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物有政治吗

人造物有政治吗？ 兰登·温纳 古雴 译 在关于技术和社会的诸多争论中，再也没有什么比“技术物具有政治性”这一想法更刺激了。引起争议的主张是，要正确地对现代物质文化中的那些机器、结构和系统进行评判，要涉及的不只是它们所贡献的效率和生产力，以及它们对环境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还要包括它们体现特定形式的权力和权威的方式。鉴于这类观点老是在关于技术的意义的讨论中出现，他们应当受到明确的关注。 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20世纪60年代初给出了这个论题的一个经典的表述，他提出：“从近东的新石时代晚期开始直到今天，存在两种技术交替并行，一种是独裁的，另一种是民主的。前者以体制为中心，无比强大，却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后者以人为中心，相对而言柔弱无力，但丰富而持久。”这一论点立足于芒福德关于城市、建筑和工艺史研究的主旨，也反映了更早的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十九世纪的工业体制的批评者们的关切。197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反核能和亲太阳能的运动也采用了类似的思想作为他们论证的中心。按照环保主义者丹尼斯·海斯（Denis Hayes）的说法：“核能设备被越来越多地部署必将使社会日益趋向独裁。事实上，只有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才有可能安全地依靠核能作为主要能源。”呼应着“适宜技术”和“软能源路线”的许多拥护者的观点，海斯主张：“相比集中式的技术，分散的太阳能资源与公平、自由的社会和多元化的文化更为相容。” 渴望用政治语言去解读技术制品绝不只是那些大规模、高技术体系的批评者们的专利。在那些技术体系的热情鼓吹者们那里，也有一大族的人坚持说，可以由科学和工业促成的最大和最好的东西正是对民主、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最佳保证。工厂体制、汽车、电话、无线电、电视、太空计划，当然还有核能，这些技术都曾经被描述为推进民主和自由的力量。例如戴维·李连索（David Lillienthal）的《T.V.A.：行进中民主》（T.V.A.: Democracy on the March）在磷肥和电力中发现了技术进步给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乡村带来的民主和自由的前景。三十年后，丹尼尔·布尔斯汀（Daniel Boorstin）的《技术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echnology）赞颂了电视“解散军队、撤免总统、创造一个全新的民主世界的力量——即便在美国，人们也从未设想过这样的民主方式。”几乎没有一个新发明未曾被宣告为自由社会的救星。 各种各样的技术系统与现代政治的诸多境况深深地交织在一起，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工业生产、战争、交通和通信系统以及其它类似的物理上的配置已经根本地改变了行使权力和公民参与的方式。但是，如果超出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进一步主张某些技术本身拥有政治特性（political properties），乍看起来似乎是完全错误的。我们都知道人民拥有政治立场[1]，而事物没有（people have politics; things do not）。要从钢材、塑料、晶体管、集成电路、化学制品之类的东西中发现善或恶，这看起来明显是不对的，且是一条让作为自由与压迫、正义与非正义的真正来源的人类得以开脱的惑人的诡计。涉及到对公共生活状况的审理时，去谴责那些器物比去谴责受害者显得还要愚蠢。 因此，对于那些轻率地摆弄技术制品有政治性这一观点的人，一般会给他们以严肃的忠告：问题不在技术本身，而是技术被嵌入其中的社会或经济系统。这一条有着许多变体的格言正是某种可以称其为技术的社会决定理论的首要前提，它当然是明智的。对于那些不加批判地聚焦于“计算机及其社会影响”之类的事情但却未能注意到在技术装置背后使它们得以开发、部署以及使用的社会环境的人而言，这条格言可以提供一种必要的纠正。这一观点给那些幼稚的技术决定论者准备了一剂解药——那些人的观点是，作为某种内在的动力机制的唯一结果，技术的发展不经过任何其它势力的中介，就把社会铸造成适合于它的模样。那些并没有认识到技术以各种方式被社会和经济力量塑造的人并未获得真正深入的理解。 不过这个矫正药也有自己的缺陷——这种说法暗示技术物根本不成问题。