姹変唬澧撹懍鐗圭偣涓庤鏍?/B> 姹変唬鏄浉瀵圭ǔ瀹氱箒鑽ｇ殑灏佸缓澶у笣鍥斤紝涓哄己鍖栧皝寤虹粺娌伙紝缁熸不鑰呭€熷姪缁忔祹鍩虹鍜屽畻娉曟剰璇嗗舰鎬侊紝鎺€璧峰帤钁箣椋庯紝浣挎眽浠ｇ殑钁埗銆佽懍绀笺€佸鍥€佸瀹ゅ強闅忚懍鍝侀兘瓒呭嚭鍘嗘湞鍘嗕唬銆傝窘鍗楁眽澧撴繁鍙楀唴闄嗗奖鍝嶏紝浣嗗洜鍦版柟鎬х殑璇稿鍥犵礌锛屽張鍑虹幇鏋佷负绐佸嚭鐨勭壒鐐广€傝窘鍗楁眽浠ｅ钁湁涓や釜鏋佷负绐佸嚭鐨勭壒鐐癸紝涓€涓槸鐢ㄨ礉澹充綔澧撳鏉愭枡鑰屽舰鎴愮殑璐濆锛屼粎鍦ㄨ窘鍗楅泦涓嚭鐜?鎺ヨ繎杈藉崡鐨勫北涓滈暱灞卞矝灏戦噺瀛樺湪)銆備簩鏄弽鏄犳皬鏃忓畻娉曞埗搴︾殑"鏃忓潫澧?锛屼害涓哄唴闄嗘墍灏戣銆傝礉澧撳瓨鍦ㄤ簬杈藉崡鐨勬部娴峰湴鍖猴紝宸插彂鎺樼殑鏈?00浣欏骇銆傝礉澧撴槸浠ユ捣铔庛€佹捣铻恒€佽洡铚娿€侀矋楸煎３銆佹捣甯界瓑涓轰富瑕佹潗鏂欏缓鎴愮殑澧撳銆傚仛娉曟槸鍏堟帢濂藉湡鍦癸紝鍦ㄥ搴曢摵涓€灞傝礉澹筹紝鍥涘懆绔栫珛鏈ㄦ澘涓烘 锛屽叆澧撳悗鐩栦笂鏈ㄦ澘锛岀┖闅欏濉炲疄璐濈被锛岀劧鍚庡皝鍦熴€傛嵁鏂囩尞璁拌浇锛屾渶鏃╃殑璐濆鍑虹幇浜庢槬绉嬫椂鏈燂紝銆婂乏浼犮€嬭杞斤細"瀹嬫枃鍏崚锛屽鍘氳懍鐢ㄨ渻鐐€?quot;杩欓噷璇寸殑"铚?quot;锛屼究鏄礉绫伙紝銆婅緸娴枫€嬭В璇绘槸澶ц洡銆傞儜鐜勮В閲婏細"铓岃洡涔嬭渻锛岀姽濉炰篃锛屽皢浜曟濉炰笅浠ヨ渻锛屽尽婀夸篃銆?quot;鎵€浠ョ敤璐濆３绛戝锛屾槸鍥犱负璐濆３鍧氱‖涓嶆溄锛屽張闃插尽娼箍锛屼繚鎶ゅ案浣撲笉鏄撹厫鍧?銆婂懆绀悸峰湴瀹樸€?銆傝窘鍗楄礉澧撴渶鏃╃敱鏃ユ湰浜轰簬1931骞村彂鎺樻暟搴с€傛柊涓浗鎴愮珛鑷充粖锛岃窘瀹佽€冨彜宸ヤ綔鑰呬簬1954骞村彂鎺樺ぇ杩炲競钀ュ煄瀛?1搴э紱1957骞村彂鎺樻梾椤哄彛鏉庡娌?6搴э紱1975骞磋嚦1978骞村彂鎺樻櫘鍏板簵甯傝姳鍎垮北涔?0浣欏骇銆傛澶栵紝杩樺湪鐡︽埧搴楀競銆侀噾宸炲尯銆佹梾椤哄彛鍖猴紝澶ц繛婀剧瓑娌挎捣鍦板尯鍒嗗埆鍙戞帢鏁板崄搴с€傝窘鍗楄礉澧撶粷澶у鏁板嚭鐜板湪瑗挎眽鏃舵湡锛屼笢姹夊垵鏈熶粎鏈夊皯閮ㄥ垎銆傚叾澧撹懍褰㈠埗涓庡唴闄嗕竴鑷淬€傝タ姹夊墠鏈熷涓哄崟瀹ゅ锛屼腑鏈熷涓哄か濡诲垎瀹ゅ悎钁锛屽悗鏈熷涓哄か濡诲悓瀹ゅ悎钁锛屽悗鏈熻嚦涓滄眽鍒濇湡涓鸿礉鐭冲(鍗充互璐濆３涓庡嵉鐭虫垨鐭虫鍚堢瓚)鍜岃礉鐮栧(浠ヨ礉澹充笌闀挎柟褰㈢礌鐮栧悎绛?涓轰富銆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 【原刊地名】开封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30～35 【分类号】F7 【分类名】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303 【标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 【英文标题】The Advancing and Declining of Northern Agriculture Daring Wei Jin Nan-Bei Dynasties LIU Pan-xiu （History Department.Xuzhou.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Jiangsu.China） 【文章日期】2000-07-06 【作者】刘磐修 【作者简介】刘磐修，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江苏徐州221116 刘磐修（1951- ），男，江苏丰县人，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内容提要】魏晋南北朝社会长期分裂对峙，但北方农业仍在向前发展：一、耕作工具和耕作技术有了大的进步，牛耕得到广泛普及，畜力耙及牵引软套都被发明出来，传统的耕—耙—耱北方旱田耕作体系形成。二、继承汉代精耕细作的传统，强调“宁可少好，不可多恶”，发展区种法，重视提高单位面积效益。三、农业中畜牧成分增加，是北方农业适应外部变化的一次重大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农业增收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总体看来，是进大于退。 【摘要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英文摘要】Although the country was seperated into two parts in Wei Jin Nan-Bei Dynasties，the northern agriculture still made constant
魏晋南北朝坞堡的分类及与中世纪欧洲城堡的比较
————————————————————————————————作者：————————————————————————————————日期：
魏晋南北朝坞堡的分类及与中世纪欧洲城堡的比较 坞堡,或称堡坞、坞垒、坞壁,后世一般称为营、寨,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基本上以家族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地方组织,它既是一种经济组织, 也是一种政治组织,是自卫组织也是自治组织,因为要自卫,所以要构筑军事设施,又往往带有军事色彩。每当战乱，政府的行政系统不能正常运转以维持社会秩序时，以往的乡里社基层组织往往被坞堡之类特殊的社会组织所取代。社会越动荡，封建秩序破坏地越严重，坞堡这类组织就会越广泛存在，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内部组织也越严密，所带有的军事、经济、政治色彩越浓厚、明显。如：汉魏之际,封建统治秩序从上到下都破坏殆尽;在战乱严重地区,原先的乡官 系统早已荡然无存。