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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被杀的关系2019-08-11[摘要] 在井冈⼭⽃争史中，袁、王被杀始终是⼀个热点问题，这主要源于袁、王被杀的原因很多，也很真⼀杂，笔者认为，在众多的原因中，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之间不可调和的⽭盾应是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两者的⽭盾不解决，即使没有中央“六⼈”决议案以及“罗克绍事件”，袁、王被杀也在所难免。
[关键词] 湘赣边界特委袁⽂才王佐在井冈⼭⽃争史中，袁⽂才、王佐(以下简称袁、王)被杀始终是⼀个热点问题，这主要源于袁、王被杀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
笔者认为，在众多的原因中，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之间不可调和的⽭盾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它原因如中央“六⼤”决议案以及“罗克绍事件”等都是次要因素，本⽂拟就这个问题作些分析。
⼀、不断加剧的⼟客籍⽭盾是造成袁、王被杀的客观因素湘赣边界除了受地⽅主义、家族观念的影响外，还有就是⼟客籍之间的⽭盾特别深。
⼟客籍问题，是井冈⼭⽃争时期⼀个特殊⽽尖锐的问题，是历史上遗留、沿袭下来的恶习。
⼟籍的本地⼈和数百年前从北⽅迁移来的客籍⼈之间有着很明显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常深，有时还发⽣激烈的争⽃。
在湘赣边红⾊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等都存在⼟客籍问题。
⽽以宁冈最为严重。
这个问题开始并未引起的注意，因为从三湾改编到茅坪安家期间，宁冈的⼟籍⾰命派龙超清、刘辉霄与客籍⾰命派袁⽂才、刘克犹等配合很默契，他们之间还曾共同控制宁冈达⼀年之久。
可后来随着⽃争的深⼊，这个⽭盾便渐渐显露出来了。
1927年底，宁冈县农协下通牒捉拿宁冈8个⼟豪，其中⼟籍有6个，客籍2个。
有些跟⼟豪有某种裙带关系的⼟籍群众就说。
打⼟豪他们⼟籍吃了亏。
1928年2⽉间，宁冈县⼯农兵政府成⽴后，在⼯农兵政府主席的⼈选问题上，⼟客两籍⼜出现了相互倾轧的现象。
对此，龙超清和袁⽂才还受到等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和教育。
然⽽，尽管等⼈苦⼝婆⼼，陷⼊⼟客籍⽭盾漩涡的龙超清、袁⽂才等⼈，为各⾃代表的⼀⽅利益所驱使，始终难以超脱，不能⾃拔，⽽且在某些问题上愈陷愈深，致使⼟客籍⽭盾愈演愈烈。
井冈山斗争时期历史人物袁文才、王佐研究述评作者：贺文赞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04期[摘要]袁文才、王佐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具有传奇色彩的两个特殊人物，近年来，部分党史研究者对袁文才、王佐这两个人物保持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先后有200多篇论文涉及这两个人物，内容集中在：解密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原因，袁文才、王佐对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贡献，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过程以及袁文才、王佐与井冈山根据地其他主要人物的关系等。
研究袁文才、王佐对澄清历史事实、防止“左”倾错误、正确选用人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井冈山斗争时期；人物研究；袁文才；王佐[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599（2014）04-0137-08党史人物研究是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党史研究热的兴起，井冈山斗争时期历史人物研究方兴未艾，这些研究包括主要历史人物研究、人物群体研究、特殊人物研究等。
袁文才、王佐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具有传奇色彩的两个特殊人物，研究井冈山斗争史，就绕不开袁文才和王佐。
因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巩固和丧失都与袁文才和王佐息息相关，袁文才和王佐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兴衰成败。
袁文才、王佐的传奇人生引起世人的关注与两件历史事件分不开，一件是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接见袁文才、王佐的遗孀；另一件是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有人指责其错杀了袁、王。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以江西地方党史研究者为主，部分党史研究者就把研究的注意力投向了这两个著名的绿林人物。
30多年来，先后有10多部书籍、200多篇文章以袁文才、王佐为研究对象。
内容主要集中在：解密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原因；袁文才、王佐对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贡献；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过程；袁文才、王佐与井冈山根据地其他主要人物的关系等。
本文仅就散佚在各种报刊杂志的研究论文作一述评。
