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辩诉交易；诉讼【论文摘要】：辩诉交易制度，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仅经历了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该项制度从产生、发展到成为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没有辩诉交易，然而我国的一些刑事法律制度及刑事政策无疑同样蕴含着辩诉交易的精髓。一、辩诉交易概述辩诉交易（Plea bargainging）,又称辩诉谈判（plea negotiation）或者辩诉协议（Plea agreement）, 是指控诉方与辩方律师在对抗式审判中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所进行的协商和交易，由检察官减少或降低起诉书所载的罪状（如将其中一项或几项重罪撤销）或者降低被告人用的刑罚来吸引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1] 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制度之一。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词，辩诉谈判至少自1804年以来就有某种形式存在于美国，但当时控辩双方都保持审慎而半公开的态度行事。联邦最高法院对辩诉交易虽然持否定态度，但也没有过多干涉个州法院的类似处理。直到1970年，辩诉交易的合法行才被确立。[2]1974年《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将辩诉交易作为一项诉讼制度确立下来，使其法典化、制度化。二、辩诉交易的社会生态环境辩诉交易制度从实际发展到载入《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并被广泛应用并不是偶然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契约文化、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司法资源的有限等因素息息相关。（一）直接原因--刑事案件积压和司法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贸度的加剧，犯罪案件也急剧增长。繁琐的正式诉讼程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造成法院案件堆积如山。这时，辩诉交易便应运而生，它不仅可以缩短法院处理案件的时间，节约了司法资源，[3]而且大大提高了结案效率，大大缓解了法院的负担。司法界人士在评价辩诉交易制度时普遍认为，如果没有这一制度，没坏整个刑事司法体系将会面临崩溃的危险。（二）法律基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中，控辩双方均为平等的当事人, 从检察官的心理来讲, 没有大陆法系检察官对被告人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所具有的心理优势, 这是检察官从事辩诉交易的心理基础。法律制度对检察官的法律定位, 决定了检察官的心理定位。当事人主义所具有的高度对抗性, 对控辩双方来讲, 都是高投入、高风险。基于无罪推定原则, 检察官要承担举证责任, 并且证明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检察官还要尊重被告人的沉默权, 还要防止违反程序法而承担非法证据被排除的可能。但即使如此, 鹿死谁手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为了减少这种高投入以及不确定的高风险, 检察官乐于进行辩诉交易。律师在对抗中如果处于不利地位, 既会减少收入, 还会失去潜在的客户, 影响未来的收入, 辩诉交易对律师来讲, 不是最好, 但是要比法官按照检察官指控的罪名及要求进行判决要好。辩诉交易对控辩双方来讲, 就成为了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 这是辩诉交易在美国较为普遍的法律制度基础之一。在美国，检察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样检察官就有了同被告人进行交易的资本。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 被告人是诉讼的主体, 被赋予了沉默权, 为了抗衡与抵消沉默权的影响, 以减少指控、量刑减让、降格指控为诱饵, 使被告人志愿作出有罪答辩。对大多数没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的国家来讲, 特别程序是比辩诉交易更好的一种选择, 如德国、荷兰、中国等。美国师制度较为完善，嫌疑人、被告人在某些主要的诉讼环节有免费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警察在讯问嫌疑人时, 律师有讯问在场权, 律师在侦查阶段就有调查取证权, 律师在庭审之前有通过证据开示获得检察官有关指控证据的权利, 正是完善的辩护制度, 形成了辩诉交易的又一个基础。没有发达的辩护制度, 被告人一方就无法掌握诉讼信息, 无就可能的判决的结果进行合理与科学的预测, 就不存在进行辩诉交易的信息基础与判断的合理前提。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进行了一些限制, 如没有确立讯问嫌疑人时律师的在场权, 在侦查阶段律师的作用受到限制,没有也不需要证据开示制度, 因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中检察官把起诉材料会随案移送给法官, 辩护人可以在法院查阅到起诉的有关证据。总而言之,以当事人主义为核心的诉讼模式, 发达的律师辩护制度, 检察官高度的自由裁量权, 被告人的沉默权等一
系列相互影响、完整的诉讼制度构成了辩诉交易的法律制度前提。 [!--empirenews.page--] （三）心理基础--契约文化契约自由观念所包含的自愿、平等、合意、互利、互约等原则能够使交易的过程处于相对稳定和确定的状态，增加交易结果的理性和效益，克服交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摆脱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辩诉交易制度的出现正是这种契约自由观念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重要反映。这一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克服了正规刑事审判和由此而产生的刑事判决的非合意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避免了两败俱伤的结果，满足了人们追求未来生活确定性#避免冲突的欲望。这些充分阐释了合意和互利这两个契约理论的基本原则，同时为了保证交易的自愿性规则要求法庭在接受有罪答辩前要在公开法庭亲自询问被告，确认答辩是自愿的。同时还应当让其充分了解认罪答辩的后果，否则不能接受被告人的有罪答辩。[4]为了保证交易的平等性，规则要求被告人的有罪答辩一定要在其律师的帮助下才能作出，而且要求辩护律师必须从被告人利益出发。无疑，只有律师的帮助才能使被告人在交易过程中获得与控方的检察官相同的手段上的平等武装。为了保证交易的互约性，防止出现类似合同中的"毁约"行为，规则规定如果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是在经宣誓或者公开记录在案或其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而随后又撤回答辩的，在因伪证或虚伪陈述所进行的刑事诉讼中，这一陈述将被用来作为反对他的证据。而如果控方的检察官只是通过辩诉交易引诱被告作有罪供认却并不兑现其所作出的承诺，那么被告有权撤回先前的有罪答辩，而且明确规定已被撤回的答辩不得作为不利于该被告的证据。可见，契约自由的文化与精神是辩诉交易得以产生的观念前提，也只有在强调契约自由的文化环境中辩诉交易才能获得合法性基础。[1][2]下一页 (四)实用主义哲学按照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杜威的观点：思想、概念和理论只不过是人为了达到目的的工具，只要它们对机体适应环境有用，它们就是真理。[5]在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的支配下，司法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而不是追求绝对的理想的公正，绝对的理想正是不存在的。只有在现实中能够实现的公正才是有价值的。辩诉交易正是美国人崇尚实用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对检察官来说，选择辩诉交易可以在对其他更严重罪犯的起诉中获得该交易对象的证言或其它合作，也可以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避免在法庭上败诉的风险。对被告方来说，可以使被告人避开较重的刑罚，同时免遭长时间等待审判和经历审判的心理压力与精神折磨。对于被害人而言，辩诉交易能够避免判决的不确定性，使被害人避免不愉快的作证经历，并且使得被告人尽早得到惩处。因此，对被告人深恶痛绝的被害人出于上述考虑，也会倾向于选择辩诉交易的方式来处理案件。对上述各方而言，通过辩诉交易均能获得利益，这正是他们乐于接受这项制度的内在原动力，正是鉴于辩诉交易的这种实用性。虽然有很多人反对，但是美国公众仍然认可了辩诉交易的合理性，进而接纳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三、我国是否应引入辩诉交易制度[!--empirenews.page--] 2002 年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第一次正式公开适用辩诉交易审结了一起刑事案件,该案庭审时间不超过半小时, 当事人对审判结果也未提出异议。此案的处理方式引起了人们对辩诉交易的广泛关注，出现了赞成说、反对说和折中说三种立场。赞成说, 认为辩诉交易具备现实合理性,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并实现多方满意。我国立法虽未确立辩诉交易,但类似的"妥协正义"仍可在制度及司法实践中找到生存的空间,因此支持辩诉交易的制度化。[6]折中说认为辩诉交易确乎存在多项优点而值得借鉴,但其侵蚀程序正当化、导致罪刑失衡等弊端亦不容小视。我国在移植辩诉交易时须保持理性态度,并建议进行制度试点以稳妥考察制度效益。[7]否定说认为辩诉交易有悖于我国立法规定及法律精神,且极易滋生"暗箱操作"、"钱权交易"等司法腐败行为,据此呼吁拒斥辩诉交易。[8] 如同辩诉交易在美国产生的直接原因，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刑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司法机关力不从心，负担明显增大。与改革前的1997年相比，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数上升了60.4％，移送起诉犯罪嫌疑人数上升了63.8％，批捕率从85．9％上升到89．9％，起诉率从82.2％上升到97.6％。[9]。1998年至2002年
