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这个历史上约定俗成的人文地理概念，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两河流域的古亚述人将太阳升
起的东方称为“亚细”（意为“日出之地”）、古罗马人认为凡在东边的国家都属“亚细亚”，这是现在“亚洲”（Asia）一词的来源。而“东方”这一概念的外延比“亚洲”更广泛，地理学家把亚洲及北非洲
称作东方（East），并依次划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三个部分，其范围西至塞路斯、土耳其和埃及、东到中国、朝、日本，南达、印度河流域各国以及印度尼西亚诸岛、北抵太平洋西北部沿地区。
除地理学概念的东方外，还有历史概念的东方（Orient），它是伴随１、世纪欧洲人发现
东西洋航路、并适应其向东进行经济扩张的需要而产生的。一批西方学者在考古发掘的科学实证活动中，开始系统地对亚洲和北非洲一些文明古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宗教、艺术、风俗及其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东方学”。１年法国学者商博良对埃及象形文字成功地
进行了破译，此后英国学者Ｈ··林等对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解读告捷，使东方学得到突破性的
发展，从而奠定了埃及学、亚述学等东方学学科的基础。
与此同时，东方文学的研究也被纳入东方学的领域。精通梵语的英国学者威廉·斯最早确认梵文与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和波斯文之间的关系，并于１年把《达翻译成英语，第一次把印度古代文学介绍给西方。不过，早期有关东方文学的探索，基本上是处于发掘材料、确认语言文字、整理古典文献和译解作品的阶段。直到２世纪初俄国学者图拉夫的《东方文学论文集》等研究论著的问世，才标志着东方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已经发展起来。
年建国以后，我国习惯上将世界分为欧美和亚非拉两大阵营，与此相应，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长期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将西方文学换称为“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换称为“亚非文学”。在国内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这门课程中，东方文学与亚非文学只是称谓不同，而内涵则基本一致。故而，东方文学与亚非文学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就亚非文学的整体而言，自然应该包括中国文学在内，但由于我国高校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所以，在讲亚非文学时基本上不讲中国文学。
尽管由西方学者建立起来的东方学极大地促进了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研究的发展，但不可忽视的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义倾向十分强烈，因此，上述那种从西方人眼中观察、研究出来的东方形象与实质上的东方面目相去甚远，从而造成西方人对东方世界形成了一种极为矛的看法：一方面他们极力歪、低东方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从而以为白种人高于一切有色人种，欧洲才是世界文明的唯一发源地，是人类文化的中心；但是另一方面，源于异国情调的神秘向往，使他们在精神上虚构出一系列“东方神话”的意象。
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世界历史划分为４个王国：东方王国（包括中国、印度和波斯）、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日耳曼王国。他认为世界历史的走向大体与太阳运行轨迹相似，也是从东方走向西方，东方是世界物质和精神历史的起点。可见黑格尔承认了东方各国光辉的历史成就。当今较为流行的共识是把世界文化划分为４大体系：欧洲文化体系、阿——伊斯兰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和汉文化体系。欧洲及其相关的美洲、澳洲拥有统一的种族类型、基于同一语系的语言和同一模式的文化传统，这决定了欧美澳三洲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一脉相承，有着历史进程的整体性和共同性。相比之下，包括三大文化体系的东方世界却是个纷繁的复合体、无论在地理、种族，还是在语言、心理素质、宗教、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千差万别，自成体系。如印度文化体系除印度外，
还包括东部的孟加、西部的巴基斯坦、北部的尼尔和不丹以及南部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这些国家虽然有大致相同的历史传统，但各自的民族、语言不尽相同，宗教信仰也不完全一致。仅就古代印度而言，方的达罗人和北方的雅利安人在种族和语言上就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混合文化，使得印度文学艺术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尽管如此，从最高的抽象层次看，统一的东方文化和文学精神依然存在，这种统一性基于东方各国在地理环境、民族心理素质、经济形态等方面的一致性，超越了东方各国之间的差异，从而将东方各民族文化整合成三大文化体系。
世界文明最古老的发源地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都位于富饶丰的江河流域。尼、两
流域、恒和印度河、黄河和长江孕育了灿的古代东方农业文明，这种以土地和气候为生存基础、
以灌和种植为生产方式的农业经济形态决定了东方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依赖、和谐合一的自然观，养成了顺天由命、随遇而安、寂静内向和虔悲的心态，并形成浑然、和谐、协调、均衡、融通的思维习惯。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最早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对前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经济特征进行概述，其主要特征是：土地公有，个人仅为土地占有者而非私有者，国家组织水利灌；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生产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商品经济难以发展；阶级等级和氏族血观念十分突出，个体依附于公社而存在；由原始部落发展而来的奴
制和农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绵延，使得原始制度、风俗得以大量保存，社会发展极其缓慢。在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制约下，从氏族公社所有制的土壤中生出东方专制制度。
正是古代东方社会在地理、心理、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共同特征，导致了东方文化意识中一种较为普遍的“东方精神”，它具体表现在东方的认知文化、价值文化和审美文化等三个方面。而东方文学则是表征这一文化精神的主要载体。
东方认知文化指东方各民族所共有的思维方式、自然观、科学观及社会历史观等。东方的地理环境和以农为本的经济活动方式，决定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达成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使人们养成了重感悟和直觉的思维方式。
古代阿地域变幻莫的自然和变动不居的生活方式，深深影响了阿人的认知观念。他们长个别零碎地、直观感性地观察认识事物，认为自然与社会现象是一瞬间里所感知的印象，只有凭借直觉而非单纯的理性思维才能领略纷繁复杂的天地万物和社会人生。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苏菲更将直觉推向极致，主张只有通过冥想、神智、喜、迷醉等神秘的方式才能与真主安拉合一。至于社会历史观念方面，由于《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宗教信仰、道德规范、法制思想、历史学说等赖以建立与发展的生长点，因此，在中世纪伊斯兰国家里，无论是社会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是现实的经世治国的策略，都在根本上贯着伊斯兰的宗教观念。他们认为：只有借助直觉才能获得真知。只是由于伊斯兰—世界处于东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介地位，能够广吸收希腊、马、拜占庭、波斯和
印度等外来文化，这又在伊斯兰教的正统观念中逐渐渗进理性与科学的因素。而阿文学则形象地体现了上述自然观、社会观以及宗教观。
印度传统文化主要由两种成分构成，一种是土著居民达罗人的基于生殖崇的业文明，另一种是从中亚来恒流域定居的雅利安人的基于自然崇的游牧文化。受这两种文化基因的影响，印度教文化崇太神、月神和地母神等人格化的自然神，这些神祗成为自然力量的化身和宇精神的
