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推定原则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无罪推定的理念与实现的探讨，论述了我国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性，阐明了我国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了我国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之构想。

全文共分三章。

第一章介绍无罪推定的历史由来、内涵和无罪推定思想在我国的形成、发展；第二章从我国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是人权理念、程序公正和刑事诉讼国际化的需要三个角度，分析了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合理性；第三章指出了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确立及实现的构想和途径。

前言无罪推定原则是人类文明之花，蕴含着现代的人权理念和程序公正理念，是被世界公认的科学、先进的法律原则。

在我国是否确立了无罪原则，近年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本文在剖析我国立法上缺陷的基础上，论证了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确立的合理性，指出了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确立及实现的构想和途径。

笔者以此为研究对象，旨在改变我国立法者、司法者落后的法律观念，树立民主、公平的现代人权和程序公正理念，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确立和实现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第一章无罪推定的产生及发展一、无罪推定的历史由来“无罪推定”原则最早渊源于古代罗马法的“有疑，为被告人之利益”的原则，其基本内容是对有疑问的案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决，即无罪判决。

[1] 人类进入封建社会后，封建专制统治者摒弃了一切原始民主在司法制度中的做法，全面实施了“有罪推定”原则。

为了反对专横武断的封建司法制度，资产阶级学者为适应新兴资产阶级政治上民主、经济上自由竞争的根本利益，先后提出一系列以民主、平等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司法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三权分立、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自由心证、无罪推定等。

最早从理论上提出无罪推定思想的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法学家贝卡利亚，他在1764年所著的《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说道：“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如果犯罪行为没有得到证明，那就不应折磨无罪的人。

因为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是无罪的人。

”[2] 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则首次从法律上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其中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未被宣告为犯罪人以前，应当被推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但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种残酷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此后，无罪推定原则被世界许多国家所承认，并写入宪法或刑事诉讼法典中，联合国等一些国际组织的法律文件也相继将其载入。

如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1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实有罪前，应视为无罪，审判时必须予以答辩上所需之一切保障”。

1966年通过并于1976年生效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2款规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假定无罪”。

这一原则已得到了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广泛承认，成为国际上普遍通用的原则，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律文化。

二、无罪推定的内涵（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容所谓无罪推定，是指被告人在未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以前，应当假定或者认为他是无罪的人。

[3] 在刑事诉讼法中，无罪推定原则有两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其一是从法律上明确有权最终确定被告人有罪的司法机关的地位和权力；其二是在法律上明确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在法院生效确定之前从法律上应推定其无罪，其各项诉讼权利和人身权利应依法得到保护。

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乃无罪推定原则固有的基本内涵。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派生内容由无罪推定的基本内容还派生三项内容，即这一原则在适用上所要考虑的三条要求：1、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不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和责任。

无罪推定既然是假定被告人在判决有罪之前是无罪的人，那么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要推翻这一假定，使其罪行成立，就必须具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案件中，要推翻被告人无罪的这一假定，提出证据的责任应当由控诉方承担。

如果控诉方提出的证据不能推翻被告人无罪的假定，那么控诉方就要失败，被告人将被无罪释放。

因此，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就成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当然规则。

2、从有利于被告人方面来处理一切合理的怀疑，即有利于被告人规则。

这是无罪推原则延伸的一个重要诉讼规则，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当控诉方不能充分举证证明犯罪事实，对认定被告人犯罪存有合理的怀疑时要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去解释和处理，认定其为无罪；在对被告人是否处罚存有合理怀疑时，应不予处罚，对被告人处罚轻或重存有合理怀疑时，应从轻处罚，一句话，“疑罪从无，疑罪从轻。

”在具体的程序操作中要求追诉方没有掌握充分确定的证据时，不能提起诉讼，法院经过证据调查后仍不能确信被告人有罪时，应当宣告其无罪。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

被告人在诉讼活动中享有沉默权，也是无罪推定原则必然延伸的一条规则。

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保持沉默或者拒绝回答和陈述的权利。

沉默权的特定含义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是被告人没有义务向追诉一方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或其他证据，追诉一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二是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警察、检察官、法官应及时告知被告人享有这一权利，并不得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这一权利而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三是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是这种陈述必须是在意识到自己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的出于其真实意愿的陈述，法庭不得将被告人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无罪推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一）无罪推定思想在我国的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

