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法实践角度谈“扒窃入刑”的理解与适用

从司法实践角度谈“扒窃入刑”的理解与适用
【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盗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增加，单凭行政手段进行遏止已无济于事。

于是《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九条对《刑法》原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做了修改，新增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种行为方式，用以严厉、全面打击和惩治盗窃。

至此，扒窃行为正式独立入罪。

但是对于扒窃的认定和运用在理论和实务界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扒窃行为不仅危害公民财产权，也危害公众的安全感，并且取证难、不易查处。

在基层检察院的实际工作中是如何认定盗窃罪？如何从实践的角度把握批捕标准，理解和适用“扒窃入刑”呢？
【关键词】扒窃；扒窃入刑；公共场所；随身携带
一、“扒窃”的定义
扒窃，通常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或者方式，在公共场所，如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车站、超市、商场、餐厅、影剧院、集贸市场等，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

[1]根据以上定义，可以看出“扒窃”除具备一般盗窃行为所具有的秘密性特征之外，还应当具备以下两个独立的特征。

第一，“扒窃”通常发生在是公共场所。

一般认为公共场所是指人群经常聚集、供公众使用或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活动场所，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与私人住所、企事业单位等相对应具有开放性，人群密集、流动性，结构复杂性，种类多样性等特点。

由于扒窃行为经常发生在公共场所，加上扒窃行为极易得手的特点，潜在受害人为不特定的多数。

这就容易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受害人多、影响极深。

而且在公共场所实施扒窃行为，扒窃行为人很容易逃脱，这给公安机关取证、抓捕带来很大的难度。

第二，窃取的对象一般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

窃取的对象一般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人们普遍的共识。

但何为“随身携带”的财物，人们对此观点不一，有人认为随身携带的财物仅指他人身上的财物；有人认为将物品放在身上或者身边附近可支配的范围；还有人认为随身携带的物品要在身体掌控之中且具有随时支配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随身携带”的财物是指无需占有人移动身体就能随时支配的物品。

因为立法本意是扒窃行为人与被害人零距离接触时往往带有凶器，对被害人人身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再者严格限制“随身携带”物品的范围，限缩“扒窃”的适用空间可以防止扒窃的扩大适用，符合刑法法定原则的理念。

二、扒窃是否携带凶器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将刑法第264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由于人们对顿号的理解不同产生了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对“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携带凶器盗窃”及“携带凶器扒窃”，即“携带凶器扒窃”单独成为一种罪行。

第二种观点认为“携带凶器盗窃”与“扒窃”。

“扒窃”单独入罪，不需要携带凶器。

对刑法条文理解的差异，会使对相同行为在定罪量刑上出现完全相反的处理结果。

所以就需要我们对这两种观点进行必要的分析。

无论是主张第一种观点还是主张第二种观点，从文义上解释他们都符合语法和逻辑。

而且在上文中对“扒窃”行为特征的分析中也提到过，扒窃行为人往往表
现为携带凶器以致给被害人造成人身安全方面的威胁。

主张第一种观点的人一般认为单纯的扒窃行为不能与盗窃较大数额的公私财务，或者携带凶器盗窃、入户盗窃、多次盗窃等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相提并论。

即便是强调在实施扒窃行为时携带凶器的话，那么在实施行为的场合，因为在主观意识上行为人具有使用凶器的意识，在扒窃行为被他人识破，他人对扒窃行为人制止、抓捕、要求返还财物等情况发生时，实施扒窃行为的人使用凶器的可能性极大，导致其行为与盗窃较大数额的公私财务，或者携带凶器盗窃、入户盗窃、多次盗窃等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相当。

与第一种观点相比，笔者更同意第二种观点。

第一，扒窃行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频频发生而且有明显的递增情况。

第二，扒窃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其中对人身的威胁性更大，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

第三，这类犯罪往往发生在公共场所，扒窃行为人容易逃脱，案件侦破难度大。

第四，实施扒窃的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高、犯罪技术性强、多为惯犯。

第五，扒窃案件日趋表现出团伙作案的特征，他们分工明确、互相帮助依仗人多势众对被害人进行恐吓和压制。

另外，如果将法条理解为“携带凶器扒窃”与“携带凶器盗窃”相一致，那么会产生一个明显的逻辑问题。

即扒窃属于盗窃的一个种类，携带凶器扒窃的行为自然就会包涵在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里，因此就根本没必要在第一稿的修正案基础上再刻意加上“扒窃”这一行为。

[2]综合上述观点，扒窃行为应该单独成立一种罪行，与其他四种行为并列入罪，没必要有携带凶器的限制。

三、司法实践中对扒窃入刑适用的几点建议
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携带凶器盗窃、入户盗窃、扒窃由结果犯变为行为犯。

结果犯是以是否产生法定的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是否得逞的依据，而行为犯并不以是否发生实际的危害结果来成为基本犯罪构成，行为人只要已经实施了法定的危害行为，不论结果怎样，就可以认定为犯罪。

因此，扒窃入罪是不受金额和次数限制的，但并不是所有扒窃行为都能够被定罪量刑。

（一）扒窃行为定罪应受总则的指导
纵使扒窃行为已经从传统盗窃罪分离出来，但是对扒窃行为进行处罚仍应受刑罚总则的指导。

我们不能机械的认为刑罚分则没有限制就对一切扒窃的行为认定为犯罪。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中，“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犯罪。

”其明确规定了不仅要具有社会危害性，同时还要具有应受刑法处罚性这两条共存时才能构成犯罪成立的实质标准。

我们应该考虑到行为人的作案动机、后果产生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及其是否为初犯、偶犯、是否是未成年犯等情节后，对违法行为危害不大，情节轻微的情况适用刑法“但书”的规定，不认为犯罪。

（二）扒窃行为定罪应受宽严相济政策的限制
宽严相济是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是指在追究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责任时，要针对不同犯罪的情况，有区别的对待，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其实质是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

最大限度的避免社会对立，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实践中单一的刑事制裁并不是唯一的预防和惩罚犯罪的手段，刑法不能只注重社会保护功能而忽视了人权保障功能，因此司法工作者对扒窃还应该做出严密的考证，比如可以依据《治安处罚条例》对一些影响较小、后果轻微的扒窃行为进行处理，能用其他手段最好先用其他手段，毕竟刑法是最后的救济手段。

（三）扒窃行为定罪应考虑社会的经济性效果
在司法工作者实务操作的过程中，如果将所有扒窃行为全部进入司法程序，对于基层办案人员来说，不仅工作压力陡增，同时还会消耗大量的司法资源，不利于司法工作人员对其他一些更严重、更复杂、更需要刑法规制等案件的处理。

从现阶段我国司法部门和体制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作为基层司法工作者，深知在当前案件负担越来越重，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再不考虑司法成本以及司法资源的压力，将轻微扒窃行为上升至犯罪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因此，笔者认为在适用刑法总则与考虑宽严相济政策之外，立法机关应该创新行政处罚范围。

因为扒窃行为人是为了利益而进行小偷小摸的，若是处以他们财产处罚，对他们的打击效果会更加。

综上，《刑法修正案（八）》生效后，扩大了盗窃罪的客观方面构罪要件范围，加大了私权保护力度，但在实践当中还有模糊不定，不规范的地方存在，尤其在扒窃入刑的适用逮捕条件等方面有待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进行统一规范，以保证刑法的有效实施，从而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文春霞.扒窃独立构罪之合理性及实务认定探析[J].法制与社会，2012（7）.
[2]章其彦，伍光辉.对刑法中扒窃行为的法理分析——以为视角[J].河北法学，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