来，人民检察院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3，601，357人，提起公诉3，666，142人，比前5年分别上24.5％、30.6％。[10]在案件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公检法机关即便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仍存在人员短缺，办案经费不足的窘境，其负面效应就是案件久拖不决，大量积压，以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羁押。所以，确立一个便捷的诉讼程序和审判模式处理案件无疑是有益的，符合资源合理配置的价值观念。辩诉交易是案件提起公诉后法官对控辩双方已达成协议的形式确认，无需按审判环节逐一进行操作。针对实务部门来讲，检察官对案件的审查只是工作精力投入的一部份，而大部分精力则要投入在案件提起公诉后按正规庭审程序审判前的充分准备和庭审中开展举证、质证与辩护人交锋辨论之中。对于审判人员则需要投入到庭前程序审查，庭审组织、庭后合议等繁琐工作。如果采用庭前形式确认，就可以大大减少检察官、法官精力，节省资源，提高效力。然而，中国目前尚不具备移植辩诉交易的法律条件。虽然1996 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一些特点, 但并没有摆脱职权主义的模式, 中国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有限, 辩护制度尚不完善, 被告人没有被赋予沉默权,被害人是当事人一方, 并且中国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每一个阶段起主导作用的专门机关各不相同, 前一阶段对后一阶段的影响有限,我国司法的公信力也决定了我们不宜引进辩诉交易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4 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的简易程序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的若干意见(试行) 》中规定的普通程序简易审是现阶段我国简易程序的较好选择。实践的先行表明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有其必要性，但是我们也应明确辩诉交易制度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持以及要与一个国家的诉讼文化相契合。是移植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还是运用本土资源建立与辩诉交易相类似的制度要依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而定。 [!--empirenews.page--] 参考文献 [1]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Brady https://www.doczj.com/doc/022543095.html,A一案确立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 [3] 美国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 伯格曾说："即使将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从目前的90％降到80％，用于正式审判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的投入也要增加一倍。
论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又称辩诉协商（Plea Negotiation）或者辩诉协议（Plea Agreement），它是指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和讨价还价，检察官通过降低指控或者向法官提出减轻量刑的建议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一种活动。也有学者认为，辩诉交易是指“被告人对刑事指控作有罪答辩，以换取国家对案件的合理考虑”。[1]（P385）辩诉交易制度，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仅经历了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该项制度从产生、发展到成为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没有辩诉交易，然而我国的一些刑事法律制度及刑事政策无疑同样蕴含着辩诉交易的精髓。司法改革客观要求加大辩诉交易的运用，在改革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同时，可以分步设立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我国的辩诉交易应当规范化及制度化，同时鉴于特定的制度背景，应注意在立法上为其确立一定的限度，以促进辩诉交易良好运作，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与效益。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的实践20世纪30年代就已在美国出现，但一直处于“地下交易”的状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0年的布拉迪诉美国案（Brady.V.U.S.A Brady United States,379,U.S.742,752-53[1970年]）的判决中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制度的合法性。[2](P53) 1974年7月1日修正施行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对“辩诉交易”作了明文规定。从此，“辩诉交易”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而如今的美国，辩诉交易已经占据刑事诉讼的主要舞台。在美国，90%的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来解决的。由于辩诉交易具有结案快、效率高，有利于解决案件严重积压的问题以及能够减轻刑事司法系统的巨大压力等优点，并使得控方在证据不甚充分的情况下也可获得的被告人的定罪，所以一经问世即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尽管美国有反对者对辩诉交易程序提出种种非议，但是，辩诉交易制度在没有增加法官、检察官数量的情况下迅速解决了大量的刑事案件，节约了有的司法资源故此为司法部门乐于采用。辩诉交易已是确保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没有它，“整个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3]（P64） 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自己的实体权力和程序权力进行的处分。在实际的操作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辩诉交易的参与主体 辩诉交易的参与主体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代表被告人），他们对案件的处理进行讨论、