一旦某人完成了对于揭示“社会起源”（在某个特定的技术变革背后的掌权者）来说必要的探查工作，他就解释了所有重要的东西。这一结论让社会科学家们得以释怀，他们由此确认了他们曾经心存疑虑的事情，也就是说，对技术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从此，他们能够回到他们处理社会权力问题的标准模型（例如利益集团政治、官僚政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模型和诸如此类的其它模型）就足以满足他们的全部需要。照此看来，技术的社会决定论与那些（比方说）福利政策或税制的社会决定论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 然而，有很好的理由去相信技术自身的确有政治意义，这也就是之所以社会科学的标准模型在说明关于技术的主题中最有趣和棘手的事情时走不了多远的理由。某种可以称之为“技术政治学”的理论在许多现代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被反复述及——这是一种经常由正统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等哲学观念杂交而成的奇怪的混杂物。这一技术政治理论把注意力投向大规模社会技术体系的运动态势、现代社会对某些技术命令的回应、以及人类的目的为了适合于技术的手段而被激烈地改造的种种情形。这种视角为解释和说明某些随着现代物质文化而形成的更令人迷惑的格局提供了一个独到的框架。它的出发点正是下决心严肃地看待技术制品。技术政治理论不再是坚持要把所有东西直接地还原到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而是提示我们去关注技术对象的特性以及这些特性意味着什么。作为对技术的社会决定理论的一个必要的补充（而不是取代），这一考察进路把某些技术本身就看作政治现象。借用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哲学训谕——它指引我们回到事物本身。 在后文中我将勾勒并例示人造物得以包含政治特性的两种方式。首先是这样一些实例——某种特定技术设备或技术系统的发明、设计或布置，成了个别的社会群体借此处置其事务问题的手段（a way of settling an issue in the affairs of a particular community）[2]，通过适当的指明，这一类例子是相当简单易懂的。其次是那些可称之为“固有政治的技术”（inherently political technologies）——这些人造的系统看起来对政治关系要么有着特定的要求，要么就是与之高度地配合一致。关于这类案例的讨论将要麻烦得多，但也更接近问题的核心。按照“政治”这一术语，我的意思是人际关系中的权力和权威的配置，以及那些配置内部的各种活动。就我在此处的意图而言，“技术”（technology）这一术语被理解为意指所有现代的实践技艺（practical artifice），不过为了避免混淆，我我更愿意使用“技术”一词的复数形式（technologies）[3]用以指称某类特定器物的或大或小的部件或者整个的系统。我并不指望在这里一劳永逸地处理所有问题，只是想指点出它们大概的方面和意义。 技术配置与社会秩序 习惯于美国公路上天桥的正常高度的人将会发现某些在纽约长岛地区的景观大道上跨过的桥梁有点古怪，许多天桥异常低矮，只有区区9英尺的限高。碰巧注意到了这一奇怪结构的人并不会觉得此事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用我们惯常看待诸如道路和桥梁之类的事物的方式，结构的细节看来无伤大雅，很少还会进多地去重审它们。 然而，事实是，之所以长岛会有那200来座低悬的天桥是有原因的。它们是被某个人为了达成某个特别的社会效应而有意设计和建造的。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这位自1920年代至1970年代在纽约建造着各种道路、公园、桥梁和其它公共工程的营造商，按着要阻碍大巴车驶上他的景观大道的规划，建成了他的这些天桥。依照摩西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卡洛（Robert A. Caro）提供的证据，在这些理由中反映出摩西的阶级偏见和种族歧视。被他称之为拥有汽车的“上等”和“自在的中等”的白人们将自由地利用景观大道来消遣和通勤；通常使用公共交通的贫民和黑人将被挡在道路之外，因为十二英尺高的大巴车不可能穿过天桥。结果是限制了那些少数种族和低收入群体进入“琼斯海滩”（摩西设计的广受赞誉的公园）。作为这一结果的加倍保证，摩西还否决了把长岛铁路延伸至琼斯海滩的提议。 摩西的一生是现代美国政治史中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他如何与市长、州长和总统们进行交易，他如何小心翼翼地对立法机关、银行、工会、报刊和民意进行操控，这些都够政治科学家们研究许多年了。