避居山林、流亡边鄙的士民百姓,聚合一处,相结相保,组成了大大小小的坞堡。没有远逃者,也就近据险筑堡,聚众结坞。由于汉魏之际乱离程度远比两汉之际严重,持续时间更长,再加上东汉时期地主庄园的势力本来就非常强大,所以当时的坞堡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内部组织之严密都大大超过前代,堪称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第一个坞堡林立时期。 坞堡既然是在动乱时代产生的，所以在那个时期势必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它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开发了新的经济区域，推动了少数民族的汉化，当然在南北对峙中成为一股缓冲力量。相反，一旦社会安定下来，国家逐渐走向统一，如果坞堡继续存在并强大下去，势必会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对峙，威胁到中央集权，所以孝文帝太和十年采纳了李冲的建议，推行三长制，取代以坞堡为基础的宗主督护制，再加上均田制的实施，众多坞堡势力逐渐衰落，但一直到清末民初，坞堡都曾间断产生过，只是由于具体历史条件变化而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性质也有些变化。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史上动乱时间最长的时期，大量的坞堡出现并在地方发挥其作用，坞堡林立，而且呈现出区域特色，不同地区的坞堡因功能不一样，形式也呈现出地方特色。魏晋南北朝时期，坞堡按地区可分为中原（北方）坞堡与南方坞堡，而中原坞堡又因主导功能的差异又有不同的类型，南方坞堡不仅有土著人修筑的坞壁，也有北方人南迁而筑的客家民居。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坞堡的分类 （一）中原坞堡： 1、北方坞堡的大致特点： （1）具有坚固、周密防御设施和功能的城堡式建筑。《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①可见这是一种具有防御性设施的城堡式建筑。坞堡既然是在战乱、流离之中兴起，故其建筑之时首先就考虑到它的防御设施。西晋八王之乱时，庚衰在禹山立坞，“于是峻险随，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缮完器备”。②表明坞堡除选择险要地址外，还要有相应的防卫性建筑和设施。考古发掘所见坞堡建筑形制，如嘉峪关魏晋墓出土了七幅“坞”的画像砖，“‘坞’的四周都画有高墙厚壁，有的在‘坞’内还有高层碉楼，有的坞壁上设有望楼或敌楼”，③俨然一座小城堡，是为当时北方坞堡建筑的外观。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它们都有坚固的围墙和高大的碉楼，显示了其聚众自保的特 ①资治通鉴（卷87）[M].北京:中华书局,1956 ②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A].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12)
第四节东周燕国墓葬制度 一东周燕墓分类 迄今为止，已经发掘并具体报道资料的东周燕墓约有169座，另外还有少量的瓮棺葬。这些燕墓主要分布于徐水大马各庄（1）、张家口白庙（2）、易县周仁村（3）、天津宝坻牛道口（4）、河北新乐中同村（5）、天津南郊巨葛庄（6）、喀左大城子眉眼沟（7）、天津东郊张贵庄（8）、内蒙古赤峰市（9）、北京丰台区（10）、通县（11）、顺义县（12）、北京怀柔城北（13）、北京昌平（14）、丰宁县凤山镇（15）、易县燕下都（16）、三河大唐迴、双村（17）、唐山贾各庄（18）、承德滦河镇（19）、怀来北辛堡（20）。 已发掘的东周燕墓数量较少，而且大型墓葬被盗严重，这些都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这里初步将已发现的东周燕墓分为四类： 第一类，双墓道大型墓，该类墓墓圹面积宏大，从80余平方米至350余平方米。目前，仅见于燕下都，且都被严重盗扰，有车马坑或大量车马器。这类墓见于战国中期和晚期。墓主身份应是高级贵族。 第二类，竖穴土坑铜器墓，墓圹面积相差较大，从3.5平方米至50余平方米，大多在10多平方米左右，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应为中小贵族墓。 第三类，竖穴土坑陶器及小件器物墓，墓圹面积从不到1平方米至将近15平方米，大多为2平方米左右至4平方米左右，该类墓是东周燕墓主体，墓主应为一般平民，已发掘的这类墓葬年代多见于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 第四类，无随葬品墓，主要见于徐水大马各庄和张家口白庙遗址，墓圹狭小，有的仅有0.7平方米（如：大马各庄M9），多数无葬具，应是赤贫者的墓葬。 〖注释〗 （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 《河北徐水大马各庄春秋墓》，《文物》1990年第3期。 （2）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张家口市白庙遗址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10期。 （3）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燕下都遗址外围发现战国墓葬群》，《文物》1965年第9期。 （4）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宝坻县文化馆：《天津宝坻县牛道口遗址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7期。 （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新乐中同村发现战国墓》，《文物》1985年第6期。 （6）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天津南郊巨葛庄战国遗址和墓葬》，《考古》1965年第1期。 （7）朝阳地区博物馆、喀左县文化馆：《辽宁喀左大城子眉眼沟战国墓》，《考古》1985年第1期。 （8）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天津东郊张贵庄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65年第2期。 （9）王兆军：《内蒙古昭盟赤峰市发现战国墓》，《考古》1964年第1期。 （10）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张先得：《北京丰台区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78年第3期。 （11）程长新：《北京市通县中赵甫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1期。 （12）程长新：《北京市顺义县龙湾屯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1期。 （13）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考古》1962年第5期。 （14）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半截塔村东周和两汉墓》，《考古》1963年第3期；苏天钧：《北京昌平区松园村战国墓葬发掘记略》，《文物》1959年第9期。 （15）丰宁县文化馆张汉英：《丰宁县凤山镇发现战国早期墓葬》，《文物资料丛刊》7。 （1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第十六号墓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
?30?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东周墓葬发掘简报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 200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大堡子山遗址进行调查、钻探和发掘。在重点发掘21号建筑基址、祭祀遗 迹的同时,也发掘了几座中小型墓葬,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分布与发掘概况 1992～1993年,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1994年3～11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堡子山被盗大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并在距离大墓不远处发掘了几座小型秦墓。2006年,联合考古队在发掘大堡子山遗址之前, 首先对整个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和钻探,除发现夯土城墙、建筑基址、文化层堆积外,还钻探出中小型墓葬400余座。这些墓葬绝大部分已被盗扰,主要分布在大堡子山城址东北城墙外的山坡上,但城址内也有少量分布。 大堡子山遗址被分为四大象限,墓葬发掘主要集中在第I象限(东北)和第III象限(西南)。第I象限墓葬发掘区位于大堡子山东城墙外,数百座中小型墓葬分布在地势较为陡峭的几个台地上,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第III象限墓葬发掘区位于城址内,在21号建筑基址以北约150米处,即大堡子山梁向东北延伸的缓坡台地上。10月初至11月中旬,在第I象限发掘墓葬5座,编号为IM22、IM23、IM24、IM25(图一)。在第III象限发掘墓葬2座,编号为IIIM1、
?31? IIIM 2。此外,在同属于第III 象限的21号建筑基址内也发掘了2座墓葬,编号为IIIM 11、IIIM 12,这两座墓在本期大堡子山21号建筑基址的发掘简报中已见报道。两处墓葬发掘区的地层堆积较为简单。其中第I 象限墓葬发掘区的地层分为2层,即耕 土层和近现代扰土层,耕土层厚20～30厘米, 扰土层厚30～60厘米。所发掘的5座墓葬均开 口于扰土层下,并打破原生土层。第III 象限墓 葬发掘区的地层堆积可分为4层。第1层为耕 土层。第2层为近现代扰土层,厚10～25厘米。 第3层为战国时期的文化层,厚30～35厘米,2006 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东周墓葬发掘简报
