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属容隐与亲属拒证权 ―、“灭亲”作证义务与“株连”司法困境
一位前高官因贪污受贿罪嫌受审,控方最关键证据竟是被告之妻的录像证词。妻证夫有罪,超出国人常情,也出被告意料,于是他只好不惜自爆“红杏出墙”家丑以证妻子人格卑下、图不伦利益,故证词不可信。不久前的济南审判这一幕,让国人有些不解。类似的事,近w余年不胜枚举。在佘祥林冤案中,佘母杨武香仅因多次主动向警方提供“死者”张在玉还活着的证据为儿子开脱,竟被警方以“包庇罪”嫌逮捕关押9个月,释放3个月后去世。据2009年四川简阳检察院统计,在此前3年间发生的12起包庇窝藏罪案中,全部涉案的24名被告,21人是亲属,3人系朋友。仅其中3案就把几名罪嫌的16名亲属以包庇窝藏罪名牵连进来,导致多个家庭“未进宫”者所剩无几,严重影响了生产生活、抚养赡养。如刘亮一案,全家6兄妹中竟有4兄妹和2姐夫共6人因包庇窝藏入狱。多年前参观过一个严打展览,在逃亡8个月后才落网的某抢劫犯照片之后,竟看到其远近亲属11人均因包庇窝藏伪证被追究刑责。有参观者质问:“这不是一人有罪,全家连坐吗?”类似的情形各地均有发生。事实上,包庇、窝藏、伪证等几乎成了主要针对犯罪人亲属的罪名。 这一局面令素有“亲亲尊尊”、“亲亲相隐”人伦传统的国人多少不安。无需说这是现行法律实施的当然结果,对其进行反省当然是应当的。现行刑法、刑诉法中关于妨害司法罪和证人作证义务的规定,直接导致了这种结果发生。依照现行《刑法》第305至317条“妨害司法罪”的有关规定,一个出于“袒护亲属”天性为亲属隐脱罪责的人,其行为很容易构成第305条的伪证罪,第307条的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或伪造证据罪,第308条的打击报复证人罪,第309条的扰乱法庭秩序罪,第310条的窝藏、包庇罪,第312条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第316条的劫夺被押解人员罪。注意,这几个罪名均没有“情节严重”的限制,很轻的行为都可以构成这几条犯罪。依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第60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的规定,公检法机关可以依法强迫罪嫌的亲属履行作证义务(尽管没有具体强制措施规定);如果在履行作证义务中说了假话,就可能构成伪证罪。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9条相应规定:“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二、“灭亲”刑事法制的历史渊源与旨趣 这种“大义灭亲”法制,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灵魂,在强调阶级性、党性的同时‘坚决反对一般抽象地谈“人性”、“人道”、“人伦”、“人权”问题。建国初,毛泽东曾在一份按语中特别强调要严厉打击那些“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邓子恢曾对“出身不纯的同志”在镇压运动中“对家属亲友应采取的态度”做过重要指示:“不要同情家庭。 要劝他们向人民低头,……如果劝不听,硬要乱说乱动,就要受到制裁,就要有大义灭亲的精神。”在这样的一种指导思想之下,新中国长期奉行“大公无私”、“亲不亲,阶级分”、“大义灭亲”的政治法律原则,鼓励以“阶级性”、“党性”克服有剥削阶级“虚伪性”的“人性”和“亲情”,绝对排斥亲情对法制的任何参预。1951年《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没有任何对亲属减轻的规定。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几乎所有较重的犯罪都被划人反革命罪范畴。1952年的《惩治贪污条例》,1967年的“公安六条”等等也都贯彻了这一精神。1979年《刑法》规定了亲属最易触犯的伪证或隐匿证据罪(148条)和窝藏包庇反革命分子罪(162条),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继续弘扬着“大义灭亲”红色传统。1997年颁布适用至今并先后经过8次修订的《刑法》和经过2次修订《刑事诉讼法》基本延续了这一规定,并增加了与打击“亲属隐罪”相关的罪名和有关规定。不过,自2012年修订《刑事诉讼法》规定不得强迫近亲属出庭作证起,这一趋势开始发生变化。 