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邻居李敖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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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邻居李敖二三事作者：林丽苹来源：《读书文摘》2019年第06期1975年，位于敦化南路一段的金兰大厦竣工，我买下十二楼的一间房子，稍事装潢后，就住了进去。
那时大约有八户租给美国在台协会当宿舍，因为我幫房东收这些外国人的房租，人家就都以为我是房东太太。
两年后，台北发生了个很大的地震，那些租房子的美国人，十之八九都吓得跳出房门，逃命去了，从此不再回来。
所以我隔壁的房子就空了。
这隔壁的房子，是《联合报》记者李刚的，我一听说他要卖掉，就跑去找他。
“你卖之前，一定要经过我同意。
”我说。
“为什么？”他看着我，推了推眼镜。
“因为买的这个人，未来要跟我做邻居啊！”“那你自己选好了。
”李刚很客气，回房间拿了钥匙，就交给了我。
拿到钥匙后没几天，一个凉爽的上午，有人按我门铃。
门一开，就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对我微笑。
他穿着白衬衫和卡其裤，剃个小平头，气质斯斯文文，站得规规矩矩。
“什么事啊？”我没见过他，所以知道他不是住户。
“我要看房子，听说钥匙在你家。
”“对！但我没时间陪你，你自己进去看好了。
”我转身就拿钥匙给他。
那时我家开的牙科诊所忙极了。
“可以这样吗？”他很惊讶。
“当然可以啊！我说了算。
”于是他自己开门进去看，看了大概二十分钟，就又来按我门铃。
“怎么样？”我问。
“还可以啦，不过，有这么多缺点……”他拿给我一张巴掌大的纸，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小字。
“哟！这是新房耶！哪来这么多缺点？”他的斤斤计较令我有点不耐烦。
“这房子你到底要还是不要？”“我要。
”他马上回答。
“你要啊？”“签约不晓得要和谁联络。
”“等等，我有话要问你。
”我仔细端详他。
“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啊！你平时做什么的啊？”他并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慢条斯理地，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张名片——政治大学研究员。
“喔！你教书的啊？教书的好，生活就是很单纯。
”那时候我才三十六岁，对于人情世故还不是很成熟，所以一听说他教书，心防就卸了大半。
“那你家有什么人呢？”我接着问。
“有六十岁的妈妈，还有个小女儿。
”“那人口也是简单。
”那时我根本没想到他没老婆。
“为什么问我这些？”“因为一旦你买了房，就要跟我做邻居啊！我得搞清楚你是怎样的人，我不要来一个奇怪的人，将来和我闹得很不愉快。
”“喔，这样啊。
”他想了想，然后又客气地问了一次，“那签约我要跟谁联络？”“我把屋主的电话给你。
”我念了号码。
他用小笔记本抄了下来。
然后就在我要关上大门，而他要走进电梯时，他突然回过头问：“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啦，以后就好好跟我过啊！”这就是我初遇大师的第一面。
现在回想起来，真觉不可思议。
平时我是个反应很快，又很谨慎的人，但那天怎么会懵了呢？居然没注意到他没提到老婆。
如果知道他没老婆，我不会这么干脆让他做我的邻居，一定要再问他很多问题，看他究竟是老婆死了呢，还是有了孩子却不结婚。
那天大概是看诊太忙了，导致我脑袋转不过来。
晚上我洗完澡后，躺在床上，忽然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接着才想到，我只看了名片上的职称，名字根本不知道。
