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012第二学期《公共政策概论》作业（一）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不得分。
1.20世纪50年代提出区分公共与私人物品的代表性观点的是（ C ） A 亚当?斯密 B 杜威 C 塞缪尔森 D 布坎南
2.“关于制定政策的政策”指的是（ D ） A 基本政策 B 具体政策 C 经济政策 D 元政策
3. 提出“政策是组织的产物”的理论模型是（ D ） A 系统模型 B 过程模型 C 团体理论模型 D 制度理论模型
4.在政策客体的立体运行层面上，政策过程的起点是（ B ） A公民 B社会公共问题 C目标团体或政策标的物 D利益矛盾
5. 整个公共政策体制的核心和中枢系统是（ C ） A信息子系统 B咨询子系统 C决断子系统 D执行子系统
6.政策方案形成的中心环节是（ C ） A政策问题 B政策议程 C政策规划 D政策方案抉择
7.检验政策方案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B ) A政策制定过程 B政策执行效果 C政策评估标准 D政策监控程序
8.监控的根本目的是（ A ） A纠正系统偏差 B保障系统目标的实现 C实现政策的合法化 D实现政策终结
9. 采用渐进的方式对公共政策进行终结，以消除公共政策终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公共政策终结的形式是（ C ） A公共政策合并 B公共政策分解 C公共政策缩减 D公共政策废止
10.力求回答“因为什么”、“为了谁’、“为了什么目的”、“多大风险”、“应优先考虑什么”等等问题的政策分析方法属于（ B ） A行为研究 B价值研究 C规范研究 D可行性研究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3分，共15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有二个至五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少选或未选均不得分。
1. 当涉及公共政策的功能作用时，可将公共政策分为（ ABCD ） A 分配性政策 B 调节性政策 C 自我调节性政策 D 再分配性政策 E程序性政策
2.中国国务院享有的行政职权有（ ABCD ） A行政立法权 B提案权 C行政管理权 D人事权 E一定范围的戒严权和建置权
3. 政策问题的特征有（ ABCD ） A相互依存性 B主观性 C人为性 D动态性 E规划性
4. 对公共政策终结存在抵触心理的人员主要有（ ACD ） A政策受益者 B政策受害者
C政策制定者 D政策执行者 E政策评估者
5. 系统方法的显著特点是（ ACE ） A整体性 B阶段性 C综合性 D相对性 E最优化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10分，共30分)
1.简述政策分析的新制度主义途径的基本观点
答:新制度主义是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行为主义”风潮以来，另一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主流思潮。基本假设：人不能在真空中思维和行动，而是在制度中进行。制度决定思维与行动！新制度主义中，制度的作用主要被界定为通过在不确定上设置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其中，市场和政府是有效地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两种社会制度。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新制度主义将制度结构视为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单元结构，对个体、机构或群体形成制约，并在历史的长河中，对个体形成预期和习惯，从而形成路径依赖.
2.简述政策方案抉择应该遵循的要求与标准
答:1.信息完备原则。
2.系统原则。
3.科学预测原则。
4.效益原则。
5.可行原则。
6.创新原则。
7.民主参与原则。
3.简述人民群众及人民团体的政策监控
答:监控的直接目的是纠正系统偏差，根本目的在于保障系统目标的实现。政策监控是政策监督与政策控制的合称，是为了实现政策的合法化与保证政策的贯彻实施而对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等活动进行监督与控制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保证政策系统的顺利运行，提高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质量，促进既定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提高政策效率。政策监督是指对政策运行状态信息尤其是政策运行偏差状态信息的获知；政策控制则是对政策运行偏差状态的纠正.