三、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属容隐与亲属拒证权 关于“亲属隐罪”问题,中西传统法制其实早已有了出色的法律智慧和完整的解决方案。在古代中国,早自东周时代即有“父子无狱”的一般认知,孔子即提出了“父子相隐”的原则。即使在贯彻商鞅“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民人不能相为隐”主张的秦国和秦朝,也把“子告父母、臣妾告主”列为“非公室告”不予受理。在汉代,高后时斯律令规定“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因秦及汉初奉法家言,实行亲属“首匿相坐”之法,造成太多人间悲剧,激起了汉宣帝的刑法改革。宣帝颁布“亲亲得相首匿”法令:“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此后直至清末的历代律典,均有关于“亲属容隐”的具体规定。历代法典关于容隐亲属范围及首匿罪责减免程度代有变化,但其规定可以唐律为代表,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任何同居亲属,以及不同居但在五服范围内的亲属,有包庇窝藏、销赃匿赃、伪证或毁灭证据、泄露消息协助脱逃等行为,为亲属隐罪脱罪者,减轻或免于处罚。甚至包括“匿得相容隐者之侣”,即包庇窝藏亲属的同案犯也不处罚。第二,司法官不得强迫近亲属作证,违者追究刑责。第三,亲属间不得相互告发。告发直系尊亲属为重罪,告旁系尊亲属亦有罪;告卑亲属亦有轻罪。第四,自己在受审时不得已附带吐露亲属之犯罪,不视为告发。第五,有容隐权的亲属告发,视同嫌疑人自首,可导致减轻或免于处罚。第六,谋反、谋叛、谋大逆等国事重罪不得相隐,即使是尊亲属涉罪也必须告发。 “亲属容隐”原则和制度表面上看显然不利于国家。国家要发现和制裁犯罪、维护治安,本来就需要调动一切力量和手段,尤其要依靠罪嫌亲属的配合(检举揭发或作证)。但是,传统中国为何选择了一种似乎不利于国家、偏袒家庭(亲属)的解决方案呢? 关于这一选择的原因,汉宣帝诏书做过简明解释:“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他认为,一个人在亲人有祸患时(不管“祸患”来自非法还是合法),冒死保护亲人,这是人的天性。这样的天性中充满了“诚爱”、“仁厚”的道德基因,非常可贵。国家法律不能违背人的这种可贵的天性!宣帝的话体现了儒家的伦理精神,儒家一贯认为“爱亲属”是每个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者;敬长,义也。”顺应和保护这样的良知良能或天性,是国家的义务,这样的天性实质就是“仁义”之根芽或基因。这是第一层理由。 基于这一理由,儒家认为,国家的秩序来自这种天性的弘扬:“君子笃于亲,而民兴于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所以,顺应和保护这样的天性正是为了保护国家秩序的根基,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第二层理由。除这两层抽象理由之外,还有更直接的理由。 国家之所以选择“亲属容隐”,还有减少株连或累及无辜,限制官府滥用刑权的考虑。《盐铁论》说“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若弓I根本之及华叶,伤小指之累四体也。如此则以有罪诛及无罪,无罪者寡矣。……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罚多矣”正是此意。只要不允许“亲属相隐”,就必然纵容或鼓励刑及无辜、扩大株连。因为出自“亲亲”天性而不假思索、情不自禁地对涉罪亲属进行帮助的行为,正好符合窝藏包庇伪证之类犯罪的构成要件,而威逼亲属以捕人控罪是官府办案的最简便模式。这是第三层理由。 传统中国之所以容忍“亲亲相隐”,还有家庭“法人化”的潜在考虑。家庭或亲属圈,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血缘性质的法人(姓氏即法人名称、家长即管理机构、家规即管理章程,有自己独立财产、可独自承担权利义务)或社会组织。对于这个法人或社会组织,国家给与相当的尊重,承认它有一定的法人自主权或社会组织自治空间,“亲属容隐”正是这一承认的法律体现。该法人或社会组织(家)在知悉亲属犯罪后,有一定的法人内部自主处理空间:自行决定是否作证或告发。这大概是家(法人)在国家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