象征。印度古老经典《义书》突出强调梵我一体的绝对一元论，把最高的实在者“”当作万物的原因和根本，一切事物都仅仅是梵的影。作为个体的人要获得精神的解脱和达到最高的“*1”境界，就必须以直觉和感悟的方式，以“我”的灵魂亲证宇终极原因“”，达到“我合一”。因此，印度人习惯以“我合一”的内倾思维方式来把握世界人生，从整体、和谐、内省、体悟、环的视角看
待社会历史，认为时间是无始无终的循环过程，强调人的肉体——灵魂，业因——果报，轮回——*1的环无已，并以此贯通过去、现在、未来以及天堂、人间、地狱。于是，证悟人与自然、有限个体与无限实在、小我与大我（即梵）的统一性成为印度宗教修行和文艺实践的最高目标。
作为汉文化体系起源中心的中国，对整个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文化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古代中国人对于自然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往往是以经验描述、形象表达、总体体验和类比综合等方式进行把握，这种思维定势，比较难以形成由抽象概括的概念系统所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汉文化体系的自然观，集中体现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认为天是广阔无限的大自然，而人又是自然的一
部分，因此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进而认为既然天人之间存在着相通的关系，那么人道与天道即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也是合一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天人感应的五行说（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观）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它们一起被广泛地用来阐释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在中国古代科学史、宗教史、政治史、伦理史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相应，古代朝也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关系密切，主张敬天，顺应自然与社会的规律，保持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一致，并以物质组成的阴二“气”来解释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强调“定数轮回”是自然和社会产生与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与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互相呼应。古代日本具有适应汉文化体系的民族心理素质、社会经济形态等方面的条件，他们大量吸收了汉传佛学和儒家思想，并将之与原有的神道思想结合起来，
形成了兼具双重意味的日本认知文化特色。故此，体现在东亚各国诗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统一的。
东方以群体协调均衡意识为主导的心理机制，使得东方文化表现出鲜明的泛道色和浓厚的宗教意味。以伦理为本位、以道德为重心的东方文化特质，决定了东方社会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呈现出个体与宗族乃至整个社会不可分离的等级秩序和伦理规范。无论是印度种姓制度、日本身份等级秩序、中国“三纲五常”式的人伦关系，还是埃及“金字塔”式的等级顺序，以及阿深
厚的宗法关系，都把个体行为的各个方面纳入关系和等级秩序这张无所不在的网络中，将个体与群体结成牢不可分的整体，个人必须以绝对忠的服从方式来维护自身与群体的关系。因此，以群体道德模式为准则而制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已内化成为东方民族的众趋人格，成为整个东方社会的最高价值标准。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泛道意识，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强大的制约力和持久的稳定性。而文学自然成为维护上述伦理道德最有力的 工具。
例如古代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便把世界分为善恶二元，提倡善言、善思、善行。菲尔多西、萨等大诗人均被称作“谢赫”，意思是教人背恶向善的导师。依据阿半岛的社会经济状态和传统思想
文化而制定的《古兰经》，成为伊斯兰教宗教信仰、道德规范、法制思想等的基本原则。以《古兰经为代表的伊斯兰教神学认为，全知全能全善的安拉是万物的本原，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具有最高价值与普遍意义。伊斯兰教教义作为必须遵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生活准则，在哲学、宗教、道德、政治、
法律、习俗等方面建立起一整套共同的价值体系。表现在文艺上，阿人视美为善的化身，表述美的范畴的词语具有美善合一的意蕴。文学中的传奇、轶事、寓言、教谕和圣训格言等诸种样式成为
教化、整饬和造人格的重要工具。倡导孝双亲、和睦邻里、慷助人、怜贫，反对、、害他人等一系列伦理道德主张，以及诚实公道、宽厚恕人、恪守规矩等人格修养的行为准则，在各种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中占相当重要的 地位。
在古代印度，宗教神学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涵盖了哲学、道德、政治、法律、文艺等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印度宗教伦理将业报轮回视作具有根本价值的信仰，认为一个人转世的形态取决于他本人在世时的行为，行善者得善果，行恶者有恶报。除强调宗教信仰价值外，古代印度还很注重伦理道德、种姓等级等方面的价值。故此，证悟我合一是古代印度教徒修行和文化创作的至高目标和重要主题。与东方具有普遍意义的文以载道、劝善的文学观念相一致，古代印度视文学的教育作用为文学的重要目的，印度最古老的诗学著作《论认为戏剧源于现实生活，其效用在于感染和教育观众。印度古典作品往往具有善恶明对峙的伦理性结构，如梵文戏剧家首陀的剧作《小车
便是一部典型的惩善，以大团圆结局的伦理戏，代表了东方戏剧的思想特征。古代印度纯文学和教诲文学往往很难区分开来，众多的民间寓言集就是一种道德训性教科书，譬如伐致利的格言、民间寓言故事集《五书和世言集》，理等。
汉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主要体现在道德、政治、教育等领域，形成一套以血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和群体道德规范，个体以承担群体道德所予的义务为基本行为准则。“”是儒家学说的最高
范畴和基本原则，“”的前提和出发点是完善道德和健全人格。这种以“”为核心的“人伦主义”规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成为经济、政治、教育、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最高价值。儒家思想和汉化的佛教宗派、学派传入朝、日本、越南等国，成为上述各国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这种价值观念明显地体现在文艺思想中，文以载道、劝善的文艺观占据主导地位。中国除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泛道文学之外，深受禅宗影响的文人也视文学为完善健全人格的途径。据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考证，日本关于美的观念包含清白、纯洁、正直等潜在的意义、日本的文学作品也以含蓄、委婉的方式流露出忠、爱、恻隐、体恤等道德性意味。如果说在汉文化体系中，相对而言日本文学的社会意味和伦理色彩是比较淡的话，那么儒家伦理思想对朝文学要比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深得
多，所以汉诗文的言志载道的文学观念对古代朝文学影响很大，许多作品流溢着感时伤世的忧国
民之情。朝以道德为主题的“善”小说大体上均以三纲五常作为伦理准则，其内容主要是善人必有善报，恶人最终受惩。
“东方的历史表现为各种宗教的历史”，马克思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东方社会价值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质。东方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除了产生世界三大宗教——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外，还产生
了埃及宗教、美索不达米亚宗教、迦宗教、腓基宗教、赫宗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摩
教、婆门教、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道教、神道教等几十种影响广泛的地区性或民族性宗教。
由于宗教本身具有巨大的整合力，因此，东方宗教成为一个容纳语言、哲学、伦理、政治、法律、文艺、科学等庞大的东方文化知识体系。中古东方三大文化圈的形成除了地理环境、种族、语言等重要因素外，更得力于佛教、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的传播，它们分别为各自文化圈的整合、确立提供了共同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宗教与文艺有着与生俱来的密切关系。原始初民多以禁忌、、术、