1从楼兰出土文物看魏晋时期的西域服饰 夏侠 （新疆艺术学院美术系新疆乌鲁木齐830049） 摘要：本文就楼兰城北壁画墓出土的两种魏晋时期典型服装进行分析，从款式结构和装饰风格两方面对比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相似服饰，以此说明魏晋时期中原与西域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在此基础上不同民族的服饰元素相互影响，造就了魏晋时期西域地区绚丽多彩的服饰文化。 关键词：文物服装西域融合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古代染织品实物非常丰富，而新疆地区出土的文物在其中是最具代表性的。新疆位于丝绸之路要冲，历史上多元文化汇聚于此，产生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新疆地区气候独特，特别是吐鲁番盆地以及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夏季气温高，常年干燥少雨，使得许多古代墓葬中的服装和纺织品能够相对完好的保存下来。 楼兰古城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敦煌之西，阿尔金山以北库鲁克塔格山之南，方圆近二十万平方公里，曾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城邦。这一区域内的古代墓葬较多，其中一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保存较完好的染织品实物，对于研究魏晋时期的古代服饰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一．楼兰地区出土的古代服饰特点 在距楼兰故城23公里处的城北壁画墓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很多保存较好的纺织品、服饰以及生活用品等陪葬物。该墓出土服装以交领长袖衣和半袖衫最为多见，从款式上来看同楼兰地区其它墓葬出土服装相一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另外，楼兰城北壁画墓的墓室壁画很好地还原了墓主生前的生活场景，证明交领长袖衣和半袖衫是墓主生前的日常装束。通过观察出土长袖衣实物，并参考壁画人物着装形象，我们可以比较完整的还原出这两种古代服装的具体形制和局部细节。 夏侠（1981-），男，新疆布尔津县人，新疆艺术学院美术系教师，主要从事装饰设计与艺术理论研究。
边缘墓葬族属、国别研究 ——以山东东周墓葬为例 关键词：山东；东周；边缘墓葬；族属；国别 Key words: Shandong area; Eastern Zhou period; Edge graves; nationality 摘 要：边缘墓葬数量众多，文化因素复杂，其族属和国别问题是考古学研究的难点。在墓葬的诸多文化因素中，葬俗最为稳定，族属区分度最高，应作为判断墓葬族属的首要依据；其次是陶器以及铜容器组合；其它方面可作参考。对边缘墓葬进行系统的文化因素分析，并与周边地区国族明确的墓葬进行比较，可以对其族属和国别作出较为客观的判断。 一、研究缘起 位于考古学文化边缘地带，尤其是处于两个以上考古学文化交叉地带的墓葬，其文化因素大多比较复杂，其归属问题也多有争议。这一类墓葬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大量存在，对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变迁等有重要意义，有必要对这类墓葬进行概念上的界定。鉴于考古学中有“边缘文化” [1]（Edge Culture）之概念，本文暂以“边缘墓葬”(Edge Graves)来统称那些位于各文化边缘地带、归属问题存在争议的墓葬。 由于难度使然，目前关于边缘墓葬的研究十分薄弱，尚未有关于此类墓葬的系统探讨，不少报告或简报的原有结论或推断难以使人信服，从而桎梏了诸多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有必要对其作系统的探讨。东周时期的山东地区国族林立，其境内的边缘墓葬数量众多，而且可资参考的文献资料也较为丰富，因此我们择取其境内典型的边缘墓葬[2]进行考古学分析，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探讨这些墓葬的归属问题。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二、墓葬族属区分度的理论探讨 鲁国故城内共存的甲乙两组墓葬是探讨墓葬各要素族属区分度的绝佳资料。报告认为甲组墓为殷遗民或东夷土著墓，乙组墓为姬姓周人墓。[3]这一点已得到普遍认可。我们择取墓葬的形制、葬俗以及随葬品中最具代表性的陶器和铜容器等，来探讨墓葬族属的区分问题。 （一）鲁国故城甲组墓。1．墓葬。（1）形制：竖穴土圹，墓穴的长度和宽度之比大于、等于和小于2的分别占64%、22%、14%；墓穴口、底大小基本相同；四面是熟土二层台。（2）葬俗：头向绝大多数为200°左右，绝大多数为仰身直
对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主的再讨论 李沣 《对沂水纪王崮春秋墓主的讨论》一文，虽然对墓主为何人进行了全面探讨， 但对该墓出土的青铜鼎铭文没有涉及。青铜器铭文对判定墓主及墓主的身世，有极 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本文就这个问题发表点个人管见。 4月22日《齐鲁晚报》讯:“省博物馆研究员、古文字学家王恩田解读铭文后 认为:墓主名叫中叚氏。”，并将铭文释为:“华孟子作中叚氏妇中子媵宝鼎其眉 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保永享。”王先生还进一步解释曰:“华孟子就是这件大青 铜鼎的制作者。制成后，给自己名为‘仲子’的二女儿做陪嫁用的宝鼎。”因此华 孟子鼎，“证明墓主应该是华孟子的女婿，也就是中子的丈夫中叚氏的墓葬。”王 先生的这个释读大体是正确的，但华孟子、中叚氏是哪个国族的人,该墓是哪个国 族的墓,还没有点明，而这是个重要的，是大家关注而且也必须回答的问题。《左传》中的如下记载似乎与王先生的释读有关: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 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隐公二年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隐公?七年春三月，叔姬归于纪。? 按照王恩田先生的思路，用《左传》的这三段话对照铜鼎铭文，可以这样理解:华孟子就是鲁惠公元妃，此鼎为华孟子为二女儿仲子出嫁时的陪嫁宝器。而这位二 女儿仲子，也就是叔姬。因此这尊宝鼎也就是陪送叔姬的媵器。铭文中叔姬的夫 君、华孟子的女婿为中叚氏，与《左传》对应的这位中叚氏，这位鲁惠公和元妃孟 子的女婿，就是纪侯。纪是姓，侯是官爵，纪侯的名子不详，也许纪侯的名字就是
