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谈谈近代教案的真相

谈谈近代教案的真相 海口第四中学 邵建刚 摘要: 教案,是近代中国官绅民联合发动、反对西方列强在华的基督教而出现交涉的案件。从鸦片战争后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此伏彼起，由于传教士而引起的大小教案共发生1333起,其中较大教案400余起，其中大部分集中于19世纪最后30年，而以贵州、江西、四川、天津等省最为严重。到戊戌变法时，人民的反洋教斗争逐渐同反瓜分相结合，出现了新的高涨，后来竟汇合成震惊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但是发生教案的真相是什么呢？多年来，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将试图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还近代教案的一个真正面目。 关键词：近代 教案 民族矛盾 中西文化冲突

一般而言，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外来输入的宗教——洋教，只要不给自己的王朝的统治构成威胁，其态度都保持一种温和的宽容。如：唐初从波斯传入的基督教的一支——聂斯多略派，曾受到太宗、德宗的扶持；在1601年，当身穿儒服、善能引用儒家经典解说天主教教义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北京城，也受到明朝万历皇帝的热情礼遇。但到18世纪，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梵蒂冈教廷所传播的天主教在中国势力日趋猖獗，甚至直接参与进行内部的阴谋活动，致使清朝康熙皇帝忍无可忍，遂于1717年命礼部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此后，雍正、乾隆、嘉庆历朝，洋教都被悬为厉禁，一直被禁止在中国活动。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产阶级为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变本加厉地进行宗教侵略活动，夺取传教特权。法国通过《黄埔条约》，取得了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和自行礼拜堂的特权。西方各国根据最惠国待遇都享有了这一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过《天津条约》，传教士取得了深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在签订中法《北京条约》时，法国传教士利用充当条约起草人和翻译的机会，擅自在条约中文本上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从此，各国传教士大量渗入中国。到戊戌变法前后，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达3200人，建教区40多人，教会60多个，入会教徒80余万人，深入中国内地的教堂“几遍天下”，“无处无之”，“虽穷乡僻壤，皆有各国教士潜往传教”。依据条约，传教士也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管治，他们依仗侵略特权的保护，深入中国城乡各地，建立教堂，广收教徒，纵容无赖教民，欺压良善。 外国教会的侵略行径，传教士在中国胡作非为，而以贵州、江西、四川、天津等省最为严重。发生里许多令人发指的典型教案：南昌教案──1862年，传教土罗安当凭借《天津条约》在南昌一带作恶多端，无理强行索赔教堂，甚至以法国全权大臣名义命令地方官张贴传教的布告，激起民众公愤，群众遍贴《扑灭异端邪教公启》等揭帖，拆毁天主教育婴公会和教堂。事发后，因清政府欲勾结法国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指令江西巡抚允许赔款一万七千银两结案；酉阳教案──1865年，法国传教士玛弼乐因在酉阳支持教徒欺压百姓，被群众击毙。法国公使以派兵到四川相威胁，迫使清政府处死民众一人，赔款八万银两。1868年，因法国传教士李国在酉阳组织教堂武装，修筑工事，奴役人民，激起公愤。民众于次年年初焚毁教堂并杀死李国。教堂武装借机报复，杀死民众145人，伤700余人，民房被焚毁100余户。法国公使罗淑亚与清政府谈判，主凶竟逃回法国。结果清政府处死民众二人，徒刑10人，赔款三万银两；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天津天主堂因虐死婴儿，法国领事丰大业开枪射击天津知县刘杰所引起民教冲突。事发后，法国军舰开到天津进行威胁，英、美、德、意等六国军舰亦结集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曾国藩、李鸿章受清政府委派到天津查办，他们力主委曲求全，避战求和。结果地方官被处分两人，民众被判死刑二十人，徒刑二十五人，赔款四十九万七千二百八十五银两，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赴法国道歉谢罪；延平教案──1874年，美国传教士在福建延平县(今南平县)强行建堂，民众于1875年和1876年两度拆毁教堂，驱逐传教士出境。1879年12月传教士又以开设书店为名在延平开办福音堂，民众前往观看时，传教士竟开枪伤人，激起公愤，再次将该“书店”捣毁。闽浙总督何景在美国政府的威胁下，对传教士鸣枪杀人不查究，反以赔款和“惩凶”结案；呼兰教案──1882年6月，法国传教士贡罗斯在黑龙江呼兰县强买民地建堂，业主向地方官告状，经判决该地产应归还给原主赎回，传教士恃强不允，会谈时竟开枪打死都统署官员一人，并捏造“旗兵滋事”，告到法国公使馆。法使向清政府提出交涉，以赔款三千银两结案；重庆教案──1886年7月，英美教会强行在重庆建堂，激起公愤，武生罢考，商人罢市，民众焚毁教堂和传教士住宅。传教士竟令教堂武装开火，杀伤民众三十余人，致使三千余民众焚毁城内外的教堂并捣毁英国领事馆。事发后，英、美、法三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要挟。结果民众被处死二人，赔款二十三万五千银两；宜昌教案──1891年9月，湖北宜昌因法国天主教圣母堂拐买孩童而引起民教冲突。孩童家属到教堂寻找，居民群集堂外要求检查。隔壁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竟向民众开枪，击伤一人，激起民愤。数千民众焚毁教堂，打伤传教士。事件发生后，英、法、美等九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威胁，各国军舰开至汉口、宜昌进行武力恫吓。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判处民众十二人徒刑，赔款十七万五千七百七十一银两结案；成都教案──1895年5月28日，成都民众过端午节举行掷果会，传教士将掷果小孩捕入教堂，后又扣押三名交涉者，激起公愤。当晚，民众将教堂及传教士住宅焚毁。英美法派军舰在长江示威，向清政府进行威胁。结果四川总督刘秉博被革职，各县知县受处分，民众被处死六人，判刑十七人；南昌教案──1906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王安之向南昌知县江召棠要挟扩大传教特权，竟当场将知县打死，激起公愤，引发民教冲突。