袁文才被错杀后，妻子谢梅香和孩子们被两面追杀，境况凄惨 1930年2月24日，袁文才被错杀后，最为悲伤的就是他的妻子谢梅香和孩子们。 袁文才和谢梅香有3个女儿和2个儿子。长女长妹9岁，次女冰清7岁，长子炳炎5岁，次子来福3岁，还有出生才8个多月的小女儿小惠。 在袁文才被杀的当天下午，谢梅香从逃回来的袁文才部下陈九珠口中获悉了这一噩耗。她呆呆地听着，如同五雷轰顶，心如刀割，立刻昏倒在地。 待醒来后，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去找毛委员。当别人告诉她，毛委员早已离开井冈山，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敢杀害袁文才和王佐。谢梅香听了之后，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为了躲避共产党内部一些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追杀，在袁文才被害的第3天，谢梅香拖儿带女躲进了深山老林。从此，她过着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日子。 湘赣特委的一些人对袁、王残余部队以及袁文才的家人仍不放过。指派红五军第三纵队第四大队来到井冈山执行“搜索”和追击任务，他们甚至派一些战士扮成生意人或农民上山进行侦察，结果一无所获。 据李聚奎（后来的开国上将）回忆：“在几天的'搜索’中，却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我们行动很反感，而对袁、王部队，则倍加爱护。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袁、王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的人到达时，却一个人影都见不到。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 一个女人带着5个未成年的孩子，其中的痛苦简直无法用语言描述。为了缩小目标，行动更加方便，谢梅香硬着心肠，狠心地把长女长妹送给了茅坪坝上滩头李岳祖家做童养媳，将二女儿冰清和不到一岁的小女儿小惠分别给了新城枫梓一谢姓人家和茅坪马源李白才家当童养媳。自己只带着两个儿子炳炎和来福来到井冈山金狮面的山脚下一个叫锡坪的村子里隐姓埋名躲藏起来。 袁文才遗孀谢梅香老人 谢梅香母子3人在锡坪居住不久，来福得了天花。这是一种带状疱疹病毒所引起的儿童常见的急性传染病，因继发细菌感染而导致严重毒血症状。小孩高烧不退，时而昏迷。在这交通极不方便且无医无药的大山沟里，谢梅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来福死在自己的怀里。（写到这里，作为母亲的我，肝肠寸断，只能为谢梅香大哭一场） 在锡坪，谢梅香带着幸存下来的长子炳炎躲藏了大半年的时间，后来看到风声有点松了，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马源坑。这里已经没有家了，家，已经被国民党军给烧掉了。在族亲乡邻的帮助下，她在安葬袁文才的那座山的北面搭起了一个草棚，孤儿寡母以此为家，在这里顽强地生存下来了。 1932年4月，在袁文才去世两年后，谢梅香迫于避难和生计，经侄媳妇谢香莲做媒，谢梅香与茅坪坝上村肖福开结婚。 尽管如此，国民党反动派对袁文才一家仍不放过。从袁文才被害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这漫长的20年间，袁文才的家人无时不是在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之中度过。其中有5次更是险象环生、危在旦夕： 第1次是在袁文才下葬后的第二天。 袁文才被杀后，随之把袁文才的家庭也推入了痛苦的深渊。国民党反动派，欲将袁文才全家置于死地。 在这种情况下，和袁文才夫妻多年感情笃深的谢梅香，就决意要把袁文才的尸首收敛运回家乡入棺安葬。她知道这事有很大的风险和难度，但风险再高、难度再大，她也不能让含冤被杀的丈夫的尸首失落异土他乡。 第二天，谢梅香便将袁氏家族中辈分较高的几位长者请过来商量，最终决定由袁文才的堂兄来珠、林珠和侄子逢春、颜春以及请来马源坑上屋的张官连等5人前往永新为袁文才收尸。 谢梅香将自己陪嫁时一直舍不得用的十块银元拿出来给他们作盘缠和收尸费用。次日，天刚蒙蒙亮，一行人就启程上路，傍晚时分到达永新县城，随即向当地人打听袁文才被杀后尸体的下落。可是，到处打听均无结果。 原来，袁文才被杀后，部队一片混乱局面，其部下死的死、逃的逃，无法相顾。而当地百姓听到枪声，根本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自然不知道袁文才的尸体葬在何处。次日，他们继续打探仍无消息，只好空手而返。 谢梅香听说无法找到丈夫尸体，更是伤心至极。当她打听到袁文才身边只有号兵兼勤务兵的郭矮子没有被杀害时，立即派人去找郭矮子。 郭矮子由于个头矮小，被称为郭矮子，湖南酃县下关人。当时部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被俘虏的号兵一律不准杀害。当时湘赣特委朱昌偕等人把袁文才杀害后，令部队将其尸首抬到禾河边的沙坝上，准备用煤油焚烧。郭矮子极力劝阻。他说：“人被杀了就杀了，可依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人死只可土葬，切不可用火烧。否则，死者灵魂不安，会使在生之人遭到报应。” 为防“报应”，于是，他们只好采用“土葬”。所谓的“土葬”，也只是在沙滩上简单挖了一个坑，将袁文才草草地埋入沙中。 郭矮子拒绝了留他在部队的要求，回到家乡。当谢梅香派人找到他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带人去收尸。可是，钱花完了，怎么办？谢梅香决定去找已经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亲叔叔谢角铭。 谢角铭认为：袁文才早年“吊羊”，近年来又当官，会没有积蓄？最后，在谢梅香的再三请求下，她用一只陪嫁时的金钗换了12块花边银元。
遂川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著名的革命老区。
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英勇奋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以下是一些遂川革命烈士的故事：
1. 王佐：王佐是遂川县下七乡人，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带领井冈山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0 年，王佐在永新县被敌人杀害，年仅32 岁。
2. 袁文才：袁文才是遂川县茅坪乡人，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带领井冈山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0 年，袁文才在永新县被敌人杀害，年仅32 岁。
