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国内外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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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相关研究综述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公司治理机制的新思考,公司治理目前已成为全球市场经济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一国公司治理系统的完善程度会对本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融资结构的完善、不同产业以及国民经济的整体表现等产生重要的影响。
公司治理问题研究在国外(主要指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开始得较早。
目前,公司治理在一些国家已经成为商业经济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国内外学术界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在公司治理的内涵上却是仁者见人智者见智,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模式,这一般由于研究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采取的角度不同造成的,本文将回顾公司治理机制相关概念的界定,并对与公司治理相关的理论热点问题进行综述。
一、公司治理理论基础公司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理论对其产生了深渊的影响,主要包括古典管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现代管家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
1古典管家理论。
在这种理论下,企业被看作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并认为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是一种无私的信托关系。
主要观点有:1在完全信息的假设下,经营者没有可能违背委托人的意愿去管理企业,因此不存在代理问题2在完全信息的假设下,公司治理模式不再重要3基于完全信息假设下的管理理论对于研究现代公司治理不具有任何意义。
因为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市场条件下,不存在委托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司治理表现为股东至上。
2信息经济学下的公司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
信息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对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性突破表现在放弃对完全信息和无私性的假设。
由此对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了质疑:完全信息的假设背离了客观现实。
在现代股份制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股东并不直接经营企业,而是将资产的经营权授权给经营者,股东和经营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但是由于人的自私性,经营者作为代理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他们可能会以股东权益为代价二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出现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或者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来规范委托代理关系各方的行为,并对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控制,使其决策符合委托人的利益是必要的。
整体性治理:一种新的治理机制□ 费月*【摘要】摘要:整体性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思和修正基础上提出的治理模式,是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的最新成果,其核心目的在于跨越组织边界,整合各自独立的资源,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
本文综合国内外学术界的观点,系统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主要思想和框架,以期为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提供参考。
【期刊名称】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年(卷),期】2010(030)001【总页数】6【关键词】官僚制;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众所周知,当代公共政策面临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即在政府日益依赖各种合作伙伴处理公共事务的时代,官员如何实现所期望的结果并且对公民负责,即如何实现“成本更小、服务更好”的问题。
也是从这个问题出发,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签发的《现代化改革计划》中写道,“英国政府所面临的许多最艰巨挑战都无法轻松地适应我们传统的政府结构。
”因此“我们必须在政府之间或部门之间进行更好的协调和更多的团队合作,才能应对新世纪的挑战。
”①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则正是试图去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它追求经济、效率、效益的管理主义改革运动,极力推崇市场机制,通过借鉴私人部门的管理原则、工具和方法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发现在这种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追求过程中“, 以自由、正义和公平等术语为代表的一些更广泛的人类价值问题正在失去它们作为评判标准的重要性,当效率的衡量成为唯一的讨论议题的时候,协商的、沟通的以及参与的功能都将失去它们的重要性”。
②本文所讨论的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 则正是在批评和修正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