式等宗教性思维方式把握世界，叙述、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这种原始形态的意识，具有神话性的气质和艺术性的结构。因此，东方宗教以其价值观念为最高原则，贯于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
成为神话、赞歌、音乐、舞、画、石刻、建筑等艺术形式的精神内核。可以说，东方宗教的兴盛
时代，通常也是东方文艺的昌明时代。东方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东方宗教的影响和作用，东方的宗教精神、教义信条、仪习俗、人物事迹、神话故事、历史传说、歌言等，为东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母题和各种文体风格。东方各国最古老的文学汇集，往往就是宗教的文献或典籍以及它的阐释文本。如婆门教的“本集”和“文献”、教的“三藏”、太教的“经书总集”（即《旧约》）、琐罗亚斯德教的《维斯陀以及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既是宗教经典，又是文学名著，两者密不可分。
自从公元７世纪穆创立伊斯兰教后，阿人便开始用宗教的方式把握世界。伊斯兰教神学为整个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背景和母题，无论是阿的宗教文学抑或是世俗文学，都在根本上反映着作为基本思想和统一理念的“伊斯兰”思想。
源于动物崇和自然崇的及古代宗教，是世界最早的宗教之一。它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继续依附于其尸体等待复生，因而要在墓中放随葬品，进行“供养”。为了帮助亡灵顺利通过冥王西
里斯的审判，表明亡灵在世时的清白，往往要将一本“者之书”放在墓中。庞大的宗教性诗总集
亡灵书》便是这样一本“者之书”，它汇集了各种咒语、祈、神、神话诗和等，书
中还有大量劝作，如叮咛替身俑如何为主人服役和，指点亡灵在幽路上如何摆脱各种凶险等。《亡灵书》和、顿太阳神是古埃及文学的代表作，体现了文艺与宗教的密切关系。宗教意识对古埃及人思想情感和文艺生活的渗透还表现在，一般重大喜庆节日都要演出神话戏剧，甚至国王和王后也会亲自扮演剧中的神灵。产生于法老时代的“法老戏剧”几乎全都是宗教剧。
太教的“经书总集”旧约》汇集了经过祭司们搜集整理的古希伯来宗教经律、国法政令、典籍文献、神话故事、历史传说、歌言等，故此，它既闪着原始思维的艺术灵光，集中地体现了古希伯来文学的主要成就，又成了基督教典籍《圣经》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对人类的价值观念和文艺创作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
文艺与宗教融为一体的特征在印度文化中尤为突出，古代印度文学作品往往是某种宗教思想和情感的演绎。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宗教诗汇集《，后来被奉为教、婆门教、印度教的根本经典。《本生经》和五书分别是佛教和婆门教的寓言故事集，它们均以文艺的形式阐释
各自的宗教价值观念。规模宏大的两大史诗多和那则是印度教徒的圣典，充分地体现了印度民族的文化精神，并成为许多文艺作品的母题、原型。印度文艺浓郁的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风格同样是深受宗教影响的结果。譬如美术作品大多内涵深奥、想象奇特，物象也往往是变形的，带有超现实的神秘主义宗教色彩。中古流行的虔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神人合一，并以象征的方式来表达这一信仰，已成为神秘主义文学的范本。近代杰出人泰戈尔被誉为“宗教诗人”，他的代表作《利便是一部颂神的“献”，具有“我同一”的神秘意趣和证悟色。
相比之下，中国、日本、朝和越南等国文艺的宗教性，似乎没有阿和印度那么浓重。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像西方那样曾经拥有过“国教”的地位。不过，道教以及外来的佛教等宗教
观念曾经成为中国古代意识形态（尤其是哲学和文艺等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文人的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和表达形式的影响十分明显。汉译佛经文学影响了唐以降的变文、话本、宝卷、词、词、诸宫调等文学样式的形成，中国诗学追求“大音希声”、“无迹可求”的玄虚境界和“挂角”、
“外之致”的空灵效应，都与道家、禅宗思想有关，而基于佛教轮回业报观念的“因缘”母题成为古代戏剧和小说的主旨。受汉传佛教的影响，日本诗善于将宗教意味的永与无限，以世俗化和审美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并流露出世变物化、生死流转的无常思想，和歌、和句等也都追求澄怀静虑、物心合致的大和式禅境之美。朝最古老的典籍《三国遗事》除历史记载外，还包含丰富的宗教信仰、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民谣乡等宗教资料和文艺作品。古典小说名著《春传》、清传和《兴夫传》“三大传”以劝善为主题，具有儒家义和教因果报应的意味。朝古代文
学这种宗教伦理训诫特质，无疑与儒释思想在其文化中占据权威地位有着密切关系。
总之，东方宗教价值体系的思想观念、信仰、道德规范对东方文艺有着巨大的渗透力和支配作用。
东方民族超理性的直觉、感悟思维方式和注重宗教伦理情感内在体验的心理定势，孕育了它们独特的审美文化。如儒家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念在审美上关注外物景致与人心情趣的浑然交融，天地
万物气韵与人之生命节律深度契合；佛教的“*1”，伊斯兰教的“顺从”，婆门教和印度教的“我一如”等，皆强调人神相契合而和谐同一的圆满境界。与西方艺术重写实的精神不同，东方审美文化
更多地具有非理性与表现性的特质，它崇尚与自然交融的返朴归真和超凡脱俗，对凭借思想意趣的艺术想象的运用远远超过对物质媒介的运用，它不追求对审美对象作更多理性与科学的认识，而追求审美对象中精神的美，以审美对象为媒介走向内心表现。上述的和谐同一性和缘情表现性正是东方艺术精神的内核。这种重写神而非写形、重表现而非再现的东方审美观，导致东方文艺多从写意着手去创造自由漫游的流动意象，并使得东方缘情写意的文学样式特别发达，几乎所有东方民族都以诗为中心文体。印度诗往往以抒情形式来体现寂静内向、和谐融通的审美情趣。即使是偏重叙述性的戏剧和小说等，也不追求强烈的矛冲突悲剧效应。著名梵文戏剧《达在悲到极点时仍不给人以苦不堪言的沉重感，而以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来缓解那种男女分离的悲痛，体现了冲突而不剧烈的东方戏剧味。日本源氏物语》之类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写的小说，也是偏重于表现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很少对外部客观现实进行具体的再现和摹。作为诗创作方向之一的缘情表现艺术观占据中国古代学的主要地位。印度古典诗学推崇“味”与“情”这两个美学核心范畴，将之奉为印度美学的圭和
文艺通则，味与情实质上属于审美情感，可唤起观众的审美情感状态。在阿的文学活动中，最常见的是诗人本能的即兴的创作冲动，他们热衷于发细腻的情感。虽然他们对诗情有独钟，创作了大量情感洋溢的抒情和自然诗，却始终没有写出叙述性强的史诗。印度两大史诗和其后出现的“史”，既不追求对历史事件的真实反映，也不强调再现社会生活，所表现的是体现在人生历程、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中的民族精神。特别推崇“天人合一”的汉文化圈的各民族受物我无间的意识的支配，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或物。中国诗呈现的是物我一体、意境浑然的淡静的境界，其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统一的。古典诗的明特色，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而内化的隐
性和素淡性，其艺术也表现了追求淡雅自然的民族特色，在形式上不太拘写实，风格纯朴素。
如前所述，由于东方各民族在地理、种族、语言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其审美情趣及与此相应的艺术风格便不尽相同。大致说来，印度文艺讲究庄远、肃深，具博大精深的品格；波斯、阿的艺术风格则倾向于华丽装饰、精致隽；而日本以幽美为艺术极致，崇尚自然、闲寂余情。但是，东方各族审美文化这些特质，同东方哲学传统重感受体验、重直觉顿悟的思
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正是这种在共同的东方审美文化精神统驭下的东方各族审美情趣的差异性，成为表征整个“东方精神”最丰富最形象的重要层面。
