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现代文学三题

浅析中国现代文学三题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新文化运动以来，平民、“写实”、文学进化观等文学姿态渐成潮流。

文学向日常生活迁移，贵族的“帝王将相”让位于平民的人力车夫。

无论是“人”和劳工神圣，还是轰轰烈烈的白话文的提倡，都是文学现代嬗变的结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的贡献主要是“人”的发现，尤其是与平民相连的意义生产方式。

知识分子的救世自觉和悲悯心态塑造了人道主义的时代精神，反过来也激励启蒙精英朝向理想的平民实践，展现不同于旧式读书人的独立自我。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指出了人道主义的新文学方向，他的总称为《西山小品》的《一个乡民的死》和《卖汽水的人》属于较早的创作尝试，诠释了“把人当人”的时代新潮。

同样耐人寻味的还有朱光潜的《后门大街》，这篇被标为“北平杂写”的文章书写了市井生活的神奇，指示了现代平民生活的美学，展现了现代性境界。

朱氏珍惜有加，戏称之为“多么亲切的一个朋友”，看得出视之为不妨托身的自由天地，是一角享受和释放的“心地”，难怪作家如此流连：“丢开几十年教育和几千年文化在我身上所加的重压，自自在在地沉没在贤愚一体、皂白不分的人群中”。

相似的体验还发生在俞平伯身上，只不过他更专注于自我，在《清河坊》的市街上作绵长孤寂的沉思。

他“淡如水的一味依恋，一种茫茫无羁泊的依恋，一种在夕阳光里、街灯影旁的依恋”的描摹，更多传达着其内心和外物交汇时的细腻与曲折，虽在瞬间的感觉大有分别。

表面上似是对于日常生活的忆念，实际上却昭示了文学的现代实绩。

作为现代思想的结果，日常生活文学的生成极大地解放了文学生产力，引领文学在回归自身的同时也走进了现代生活的深处。

平民的日常生活向度扩大了文学空间，提升了现代启蒙品格。

与时代思潮相应，这一品格的获得主要得益于域外文学观念的输入。

不仅易卜生、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现实主义巨匠广受青睐，就连包括波德莱尔在内的新兴现代主义派别也得到推介。

陈独秀一再强调的“写实”成为新文学坚实的动力，加上对黑幕派、复古派等的集中炮轰，参与开拓白话文疆土的“弄潮儿”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与对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的文言文学批判相关的创新自觉。

新旧之争客观上准备了新文学建设的资源武库，不仅普通人的本能和情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就连作家生活于其中的世俗社会和“草根”人生也无不受到尊重。

以鲁迅为例，除了“遵命文学”的写作之外，实际上他就现代生活的检讨一点儿也不比在历史和社会批判上的来得少。

1923 年底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娜拉走后怎样》，就是在常人思维终点处的进一步提问。

可以说，鲁迅思想丰富深刻而又令人触动的地方或者就在这“后”字上，而“后”常是平民生活的领域。

据周作人回忆，当年鲁迅在东京时曾因小小的“法豪事件”而被迫搬家。

同样，晚年的鲁迅也因上海弄堂平凡、普通的“娘姨”阿金大感不安，甚至动摇了多年的信念和主张，连对人事也重新疑惑起来。

而去世前两月，他还一度写下《“这也是生活”……》的文章，谈到“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提醒人们日常生活的必要和重要。

日常生活地位的凸显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化的成果。

远古时代，先民崇奉图腾神示，受外部世界支配。

随着知识、科学的效用和意义越来越明显，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逐渐改变，个人的能动性日益自觉和强大，包括人本身在内的现实社会同时变得自明起来。

循着从外显到内隐的思维路径，人类社会底层渐渐进入公共生活的中心，就像金字塔底部一样，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势必成为现代生活的重心，19 世纪发生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最早透露个中消息。