3. 曾天宇：曾天宇是遂川县草林镇人，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带领井冈山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0 年，曾天宇在永新县被敌人杀害，年仅36 岁。
4. 陈正人：陈正人是遂川县盆珠乡人，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带领井冈山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1 年，陈正人在江西兴国县被敌人杀害，年仅38 岁。
这些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将永远铭刻在遂川人民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遂川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近代名人龙超清个人资料龙超清出生仕宦之家，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做过不少贡献。
下面小编就带大家一起来详细了解下吧。
龙超清人物简介龙超清出生仕宦之家，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也做过不少贡献，曾经担任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边界特委宣传部长、赣西南特委委员、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等职务。
不过龙超清也犯了不小的错误，他曾经是袁文才的革命领路人，却也是杀害袁文才、王佐的主犯之一。
最终，龙超清在肃反中被诬陷为AB团而枪杀。
建国后，袁文才、龙超清都被追认为了烈士。
龙超清人物生平1926年10月策动袁文才部在宁冈起义。
后任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赣西南特委委员、西路行委书记，参加创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
1930年10月在肃反中被诬告为AB团。
1931年底在江西广昌被杀害。
建国后被中共江西省委追认为革命烈士。
龙超清犯有极大的错误，是杀害王佐、袁文才的主犯之一，杀害王佐、袁文才直接导致部队在井冈山人心尽失，最终导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丧失。
父亲龙钦海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
回国后，先后担任过江西省参议会参议长、省教育学会会长、中华书局编辑等职务。
父亲学识渊博，思想开明，曾协助过中共南昌特别支部创办“明星书社”和黎明中学，成为当时江西党团组织的两个主要的秘密活动基地。
许多江西早期的共产党员，如赵醒侬、曾天宇、袁玉冰等都曾在此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
龙超清就是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与两个姐夫刘克猷、刘辉霄于1925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6年7月，受江西省党组织的派遣，龙超清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回宁冈组织力量。
与刘克猷、刘辉霄在龙市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为井冈山党组织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9月，组织成立宁冈县农民协会，龙超清任委员长。
1926年10月，龙超清和刘辉霄策动“井冈山绿林武装”袁文才部发动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宁冈县政府，驱逐知县沈清源，成立宁冈县人民委员会，将袁部改编为宁冈农民自卫军。
<div class="article_leftBox"> <h2>“井冈双雄”罹难记（上）</h2> <span>作者：于化民</span> <p>?1930年2月24日，在革命摇篮井冈山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曾经为创建和坚持这个中国农村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袁文才、王佐，在江西永新县城双双罹难。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以骁勇善战闻名的“井冈双雄”，不是死在与敌人搏杀的战场上，而是倒在了自己同志的枪口下。
正征战于赣南闽西的毛泽东闻听此讯，禁不住扼腕长叹，连连道：“杀错了!杀错了!”袁、王被杀乃是一桩大错案，而且是红军史上的第一桩大错案，历史对此早有定论。
这一悲剧的发生，直接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失守，留下了极其沉痛的教训。
<br/> <br/> 袁、王的身世和绿林生涯 <br/> <br/> 早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井冈山周围地区就已经活跃着两支有名的农民武装，首领分别是赫赫有名的“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
<br/> 袁文才又名袁选三，生于1898年，宁冈县茅坪马源坑村人。
家境小康，少时在家帮父兄务农放牛。
曾读过私塾，后就读于永新县城的禾川中学。
绿林武装“马刀队”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在宁冈、永新一带打土豪，在群众中颇有影响。
袁文才起初还有跻身士林的念头，但其新婚妻子被茅坪劣绅谢冠南之子谢殿一霸占，本人又一再遭受豪绅侮辱，于是结交“马刀队”首领胡亚春、张斐卿等，伺机报复土豪劣绅。
袁文才多次参加“吊羊”(向土豪索取银元财物)，当地土豪对其恨之入骨，于是勾结官兵捉拿袁文才。
袁文才逃入深山，官兵把袁文才的家洗劫一空，捉走了他的胞兄袁选通，还打死了袁的老母亲。
