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论文

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与分析

摘要：

本文通过对李约瑟难题的介绍以及目前对该难题的一些片面解答和质疑难题的“无科学说”、“伪问题说”、 “有毛病说”以及对李氏难题本身的合理性研究的阐述和分析，来探讨李约瑟难题的本质，进一步阐明如何正确认识李约瑟难题，以及其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认识的影响。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 质疑 矛盾 近代科学 科学革命

十五世纪之前，中国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世界各国朝圣学习的对象，各方面的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其他各国。可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却急转直下，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曾一度被东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瓜分，沦为“东亚病夫”。分析其原因，有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科学技术上的落后。

中国科学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可是，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却发生在西方呢?用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话说，“为什么现代科学，把对于自然界的种种假设加以数理化，及其对先进技术的全部潜在影响，只是象晨星般地升起在伽俐略时期的西方呢?”当年，诱使李约瑟这位已经崭尽头角的年轻生物化学家毅然改变学术方向，走上专门研究中国科技史道路的是这个问题。而作为主线在他那七卷二十册《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中贯穿始终的也是这个问题。李约瑟的估问，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热烈反响，但是，包括李约瑟在内，至今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于是，该问题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在该难题上，李约瑟的基本观点是，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第一，这是有原因可寻的历史必然过程，决不象某些人所宣扬的那样是偶然现象；第二，应当同时在中国科学发展所存在的社会客观环境和科学本身的内在因素中寻找原因。例如，他们提出，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尽管曾一度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但由于其本质上是经验性和思辨性的，所以，后来便成为了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重要因素。他们提出，中国未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最基本的社会原因：“无论是谁，要阐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最好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商业的和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原因着手。”（李约瑟：《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他们还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农轻商观念是阻碍科学革命在中国发生的重要原因：“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商人阶级的不得志很可能与中国社会抑制近代科学的发展有关”。（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如此等等。[1]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这一难题的解答是众说纷纭。几十年过去了，虽然关于李氏难题的解答难求共识，但却积累了丰硕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成果。一些学者针对近代自然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一问题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

中国古代儒家、道家等的主流哲学思想集中研究人的哲学，而关于物的哲学亦即自然哲学基本上停滞不前，极大地阻止了人们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封建文化无“自由”特征亦阻碍了人们对自然的兴趣，缺乏自然科学得以滋生、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在西方从希腊罗马时期直到近代人们对自然有浓厚的兴趣，通过各种方法总是想说明和解释自然的现象，且一直采取思辩的方法，我们认为这种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自然科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哲学基础。

二、逻辑、经验和方法论

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逻辑学在中国的缺乏是自然科学理论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之一。纵观中国的哲学史，方法论体系是空白，中国不具备有体系的科学方法论，况且，中国并未产生有效地研究自然的实验方法，也就难于取得作为自然科学理论的有效经验基础。

三、概念、数学基础

在自然方面抽象概念的贫乏也阻碍了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产生。中国在清末以前的数学仍处于代数的阶段，而且该种代数未形式化，中国古典数学进行的是非逻辑思维， 中国也不具备自然科学理论得以产生的数学基础。

四、中西方语言的比较

中国的语言本身无法用于数学的公式表述，更难于表述形式化的公理体系，也无法用于逻辑推理过程。中国的语言本身也使近代自然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的因素之一。[2]

以上列出的几方面的原因只是中说纷纭中的冰山一角，几十年来众多专家都针对这一难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这些见解都只能概括一部分的原因，并不能成为李约瑟难题的完整答案。几十年来，在攻克李氏难题的征途上，也许是学术界过于专心地去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却疏忽了对最终目标的本体研究。很少有人对李氏难题本身的合理性作过较深人的研究。本文要提出的问题正是针对于此，我们要问的是：李约瑟难题可以按常规的形式逻辑推理方法求得最终解答吗?仔细推敲一下李氏难题的语义，它难道不是一个矛盾性的陈述吗?

一、李氏难题的原初表达及其语义上的逻辑矛盾

首先、“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这是历史事实，毫无疑义。李氏只是加了三个字“为什么”，便从史实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历史问题。与此同时，难题中的逻辑矛盾也就应运而生了。

逻辑矛盾之一：由“近代科学”定义所产生的矛盾。

关于“近代科学”，李氏给出的定义是近代以来产生于西方的各种科学理论与传统的一个集合。既然如此，再问产生于西方的科学为什么产生于西方，便成为同义反复，好比我们要问为什么某甲的儿子是某甲生的，而不是某乙生的一样。

逻辑矛盾之二：关于地域定义的矛盾。

“近代科学”是由西方多个国家与民族的集体贡献而产生的。如果说，它没能在中国产生，又何以在中国以外的某一个国家或地区产生出来呢?如果李氏难题成立，我们同样可以问，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欧洲的任何某一个国家产生。因此，从地域定义的角度看，李氏难题仍然面临着不能简单成立的困境，这是其逻辑矛盾的第二个方面。