东方”这个历史上约定俗成的人文地理概念，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两河流域的古亚述人将太阳升 起的东方称为“亚细”（意为“日出之地”）、古罗马人认为凡在东边的国家都属“亚细亚”，这是现在“亚洲”（Asia）一词的来源。而“东方”这一概念的外延比“亚洲”更广泛，地理学家把亚洲及北非洲 称作东方（East），并依次划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三个部分，其范围西至塞路斯、土耳其和埃及、东到中国、朝、日本，南达、印度河流域各国以及印度尼西亚诸岛、北抵太平洋西北部沿地区。 除地理学概念的东方外，还有历史概念的东方（Orient），它是伴随１、世纪欧洲人发现 东西洋航路、并适应其向东进行经济扩张的需要而产生的。一批西方学者在考古发掘的科学实证活动中，开始系统地对亚洲和北非洲一些文明古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宗教、艺术、风俗及其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东方学”。１年法国学者商博良对埃及象形文字成功地 进行了破译，此后英国学者Ｈ··林等对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解读告捷，使东方学得到突破性的 发展，从而奠定了埃及学、亚述学等东方学学科的基础。 与此同时，东方文学的研究也被纳入东方学的领域。精通梵语的英国学者威廉·斯最早确认梵文与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和波斯文之间的关系，并于１年把《达翻译成英语，第一次把印度古代文学介绍给西方。不过，早期有关东方文学的探索，基本上是处于发掘材料、确认语言文字、整理古典文献和译解作品的阶段。直到２世纪初俄国学者图拉夫的《东方文学论文集》等研究论著的问世，才标志着东方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已经发展起来。 年建国以后，我国习惯上将世界分为欧美和亚非拉两大阵营，与此相应，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长期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将西方文学换称为“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换称为“亚非文学”。在国内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这门课程中，东方文学与亚非文学只是称谓不同，而内涵则基本一致。故而，东方文学与亚非文学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就亚非文学的整体而言，自然应该包括中国文学在内，但由于我国高校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所以，在讲亚非文学时基本上不讲中国文学。 尽管由西方学者建立起来的东方学极大地促进了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研究的发展，但不可忽视的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义倾向十分强烈，因此，上述那种从西方人眼中观察、研究出来的东方形象与实质上的东方面目相去甚远，从而造成西方人对东方世界形成了一种极为矛的看法：一方面他们极力歪、低东方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从而以为白种人高于一切有色人种，欧洲才是世界文明的唯一发源地，是人类文化的中心；但是另一方面，源于异国情调的神秘向往，使他们在精神上虚构出一系列“东方神话”的意象。 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世界历史划分为４个王国：东方王国（包括中国、印度和波斯）、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日耳曼王国。他认为世界历史的走向大体与太阳运行轨迹相似，也是从东方走向西方，东方是世界物质和精神历史的起点。可见黑格尔承认了东方各国光辉的历史成就。当今较为流行的共识是把世界文化划分为４大体系：欧洲文化体系、阿——伊斯兰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和汉文化体系。欧洲及其相关的美洲、澳洲拥有统一的种族类型、基于同一语系的语言和同一模式的文化传统，这决定了欧美澳三洲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一脉相承，有着历史进程的整体性和共同性。相比之下，包括三大文化体系的东方世界却是个纷繁的复合体、无论在地理、种族，还是在语言、心理素质、宗教、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千差万别，自成体系。如印度文化体系除印度外，
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班级：08会计学三班 学号：200842114351 姓名：朱华越 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西方音乐简史》考试试题 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历史文化背景及音乐特点简析 摘要：“巴洛克”是一个时期，而不是一种“风格”，这个时期出产的音乐作品就称为巴洛克音乐，1600到1750年这150年间就叫做巴洛克时期，14至16世纪就是“文艺复兴时期”，这两个时期虽然在时间方面的区别不是很大，但在艺术方面的东西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把它们分为两个时期！“巴洛克”也译为“巴罗克”，这一词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并源语葡萄牙语，原意指体大且形状不规则的珍珠，在意大利语中有冲动、任性、夸张、幻想之意。它的节奏强烈、跳跃，采用多旋律、复音音乐的复调法，比较强调曲子的起伏，所以很看重力度、速度的变化。巴洛克音乐是后期发展的一个基础。在声乐方面，巴洛克音乐带有很浓的宗教色彩，当时的宗教音乐在西方音乐的发展占很大的分量。那个时期的器乐曲发展也很迅速，尤其是弦乐方面的发展。那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巴赫、维瓦尔蒂和亨德尔。小提琴的出现、拨弦古钢琴的成形都为巴洛克音乐提供了更丰富的表现力；其他乐器的发展也使得某些特定风格的巴洛克音乐其配器得以朝着多元化、大规模的方向发展。 关键字：巴洛克、文艺复兴、音乐特点、代表人物 一、巴洛克音乐的历史文化背景 巴洛克是西方艺术史上的一种艺术风格，最初是指那些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并且在1600~1750年间繁荣起来的音乐和其他一些视觉艺术。巴洛克风格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随着文艺复兴的衰落和反宗教改革潮流的蔓延，在意大利以及天主教甚至新教世界中，艺术和音乐比纳入具有新的教会精神的文化氛围中。在古典主义形式的完美、平衡、和谐被打乱之后，综合、调和以及刻意的修饰成为新一代风格教会为自己的世界从建筑形式上提供了富丽堂皇、瑰丽精致的形式，同时也给音乐打下了自己的文化烙印。随着文化功能的转变，艺术和音乐实际上远离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而在教会精神中获得原动力。 虽然“巴洛克”这样一个术语是无法总括一段历史中多样的音乐风格，但是，由于“巴洛克”在使用中确实被用来泛指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和文学，并且这样一个时期的音乐，与当时的建筑、绘画、文学，甚至与科学、哲学都有某种相似的文化品性，因此，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音乐和人类其他创造性活动之间存有一种联系，而一个时代的音乐又往往会以为它特有的方式去反映其他时代艺术中表达相似的观念和倾向，人们才会在艺术史上，用巴洛克、浪漫派之类的称谓来表示一个历史时期的艺术。
东方文化意境别墅 ——从万科棠樾探讨中式风格建筑 编辑：刘紫娟 万科棠樾项目拥有丰厚的生态资源景观，四周均为山水田园，借助周边山水环境所打造的江南水乡的建筑风格，是万科在华南区域规模最大、定位最高的项目；其次项目产品特色主要在于体现东方文化的徽派建筑，将东方文化与建筑结合，打造出在自然环境，建筑文化上都独具特色的现代中式风格。 项目档案 建筑类型：联排别墅 占地面积：约60万m2 建筑面积：约40万m2 容积率：大一期容积率0.8，大二期容积率0.5 楼层状况：一期均为三层双拼、三拼别墅 价格说明：起价：23000元/平方米 最高价：26000元/平方米（为一期首批和二批价格） 项目地址：塘厦?大坪?观澜高尔夫（东莞）球会旁 开盘时间：2008年7月 开发商：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代理商：深圳中原物业顾问公司 插图01(效果图) 一、新中式别墅开发要点 当前市场风向也在转变。“中国别墅指数”研究公布数据显示：近年来市场在别墅的购买倾向上，选择欧陆风格从过去的100%已经回落到25.8%，而愿意选择中式等东方风格产品的群体则上升到20%左右。 1、中式别墅特点 （1）规划 一是取材于大都市的城市轴线规划。尤以唐宋时期的城市规划较为成熟，道路交通交错布置成网格状，两旁高强大院围合，或以云墙围合，入口设置月亮门。