郁达夫的《沉沦》、湖畔诗派的情诗等初期新文学却饱受不道德指摘，显示了反动复古的保守文学玩弄在日常生活上的伎俩。

梁实秋虽不满新文学的浪漫主义趋势，但在新思潮框架下的日常生活取向却正是现代文学题中应有之义。

受周作人赏识的废名小说可谓新文学日常生活启蒙和选择的绝佳例证，除了幽淡、哀静如《竹林的故事》、《菱荡》等显示了白话文章之美的现代抒情生活美学外，另有更为重要的一类，包括《火神庙的和尚》、《毛儿的爸爸》等看似松散无聊，实则诠释了日常生活哲学的”日常生活小说”。

这类小说大胆挑战固有传统，不大讲究人物和性格，甚至连故事和冲突也没有，只是生活本色的自然和平淡，不过，却浸染了作家深不可测的主观，如废名自己所说，“我总是觉得向来大家所谓的客观没有那么一回事”。

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所有的小说，我以为都是小说家他们做的诗”，或者“小说家都是拿他们自己的颜色描画人物”。

带有废名“痕迹”的沈从文小说虽不乏反抗吁求的表达，但却同样也在日常的意义上演绎小说和生活的纠葛。

著名的《边城》不啻是“鞭城”，对现代文明病映像的城市取疏离和鞭挞姿态，但也何尝不在误会、期望等日常符号上展示了生活之美呢?在这一思潮下，郭沫若、周作人、林语堂等的“生活的艺术”的提倡，与波德莱尔影响下的审丑、审恶的倾向一样都证明了自身的合法化。

二新文学虽靠“白话”起家，以形式向旧文学示威，但先驱者更为重视思想的力量及其启蒙价值，希望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求得文学新生。

思想维度塑造了最重要的新文学景观，譬如同是表现复仇题材，不同作家的处理显然参与了因思想歧异而形成的文学方案和启蒙方式的并立。

作为常新的文学母题，复仇凝聚了强烈的生命诉求。

无论公理正义还是生命人性，都不因复仇而减色。

针对罪恶的复仇反而是同义语，意味着尊严与反抗。

近现代中国贫弱和耻辱的暗淡境遇激发了天下家国的知识分子悲壮和忧愤的民族自觉，复仇成了消解焦虑的文化革命想象，鲁迅正是其中的代表。

弃医从文的抉择未尝不从复仇而来，但并不苟安与满足，而是在“大欢喜”中前行。

鲁迅的复仇最是彻底，像普渡众生的大乘佛教一般，他在大悲悯中咀嚼痛苦和绝望，但绝不给他所憎恶的国人以同情与原宥。

《野草》里的两篇“复仇”正是鲁迅泼辣勇猛的战斗精神的内心剖白。

无论是对立着的两人的”生命的飞扬的极致”，还是十字架上的“人之子”的“玩味”，都是对麻木、愚昧的精神大敌的复仇。

两篇里的“路人”其实就是“碌人”或游手好闲之人，他们的无聊和加害扼杀了人与生命，理应遭受孽报。

在鲁迅的创作动机上虽只是“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的简单，实际上却是手术和药剂，沉重而坚定地表明了疗救的大愿和匠心。

最能展现鲁迅复仇精神的小说是收在《故事新编》里的《铸剑》(原题《眉间尺》)。

就文本而言，无论是复仇的对象，还是复仇的原因，《铸剑》都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鲁迅的重心和巧妙在于他在复仇过程和复仇方式上的设计。

眉间尺优柔、犹豫的性情看来担当不了复仇的重任，不过，仅仅靠了黑衣人的勇猛和机敏却也无济于事，必须是生命之上的生命，也就是双倍的激烈和力量才能告成。

眉间尺和黑衣人正是彼此映照的一对，共同铸造了复仇之剑。

鲁迅虽讲韧性和壕堑战，但毕竟只是战术一面，战略上的坚决和彻底却是毫不妥协的。

“全部踏倒”(《忽然想到六》)、“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杂感》)和“一个都不宽恕”(《死》)的“女吊”的复仇精神等等，才是鲁迅的气质性情所在。

