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佛田失实报道澄清

关于鲍佛田抗日时期某些失实报导的澄清

一、“国民党的应城县长携印逃跑”之说

黎运桢所写《峥嵘岁月、李范—与陶铸在汤池》一文提到：“1938年10月24日（注：应为29日）应城沦陷，国民党的应城县长携印逃跑”。这完全是一种臆测。事实是：当时应城县长鲍佛田在克服难以想像的困难，日夜应对10月25—27日武汉被日军侵占，大量的撤退过境军民所需；并在26日夜接得时任参谋总长的白崇禧紧急电话，受命连夜亲临长江埠督导抢建一座军用便桥，以便后续部队加速通过。及撤除武汉方向一切桥梁，阻延日军前进。经过整夜奋战直至27日下午3时许在日机轮番轰炸、扫射下终于完成任务，其间鲍曾险被炸弹弹片击中，脑部受到震伤，致部份听力丧失。回县府后分析了当时形势：武汉大撤退已完成，应城守军撤走，县城整日遭炸，居民死10余人，伤百余人均已逃离，实际已是空城，北路日军已至安陆，遂决定率部乘夜撤至京，应交界处新田（或新口）待命。后经获得随县专员李锦伦同意，转移至大洪山京山李家冲，开展游击战。29日获悉日军侵占应城县城，鲍当即令李又唐率小分队，乘夜绕过县城至南郊，挖取国军埋藏的5挺机枪和弹药。返回时与日侦察分队遭遇，展开激战，击溃日军，胜利返回山上，取得大洪山游击战的首战胜利。

二、对“汉流”寨主郭仁泰的评价

华程网登载周自平所写《陶铸在鄂中抗战论述》一文提到：“为了抵制国民党应城县长鲍佛田收编汉流郭仁泰部队，他和汪心一来到陈家河做郭仁泰的统战工作。„„郭被应城县长鲍佛田逮捕入狱后。陶铸通过李范一先生出面营救郭仁泰出狱。”天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为纪念陶铸诞生100周年所写《陶铸与天门抗日根据地开辟》一文，也有类似叙述。另外前一文还对“汉流”郭仁泰武装作出评价：“尽管其间郭仁泰曾出现过动摇，但这支特殊抗日力量仍为鄂中的抗战事业做出贡献”。以上报导是把鲍佛田和郭仁泰正反人物颠倒了，对郭仁泰叙述也不符合事实。事实是：1938年4-5月间，应城县长鲍佛田和汤池训练班陶铸，均为准备将面临的敌后游击战做发展地方抗日武装工作。“汉流”为应城地方帮会组织，常有扰民活动，为使其转变为抗日力量，鲍、陶均在做郭仁泰转化工作。后鲍鉴于郭阳奉阴违，遂将其关押施压。经李范一沟通，鲍将郭放出交陶继续做工作。终使郭仁泰于1939年1月上旬率200余人枪投归“应抗”。在“应抗”第二次整编为2个支队，2个大队时，郭被任命为支队长，“应抗”发展至800余人。但在2月11日日军倾巢出动进攻丁家冲“应抗”基地时，郭慑于日军强大，阵前率部哗变，致使李又唐支队侧面暴露，不支溃散，鲁尔英大队奋勇抗击，包括鲁尔英大部队员牺牲。蔡松云大队掩护县政府和“应抗”指挥部突围成功。此役“应抗”遭到重大损失，队伍损失过半。郭仁泰应是民族罪人，前文的评价是错误的。

三、为何在大洪山抗日游击战事迹叙述中，只是提到陶铸，不提鲍佛田，只提“应抗”不提“京抗”？

原因是有关材料均为后人所写的二手材料，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由于鲍佛田是国民党县长，“京抗”是国民党系统抗日游击队，不宜宣传。但现在中共中央强调要尊重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是：鲍佛田虽原来不认识陶铸，鲍曾在黄埔军校早期去讲过课，但陶是黄埔5期学员，到应城领导汤池训练班时还仅29岁。但李范一是鲍的朋友，同为湖北藉国民党元老中左派。故从李处了解到陶铸。当时，陶也是以公开共产党员身份活动。鲍佛田在应城县长任内一直是支持和保护陶铸领导的汤池训练班。1938年4月下旬虽因蒋介石直接干预，训练班被迫停办约10日，后以更名为临时学校因应。5月陶铸虽被王明调到宜昌，但训练班仍由共产党员主持，一直办到10月中旬日军临近时才结束，共培养出600余人敌后工作干部。其间7月27日陈诚曾密令取缔，鲍未予执行。

1938年11月上旬陶铸来到大洪山丁家冲，与汤池训练班学员蔡松云会合，建立当时只有8枝枪和十余人的丁家冲基地。此时，鲍佛田于10月底建立的大洪山李家冲基地，有由应城带出的县守备队和3个保安中队约300余人，及随后到达的许子威汤池抗日队伍（包括汤池60-70人，陈家河90余人，矿区北山20人，汤家集13人等）约200余人。分别组成2个大队（李又唐、鲁尔英任大队长），和1个中队，共约500余人。