四、论述题（20分） 试述影响公共政策评估失效的因素
答:一；政策评估的误区
（一）主观误区 政策评估者出于各种可能的不良动机，有意识在夸大或缩小、掩盖或曲解评估中的某些事实，或者混淆评估中得某些是非原则，以求实现某种特殊的目的。
（1)以表象取代事实（2）以形式取代研究（3）以政治取代科学
（二）客观误区
政策评估主体的主观动机虽然是正当的，评估方法亦是合理的。但由于客观评估条件的限制，评估的过程和结果并不一定反映客观的真实，或者不能准确的反映客观的真实，或者不能全部反映客观事实。
二、政策评估的障碍
（一）来自公共政策本身的障碍
1.政策目标的不确定性
2.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
3.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
（二）来自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障碍
1.认识上的误区
2行动上阻扰
（三）来自评估者的障碍
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评估者不能超脱私立而影响
形式评估，其二是评估者的素质和能力不足。
（四）来自评估条件的障碍
1.资料不足
2.经费不足
（五）其他方面的障碍
1.政策成本与收益不易核算
2.政策评估结果闲置无用
五、案例分析题（15分）据调查，1991年，北京城区、近郊区的狗约有2万余只。到1993年却达到了7．5万只左右，加上郊区的狗的数量，总共达到19万多只。城区、近郊区的7．5万只狗中，观赏狗占50％左右，居全国之首。虽然养狗者在北京城区280万户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狗所造成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据粗略统计，1991年，约有3万人次被狗咬伤；1992年约有4万人次被狗咬伤；1993年约有5万人次被狗咬伤；而1994年1—9月约有4．5万人次被狗咬伤。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的门诊室，开诊数月来，平均每天有20多人就诊咨询。被狗咬伤来就诊者的高峰期是1994年4月份。其中不少患者是因去朋友家做客而被狗咬伤的。养狗问题已经不是私人问题而是需要有关部门加以重视和解决的严重的公共问题。在1994年4月北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占出席会议代表人数59．4％的476位代表，提出了限养或禁养议案。不少人大代表在提出议案期间，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们发现多数居民对养狗的反应极其强烈，其中不少人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直接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与团结。而少数养狗者也希望自己所养的狗有人来管理，保护狗的生存权。市人大代表们还发现，少数素质不高的养犬者，竟然纵容自己的狗在公共场所狂叫、便溺。北京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群众的意见，在广泛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照了国内外相关的法规和政策，推出了《北京市关于严格限制养犬的规定(草案)》，提交常委会讨论。在具体讨论中，常委们对若干细节问题争执不下。面对着关系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的大事，北京市十届常委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广泛征求市民意见，再作决定。从1994年4月，476位人大代表提出禁养或限养的议案，到市十届人大十四次常委会通过，这期间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来征求市民意见。全市18个区(县)共召开座谈会5352个，共有154307人直接对草案修改稿发表意见与看法。至于那些间接关心、议论此事的人就更多了。其中，对规定草案表示赞成的有132467人，占85．?8％；主张完全禁养的有15971人，占10．4％；认为不宜立法或持否定态度的有5869人，占3．8％。一个地方性法规，由这么多人直接参与讨论，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是空前的。按照多数市民的意愿，以及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到会的常委会委员，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限养规定，并决定于1995年5月1日起开
始实行。 结合案例，谈谈公民在政策系统中参与政策过程的方式。