二是取材于传统民居的前街后河的平行模式规划。江南一带河网纵横，形成许多前街后河的水乡城镇。小区内部规划布局往往借水景点缀成网，依山之势，傍水之旁，组团的大小分合，房屋的前后错落等等都在规划中被借鉴和采纳，形成典型的“水乡住宅”布置方式。（2）住宅设计 设计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在传统的复古建筑中加入现代设计元素。这种产品无论是在大的院落规划，建筑布局，还是在小的建筑装饰、庭院植栽等方面均遵循中国传统的格局营造，保留大量的中式建筑元素，是比较容易被识别的中式建筑。比如：常见的四合院式或三合院式布局、宅前有平台、筒瓦制的曲线屋脊、影壁、山墙头、房角屋边的游廊和平台设计、住宅中庭，富有寓意的庭院植栽：书房前种植芭蕉，厅前植海棠，屋后种枣树等。但是，由于传统中式建筑，尤其是四合院的建筑带有明显礼制观念的痕迹，由于家族组织及社会等级的观念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矛盾，因此在室内生活空间设计方面通常还是按照现代的居住模式设计。 另一种形式是在现代主义建筑风格设计的基础上加入丧失本初的功能性的、具有中式特点的装饰符号，也有人称之为“现代中式”。这种产品在建筑布局、建筑造型、建造工艺以及功能空间设计均体现了一种现代建筑简约、时尚的风潮，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类似于结构主义的手法在产品细节设计方面融入一些被符号化了的中式元素，是比较难以被直接识别的中式建筑。比如：在建筑设计方面仅仅保留代表中式建筑符号的色彩——长城灰；或者是在山墙处设计被抽象化的马头墙、人字顶；或是在住宅正面添加被简化的门楼装饰等等。 （3）园林 中式园林的风格属于典型的自然山水园林，就是把自然景色和人工造园艺术两者巧妙地结合，其园林的艺术形象是以山体、水系为全园的骨架，模仿自然界的景观特征，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挖湖堆山”法。在中式园林中可以常见溪流、河塘、假山、置石、亭、廊、榭等设计元素。 目前楼盘中的中式景观类型可以大体分为三类：古典中式、新中式及现代中式。对中式园林景观的传承在形式上多体现在对“街坊”和“院落”的继承，因此它在别墅项目中的应用远多于在公寓项目中的应用。古典中式最为完整的保留了传统景观的特色，各种景观要素都能体现浓郁的中国味，如苏州的西山恬园等。新中式介于两者之间，外观上能看见各种简化的景观要素和创新元素，如广州的清华坊等。现代中式摒弃了传统景观中复杂的配置，以更为简洁和现代的手法来传达东方神韵，如深圳的第五园等。
崇明区2019学年第二学期第二次高考模拟考试试卷 历 史 考生注意： 1.考试时间60分钟，试卷满分100分。 2.所有答案必须做在答题卡上。 一、选择题（每题2分，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共40分） 1.殷墟文化遗址与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共同点是 A ．都出土了文字资料 B ．直接印证夏朝历史 C ．商朝历史成为信史 D ．都在今河南省境内 2.程朱理学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吸取其 A ．唯物思想 B ．性善理论 C ．伦理道德 D ．仁政思想 3.历史学家认为，“元承宋制”，表现为 A ．中书省与枢密院 B ．中书省与行省制 C ．枢密院与宣政院 D ．行省制与御史台 4.“皇帝召见军机大臣，不许太监在侧，军机大臣不得擅自结交外任官员。”这说明军机处A ．职 官干练提高了行政效率 B ．组织严密有利于政令执行C ．权力巨大凌驾于六部之上 D ．为君权附庸无行政决策权 5.下列启蒙著作中，强调“政府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拥有对政府的永远的革命权”的应是 《政 府 论》 《哲学通信》 《社会契约论》 《论法的精神》 6.拿破仑统治对欧洲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是 A ．扩大了工业革命成果 B ．强化了君主集权的意识 C ．动摇了封建统治秩序 D ．削弱了英国在大陆势力 7.19 世纪中后期改写欧洲版图，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 A ．工业革命 B ．德国统一 C ．彼得一世改革 D ．第二次工业革命
8.观察下列各图，他们对各自国家做出的贡献虽然不同，但却具有相同的历史意义 亚历山大二世 亚伯拉罕·林肯 明治天皇A ．实现了国家统一 B ．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 C ．消除了外国势力 D ．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 9.下列关键词中与工业革命密切相关的是 A ．重商主义奴隶贸易手工工场 B ．商品输出殖民扩张现代工厂 C ．资本输出全球扩张垄断企业 D ．自由放任国家垄断跨国公司 1 0. 著名学者辜 鸿 铭曾说：“咸同 年间（18 51 －187 ，粤匪扰乱。清廷如一丛病之躯，几难著手。”此材料中的“粤匪扰乱”是指 A ．太平天国运动 B ．洋务运动 C ．戊戌维新 D ．义和团运动 11.列强势力最早深入到长江中游地区是在签订了哪个条约之后？ 《南京条约》 《天津条约》 《马 关条 约》 《辛丑条约》 12.杜亚泉、陈独秀、章士钊以及梁启超等人物同台竞技最有可能反映的事件是 A ．戊戌维新 B ．辛亥革命 C ．中西论战 D ．中共成立 13.下列能够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形势的图示是 英 俄 北 华 德 约 约 美国 中日 法 奥 柏林 罗马 东京 俄轴心 意 A. B ． C ． D ． 14.一战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表示：“英国宁愿耗尽它最后一个金币，也要保持对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海军优势。”在华盛顿会议上，这种愿望化为泡影，是因为签订了以下哪个条约？A ．《四国条约》B ．《九国公约》C ．《凡尔赛和约》D ．《五国海军协定》
通讯地址:北京朝外吉祥里105号楼2门201室(100020)收稿日期:1999年11月15日 ?传播与传承:“中国音乐的历史与今天”学术研讨会专页?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 1999年第4期 J i aoX i ang —Journal of X i ’an Con servatory o f M usic ●修海林 中国音乐传播的历史文化特征 【关键词】 中华民族音乐 共生文化系统 “双文化” 主动选择 【学科隶属】 音乐文化学 传播学【内容提要】 关于中国音乐在历史上的传播与交流,在认识上,首先应从更宽的角度把握“多 民族、大一统”这一基本历史文化特征,确定完整的“中华民族音乐”概念。本文的论述,涉及到中国音乐历史上传播、交流具有的“内外兼具”、“东西南北、共生共荣”特点,从“共生文化系统”的角度,分析在传播、交流中形成的“两大流向”及其特征:先西而后东的外部特征;由北而南、由南而北的内部特征。对于近代在中西音乐的传播、交流中形成的“双文化”现象,笔者一直主张文化建设是一种主动选择,无论是世纪初还是世纪末的今日,如何作出新的文化上的主动选择,都将影响到新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中,由文化的传播所引发和涉及到的问题很多,这里只是就中国古代音乐在其历时的发展中,于音乐的传播中呈现出的一些主要现象作某种归纳,并试图说明其基本特征。另外,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观点,主要形成于1987年写作《古乐的沉浮》之时,该书的第三章集中谈了“华夏古乐的传播、交流及其地域文化特征”,因此,一些具体的史料分析与例证,原书中已有的,在本文就不再例举(文中提到的,就标以页码,以便查阅)。在全文的论述方式上,也就采取分要点叙述的方式,不作全面的铺陈、展开。下面就谈谈我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中国音乐”的概念,应是“中华民族音乐”的概念。这在我的《古乐的沉浮》中称为“华夏古乐”、“华夏音乐”。这并非是诗化的语言。历史上就有“古乐”的概念,《吕氏春秋?古乐篇》首用,是历史音乐的传统指称。人说“十口为古”,《吕氏春秋》中关于历史音乐的部分,就是口传音乐史的记录,其中就有不少经与文物的互证后证明是可信的史实。顺带说一句,“沉浮”一词,来自《诗经》中的《小雅?菁菁者莪》。音乐是人的情感生活的载体,借喻为杨木船,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载沉载浮”。“华夏正声”的概念,历史上是对汉魏对隋唐汉族传统音乐的称谓。隋文帝就曾称当时作为汉魏以来汉族传统音乐的代表性乐种清商乐为“华夏正声”。其实,经过南北朝的文化融合,“华夏正声”虽然与汉魏传统仍然一脉相承,但也已经吸收有外族外域音乐的成份。就象我们今天讲的中国音乐传统,我认为,其中既有古代的传统,也有近现代形成的新的传统。“中国音乐”作为“中华民族音乐”、“华夏音乐”,其自身的成份与内涵,在历史上是被不断充实、丰富着的。“中华民族”概念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充实、丰富的历史概念,最终形成其“多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文化特点。就象国外一些人类学家看到用 “E thnic Grou p ”(族群)很难概括中国人讲的“中华民族”,于 是只好用大写的“中华民族”汉语拼音作专用名词来用。那么,“多民族”的文化如何能成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在音乐上怎么看?为此,我曾提出,在华夏音乐的文化传播中, 形成有一个“共生文化系统”(290页),即“中华民族音乐”的 共生系统,其中“因为社会历史的进化、地理环境的制约、风俗、语言、宗教信仰以及音乐传播的多种流向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点。” 从历史上看,夏-商-周-秦的历史延续过程,也是华夏民族、华夏文化概念内涵不断扩大、丰富的过程。历史上,“华夏文化”以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出现的政体,就是夏朝。于是,在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民族(种族)共同体就称“华”、“夏”、或“华夏”、“中国”,其文化亦称“华夏文化”。如今这一概念的外延已扩展至在全世界华人那里保留、传承的中国文化。自商灭夏,随着商族这支东夷入主中原,其本身也融入华夏。周族源自西北,兴于戎狄之间,也融入华夏,其礼乐文化影响尤为久远。据孔子所讲,夏、商、周礼制相承,除政体相承,也是文化的相承。春秋战国时期,汉民族基本形成,至秦形成完全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政体。季札观乐评“秦声”时讲 ? 7?
