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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野蛮到文明不断进化的历程，而反映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正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臻于完善.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其自身的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近现代以来，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呈现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世界性趋势。
然而就在诉讼文明化日益得到彰显的今天，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诉讼手段却在法治的时代背景下禁而不绝，尽管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中废止了刑讯逼供，但在各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仍有大量的秘密刑讯和变相刑讯存在。
如何通过对刑讯逼供的危害及其现实成因的透析，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已成为各国刑事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在高倡依法治国的现代中国,由于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以及现行法律制度某些方面的缺失，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相当普遍，已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这就使得从理论上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在当前的中国显得更为迫切。
一、刑讯逼供的危害我们之所以从价值层面对刑讯逼供作出否定性评价，是因为刑讯逼供作为一种诉讼手段,违背了现代刑事诉讼的一系列基本价值目标和原则。
（一）刑讯逼供损害正当程序的价值目标国家设立刑事诉讼程序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发现实体真实，即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以正确实现国家刑罚权,维护社会安全，因而实体真实是一切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
但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所追求的都不会是单一的价值目标,而是一个多种目标兼容的价值目标体系。
近现代人权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已深深地影响到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现代国家在设计和运作刑事诉讼制度时，不得不更多地关注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保障。
在此基础上，现代刑事诉讼理论提出: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是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双重价值目标.正当程序作为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其基本的涵义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追活动中，必须遵循正当、合理的法律程序；其核心理念在于限制国家权力，防止国家司法权力的滥用,保护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根据正当程序观念，刑事诉讼不仅应追求结果的公正，而且应注重过程的公正,即程序正当；它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程序必须最大限度地理性化从而体现形式公正；二是程序必须人道。
刑讯逼供案分析范文刑讯逼供案是指在刑事侦查过程中，警察或执法机关对嫌疑人采取非法手段，使用刑讯逼供的手法来获取供词的案件。
这种行为违反了人权和法律的原则，对被害人造成了严重的身体和心理伤害，也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下面对刑讯逼供案进行分析。
首先，刑讯逼供案的存在是由于刑事侦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包括对证据不严格的审查、对嫌疑人权益的忽视、执法人员缺乏专业素养和法律意识等。
在这种情况下，执法人员可能会通过使用刑讯手段来获取供词，以便快速解决案件和追求表面上的“正义”。
其次，刑讯逼供案剥夺了嫌疑人的自由和尊严，并给被害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被逼供的嫌疑人可能会受到酷刑、电击、虐待、威胁、恐吓等不人道的待遇，这些行为既违法了法律的规定，也违背了人权的基本原则。
同时，这种行为也会产生错误的供词，因为被逼供的嫌疑人为了结束痛苦可能会说出不实的话，导致错判和冤假错案的发生。
此外，刑讯逼供案对司法体系的公正性和权威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司法体系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的重要力量，但如果执法人员使用刑讯逼供的手法来获取供词，那么司法体系就会丧失公正和权威。
这不仅会影响社会对司法的信任，也会降低人们对法律的遵守和尊重，进一步破坏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最后，解决刑讯逼供案不仅是司法机关的责任，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首先，司法机关应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教育和监督，提高其法律意识和专业素养，严格执行法律的规定。
其次，应建立健全的问讯和取证程序，确保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同时，社会各界也应加强对刑讯逼供案的关注和监督，通过舆论和法律手段来推动和完善。
总之，刑讯逼供案作为一种违法和不人道的行为，对被害人和司法体系都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解决刑讯逼供案需要从根本上和完善刑事侦查过程，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意识，加强对刑讯逼供案的监督和打击，使司法体系真正成为维护正义和社会稳定的力量。
浅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危害及对策浅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危害及对策张德生【摘要】我国法律已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相当程度的存在。
刑讯逼供不仅是导致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刑讯逼供也使得执法司法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权威受损。