浅析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摘要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被告人通过委托辩护律师同检察官之间就被告人所触犯的罪名及相应的量刑进行私下的协商，从而达成交易的刑事司法制度。当前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运用于美国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之中，为高效审理案件，及时完结审判提供了有利的帮助。但辩诉交易制度也存在着固有的弊端，因此我国在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的同时，也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适合于“中国特色”的形式予以合理地适用。 关键词：辩诉交易；评价；借鉴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概况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概念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指检察官同被告所聘请的辩护律师，就被告人所触犯的刑法罪名，以及相应的量刑幅度和范围，经由控辩双方通过私下协商，进行交易，最终达成定罪和量刑的一致意见，进而快速审结案件的制度。 （二）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运作模式 一方面，辩护律师可以与检察官进行协商，对检察官所指控的罪名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被告人认轻罪的前提下，将其中较重的罪名替换成较轻的罪名。或者就监察官所指控的多项罪名进行协商，就其中指控的某项或者某几项罪名有条件地予以撤销。 另一方面，当辩护律师在分析案情后，对于定罪没有协商的空间时，可以与检察官进行量刑上的交易，通过由被告人直接认罪以此来获得较为宽缓的量刑幅度。 （三）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特点 1.交易主体的特殊性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辩护律师结合检察官所掌握的相关证据，基于其辩护策略，对被告人所提出的建议。其实质上是被告人行使自己诉讼权利的一种体现，当被告人选择接受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则会向检察官提出要求进行辩诉交易的请求。从而使得案件无需进入繁琐复杂的审判程序，而直接通过辩护人和检察官之间的私下交易来提前协商定罪罪名或者量刑范围，而后向法官提出，并经由法官向被告人说明和确认，最终完成刑事案件的审判。 2.交易内容的可选择性 检察官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其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检察官可以结合特定的案情，提出相应的指控罪名和量刑意见。然而当相关案件对
从辩诉交易第一案到我国的被告人认罪制度 ——对辩诉交易在我国发展前景探析 杨怡敏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辩诉交易作为一种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协调与合意行为，在外国是在一片 争议声中成长起来的。面对我国现状，建立与否也同样有着很大争议，在本文 中，笔者试从其利于弊的角度，以及与现行制度的契合与不符之处进行了探析， 最终希冀在一系列理念契合的基础上，能逐步建立起符合国情的辩诉交易制度。 关键词：辩诉交易合意正义法治损害 曾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继而轰动一时的“中国辩证诉交易第一案”久已落下帷幕1。其详细案情及运作过程也无需更多着墨。随之而来的最高检的禁令2则终止了刚刚萌芽的新事物的成长。我们无法说最高检的禁令是一种扼杀。当一个生命的出现没有足够的养分去浇灌，其状态可能是贫瘠的，其成长没有正确的导向与支撑，有可能是畸态的。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同样如此。在此种状态下我们又何能指望制度服务于社会的目的去实现呢？也许中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第一案给了我们太多的启示。 而在去年的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共同颁布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为慎重起见，附上“试行”二字。距离“辩诉第一案”时隔不到一年，恐怕谁也不能说这一制度的建立纯属偶然。从被告人的认罪制度的规定中，我们看到了其与辩诉交易的微妙联系，在后面的论述中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在此，先让我们放眼世界来看看辩诉交易的国际发展与利弊之争。 一、辩诉交易的国外发展及利弊之争 （一）辩诉交易的定义 《布莱克法律辞典》认为：辩诉交易是指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数控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为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3。《美国法律辞典》中辩诉交易指“在刑事案件中被指控者通过他或她的律师与公诉人进行协商达成的双方均可接受的协议的程序。4”《诉讼法学词词典》则认为“英国的辩诉交易是法官双方当事人的律师之间的交易，而美国的辩诉交易则是辩诉人与起诉人间的交易，法官不介入。”5《法学大辞典》给我们描述了辩诉交易谈判的条件“（1）被告人有罪（2）有罪答辩要出于被告人自愿…。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1）、被告人罪行的轻重…（2）、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大小…（3）、检察官掌握证据的充分可靠程度，（4）、辩护律师的态度（5）、法官的态度”6以上的说法使我们对辩诉交易有了大致了解。 （二）国外发展 众所周知，对我国而言，辩诉交易是个舶来品。在美国，它真正确立于1970年美国的布雷迪诉联邦政府一案。在此之前，实践中久已广泛运用，只是未能得
浅析诉辩交易制度 关键词;检察院,被告人,法院,交易,自由裁量权,减少诉讼成本,诉讼的相对公平, 判例法国家. 2002年4月，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在国内首次借鉴“诉辩交易”方式审理了一起故意伤害案。该案是一起共同犯罪案件，被告人孟广虎纠集他人行凶而导致被害人重伤。案发后，公安机关仅抓获了被告人孟广虎，而其余他人均在逃。案件的基本事实清楚，但是从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看，没有证据证明到底是哪一个被告人使用何种凶器将被害人打成重伤。由于其他被告人均在逃，继续追逃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继续侦破案件收集证据也将困难重重，如果因此放弃或减少对被告人罪行的起诉，被害人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护。正基于此，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与牡丹江铁路运输检察院协商，希望这个案件。能够作为对诉辩交易的一种尝试。经协商，控辩双方均认为：采用诉辩交易的方式既可以使孟广虎免于因侦破困难而带来的超期羁押，又能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为此，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在接到诉辩交易的申请后，公开审理了这起全国第一例诉辩交易的案件，案件从开庭到宣判，仅仅用了25分钟，宣判后，被告人孟广虎表示不上诉，而被害人对判决结果也非常满意。该案的处理，使“诉辩交易”制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笔者试就这一制度谈谈一点个人的粗浅认识辩诉交易制度是二十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诉讼模式，是美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司法实践的产物，同时也是司法实践迫不得已的选择。虽然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争议，但它却在一片反对声中迅猛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很好地解决了西方刑事诉讼所面临的一大矛盾——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加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 一、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辩诉交易制度构建 ”【摘要】 20XX年4月，XXXX铁路运输法院首次适用“辩诉交易”审理了一件故意伤害案，而我国行事诉讼法律规X中并没有对“辩诉交易”作出规定，从而使“辩诉交易”是否能在我国实施在全国X围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前不久公开表态：辩诉交易目前不能用于办案。在此，笔者对辩诉交易在我国的实施及构建问题略作探悉。本文将通过对辩诉交易制度的概述、辩诉交易的目标价值、效率价值、及实践价值等可行性分析和一些相关问题的讨论，来论证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构建问题。 XXXX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故意伤害案件，在庭审之前，控辩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并论述了各自的观点，认同被告孟某使共同犯罪，但是对于被告在主观上使故意还是过失存在事实不清的问题，案件取证方面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被告人此时最需要的是经济上的赔偿，于是在辩方主动要求协商的情况下，经被害人同意，达成“交易”，只要被告人认罪，并自愿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责任，控方统一建议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最后法院采纳了控辩双方的交易结果，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孟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1】。