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尚未就整体性治理概念形成准确的概念界定。
作为整体性治理研究的代表人物,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认为,整体性治理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
③ Perri 6.Holistic Government.London:Demos,1997;Governing in the round:strategies for Holistic Government.London:demos;1999;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The New Reform Agenda.New York:Palgrave,2002.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协调和整合,不管它被叫作“协同性的、整体性的还是整合的或协调的,所有这些一直都是被政府组织看作是要追求的目标。
A Review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Holistic
Governance
作者: 刘学平[1];张文芳[1]
作者机构: [1]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出版物刊名: 领导科学
页码: 27-31页
年卷期: 2019年 第4期
主题词: 整体性治理;信息技术;碎片化;适用性
摘要:多数学者认为整体性治理产生的基础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其主要解决政府管理的碎片化和空心化问题。
整体性治理倡导的理念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其理论构建源于理论嫁接和内部构建,理论本土化的最大障碍来自生态环境特别是政治系统的反对。
未来整体性治理的研究,应在内容上着重探讨整体性治理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构建适合我国实践的整体性治理理论框架;在研究方法上强化对整体性治理的实证研究,提高整体性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在研究视角上将整体性治理置于现实背景下,从单维分析走向多维分析。
关于对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现状的研究综述近年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已经成为社科研究领域中热门话题之一。
乡村社会治理与现代化相伴随,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本文将就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现状进行综述。
一、研究现状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涉及面广,具有各种影响因素的复杂问题。
现今,中国学界对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表述乡村社会治理的理论框架,包括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区发展理论等等。
第二个方面则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研究,研究内容多涉及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文化教育等领域。
第三个方面是乡村社会治理的政策研究,包含各种针对乡村社会问题提出的政策建议、方案和措施分析。
二、乡村社会治理的问题和挑战1. 治理中困难: 对于乡村社会治理,世界卫生组织 (WHO) 制定的指南指出,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乡村地区存在人口分散、人文地理条件复杂、基础设施缺乏、资源匮乏等问题,这些也是限制着乡村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
2. 资金不足:我国农村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资金缺乏是一直以来困扰着农村发展的瓶颈。
在这样的背景下,培养基层治理能力的任务相对较重,迫切需要政府及社会力量的资金支持。
3. 社会教育水平低: 我国乡村地区人口大多数未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其社会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无法认同女性权益保护、家长的权利、少儿权益保护等一系列重要的基本法律。
三、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途径为了推进乡村社会治理能力,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途径方案制定:1. 加强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协作: 在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协作是十分必要的,民主行政和法治行政的建设也必须要有这条基线。
2. 引入社会资本: 在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还可以引入社会资本和社会组织,如民间机构、捐助机制等,这些都有很好的积极作用。
3. 加强教育建设与普及: 要进行家长课程辅导,女性权益法律保护,少儿犯罪预防等多方面教育建设,同时利用城乡联接的新领域,提高乡村地区居民的社会教育水平。
“整体性治理”资料合集目录一、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中的组织协调问题研究基于组织间网络视角二、教育政策执行碎片化的整体性治理研究三、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教师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四、公共管理视域下的食品安全监管策略探索评《社会共治迈向整体性治理的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研究》五、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智慧社区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研究六、整体性治理视角下西部农村地区协同扶贫机制研究以L镇综合扶贫改革试点为研究对象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中的组织协调问题研究基于组织间网络视角文章标题: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中的组织协调问题研究:基于组织间网络视角跨域危机治理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一大挑战,它涉及多个领域、跨越不同的行政边界。
为了有效应对这类危机,我们需要一个全面、协调的治理策略。
