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选下问答与断句
(适用于成荫老师)
问答
一、试述《文史通义》的主要内容及史料价值
1、强调“作史贵知其意”，阐明治史应经世致用
《文史通义》可与《史通》媲美，各有理论重点。正如章学诚自己所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史通》重点论述了史籍编纂的方法，如史体的长短得失，史料的搜集取舍，写史的形式技巧等。但随着史学进一步的发展，从理论上说明史学的特点、作用，就越来越必要。但当时第一流史学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主要致力于对古史的校证、考订；对于史籍的发凡起例，史学的意义等少有涉及。
考订工作当然也有贡献；但阐明史学的功用、目的、意义，似乎就更为重要。《文史通义》中许多篇章就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这些问题。章认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又说：“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见《史德》、《言公》等）。研究历史、编纂史籍、须有“才（文）、学（事）、识（意）”，而独具“史识、史意”最重要。
它通过具体的史事来体现，凭借文辞来表达。三者有轻重主次之别，不能等同视之。“譬人之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者也。”强调“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而这个“意”就是史学的意义、作用，即必须于世有用。如果撰文论学虽“有所发明，而于世无用”，也不过是“雕龙谈天之文”。因此，强调“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
在考据之风占绝对优势的乾嘉时代，独不为风气所囿，企图改变学术研究脱离现实的不良学风，疾呼“学术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这些理论，对当时一潭死水般的学术界，吹进了带生气的新鲜空气，这是应该肯定的。
2、阐明“六经皆史”之说，扩大了史学研究、史料搜集的范围
其内篇之一的卷首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这个论断，在书中其它许多篇章中又一再加以论述。
在明代中叶，王阳明曾提出过“六经皆只是史”的命题，后来王世贞、李贽等人也有类似的意见，但皆未作具体论述。章学诚针对时弊，重新提出这一命题，并加以详尽阐明、系统论述，成为其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在古代根本就“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又“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古人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
“六经”只是“政典”、“典章”的记录。被尊为经，是后来“儒家者流”所为。由此揭开了“六经”的神秘面纱，降低了经学的经典地位，在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
“六经皆史”学说的意义在于：
①扩大了历史研究、史料搜集的范围。既然六经都是先王的“政教典章”，无疑这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史料。不仅如此，章氏还进一步提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
②开启了清代学术新风。空谈性理的“宋学”，把六经当作载道之书，认为“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而“六经皆史”则指出六经是具有实在内容的“史”，是“器”，是先王的典章制度，而不是空洞说教的“道”。专务考索的“汉学”，称为“朴学”，穷其文字训诂，不求其义。章氏则认为，孔子之所以述六经，为的就是让后人从先王的政典中获知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不是把它当圣经而尊奉，更不是当古董而玩弄；只满足于为古
人著作考证补订、拾遗补阙，是无益于世的。
章氏提出应从六经的具体事实中去领会其精神实质，不能泥古不化。要根据古今情况不同，制度的因袭变化，联系现实求得真正的“道”，他这种对待“经”的态度，无疑也是可取的。
3、提出“史德”
刘知几提出“三长”，章学诚又发展提出良史必具“史德”的标准。“史德”就是“著述者之心术”，就是作史时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品德。
因为史家撰述历史时，无可避免一定要渗透自己主观的爱憎情感，而每个人对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在取舍之间又往往会投其所好，所以他说：“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史家要客观地观察事物，如实地反映历史发展真相，不以私意为褒贬。但事实上，有的史家，以才而论，文笔流畅；以学而论，相当渊博；以识而论，分析判断能力很强，可就是品德不端，有野心、私心，于著述史籍中，也可能对史实肆意篡改，任情褒贬。他要求史家培养史德，端正心术，愿望是好的，但“史德”、“直书”这个问题在阶级社会恐怕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关于“四长”，在章学诚看来，还有主次之别，史识、史德，比之史才、史学更为重要，前者是灵魂、统帅，后者是躯体。如果没有观察、判断历史的能力，对历史事件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若“著述者之心术不正”，没有史德，尽管有能力判断出历史事件之真伪，也不可能忠实于史实。
当然，“史才”“史学”也同样不可缺少，写出的文章不生动，就达不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没有丰富的史实，也无法写出全面的历史。
4、承认史体变革的合理性，推崇通史
对于史书体裁的变化。章能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认为各种史体的变革都有相互因袭的关系，每种史体的产生，都是适应史学发展和时代要求，有自身的创造性。如袁枢的纪事本末体。在通史与断代史上，章主张写通史，他认为“建官制典，决非私意可以创造，历代必有沿革，厥初必有渊源”，因此他主张写通史来展现出历史的发展变化，做到“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
5、对史书体例的新见解——撰述、记注
在史籍分类上，过去都是按史体形式分为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而章则按其功用分为“撰述”（著作之书）和“记注”（资料汇编）两类，并详细论述了两者不同。认为“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他认为撰述较记注难而可贵，因为撰述应当有观点、有材料、有分析、有组织，是具有一定创造性的著作；而记注只不过是原始资料的记录、整理、选辑、汇编，并不要求具有什么别识心裁。两者性质不同，作用不同，缺一不可。章之所以竭力辨清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向来学者不解其意，只知一意模仿迁史班书，以致出现了许多“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的作品，“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翰，不可诵识”。
6、提出“志属信史”
在修撰方志上，章氏贡献犹大，第一次提出“志属信史”的意见，明确了方志在史学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在此之前，学者们对方志的性质不明，撰写体例五花八门，多归于地理类，在史学上的地位与作用并不重要，也不为史家所重视。自章学诚认为“志属信史”，乃“国史羽翼”后，方志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而且他还在方志内容、体裁、发凡起例上提出了一系列完整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