依了周作人对于鲁迅《弟兄》特别是《伤逝》的解读，写作时间相近的《铸剑》也未尝不带有兄弟间关系隐喻的思路。

黑衣人的宴之敖者正是鲁迅的身影，如许广平所忆，而眉间尺似是周作人性格的暗示。

联系鲁迅对于“父亲的病”的忆述，复仇显然指向整个历史文化传统。

在这一意义上，小说中的国王显然是个符号。

复仇现场的惨烈非想象能知，但正因如此，鲁迅才强行复制了他最为痛恨的围观场景，以暴制暴。

看来好玩的“爱乎呜呼兮呜呼阿呼，/ 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唱词实际上展示了奔放无羁的无畏和剽悍，甚至连死也不给仇敌安稳，因而第四部分的“后复仇”情节也就成了复仇之上的复仇。

如果说鲁迅的复仇多有峻厉和勇猛的革命色彩的话，那么巴金却是在复仇的沉思中完成了思想和启蒙的另一种文学选择。

早在20 世纪20 年代末创作第一篇小说《灭亡》的时候，复仇就成了悲哀的作家实践“不能忍受的生活应该用暴力毁掉”(俄国政治家拉吉穴夫语)的主要方式。

不过，意大利工人樊塞蒂(B. Vanzetti)“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的自传中语却带给巴金另一方面的启示，即“要爱人，要帮助人”。

这样对立的思想突出表现在他1930 年创作完成的短篇小说《复仇》中。

医生勒沙洛斯所述德国青年约翰·伦斯塔特为妻子吕贝加复仇的故事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加上了“反犹运动”的政治背景罢了。

小说的用意并不在此，而是对待复仇的不同态度。

讲述者医生勒沙洛斯本人也深陷矛盾的漩涡中。

一方面认为最大的幸福是复仇，但在讲完福尔恭席太因(即约翰·伦斯塔特)的复仇故事后，却又不无疑惑，如他所说，“我虽然也像他那样相信复仇是最大的幸福，但是人们互相仇杀的事在我看来终于是可怕的。

难道除了复仇以外，我们便找不到别的道路吗?……譬如宽恕，不更好吗?”学法律的比约席坚信“除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外，还没有别的路”。

在“我”则肯定路是有的，但在什么路上却又含糊。

其实，复仇希米特军曹和鲁登堡将军后福尔恭席太因的自杀无异于否定。

“在前面横着不可知的困苦的将来”及“我实在厌倦了”的剖白更是复仇之后空虚和无聊的表示，与鲁迅嬉笑怒骂式的处理显然不同。

巴金曾提到《复仇》的创作“是一种痛苦的回忆驱使着”，并且“感到一种温情，一种激动，或者一种忘我的境界”。

也许正是这样“痛苦”和“温情”的融汇，才造成了《复仇》的分裂和两难。

与鲁迅相比，巴金对“复仇”的处理固然不能算彻底，但还至少认为复仇是幸福的，到了20 世纪40 年代的汪曾祺那里，连复仇本身也开始怀疑了。

汪曾祺曾以“复仇”为题前后写了两篇小说，足见其对于这一题材的兴趣和偏好。

1941 年 3 月2日，《大公报》上所载的《复仇》特别加上“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的副题，到了1946 年第 1 卷第 4 期《文艺复兴》上的《复仇》则已没了副题，却另外加上“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的庄子语作为题记。

虽前后历经 5 年，但两篇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只是规模和手法略有不同，可以想见汪曾祺信念之坚定。

无论是把孩子作为预定的接受对象，还是“不折镆干”的析题，都是汪曾祺超脱无为的道家思想的写照，是他文化生产的人性和生命观照。

受沈从文影响，汪曾祺的笔触伸到了现实生活之外，同时在人心深处倾听生活的回声。

复仇者为父报仇的永恒模式成了一种象征，不只是苦难和悲剧的根源，更是心灵扭曲和罪恶的渊薮。

小说中的“我”别母离家，到处漂泊。

母亲熬成白发，复仇者也失去了“自我”，只属于剑，惟一的愿望就是“这剑必须饮我仇人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