袁文才由此与土豪劣绅和官兵不共戴天，发誓报仇雪恨，携带妻小公开参加了胡亚春的“马刀队”。
井冈山早期领导人袁文才王佐被杀真相
井冈山早期领导人袁文才王佐被杀真相
2012年06月25日08:27人民网王洪光我要评论(110) ［导读］陈正人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毛泽东，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
解放后。
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
油画《井冈山会师》 (资料图) 袁、王被杀是我党、我军早期革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冤案。
建国后，他们两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回忆
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
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
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 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
”
1965 年 5 月毛泽东重
上井冈山时，还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对袁妻谢梅香说“: 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
当时造成错杀袁文才、王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当时党内一些“左”的政策，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主要原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
他们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
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这为错杀袁、王提供了政策依据。
“六大” 精神传到井冈山之后，永新县委书记王怀、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主张把袁、王杀掉；毛泽东等人则坚决反对，最终还是统一到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上来。
实际上，“土匪”和“绿林”是有本质区别的。
“土匪”是不论贫富，皆为其压迫和抢夺对象，社会各阶级包括贫苦农民都是恨之入骨的。
“绿林”则不同，“绿林”本质上是农民武装，是农民起义军，宗旨是“劫富济贫”，贫苦农民是支持和保护他们的，“绿林”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湘赣特委和一些县委把“土匪”和“绿林”混淆起来，本来就是对袁、王队伍阶级性的模糊。
二、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的影响，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重要原因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是存在于边界、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大的
“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械斗。
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至鄂南，约有几百万人。
客籍人来的晚，只能占据相对比较贫瘠的山地，被占领平地的当地土籍人所压迫，素无政治
经济权利。
大革命失败后，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
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
在当时的井冈山地区，大约20%的土籍（原住民）占据了大量的土地，80%的客籍（主要是客家人）被迫成为佃农，受到土籍豪绅的压迫。
而袁文才、王佐出身“绿林”，作为客籍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得到广大客籍民众广泛拥护。
可是，由于宁冈的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且结怨甚深，袁文才、王佐作为客籍革命派首领，在革命初期与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土籍的永新县委及边界特委领导人之间关系还是很好的，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龙超清。
但袁、龙等人都没有超脱于当地的土客籍之争，相处时间长了，他们之间的摩擦与纷争愈演愈烈，遂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
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后，采取了组织措施，化解矛盾，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 年初随红四军行动;将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同时，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毛泽东率主力红军离开井冈山后，1929 年下半年，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
矛盾开始恶化。
当时在湘赣边界特委工作的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
1929 年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也认为“……照六大会议的指示解决之。
