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与联系 摘要：法律与道德长久以来相互依存，他们息息相关且相互影响，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两者的关系也成为了永恒的话题之一，虽然法学家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一直颇有争议，但道德对于法律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本文通过“小悦悦”事件来探讨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和联系。

关键词：法律 道德 区别 联系 小悦悦 首先让我们以一个近来引起热烈讨论的现实案例开始：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广东佛山南海黄岐的广佛五金城里，2岁女童小悦悦在过马路上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压，随后肇事车辆逃逸，随后开来的另一辆车辆直接从已经被碾压过的女童身上再次开了过去，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都对此冷眼漠视，只有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由此引发网友广泛热议。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0时32分离世。与其说其丧生于罪恶的车祸，倒不如说其失命于世人的冷漠更加贴切。小悦悦用两岁的生命，呈现了我们这个社会严重的道德滑坡。18路人见死不救，“事后诸葛”各有各词，却鲜闻检讨几十年来，为何会出现如此的冷漠、无德？ 事件本身而论，小悦悦不是死于18位路人的道德冷漠，毕竟还有第19位阿姨出手相助。这至少说明，公众的良心并没有完全丧失殆尽，广东佛山仍有善良的好人。而是死于其父母的监护失职与肇事司机的无情碾压。 其父母的监护失职姑且存而不论。但肇事司机的无情碾压涉嫌二级谋杀罪。这就需要追究一下，为何中国司机一旦交通肇事，导致行人伤残，他们就会非常理性而极度冷静地选择将人压死，甚至开倒车回压，直到伤者死亡为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根据《道路交通法规》，交通肇事致人死亡肯定不会被判处死刑，而附带民事赔偿一般也不高；而交通肇事致人伤残，民事赔偿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天文数字。正是这种立法上的正义天平倾斜，让西安大学生药家鑫选择了用刀刺死受伤者的规则悲剧。药家鑫的杀人动机完全是理性的，他不愿意让家人陷入无底洞式的民事赔偿中。在佛山小悦悦事件中，我们再次看到两位肇事司机的理性态度，就是用多少钱摆平这事。按照“血酬定律”，既然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成本远远低于致人伤残，相信多数不敬畏生命的肇事司机会选择将人搞死。药家鑫的愚蠢在于他使用刀子杀人，而不是用车轮杀人。 至于18位路人为何不敢救助，无奈地选择冷漠地绕开，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是冷血动物，而是深深担心南京彭宇案或天津许云鹤案在他们的身上重演。南京2007年的彭宇案，是法学界公认的埋葬司法正义的里程碑案例。案例用冷冰冰的司法审判告诉国人，实施良心救助一旦被冤枉，而你又拿不出让糊涂法官确信你没有撞人的铁的证据，你就必须理赔，至少也要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既然良心救助行为的潜在成本是如此的高昂，即便你的内心想实施救助，而你的银行卡也会反对你的高风险行为。当良心救助成为成本极其高昂的风险行为时，选择冷漠的围观或冷漠的走开，这难道不是最理智的行为吗？ 现实生活中，我们总会见到一些法律与道德激烈碰撞的事例。那么这种时候我们该如何抉择？法律与道德各自在社会生活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孰重孰轻？ 我们先来了解下道德与法律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一．道德与法律的联系 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源于风俗和习惯，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之间主要靠风俗习惯调整的，从食物分配到婚姻缔结，都体现了风俗习惯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社会关系愈变得复杂，单纯的靠风俗和习惯已不可能完全调整，因此道德便产生了，所以道德的产生并不是抽象的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更不是来源于宗教神学，而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哲学上将道德划入上层建筑，是维护本阶级经济基础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习惯风俗和道德去调整全部的社会关系已不可能，社会需要更有力，更广泛的标准和规范去调整，法律便应运产生。法律的出现，并不是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调整不再依靠道德，法律在调整方式，调整范围上也有着局限性，道德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法律与道德彼此都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 道德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与其内容和特征是分不开的。单从其内容上讲，道德具有价值性。价值，即善，美，正义，光荣，公正等，这是道德最高层次的内容，也是评价人们意愿和行为分得最高标准。1西方法学中，自然法学派以价值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律，探寻法律时，便更多的将其与道德联系起来，可见道德对法律的评价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道德与习惯的重要区别，看二者是否有价值评价的作用。 道德除有价值性以外，还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道德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比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所表达的北美资产阶级对英国统治的道德批判，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道德批评等，都深刻地体现了不同阶级道德对立。第二，道德具有物质制约性，前面提到道德的产生和物质基础是分不开的，它是由社会物质基础决定的，物质基础的变更与发展，道德的性质与内容也相应发展和变更。第三，道德具有共同性，主要体现其内容上，因为道德所具有的正义，善良，美丽等内容符合人们的价值观，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比如，尊重人的尊严与平等，保护环境，互相尊重，拾金不昧，互相帮助等，随着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交往日益密切，道德的共同性也会更加的集中。 在西方，不同于中国。中国是农业大国，能够自给自足，然而西方民族众多，彼此相邻，各国联系主要靠商业，西方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因此调整商品经济领域的私法便十分发达。人们更希望能够在一个自由，平等，公平的环境下自由生活，因此，具有自由，平等，公平精神的道德便推动了法律向这一方向进化。例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在不公平竞争中，近年来由法院和立法机构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必须归因于道德感的增强和提升，以及由此而盛行的这样一种观念，即商业社会必须依靠比道德谴责更为有效的保护手段才能抵制某些应受指责的毫无道德的商业行为。此外，在欺诈性广告领域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2他认为，一些商业道德是应该赋予法律强制力的。一个最基本的民法原则或商法原则，将一种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因此，从西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西方的法律进化是成功的，至今为许多东方国家所借鉴。 前面，我们谈论到中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不同的发展模式，那么法律与道德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表现在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即目的相同，法律与道德同时作为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同时又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历史性，它们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其次，法律与道德在功能上相辅相成，法律与道德同属于社会精神文明范畴，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下作用也不相同。以我国为例，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统治者一般比较重视道德的作用，以感化被统治者，然而在暴乱的年代，统治者会更多的采用法律手段来镇压反抗，可以看出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屏障，法制不健全，社会秩序紊乱，导致道德沦丧，反之，如果法律公正严明，平等，同样也可以促进道德教化作用，同时，法律对道德的实施也起到辅助作用，道德通过社会舆论和个人信念保证法律的遵守，同时也可促进司法和执法的公正。道德是预防犯罪的手段，刑罚则是事后的惩罚，道德教育的宣传也可减少犯罪率。一般来讲，违法犯罪的人，有的虽然