从而开了我国辩诉交易的先河。在国内刑事诉讼法学界，辩诉交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打破现行法律框架并如此旗帜鲜明的提出“辩诉交易”这一概念倒是头一糟。也因此，XX铁路运输法院的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不光让法学家们震惊，更让新闻媒体和老百姓感到新奇。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个“辩诉交易”第一案以及因此引发的讨论让“辩诉交易”这一名词从法学界专家的案头走进了普通大众的视野。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辩诉交易”或大加赞赏或横加指责。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前不久公开表态：辩诉交易目前不能用于办案。而笔者认为对我国的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辩诉交易制度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辩诉交易制度概说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涵义 辩诉交易制度于20世纪30年代产生并形成于美国，于70年代在英美法系国家广泛实施。所谓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又称辩诉协商（plea negotiation）或者辩诉协议（plea agreement），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
美国司法实践中的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制度是二十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诉讼模式，是美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司法实践的产物，同时也是司法实践迫不得已的选择。虽然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争议，但它却在一片反对声中迅猛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很好地解决了西方刑事诉讼所面临的一大矛盾——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加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 一、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辩诉交易，依《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为：辩诉交易是指在司法审查的前提下，刑事案件的检察官和被告双方达成满意的倾向性意见的程序。它通常包括被告人为得到比可能受到的指控相对较轻的量刑，而作出的承认一个较轻的犯罪或数个指控中的一个或几个的有罪答辩。这一制度于19世纪80年代产生于美国，并在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莱德诉美国一案中得到了正式确认。1974年，美国修订的《联邦地区刑事诉讼规则》对辩诉交易的一般原则及其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以成文的形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现在，美国80%—90%的刑事案件都是以辩诉交易形式结案。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内涵
辩诉交易作为一项特殊的法律制度，在这一制度的施行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有别于传统诉讼的新型的法律关系，具体来说其特殊之处在于：（一）、辩诉交易的主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二）、交易的内容就控方而言是指自由裁量权内的“有利指控”、就辩方而言则是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三）、交易是双方当事人合议结果，具有法律效力，法官不得干涉；（四）、交易的后果是不进入正式审判而是直接进入量刑程序。 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并且1974年美国《联邦地区刑事诉讼规则》对辩诉交易制度下的交易方式并没有做具体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的交易方式是多样的。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类：其一、罪数交易。当被告犯有数罪时，检察官为取得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许诺减少指控的罪数而与被告人交易。其二、罪名交易。即检察官许诺以比本应指控的涉嫌罪名量刑要轻的另有罪名指控犯罪，或者当被告人犯有在社会上对其声誉影响极大的罪名时，检察官允许以其他罪名指控，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其三、量刑交易。即被告人认罪以换取检察官同意，请求法官判处较轻的刑罚。“一种制度必然产生一种法律关系。综上，可以说”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就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意的交易行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① 三、辩诉交易制度建立的价值基础
浅谈行政处罚中“诉辩交易”制度的构建- 所谓“ 诉辩交易” 是指国际上流行的在法院开庭审理刑事案件前，控方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人有罪答辩，以作出比原来罪行更轻或较少罪名的指控，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的量刑建议为条件，与被告（一般通过律师）就有利于其的最佳条件在法庭外，进行讨价还价而形成的一种司法制度。在我国黑龙江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首次适用“辩诉交易”审理了一件故意伤害案①，开创了我国“诉辩交易”的先河。 笔者认为：西方一些国家适用的“诉辩交易”，在某种意义上讲，就类似中国的“坦白从宽”原则。在美国，“诉辩交易”是以被追诉人认罪为条件的，而“诉辩交易”占全部案件的90%以上。黑龙江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首次将“诉辩交易”应用于刑事案件的处理程序是司法改革的必然，是勇于探索，与时俱进的体现。“诉辩交易”的适用提高了诉讼效率、节约了诉讼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刑事诉讼的民主性，是对被告人程序法上主体地位的肯定。 所以，笔者认为在我国行政处罚程序中也应置入“诉辩交易”制度。因为“诉辩交易”本身就体现了法律的正义、司法的公正。试想一个确实触犯了行政法规的相对人，在执法机关的调查过程中，为了逃避惩罚而选择抗拒执法逃避调查，后经过执法机关多方调查，证实应当处罚，相应的执法机关依法做出处罚决定。
而与此同时，另一违法相对人积极配合调查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愿意接受处罚，相应的执法机关也依法做出了相同的处罚决定，那么如何体现法律的公正和“坦白从宽”的政策。如果执行处罚上不体现“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精神，不仅对社会公众，对那些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积极配合执法机关查清违法事实的行政相对人，也是极端不公平的。对于“坦白”者，如果行政处罚时，不选择从宽处理，则是湮没了法律的正义，是行政不公。另外，迫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项行政处罚政策的威慑力，本来想选择抗拒的行政相对人，会转而选择坦白，确实会起到加快办案速度、提高办案质量、减少调查费用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行政相对人也会因坦白而被从轻处罚，减少办案的负担，从而降低了办案成本。 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诉辩交易”使执法人员和行政相对人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和预见，对行政相对人来说接受“诉辩交易”有以下好处：一是受到的惩罚可远远轻于使用“抗拒”而要通过执法机关正式调查程序做出的行政处罚结果；二是办案费用也会很低；三是案件审结快，时间消耗少，行政各方可以很快恢复正常工作；四是行政相对人也可以避免可能发生或者现实存在的行政执法机关事后补证，甚至伪证。对于行政执法机关来说，接受“诉辩交易”也有以下好处：一是可以解决日益增加的未决案件，避免因案件积压形成的久拖不决；二是可以将有限的时间和财力用于更重要的案件，而不至于为某些微不足道的案件耗费太多的资源；三是可以加快某些疑难案件解决时间；四是拥有更多的灵活性，比如可以让某个行政相对人为其他行政
