人们的确有服从规则的能力和意识，所以我们在判断某套规则体系是不是法律体系时，不用对该条件本身进行反思。 而是要看后两个条件能否包含这个条件，即能否尊重人的服从能力，尊重人作为理性的且能够负责任的主体这个特性。至于后两个条件，由于它们关注的都是法律如何让人们服从的问题，我们可以将它们合称为服从理由。第二个条件是指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法律为具有可服从性而必须遵守的程序性条件。富勒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使规则具有可服从性的条件包括以下八项程序性原则：1具有一般性;2公布法律，至少使受其影响的当事人知道他们应当遵循的规则;3禁止溯及既往;4清晰并易于理解;5法律体系内部不自相矛 盾;6不要求公民做不可能之事;7法律在时间之流中保持连续性，不频繁修 改;8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具有一致性。〔2〕富勒认为，这八项原则， 尤其是第八项原则，在统治者和公民之间建起了一种互惠预期关系。〔3〕更 重要的是，这八项原则对人是或者能够变成一个负责的理性行动主体，能够理解和遵循规则，并且能够对自己的过错负责保持了尊重。相反，每一个偏离法律的内在道德之原则的事件都是对作为负责的理性行动主体的人之尊严的一次冒犯，〔4〕所以，对于唤起人们服从法律的热情和动机而言，这八项原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