探秘沉香文化：从品香中感受东方意境 沉香文化：从品香中感受东方意境 2013年06月08日20:18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沉香四结(资料图) 如今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沉香的价值，享受于香氛所创造的文化氛围之中，历史千金易香的情境再次出现，或许沉香真的如一缕香炷早已融入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呼吸吐纳之中了 在热播电视剧《甄嬛传》中，香料成为宫廷斗争的武器，年羹尧的妹妹年妃受雍正皇帝专宠，御赐“欢宜香”，年妃引以为荣，不料这种香被雍正加入了麝香，使其难怀皇嗣，从而压制年家的外戚势力。与甄嬛一同进宫的安陵容出身调香世家，暗中使用一种“暖情香”的催情香料争宠，此事被甄嬛觉察后，将“暖情香”的香料涂在送给安陵容的百合花蕊里，最终导致其小产并被打入冷宫、悲惨自尽。 中国古代有沉(香)、檀(香)、龙(涎香)、麝(香)四大名香。现实当中，相对于被古装剧渲染夸大的麝香，中国古代皇宫里人们更常用、更有名的当属沉香。 为了揭开沉香略显神秘的面纱，《国家人文历史》记者近日专程走访了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它是国内目前少有的一家专门收藏沉香、传播香文化的博物馆。负责人黄毅先生笑称，甄嬛迷们已经问了他一千零一遍关于古代香文化的问题了。近期，该馆把精品香器和沉香收藏带到天津博物馆展出，命名为“天香缥缈——沉香及中国古代香器特展”，很受欢迎。 深入毒瘴中的自然精华
沉香，又称“沉水香”，自古以来被列为众香之王，因为它生成不易、采集更难、香气雅致，又有“香木中的钻石”美称。目前市场上沉香以次充好，甚至以假乱真现象严重，最常见的就是把沉香木当作沉香来愚弄买家。 在沉香展览中，记者观察到的各式天然沉香，从外观上看更像是一节、一块朽落的树皮，也有一些像不规则的棒状。 自然界的沉香树生长迅速，但是内部质地却像甘蔗渣一样松软。这种“体质”使它很容易受到意外的伤害，雷电袭击、动物啃咬、昆虫蛀蚀都会让它产生“伤口”，这时沉香树就会爆发出奇特的生命力，渗出树脂为伤口疗伤。当树脂与真菌接触时，就开始了产生沉香的奇妙过程，所以说沉香的产生靠的是机缘。 沉香的生成环境决定了它总是隐于山林深处，又多有沼泽泥土覆盖，能否采集到全靠采香人的经验。在热带雨林多瘴气的地方更容易发现沉香，因为瘴气中含有产生沉香所必需的真菌孢子。在这个过程中，采香人要采得一块沉香，除了要有辨识产地的智慧，还要有涉入险地的勇气。因此沉香自古以来采挖的风险非常大，即使在现代技术条件下，采香人的死亡率仍高达3%，可见沉香得来弥足珍贵。 沉香四结 古书《修县志》记载：(沉香乃是)“其木枯折、皮朽烂，内心乃香”，本质上沉香是结合了树脂成分和木质成分的固态凝聚物。中国传统上又把沉香分为生结、熟结、脱落和虫漏四类，今天仍在沿用。宋人在《铁围山丛谈》一书中写道：沉水香有生结、熟结、脱落结、虫漏四类。 生结：沉香树受到雷电、暴风的袭击，或者其他人为原因造成伤害、形成开放性伤口所结之香，统称为生结。 熟结：沉香树因为树的内部疾病未受到外力影响而结香，称为熟结。 脱落结：指结香发育后，先于树体脱落的部分，被称为脱落结，比如“节珠”。脱落结具有鲜明的特点：多有完整的外部形态、清晰的脱落断面，或多或少可见较清晰的枝杈、芽点等树木生态结构。 虫漏：沉香树由于虫蚁的蛀蚀而导致受伤组织病变所形成的结香叫作虫漏。热带雨林中虫蚁很多，喜欢在香甜松软的沉香木上噬木为巢，因此结香。 以上四种，脱落结最佳，气和;生结、虫漏气烈，次之。用采香人的行话来说，不管是哪种结法，在活树上采到的香只能是“生香”，生香的味道与结法有很大关联，比如说虫漏
中西方音乐文化特征的差异 【摘要】：我们自身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后产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性。我认为中西方文化和哲学,信仰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文化、美学审美的差异、教育方面差异等等，中西方文化会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影响,借鉴,甚至将西方与东方的特质归纳为理性的与感性的,并产生了很多相关的标准和准则来衡量我们自身的审美与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更加趋向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态势，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积极推行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主张，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中的音乐来学习和理解。在这种态势下，促使我们必须掌握我国本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的联系与区别，才能更好地适应这种趋势，在吸收西方音乐先进技术的同时，更好地发扬我国本民族的音乐。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音乐，差异 乐器的演变差异 谈到音乐，我们首先想到应该是演奏音乐的乐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乐器，是无疑的。据考，中国在远古时期，已有一些土鼓、磬、钟铃、骨哨、苇龠、埙等。乐器的发展，与音乐艺术的发展有密切的甚至从属关系，但是同样也须臾离不开生产力发展这个基础。在铜器时代之前，根本不可能有象铜钟（但有陶钟）、铜号（但有兽角号和螺号）这些乐器；多数始发自阿拉伯和埃及等地的管弦乐器，之所以在欧洲形成现代乐器，这和文艺复兴尤其是产业革命推动科技的迅速发展不可分割，许多重要的现代乐器都产生在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电子乐器，也只可能诞生于电子技术兴起的20世纪。 中国的音乐多是单音，旋律的，所以中国的乐器结构简单，多是不能演奏和声的。如笛，二胡等，但越是简单的乐器越是能表现悠远的意境，比如埙，简单的原始
土陶乐器，却能吹出千古幽思。中国民族乐器比如说琵琶、扬琴、箫、笙，唢呐多以“丝”“竹”为材，故称丝竹之乐，具有柔，细，清的音乐特征。西方乐器比方说圆号，小号，萨克斯等多以金属为材。西方古典音乐是和声的，多声部的，所以乐器多很复杂，机构精细繁复，多能演奏和声，如钢琴，吉他等。故音色丰富，音域宽广，表现力强。 审美的差异： 正如《中国音乐审美导论》中提到：“在审美追求上，中国音乐艺术以‘和’ 为理想，尚虚无，求空灵，讲韵味，求深邃，讲意境，求气韵生动，强调直觉与领悟，注重生命本体。这与西方音乐求深刻，强调理性与思想，把实有，意义与情感作为精神支柱的音乐审美特点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我看来，当今的音乐美学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与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互相斗争、交融、互补的历史。中国传统音乐主要表达儒家的和谐，礼仪之美；道家的自然，天人合一；佛家的空灵，悟性，禅意等，相对比较主观。这和中国的绘画，书法追求神韵，重意境的审美情趣是相通的。所以多讲求和谐、幽美、深沉，旷达等。是人的内心世界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的自然流露，突出“情”和“景”的交融。西方古典音乐在西方戏剧的发展背景下，着重美学及功能性，故此比较客观。西方古典音乐以深刻严肃见长，突出主客对立，大都带有正剧或悲剧色彩，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艺术精神的“壮美”。所以多音域宽广，曲调刚健、情绪激昂、气魄宏大。音乐创作和音乐理念的差异： 中国传统音乐，没有一套完备的作曲理论与法则，较易失传。而西方古典音乐技术层面上有理论，有规范，有大量的文字和音响文献，易于流传。中国传统音乐以线条为主，而西方古典音乐更讲究和声。就如中国的绘画和书法讲究的是
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 一 跟以往分割开来研究世界各个部分以及不同领域的世界史相比，全球史的研究理念打破了“国家”这一近代特有的魔咒，其研究的视域是以地区、民族、文化、语言所相互区别的人类整体。东亚史和世界史之间的学科分野也随之解消，统统被纳入到全球史之中进行整体研究。 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习惯于将自身的利益通过国家或宗教的意识形态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是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同时也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贸易。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使得世界资源得以重新分配，欧洲的技术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远航的异邦人刺激了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通过各种合约而加以确定。对于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扩张来讲，世界仅仅是欧洲的触角所及之处而已。全球史学科的建立，在于以跨文化互动的发展，来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论点。以往以欧洲的历史经验作为其他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尺的做法，已经被当今学界所摈弃。被誉为全球史之父的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 1917-2016）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因为特别是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与交往，往往会引起对很多约定俗成惯例的调整和改变。历史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外来者的交往而引发的，也正是这一动力，推动着欧亚共生圈（ecumene）的形成和发展。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 1922-1968）甚至认为，“西欧的演变取决于欧亚非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 全球史的理念超越了以往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尽管现代性产生于西方，但它却是在西方与其他异质文明的碰撞中产生的。芝加哥大学的德裔欧洲史教授盖耶（Michael Geyer, 1947-）和密歇根大学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布莱特（Charles Bright）甚至认为，作为一种反作用力，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非西方国家，才是产生全球一体化的力量源泉，正是她们在一体化进程中让世界逐渐融合，而世界各地区的历史也因此同世界历史发生了关联。 作为方法论和研究领域的全球史实际上是一个上位的概念，也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广阔学术空间，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穷尽这之中的所有学问。目前我们仅仅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以上全球史与东亚的各个研究领域的成果进行整合，以期能够出现一些全球史与东亚的研究新成果。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这一题目，并非某一学科的某一人可以从事的专业，它必然是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学者积极参与及密切互动的结果，同时它也必然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初见成效。