“中叚”。纪侯的弟弟为纪季，纪侯为纪仲，这也非常有可能。总之，结合《左传》文理解王先生的推论，很容易得出该墓主为纪侯的结论。 粗线条地这样分析判断，似乎还能顺理成章，但严格分析起来，这中间还有些矛盾，或者说还有些不能自圆其说处，如;?叔姬，按照排行，是老三，叔姬与仲子似乎不等同;?纪侯与中叚氏联系起来，现在既无文献也无考古学的证明;? 此器作器者“孟子”，受器者“仲子”同是子姓，王献唐先生说:“在一切媵器中，凡是作器者为一姓名，受器者为一姓名，两姓不同，大抵是母亲为女儿所作。女儿从父姓，其母则从母家的父姓，因而有别。”(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第136页，青岛出版社2007年版)因两者都是子姓，是同姓，就不是母子关系。 总之，王恩田先生的分析判断，对照历史文献，还有很多矛盾，似乎很难成立。 1 近从网上看到从事田野考古和甲骨文研究的柏杭(音)先生的《山东沂水纪王崮新出土铜鼎铭释文》，释文说:“此器是‘华孟子’为中(仲)子做的媵器。从铭文里的‘中叚氏妇中子’，可知‘中(仲)子’嫁的是‘中(仲)叚氏’。”这个释读与王先生的释读基本一致。柏先生又说:“中(仲)叚氏，或与邾瑕相涉。《春秋?哀公六年》:‘城邾瑕’。《大全》:‘邾瑕如鲁济之类，鲁有负瑕，故称邾以别之。”在这段话后，先生孤零零地冒了一句“此器也许与宋国的华氏有关”，然后又引《上博简五》、《史记?齐太公世家》，推测“华孟子有可能是齐桓公如夫人宋华子。” 纵观上述二位先生的研究思路和成果，我认为大方向基本正确，实际上他们们已经走到了神秘之门的大门口。在他们的启发、鼓舞下，本人循着他们的思路，重新检索历史典籍，对这个神秘的大墓和墓主，做出了如下推测: 洋洋洒洒的珍贵历史文献《左传》首页的文字就是:
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 蚌埠双墩春秋一号墓位于市区淮河以北3公里，隶属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境内，双墩村因有两座硕大的古墓葬封土堆故名，两墓相距80米。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双墩某雷达连推平两墓墩顶部建有雷达站，并在两墓墩封土堆上开挖修建防空军事设施，致使两座古墓遭到严重的破坏。驻军撤防后，防空洞给盗墓分子留下隐患，其中位于北侧的1号墓2005年6月被盗未遂。 2006年12月至2008年8月，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蚌埠市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对蚌埠市双墩1号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发掘工作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发掘前考古队做了周密细致的发掘方案和精心的准备工作。发掘中认真操作，封土采取了两分法进行发掘，墓坑填土因迹象复杂而采取四分法进行发掘，墓底破碎器物、人骨架和迹象采取保护性套箱提取法。 蚌埠双墩春秋一号墓葬结构，主要由封土堆、墓道和墓坑三个部分组成。 墓葬封土堆较大，呈馒头形，高9米，底径60米，是目前淮河流域见到的时代最早的墓葬封土堆之一。封土堆的发掘没有发现人工夯筑的迹象，其构筑方式为堆筑。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封土，包括墓坑内的填土与众不同，均为黄、灰（青）、黑、红、白等五色颗粒混合土。这五种颜色颗粒土并非全部产自当地，其中黑色土和白色土当地没有，需要从异地选择和采运。这五色颗粒混合土在该墓中大量使用，应有一定的寓意。 在墓葬封土堆底部发现一层白土垫层。白土垫层构建于墓口外的生土层之上，厚约20—30厘米。白土垫层的范围与封土堆底部大小基本一致，高空俯视，平面呈玉璧形，即白土垫层为肉，墓坑为好，气势非常壮观。从现场发掘的情况看，白土层中含有零星破碎的商周时期的绳纹陶片，并叠压在商周时期灰坑之上，证明该墓的选址原是一处商周时期的遗址。在挖墓坑之前，先将选择好的墓地整平后，再在墓口外铺垫一层白土。这种纯白色土非常细腻，干燥时坚硬，饱含水份时质软，颜色变成灰白。这种白土不属于白膏泥土，经检测含钙，初步认为是沉积淤土渗出来的白色泥浆土，其来源目前还不清楚。 该墓葬的墓坑为圆形竖穴土坑。墓口直径20.2米，墓坑深7.5米。墓坑有生土二层台，生土二层台距墓口2米，宽1.8米。正东向有一条14级阶梯式短墓道，墓道长6.3米，宽3.2米。墓坑壁和墓道全部用白泥抹平，白泥层厚3厘米左右,即白色的墓壁装饰，显得非常整洁美观大气辉宏，加上二层台内缘上一周“土偶墙”，俨然是一座地下宫殿。 该墓葬的墓坑填土未经夯实，中间下陷明显，呈锅底状。最值得关注的是在墓坑二层台以上的填土中发现三层不同的由填土或“土偶”构成的遗迹现象： “放射线形状”迹象。在墓口至0.7米深的填土层中发现沿墓坑一周宽约2米的深色填土带围绕着中间的“放射线形状”的迹象。这种“放射线形状”迹象是由深浅不同的五色填土构成，从中间向四周辐射,呈扇面形状。