1张文显 著《法理学》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 2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法理学 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法律观念不强，但更多的是道德沦丧如杀人，抢劫，纵火等犯罪，大多没有人权观念。盗窃的犯罪大多是想不劳而获，而贪污，渎职等是没有社会责任心或职业道德。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还表现在内容上的趋同。前面，已经提到最早的法律是由道德演化而来，现在，法律与道德相互独立，但法律仍然以道德为基础，法律将道德规范转变为法律规范，把积极的道德标准规定为法律应遵循的准则。如，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前面论述到的商业中发不正当竞争原则，公平原则，尊老爱幼原则，这样原本体现在道德中的义务通过立法予以实现。同时，法律也将某些消极的道德义务通过立法的形式禁止，如禁止诈骗，作伪证，贪污受贿等，违反这些道德，也就违反了法律。因此，一般人仅凭道德常识就可以知道哪些是犯罪行为，哪些不是犯罪行为，不能总是以法盲来解释犯罪的原因，大多数犯罪更是道德沦丧。另一方面，某些法律规范反过来也是一种新的道德规范。如“不许闯红灯，禁止违章建筑，相邻关系等也是一种社会公德。法律禁止黑市交易，禁止不正当竞争，禁止出售假冒伪劣商品，遵守这些规定也是一种商业道德。

二.法律与道德的本质区别 首先，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是不成文的。法律不能将不成文的道德一一罗列进法典之内，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华道德法典，这样，便会出现某一项道德出现问题，便会有相应立法出现的“头疼医头”现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其次，法律的形成与道德的形成方式不同。法律是以民议机关形成决议，并经国家权力机关批准的方式来表达统治阶级与人民的意志的，总是带有一定的阶级性与政治功能。而道德的形成，是日积月累，在一个特定的民族形成的以思想引领行为的惯例，它无需任何机关来确认它，它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体现人与人在相处中的互助、互爱的本性，并随着民族的文明程度不断发展与提升。如果将道德固定在法律的条文上，便有束缚性。与道德自身形成的客观规律相悖。 再次，在实现法定义务与道德义务上，是否借助外力强制不同。法定义务的违反，往往需要国家强制力来保障行为人实施行为，以实现其法定义务。否则，便会适用法律制裁手段。而道德义务的遵行，更多的是体现的个体人的自觉行为，是天长日久，整个民族集体人的共同行为，约定俗成的、遇到相应事件便自觉行为一种行为模式。或者说，是基于同类的本性，体现的良知外露。它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美德的良好传承。虽无外力强制，但却自觉遵守。根源在于内心的促动：“我要做”。而非法律规定的“要我做”。 最后，即使将道德立法，也无法将普遍的道德义务靠法律实现。古语：“法不责众”，并非从众多人违法便不去制裁的角度讲的。而是说，众人皆有可能违背的义务，法律不能去制裁，更不能去立法。比如说，国家不能建立《捐款法》设定公民的捐款义务，公民不捐款便要制裁。因为，捐款是一个自愿的行为，对此行为“法不责众”。对于见死不救而言，亦同此理，救人不救人，是道德上的自觉自愿，在自觉自愿的道德本性上来说，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如果把本应由道德调整的公民自觉自愿的行为，上升为法律调整，并适用制裁为手段，体现强制性，势必得到民众的抵制，初衷不仅难达，其反适得。 从以上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与对比，再看小悦悦的遭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么多人走过，却无一人热心地关爱同类，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是深刻的检讨，而不是简单地把道德的滑落推到“法制不健全”上来。从道德与法律各有各的调整角度来说，属于道德的就是道德的，属于法律的就是法律的。把任何一件道德约束的失范事件，都归入法律的范畴，不仅仅是我们无能的表现，更是推脱责任的表现。 道德与法律不可截然分开但在法治社会中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道德，如何看待道德作用于法律，如何能在法治社会进程中走得更平稳，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在具体案件中，怎样适用法律，怎样把握法律与道德平衡度，仍然是一个有待具体分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