所以就爬起来，把收在抽屉里的名片拿出来看看。
我的妈呀，是李敖耶！我吓了好大一跳，随即感到这非常有问题。
当时想，也许过两天看看，他就不要买这个房子了，不然我可能是找了个麻烦。
因为他到处和人结怨，和人没有不打官司、不告状的，他的恶名就是这样昭彰。
过了几天，电话铃响，他说：“房子我已经付了订金。
”“什么？你买好啦？”我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
“房子开价多少？”“两百六十万。
”“喔？那还可以啦！你准备什么时候搬进来？”“我过两天付清余款，然后要叫人来装修一下。
”“对了，”我忽然想到个问题，就问他，“你的刑期不是很久吗？怎么有办法从监狱出来？”“是你们国民党的朋友，吴俊才（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保我出来的。
”放下电话，我心底咚咚咚，觉得完蛋了，他这个麻烦要住进来了。
接着我打电话给吴俊才先生，他就住在我家后面，而且是我家诊所长期的病人，所以还蛮熟。
“欸，吴先生啊！你怎么让李敖就这样出来了呢？听说还是你把他保出来的。
”“啊，那是奉了经国先生命令。
”当时放大师出来要有保人，但亲人都不可以保，一定要外人保。
可谁敢保他？所以最后还是经国先生下令吴俊才秘书长把他保出来，接着安插他到政大研究所，也就是让他出来还有个头衔和薪水，算是安抚他。
希望他学乖了，不要再闹事。
房子装修好后，大师搬了进去。
刚开始他都把门关起来，不跟任何人来往，也没看到什么人来找他。
我家因为是诊所，所以大门通常开着，免得病人一直把电铃按得叮当叮当。
有天早上，我看见他出门。
“李先生，请站住。
”他愣了一下。
“你搬来这几个月，没看见你有什么活动。
我不是监视你，只是关心你。
你那么年轻，把自己关在门内干吗啊？在创作啊？”“没有，我什么都没写。
”电梯来了，他走了进去。
“奇怪耶！为什么把自己关起来，却不写作？”我按住电梯钮，“你都在想什么呢？以后人生干什么呢？再说，你除了写作还会什么？人活着总要做事啊！也没见到什么人去你那儿，当然半夜我是不知道，白天反正我门开着，一切都尽在我眼底。
你这样好可惜喔，才四十几岁，来日明明还长得很。
”他听了气急败坏，踩了好几下脚，导致电梯微微摇晃。
“你叫我写作？结果我写的东西都被封杀！你知不知道我写了八十几部书，被封杀了六十几部！连版税都没拿到！”“但你不写作好可惜喔。
我只是可惜啦，没有别的意思。
”我放开了按钮，电梯门马上关了起来。
大师搬来以前，美国人和我两户之间的空地，有一块很大的澎湖大理石。
这大理石是楼下几个管理员合送我的，他们和一些工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搬运上来，并按照我的意思，朝着适当的方位摆放。
以后每回我出门，看着都觉得气派。
大师搬来后，有天就来敲我门：“院长，请问你，这块大理石是怎么回事？”“怎么啦？不好啊？”“还可以。
”他点点头。
“喔，还可以就摆在这吧。
”“可是有个问题啊！”他踏了下地板，“这放石头的地方，你有没有考虑到，有一半是我的啊？”我愣了一下，才明白他的意思是我超过了地界。
他的思维说好听点是细致，说难听点是计较，要是一般人碰到这样的事情，不就吵架了吗？“啊？你那么跟我计较？”我看着他那副摩拳擦掌、准备要吵架的样子，想着怎么回答。
“好！本人很大方，靠近你门口的一半大理石算你的，另外一半是我的。
若你不喜欢，把它剖了一半丢掉也可以，任你处理。
”因为这大理石太重，没十个人绝对搬不动，我没有办法处理。
“有一半是我的啊？”他很惊讶。
“对啊！我拿出来就分你一半啊！”然后我们约法三章，从今以后拿到门口的东西，他一半我一半。
谁要是想拿东西到外边来，就要分对方一半。
这块大理石，好像就是我们交锋的基石，它奠定了我们往后几十年相处的墨规。
过了一阵子，有天我打开门，就看到一大盆红白相间的郁金香，摆在大理石旁边。
我当然晓得是大师买的，但故意不吭声。
隔了两天，他忍不住问：“欸，你有没有看见门口那盆花？”“有啊！还不错的，郁金香啊！”“我买的啊！”那时台湾的郁金香很贵，因为才刚开放从荷兰进口。
