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性与实践性

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性与实践性作者：刘建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性是指其科学的普遍性，任何实践都能验证这种新闻观是真理，并永远被实践所证实。

它的唯物主义、自由精神和忠于真理的菁华永远不会过时，每个观点构成彼此制约的纵深体系，单独任何一个观点脱离整个体系都会陷入谬误。

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文章引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删掉更为重要的论述，不能不误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从体系构造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性和实践性，需要展示其体系的完整性及历史理性。

（一）报刊是意识形态机构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中，报刊（包括一切媒体）是意识形态机构、新闻是社会意识这个最重要、最经典性的论点，构成整个学说的基础。

马克思说：“使报刊变成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的，正是报刊可使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使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使需求、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性和形式的斗争。

”（1）“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的镜子” （2）。

毛泽东在谈到新闻出版工作时指出：“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

”（3）媒体是一种精神容器，与其说它们传播社会现象，不如说它借助反映生活传播意识形态。

作为意识形态机构，媒介是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产物，依赖于经济制度，依附于政治制度和某种政治理念，大量传播内容都带有政治烙印。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报纸想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就算主张放弃政治，也是在从事政治，问题在于从事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和怎样从事政治。

不问政治的媒体几乎是没有的，政治都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

在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政治上层建筑是高度集中和一元化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机构——媒体也必然是高度统一、高度集中的。

毛泽东曾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同。

”（4）毛泽东的“手段反映说”具有经典性，适用于任何时代，因为它被世界各种类型、特别是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类型的媒体制度所证实。

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生产资料主要掌握在垄断集团和各类私人手里，经济基础是多元的，加上无孔不入的法治无须政府严格计划和控制。

在一定意义上是“无政府”（没有政府掌控）的。

因此它的媒体也是私有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即使重大政治报道也不需要政府或政党批准，有一定的自由。

而在经济公有制、政治集权制的国家，媒体必须接受执政者的高度掌控，同执政党的政治立场保持一致。

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精神生活方式。

新闻报道是一种精神生产，自然也受生产方式制约。

当公有制、计划经济被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所代替，媒体的意识形态性质也要悄悄发生变化，要出现大量的私人媒体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新闻报道方式也会发生变化。

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

问题是，社会的这种变化是否出现，政治上层建筑是否随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变动。

没有什么社会的上层建筑可以不受经济基础制约，媒体制度随着经济制度而改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原理，东西方媒体制度的变革实践都证实了这种发展趋势。

如果经济基础变了，从原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迈进私有制（或民营制）和市场经济，政治上层建筑和全部意识形态部门也要或迟或早发生变化，如果停步不前，越来越激化的多重社会矛盾导致社会混乱，致使整个上层建筑在某一天被外界力量彻底颠覆。

有的文章断然说，毛泽东的“手段反映说”已经过时，把媒体制度看作是可以脱离经济基础而存在的唯意识现象，不仅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背离今天各国媒体的深刻实践。

马克思主义扎根于相互依存的多种社会与历史因素，割裂这些因素而破坏其理论体系，实际是坚持落后与倒退，在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亵渎，不能不成为新闻业发展的阻力。

（二）真实是新闻与报刊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第二个经典性观点是，新闻是生活的反映，依据事实来描写事实，真实反映现实事件是新闻媒体的生命。

这一众所周知的原理，常常被传媒人当作儿戏，在高喊真实性的同时却践踏真实性，因为他们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真实视作媒体的本质。

马克思说：“人民知道，报刊尽管受到敌意和轻率的毒素的毒害，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饮料。

”（5）马克思还提出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还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是衡量“好报刊”还是“坏报刊”的标准。

新闻必须真实，失去真实就不是新闻，媒体就要变质，直至为欺骗人民、达到某种反动的目的而向社会抛掷谣言。

新闻媒体和新闻报道既来自生活，同时也引导着生活，指导人们对生活的认识。

新闻的正确导向来自新闻真实的力量，离开真实的报道，新闻就失去导向的根基。

“真实性不应取决于该为谁服务”（6），真实没有阶级性和政治性，而掩盖真实却恰恰是黑暗政治的惯用手法，显露出反动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

如果记者真实地反映了事件，也就坚持了真理，马克思强调，“只要报刊有机的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