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思想和文化方面有着极大的不同，正是这些不同左右了世界各国近代的命运，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国近代失去了唐宋时期的风光是和自己的思想文化上的不足又联系的。我下面从对自然的态度这个方面来讲一讲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吧。 自然对于东方人来讲是和谐的，或者说是任何事物本应都是和谐的。这点我们不难从《易经》中发现，它追求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一种社会，《易经》的这种宇宙观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这点从和《易经》关系十分紧密的风水中可以看出。现在很多人认为风水是一种迷信，但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公正的。可以说风水真正从本质上来讲反映的是中国老百姓对和谐生活的一种追求。风水的目的有四个，即:追求人体内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风水中很多看似迷信的做法却能起到一种为人服务的作用，它使生活更加和谐更加适合居住。即时小到一个厕所的位置设计，如果用风水的思想来规划的话，建成后你就会发现比其他的设计方式要人性化的多。（当然随着不断的发展演变，风水确实也有不少迷信的东西产生，不过我在这里讲的主要是一些可取值得借鉴的部分。） 附：厕所风水 （一）厕所不宜开在西南或东北方 （二）厕所不宜开在房屋的中心 （三）厕所不宜开在南方 （四）厕所宜压在凶方，忌压在吉方 （五）浴厕地点宜隐蔽 （六）浴厕不宜改为睡房 （七）浴厕应常保持清洁 （八）浴厕应该保持空气流通 大家看看这样的厕所是不是很人性化？
除了风水之外，由《易经》思想而引发出的祖国医学（中医）也是是最注重和谐之意境。中医是研究人体健康状况的科学。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它将人体之各部分（如器官、脏腑等）皆分出阴阳；凡阴阳偏离或失调便意味着人体生病了。只有人体中之一切阴和阳都协调和平衡，才算是个健康之人。中医便是一门观察、分析、发现并设法使人体真正地做到阴阳协调、和谐的一门学科。而中国早期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强调的也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论是阴阳协调还是天人合一，最终本质的思想都是追求和谐。只有和谐了，人才能健康，所以中医要做的事通过药材的药性相生相克，调节人体使人体内部和谐统一。最终的结果是帮助人适应自己的身体，适应自然。相比之下，西方医学就大不一样了。首先西医更加科学性，它通常从科学性的病理入手，也就是说西医更注重科学上的原理，而不是客观的规律。其次，西医主要是通过人为强制性的手段来达到医治的目的，比如手术，抗生素的使用。而不是像中医那样讲究调节，用自然来治自然中的疾病。最后西医是就事论事，哪疼医哪，它产生的效果是见效快，但是不一定能根治。因为很多病态之是表象，医了表象病根未必根除。总结一下就是没有一个全局观，引申到自然方面就是没有追求万物和谐统一的思想。 最后再从建筑方面分析一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建筑环境范畴，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追求和谐；而西方人则讲究“征服自然”。东西方文化差异甚大。只从选材一个角度来讲，西方建材主要是石头，而中国的古建筑大多用木头建造。从西方人对石材的选择，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而中国传统哲学所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揭示，自然与人乃息息相通的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环节，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之亲和关系，重视了它的性状与人生关系的结果。 由以上几点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方人追求自然的和谐，他们善于适应社
东亚文化圈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存在着若干个文明与科学的中心。以这些中心为内核，出现了若干文化地理板块，叫做“文化圈”，即由主要文化特质相同或相近、在功能上相互关联的多个文化群体（民族文化、区域文化）共同构成的有机文化体系。由于不同民族、国家、地区间“文化位势差”的存在，导致先进文化自然向相对落后的一方传播，落后文化一方主动地汲纳、消化先进文化。两者的统一，就形成了文化圈。而东亚文化圈就是这众多世界文化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什么是东亚文化圈 复旦大学的姜义华教授认为,所谓“文化圈”,亦即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现代性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并不否认异质性。姜教授认为,不宜用某一民族的文化来标明或涵盖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就是说，不能用中国的文化来涵盖东亚的文化。他认为用“东亚汉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等名称来指代东亚文化圈是不合理的。中国东亚周边国家各有自身的民族文化，虽然汉字曾为东亚一些族群创造自己的语言系统时部分采用，在推进这些族群的文化交往和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宜将这些族群和地区统称为“汉文化圈”或者“汉字文化圈”。 南通师范学院副教授羽离子首先对欧洲东亚研究会主席汪德迈对“汉文化圈”的特征,即“使用汉字的区域”及“筷子”文化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解释也未能对文化圈的确切内涵作出系统和有说服力的诠释。他认为,尽管学界在使用“汉文化圈”这一名词时将其当作了一个表面上很明确的专业术语,实质上其概念仍然是不可捉摸的。他个人建议使用“泛汉文化圈”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所体现的模糊性可允许定性更松动些,在使用上也更具弹性,在理解上也更灵活一些,也使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更容易接受一些。 蔡豫在文章《东亚文化圈的历史分期初探》中这样定义东亚文化圈：“由主要文化特质相同或相近，在功能上相互关联的多个文化丛相连接所构成的有机文化体系。文化圈的重要因素有二：（1）多个文化丛具备共同文化要素。（2）多个文化丛有机相联。 概而言之，文化圈即一元有机的文化世界”。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理解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是指历史上受中国及中华文化(或汉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并曾共同使用文言文(日韩越称之为"汉文")作为书面语(并不使用口头语言的汉语官话作为交流媒介)、受中华法系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地域相近区域。东亚文化圈的基本要素为汉字、中国式律令制度与农工技艺、中国化佛教。这些要素给东亚诸国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深刻影响。 二、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围 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认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在古代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区中原，中原文化是它形成的大本源；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围，东边是朝鲜、日本，东南是越南及其以南、
●第一节中国音乐文化概述 ⒈中国音乐史中音乐形态发展分期 古代乐舞时期（远古——春秋战国） 歌舞伎乐时期（秦汉——隋唐五代） 剧曲时期（宋元——近代） ⒉中国音乐史中各时期音乐文化发展概况 先秦时期 汉唐时期 宋元时期 明清时期 近现代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我国最为主要的音乐形式是乐舞。这是一种诗歌、舞蹈、音乐三位一体的艺术体裁。 代表性作品有黄帝时代的《云门》、尧帝时代的《咸池》、舜时代的《韶》、夏代的《大夏》、商代的《濩》、周代的《大武》，这些作品结构庞大，由多段歌舞组成，艺术性达到空前的高度，表演十分壮观。 ●汉唐时期1 秦汉至隋唐五代，是我国音乐形态发展中的中古歌舞时期，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歌舞音乐具有更多的审美、娱乐功能，史书上称为“燕乐”。它的发展经历了秦汉时期的相和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商乐、隋唐时期的燕乐歌舞大曲三个阶段。 作品的音乐素材选取范围不断扩大。相和歌主要为我国北方的中原音乐，清商乐将之扩展至南方诸省，隋唐歌舞大曲则囊括中国、中亚、南亚、阿拉伯各国音乐。唐代的歌舞大曲是一种综合了器乐、诗乐、舞蹈的大型表演艺术，是唐代宫廷音乐的最好形式。 ●汉唐时期2 唐代歌舞大曲在历史上留下的曲目多达140余部，代表性作品有《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曲》、《柘枝舞》等。 汉唐时期，我国民族器乐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纤细柔婉的管弦乐逐渐代替了“以钜为美”的先秦钟磬乐。器乐演奏形式向轻便灵巧的方向发展，如鼓吹乐、管弦合奏乐、古琴、琵琶独奏乐均有特色 ●宋元时期 宋代以后，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音乐文化的性质由汉唐时代的宫廷音乐发展为适应市民阶层审美需求的世俗音乐，各种新艺术形式得以确立并发展，以元杂剧取得的艺术成就为标志。 元杂剧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戏曲音乐体系和戏曲表演体制，出现了一个个杰出的杂剧作家群和一大批高水平的优秀剧目，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西厢记》 ●明清时期 明代，我国南方戏曲获得巨大发展。其中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先后争雄剧坛，历史上称“明代四大声腔”。后来居上的昆山腔经过重大改革，在艺术性上再创历史高度，代表作品有梁辰鱼的《浣纱记》、汤显祖的《牡丹亭》。 清代，梆子腔、皮黄腔为代表的剧种群体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蓬勃发展。后来，皮黄腔孕育了我国最大的戏曲剧种京剧的诞生，京剧艺术成就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成为我国戏曲艺术史上的第三个高峰 明清时期，我国其他音乐体裁也获得了突出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民歌、歌舞、说唱、戏