文章探讨了刑讯逼供存在的思想、制度、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以及针对这些原因产生的危害的基础上，提出了预防对策。
【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危害对策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
虽然我国法律已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相当程度的存在。
刑讯逼供不仅是导致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刑讯逼供也使得执法司法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权威受损。
在此，笔者就刑讯逼供存在的思想、制度、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以及针对这些原因产生的危害，进而如何遏制刑讯逼供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刑讯逼供存在原因刑讯逼供存在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受封建专制思想流毒的影响受封建专制思想流毒的影响，官重民轻、权力本位的思想仍深置与人们的脑海中，左右着人们的道德标准。
1、刑讯逼供在中国古来有之。
我国是世界上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在封建社会里，采用的是纠问式的诉讼结构，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证据之王，有时甚至还规定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能定罪、结案。
在一系列的证据已经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有罪时，为获取其供述而实施刑讯逼供是在自然不过的事情了（除非其主动承认）。
于是刑讯逼供也就被公然的写进当时的律法。
2、封建的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
在封建社会，皇帝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国家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统治地位，因此当时的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就是惩罚犯罪，而对犯罪嫌疑人则没有丝毫的权利可言。
对刑讯逼供的几点思考摘要:侦查讯问中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现象屡禁不止，尤以刑讯逼供为甚。
近年来，涉及刑讯逼供的案例不断涌现，如“躲猫猫”事件、赵作海案等，刑讯逼供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本文就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以及遏制刑讯逼供的措施等进行分析。
关键词：刑讯逼供产生原因遏制措施刑讯逼供已在立法中明确禁止，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刑事诉讼法》第43条关于证据收集的规定中明确提出严禁刑讯逼供，但近年来刑讯逼供仿佛愈演愈烈，许多冤假错案大多涉及刑讯逼供问题。
虽说刑讯逼供并不是导致冤假错案出现的直接源头，但仍难逃干系。
在侦查讯问活动中，犯罪嫌疑人和侦查人员并不是一种对等关系，前者是受国家法律追诉的人，而后者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公职人员。
所以侦查人员天然具有强势地位，在讯问实践中就可能会侵害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事实上也如此，刑讯逼供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刑讯逼供出现的原因（一）认识观念方面首先，刑讯逼供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种文化积淀的成果。
我国古代一直以纠问式诉讼模式为主，刑讯制度是一种合法的办案手段，只要严刑拷打必然能够获得定罪的证据，惩罚犯罪以维护国家的尊严。
在侦查技术落后的古代，刑讯逼供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这一思想至今在我国刑事诉中仍可见其踪迹。
其次，绝对工具主义程序价值理念泛滥。
所谓绝对工具主义“实际上是把程序的工具性和手段性强调到极端所形成的程序价值理论。
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刑事审判程序知识用以实现特定外在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这种外在目的就是刑事实体法的目标。
”①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即便在刑事诉讼领域现已开始重视程序的其他价值，呼吁程序正义的实现，但司法实践中所表现的刑事诉讼程序仍是实现实体利益的工具和手段，程序只是为了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
“国家本位型的刑事政策强调国家在预防和控制犯罪方面占主导地位，漠视个人权利和利益，强调为了追求社会整体的安全与稳定可以以牺牲个人权利与利益为代价。
关于刑讯逼供罪在我国，刑讯逼供犯罪屡禁不止，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顽疾”，它的发生严重侵犯了人权，危及到公民的法律信仰。
特别是近年来新闻媒体披露的陕西少女麻旦旦的“处女卖淫案”、“刘涌改判案”，及近期刚刚发生的“佘祥林案”，都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本文将从刑讯逼供罪的概念及立法演进入手，分析本罪的构成特征，探讨本罪的司法认定和刑事责任问题。
一、刑讯逼供罪的概念及立法演进刑讯逼供解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刑讯逼供为刑法意义上的刑讯逼供，主体只能是司法工作人员（即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客观方面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而广义的刑讯逼供客观方面还包括对证人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暴力取证的行为，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以精神折磨的行为。
《牛津法律大辞典》将刑讯逼供办界定为：使一个人遭受肉刑或精神上的痛苦，以便从他那里获得口供。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刑讯逼供都是广义上的刑讯逼供行业，虽然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直接侵害后果没有狭义的刑讯逼供行为严重，但同样对司法公正和社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在我国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以及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刑讯逼供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诉讼方式，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刑讯成为纠问式诉讼制度的一个典型特点。