浅析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 （中央党校，北京100091） 【摘要】?q诉交易制度产生于美国，其在美国刑事诉讼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如何更好地利用国家刑事司法资源，从而追诉犯罪，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就需要充分发挥辩诉交易制度的作用。笔者从辩诉交易的理论基础和我国国情角度入手，希望对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有所帮助。 【关键词】辩诉交易；理论基础；引入 一、辩诉交易的理论基础 辩诉交易，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减少控诉罪行，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做出有罪答辩，这是控诉方与被告人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的一种司法制度。任何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理论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的，我们讨论辩诉交易制度也要从理论基础进行分析，才能对其适用性有更客观的认知。 （一）实用主义哲学 辩诉交易制度最早产生于19世纪的美国。伴随着这种充分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且诉讼效率高的结案方式，越来越
多的国家在本国的司法实践中予以确认，纷纷采用辩诉交易制度。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由于没有历史和传统的羁绊，勇于创新成为这个新的国家和民族的基本特征。在美国，衡量一切事物的好坏是以是否有创新意识为标准的。这种实用主义哲学观念，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诉讼制度和司法实践。司法的目的不在于追求所谓的理想和绝对的公正，而在于解纷止争，息讼安民，只有在现实中实现的公正才是有意义的。 （二）契约观念 在法文化学的意义上，制度本身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它在受到文化孕育、滋养的同时，必然也会对文化产生依赖性。就辩诉交易制度的实践运作而言，它要求在文化观念方面获得相应的背景支撑。在这方面，西方法治国家的契约文化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本质上说，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就是一种契约文明，“契约”及其蕴含的自由、平等理念是近现代西方文明最重要的理念。这种契约文化对诉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就是尊重当事人对诉讼的处分权，这种诉权的处分性直接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契约精神。契约平等、自由的理念奠定了辩诉交易存在的制度环境，同时也只有在强调契约自由的文化环境中，辩诉交易才能获得合法性的基础。 （三）证据开示制度和沉默权
中国辩诉交易制度的设置 摘要当前,我国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辩诉交易制度的引入,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和价值,促进庭审方式的改革以及均衡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具有积极作用。而辩诉交易制度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在我国也已经基本具备。因此,适用辩诉交易制度以探索新的纠纷解决机制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辩诉交易相对公正效率价值 辩诉交易是起源于美国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美国《布莱克法律辞典》称,“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做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在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辩诉交易的事项或内容包括罪名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辩诉交易自产生之日至今,已经广泛运用于西方刑事诉讼的实践中。当前我国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的重要因素。因此,探索新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构建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我国构建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 1.辩诉交易制度有利于刑事诉讼目的 与价值的实现。一般认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效结合。在此过程中,诉讼的公平与效率是其不可或缺的价值目标。近年来,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及利益格局调整等复杂原因,我国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刑事案件持续增 长,1978年全国法院审判刑事案件15万余件,2008年达76万余件,增长倍。无疑,随着我国刑事案件数量的逐年上升,公安、司法机关负担将明显加大,在司法资源及其有限的条件下,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十分普遍。辩诉交易制度的引入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的效率以实现诉讼目的。辩诉交易制度有利于促进我国庭审方式的改革。1996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后,我国刑事庭审过程中的职权化倾向有所
[内容提要] 辩诉交易最早产生于美国，是追求司法经济和司法效率的产物。由于其自身对被害人权利的忽视以及重效率轻公正的弊端，导致司法界对其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当然在中国这种争议也存在，人们对能不能在中国移植辩诉交易有争议。主要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本文认为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可以移植，并阐述了其在中国的移植的可能性，根据中国的情况，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模式。 [关键词] 辩诉交易，公正与效率，法官自由裁量权，绝对公正，相对公正 一、案情简介 根据2002年4月19日《法制日报》的报道，面对证据收集困难或者办案成本高昂的刑事案件，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试用新的审理方式——辩诉交易审理终结一刑事案件。 2002年12月18日，两群人群殴。被害人王玉杰被打成小腿骨折，脾脏破裂。犯罪嫌疑人孟广虎承认，因车辆争道，孟自已和王玉杰等数人发生争吵，孟广虎觉得自己势单力薄，打电话叫来五六个人，双方发生互殴。 案发后15个月，公安机关没能抓到孟广虎同案的其他人，公诉机关牡丹江铁路运输检察院欲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孟广虎。辩护人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公诉机关则认为，追逃其他犯罪嫌疑人需要大量的时间及人力物力，而且由于本案是多数人混战造成的结果，证据收集也将困难重重。 由于控辩双方意见严重分歧，为了解决问题，公诉方建议辩方同意采用案件管辖法院准备试用的辩诉交易方式审理本案。辩护人征得孟广虎的同意，向公诉机关提出了辩诉交易的申请。经双方协商，辩方同意认罪，并自愿承担民事责任；控方同意建议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协议达成后，公诉机关向法院提交了辩诉交易申请，请求法院对双方达成的辩诉交易予以确认。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收到该申请，对辩诉交易程序进行严格审查后，决定受理。开庭前，合议庭组织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就附带民事赔偿进行庭前调解，达成赔偿人民币4万元的协议。 2002年4月11日，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休庭合议后，当庭宣判：孟广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这起国内第一例试用辩诉交易方式审理的刑事案件开庭时间仅用了25分钟就结束了，然而这一司法实践却在全国掀起了一个高潮——使早已不是新鲜名词的辩诉交易在整个法学界乃至全国各界人士中引起了争议。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此或大加赞赏，或是横加指责，使得本已持续三十年的争议继续地延续着。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价值理念 所谓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司法制度，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的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较