“我知道，你又不会种。
谢谢！”又有一天，我打开门，看到他家门边摆了个大鞋柜。
我走近一看，就确信那是中山北路买的外国货，以当时市价，没有六千五百块以上不可能买到。
六千五百块是什么概念？当时我住的房子才两万多块钱一坪（约合3.3平方米），现在来说，那鞋柜大概值二十几万。
我看着鞋柜上那美丽的木纹，心想：“我们定下的规范还不错。
”然后过了两天，他看我没什么表示，就跑来问我：“欸，你有没有看见我买的鞋柜啊？”“有啊！蛮好的啊！很贵欸。
”“我想摆个鞋柜，可是你说，今后我放在门口的都要分你一份。
”“正是这样，谢啦！”我对他笑笑，“你毕竟有眼光，肯舍得买这么好的东西。
东西这么贵，我可舍不得拿出来。
”他慢慢开始和我有一些互动后，我知道他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经常没什么东西吃。
有天我买了十个白馒头，就把四个放在他鞋柜上，接着按门铃。
“什么事？”他开了个门缝问。
“大师！这是很有名的‘不一样馒头’，排队很久才买到的！分你四个，因为你又不会去买。
”他拉开大门，拿起盘子，很惊讶地看着我。
“别惊讶，以你的才华，以你的写作能力，你是配得上这个称号的。
我期许你有天成为大家的大师。
”“谢谢。
”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叫他“大师”。
记得我第一次在鞋柜上摆食物的时候，没按他门铃。
回到家张医师（我先生）就说：“你要按一下门铃啊！光是摆在门口，他不敢吃啊！”“为什么？”“他会以为别人来毒死他。
”后来我和大师比较熟，就聊起了这事，他承认自己的确有这一层忧虑。
其实，他防范心还是很强的。
大师搬来没多久的时候，有次他进到我家，就问我：“你们家不看书的啊？怎么家里一本书都没有呢？”“看啊！”“看什么书呢？”“我喜欢的就翻一翻啊。
”他看向我的钢琴，更惊讶了。
“你學音乐的，怎么连音乐的书都没有？”“喔，因为我看完就丢了，不然就送人了。
”我念的是艺专的音乐系，我的书都给了小一届的一位学弟，因为他家里很辛苦，没有多余的钱买书。
更何况，那时的书又贵，公务员一个月三百块不到的时候，我们一本原版的书要三百五十块。
那学弟整天跟着我，人家就都以为我们在一起，其实他只是等着拿书。
毕业考试时，我在里面考，他在外面等。
所以我毕业时，一本书都没有了。
“喔，”他想了一下，“那我送你一点书好不好？”“可以啊！但给我不就是浪费吗？我又不太看。
”“摆摆也好。
”所以他就送了我《胡适选集》和《诺贝尔文学奖全集》。
过了几天，他又来我家问我：“虽然是装饰，你有没有多少翻一下啊？”“有啦！”我打开厕所门，给他看马桶水箱上的书，“坐在马桶上会看个几页，上完厕所就搁着了。
”他哭笑不得。
几年后，他又送了我《李敖大全集》。
我把书摆在正对家门的柜子上，他看到了就说：“这个位置太好了！”大师搬来的头两年，经常左手拿着一本书，右手拿个水瓶，在十一楼和十二楼的楼梯间，走上来、走下去。
“你在干吗？”有天，我终于忍不住问。
“做运动，最便宜的运动。
”他喘着大气，用手背擦汗。
“那干吗拿着书呢？”我看了看书名，感觉是没什么意思的书。
“我在背书。
”后来我叫他不要再这样爬了，因为下楼梯太伤膝盖。
所以，之后他就改成从一楼爬到十二楼，再搭电梯回到一楼，然后又爬到十二楼，这样的循环。
还有次，大概是清晨，大师很高兴地骑着脚踏车，“咻—”地溜进了金兰大门口，而我正好站在那。
“你到哪去了啊？”“我骑去台北火车站，还绕了一圈。
”他红通通的脸上透着得意。
“干吗去啊？”“买张车票。
”“你脑筋不清耶！”我大声骂他，“骑什么脚踏车？多危险啊！你以为脚踏车可以随便骑啊？”“我只是想运动一下……”他呆呆地看着我，不明白为何被骂。
看了柜台的管理员，管理员也不置可否。
“你外面那么多敌人，说不定哪天谁会故意开车子撞你，以后不准骑！更何况，清晨骑本来就很危险，经常会遇上酒驾的。
”一直不动声色的管理员，眼看大师进了电梯，才跟我说：“唷！他给你骂得没敢动。
”“当然！他知道我是为他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