放射线共有20条，除东南角4条线似被扰乱外，其它方位辐射线都很清楚，并有一定的角度规律，其西南方向正对着涂山和荆山。 “土丘与土偶”迹象。叠压在“放射线形状”遗迹层下，在墓坑0.7-1.4米深的填土层中发现用填土构筑的“土丘”迹象和在该填土层中放置大量“土偶”的现象。土丘是沿着墓坑一周约2米宽的范围内构筑，共建有大小不同土丘18个，其形状呈馒头形，底径1.5至3米不等。在发掘过程中，从土丘的剖面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每一个土丘都是由中心开始用不同的土色一层一层堆筑而成。最值得重视的是，在这层填土中不只沿墓坑周边建筑18个土丘，同时还放置1000多个泥质“土偶”。“土偶”形状为尖顶圆体或方体，体表有明显的十字形绳索痕，高20-25厘米，直径10-15厘米。“土偶”在填土层中的分布情况是：墓坑周边的“土偶”多呈现为组群状态分布，而墓坑中间的“土偶”多为分散状态，只有少数地方比较集中的分布。“土偶墙”迹象。叠压在土丘与“土偶”层下，在墓坑1.4-2米深的生土二层台内缘上用“土偶”垒砌的迹象，即在二层台一周内缘上，用3-4层“土偶”垒砌成墙体形状的内壁，高34
研究报告对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主的再讨论对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主的再讨论 李沣 《对沂水纪王崮春秋墓主的讨论》一文，虽然对墓主为何人进行了全面探讨， 但对该墓出土的青铜鼎铭文没有涉及。青铜器铭文对判定墓主及墓主的身世，有极 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本文就这个问题发表点个人管见。 4月22日《齐鲁晚报》讯:“省博物馆研究员、古文字学家王恩田解读铭文后 认为:墓主名叫中叚氏。”，并将铭文释为:“华孟子作中叚氏妇中子媵宝鼎其眉 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保永享。”王先生还进一步解释曰:“华孟子就是这件大青 铜鼎的制作者。制成后，给自己名为‘仲子’的二女儿做陪嫁用的宝鼎。”因此华 孟子鼎，“证明墓主应该是华孟子的女婿，也就是中子的丈夫中叚氏的墓葬。”王 先生的这个释读大体是正确的，但华孟子、中叚氏是哪个国族的人,该墓是哪个国 族的墓,还没有点明，而这是个重要的，是大家关注而且也必须回答的问题。《左传》中的如下记载似乎与王先生的释读有关: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 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隐公二年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隐公?七年春三月，叔姬归于纪。? 按照王恩田先生的思路，用《左传》的这三段话对照铜鼎铭文，可以这样理解:华孟子就是鲁惠公元妃，此鼎为华孟子为二女儿仲子出嫁时的陪嫁宝器。而这位二 女儿仲子，也就是叔姬。因此这尊宝鼎也就是陪送叔姬的媵器。铭文中叔姬的夫 君、华孟子的女婿为中叚氏，与《左传》对应的这位中叚氏，这位鲁惠公和元妃孟 子的女婿，就是纪侯。纪是姓，侯是官爵，纪侯的名子不详，也许纪侯的名字就是
收稿日期：２ ０１４－１０－２５作者简介： 印群，男，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 ①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４年第９期。本文中，青铜器名称均按原发掘报告，以下同。关于莒南大店１号、２号墓（山东省博物馆、临沂地区文物组、莒南县文化馆：《莒南大店春秋时期莒国殉人墓》，《考古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３期），因这两墓都严重被盗，随葬青铜礼器组合已明显不全，被推断为莒国国君墓的２号墓随葬青铜礼器甚至仅余卣、舟各两件，无法形成完整的组合，也无法与其它殉人墓的完整组合进行有实际意义的比对，故本文这里不包括莒南大店１号、２号墓的材料。 ② 本文中的鲁东南地区是指山东沂沭河流域。沂河与沭河基本上是在鲁东南临沂地区境内， 两河最终汇合于苏北邵店一带，东流入海。蒙山与沂山分别成了沂沭河流域之西界及北界，其东界与南界分别是黄海和交汇后的沂沭河干流，所以沂沭河流域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位。参见印群：《先秦考古探微》，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③ 山东省济宁市文物管理局：《薛国故城勘查和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４期。关于薛国故城Ｍ１、Ｍ２的年代参见朱凤瀚《 古代中国青铜器》第８８４页，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关于同处鲁南地区的曲阜鲁国故城春秋时期（甲组）２０２号殉人墓（《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１９８２年），因该墓被盗严重，随葬青铜器仅余舟、盆、盘、匜，明显无法形成完整的组合，也无法和其它殉人墓的完整组合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故本文这里不包括曲阜鲁国故城２０２号墓的材料。 ２ ０１５年第３期总第２ ４６期 齐鲁学刊 ＱＩＬ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Ｎ ｏ．