但他的工作所产出的最重要和最深远的结果是他的技术造物——那些使得纽约成为现在这副样子的浩大的工程项目。在摩西去世而且他所铸成的联盟已然瓦解之后的世代里，他的公共建设工程，特别是他的促进小汽车的应用（而不是公共运输的发展）的公路和桥梁建设，将继续塑造者那个城市。他的许多宏伟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是一种系统化的社会不平等的体现，一种设计构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在一段时间后也变成了城市景观的一个部分，如纽约的规划者李·柯波曼（Lee Koppleman）向卡洛谈到关于王塔景观大道上的低矮桥梁时说：“那个老混蛋已经确信大巴车将永远不能驶上他那该死的大道。” 在有关建筑、城市规划和公共建设的历史中，还有许多技术配置带有或显或隐的政治目的这样的例子。有人可能会注意到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在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s）的指示下，为了防止类似于1848年革命时那样的巷战再次发生，而为巴黎设计建造的那些四通八达（abroad）[4]的大道。或者有人可能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探访到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被修建的许多奇形怪状的混凝土建筑和巨大的广场，它们是为了缓和学生的示威游行而设计的。在对工业机械和仪器的各种研究中也能翻出有趣的政治故事，其中有些出乎了我们关于技术创新最初为什么会发生的一般的料想——如果我们预计新技术总是为了达到更高的效率而被引进的，那么技术的历史有时将会让我们失望。技术变革表达了一整套人类的动机，其中尤其包括支配他人的欲望——即便在必要时可能要不计成本，而且会背离“设法去赚取更多”的常规。 在十九世纪工业机械化的历史中有一个令人心酸的示例。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在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位于芝加哥的收割机制造车间中，气动造型机——一个新的且基本上未经试验的发明——以估价50万美元的成本被引入了铸造厂。标准的经济学解释将使我们倾向于去料想这一措施是为了车间的现代化并且获得某些机械化所带来的效率。但历史学家罗伯特·奥赞（Robert Ozanne）将这一发展至于一个更宽广的与境中考察。当时，麦考密克二世正忙着与全国铁模工会（National Union of Iron Molders）开战。他把新机器的引入看作是一条“清除人渣”的途径，针对的是那些由芝加哥那里的工会所组织的那些技术熟练的工人。那种由并无熟练技术的工人来操纵的新机器，相比早前的制作工序而言，实际上生产出的铸件更低劣，而且成本更高。事实上，那些机器被使用了三年之后就被抛弃了，但此时它们已经充分发挥了它们摧毁工会的作用。于是，脱离了工人们建立组织的尝试、那个时期警察们对芝加哥的劳工运动的镇压，以及围绕着干草市场暴乱[5]的相关事件等等这些记载，麦考密克的工厂中的技术发展的故事将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技术史和美国政治史当时是深刻地纠缠在一起的。 在摩西的低矮桥梁和麦考密克的造型机器等例子中，人们看到技术配置的重要性，这是在谈论事物的应用之前就要考虑的问题。显然，技术可以作为加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权力、权威和特权的手段而被利用，例如，电视被利用来推销一个竞选人。我们惯常的思路把技术看作是中立的工具，它们可以被妥善地或拙劣地利用来行善、作恶或者做某些善恶之间的事情。但我们通常不会停下来查问：一种特定的设备是否可能是被以这样的方式设计和建造的——它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后果，而这些后果在逻辑上和时间上都要先于这种设备号称具有的那些用处，毕竟，摩西的桥梁是用来把汽车从一处运送到另一处的；麦考密克的机器是用来制造金属铸件的，然而这两种技术都包含着远远超出它们的直接用处之外的意图。如果我们用以评估技术的伦理和政治语言只包括与工具和用处有关的范畴，而不去关注这些人造物的设计和布置的话，我们将对许多理智上和实践上都至关重要的事情视而不见。 从特定的意图在物理形式中的体现出发来理解问题是最容易的，于是到此为止我给出了那些看起来几乎是阴谋的示例。不过，为了认出技术的政治面相，我们并不需要去寻找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