（7）马克思强调媒体忠于事实，用全部事实揭示真理，而不是主张选择某些事实证明真理，回击了少数人企图以杜撰的思想印证全部事实的任何狡辩。

媒体在报道事实时，可以表达对事实的观点，但必须以真实的事实为前提。

某个事实在客观事物的整体中可能是一种假象，开始人们往往无法准确判断，媒体只有真实地报道它，随着事件的演变最终披露出它的虚幻，假象在连续报道中才会被最后推翻。

如果先入为主地认为某件事实不代表本质，就不报道，大量有价值的事实可能被尘封，客观世界也可能被歪曲。

新闻真实的这种渐进性，构成新闻报道的有限真实法则，是人类认识真理的基本规律。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无法一次完成，更不能一次深入事物的本质，只有随着事件的逐一披露，事实的本质才能最终被人们认识。

这一经典理论反映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途径，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唯物论基石。

但是，媒体对任何真实事实的报道，都不能抱自然主义、被动的态度，只是为了让人们知道事实而报道事实，还应站在辨证唯物论的立场上解释事实，让人们正确地认识事实。

特别是对事物的假象，对人民有害事物的报道，要告诉人民是非利弊，揭示事物可能产生的危害。

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不仅要达到对事物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进入理性认识，把握事实的真相，这是马克思主义真实观的全部内容。

只是强调真实的事实而忽视对事实的正确解释，有时新闻真实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对受众和社会是有害的。

（三）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不是空洞的议论这个常识性的命题，新闻界几乎人人皆知，但在报道实践中以空话、套话冒充新闻，成为多年难以消除的媒体诟病。

恩格斯指出：“使读者确立无可争辩的信念，只有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一个被无穷的‘祖先智慧’迫使人们持怀疑论的世纪里，仅凭空洞的说教，哪怕是很高明的权威的说教，都不能产生这种信念。

”（8）马克思说：“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具体的知识。

”（9）这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规律的重要支点，撤掉了这个支点，新闻就失去了存在形式。

有的媒体总爱讲空话，事实只是记者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例子。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发现了记者这种职业陋习，提出“要少发议论，少来些自我欣赏”的告诫，具有重大的警示意义。

我国加入世贸前夕，很多国家都要求我们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入世。

外国人如此刁难我们固然有他们的目的，但本文认为，也和我们的媒体报道有关。

我国媒体天天都在说我国繁荣富强，老百姓生活多么好，改革成绩巨大，思想灌输成为新闻基调。

这种自我欣赏、自我颂扬的新闻不能不给外国人一些误解：中国十分富有，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一个经常上境外网站、阅读西方报纸的人，看不到它们的媒体频繁地自我赞美、自我吹嘘，与此相反，负面报道却占有很大比例，以便引起民众的警觉，有利于消除社会弊端，另一方面激励政府官员尽职尽责。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强调报刊不要进行政治喧嚷，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责怪对新生活建设方面种种的事实的报道占得篇幅太少。

（10）列宁要求当时的报刊要“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被生活检验过的共产主义建设的事实”，特别要把那些坏的事实登上“黑榜”。

有些媒体长期违背马克思主义这一新闻观，政治概念、抽象议论讲得太多，大家明白的道理，天天讲，讲了三年五年还再讲。

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就说过，当敌人攻击共产党的时候，无须批驳，请看事实，事实最有雄辩力，事实最能说明问题。

“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究竟贴近什么呢？就是贴近事实，求真务实。

理论问题、概念问题、口号问题要不要谈？要谈，要到理论刊物上去谈，在新闻评论或社论中去谈。

新闻要报道事实，如果想加进议论，也须十分精要。

新闻要像个新闻的样子，才符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媒体违背这一经典性原理，报道就要唯意志论，吹牛撒谎的新闻就多起来，媒体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

（四）新闻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坚持新闻出版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华之一，没有任何理论家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对此作出深刻而正确的阐述。

恩格斯说“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出版自由。

”（11）列宁在1917年9月谈到出版自由，他的定义是：“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

”（12）显然，新闻出版自由作为公民享有的最大限度的表达权，成为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最具体、最本质的表现。

马克思认为，追求自由是人类固有的天性，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他明确指出：“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

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13）。

马克思把新闻自由区分为特权和普遍权利，对两种自由观作出最准确的概括。

任何压制新闻自由都是把自己的言论无条件地强加在人民头上，变为自己的特权，是一种思想专制，而人民的自由则是一种普遍权利。

在阶级斗争尖锐对立、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利益的历史条件下，新闻自由是有阶级性的，不存在普遍的新闻自由。

列宁在批评抽象地谈论出版自由时说：“我们倒要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是干什么用的？是给哪一个阶级的？”列宁还认为，“我们不相信‘绝对的东西’。

我们嘲笑‘纯粹的民主”。

在阶级压迫的社会，资金限制和缺少经济实力依然是新闻出版自由得以全面实现的最大障碍。

恩格斯当时指出：“出版自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

”（14）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消除了阶级压迫，人民有了广泛的新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