辩诉交易的利与弊.txt我都舍不得欺负的人，哪能让别人欺负？一辈子那么长，等你几年算什么我爱的人我要亲手给她幸福别人我不放心 我想你的时候我一定要找得到你不许你们欺负他！全世界只有我才可以！放弃你，下辈子吧！！辩诉交易的利与弊 摘要：辩诉交易，亦译答辩交易。它指的是在检察官签“控告书”之前，由处于控方的检察官和被告（通常是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建议法官减轻刑罚为条件而换取被告人有罪答辩的一项司法制度。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有助于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本文通过对辩诉交易制度利弊的分析，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认为我国目前引进该制度存在诸多障碍，但是我国可以吸收该制度的合理内核来提高我国的司法效率。 关键词：辩诉交易司法效率自由裁量权 一、辩诉交易的利弊分析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于是否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存在三种观点：否定说，缓行说，赞同说。否定说认为我国不具备辩诉交易所赖以生存的制度条件。首先，刑事诉讼的被告不享有沉默权和处分权，因此被告的地位使得其不可能具有与公诉机关平等地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条件。如果允许诉讼地位严重不平等的双方进行“交易”将有违司法公正。另外，辩诉交易因未经正规审判可能会掩盖事实真相，放纵犯罪，也可能使无辜的人蒙受冤屈，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此外，辩诉交易是建立在控辩双方协商、讨价还价的基础上的，因此辩诉交易意味着同样的情况会因交易 双方交易手段与技术的不同而可能受到不同的处理，容易导致量刑上的不平等。试问此时正义何在?这些都不利于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其次，我国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也不能容忍蕴含着平等主体之间相互妥协的辩诉交易。因为，在官方看来，代表国家行使公权的控方决不能以国家之名，与被告进行交易。再次，目前引进辩诉交易存在严重的法律障碍。因为在辩诉交易中，法官仅从形式上确认控辩双方协议的内容，而对案件不做实质审查的做法与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 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及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等原则的精神相抵触。而且，辩诉交易的结果往往会损害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最后、目前引进辩诉交易还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支持。辩诉交易要求法官扮演消极角色，而我国的法官却扮演着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为己任、秉公断案的积极角色；辩诉交易要求控方有独立自由裁量权，而我国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十分有限；辩诉交易要求有发达的律师辩护制度为被告提供有效的辩护，而我国的律师辩护 制度不完善，尤其是在刑事辩护领城，律师的权利受到诸多限制。这些都说明我国目前不能提供辩诉交易所要求的相关法律支持。另外。社会公众对良好社会秩序的强烈期望和对辩诉交易可能导致新的司法腐败的担忧是引进辩诉交易的心理障碍。总之，辩诉交易不适合中国国情，不宜引入。 缓行说认为，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趋势来看，由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模式的过渡是必然的。因此引入辩诉交易也是必然的合理选择。但是，从国情来看，目前我国还不具备辩诉交易运作的制度上和观念上的环境。因此应暂缓引进该制度。赞同说认为，辩诉交易制度存在诸多优点。首先，辩诉交易由被告的主动认罪，减轻了检察官的证明责任，减
辩诉交易在中国 主要内容：辩诉交易制度，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越来越影响整个世界的刑事法律体系。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没有辩诉交易，然而我国的一些刑事法律制度及刑事政策无疑同样蕴含着辩诉交易的精髓。司法改革客观要求加大辩诉交易的运用，在改革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同时，可以分步设立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现行刑事程序框架下，在司法人员整体素质尚有待大力提高的背景下，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尚没有真正充分、有效实现的情况下，实践中应当慎重对待辩诉交易。 一，辩诉交易的产生和发展。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又译作答辩交易，是起源于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即在法官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利益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控诉方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根据美国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辩诉双方达成协议之后，法院便不再对该案进行实质性审判，而仅在形式上确认双方协议的内容。应当说，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 辩诉交易在美国有一个发展过程。在19世纪中前期，辩诉交易还处于“暗箱操作”阶段，而如今的美国，辩诉交易已经占据刑事诉讼的主要舞台。在美国，90%以上刑事案件均以此方式结案。辩诉交易的主要特点主要包括：一，结案快，大大节省了司法资源。二，效率高，是短时间解决案件严重积压问题的良好方式;在没有增加法官、检察官数量的情况下迅速解决了大量的刑事案件，。三，利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公众正义的实现。
浅论辩诉交易(一) 目录 摘要 正文 一、辩诉交易的概念及沿革1 二、辩诉交易的主体 (2) 三、辩诉交易的利弊 (4) 四、辩诉交易与我国刑诉改革 (5) 摘要: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它是美国特定的司法制度和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是20世纪以来率先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现已成为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它具有结案快、效率高、有利于解决案件严重积压问题、减轻刑事司法系统的压力、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等优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虽然确定此项制度，但在推进司法改革、提高司法效率的背景下，公安、司法机关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获得了巨大成功，初步显示了该制度的优越性和可行性。具体到我国，实行辩诉交易还将有利于培养尊重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概念，有利于真正贯彻执行“坦白从宽”的刑事政审，促使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有助于外逃贪官犯罪案件的查处和外移资产的追缴，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严重问题的减少和根治，应当借鉴，对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进行相应修改，使之更加完善。其不足之处主要是有可能掩盖真相、使重罪被告人逃避重罚，而使无辜者蒙冤、损害被害人利益等，须加注意。 关键词：辩诉交易诉讼模式司法改革 孟广武故意伤害案的顺利审结和巨贪余振东成功缉拿归案，引发了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的探讨和争论，也使普通民众听到了一个陌生的法律术语----辩诉交易。本文对辩诉交易的产生及利弊等进行简单的论述。 一、辩诉交易的概念及沿革 辩诉交易又称变诉交易、辩诉协商、辩诉谈判，是指在检察官签署“控诉书”之前，由处于控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方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消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减轻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有罪答辩的一项司法制度。根据美国较为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① 辩诉交易”制度起源于美国。辩诉交易在美国有一个发展过程。②二战后，美国犯罪率居高不下，为了以有限的司法资源解决日趋增多的案件，一些地区的检察官开始用协议和交易的方式，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由于这种结案方式节省资源且快速、灵活，故此在联邦和各州得到广泛采用。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承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美国1974年修订施行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明确将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目前，在美国司法实践中，9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以辩诉交易结案的。由于辩诉交易制度在没有增加法官、检察官数量的情况下迅速解决了大量的刑事案件，节约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故此为司法部门乐于采用。目前，在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的立法或者实践中也存在不同形式的辩诉交易。 二、辩诉交易的主体 “辩诉交易”的主体,顾名思义,就是辩护方和起诉方。然而,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辩护方”包括刑事被告人和辩护人,因此,并非单一主体。在“辩诉交易”的主体并非单一主体的情况下,事