然而,现实中的治理体系往往面临着诸多组织协调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有效治理的实施。
本文以组织间网络视角为基础,对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中的组织协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组织间网络是一种有效的跨组织合作形式,它通过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促进信息共享、资源协同和责任共担。
在跨域危机治理中,组织间网络可以帮助各相关组织更好地协同工作,提高危机应对效率。
然而,组织间网络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信息不对称、资源协调困难和责任模糊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解决和优化。
在跨域危机的整体性治理中,组织协调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缺乏统一协调:由于各组织间的行政关系复杂,往往存在多头领导、责任不清的问题,这使得危机应对过程中难以形成统一指挥。
信息共享不足:在危机事件中,信息传递至关重要。
然而,由于组织间网络中各成员间的信息共享程度不一,往往导致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准确。
资源协调能力弱:在跨域危机中,各组织所需的资源往往分散在不同的领域和部门,如何有效整合这些资源成为一大挑战。
责任模糊: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各组织间的责任边界往往模糊不清,这可能导致互相推诿、延误危机处理的情况。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解决方案:建立统一协调机制:通过建立跨域危机应对的领导指挥机构,实现各组织的统一指挥,明确各方的责任和角色。
试论整体性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试论整体性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摘要整体性治理是为解决由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困境问题所提出的一种全新公共治理模式,主张通过协调与整合,使多元主体的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实现多区域多部门的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的政策目标的一种治理方式。
研究从理论反思与现实依据的两个方面阐述了理论的缘起与价值,并就整体性治理兴起的原因进行分析,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主要内容,强调了治理的整合性,整体性运作的目标实现,和整体性治理机制。
整体性治理在我国公共危机治理、财政预算和大部制改革等方面的现实实践,以期给的政府管理提供参考。
论文关键词整体性治理公共危机治理大部制改革一、引言公共行政的治理模式一直在西方学者的研究领域受到较高的重视,治理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政府管理活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同时在学术和实践领域也具有十分显著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末,在经历了对传统治理模式的变革之后,英国学者提出了一种被认为有可能成为21世纪关于政府治理的重大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
这一理论的首倡者与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学者佩里·希克斯(Perri6)和帕却克·登力维(Patrick Dunleavy)。
依据希克斯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整体性治理就是以整合作为其管理理念,通过网络式服务的组织形态,逐级扩大授权,通过政策的整合解决公民关注的生活问题,实现政府的政策与公民需求、科技、资源的一种高度整合。
二、理论反思与现实依据:整体性治理兴起的原因分析(一)理论反思1.官僚制。
传统的官僚制是一种以功能为导向的组织之间的运作模式。
这种模式导致了一系列的弊端:狭隘的服务视野、公共服务分布于各部门间、政府机构设置出现重叠、资源运作重复浪费、政策目标与手段相互冲突等等。
它具有较为明显的分散性和间断性、根本不可能从整体上提供公民所需求的服务,从而导致一种“功能分裂式治理”。
豍官僚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的体现,等级式的官僚体制是实施严格的功能组织管理体系。
关于现代国家治理的文献综述近年来,现代国家治理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关注的焦点。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复杂化,各国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在这一背景下,学者们对现代国家治理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形成了丰富的文献。
本文将就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些重要文献进行综述和总结。
首先,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中,政府通常是权力的集中者,而市民社会则被动地接受政府的决策和管理。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市民社会逐渐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权。
《The New Public Governance: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ublic Governance》一书对这一转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论。
该理论认为,政府应当更加关注市民社会的需求和意见,与市民社会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参与决策和治理。
这种基于合作与协商的治理模式,可以更好地实现政府的效能和市民的参与。
其次,现代国家治理还需要面对全球性挑战和跨国问题。
《Global Governance: Why What Whither》一书深入探讨了全球治理的难题和前景。
作者指出,全球化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问题已经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
因此,全球治理需要建立在多边主义基础上,通过国际组织和跨国合作机制来解决全球性问题。
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协调和合作,才能有效解决全球性挑战。
另外,现代国家治理还需要关注公共管理的创新和发展。