３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２４６论春秋时期鲁东南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的特点 ———兼谈莒、薛文化因素之异同 印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７１０ ） 摘 要： 通过对鲁东南地区以沂水刘家店子１号墓、临沂凤凰岭东周墓为代表的春秋时期殉人墓随葬青铜器组合与鲁南地区的滕州薛国故城１号、２号殉人墓、中原地区太原晋国赵卿墓随葬青铜器组合所做的比较研究，可见春秋时期鲁东南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与中原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差异性较大。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鲁东南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揭示出莒人及莒文化圈与周人及周文化未能形成像薛人与周人及周文化那样密切的关系，春秋时期鲁东南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自身特点相当明显。历史文献记载所反映出的莒、薛文化因素的特点与春秋时期鲁东南及鲁南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的考古发现能够相互印证。 关键词：殉人；青铜器组合；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Ｋ８ ７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０２２Ｘ（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４０－０７ 以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殉人墓①、 临沂凤凰岭东周殉人墓［１］为代表的春秋时期鲁东南地区②殉人墓，是该时期颇具特色的重要墓葬，其随葬青铜器组合也是已发现的该时期引人注目的随葬青铜器群。山东现已公开发表具体资料的春秋时期殉人墓随葬青铜器组合还包括鲁南地区的滕州薛国故城殉人墓随葬青铜器组合等③。位于滕州市的薛国故城遗址春秋时期１号和２号殉人墓所随葬的大量青铜礼器 与该时期鲁东南地区殉人墓之随葬青铜礼器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本文拟通过对该时期鲁东南与鲁南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器组合的相互对比及与中原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器组合所进行的比较研究，结合历史文献来探讨其随葬青铜器组合关系特点、礼器制度及文化因素等诸问题。 一、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鲁东南地区殉人墓随
第三节吴越地区的东周墓 长江下游一带，在两周时期属吴、越两国所辖。吴国自商末周初建国，至春秋末年（公元前473年）被越国所灭，约历700年左右的时间。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大体以太湖一带为界，吴国位于越国西北方。吴国在春秋中晚期国力最强盛时，曾据有今江苏大部，上海、安徽和浙江的一部分。越国在灭吴后，曾一度北上称霸，疆土有今浙江北部、江西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大部及山东南部。进入战国后，越国国势渐衰，约在公元前306年灭于楚。 由于吴文化和越文化地域分布与文化面貌近同，相互关系密切，因而两者常被并称为吴越文化。这种文化上的近同在墓葬制度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例如，盛行以平地掩埋、堆土成墩为特征的土墩墓和土墩石室墓，就是为吴越文化所共有的一种特殊葬俗。但自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晚期以来，在与中原文化和楚文化日趋频繁的交流中，这种富有特色的传统葬俗开始衰落，土墩墓或土墩石室墓逐渐为竖穴土坑木椁墓所取代，随葬制度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突出地表现于等级较高的大型墓葬中，而中小型墓的形制结构与随葬习俗则变化不大，基本上固守着“平地起封”、以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随葬的文化传统。我们从大型墓葬形制结构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到东周时期吴越文化的埋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传统习俗的同时，又受到中原与楚文化葬制的强烈影响，从而形成了具有时代感的新的地域特色。本节对东周时期吴越地区埋葬制度的综述与分析，即拟以此区的大型墓葬为重点来展开。 吴越地区东周时期的大型墓葬，大多葬于山脊或高地上，仍保留了西周以来墓室上堆筑封土的传统。封土墓的封土底径一般在20～30余米之间，大者可达60～70米；高3～6米，个别的高达8米以上；皆一墓一墩。无论有无封土，墓葬都下挖有或深或浅的墓坑而以深坑居多，墓坑一般长4～15米余，最长的达40余米；墓向多为东西向；有的有墓道、漆木质葬具或人祭人殉；一般随葬青铜礼乐器、车马器和兵器。这些墓葬的周围一般都分布有成群的中小型墓葬，形成规模不等的墓葬群。 属春秋早中期的大型墓发现较少，典型墓葬有丹阳大夫墩墓1、丹徒磨盘墩墓2、粮山2号墓3等。