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十大经典解读

传播学十大经典解读： http://www.cjr.com.cn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 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 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学》 霍夫兰的《传播与说服》 霍金斯报告《自由而负责任的传媒》 拉斯维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 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李普曼的《公众舆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 《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

《多种声音，一个世界》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份当代国际传播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文献：《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又称《麦克布莱德报告》，这份报告是隶属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传播研究委员会对世界信息基础组织结构和传播资源进行三年调查研究而得出的成果。该报告倡导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主张通过放松版权法规，促进信息传播技术自由交流，鼓励第三世界国家出版业发展，及更多的传播资源共享等措施来改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传播资源不平等的状况。

“新世界信息秩序”(NWICO)的论争源起于20世纪70年代。NWICO的倡导者们普遍认为，作为旧时代殖民主义的孑遗和延续，现存的国际传播秩序维持并强化了国与国之间业已存在的不平等。因为这种传播结构当中暗含的逻辑还构建了南方对北方的依赖模式，该模式给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一个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必须建立起来以取代现有的旧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报告共分为七个部分。在简介部分，报告表达了传播作为基本个人人权同时也是所有国家团体集体权利的基本信念。从第二部分开始，报告分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委员会对世界信息传播结构的调查结果和建议。最后部分则概述了一些调查未能涉及或有待未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强化相互依存性，加强各领域的合作，采用国际的传播标准和手段，新闻的收集和分发方面需重视的问题，注意被忽视的信息盲区，更广泛的资金来源等。

我们可以看到，《麦克布莱德报告》既肯定了结构主义者眼中的国际信息模型，又介绍了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自由主义主张。该报告在意识形态上尽力不偏不倚，在问题的分析过程中也更多地采取了微观而实际的视角。在同年的第21届教科文组织贝尔格莱德大会上，含改变信息不平衡、保护记者权益、消解信息垄断、保障信源多样化、尊重不同文化等建议的《麦克布莱德报告》得以顺利通过。

《麦克布莱德报告》作为全面反映新世界信息秩序之争的文件，在学术方面是与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派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该学派在承袭马克思关于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观点的同时，还密切关注现代跨国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他们认为，这种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在信息的单向流动过程中，受益者无疑是代表垄断资本的少数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难以避免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跨国传播时代，信息和国家主权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以至于“信息主权”这一概念也逐渐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浮出，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弱国在其信息主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不仅在政治方面受到压制，在经济领域处于不利地位，甚至维持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文化的整体性和统合性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对于信息主权问题的关注，又可以引出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

该研究将“个别传播大国对世界信息流通系统的支配看做是推行文化扩张主义的过程，而把发展中国家的牵制和反抗看做是抵制文化侵略的过程”，简而言之，发达国家的文化扩张主要是通过以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的信息产品的传播而得到实现的。文化帝国主义对人类文化多元性和丰富性的抹杀和威胁甚至引起了部分发达国家的警惕。

国家间信息鸿沟的加宽亦是阅读或研究《麦克布莱德报告》者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时至今日，《麦克布莱德报告》并没有丧失其重要意义：全球范围的信息结构不平衡如故，而愈加猛烈的媒体融合兼并浪潮以及强大的新媒体技术则不可避免地加深着南北双方的信息鸿沟。至今仍在定期召开的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宣布《麦克布莱德报告》的原则与主要提议仍如10年前那样意义重大，其关注的主要对象也已超越发展中国家的范围，而扩展到了更加广义的全球层面上。(作者：熊澄宇/《新华文摘》2004年第1期图片主要来自《大众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新华网配图及人物介绍)

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 《理解媒介》是传播学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媒介研究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麦克卢汉的成名作。在这本书里，作者首创了当今习以为常的术语“媒介”，提出了今天的媒介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概念“地球村”、“信息时代”，阐述了“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热媒介与冷媒介”的学术观点。

从1953年到1955年间，麦克卢汉主持了多伦多大学一个跨学科的文化与传播研讨会。同时，他还配合人类学家卡本特(EdmundCar鄄penter)创办了《探索》期刊。这是一本研究人类传播学的刊物。期刊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传播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改变人类感性和人类关系。考虑到识字和识字偏倚的根深蒂固，认为进行可观探索的最终方向是探索原始社会的语言和传播系统。这种研究方向，与麦克卢汉后来在《媒介即信息》一文中所说的研究媒介要与媒介保持距离是一脉相承的。

20世纪60年代，是麦克卢汉的理论成熟和高峰期。1962年，麦克卢汉出版了《古登堡星云》一书，对拼音文字和印刷术在感官和文化上的影响作了详尽的论说。 麦克卢汉的主要贡献是在传播媒介的研究方面，1964年出版的《媒介通论———人的延伸》一书代表了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最高成就。