《Public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一书详细论述了公共管理的演变和转型。
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注重行政效能和规范性,而现代公共管理则更加注重公民参与和社会责任。
作者认为,公共管理需要与时俱进,借鉴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服务的提升。
整体性治理国内外研究综述【摘要】整体性治理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引发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所提出的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有效协调与整合,使多元主体彼此的政策目标连续一致,政策执行手段相互强化,达到合作无间的目标的治理行动。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出现对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台湾和大陆对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研究从最初的理论探讨逐步转向实践领域的应用分析。
【关键词】整体性治理综述国内外研究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发展至今已有十余年,该学说影响了英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芬兰及荷兰等国。
国内和台湾对整体性治理的研究从理论探讨逐渐转向实践应用,其理论思想逐渐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一、国外相关研究整体性治理强调在组织结构上建立协调与整合的连结性机制,其代表人物是佩里·希克斯和帕却克·登力维。
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perri 6)首倡整体性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的概念,主张21世纪的政府应为整体性政府、预防性政府、改变文化的政府及结果取向的政府(perri 6,1997;perri 6 et al.,1999;perri 6 et al.,2002)。
从1997年至2002年,希克斯的理论体系构建逐渐丰富和完善,在其第三本著作(perri 6 et al.,2002)中,他将整体性政府改为整体性治理。
希克斯(2002)指出,整体性治理就是政府机构组织间通过充分沟通与合作,达成有效协调与整合,彼此的政策目标连续一致,政策执行手段相互强化,达到合作无间的目标的治理行动。
希克思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吸收了新涂尔干理论(the new - durkheimians theory)和组织社会学中的有关组织协调的思想,追求在治理层级、治理功能和公私部门三个面向上,完成政策、规章、服务供给和监督等过程的整合。
希克思将整体性政府与协同型政府、贵族式政府、渐进式政府和碎片化政府进行比较,明确其特征,并从政策目标和政策机制、顾客目标和顾客机制、组织目标和组织机制、机构目标和机构机制等多方面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的具体措施。
其后,国外的许多学者展开了对整体性治理的研究。
英国学者帕特里克·登力维(dunleavy,2006)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荷兰)的公共管理系统的实证研究,认为因为产生碎片化等一系列问题,新公共管理已宣告结束,而信息系统是形成公共行政变革的重要因素。
登力维认为,与重新整合中包括的狭隘的众人参与式治理的变革相对照,整体主义的改革旨在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简化和变革政府机构与其客户之间的整个关系。
波利特(pollit,2003)指出,整体性治理是指一种通过横向和纵向协调的思想与行动来实现预期利益的政府治理范式,具体包括:消除政策间的矛盾和紧张以增加政策的效力;减少重复,整合稀缺资源;增进某一政策领域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协作;为顾客提供无缝隙而非分离的服务。
波利特认为整体性治理包括决策与执行的两方面的整体性体现,还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协调与合作,其改革对象可以是整个地方政府,也可以是一个政府部门,甚至是某一个具体的项目小组。
学者adreti di maio(2004)具体指出了“整体性治理”在公共服务中的四个作用和多项技术,四个作用域即四个“what”:同一政府层级中的“整合”服务发生的预期是什么?跨层级“整合”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相关责任是什么?跨流程等级“整合”政策与执行的含义是什么?连接政府与私人部门的纽带是什么?三项支持技术即交互的协作和一体化的技术。
挪威的tom christensen和perlagreid(2006)等从结构、文化和迷思的角度阐释了什么是整体政府。
从结构的角度看,整体政府是有意识的组织设计或结构重构。
从文化和制度角度看,组织的演进过程是对内对外压力的双向适应过程,形成独特的、制度化的或非正式的规范和价值。
从迷思、象征和时尚的角度看,整体政府只是一个虚饰和时髦的专业术语。
此外,国外学者还将整体性治理的思想及理论运用到社会可持续发展(loomis,2000)、高等教育(enders,2004;holloman etal.,1996)及公司治理(kikbride and letza,2004;young and thyil,2008)等多个不同领域的治理研究中。
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研究我国台湾地区较大陆更早开展了整体性治理的研究,主要从理论探讨和实践运用两个方面展开。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彭锦鹏(2004)认为“整体性治理理论可望成为21世纪有关政府治理的大型理论(grand theory)”,是继传统官僚制、新公共管理之后的第三代公共行政理论典型范式,并构建了实现整体性治理的三项制度化策略:运用资讯科技而形成的线上治理模式是科技基础、整合型政府组织是组织基础、主动型文官体系是人员基础。
台湾中央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韩保中(2009)从理论面详细探讨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发展历程、组织协调论题、新涂尔干学说的意义与启发等,深入阐述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价值所在。
他认为整体性治理强调政府组织的整合关系,援用新涂尔干理论及组织社会学的分析框架,而碎片化政府、棘手问题与协调三个概念是理解整体性治理的重要基础。
韩保中还指出新涂尔干理论阐释了协调论题的组织社会学基础,其主张面对多元与复杂的组织关系,依据化异与求同两原则,有容忍性制、分、互赖与妥协四种基本协调之法及解决之道,这体现协调工作必须采取多样的方式。
