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三大要素对翻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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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论下许渊冲《离骚》英译本分析黎映彤发布时间:2021-09-02T05:41:07.790Z 来源:《学习与科普》2021年7期作者:黎映彤[导读] 翻译操纵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进一步发展了翻译操纵论。
河北传媒学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051430摘要:翻译操纵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进一步发展了翻译操纵论。
他认为翻译受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这三种因素的影响,是出于某种目的对原作品的重写。
本文以许渊冲翻译的《离骚》为研究对象,探讨译者在意识形态、赞助人及诗学观三个因素下如何有形无形地操纵译文。
关键词:操纵论;勒菲弗尔;《离骚》;许渊冲一、翻译操纵论及“三要素”英国翻译理论家赫尔曼斯最早在他的论文《文学操纵:文学翻译研究》中提到:从目的文学的角度看,翻译都会为了某种目的而操纵源文本。
之后,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就进一步发展了操纵论。
“操纵”是指译者在加工原文和生成文本的过程中,有权根据个人需要改写文本。
他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是创造文本形象的另一种形式。
(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一般是指许多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背后的思想和解释系统。
因此,翻译的意识形态就是翻译行为背后的思想和解释系统。
译者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译者本身的个人价值观、赞助人强加的意识形态以及受众的阅读习惯等都影响着译者如何处理翻译过程和使用何种合适的翻译方法。
如果原作中所传达的文化或观念与译语文化和意识形态都不相符,译者就会按需进行修正。
因为源文本与目的语的社会文化不相适应就不能传播,因此,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译者必定会操纵源文本。
主流意识形态造成的改动和删减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刚刚上文所提到的译者对源文本进行改动,第二种就是出版社编辑根据政治需要进行的出版审查。
最后一种则是相关出版管理部门来控制最后出版译本的发行量,如若译本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也会控制其流通。
(二)赞助人赞助人指那些能够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的有影响力的人。
他们与所处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因素是存在密切关系的,可以是政府机关或有政治影响力的个人,也可以是宗教团体或党派,还可以是出版社等。
2009年3月第28卷第3期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il 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 tion M a r .2009Vol .28No .3 收稿日期:2009-01-15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5)作者简介王丽俐(6),女,黑龙江七台河人,学生。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在时事新闻翻译中的应用王丽俐(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哈尔滨150080) 摘 要:翻译并非在真空状态下进行,翻译活动受制于译者意识形态并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
目标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翻译受语言及非语言双重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便是影响翻译的重要非语言因素。
新闻文体(特别是政治新闻)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我们还应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对时事新闻的翻译进行研究。
关键词:新闻;文化;翻译;意识形态;勒菲弗尔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09)03-0128-02 一、勒菲弗尔(L efever e)翻译理论中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性 传统观念认为翻译就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是原语和目标语之间的转换,译作必须要忠实于原文,译者没有自主性,往往被比喻为戴着枷锁的舞者。
然而,翻译不是在真空的状态下进行的,目标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除了语言因素的限制,翻译还经常受到一些非语言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非语言因素往往对翻译的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文化与意识形态便是影响翻译结果的重要的非语言因素。
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开始出现了“文化转向”的倾向,首先提出该理论的是比利时学者J.Hol m es 。
他在《翻译的名与实》中首次使用了此概念,从此将翻译的研究拉向了更广阔的空间,此后一大批学者为该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佐哈(Z oha )的多元系统理论,描述学派代表图里(T oury )的翻译规范理论和操纵学派代表勒菲弗尔(Lefeve re)的意识形态观。
勒菲弗尔操纵理论对《威尼斯商人》方平译本的操纵严少车【期刊名称】《钦州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31)8【摘要】勒菲弗尔操纵理论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重要理论,对文学翻译具有指导性意义。
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力量是该翻译理论的三大要素。
