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的重商思想探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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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薛福成的重商思想探微
摘 要：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薛福成的重商思想是对洋务运动实践的反思，是对“商”进行了重新定位，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薛福成的重商思想经过了萌芽、初步确立到成熟三个阶段，其内容有着独特之处，并形成了反侵略性、商本性、空想性的三大特点，他的重商思想是近代改良派爱国思想的体现和振兴民族经济强烈愿望的反应。其重商思想对我们今天发展市场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仍具有启迪作用。
关键词：薛福成，重农抑商，洋务运动，重商思想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江苏无锡人。他早年以副贡生身份入曾国藩幕府，以文章和识见崭露头角，成为“曾门四弟子”之一；旋又入参北洋戎幕，追随李鸿章办理洋务，以通达“时务”、力主变法称名朝野：1889年，因通晓“洋务”，被清廷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
鸦片战争使得“华夷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1]，作为鸦片战争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接触西方知识，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由于中西方强烈的对比，时代条件的巨大差异，他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比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2]的观点更前进了一大步，对中国社会危机和民族苦难的感受，较之更加深切。目睹了丧权辱国之痛的薛福成，为了挽救祖国的危难，使因贫弱而受欺辱的祖国尽快富强起来，他开始探求西方的富强之术。他以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有着深远的认识，尤其在经济的重商思想方面有独到的见解。本文试就他的重商思想作一探讨，刍荛之见，方家正之。
一、薛福成重商思想的形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西方经济侵略的深入，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纷纷提出向西方学习。受西方重商思潮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的重商思想也逐渐的产生并不断的深化完善，而薛福成的重商思想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
薛福成的重商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形成过程。早期他继承了林、魏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相信“自强新政”可以使国家富强，也曾是船坚炮利方案的积极支持拥护者，但由于清政府的贫穷软弱，外国经济侵略的不断深入，使他认识到仅仅加强军事实力，“寓强于兵”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而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国家危亡，于是他开始探索新的富强之路。在六十年代，他在曾国藩府任职时，其思想还仅是一般洋务派的典型观点，即求富求强的观点。虽然也要求创办民用企业，但民用企业只是用来辅助军事企业。 ２ 总而言之，他对西方列强的认识，仍然局限在坚船利炮的范围之内，只是将林魏的“师夷长技 ”口号付诸实践，并不比同时代人有多少新鲜内容。
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目睹洋货如潮水般涌进中国城乡，造成中国传统手工业的破产和民族经济调零。中国“近日民穷财尽”的现实，促使他不能不对商品这一“重炮”的巨大冲击及后果引起高度的重视。1879年他著《筹洋刍议》中专列《商政》一章，其重商思想已基本成熟。此时，他强调“变法”，“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他既痛惜地看到洋货每年进口逐年递增，每年“约计洋商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3]，更从中感悟到“以工商为先”正是“西人谋富强”的重要经验。他认识到商品竞争乃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所以地球各国，居近日而竟事通商，亦是有不得已也”，“然则为中国计者，既不能禁各国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务而已”[4]。进而本着“夺外利以润吾民”的宗旨，明确提出振兴中国商务。
如果说，早期薛福成的重商意识尚停留在对洋货造成中国“民穷财尽”的切肤之痛的感性认识之上的话，那么十多年后亲身置于西欧社会，通过数年的实地观测探求，他已对商务的重要意义上升到理性的思考。在1889年他以左副都御史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后，发现欧洲各国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藉于商”。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直接熏陶下，他于1890年提出了商“握四民之纲”的观点。三年之后，进一步提出了“工体商用”的工基商纲的观点。由上可知，他的这种重商思想是源于西方，且和中国历史上的重商思想有完全不同的内涵。
二、薛福成重商思想的主要内容
1 、批判重农抑商思想，提出“握四民之纲者，商也”
封建政府为了强化君主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采取“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而这种“以农为本”的传统本末观，极大地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致使中国裹足不前，而西人则发展态势迅猛。针对这种现状，薛福成通过数年出使泰西的实地考察，及结合中国的国情，认识到其中奥秘之一是西人重视商，恃商为命脉，他在日记中曾写到中西对待商的态度：“富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造国、开物、成务之命脉”[5]。