探索辩诉交易制度 王金龙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涵义及渊源 所谓辩诉交易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较少的罪名指控，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方的量刑建议等条件与被告方(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争取有利于被告方的最佳条件的讨价还价而形成的一项司法制度。其交易的内容主要有：一是“罪名的交易”，包括(1)检察官允诺以比本应指控的涉嫌罪名要轻的另一罪名换取被告人认罪;(2)当被告人犯有某些在社会上影响更为恶劣的犯罪(如猥亵儿童罪)并害怕从此声名狼藉，影响其今后生活时，检察官允诺以其他罪名(如轻伤罪)起诉而换取被告人认罪;二是“罪数的交易”，当被告犯有数罪时，检察官为了争取被告人承认有罪，许诺将本应指控的数个犯罪改为仅指控其中的一个罪行;三是“刑罚的交易”，即检察官允诺建议法官对被告人适用较低幅度刑罚，以换取被告人认罪。 辩诉交易可以溯源于美国19世纪80年代的康涅狄格州，那时，该州的一些刑事案件就已经出现了这种交易，那时人们对此交易制度褒贬不一，有的赞成并极力促进此项交易制度在美国的普遍推行;有的反对并对此项交易制度予以抨击和排斥，号召废止它。20世纪60年代，辩诉交易制度虽然已经在美国刑事司
法实践中得到非常广泛的运用，一些法学专家和行业协会也主X取消辩诉交易在某种程序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将其规X化，摆脱隐蔽状态，但那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确立辩诉交易的合法性。直到1970年，在审理“布雷迪诉美利坚合众XX国一案”中，才初步肯定了辩诉交易的合法地位。在“布雷迪诉美利坚合众XX国”一案中，被告人布雷迪被检方控以绑架罪，按照联邦立法的一项规定，该罪在陪审团审判的情况下可能会判处死刑。当审判法官表明如果没有陪审团的参与，那么将不会审判处以死刑时，布雷迪作了有罪答辩。但是布雷迪认为，这项立法侵犯了宪法上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所以他通过人身保护令来质疑他那份有罪答辩的有效性。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没有那项死刑规定，布雷迪也不会作有罪答辩，既然他作了有罪答辩，并且这项答辩是在律师的帮助下明知地、理智地作出的，所以他就无权撤销此答辩。自从辩诉交易在美国的合法地位确立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以致成为一种解决刑事案件的主要方式，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美国刑事司法中，85%-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故司法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没有辩诉交易制度，美国的整个司法体系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二、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实施的价值取向 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是否可行，关键要看辩诉交易制度是否真正具有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能否真正的适应社会现象，有效地回应并解决社会进程中的司法争端。当下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XX 与自治精神不断提升，越来越注重人文关怀的共同体。我国现有的严格遵循规则之治的正当程序由于它的高成本使穷者望而却步;它的精细与复杂使审判日益笨重;它的刚性使其丧失了必要的人文关怀以至近乎残酷;它的单调性使其无法回应多样性的争端，在定纷止争面前日显捉襟见肘。如何改革和完善现有刑事司法制度，使其制度更具有广泛包容性，更能体现我国刑事诉讼的司法公正理念、诉讼效率理念、审判中立理念、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相结合的理念呢?笔者认为构建辩诉交易制度，并使之成为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一种辅助制度，能有效的弥补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缺陷，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目标价值取向——相对公正。
论辩诉交易制度与效率 朱骏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401120） [摘要] 辩诉交易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或承认某种对自己不利事实的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而双方之所以能够顺利达成协议主要是因为司法实践中在实现公平的前提下，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司法审判效率的追求而做出的正确选择，使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各自得到满足，使社会矛盾趋于缓和，节约了司法资源，形成三方共赢的局面,本文从效率角度，探讨辩诉交易制度运用在刑事、民事、行政领域的原因以及方法。 [关键词] 辩诉交易；效率；三方共赢；三个领域 一、辩诉交易制度概述 （一）引言。 （二）理论基础 1.机会成本说（Risk Tag） 机会成本是指在运作公司生产的过程中，从多种可供选择的
方案中选择某个最优方案而放弃次优方案获得收益的机会英文为“choose the best from certain options in order to max the profit”。机会成本不是一个客观概念，是随着人的主观意志转移而转移。机会成本因环境而变动，由于机会成本依赖于选择(The choice)，因此从事某一特殊活动的机会成本便因环境而变动。这个理论认为辩诉交易的重要原因是司法资源有限性(limited court resources)与案件的复杂性(cases complex)的矛盾。根据他们的实证调查世界有20%的刑事案件在浪费着83.6%的司法资源，被告人的超期羁押，被害人的赔偿遥遥无期，司法部门的焦头烂额，对三方毫无利益可言，只对相对空洞的正义与真理有价值，从经济角度来分析，经济学家一致对之嗤之以鼻。所以机会成本说主被告主动认罪，使被害人尽快得到精神上的抚慰与物质上的赔偿，使司法部门节约大量的司法资源，机会成本最小的选择正是双方能够达成辩诉交易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虽然研究此种理论的专家学者可以看到经济可以影响司法活动，但却没有看到经济基础不能决定司法活动，以经济学家所期望的犯罪人主动认罪的情况事实上不太可能发生，一来犯罪人想通过复杂的司法程序来拖延诉讼进程，二来犯罪人既然会去犯罪，自然不会有如此的胸怀说什么为了节约司法资源，补偿受害者而自认犯罪。因此机会成本说并不实际。 2.博弈说（Power Against） 博弈说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其是在1956年由美国知名的数