方平在译文体裁、语言风格、读者群、具体的翻译手段等方面的处理,主要受到了我国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观的制约与操控;而方平在译文文体、翻译策略等方面进行的意识性、目的性选择与操作,则是对其译者主体性的张扬。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the Lefevere’s Manipulation Theory is of guidance signifi-cance to literary translation.Ideology,dominant poetics and patronage are three main factors of translation theory. Based on the ma-nipulation theory,Fang Ping’s translation of The Merchant of Venice was manipulated by the social ideology and dominant poetics in China at that time,mainly reflecting in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materials,translation style,translation strategy,ideology and translator subjectivity.【总页数】5页(P27-30,67)【作者】严少车【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106.3【相关文献】1.翻译的诗学操纵--方平的两个《亨利五世》中译本评析 [J], 杨文义;杨林贵2.多元系统理论观照下《威尼斯商人》译本的对比研究\r——以梁实秋、朱生豪和方平译本为例 [J], 谢世坚;袁翠苓3.勒菲弗尔操纵理论视角下《追风筝的人》李继宏版中译本的翻译研究 [J], 王钰;张林影4.翻译的诗学操纵——方平的两个《亨利五世》中译本评析 [J], 杨文义;杨林贵5.勒菲弗尔操纵理论视角下戴凤莲的形象变迁——以葛浩文译本为例 [J], 涂旭;卢志宏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政治外宣翻译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与世界联系更加紧密,对外宣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本文尝试根据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从意识形态操纵的视角系统地探讨外宣翻译。
通过对外宣翻译的分析,引发译者对于外宣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操纵的清醒认识,提高外宣翻译质量。
一、引言外宣翻译随我国对外宣传的需要应运而生。
然而,关于政治外宣的研究仍有大量空白,研究成果并不多。
学者们研究所依托的视角多为功能目的论,关联理论,模糊性视角等。
政论外宣翻译是一个较新的研究课题。
二、政治外宣的特点张健则认为:“狭义的外宣翻译包括各种媒体报道、政府文件公告、政府介绍、公示语、信息资料等实用文体的翻取。
”(张健,2013)政治外宣文本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特征。
政治外宣翻译涉及到许多政治敏感问题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因而,译员首先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
三、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勒菲弗尔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改写操纵”理论。
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书中提出影响改写的吉大主要因素:意识形态(ideology)、赞助机制(patronage)、诗学(poetics)(Lefevere,2004)。
四、意识操纵下的政治外宣翻译政治外宣文本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政策方针的“窗口”。
政治外宣翻译涉及诸多政治敏感问题,一旦错翻,甚至会引发国际争端。
最初“台独运动”翻译为“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Independence Movement”一般是指殖民地为争取独立和解放的运动。
后来,译者将译文改为“Taiwan Secession Attempt”。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请各位代表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GWR 2016)On behalf of the State Council,I now present to you my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for your deliberation and approval. I invite comments on my report from the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本句选自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审议被译为“deliberation and approval”,而不仅仅是deliberation一个词。
2009年3月第28卷第3期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il 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 on M ar .2009Vol .28No .3 收稿日期:2009-01-15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2007059)作者简介:王丽俐(1986-),女,黑龙江七台河人,学生。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在时事新闻翻译中的应用王丽俐(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哈尔滨150080) 摘 要:翻译并非在真空状态下进行,翻译活动受制于译者意识形态并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
目标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翻译受语言及非语言双重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便是影响翻译的重要非语言因素。
新闻文体(特别是政治新闻)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我们还应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对时事新闻的翻译进行研究。
关键词:新闻;文化;翻译;意识形态;勒菲弗尔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09)03-0128-02 一、勒菲弗尔(L efevere)翻译理论中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性 传统观念认为翻译就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是原语和目标语之间的转换,译作必须要忠实于原文,译者没有自主性,往往被比喻为戴着枷锁的舞者。
然而,翻译不是在真空的状态下进行的,目标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除了语言因素的限制,翻译还经常受到一些非语言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非语言因素往往对翻译的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文化与意识形态便是影响翻译结果的重要的非语言因素。
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开始出现了“文化转向”的倾向,首先提出该理论的是比利时学者J.Hol m es 。
他在《翻译的名与实》中首次使用了此概念,从此将翻译的研究拉向了更广阔的空间,此后一大批学者为该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佐哈(Zoha )的多元系统理论,描述学派代表图里(T oury )的翻译规范理论和操纵学派代表勒菲弗尔(Lefevere )的意识形态观。
Vol.33No.5M ay 2012第33卷第5期2012年5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一、安德烈·勒菲弗尔简介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 )(1945~1996)生于比利时,1964至1968年就读于Ghent大学,1972年获得Essex 大学博士学位,后移民美国并任教于奥斯汀分校。
他是国际著名文论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
他和图里、霍姆斯、兰伯特为“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确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要评述的是安德列·勒菲弗尔1992年出版的《翻译、改写与文学名誉的制控》。