这本书基本上概括了麦克卢汉关于传播媒介的主要观点，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媒介的定义、性质、特征、作用和分类的认识和阐述。

《媒介通论———人的延伸》全书分两部分写成，第一部分是理论阐述，分七个方面阐述麦克卢汉的主要观点，包括“媒介即信息”———定义媒介的一个新视角；“冷媒介和热媒介”———媒介分类；“过热媒介的逆转”———媒介的发展趋势；“小玩艺爱好者———麻木的自恋”———任何技术和发明都是人体的延伸或截除；“杂交的能量———危险的关系”———一种媒介是另外一种媒介的内容；“作为转换器的媒介”———媒介形成了人与自然世界的一个拟态环境；“挑战与崩溃———创造力的报复”———技术变革不只是改变生活习惯，而且要改变思维模式和评价模式。

第二部分是具体分析，以第一部分的理论为基础详细分析了从古到今的26种传播媒介。书中讨论的26种媒介，构成26章，每一章的小标题都用了一个比方。麦克卢汉陶醉于使用大量的隐喻来界定他理解的媒介概念。隐喻使艰深的理论和观点形象生动，但又使之晦涩难懂。从他对媒介与人类文明的广泛联系来理解，麦克卢汉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尝试用他的媒介观解释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他的观点不失为一种新鲜有趣的历史观。

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学》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1907—1987)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人们称他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他建立了第一个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机构，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

施拉姆对传播学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播学。

他创立传播学的标志是1949年由他编撰的第一本权威性的传播学著作———《大众传播学》的出版。这本书收录了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施拉姆当时还仅限于挖掘前人和他人的传播研究成果，并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

1949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美国大学传播学专业普遍采用的教科书。因需求量太大，1960年又出了修订版。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被认为是施拉姆建立传播学体系的基础，也是他所有著作中最有权威和引用最多的作品。

全书共分八个部分：大众传播学的发展、大众传播的结构与作用、大众传播的控制与支持、传播过程、大众传播的内容、大众传播的受众、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大众传播的责任。可以看出，当大多数人对传播学这个学科还不甚明白的时候，施拉姆通过这本695页的著作从8个方面建构了大众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不仅如此，这本书的权威性还在于几乎所有撰稿人都是当时的一流学者，除施拉姆本人外，包括R.帕克、H.D.拉斯韦尔、W.李普曼、P.F.拉扎斯菲尔德等三十多人。

施拉姆的学生、传播学者坦卡德曾经对施拉姆有过这样的评价：“施拉姆对这门学科的最大贡献或许并不在于他自己的理论观点———尽管这些理论观点很重要，而在于他对传播的核心问题所勾勒的学说框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使这门学科得以完善。”

施拉姆在其最后一部手稿中对传播学的未来曾做出这样的预言：传播学在不久的将来，会通过一个合并和重新确认的阶段。在那时，现在被称为新闻学、言语传播学、电影学、大众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大学机构将合并成被简单地称为“传播学”的更大机构。这种名称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过去与传播相关的机构的区分———它是以传播渠道为基础，以立于每一种传播渠道背后的媒体产业为基础———将不再受到重视，以便有利于围绕传播学的核心范式建立一种理性的统一体。

我们欣喜地看到，施拉姆的预言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成为现实。 霍夫兰的《传播与说服》 卡尔·霍夫兰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毕生研究人的心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研究说服与态度的关系、态度的形成与转变、说服的方式、技巧与能力等。他是将实验心理学引入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夫兰应聘担任美国陆军总部心理实验室主任，率领专家小组指导和研究美军的思想训练计划，研究军内教育电影对提高士气所起的作用和效果。战后回到耶鲁大学，主持“传播与态度改变课题”，出版了一系列丛书。霍夫兰对传播学最突出的贡献，一是将心理实验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二是通过研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和复杂性，对否定早期的“子弹论”效果观起到了很大作用。1946年到1961年间，霍夫兰领导的“耶鲁传播与态度变迁计划”，完成了超过50项实验。他们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产生了一批关于态度问题的耶鲁丛书。1953年出版的《传播与说服》一书，描述了这些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结果。

《传播与说服》中一系列的研究有这样三个特征：第一，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找说服的定律。第二，研究采用的主要理论基础为刺激—反应的学习理论，假设态度的改变是基于求变的动机强过不变的动机。第三，研究的方法为实验室的实验法。耶鲁研究并未使用传媒的讯息或宣传节目，而是使用人际的传播。少数几个研究曾使用到录音的演说和画面的文件，但无益于大众传播的设计。当时的研究学者认为，说服的效果可同时适用于实验和自然的环境中，而实验室的发现自然可以应用在大众传播的说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