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法

西欧中世纪法制发展特点论析摘要：西欧中世纪法制由日耳曼法、罗马法与教会法构成。

日耳曼法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占据统治地位，带有原始民主性；罗马法是古代调整简单商品经济关系的完善法，在中世纪得以复兴；教会法是天主教会制定和颁布的法规总称，对中世纪西欧社会影响巨大。

三支性质不同的法律体系适应统治需要相互渗透与融合，成为西欧中世纪法发展的独具特点，也形成世俗法与宗教法独立并存的法律二元化格局。

关键词：西欧中世纪；日耳曼法；罗马法；教会法公元476年，西欧的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尚处在原始氏族社会的游牧民族日耳曼人一举征服西罗马帝国，并使西欧从此进入了中世纪时代。

落后的日耳曼民族因何能取得征服的成功，拥有千余年历史的古代最发达的罗马国家因何一触即溃，日耳曼人又因何在西罗马奴隶制基础上建成了封建性质的国家，这些不可思议的历史跨越，早已成为历代政治家与史学家难以解释清楚的学术难题。

西欧法律史也为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

随着日耳曼王国在西欧的建立，罗马法失去了国家法律的地位；从日耳曼原始氏族习惯中演化出的具有封建性质的日耳曼法，成为西欧中世纪法发展的源头。

然而文明程度的差异，使强悍的日耳曼统治者面对打下的江山，必然也会产生些许的尴尬。

于是，原始粗糙的日耳曼习惯法显示了鲜明的属人主义法的特性，只在与法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日耳曼人中间适用。

这样，沉寂了的罗马法基于统治的需要，从一开始也就没有完全被推出历史舞台，依然被允许在被征服的罗马人中悄悄地发挥着效用。

与此几乎同步，日耳曼人对原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因尊崇而很快皈依了它。

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位国王克洛维（Clovis，公元486-511年在位）当政不久，便于496年率领亲兵在一个名叫兰斯的教堂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由此，基督教在日耳曼王国获得了合法地位，势力渐渐增长，而调整教徒之间行为规则的教会法规范也慢慢孕育而成。

此后，随着9世纪日耳曼各王国封建化过程的完成与封建割据的确立，日耳曼法改变了属人主义法的性质，与罗马法汇合相融，构成了封建地方习惯法，成为属地主义的法律。

12世纪以后，西欧商品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罗马法作为调整简单商品经济关系的完善法律应运而起，西欧大陆掀起了以继承罗马法为内容的轰轰烈烈的法律改革运动，罗马法重登历史舞台，迎来了它在历史上的又一个春天。

而教会法在10至15世纪也步入了辉煌的发展历程，它不仅成为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自成一体的法律体系，而且其经典《圣经》在西欧各法庭均具有法律效力。

日耳曼法作为独立民族性的法律从中世纪中后期开始，虽然已经失色很多，但它同罗马法与教会法相伴相随，一直走到了中世纪历史的尽头，并与罗马法一起分别构成了英美法和大陆法的历史基础。

就这样，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日耳曼法、教会法与罗马法三支完全不同的法律体系历史性地组合在一起，相互渗透与融合，并形成了世俗法与宗教法并存的二元化格局。

西欧中世纪法这一发展特点，耐人寻味，值得思考与分析，更何况近代以来征服了世界的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又是在它的襁褓之中长大。

一、日耳曼法——带有原始民主色彩的法律日耳曼法是侵入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法律的总称，也被罗马人称作“蛮族法”。

它是继罗马法之后在西欧数百年历史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一支重要的法律体系。

正如日耳曼人对罗马的征服一样，日耳曼法也以完全不同于罗马法的精神风貌，勇敢地登上了西欧法制舞台，并向西方法制注入了一种全新的法律观念、原则与制度。

这些观念、原则与制度虽然带有不少原始性，并显其简单与稚嫩，但其中也蕴含着不少民主的因素。

谁能说，近代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与日耳曼法没有关联呢？无论如何，日耳曼法的诞生是西方法律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曾像飓风一样席卷了西欧各地，并使人类的法律文化史更加多姿多彩。

日耳曼法最初是不成文的习惯法，口耳相传，并与道德规范没有明确区分。

有关案件的审理，主要靠回忆祖先的遗教和长者根据回忆所谈的意见为准。

后来，由于征服后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基于统治的需要和受到原罗马国家注重法典编纂的传统影响，日耳曼各王国很快开始了成文法典的编纂，几乎每一国都拥有了自己的法典。

不过，这些成文法典依然主要是日耳曼人习惯法的记载。

在日耳曼人的观念中，习惯法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视为是不可改变的，如同“已经说过的话或已经做过的事是不能改变的”一样，连国王也要遵守习惯法。

在诸多日耳曼法典中，法兰克王国建国初期编纂的《撒利法典》影响最大。

日耳曼法，也被称为“部族法”。

日耳曼人中存在很多部族，部族不同，法律亦异。

各日耳曼法律仅适用于本部族人，即使在一国之内，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所以，日耳曼法的“属人主义”原则，不仅适用于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也适用于日耳曼各部族间。

由于这种情况，也就有了“五人犯法，即有五种法律”之说。

直至封建割据时期，即公元9世纪以后，“属人主义”才转为“属地主义”。

各封建领地（包括教会领地和城市）都有了自己的习惯法，不管当事人原来属于哪一部族，都适用案件发生地的法律。

日耳曼法有许多共同特点，它一方面反映了日耳曼人各部族进入原始公社制度解体时期的阶级分化和土地占有者的特权地位，一方面保留着大量氏族部落习惯的残余，如血亲复仇、同态复仇、武力械斗、神明裁判、公开审判、言辞辩论、公社成员共同决定事务的遗风等等。