1938年11月中旬，由中共建议，在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属下，成立国共合作的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任命随县专员石毓灵为主任，李范一为副主任。下设游击指挥部和政治工作指导部，由石、李分管上述两部。鲍佛田受命组建京、应、钟、天四县抗日游击指挥部任总指挥兼京山县长。陶铸为高参。负责开展大洪山区游击战。 1938年12月中旬，陶铸通过李范一，由石毓灵任命孙耀华继任应城县长。陶铸陪同孙耀华到李家冲接收，鲍佛田移交县机关（包括1万余元银行存折）和两个大队，约500人枪。后蔡松云率部也加入。12月底“应抗”第一次整编为3个大队，约500余人。“应抗”实际成为中共直接领导的鄂中第一支抗日武装。1939年1月上旬，移驻丁家冲。此时郭仁泰率“汉流”武装约200人投归“应抗”。遂“应抗”进行第2次整编为二个支队（郭仁泰、李又唐任支队长），2个大队（鲁尔英、蔡松云任大队长），人数达到800余人。

随后，鲍佛田即到京山县城接管京山县政府和县自卫队，并于12月25日移驻孙桥。并收编钟祥、天门县自卫队和民间抗日力量，整编为3个大队（傅××、尚楚臣、刘芝茂任大队长）和1个独立中队（共产党员黄定陆任中队长），“京抗”共达到约1500人枪。陶铸曾多次到“京抗”驻地，与鲍佛田商讨游击战事宜。“应抗”与“京抗”并有大致分工，“应抗”主要面对应城方面敌人，“京抗”应对京山、钟祥方面敌人，开展游击战，相互又密切配合，此期间共进行了大小战斗数十次。其中重要战斗如下：

1、1939年1月16日日军侵占京山县城后，18日向京山县机关和“京抗”驻地孙桥进犯，鲍佛田率部配合38师樊团阻击敌军，此役击毙日军200余人，给予敌人沉重打击。

2、1939年2月11日日军倾巢向应城县机关和“应抗”驻地丁家冲进犯。郭仁泰慑于日军强大，率部阵前哗变投敌，致李又唐部侧翼暴露，不支溃散。紧急关头，鲁尔英部奋勇力阻日军，包括鲁尔英大部份队员牺牲。蔡松云部掩护县机关和“应抗”指挥部成功突围。此役“应抗”受到重大损失，人枪损失过半。

3、1939年3月30日陶铸组织富水河天门寨伏击战，鲍佛田派“京抗”黄定陆率独立中队20余人，并携机枪1挺，会同“应抗”蔡松云率手枪队20余人共同参战。在陶铸指挥下于凌晨向日军慰问船队发动突袭，击毙敌皇亲慰问团长，敌死伤20余人，缴获部分物资和枪支，胜利返回。为补充“应抗”力量，鲍佛田派黄定陆率部转驻丁家冲，改称京、应独立中队，由陶铸直接领导。

4、1939年4月中旬某日，鲍佛田率“京抗”傅××部在黑虎岭附近村庄开会。被汉奸出卖，遭日军包围发生激战，鲍被附近落下的炮弹气浪使脑部再次严重震伤，短时失去知觉，清醒后仍坚持职守，终于成功突围。此役傅部受到较大损失。

事后，鲍佛田感到自己身体状况已无法再指挥作战，经和陶铸商量，决定将“京抗”尚楚臣、刘芝茂两支完整大队，约1000人枪交给陶铸，并入“应抗”。自己率文职人员及其家属，并带上傅部剩余人员撤离大洪山到后方向上层作交待。临行前陶铸为鲍的亲属写了介绍信，他们经荆门时受到陶铸爱人曾志——中共荆门地下联络站负责人（荆门饭店女经理）的热情接待，安排食宿，并为他们买到极困难获得的去宜昌汽车票，终于顺利到达奉节。

5、随后，4月下旬“应抗”在扬家河进行第三次整编，统一编为4个支队，2个独立中队，共约2000人枪。30日在陶铸指挥下，“应抗”孙耀华、蔡松云率部对云梦县城进行夜袭，攻占县城毙敌10余人，俘30余人。并救出关押群众数人，炸毁日军弹药库后，胜利撤回。

以上史实证明鲍佛田与陶铸，不仅有深厚的战友情谊，而且私交甚挚。“京抗”和“应抗”密切协作，共同抗敌。谱写了一曲当年在大洪山区国共合作抗日游击战的范例篇章。

四、80年代出版的湖北省志和京山县志《人物篇》，关于鲍佛田的叙述

最后部分称：“1939年4月，自以文人不娴将略请辞，12月病逝于四川北碚”。此外，应城和京山县志中的当年大事记，颇多缺失和叙述不准确之处。

为符合事实，该最后部份应改写为如下内容：1939年4月中旬某日在一次与日军激战中，鲍佛田脑部再次受到严重震伤，曾一度失去知觉，突围后因感到身体状况已再不能指挥作战，不得不以沉重的心情离开大洪山敌后游击战的前线。随后，即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明以自请辞职，实为撤职。致使作为国民党元老，爱国一生的鲍佛田，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甚至生活无着，同年，12月于四川北碚终因伤重不治殉国，时年48岁。

鲍佛田长子、84岁离休干部 鲍成

2009年12月于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