本书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引进出版,夏平导读。
二、本书内容概括全书分为十二章。
在第一章作者提出“改写”(rewriting )这个重要概念:对于文学原作的翻译、改写、编订选集、批评和编辑等工作等都属于改写。
绝对的对等是不存在的。
在改写过程中,生活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或者调整,以使其与改写所处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相符。
接着作者分析了英国诗人John Donne 、女权主义作家作品出名的原因,并把文学作品分为高雅(high )和(通俗)low 。
在第二章作者论述了影响和制约翻译的两大因素之一:“赞助人(patronage )”。
赞助人可以是许可和资助翻译的王公贵族或是教宗,也可以是后世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或主管部门,负责意识形态的管制。
在第三章作者接着论述了影响和制约翻译的另外一个因素:“诗学(poetics )”。
诗学超过了诗歌研究范围,延伸至艺术程式、审美观念和文化习俗,诗学形态一般由专业人士负责掌控。
在第四章作者以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剧本Lysistrata 为例说明翻译文学作品是如何受到当时当地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影响。
从勒菲维尔“文化转向”看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翻译在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往往会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进行跨文化翻译时,译者需要综合考虑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包括语法结构、词汇意义、语言习惯等方面的差异。
在这个背景下,勒菲维尔(Lefevere)提出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翻译理论,该理论强调了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勒菲维尔看来,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重要的是文化层面的转化。
文化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影响。
本文将以勒菲维尔的“文化转向”理论为基础,探讨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并以勒菲维尔的论述为例,分析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文化因素对于语言的选择和表达方式产生影响。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相同的事物可以被赋予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
英文中的“tea”对应中文中的“茶”,而在日文中则是“お茶”。
这种语言层面的差异往往源于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并选择最贴合目标语言文化环境的表达方式。
否则,翻译结果可能会产生歧义,甚至失去原本的意义。
文化因素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影响。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具体的文化背景来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
在翻译中国古代诗词时,由于中西方诗歌的形式和韵律有很大区别,译者需要根据目标文化的特点,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来保持原诗的韵味和意境。
如果译者忽视了文化因素,盲目地进行语言转换,就会导致原著的风格和情感在翻译过程中丧失。
文化因素对于翻译的忠实度产生影响。
勒菲维尔指出,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
在进行翻译时,译者需要在保持原作意义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目标文化的接受程度和审美标准。
译者需要在语言准确性和文化贴近度之间寻找平衡,保证翻译作品既忠实于原作,又能够被目标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操控理论视野下文学翻译误读成因随着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近年来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因此,世界各国及各民族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与语言间的联系和碰撞也越来越多,消除各种语言与文化间的隔阂也变得更加重要。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特性的群体性表现,不同的语言背后都蕴藏着一种深厚的文化沉淀。
因此,消除文化之间的隔膜,首先就应该从语言之间的差异入手。
而所谓文化误读,其实主要是指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以自身所处文化的方式来对待所接触到的异质文化,从而对其进行选择、解读甚至是任意的切割。
因此,一般来说,当我们探寻文化误读所产生的原因时,大都较为倾向于从文化入手来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期通过对比源语与译入语,原文本与译本之间的差异来表现文化误读,从而通过比较产生反差,再由反差来突出“误读”,以达到其反映文化差异本质这一目的。
这种方法虽然能够较为准确地体现文化误读,但对于其原因的分析,却相对比较薄弱。
因为,从文化角度入手容易忽视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译者所承担的角色和在翻译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正如白立平所说:“文化误读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因为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不可避免地忽视或无视文本的时空和视角去解读、传释文本。
”[2]由此可见,对文化误读中,译者及其相关因素对于误读的产生也是有巨大影响的。
而比利时翻译家勒夫菲尔所提出的操控理论更是以其独特的视角,具有开创性地将影响翻译的几大要素进行了分类和研究。
因此,当我们从操控理论的角度,来审视文化误读,来探求其产生的根源时,会发现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所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是文化差异那么简单。
操控理论所研究的重点主要有三个,其一是翻译活动的具体历史背景,其二是对于源文本的操控,最后便是译本在目标文化中的作用和功能。
这三项是操控理论主要研究和分析的领域。
而同时,因为勒夫菲尔深受文学中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因此,他将文学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翻译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码转换,而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源文本的“操控”实际就是其所谓的“rewriting”(重写)。
从勒菲维尔“文化转向”看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勒菲维尔是法国的一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创造了“文化转向”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我们正从现代工业文明转向一种更加文化的社会形态。