直至资产阶级革命，在启蒙思想家的号召下，针对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刑罚的残酷性和不人道性，确立了禁止强迫被告人招供的相关法律制度。
清末颁布了《大清现行刑律》，是中国最早宣布废除刑讯的法律。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后，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步确立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的刑事政策和司法原则，并规定在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
同时，1979年刑法典也规定了刑讯逼供罪，旨在惩治和预防司法实践中的刑讯逼供现象。
论刑讯逼供内容提要：刑讯逼供在中国一般被认为起源在奴隶社会时期，并随着封建制的建立和发展而发展，在随后的中国几千年封建时期里达到发展的顶峰。
刑讯逼供不仅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司法机关的形象，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使无辜者受罚而有罪者逍遥法外，导致无数冤假错案，还不利于无辜者的人权甚至是生命权的保护。
刑讯逼供是反文明、反人道的。
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刑法的功能，刑事诉讼制度的作用，除了惩罚和打击犯罪、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保护无辜和维护人权。
所以，刑讯逼供无疑是应该彻底废除的。
本文从刑讯逼供在中国的历史沿革入手，探讨各历史时期刑讯逼供存在的状况，分析其存在的深厚的历史根源。
再针对当前中国刑讯逼供之风又有抬头之势的现状，分析导致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包括思想上，立法上，制度上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力求完整。
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可行的防治对策。
以下正文：一、刑讯逼供的历史沿革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刑讯逼供在我国起源很早，一般认为，是从奴隶社会起源，到封建社会逐步发展起来的。
刑讯逼供在中国的历史沿革充分说明了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度在刑讯逼供上的特殊背景。
下面就将对各时期中国历史上刑讯逼供的存在情况做简要分析。
（一）奴隶时期公元前21世纪，随着原始社会的接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
奴隶制国家的法律，是奴隶主镇压奴隶的反抗，维护其统治的工具。
在这个时期，法官判断证据认定案情，主要是根据审判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来的。
《周礼〃秋官〃小司寇》中有关于“五听”断狱的说法：“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
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①。
五听的具体含义就是，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中，要注意受审人讲话是否合理，讲话时神色是否从容，气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有神，从而断定其陈述的真伪和案件的是非。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及防范(一)内容摘要：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的方法以逼取口供的行为。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段。
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审讯方式依然存在，并成为我国司法体制的一颗顽固毒瘤。
本文试图对刑讯逼供的存在根源及其危害性进行分析，并参考借鉴国外相关成熟的做法，以期提出一套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希望本文对遏制刑讯逼供有所裨益。
关键词：遏制刑讯逼供有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刑讯逼供的根源一思想根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人的意识有能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它指导着人们的行动，所以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会有特定的思想根源作为基础，没有特定思想作为基础，这种社会现象就如没有地基的大厦，随时可能崩塌。
刑讯逼供之所以能够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环境中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必然有作为其生存土壤的特定思想。
那么刑讯逼供赖以生存的思想土壤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先入为主，假定有罪思想的存在。
有罪推定是封建司法的遗毒，基本含义是：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犯罪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有的①。
在有罪推定思想下被指控犯罪的人即被认为是犯罪或者象对待犯罪那样处以刑罚，对其可以长期甚至是无限期羁押，为获取口供，可以对其采用刑讯逼供等不人道的方式。
况且“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竟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及法院审理后绝大多数都被判有罪，无罪的只是极个别的②。
2、追根溯源，封建特权思想长期的荼毒。
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皇帝至上，国家至上天经地义。
“重官轻民”，“先国家后个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传统文化中的权力本位主义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
于是有部分司法人员认为自己手中拥有权力，可以对犯罪嫌疑人随心所欲，从而出现刑讯逼供或变相的刑讯逼供。
浅析刑讯逼供(一)论文摘要近来，随着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制度的贯彻，尤其新闻媒体对公安，司法工作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一系列公安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事件被公开和暴光，刑讯逼供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
佘祥林案①、王俊超案②相继被曝光，震惊之余，让我们知道当今我国刑讯逼供问题依然严重，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严重影响了政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一、刑讯逼供带来的危害：（一）刑讯逼供极易造成冤假错案。