结果清政府竟将龚栋等六人处死，赔款三十五万银两。反洋教斗争从“民教相殴”的骚乱，发展到有组织的武装起义，斗争情绪越来越高涨，从同治初年起，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反洋教的斗争。到戊戌变法时，反洋教逐渐同反瓜分相结合，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涨，最后汇合成震惊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但是发生教案的真相是什么呢？多年来，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学者认为，教案的“主要方面还是侵略与反侵略”，反洋教斗争的主流是爱国主义；有的学者则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保守主义在教案中占主导地位，冲淡了爱国主义色彩”；另一种观点认为，近代教案是资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扩张造成的，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这一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产物。 我认为，近代教案的产生具有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的双重起因。 第一：教案是民族矛盾的产物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它宣扬“忍耐”，“等待死后的天国”，就是要人民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安于受奴役的地位，不要反抗。他们鼓吹“爱一切人，甚至爱你的敌人”，模糊敌我界限，解除反抗侵略的思想武装，从思想上毒化和欺骗人民。为了麻痹中国人民的意志，毒害中国人民的精神，列强采取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外国的教会势力扮演了一个侵华急先锋的角色。他们搜集情报、充当间谍，制造侵略战争的舆论，为本国政府侵华出谋画策，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侵略活动。如：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传教士为资产阶级制造侵华舆论，他们叫嚷：“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鸦片战争期间，传教士以“中国通”的资格充当侵略军和向导、谋士和翻译。英国人自己说，传教士们“在整个鸦片战争中的功绩是无论评价得多么高也是不会过分的。”后来，美国公使田贝也承认，“这些先锋队（指美国传教士）所搜集的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据德国外交文件记载，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德国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曾“激烈地要求政府为他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动”，怂恿德国瓜分中国。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建议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德皇威廉二世对安治泰的所作所为曾给予赞扬，巴伐利亚王室还特别授予他贵族的称号。在庞大文化侵略网中，教会是对中国推行文化侵略的大本营，西方人自己也承认，“教会的整个活动，几乎都可以被称为是西方的第五纵队。” 第二：“儒家伦理文化与基督教神学文化的冲突” 基督教宣传只信上帝，不祀祖敬先，不扫墟墓。而且基督教发展女教徒，妇女同男人一样出入教堂，夫妇无别，宣称“男人都是兄弟，女人都是姊妹”。而且，近代传华的基督教，无疑是属于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他们的传教活动是依恃不平等条约和武力为后盾的强制进行文化渗透的。西方神职人员之来华者，认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是异端，除信他们可敬、可爱的上帝之外，无药可救。不少教会和传教士的活动偏离了单纯的宗教轨道，“成为加剧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重要因素”，如伯驾牧师就说过：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bend or bread）的名言。纵是那时最善良、最具有好心肠的传教士，对他们的母国帝国主义的胡作非为，也多表示支持。有的甚至认为“帝国主义”并不存在。而儒家经典被尊为“圣道”，孔子学说被奉为“儒教”，以此作为维护封建宗法家长制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谁若违背此教，谁就是大逆不道，就会被看成是异端。这种“无君父之尊亲，惟耶稣之是奉，是无纲纪也。无骨肉之亲爱，惟主教之是崇，是无伦常也。且已有妻女任其与主教亵淫，则廉耻丧。只敬天主而不祀神祗祖考，则礼义亡，此等乱夷，行同禽兽，不待教而诛矣！”这样，上至士大夫，下至工农兵，中华民族群起而攻之了。天平天国之覆灭，就是中国以曾国潘为首的士大夫反对基督教的结果；后来的轰轰烈烈、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工农兵和基层社会中人以及满清权贵联合抗拒基督教的表现。 因此，我认为近代教案的真相就是民族矛盾与中西文化冲突的双重起因。 毋庸置疑，基督教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但从近代之所以发生众多教案来看，在华外国传教士的确又有着许多不光彩之处，因教案而引起的列强对我国政治、经济的侵略加深，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天我们希望这所谓的“洋教”在中国能开花结果，和中国人民的梦想和平共处，自由的翱翔于这同一个蓝天下！！！ 参考资料： 《求索》1993年01期。 《社会科学研究》 1986年06期。 转引自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份子反教言论的分析之一--反教方法的倡议(1860-1898)〉，《教务档》四川教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上册（1973年5月）。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近代中国教案新探》（合肥：黄山书社，1993）。 陈银昆：《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济南：齐鲁书社，1984），页85。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三册。 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