”边界特委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不仅受党内左的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带着强烈的个人恩怨与成见，边界特委1929 年 5 月至8 月边界情况的一个报告也说：“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对我们现在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
”由此可见，边界地方党组织早对袁、王二人深恶痛绝，埋下杀机，边界特委对这场历史悲剧应负直接责任。
罗克绍事件正好是条导火线，给了边界特委以借口，这既是土客籍矛盾的延伸，也掺杂了地
方党组织领导人与袁、王的个人私怨。
三、袁、王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队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气，是导致事态恶化的主要诱因袁、王及其部队虽然已被编为红军，但长期的绿林生活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组织观念淡薄，纪律
松驰；袁、王两人性情高傲，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组织，看不起宁冈当时的县委书记龙超清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认为他们二人年纪轻，本事不大。
因此，他们之间有矛盾，合不来。
袁、王曾当着部队和特委县委的面说过“毛委员有帝王之相，是个中央才，跟着他是有出息的”、“我只听毛委员的”，为了把毛泽东留在井冈山，他们主动做媒，促成贺子珍嫁给毛泽东。
如今毛、贺结婚的象山庵已是井冈山的着名旅游景点，庵中一棵古树上，青年男女把象征美好爱情的红绸条挂满了枝桠。
袁文才本已随毛泽东率部队下山，却中途私自离队回到井冈山，虽接受了组织处分，但对队伍仍有影响，特别是对策反罗克绍这样的大事，既不请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当然，这些问题均属于党内矛盾，有问题但也不至于要杀掉他们。
1929年 2 月袁文才从赣南擅自离开部队跑回井冈山，袁文才、王佐领导的部队不服从地方党组织的调派，纪律松懈。
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袁、王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此称为‘特殊党员'。
他们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最后发展到要武力解决的地步。
而且，袁、王作为客籍民众利益的代表，在处理土客籍矛盾时，始终难以超脱，最后导致与土籍的边界特委负责人直接对立，也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四、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错误指导决策，作出了用军事手段处理袁文才、王佐的决议，这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1929 年下半年，彭清泉（即潘心源）作为中共中央委派的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
潘和袁、王都没有谈过话，仅根据他近半个月的巡视，就偏听偏信边界特委、县委的意见，在遂川于田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议。
1930 年7 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记述道：“这一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办理的。
”“解决了袁、王在政治上是有好影响，这问题完全由彭同志指定9位同志开会，CY （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 Youth League ）的英文缩写）完全没有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城里来”。
足见于田联席会议作出杀害袁、王的决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进行的，表现了当时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与决定，不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是将柏路会议已经议决过的事情重新推翻，更表现出极端的狭隘主义。
五、红五军领导人轻信了特委的错误意见，未作深入调查便草率派兵解决袁、王，对事件的发生也负有一定责任当时，袁、王两部加起来有800 余人枪，其战斗力与红五军不相上下。
湘赣边界特委一班人知道，倘若用武力对付，非但达不到目的，弄不好还会反受其害。
于是制定的策略，一是调虎离山，将袁、王诱至永新县城下手，二是借助红五军的力量。
恰在这期间，红五军停驻在安福、永新边界地方。
湘赣边界特委向中央和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反映袁、王的问题，有些问题并不是实事求是，但由于各种原因，彭德怀轻信了片面之词，同意借兵给特委解
决袁、王。
如果红五军领导人能深察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内的复杂情况，也许就不会听信特委的不实之词了。
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朱昌偕（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们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
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
尽的可能。
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
动挽救这一危局”。
“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与事实不符，那
么我们就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
”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