在公法方面，日耳曼人早期的国家制度尚有军事民主制度的痕迹；由公社即马尔克（Mark）全体成员参加并共同做出决定的民众大会保留了很长时间，国王的决定必须经过民众大会通过才能成为法律；审理案件时“法官”只提出纠纷问题，而由全体公社成员作出判决等等。

马尔克是一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农村公社组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称：“日耳曼的法律，即古代的马尔克法律。

”[1]（卷19p.363）日耳曼法在司法制度方面也含有不少民主因素。

例如在英国，农民在领主法庭受审，可由邻居作证而提出抗辩；从亨利四世（1399-1413）到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的200多年内，经常发生法院认为国王的决定违反法律而宣布无效的事件。

法国领主中的“平等法院”实行双方当事人言辞辩论原则，不仅以当事人之间的决斗判定是非，甚至当事人可以以法官偏袒一方为理由提出同法官决斗。

1673年以前，最高法院对国王的敕令拥有“谏议权”（国王每逢颁布敕令，须预先征询最高法院意见，最高法院如认为敕令与以往的法律和习惯有矛盾之处，有权以书面意见呈报国王裁决，这已成为惯例。

1673年1月路易十四撕碎了最高法院谏议书并亲临该院，宣布“朕即国家”[1]（卷3p.395），从此废除了这一制度）。

此外，日耳曼法具有团体本位法的特征，凡属日耳曼人都必须受团体的约束，个人权利义务的取得以其所属的团体为前提，个人不仅为自己而生活，更兼为团体和他人而生活。

所有这些，都是日耳曼人原始民主的反映，同时也与罗马私法所主张的纯粹个人意志自由、个人本位，形成鲜明的对照。

总之，日耳曼法除具有明显的阶级性质以外，还具有个人自由和集团性相结合的特点，因而同罗马法虽然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体系，但也还是有某些相通之处。

因此，在西欧封建法律发展史上，不仅有罗马法和教会法的融合，还有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融合，乃至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就连英国也不例外，无论大陆法或英吉利法，都不单纯是罗马法系或日耳曼法系，它们都是日耳曼法同罗马法、教会法相融合的产物，所不同的，只是融合的程度、方法及其表现形式有异罢了。

二、罗马法——中世纪市民阶层现成的法律恩格斯指出：“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

”正因如此，当西欧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时候，罗马法便被各国广泛采用。

“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了现成的了”。

[1]（卷21p.454）西欧中世纪重新研究和采用罗马法，首先是从意大利开始的，波仑那成为研究和传播的中心。

当时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优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的正文从标题到字句逐加阐述和注释，从而形成了著名的注释法学派（Postglossatores）。

这个学派创始人是伊纳留斯（Irnerrius，1085-1125）。

他的两个著名学生是布加鲁斯（Bulgarus）和马丁奴斯（Martinus）。

伊纳留斯在波仑那举办法学讲座，不仅使罗马法的价值与意义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并使法学从神学中分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

听讲者达万人，除意大利各地的学生外，还吸引了欧洲各国的青年和学者。

由此约在1158年发展成波仑那大学，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实际上是法律大学）。

伊纳留斯使几乎被忘却的罗马法复兴起来，他本人为此获得“法律之光”的尊称。

他所创立的学派为罗马法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继意大利之后，欧洲各国也先后建立起大学，对罗马法的研究形成了热潮。

在法国，第一所大学是路易九世在位期间（1226-1270）创办的巴黎大学。

在巴黎大学，罗马法和教会法分庭抗礼，讲师和学生中间经常因意见分歧而引起械斗。

路易九世还派出大批留学生到意大利研习罗马法，并开始起用法学家担任王室法官，从而打破了法学为僧侣垄断的传统。

此后200多年，法国的法学几乎完全被意大利注释法学派的势力所支配。

直到16世纪，法国所有法律学校和司法机关对罗马法的解释，无不采取意大利注释法学派的见解；法国最高法院和派往各国的巡回法官审判案件，也多半参照罗马法。

16世纪人文主义法学派在法国崛起，其对罗马法的研究超过了意大利，转而成为复兴罗马法的中心，罗马法的影响进一步得到扩展，已成为法国的国法。

在德国，由于德国王室所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被认为是古罗马帝国的延续，罗马法对德国的影响自然更大一些。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时形成了一种制度：法院对疑难案件的判决，事先要征询大学法科师生的意见。

15、16世纪，是德国全面采用罗马法的时代。

德国法学家和职业法官，巧妙地将罗马法同德国习惯法、地方法乃至教会法融合为一体，从而制定出一系列成文法。

此外，罗马法对西欧大陆其他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也发生了重大影响。

各国都开展了对罗马法的研究活动，并且在13世纪时，已将精通罗马法作为担任法官的首要条件。

罗马法成为西欧大陆国家立法和司法的一个主要依据。

在英国，罗马法的影响也不例外。

在那里，“为了私法（特别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诸原则”。

[1]（卷3p.71）盎格鲁？撒克逊时期（5-11世纪），罗马法伴随基督教的传播和普及，扩展其影响。

司法权几乎被神职人员所垄断，立法也无一不出自僧侣之手。

而僧侣都熟悉罗马法，自然会将罗马法输入英国法律之中。

英王爱尔弗雷特大帝（AlfredtheGreat，871-901）和爱德华（EdwardtheConfessor，1043-1066）都以重视立法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