二、李氏难题的转述及其逻辑矛盾

对李氏难鹿的转述，大体上分为简化法和截断法两大类。简化法转述基本上和原述相似，其逻辑矛盾性上面已经论述，此不赞述。截断法的两种转述虽然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并不能完全等同。人们还常常将上述转述组合使用，即将“‘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产生在中国”和“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这两个问题一道提出。先进与落后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先进与所谓的“近代科学”并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不能说有了“近代科学”就一定先进，反之就一定要落后。方文明为何不同于“近代科学”，则是比较文化学的研究范畴了。没有理由要求东方文明结出的果实一定要和西方的一样或类似。我们只能指出，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同样的树叶，却难以回答，为什么这片树叶不同于那一片。执意要追究下去，无疑会陷进某种循环论证的困境之中。

三、从李氏难题已有解答的不完备性看其逻辑矛盾

种种回答李氏难题的方案，如果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也只能作为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不能同时构成充分条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在于我们的学者们疏于研究，论证不够完备；根本症结还是在于李氏难题自身的逻辑矛盾。[3] 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座房子着了火（因为有人丢下了一根燃着的火柴），却不会依次走过其他房间去解释它们为什么没有着火（没有吸烟、电线是完好的、没有炸弹、没有闪电）。

如上所述，在众多专家孜孜不倦地对该问题寻找答案的同时，很多学者也对李约瑟难题提出了质疑。在质疑“李约瑟难题”的过程中，有些说法涉及到了历史观、科学观、科学史观和方法论等深层次的问题。如“无科学说”只承认中国古代有技术而不承认有科学，否认中国古代科学的光辉成就，是科学史上的一种西方中心论；“伪问题说”反对科学的连贯性和普遍性，是一种科学特殊论和唯近现代科学论，带有“辉格”的色彩；“有毛病说”反对假设的和逆史实的编史学，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不利于历史学的现代化。以上诸说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点，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反对李约瑟创立的中西科学史研究的比较法。如席文说：“依我看，把一种文明的所有科学与工程技术活动和另一种文明相比较，与其说给人以启示，不如说反而模糊了人们的视线。”[4] 江晓原则认为，中西科学发展的道路不同，方向也不同，因而无法比较其“领先”或“落后”。田松批评中西比较法是把“传统技术与科学”的“这些珍珠镶嵌在现代知识框架之中”，从而“把西方科学作为一个参照系，降到与中国古代知识体系同等的地位上来。[5] 他们质疑的矛头之所以对准“李约瑟难题”，就是因为难题是李约瑟中西科学史研究比较法的杰作。难题的两个问题分别对中西科学的古代和近代作了共时性的横向比较，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又对中西科学发展史作了历时性的纵向比较，从而抓住了中西科学发展史中的主要矛盾。[6]

李氏难题尽管有其表达上的缺陷，但并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李氏难题，这是因为其重大的科学价值倒也正是通过这种表达上的不完备性而得以实现的。

李氏难题的科学价值首先表现为对一个由来已久难题研究的活化功能。关于近代中国没有产生出西方式的自然科学的原因的探讨，并不是李约瑟的发明。早在本世纪初，它就引起了我国哲学界、史学界以及自然科学界的关注。但由于一世界局势发生众所周知的变化，以及这一课题本身的超难特征，使得人们关于这一课题的讨论逐渐冷落下来。正是因为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振聋发馈地再次提出了这一课题，并且以一个极具科学魅力的矛盾式的陈述加以表达，从而吸引了一大批东西方的科学家们重振旗鼓。这一尘封多时的老问题的研究，在李氏难题表达方式的活化作用下，仿佛枯木逢春，梅开二度，重又活跃起来。

李氏难题的另一项重要的科学价值，是其强大的融合功能。李氏难题象一条极富科学魅力的主题词一样，成为促进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真正了解与沟通的一个文化生长点。李氏难题已随着他的著作一起，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李氏难题的讨论，不仅使西方人对中国文明乃至东亚文明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同时也使中国人再一次审视了自己民族的荣辱兴衰。在与西方文明的比较中，真正认识西方“近代科学”的长处所在，取长补短，继往开来。今天，李氏难题正以其逻辑上的不完备性特征而成为一个开放性的研究课题。它激发了人们空前的探索欲与想象力。启发人们从各个角度全面反思中国及东亚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史”、“外史”及成败得失。由于李氏难题的开放特征，使这一课题的研究比较任何一个其他课题都要显得活跃，几乎每一个思考过这一问题的学者，都可以见智见仁。这对于最大限度的活跃学术思想，开拓研究的新视角、新思维等，也有着积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氏八题的科学价值正是通过其逻辑上的不完各性所引起的众说纷纭而实现的，真可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行。

至于李氏难题本身的最终解决，则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言：“即使有二十个专家把他们毕生的精力全部投入，也只能得到某些初步的成绩而已。”所以说李约瑟的大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也“只能是一个初步的探讨。”这种事实上无解的结果，正是由李氏难题的逻辑矛盾性所决定的。李约瑟难题”具有高度的辩证性，对于揭示中西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很有益的。因此，我们应该以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西科学发展史和理解“李约瑟难题”。

参考文献

1 马来平. “李约瑟难题”研究断想[J].科学·经济·社会,1991,(1).

2 方玉田, 邢永忠.近代自然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J].天水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8,(3).

3 张秉伦,徐飞.李约瑟难题的逻辑矛盾及科学价值[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