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之初——鲁道夫·宾格回忆录(三)

往 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零三期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编者的话：抗美援朝六十周年，官方高调纪念，称之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这与其说是历史判断，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宣言。实际上，朝鲜战争是在斯大林支持下由金日成发动的，中国是不得已也不情愿投入了这场战争。

战争的结果，苏联是最大的得益者；中国不仅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光是阵亡的中华儿女就达十数万人），而且背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仅军火债务一项，到1960年代才结清）。

这场战争对于世界格局（特别是中、美、苏关系），对于中国之命运，都是重大的历史转折。

朝鲜战争打破了二战后短暂的和平，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冷战局面。

这场战争逼使中国放弃了独立自主道路，而实施对苏联的“一边倒”，并彻底与美国和西方世界成为敌对双方。与之相适应，中国大陆在制度上（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教育、科技、社会生活等各领域）全面复制苏式极权主义，开始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极端化。于是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和整肃，如镇反、土改、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肃反……旨在消灭原有的政治势力、消灭整个传统社会，以及清除西方影响，把一切国有化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彻底切断了中国通向民主、自由之路。

本期登载两篇有关朝鲜战场的回忆文字，作为亲历者，刘家驹先生的描述显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在《饥饿篇》一文中，作者把对战争真实的感受传达给我们，进而表明：无论正义与否，战争本身是反人道的。作者在文中说，战争，人性就得退到动物的地位。从枪毙带路的老乡，到抢粮，再到吃死人，文明的约束荡然无存。战争的目的已不复存在，只剩下如何在残酷的战争丛林中活下来。正如《道德经》上说的，“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

《表演战争》记述的故事更令人匪夷所思。

表演是一种单方面的行为，从编剧、导演到演员互相配合，以期达到预期的戏剧效果。而战争是交战双方的行为，敌人并不配合——何况兵凶战危，岂容“表演”？志愿军某部七团的指挥员因为受了祖国慰问团精彩演出的激励，决心回报一场，却忘了战场不是舞台，结果是以无谓牺牲的战士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了一场惨烈失败的表演。

原始材料：《阿登纳回忆录》

舒曼计划是欧洲统一的开端。我把煤钢联营条约的签订看作是欧洲历史开始了新的一章。

……

德国联邦议院和德国联邦政府自成立以来，就认为它们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反复主张建立一个欧洲共同体，并成立促其实现……

……

当法国外交部长罗贝尔·舒曼1950年5月9日呼吁就欧洲煤钢联营的建议进行讨论时，联邦政府毫不踟蹰地和完全同意准备与之合作。罗贝尔·舒曼要求“创造具体事实，作为团结行动的先决条件，以克服德法之间的旧日仇恨。”签订煤钢联营条约是沿着这条道路迈出了第一步；对于法德两国来说，其最深远的意义在于：建立了煤钢的共同生产后，德法之间进行任何战争不仅是不可想像的，而且物质上也不可能。因此，煤钢联营条约的缔结，首先就庄严地和最终地结束了两国人民过去由于互不信任、竞争和利己主义所造成的彼此一再以兵戎相见的状态。

煤钢联营使法德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最后的纠正，但其目的不应该仅限于此，它更应该起着解决包括整个欧洲在内的问题的核心作用。因此，一开始，除法国和德国外，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也都声明准备参加这项巨大的工作，这使我感到十分高兴。

在草拟条约时，我们的意图不仅仅是想建立一个煤、铁和钢的联营，而且还想给未来欧洲国际制度可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榜样。我深信，一旦以煤钢联营做出了开端，一旦六个欧洲国家在这一条约中自愿地而不是被迫地将它们的一部分主权让给一个超国家的机构，那么就可以希望在其他方面做出同样的事情，而民族主义──欧洲的不治之症──必然会遭到致命的打击。所有参加煤钢联营条约的签字国都同意，建立煤钢联营是走向欧洲联合的第一步。在农业和交通运输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的计划……

──《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两国力量的巨大增长，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政局，具有重大意义。正当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世界政治上还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欧洲国家，似乎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和苏俄已经成为超级大国，它们的地位在战后年代里由于核武器的发展越来越巩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留下的混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如果我们欧洲人不想在起了根本变化的世界里走下坡路的话，我们就必须从起了变化的形势中作出必要的结论：欧洲的联合是绝对迫切需要的。没有政治上的一致，欧洲各国人民将会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早在1946年9月19日，温斯顿·丘吉尔在苏黎世大学所作的重要演说中，曾对致力于欧洲统一事业作了一个决定性的推动。

72｜《文史参考》｜ 2011年 ｜ 第20期 ｜ 总第44期同样借鉴了这一设置，布恩迪亚家族百年

生死、风雨漂泊的历史，就发生在一个虚

构的小镇马孔多。原型是马尔克斯的出生

地、哥伦比亚加勒比地区一个名为阿拉卡

塔卡的小镇。酝酿《百年孤独》长达18年，

马尔克斯终于有一天在旅行途中“恍然大

悟”，自己可以“像外祖母讲故事一样叙述

这部历史”。

哥伦比亚之殇：党派纷争、内战

频繁

奥雷里亚诺上校大概是《百年孤独》

中作者投入感情最多的一个角色，马尔克

斯写到他死的时候，“一头倒在床上，整整

哭了两个钟头”。他传奇跌宕的一生，折射

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近代史上党派纷1967年，正处于拉美动荡的60至70年代，