而廖俊松(2006)则认为整体性治理是一个待检证的未来命题,李长宴(2004)、江大树(2011)、史美强(2010)等则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应用于台湾的区域政府设计、长期照顾体系、都会永续发展、公务机关横向联系及服务流程整合方面的实践研究。
三、国内相关研究我国大陆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研究起步于2002年,最初主要集中于对这一新理论的诠释与解析,停留在引介和译介层面,近两年开始逐步转向实践运用,目前的相关文献达到30篇左右。
1、理论诠释与解析思路一:引介和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兴起的时代背景、理论溯源、内涵、特征、目标、基本内容和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我国大陆的陈铮(2002)是国内最早介绍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学者,他介绍了英国的行政改革由“竞争政府”转向“合作政府”的发展轨迹以及朝“整体政府”迈进的改革方向。
而张立荣和曾维和(2008、2009)则就“整体政府”公共服务模式的缘起、特征、内涵、目标、基本内容和实践模式发表了数篇研究文献,认为这种模式具有公平正义的公共服务目标、联合的公共服务方法和协调的公共服务政策。
其在价值取向、组织结构、技术手段等方面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改革公共服务体系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一是建立“内联”治理结构,如大部制;二是发展“外协”合作关系;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和谐行政文化。
曾维和(2010)还梳理了当代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化系谱,指出公共服务从以竞争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向以合作为特征的整体政府改革迈进。
竺乾威教授(2008)认为整体性治理的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对新公共管理实践的反思,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主张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
但这一整体性治理的实现还有赖于一种恰当的组织载体,尤其有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周志忍教授(2009)指出整体政府理念并不是否定分工和专业化,它所针对并试图取代的是“碎片化政府”。
整体性治理是当代政府管理的一个新理念,是当今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热门实践和学术研究的热门领域,其理念和机制对我国政府管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谭海波、蔡立辉(2010)分析了“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的形成、流弊,认为政府需要从机构、信息资源、业务流程、服务与沟通渠道等方面加以整合,建立“整体型政府”。
胡象明、唐波勇(2010)总结了整体性治理反新公共管理“碎片化”的兴起背景、网络状的治理结构,认为整体性治理的实现有赖于协调机制、整合机制和信任机制的培养和落实。
李渊、李文军(2010)指出整体性治理是在对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实践中机构碎裂化和公共服务分割化的反思中发展起来的。
从“复杂性—棘手问题—碎裂化—协调—整合”入手,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协调与整合,实与涂尔干理论之整合观有相似之处。
通过建构一套容忍的制度、分立或权变的作法、建立交易及相互依赖的方式、妥协或混合,达到政府整合与服务的无缝隙供给目的。
曾凡军(2010)研究了整体性治理的深层内核,从过程面向和组织关系面向论述了协调是碎片化问题的解决之道。
褚松燕(2006)认为:整体性政府的目的和基础在于由顾客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而解制和建制构成行政服务机构建设拉动整体性政府构建过程中的两大措施。
蔡英辉(2008)认为府际争议影响了政府间协作与合力的发挥,造成了非逆转性内耗,指出立足于法治精神的整体政府是化解冲突的良策,整合共同目标以促进府际协同,是整合资源和弥合府际争议的正道。
曾令发(2010)认为整体性治理是指在管理理念上强调中央地方结合以及公私合作,以整体性组织模式,重点在于解决人们民生问题,采取网络式组织模式,在具体管理中注重授权与结果,从而实现政府管理与公众价值、科技以及资源的高度整合。
孙志建(2009)探讨了整体性政府理念兴起的背景与诉求、整体性政府的制度化路径和将整体性政府理念纳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策略。
翁士洪(2010)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理论兴起的时代背景、概念、特征、实际运用情况、存在的障碍和缺陷及其前景。
认为整体性治理强调整体与合作,其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
崔会敏(2011)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的兴起背景、组织基础和主要内容,指出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为中心,改进了“管理主义”的价值倾向;以整体性为取向,克服了碎片化管理的困境;以综合组织为载体,修正了过度分权带来的弊端。
蔡英辉、曹文宏、刘晶(2011)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总体性治理的渊源和根基,分析了多元政府间关系的现状及总体性治理的导向性作用。
赵石强(2011)则讨论了数字时代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及其启示。
思路二:将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分散性治理、无缝隙政府和新公共管理等理论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
刘波、王力立、姚引良(2011)从理论溯源、侧重对象和研究层次等方面探讨了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的区别,认为前者侧重政府“内修”,后者更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外联”。
赵石强(2011)比较了无缝隙政府理论和整体政府理论的异同,认为两者强调对政府功能的整合,都以顾客或公民为导向,都依赖于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但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支撑文化和整合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