浅谈中日关系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进一步处于深刻变动之中，国际多极化趋势不断加深。当今国际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为各国友好相处、互利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为区域合作一体化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近年来，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格局的不断变化，使东亚的区域一体化变得更加必要。而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责任。两国能否竭诚合作，将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因素；而一体化的浪潮也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基础。 二战后中日两国自身不断发展，通过截然不同的途径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跻身大国之列。与此同时，在国际局势频繁变化的背景下，两国的外交策略也不断改变，从而适应了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而这些变化也理所当然地映射到对东亚地区的政策上，对东亚地区的发展及稳定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中国，虽然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源远流长，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冷战时期中国与东盟国家大都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当时的中国，不强调自己的亚洲身份，总是以“社会主义中国”,“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自我定位。直到1991年中国才与所有东盟成员国建立和恢复了外交关系。1994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磋商伙伴关系，1997年，彼此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并尽力促进亚洲地区实现更大程度的经济、安全、政治合作。2003年中国与东盟高峰会议确定要建立战略伙伴的目标，使得双方的合作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双边经济发展，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也有利于强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趋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将在东亚地区获得更加主导性的地位。这是与中国的不断发展，并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局势分不开的。对于日本，其在战前的早期现代化建设中曾取得一定成就，一度成为东亚邻国学习的榜样。近年来，日本一直寻求在东亚一体化趋势中的主导地位，试图成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国家。 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对东亚地区的发展及稳定有着重大的影响。二战以后，日本对东亚地区的政策倾向虽然不断变化，但总体上对其经济的飞速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日本通过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和援助，带动其经济发展，使东盟各国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飞速发展的一颗闪亮新星。长期以来，日本依靠自身的经济、政治实力谋求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的主导地位，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而中国是亚洲地区最大的国家，在亚洲和世界政治上的影响力高于日本。并且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突飞猛进，更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率先恢复活力，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崛起的方针，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逐渐上升，并与周边各国保持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在东亚地区特别是在朝核问题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成为东亚地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许多方面也拥有着主导的地位。中国积极与东盟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并成功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促进各自经济贸易发展的同时，更加密切了与东盟各国的联系，从而争取在东亚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北京联合大学“东西方文学视角下的跨文化交际” 选修课之论文 课程名称：东方文化的核心特征与表现形式 题目：《红楼梦》——中国封建文化下的 悲剧必然性 院系专业：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大类 年级班级： 2012级管理工商类1206B 姓名：崔志辉
前言 东方原本只是一个相对的地理概念，在历史上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国家，其所指称的东方是不同的。近代以来，人们逐渐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共识，即把欧洲以东的地区（其中主要是亚洲）称之为东方。因此，东方文化主要是指亚洲地区，包括部分非洲地区的历史传统文化。 其中，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和哲学体系。而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封建传统文化是其集大成者，贯穿了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绵延不绝，源源不息，一直流转到满清时代。作为中国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将封建思想发展到了极致，是封建文化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时代缩影。而《红楼梦》作为一部成书于封建社会清朝末期的文学作品，该书系统总结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制度，对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的深刻的批判，无疑构成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要研究或者解剖东方文化的核心特征与表现形式，我们必须要从宏观上选择一个具体的视角插入——从东方文化具体到中华文化，从中华文化缩小到封建文化，从封建文化浓缩到满清时代，再从满清时代聚焦到小说的巍巍昆仑《红楼梦》，在我看来来，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本文就以《红楼梦》为基点，从封建古代中国的男尊女卑方面和科举制度下的人伦忠孝方面来详细说说古代中国男女悲剧命运的历史必然性，这也鲜明体现了东方文化下中华文化的核心特征及其表现形式。
目录 前言 (01) 序文 (03) 1.贾宝玉——科举枷锁与封建忠孝的牺牲品 (04) 1.1.仕途文化——科举制度之枷锁 (04) 1.2忠孝文化——宝玉的必然性结局 (05) 2.林黛玉——男尊女卑下的悲情命运 (06) 2.1林黛玉——男尊女卑下的悲情命 (06) 2.2婚姻文化——黛玉死亡的无力控诉 (07) 3.封建文化的汇集——宝玉与黛玉成为牺牲品 (08) 4.尾言 (09)
从《楢山节考》看东亚文化圈中的"贱老"民俗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08级博士生胡玲玲 《楢山节考》是今村昌平根据深泽七郎发表在权威文学杂志《中央公论》上的著名短篇小说《楢山小调考》改编而成的。"节"就是歌的意思，片名大意是山歌的介绍和研究。该片1983年获得了第3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影片所讲的故事发生在一百多年前日本信州深山里一个偏僻的村落。小山村后的楢山连绵不断，峰顶终年积雪，将村庄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由于生活的极端贫困，村子里没有多余的粮食让没有生产能力的老人和孩子吃。这里有个习俗：每户人家，只有大儿子可以娶妻生子，其他男人只能干活，不许结婚，他们被称作"奴崽"。至于老年人，一到了70岁，就要由儿子背到村后的楢山上去，任其自行消灭。 "树墩儿"家的阿玲婆69岁，也快到该参拜山神的年龄了，但她的身体却还是那么硬朗，结实的牙甚至还咬得动松子和蚕豆。阿玲婆对于自己要去参拜楢山似乎并不很在意，只是忙于操办大儿子续弦的事。她的第二桩心事是二儿子利助，他身为"奴崽"，无权娶妻，这让她从心里可怜他。她决心在去参拜楢山之前给他找个女人，让他尝尝男女之欢的滋味。深秋，红叶已经落尽，阿玲婆终于把上山前该料理的事情都办清了，于是便放心地决定了上楢山的日期。最终由大儿子辰平依照村里的规矩背着母亲上了楢山。影片最后下起了大雪，山顶上雪花纷飞，身着银装的楢山仿佛一座神山，默默无语。 《楢山节考》表现了日本北部山区楢山村残酷的生存状况，影片扣住人类生存发展意识这一线索，反映了日本边远山区人民的求生意识与手段。这部以人性论的观点表现日本山区的贫困和人民愚昧的影片震惊了国际影坛，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事实上，"贵壮贱老"的观念及习俗在世界的许多国家许多民族中都曾存在过，而且东亚地区的这一习俗具有更强的相似性。就我国而言，民族学的资料显示，" 贵壮贱老" 习俗圈在我国北方地区覆盖面是非常广泛的。从地域上看, 东到日本海和鞑靼海峡, 北极黑龙江以北, 西至大漠的广大地区,均在历史上存在过这种习俗。从民族上看, 肃慎族系的肃慎、挹娄、勿吉、黑水靺鞨, 东胡族系的乌桓、鲜卑和契丹, 以及匈奴人等,在文献中都明文记载有" 贵壮贱老" 之习俗。 "匈奴，......壮者食肥美, 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 贱老弱。" （《汉书·匈奴传第六十四上》） "乌桓者......贵少而贱老, 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 而终不害其母, 以母有族类, 父兄无相仇报故也。"（《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东肃滇氏一名挹娄, 妇贞而女淫, 贵壮而贱老......性凶悍，以无忧哀相尚。父母死, 男子不哭泣, 哭者谓之不壮。"（《晋书·列传第六十七·四夷》） "突厥者, 盖匈奴之别种, ......其俗被发左衽, 官庐毡帐, 随水草迁徒, 以畜枚射猎为务。贱老贵壮, 寡廉耻, 无礼义, 犹古之匈奴也。"（《周书·列传第四十二·异域下》）"其地气候大寒, ......重壮贱老, 母拜于子, 子据于父, 出入皆少者在前, 老者居其后。"（《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吐蕃上》） "靺鞨, 盖肃慎之地, 后魏谓之勿吉? ?俗皆编发, 性凶悍, 无忧戚, 贵壮而贱老。"（《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北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