答:现代民主国家是法治的国家，公共政策的合法化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原则。公共政策合法化，简单讲就是指“最终被采纳的政策方案，在进入实施之前通过各种必要的行政程序和法律程序，使之在人们心中建立合法地位，被认可接受的过程”①。公共政策的合法化要求包括政策规划、政策问题认定、政策议程、政策决定、政策执行、政策修改在内的政策的全过程，至少在形式上都必须符合法律规范或者传统规范。只有政策具有合法地位，它才具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才能获得公民的认同和遵从。否则，政策的执行过程必然遭遇困难和阻碍。而需要注意和指出的是，公民参与对于公共政策合法性地位的确定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案例中就说明了公民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
一般而言，公共政策的对象是广大公众，其目的在于维护广大公众的共同利益。从本案例可以看出，”限制养犬”这一规定的直接对象是养犬者，但是不难发现，其他的公众也是潜在的政策对象和政策受益者。案例中提到，狗在北京造成的危害是巨少岣，不仅伤害了他人的身心健康，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市容卫生和居民的安宁生活；不仅伤及他人，而且连狗的主人也会因此而惹上麻烦甚至是吃官司。因此养狗问题已经跳出了单纯的私人问题范畴，而成为了、秆，具有普遍性的急需政府加以干预和解决的社会问题。由此可见，限制养犬问题是完全可以纳入政府政策议程的，而政府政策议程的建立是以社会上广大公众对于养犬危害以及限制养犬的讨论不断加剧为基础的。
制定政策、解决问题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制定出来的政策能否反映和表达公共利益，能否获得公众的认同和支持，则成为了影响该政策是否具有合法性地位、是否具有可执行性的关键因素。北京市在制定“限制养犬”政策的时候，非常重视群众意见的表达。在草案出台前后，都广泛地征求市民的意见。而且对于市民的不同意见进行分析和综合。这也充分体现了公民意见对于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的重要作用。正是公民广泛的讨论才推动了政府“限制养犬”政策草案的出台，正是公民的意见完善了这一草案。这样一个充斥着公民意见和表达公民要求的政策也必将获得公民的支持，从而获得到合法性和可行性。
政策在征求公民意见之后，就进入了审议的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政策仍然要经历多次的修改和完善，其中大多是根据代表们的意见而进行，而代表们的意见大都来自于在群众中的调查，是群众利益要求的集合。在案
例中提到，在最初的议案中，大多数代表的意见是“禁养”，但是经过广泛征求市民意见之后，代表们发现“禁养”在一定程度上会伤及一些普通市民的感情，从而会导致他们的不满，因而在审议的时候将“禁养”变成了“严格限养”。这样就在公众利益和养犬的特殊人群之间达成了妥协，使得养犬者不会伤害到他人和社会，又能照顾到少数特殊情况的养犬者的利益要求。在审议登记注册费数额时，代表们也在充分尊重市民意见基础上进行了区别对待，有理有节，充分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市“限制养犬”的规定才得以顺利地通过了审议，并决定施行。
从这案例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政策问题认定的过程中，还是在政策规划以及政策议程等环节上，北京市“限制养犬”政策的出台都充分体现了公民参与，政府是在尊重民意和了解民意的基础上制定公共政策的，这也是使得该政策合法性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因。试想，如果政府在制定该政策的时候不能广泛地征求群众的意见，而是根据一些代表的主观性认识而采取“完全禁养”的规定，在登记注册费数额上也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这样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遭遇信任危机，并由此导致执行困境，反过来执行困境的出现又会导致更大的信任危机的出现。一旦出现这样的恶性循环，那么政策的合法性将彻底丧失。失去了合法性的公共政策，也就成了不得人心的政策、失败的政策。
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一定要广泛地征求广大公众的意见。并且要对这些意见进行分析，要区别对待不同群体的意见表达，要分清轻重缓急，分清主次，抓住问题的主要方面，以便整合不同的意见，协调出一个能让政策的不同影响群体都能满意、至少能让最大多数市民满意的政策方案。如果政策方案符合多数群众的利益的同时又能够照顾到特殊少数群体的利益要求，那么这样的政策方案就会在更广泛层次获得其合法地位，从而也有利于政策的执行和政策目标的实现。
此外，从政策方案规划的角度来考虑，“限制养犬”政策在政策问题的界定、政策目标的确立、方案的设计和方案的抉择等方面均体现了群众利益至上的特征。如前所述，政策问题的界定是以广泛的群众讨论为基础的；关于政策目标确立为“禁养”还是“限养”的争论的最终解决仍然是以群众的利益为依归的；方案的设计上更能体现群众的利益要求，避免一刀切的做法迎合了不同层面的公众的要求；而方案的最终抉择过程由于有了充分的讨论而变得顺利了许多，只要意见统一到了群
众的利益上，那么共识就能够轻松地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