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四杰：指明初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因四人皆居于吴中而得名。四人中以高启和杨基成就较大。高启诗学汉魏晋唐，不拘一格，而以豪放为主，其乐府诗有不少反映了农村现实生活，其七言歌行和七言律诗则写景抒情，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杨基的诗风清润峭拔，写景咏物之作较有特色。
台阁体：明代前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溥、杨荣，他们都是台阁重臣。当时明朝国力渐盛，以馆阁重臣为主的作家受朝廷文化的影响，其创作内容均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旨，风格雍容华贵、典雅工丽。有时很难让人感受到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作者真实的个性化的思想感情。
吴江派：明代戏曲流派，也叫格律派，代表人物是沈璟。沈璟的曲论要点有二：一是格律至上，二是推崇“本色”语言，并以音律为品评戏曲价值的唯一标准。他的主张在当时曾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形成势力和影响都很大的吴江派，其重要作家有沈璟、吕天成、冯梦龙等。吴江派作家除重视音律外，在创作实践上，其“命意多主风世”，注意剧本的道德意义，对于促进戏曲创作与演唱的结合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对格律的过分强调与宣扬，也受到过有识之士的批评。
汤沈之争：指明代戏曲作家汤显祖与沈璟围绕“曲律”所产生的分歧与争议。汤显祖注重剧作的曲意，认为为了充分表达“意”、“趣”、“神”、“色”和内容的需要，可以突破格律束缚；沈璟则注重严守音律，认为只要作曲合乎曲律，内容倒在其次。两人的分歧关键在于着眼点不同，汤显祖是从文学对社会的功用角度出发，提出重立意、才情，而沈璟则致力于戏曲艺术内部规律的探讨。因此他们的分歧并非政治意义的对立，也没有好与坏、进步与落后、正误之分，相反正是二者的补充融合，推动了传奇艺术的发展。
历史演义小说：古代小说类型之一，所谓“历史演义”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将征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思想。它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在叙事中往往融进作者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政治的和道德的评价。其特点是：既有史实的依据，又进行了艺术的加工和创造；既有纪实的成分，又有艺术的想象和虚构。元末明初诞生的《三国志演义》是第一部长篇历史演义小说。
世情小说：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小说涉及世情，自可溯源到魏晋以前，但从晚期批评界开始流行的“世情书”的概念来看，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金瓶梅》常被看作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或着重写情爱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纠纷，或广阔地描绘社会生活，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内容丰富，色彩斑斓。
公安派（公安三袁）：“公安派”是明代重要的文学流派，“三袁”是指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所以被称为“公安派”，其中袁宏道最为知名，公安派的核心口号就是由他提出的。公安派以“性灵说”作为文学主张的内核，袁宏道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创作上，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他们的诗歌脱离“理”的束缚能够自由地抒发个人真实性情和表现个人生活欲望，并具有诗人的艺术独创特征，但也有些作品过于率直浅俗。
唐宋派：出现于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主张作文应学习唐宋古文的法度，因而被称为“唐宋派”。在创作主张上，唐宋派作家注重文以明道，但他们创作中较为成功的作品倒不是那些注重发明“圣贤之道”的文字，而是富有文学意味的篇章。唐宋派文人中文学成就较高的首推归有光，他在提倡道的同时还特别重视文学的抒情作用。
宫廷派：明杂剧的核心人物是皇子皇孙朱权和朱有燉，他们左右并影响着一批文人墨客，从而形成了宫廷派杂剧创作的小群体，用杂剧作为歌舞升平的工具，既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要求，
同时也借此表明自己只爱吟风弄月、无野心异志，喜庆剧、道德剧和神仙剧成为宫廷派杂剧作家的主要创作类型。
茶陵诗派：明前期以李东阳为主的诗派，成员有谢铎、张泰、邵宝等人。茶陵诗派是对明初卑冗委琐的台阁体文学的一次冲击，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主张，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从文学本身的立场出发去探讨文学的艺术审美特征，这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体现了从台阁体到前后七子的过渡。
前七子：明代以李梦阳为核心代表的文学群体，成员还有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贬斥“主理现象”，提出文学应注重真情表象的主情强调；提高民间创作的地位。在强调文学自身的价值基础上，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提出怀疑，并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但他们过分重视古人诗文的法度格调，束缚了创作，影响了作品中作家情感的自由流露，有“守古而尺尺寸寸之”的毛病。
后七子：明嘉靖中期出现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文学复古群体，成员还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以王世贞声望最显、影响最大。后七子在复古主张上很大程度上承接前七子，他们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强化与具体。王世贞主张诗文创作都要注重“法”，要将其落实到辞采、句法和结构中；又强调格调要“本于情实”和“因意见法”，重视作家的思想感情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但其创作弊病也是过于重视对古体的揣度模拟，一直难脱蹈袭的窠臼。
竟陵派：晚明时期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文学派别，因其二人为湖北竟陵人而得名。在文学观念上，竟陵派提出重“真诗”重“性灵”，受公安派影响；在复古问题上，提倡学古要学古人之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蓄文学底蕴；在创作上，他们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同公安派浅率轻真的风格相对立，但是他们将创作印象了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显示了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虞山诗派：在钱谦益的影响下，在其家乡常熟产生的诗派，主要成员有冯舒、冯班、钱曾、钱陆灿等人。冯班为其代表人物，他论诗有独到之处，诗歌也有个人的面目和特色，并以标榜晚唐李商隐而自张一军，势力颇大，使虞山派“诗坛旗鼓，遂凌中原而雄一代”，后来的吴桥和赵执信可说是虞山诗派的余波涟漪。
梅村体：梅村乃清朝诗人吴伟业的号，“梅村体”是他在继承元、白歌行体诗的基础上，辅以初唐四杰的才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自成的一种诗体。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有相当稳定的规范，以故国抒情和身世荣辱为主，“可备一代诗史”，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性。吴伟业以人物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把古代的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梅村体叙事诗约百余首，《圆圆曲》是代表作品。
神韵说：清代诗人王士禛诗歌理论的核心。王士禛在理论上继承了钟嵘、司空图、严羽的诗学思想和南宗画论，总结了王维、孟浩然以来的山水田园诗歌的艺术传统，将神韵说发展为一套有系统的诗歌理论。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注重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境界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的消遣娱乐功能。
格调说：明清时期的一种诗论。清代沈德潜继承了明七子派的高古之格、宛亮之调的观点，吸收了叶燮、王士禛的诗歌理论的某些方面又加以发展，提出来“格调说”，主张诗人立言，在态度上要“怨而不怒”，方法上讲求比兴、蕴藉。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实际上是让诗歌为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服务。
肌理说：清代作家翁方纲的论诗主张。所谓“肌理说”包括以儒学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词章方面的“文理”。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的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以弥补“神韵”、“格调”等说法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