刑讯逼供造成的后果往往使一些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者，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损伤了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
（二）刑讯逼供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伤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严。
罪行法定和罪行相适应是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作了规定，明确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免遭不法侵害。
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拷打，其基本人格尊严、意志自由和隐私权都被侵犯和剥夺，不但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也给当事人的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三）刑讯逼供的后果严重降低了刑事诉讼的效率。
刑讯逼供可能冤枉无辜，从而增加案件的诉讼成本，并使以前的诉讼程序全部无效，同时导致刑事诉讼效率和效益的降低；严重挫伤了被追诉者对程序公正性的信任，引起抵触情绪，必然导致上诉和申诉的大量增长，降低诉讼的效率；会使侦查人员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殆于收集其他证据，当被刑讯者被证明是无辜的而不得不收集其他证据时，调查取证的有利时机可能已完全丧失；……关键词：刑讯逼供沉默权科技强侦律师在场近来，随着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制度的贯彻，尤其新闻媒体对公安，司法工作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一系列公安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事件被公开和暴光，刑讯逼供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
佘祥林案①、王俊超案②相继被曝光，震惊之余，让我们知道当今我国刑讯逼供问题依然严重，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严重影响了政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一、刑讯逼供带来的危害：（一）刑讯逼供极易造成冤假错案。
刑讯逼供造成的后果往往使一些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者，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损伤了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
（二）刑讯逼供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伤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严。
罪行法定和罪行相适应是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作了规定，明确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免遭不法侵害。
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拷打，其基本人格尊严、意志自由和隐私权都被侵犯和剥夺，不但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也给当事人的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三）刑讯逼供的后果严重降低了刑事诉讼的效率。
刑讯逼供可能冤枉无辜，从而增加案件的诉讼成本，并使以前的诉讼程序全部无效，同时导致刑事诉讼效率和效益的降低；严重挫伤了被追诉者对程序公正性的信任，引起抵触情绪，必然导致上诉和申诉的大量增长，降低诉讼的效率；会使侦查人员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殆于收集其他证据，当被刑讯者被证明是无辜的而不得不收集其他证据时，调查取证的有利时机可能已完全丧失；导致出现疑案和效益降低，使本来愿意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坚决不供述或做虚假供述，就会使刑事诉讼出现负效率和负效益。
（四）刑讯逼供直接违反了我国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
因为在刑讯之下，最终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
我国法律对刑讯逼供一直注重预防和惩处，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司法解释、部门规定，例如，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严禁以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收集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9月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强调“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61条)1998年12月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强调“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的同时,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得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第265条第1款)不仅如此,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上述证据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要求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或者自行调查取证;侦查机关未能按照检察机关的要求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检察机关可以将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第265条第2、3款)。
2001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再次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严格贯彻执行有关法律关于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出台，只是使刑讯逼供现象暂时得到遏制，但过不了多久，又趋于严重，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呢？二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一）我国一直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确定的一项刑事诉讼中的基本原则即是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该原则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不的方法搜集证据”。