论辩诉交易 文章探讨辩诉交易基本理论，介绍辩诉交易制度在各国的地位和作用，以两大法系中辩诉交易理论的比较为研究方法，分析该理论在两大法系中的共性和差异。 标签：辩诉交易英美法系大陆法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辩诉交易在美国以立法的形式合法化，成为美国刑事诉讼中重要制度，在美国大量的刑事案件是以这种方式结案。辩诉交易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看法不一。笔者拟从两大法系比较研究的角度，就辩诉交易制度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1 辩诉交易理论概述 辩诉交易（PleaBargaining），是指在刑事案件开庭审理前，公诉机关与被告人或者是辩护人之间进行协商，以公诉方撤销、变更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处罚与被告人的自愿认罪互为条件，进而促成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 辩诉交易实际上是一种在控辩双方间进行的“认罪、定罪及量刑之间的磋商行为”，是一种“允诺”，甚至是一系列的“讨价还价”。在这一制度中，司法机关可以用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同时罪犯也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相对较轻的刑事处罚，最终实现共赢。辩诉交易制度是短时间解决案件严重积压问题的良好方式，在司法资源有限的的情况下，可以较为迅速解决了大量的刑事案件，利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公众正义的实现。 辩诉交易作为一种刑事诉讼中的案件处理方式，是正式审判程序积极地补充。该制度彰显了个人自由和独立的观念，基于意思自治的原则，辩诉交易被看作是自由主义审判模式的雏形。在诉讼领域，对事实的探求只能以一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法律适用过程也必然伴随着裁量，因而由当事人自己负责使判决逐渐形成正是审判获得正当化机制的关键。在一定条件下，辩诉交易可以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效益，从社会的角度看，充分发挥当事人作为程序主体的作用，鼓励被告人以合作换取宽大处理，激发当事人自律地设定自己与社会今后关系的努力，并尽量将这种努力反映在程序及其结果中，可以获得比较正式审判更为积极的社会效益。 2 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理论 实质意义上的辩诉交易在美国已出现近百年，二战后，美国法学界对于辩诉交易理论的论证日趋激烈。美国于1974 年修订并施行《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中对辩诉交易作了明文规定，该项制度以立法形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依据该规则的规定，辩诉交易包括三种形式：“刑期”交易；”较轻之罪”交易，以“罪数”交易。程序的启动应当在认罪程序之前达成，并在形成协议通知法院。在美国，检
“辩诉交易”之辩 在反腐败法治化呼声日益高涨、反腐败形势日益严峻的当下，辩诉交易是否可以引入中国，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辩诉交易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哪些？问题有哪些？ 如果将辩诉交易引入中国，须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就上述问题，财新《中国改革》邀请刑事诉讼法学者、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教授撰文，阐释辩诉交易的前前后后。——编者在反腐败法治化呼声日益高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的当下，辩诉交易是否可以引入中国，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之一。“辩诉交易”（pleabargain）又称“认罪协商”，是英美法的产物，起源于美国。它指的是检察官在提起公诉的过程中，基于起诉的自由裁量权，通过与被告人及其律师协商，可以以减少指控、降低指控、建议法院从轻处罚等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应该说，中国法律人对辩诉交易并不陌生。随着对英美法律制度的进一步了解，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一做法表示赞赏，并尝试引入中国刑事诉讼领域。 谈到辩诉交易，不能不注意到它的价值：弥补检察机关证据不足，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但是该制度存续的条件具有特殊性，其实践效果也远非完美，因此中国诉讼实践是否有实施该制度的必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英美国家为何接受
辩诉交易辩诉交易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拒绝，直至上世纪70年代后才被接受为一项合法的制度。阿尔伯特·W·艾修勒对于辩诉交易的产生过程和近期历史进行过全面考察，他将辩诉交易的历史大致分为司法不鼓励自白、辩诉交易的产生发展两个阶段：在普通法的最初时期，甚至在诺曼征服以前，“自白”虽然可以作为定罪的一个手段，但在中世纪，有罪供述明显是极不寻常的。普通法法庭对任何形式的有罪答辩持否定态度，特别是对辩诉交易。因此，法官们甚至不鼓励那些有罪答辩，即使这些有罪答辩出于被告人的自愿。直到19世纪后25年，在许多案件中，当被告人最初试图进行有罪答辩后，法庭会劝说被告人耐心地接受审判。也就是说，在英美法律制度的很长历史时期，有罪答辩得到的不是鼓励。英国著名学者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在《英国法释义》一书中提到，英国的法庭遇到有罪答辩时“常常会建议被囚禁者撤回这一答辩”。对于这一司法现象，大多数英国和美国作者表示赞赏。但是，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杰里米·本修在其所著的《司法证据的理性》中指出:“当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法官会努力说服他放弃这一答辩，并且代之以相反的答辩——无罪答辩。”这样的做法不合理之处在于：恶人因自己的邪恶而懊悔，他们用有罪答辩来赎罪，被选出来主持正义的法官却拒绝接受他表达自己的懊悔，让他以赤裸裸的谎言来取代事实真相。不过，本修并没有建议随意
浅析诉辩交易制度- 2002年4月，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在国内首次借鉴“诉辩交易”方式审理了一起故意伤害案。该案是一起共同犯罪案件，被告人孟广虎纠集他人行凶而导致被害人重伤。案发后，公安机关仅抓获了被告人孟广虎，而其余他人均在逃。案件的基本事实清楚，但是从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看，没有证据证明到底是哪一个被告人使用何种凶器将被害人打成重伤。由于其他被告人均在逃，继续追逃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继续侦破案件收集证据也将困难重重，如果因此放弃或减少对被告人罪行的起诉，被害人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护。正基于此，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与牡丹江铁路运输检察院协商，希望这个案件。能够作为对诉辩交易的一种尝试。经协商，控辩双方均认为：采用诉辩交易的方式既可以使孟广虎免于因侦破困难而带来的超期羁押，又能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为此，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在接到诉辩交易的申请后，公开审理了这起全国第一例诉辩交易的案件，案件从开庭到宣判，仅仅用了25分钟，宣判后，被告人孟广虎表示不上诉，而被害人对判决结果也非常满意。该案的处理，使“诉辩交易”制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笔者试就这一制度谈谈一点个人的粗浅认识。 一、诉辩交易的产生及其价值评析 所谓诉辩交易，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刑事案件之前，检察官因为掌握被告人犯罪的证据较少，且收集证据比较困难或代价高昂，为避免所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或为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以作出较轻的指控，许诺代为向法官求情为代价，换取被告人有罪的供述，而与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在法庭外讨价还价达成妥协的一种制度。它是美国创造的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在美国被判有罪的刑事案件90％没有经过审判”［1］，而是通过诉辩交易方式直接结案。这项制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随后，逐渐被意、德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法所广泛吸收和借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司法机关难以应付剧增的案件而积压了大量的案件，严重影响了司法效率，随着简化程序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一既能降低成本又能提高效率的诉辩交易制度便应运而生。 诉辩交易能使诉讼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节约，促进了诉讼效率的提高。我们知道，有许多刑事案件都是错综复杂的，再加上诉讼资源的缺乏，这些案件一时难以查明真相，如果绝对的追求正义，则可能需要无限期地侦查下去，这不仅耗尽了人力、物力、财力，导致诉讼效率低下，诉讼成本增加，更可能出现长时间地审查被告人之后最终证明被告人是无罪的尴尬情形，这时法律正义的实现不仅牺牲了诉讼效益，也损害了程序公正。即使最终我们能够查实被告人犯罪的真相，水落石出，但是经过十年半载侦查得出的结果也未必会有实际意义，正所谓的“迟到的正义等于不正义”。由此，诉辩交易制度的存在确有可取之处。 在美国，检察官如果掌握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材料缺乏或者掌握的证据材料证明力不足，而一时又难以收集到有力的控告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材料时，可以选择通过诉辩交易，以作出比原来罪刑更轻或较少罪名的指控，或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