他探求到这一现状后，更加深入地由表及里的申述了“讲求商务”的极端重要意义。提出了“握四民之纲者，商也”[6]的新思路。这一新言论对“士农工商”的价值观念有了很大冲击。过去，中国的士，历来沿着“学而优则仕”的路径摸索前进，想方设法“从政”，挤进仕途，对“从商”这一末业向来不屑一顾；而今，薛福成提出“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益精”[7]告诫士子们，商品经济同样是大有学问的，值得认真钻研，只有商品经济发展了，士子们的学问才大有用武之地。过去，农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本业，农产品主要是为了维系自己生存的需要；而今，薛福成却告诉人们“盖有商，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就是说农“通其所植”还可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他们“植益盛”。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农业作为“本业”的自然经济基础的地位，将农业推向商品经济的浪潮中去受价值 ３ 规律的洗礼。而过去的“工”，现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工商已联为一体，工可通过商业渠道“售其所作”，从而刺激其“作益精”。他进一步认识到商可带动士、农、工的全面发展。
薛福成还明确提出“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难之”[8]。他这一番“六经之内所未讲”的关于“握四民之纲”的道理，是公开强调商业的地位，向中国传统的“崇本抑末”、“重农抑商”之旧说进行挑战。而且将商由“四民之殿”立于四民之首，这一反传统之说是基于一种历史反思和现实状况的清醒认识。在这种重商的理性认识基础上，薛福成开始认识到通商以及振兴工商的重要性。
2、论证了通商的重要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在泰西各国考察的深入，薛福成对通商在西方国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其中“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籍于商”[9]就是他考察西方社会寻求泰西各国富强原因的一条重要认识。此外他还专门考察了英国数百年的对外通商历史。感到“英人于商务最精也”，看到以“工商为务，蒸蒸日上”的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呈现“强盛之势，遂为亘古所未有”。而中国所面临的却是“近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终日之势矣”[10]。中西之间何以出现如此令人震惊的巨大反差呢？薛福成开始寻觅着答案，他看到“夫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自治”，而商务兴起之后，财货流通，若不务商，只能任人汲取利源，必然因财富外流而导致贫穷。因此“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得已也”[11]。认识到是商品经济打破了“闭关而治”的旧格局，造成了各国都被卷入“竞事通商”而相互争雄斗富的不可抗拒的世界洪流。
面对这样一个不可抗拒的“势”，中国何去何从？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薛福成，顺应历史潮流，得出如下结论：“然则为中国计者，既不能禁各国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务而已”。他还指出闭关自守、重农轻商的教条已不合时宜，主张自理商务，主动与各国通商。“居今日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必不置商务为缓图。倘以其为西人所尚而忽之，则以中国生财之极富，不数十年而渐输海外，中国日贫且弱，西人日富且强，斯固西人所大愿也”[12]，进一步强调通商，振兴商务的重要性，从而指出生财大道在于通商的道理 。
3、主张振兴工商
“西洋各国之所以致富强者，以工商诸务振兴也”[13]。他通过阅读翻译过来的有关各国历史、政情的书籍，他看到了西方各国竞相发展工商，迅速强盛的现实，于是他强调要学习西方国家“以工商为先”的富强经验，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求得“寓强于富”的实效。
他在《筹洋刍议》十四个篇目中，有“商政”、“船政”、“矿政”、“利权”等七篇专论工商。他把振兴工商作为谋富强的中心任务，大力提倡“自理商务”，讲求“致富之术”和“经商之术”，“设公司造船政”，“制机器代人力以省工”。与此同时，振兴工商也成为洋务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在洋务官僚的支持下，虽也兴办了一些工商企业，但数量少，经营不力，发展缓慢，社会效益十分有限，难以与外国工商势力相抗衡。针对这 ４ 种现象，薛福成批评洋务官僚兴办工商的措施“未尽得其术”，只是零星、枝节的模仿，而没有全面扩展工商的长久大计。他对清政府不积极致力于工商深为不满，他在日记中充满忧虑的写到：“在上者不肯保护商务，在下者不肯研索商情，----再阅一二十年，中国将何以国乎！”，并指出“生财大端在振兴商务”[14]。
那么晚清时代的中国要如何振兴自己的商务呢？薛福成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进而论述到：“商务之兴，厥要有三”[15]
“一曰贩运之利”，也就是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他敏锐的看到，自五口通商以来洋商以轮船贩运华货谋取利润，他建议与洋商竞争，来收回利权。还勇敢的提出对官办招商局进行大胆“变通”、大力发展商办交通运输业的主张。要求国家对商办交通运输业不仅要大力提倡，放手经营，还要防止彼此相轧，必要是还应弥补“商利”。
“一曰艺植之利”，也就是发展和保护丝茶为主体的传统农副产品出口创利。他觉察到中国丝茶两项特产的出口优势已面临日、印等国的威胁，于是建议朝廷采取措施，振兴丝茶，以维护中国传统利源。呼吁朝廷千万不可再增加丝茶的出口税，切实保护丝茶的出口优势，“为民兴利”。
“一曰制造之利”，也就是大力发展中国的加工制造工业。这是薛福成学习西方成功经验过程中提出的另一条建策。他看到了英用机器造洋布，确实比封建中国用手工织造土布先进的多，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产品“工省价廉”，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针对此他不甘于国家大利“尽归洋人”的现状，发出招商集股、创办民族工业的呼喊。呼吁国家采取“优奖”、“酌减税额”等优惠政策，鼓励、培育商民集资创办近代民族纺织工业。
除此之外，他还主张开发矿业，倡导招商股成立公司，及减轻厘税以促使商务的发展，并对中国商务不能振兴的原因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这些言论中，他的重商思想尽显其中，而且他对振兴工商的认识有着独特之处，其重商思想也有着明显的特点。
三、薛福成重商思想的特点和实质
1、具有强烈的反侵略性
他的重商思想最重要的特点是反侵略。这是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由于西方列强从军事到经济文化上的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全国的抗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贸易过程种处于不利的地位，不仅丧失主权，而且是“民穷财尽”，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国家存亡之际，他指出“经商之术益精，始步西人后尘，终必与西人抗衡”，要求振兴实业，发展商业，以抵制西方的侵略。他也曾在日记中说道：“中国多出一份之利，则外洋少获一份之利，而吾民得自食一份之利，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于此者矣”[16]强调通过对外贸易等而兴利，已具有与洋商争利的民族性和爱国性，而“夺外利以润吾民”这正是薛福成呼吁发展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理论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