这种社会形态重视个体、文化多样性和真正的人文价值观,而不是追求纯技术的发展。
在这个进程中,翻译工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本文将从勒菲维尔的“文化转向”理论出发,探讨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勒菲维尔的“文化转向”理论认为,我们正从强调技术和效率的现代社会文明转向更加关注个体和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社会中,对文化的重视将会成为一种趋势,人们将会把文化多样性视为一种财富。
在这样的环境中,翻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文化多样性的存在,翻译需要不仅仅是语言翻译,还需要了解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
这意味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将目标语言中的词汇、句法、语言习惯等因素与源语言的文化及价值观念相结合,以确保翻译结果能够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并且符合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
此外,勒菲维尔还提出了“人文主义”的概念,他认为,人类文化中的真正价值在于人的个性、人的尊严以及精神生活的意义。
翻译是一项十分注重精神生活的工作,它需要译者不仅仅是理解原文的语言,更需要理解其精神内涵。
在勒菲维尔的理论下,翻译应该注重个体的尊严和精神价值,这意味着翻译需要考虑到翻译结果对读者的影响。
在向不同的读者群体传达同一份原文时,翻译结果需要根据读者群体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进行调整,以确保翻译结果符合读者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同时对原文的意思进行准确传达。
总之,从勒菲维尔的“文化转向”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因素在翻译工作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翻译工作需要考虑到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翻译,以确保翻译结果符合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读者的语言习惯。
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在这种文化转向的趋势下更加突出,因为只有在文化理念得到认可的时候,文化多样性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和推广。
· 63 ·语言研究【摘 要】已故的安德烈·勒菲弗尔是20世纪西方译学界的研究大家,他关于翻译理论的三大理念——“重写理论”、“三要素”、“文化转向”极大拓展了传统译学的研究范畴。
他认为一切翻译都是重写,是译者操纵的结果,这融合了操纵学派和文化学派的理论观点,极大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
本文拟在简要介绍勒氏的翻译理论研究的“重写理论”和“文化转向”、并就其理论进行反思、得出结论。
【关键词】勒菲弗尔 翻译理论 重写论 文化转向简析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王小勤一、勒菲弗尔的翻译思想(一)作为“重写”的翻译自解构主义运动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了。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整个90年代,或者说一直到今天,译学研究都呈现出一种多元和开放的姿态。
①1985年,安德烈·勒菲弗尔首次提出了“重写”的概念。
在其《翻译、重写与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作者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重写。
所有的重写,不论其动机如何,均反映出某种观念和诗学,并以此操纵文学在特定的社会里以特定的方式发挥作用。
”之后,在《翻译、历史和文化》一书中,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认为,作品依靠“重写”而生存;离开了重写“原著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消亡”。
当文化转向盛行于翻译研究之中时,《翻译、历史和文化》便构成了一部重要的文集,标志着另一个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开端。
毫无疑问,重写也许会操控作家的文学名声在目标语文化中的传播,对此,勒菲弗尔认为“对文学的重写在这种进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文化转向1990年在《翻译、历史和文化》一书中,勒菲弗尔明确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观。
进而从翻译中对文化的关注出发,探讨了一种文化为什么要通过翻译引进外国文本?这样做是否意味着自身文化的不足?是谁为自己的文化引进了外国文化文本?换而言之就是在探讨,是谁在翻译?为什么要翻译?翻译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因素影响翻译?②这些问题的提出,使得传统的翻译关注点从纯语言层面转向探讨文化层面,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赋予了翻译研究新的维度。
浅谈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三大要素对翻译的影响
摘要:近三十年来,翻译研究从重视语言的转换、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
翻译不单是被看作语言间的转换,而且上升为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勒菲弗尔操纵理论的三大要素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语言;勒菲弗尔;操纵理论
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以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理论中的新阶段:翻译的文化论。
这场变革被称为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是当代西方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理论人物。
翻译研究派原本起源于欧洲,勒菲弗尔以他的深邃见解丰富和推进了该理论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乃至世界的进一步发展。
勒菲弗尔提出的操纵理论是翻译研究文化派中的一种著名理论。
勒菲弗尔将翻译视为对原作的改写,是对原作的“操控”,打破了以原文作为标准评价翻译的传统思维。
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专集、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工作和调整过程。
他指出翻译是重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文学批评、传记、电影、戏剧、拟作、读者指南、编纂历史、批评和编辑等都是对文本的重写,都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
也就是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的形象。
而一切重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
(Bassnett & Lefevere, 1990:8)