属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大型墓有六合程桥1～3号墓4、丹徒北山顶墓5、王家山墓6、粮山1号墓7、苏州真山9号墩1号墓8等。属春秋末至战国初期的大型墓有六合和仁墓9、 1大夫墩考古队：《丹阳市河阳大夫墩发掘报告》，《通古达今之路——宁沪高速公路（江苏段）考古 发掘报告文集》，《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二号）。 2南京博物院、丹徒县文管会：《江苏丹徒磨盘墩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11期。 3刘建国：《江苏丹徒粮山石穴墓》，《考古与文物》1987年4期。 4A.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年3期。 B.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二号东周墓》，《考古》1974年2期。 C.南京市博物馆、六合县文教局：《江苏六合程桥东周三号墓》，《东南文化》1991年1期。 5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3、4期合刊。6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1987年12期。 7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出土东周铜器》，《考古》1981年5期。 8苏州博物馆：《真山东周墓地——吴楚贵族墓地的发掘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 9吴山菁：《江苏六合县和仁东周墓》，《考古》1977年5期。
从画像砖看河西魏晋社会生活 赵雪野 2011-11-22 17:01:10 来源：《考古与文物》(西安)2007年5期第81～84页 【作者简介】赵雪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西魏晋画像砖墓的研究始于1944年对敦煌佛爷庙湾画像砖墓发掘①。其后直到1972年嘉峪关新城乡画像砖墓的发现，这一研究才重新受到关注。 河西魏晋画像砖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画面，还有意识形态领域的神灵异兽、古史传说之类题材。本文拟从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农牧业及饮食两方面的内容，来探讨河西魏晋时期人们相关的生产与生活状况。 一、农业与畜牧业 魏晋时期的河西地区，继承和发展了汉光武以来的屯田政策，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屯田面积的扩大，生产工具也随之得到了改进。在这一地区出土的画像砖上，相关的内容就有：屯垦、犁地、播种、耙地、耱地、脱粒、打场、扬场、护场等。 从出土画像砖看，当时的犁地有两种形式，即二牛挽一犁和一牛挽一犁。1972年发掘的嘉峪关新城M5∶020号画像砖为两牛一犁一人；M6∶023和M6∶040号画像砖②均为一牛一犁一人(下文中嘉峪关新城壁画墓均简称新城墓，凡新城墓M××资料出处同注②)。此两种犁地方法显然有时代差别，从二牛挽拉及扁而宽的犁铧的构造分析，这种犁铧不但笨重，而且破土也不够深。一牛一犁一人画像砖所反映的犁铧往往套有铁铧冠，且脊部隆起，利于破土深耕，犁铧后部安装有长条形木板以控制等深。《齐民要术》中就曾记载有“犁欲廉”，显然，脊部隆起且尖窄的犁铧是符合这种要求的。犁铧的进步，不仅节省了畜力，同时也因为
耕的深且窄，有利于防旱保墒，这在河西地区尤其重要。 在历年出土的画像砖墓中，单独表现播种的画面并不多，往往是与牛耕或土同时出现，而播种者无一例外均为女性形象，扶犁开耕或土这种重体力劳动者则均为男性。新城出土的M1∶037号砖所绘画面为最前方两男性犁地，紧随其后两农妇持钵播撒种子，最后亦为两男性驱牛耱地。另外M4∶013号画像砖的画面前为农妇播种，后为农夫土。1993年发掘的酒泉西沟魏晋墓M5③出土的一块画像砖则是一农妇在前背篓播种，后随之农夫持帚掩埋。无论画面如何变化、组合，这种在农业生产中的男女分工显然已确定下来。 耙地与耱地，耙者，为一整地农具，用于耕后碎土；耱，又称耢，也是整地工具，主要是为耕后磨碎土块，平土保墒。在河西出土的画像砖中，有很多反映这种生产活动的画面。嘉峪关新城M6∶029、M6∶039均描绘的是衣褐披发农夫单牛耙地的场景：耙地时，农夫蹲于耙上，风掠发飘。特别是M6∶039的长发农夫，其头发夸张地向两侧飘起，牛则奋蹄前驱，动感十足。据《后汉书·西羌传》：羌人“披发覆面”，此处描绘的很可能是羌人。M5∶022描绘的则是一农夫左手持鞭，右手揽缰，驱赶二牛抬杠牵引的耙在耙地。这幅画面的农夫，头梳髻，着长衫，立于耙上。酒泉西沟M7出土的一块画像砖绘的是一农夫驱单牛耙地④。与前述披发者相比，这种反映汉人耙地场景的画面，发梢紧贴身体，动感不强，惟有膝部微屈，鞭梢向后扬起，才稍稍弥补了动感不足的缺憾。耱地的画面与耙地大同小异，既有单人单牛，也有单人双牛，只是耙换成了耱，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画面凡衣褐披发者皆蹲踞于耙或耱上，而梳髻长衫者，必立于耙或耱上，这一点在酒泉丁家闸5号壁画墓中也有表现，在其南壁与北壁分别绘有一高鼻深目、戴尖帽、着短衣和衣褐披发者均蹲于十齿耙上⑤，这也许反映了由于民族差异而产生的劳作习惯的不同。 魏晋时期的画像砖中，反映脱粒的画面往往是使用一种叫做连枷的农具，连枷由柄及敲杆铰链构成，工作中，持柄使敲杆绕短轴旋转，敲击铺于地面上的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