有罪推定思想在我国的历史沿袭也是如此。

由于受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法制史是一部沉重的专制独裁循环史。

不论诸侯纷争，还是改朝换代，始终是相同的专制统治，皇帝老子说了算，没有人权，没有平等，更谈不上司法公正。

因此，有罪推定便有了其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尤其在封建社会，司法与行政是一体的，这种司政合一的司法体制，地方长官负责审理刑事案件，行政衙门有权定罪并处以刑罚，被告人在诉讼中根本没有地位可言，何来“无罪推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根本没有人谈法制建设。

“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更使有罪推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罪推定可谓深深扎根于当权者的思想意识中。

不仅如此，赋于长期封建思想的影响，有罪推定不单是法官的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老百姓的心理，“被告进门三分罪”、“民事被告就是无理，刑事被告就是有罪。

”这给有罪推定理论造就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导致我国有罪推定传统意识根深蒂固。

新中国成立，为无罪推定的确立和适用，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我国1954年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同时，法院组织法除规定被告人有辩护权外，还规定被告人可以委托律师为其辩护，以及有请求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

这都表明，建国之初，我国刑事诉讼法就表现出了无罪推定的合理思想。

1957年，黄道在《法学杂志》第2期发表的论文《略论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第一个正式在我国提出了无罪推定思想。

文章发表后立即被“反右”斗争定论为反动观点，作者本人被打成“右派”。

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法学问题，“无罪推定原则”在当时我国法学理论界展开了热烈讨论，然而好景不长。

1958年，随着这场讨论掺杂了政治上的纷争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使得学术辩论沦为政治斗争，最后无果而终，无罪推定成为学术禁区。

随着1979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无罪推定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学术界展开了又一次讨论，很快又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精神污染再次加以批判，但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为无罪推定原则的进一步理论研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九十年代初期，我国开始酝酿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作为刑事诉讼重要原则的无罪推定再次成为学术讨论焦点。

专家草拟的修改建议稿有两种表述方案：一是“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应当假定为无罪的人”；二是“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不应当定为罪犯”。

最后刑事诉讼法中以第12条的表述方式入律。

纵观无罪推定思想在我国的发展，从排斥到容纳，几经磨难。

从1957年对无罪推定思想的否定到1996年立法中吸收合理内核，充分说明，50年代在我国并未有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环境和条件，而历史发展到90年代已经具备了无罪推定原则产生的土壤，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乃历史必然趋势。

（二）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

”这一表述在总则部分的出现，表明无罪推定原则基本精神已注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原则合理内核已在立法中有所体现。

刑事诉讼法所体现的无罪推定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法律上首次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加以区分，改变了过去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统称被告人的做法。

这不单纯是一种称谓的简单变化，而是对不同诉讼阶段被指控犯罪人身份予以更科学、更规范的规定，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体现了无罪推定思想，体现“被告不等于罪犯”观念的立法精神。

它表明一个人在被法院判决有罪以前只是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不是人犯、犯人，他有权获得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权利保障，司法机关只能以法定的程序收集能够证实其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或重的各种证据，而不能搞逼供信，更不能进行非法和人身虐待。

2、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扩大了检察机关不起诉范围。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所实行的免予起诉制度是以确认犯罪嫌疑人有罪为前提的，这实际上是未经法院审判而由检察机关定罪，根本不符合无罪推定的原则，也破坏了我国审判独立的宪法原则。

取消免予起诉克服了以往司法实践中滥用免予起诉制度出入人罪或放纵罪犯的许多弊端。

与此同时，除了刑诉法第142条规定的绝对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情况外，刑诉法第140条第4款还规定：“对于补充侦查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存疑不起诉）[4]扩大了检察机关不起诉范围，这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一种表现。

3、规定法院对公诉案件的庭前审查是刑事审判的必经程序。

刑诉法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显然是以联合国人权保障的要求和审判程序的公正为标准，吸收了国外部分“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做法，其意义在于：（1）法院只有对公诉案件进行审查后才能决定是否开庭审判，这是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避免草率地将不符合审判条件的公民交付审判而侵犯人权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