勒菲弗尔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翻译活动,强调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文化等因素的作用,翻译必会受其支配而服务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
在他看来, “重写”就是“操纵”。
可以“操纵”文学,操纵“文化”,其积极方面即通过引进新概念、新的文学体裁和新的表达手段等而有助于对文学和社会的演进。
不同的历史时期改写要受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操控,最终与权力相关并成为为其服务的一种手段。
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三大要素是在《翻译、重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的。
他认为,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是因为它始终受到这三种因素的操纵: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的力量。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指反映特定经济形态、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其基本内容包括人们的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观点等等。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勒菲弗尔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左右着译者的思维或翻译活动。
意识形态影响着译者的基本翻译策略和对原文语言及文化上的解读处理。
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下,译者会任意增加、删除或者改动原语文本,使译本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同时,不同的译者由于个人经历、教育程度、社会文
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也会形成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
一部翻译作品如果想要进入译语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就必然会受到相应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标准的制约。
如果译文违背或冒犯了意识形态相关的禁忌,就难以顺利地在译入语文化中良好地传播,甚至有被禁的可能。
通过分析著名翻译家林纾的译著,如《黑奴吁天录》,我们可明显感到其受到当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和影响。
从对翻译小说目的的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运用中,都能反映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
诗学
诗学是关于诗作和诗歌及其技巧研究的理论,也是关于文学和艺术的理论。
诗学的形成发生于某一特定时期,往往是对当时实践中某些类型的选择,同时又排斥另外一些类型。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法是在一定诗学因素的制约下而进行和开展的,对诗学的研究小到一个词,大到一个句子和整篇文章的风格、翻译策略等方面。
翻译极大地影响了不同文学系统之间的相互渗透,不仅表现在能否把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形象成功引入另一种文学系统,而且还在于把新的文学手段引入某一诗学。
在勒菲弗尔看来,作为翻译操纵者的这种改写,在本质上应该被视作一种文化上的必然,因为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制约。
诗学方面的改写,是改写者进行创作时所处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写者为了符合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以达到使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
一些名作也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处理,以使其能切合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背景。
在翻译理论发展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到诗学因素对翻译的不可或缺性。
诗学关注文学应该或者可以是怎样的,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一张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典型人物和情景、象征的清单;另一个是关于文学在整体社会体系里有什么或应有什么作用的观念。
”翻译操控理论认为,诗学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译文将扮演的社会角色及其影响程度。
只重意义,而忽视诗学因素和文学上的精彩之处,就会使一部作品的诗学美感消失。
赞助人的力量
勒菲弗尔把文学翻译等各种改写形式当作是社会各个系统中的一个系统。
这个文学系统具备双重操控因素,一个为文学系统内部的因素,由批评家、评论家、教师、翻译家在内的各类专业人士组成;另一个是在系统外部起作用的、“通常对文学的意识形态要比对文学的诗学更为感兴趣”的赞助人,“即促进或阻止文学阅读、写作或改写的各种权力(人或机构),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
”(Lefevere,1992:17)
在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中,赞助人的力量被视作最为重要的因素,他们时刻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
翻译本身并不是一种孤立行为,而是与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绝大多数译者是在其时代的社会政治权威允许的空间之内良好地、安全地进行翻译。
作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
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陈德鸿、张南峰,2000:176),赞助人的力量可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总体来说,他们对翻译活动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发展前途、翻译者所处的社会地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严复作为一名翻译家、思想家,虽然在翻译的选材上有自身明确的目的与想法,但他同时又是清政府任命的一位官员,因而他的翻译选材也受控于赞助人的意识形态。
还有翻译大家林语堂节译或编译的一系列翻译作品,都是与他的赞助人赛珍珠夫妇的要求和建议分不开的。
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为翻译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使研究者从仅仅关注文本内部因素转向对文本外部因素的研究,如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力量等,这对翻译研究有重大意义。
操控理论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把翻译的研究从文本拓宽到文化的领域。
近年来,随着翻译文化学派的兴起,从操控理论的三大要素角度来研究翻译变得日益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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