阿根廷、巴西、智利、巴拉圭、秘鲁和许多

其他拉美国家都由军事独裁政权统治，更

迭频繁，民不聊生。《百年孤独》中充满了

令人印象深刻的魔幻细节，魔幻现实主义

恰恰用梦幻指涉现实，“变现实为幻想而

不失其真实”，最终指向的是拉丁美洲黑

暗如磐的现实。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福克

纳，在他的多部小说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约

克纳帕塔法郡世系”，马尔克斯曾深受福

克纳的影响。多年后，他在《百年孤独》中每一根魔幻的褶皱里都是活生生的现实

《百年孤独》：折射拉丁美洲百年血泪史

拉丁美洲的独裁者们有着千奇百怪的“神奇”事迹：有人曾为自己的右

腿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有人曾下令把全国的黑狗斩尽杀绝，只因他笃

信自己的一个敌人变成了一条黑狗；还有人命令举国上下将路灯统统

用红纸包起来——为了防止麻疹流行……

本刊记者｜黄薇WORLD HISTORY世界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派小说”

在中国文坛如日中天，当时写小说

的人言必称“三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

乔伊斯。马尔克斯是三位中惟一的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受

欢迎程度，如拉美文学专家形容：“好像

中国作家不读这本书，在当时就没有了话

语权。”这部在中国一直是“盗版”状态的

小说，不知滋养了多少文学青年的灵魂。

WORLD VISION 2017.NO.7

93Diplomacy chronicle 外交志·记忆改革开放之初的外交接待与现在有所不同，有些细节令人会心一笑。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图卷文 | 朱景琪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其任职期间的1984年访问中国。4月29日他到了西安。他的这次访问总计才四个小时，可是接待他的准备工作大约在半年前就开始了。都是大人物的待遇1983年11月17日，为里根总统访问西安做安排的美国第一批计20人的先遣人员先期飞抵西安。机场有些冷清，更显出初冬西安的几分寒意。我们就在停机坪和美国人互致问候。一位自称是负责新闻方面事宜的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带着微笑对我们说：“我是一秘，唔，和你们的省委第一书记是一个职务。”（英语一等秘书和第一书记是一个词）说着，给了我们一人一张名片。这时，我也顺便给他开了个小玩笑：“我也搞新闻方面的工作，十分荣幸的是，我住在一栋白色的房子里，和你们总统的白宫是一个等级。”（英语白色的房子和白宫是一个词）。旁边的人听了都开心地笑了起来。一个人对这段简短的对话做了一个小结:“你们都享受大人物的待遇。”第一个被采访的人不少新闻机构都在其国家元首出国访问之前，提前到该国采访，好在国内制造舆论。里根来西安之前，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摄制小组，他们不要求官方安排采访点，为的是发掘被采访者的真实想法和态度。摄制人员在1984年4月初到达了里根西安之行必经的耿镇。那天恰巧是耿镇的一个小集。不少农民身着或黑或白的中式上衣，戴着别具特色的关中眼镜，这使得第一次从大洋彼岸飞来的美国记者十分兴奋。在寻觅了一阵之后，他们将摄像机镜头终于对准了一位这样打扮的陕西人，他和另一些人的不同之处是嘴里还噙着一根细长的烟斗。看来他已经明白了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但是他并不像美国人那样有些异常的反应，甚至也没有改变一下他蹲在沟边的姿势。采访者跟我打了个招呼让我协助翻译一下，便开腔了：“你知道美国总统要来西安吗？”“知道，广播里已经广播了。”他微笑着，用手举着烟斗，不紧不慢地用浓重的陕西话说，脸上还露出了一丝难以捕捉到的矜持。“你对里根总统的访问是怎么想的？”是怎么想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关中农民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这使我感兴趣，但也有些担心，生怕他冒出几句出格的话来。“欢迎么。”他简简单单地 回答。“你对他有什么希望吗？”“希望中国、美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一明了的，质朴而准确的回答，引起了逐渐围拢过来的农民的赞许，大概连在场的美国人也明白这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老百姓的回答。陕西的近身记者多了一倍国宾来访，我们最头疼的是怎么给众多的记者分配有限的近距离记者证。地方记者也不能因为国宾到了地方而多要一张。里根总统的飞机在阎良机场一降落，就直奔兵马俑博物馆，这就更增加了新闻记者采访的难度：因为拍完这里的镜头，自己就只能排到车队的末尾，下一个镜头就只能忍痛割爱了。我们陕西的记者却想出了一个“计策”：证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机场拍摄的同志抓拍一些镜头后，马上将近距离记者证交给先于整个国宾车队出发的前导车，前导车上的同志在主车队未抵达博物馆之前，就将近距离记者证交给了在那里等候的另一批记者。这样，我们的近距离记者几乎就多出了一倍。随同里根总统来西安的180名美国记者分乘三架三叉戟飞机于4月29日上午10点50分提前抵达阎良。急于拍摄里根总统参观兵马俑镜头的美国记者，一下飞机便急奔临潼了。几十名远距离记者无可奈何地在我们预先设置的新闻线外做着准备。这时，陕西省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新闻线内，引起了美国同行的注目和抱怨。我面带笑容地走上前说：“且慢，请看他们，戴有近距离记者证，你们当中有这种证的，也可以进来！”这些记者这时才看到他们居然有近距离记者证，想怒而不能言，更不敢越新闻线半步。“总统先生，请转过身来”里根总统乘坐的美国“空军一接待里根前总统随行记者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