但是第93条同时规定：“侦查人员在询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首先询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诉有罪的情节或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从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签，但是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权利。
”可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无权沉默和拒绝供述的，加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长期政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更是无从谈起，近年来个别地方虽也出现了个别零口供成功判决的案例，但政法机关办案重口供、轻证据的现象仍是普遍存在。
正因为此，在实践中刑讯逼供久治不愈不足为怪。
（二）部分办案人员刑事技能有待提高。
刑事犯罪形势日趋严峻，犯罪手段也越来越隐蔽，越来越智能化，而基层办案人员业务素质跟不上形势的要求，没有一身过硬的本领，不善于斗智斗勇，运用娴熟的侦查、审讯技巧，不会也不善于做群众工作，缺乏调查取证的细致耐心，没有踏实的工作作风。
因此，面对侦查工作，面对犯罪嫌疑人，心理浮躁，不愿埋下头来虚心学习刑事侦查技术寻找证据，学习预审技能驾驭审讯局面，而是沿袭以前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过分依赖口供，张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没有确凿的证据，有几个犯罪嫌疑人会老老实实坦白呢？相当数量都要“抗拒”，如何从严？难道只有施以老拳吗？刑事讯问不是为了确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而是为了了解案情，弄清这个人是否有罪，而刑讯逼供下得到的口供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三）刑事侦查技术水平相对低下。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实力从总体上来看还比较落后，国家能够给予公安司法机关支配的资源相对有限。
随着“高、精、尖”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嫌疑人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犯罪越来越呈现出范围更广、隐蔽性更强、手段更狡猾、破案更困难的局面。
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与勘验、搜查、扣押、侦查实验等措施相比，成本和耗费相对较小，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基层办案人员习惯于依口供找证据，所以，侦查机关千方百计地逼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就不足为奇了。
刑事侦查的难度随着犯罪组织性、技术性及隐蔽性的提高越来越大，然而我国的刑事侦查装备、组织管理技术水平都非常低，此时侦查人员常常被迫采用刑讯逼供作为突破疑难案件的唯一方法。
（四）刑讯逼供处罚不力。
虽然我国刑法已将刑讯逼供作为犯罪加以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刑讯逼供的查处却很少，往往是引起了严重后果或新闻媒体曝光后不得不进行查处，查出的原则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一旦发生了问题，许多单位的领导往往会认为刑讯逼供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怕处罚重了影响其他刑侦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基层执法机关的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绝。
（五）有关部门和领导对公安施压，限期破案，甚至提出“命案必破”的口号。
公安工作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工作体制，公安工作的方方面面难以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把强调能否“保一方平安”作为衡量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的前提下，发生的一些性质严重、影响巨大的刑事案件，由于久侦不破、久攻不下，有关部门和领导对公安施压，限期破案，甚至提出“命案必破”的口号。
公安机关一旦面临破案压力，往往急于求成，过分追求破案速度，去迎合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要求，从而导致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以致酿成严重的后果。
尤其是“命案必破”的提出，本意是要求高度重视对故意杀人等恶性案件的侦破，这本不错，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国内外刑事命案侦破率据统计能达到70%--80%已属不易，“必破”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它会直接导致两种后果：一是“不破不立”，形成一部分隐案、黑案。
第二就是虚报战功，只要抓到“疑似”的犯罪嫌疑人，在仅有少量证据，尚不能形成证据链，甚至是仅有人指认的情况下，就逼其认罪，否则就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刑讯逼供，导致冤假错案就不足为奇了。
三、构建防止刑讯逼供的法律制度革除刑讯逼供，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从立法到操作，对刑事诉讼法相关配套法规都进行改革完善。
（一）实施沉默权制度。
现代西方国家有关的沉默权的内容包括：有权保持沉默和不回答问题；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在法庭上用作不利于他的证据；他有权同律师协商并让律师在讯问时在场；如果他请不起律师，有权免费获得一个指定的律师来代理他。
我国也曾有过沉默权实践，不过是出现在地方法规上。
在2000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引入了“零口供”制度，即对侦查机关提请逮捕的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暂视为无，主要通过审查在案的其他证据论证其是否涉嫌犯罪，在此期间，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
沉默权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实施，而沉默权的规定可以为防止刑事诉讼过程中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提供有力保障，使得犯罪嫌疑人在被审讯阶段中的人身权利得到了保障，也督促侦查人员不能过分依赖口供，应通过积极寻找收集证据来破案。
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可采用小范围试点的方法，通过具体的实践和去研究可行性和合理性，最终找到合适我国国情的实际操作的法律法规，以便能让沉默权在我国顺利实施，最终达到防止刑事诉讼过程中出现刑讯逼供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