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克在自然美景中惬意的旅行宣告结束，汤姆预期的冒险取乐的愿望也得到了满足。
汤姆的冒险理想与世俗社会紧密相连，因此世俗性变成了一股力量把哈克从自然浪漫之旅中拉回了世俗社会。
与《汤》中所具有的浪漫精神一样，汤姆冒险的回环模式在《哈》里面被充分利用，它作为一种控制力量把哈克的冒险故事最终规范在儿童历险记的范畴下，即使作者已经给这个故事赋予了太多的社会讽刺与批判。
在旅途中哈克目睹了太多丑恶和伪善，如凶杀、诈骗，这些都超出了一个孩子的理解力。
不过，尽管哈克从未受到过正当教育，但他的本质是善良的。
同其他孩子一样，他敬畏上帝而且害怕被送到地狱。
尽管如此，在危急关头他还是决心拯救吉姆，宁愿下地狱。
正是在此刻哈克超越了圣彼得堡社会的伪善的道德，在那里他曾被灌输所谓的真善美。
也正是这一决定使得这本小说有失去儿童小说简单性的危险。
哈克一旦决定拯救吉姆，他就背离了当时的社会道德准则。
哈克在危急关头出于良知做出的决定使他陷入被孤立的危险境地，而这个结局恐怕不是马克・吐温想要的。
千钧一发之际汤姆发挥了润滑剂的作用——防止哈克和小镇居民发生道德冲突。
按哈克的计划，黑奴吉姆会被偷偷地放走，这样哈克就要面临失掉人心的危险。
而汤姆使帮助吉姆出逃的计划更加精彩，他的计划中包括法术、散发匿名信等等。
他们在出逃时惊动了村民，汤姆为此腿上挨了一枪。
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自己塑造成英雄并备受人们关注是汤姆的套路。
这一次，他又成功了。
他不仅成了英雄，还让拯救吉姆的企图被人们当作小孩过家家的游戏忽略了，与此同时，哈克也轻易地得到宽恕。
如此一来，汤姆把哈克从小镇人的道德孤立中解救出来，帮助他回归到社会。
《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是一本儿童读物，它不可能允许自己的小主人公长久地漂游在社会之外，所以哈克最终不得不回到文明群体中。
无可否认，小说中的社会批判是它成为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的重要因素。
但是，要成为一部好的儿童作品，它还必须遵循一些规则。
很难想象，如果马克・吐温让他的主人公永远背离小镇故乡，会对读者们，尤其是小读者们产生怎样的影响。
它毕竟是一部儿童读物，要供人们消遣，《哈》中汤姆的角色便负有擦去小说过于沉重的社会批判的痕迹，并把它框入儿童读物的范畴里的作用。
因此，对汤姆的性格应该进行重新评价，这不是一次失败的性格描写，而是行之有效的叙事技巧。
武永，女，1980生于湖北洪湖，现任教于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
谭胜方，女，1983年生于湖南株洲，现任教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从原型批评的视角看《小红帽》故事的产生和演变■ 张 帆《小红帽》的故事是童话世界里的瑰宝。
经过了三百多年的流传它已成为了世界人民最熟悉的童话之一，其中德国格林童话的版本和法国夏尔・佩罗的版本是流传最广泛的，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故事的原始版本和演变过程。
本文利用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的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理论从全新的角度诠释了其发生和发展的心理根源。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学说：原型批评是20121世纪西方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中比较盛行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
它源于当代人对人类的早期文化和原始思维以及人类的共同心理结构的研究。
荣格认为原型是反复发生的领悟的典型模式，是种族代代相传的心理积淀。
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是原型或原型意象：具有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影响他心理活动的潜在意识，也具有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种族记忆”和心理经验。
这种心理经验被赋予了神话的形式，其中包含众多的原始意象。
“每一个意象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
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所以加拿大学者诺思罗普・弗莱说，原型最基本的模式是神话。
神话是其他文学模式的原型。
他把文学称作是“移位的神话”，认为各种不同的文学形式只不过是神话的延续和演变，使之在现时的社会中更加的合情合理。
故事的原型与心理根源：长期以来，民俗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认为《小红帽》故事的情节可以追溯到原始人关于日出和日落的古代神话。
小红帽的红斗篷象征着太阳，而狼则是黑夜的拟人表现。
传统的曼尼奇神话中就有黑暗要吞噬纯洁的基督女神的传说。
那么这样的故事原型又怎样演变成了脍炙人口的《小红帽》故事呢？我们可以从荣格的经典著作《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中探求到这个故事发展演变的心理根源。
荣格在书中提到自己在非洲爱利根山上发现原始部落里有一种类似于泛神崇拜的乐观主义，但这种乐观的情绪在晚6时至早6时却戛然而止了。
取而代之的是恐惧。
夜晚的黑暗造就了恐惧的源泉，因为白天所见不到的蛇和猛兽在夜晚却蛰伏在每条路边。
在原始人的世界里，黑暗带来了一系列的危险。
寒冷，盲目以及被野兽吞没的威胁使他们对黑暗的恐惧演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原始的心理压抑。
当太阳落山的时候，这种无意识的恐惧逐渐滋生。
由于天文知识的缺乏，他们所有能想到的就是太阳被黑暗吞噬了，所以他们创造了最早的太阳与黑夜的神话原型，并使这个原型存在于集体无意识当中而代代相传。
因此神话是原始人面对神奇的自然力量所创造的原型。
这种自发的无意识的表达形成在他们的意识里，使他们找到了输出这种心理经验最好的方式。
正如荣格说原始人的头脑里并不是创造了神话而是经历了神话。
随着语言与意识的发展，原始人不再局限于创造一种类型的神话，而学会用不同的比喻来描绘从前的原型。
比如太阳常被喻为上帝、女神、狮子、国王或者能主生死的力量。
他们把这种拟人化的原型意象口口相传并散布到世界各地，使之适应各地人们的习俗和口味。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南方也出现了类似《小红帽》情节的“虎姑婆”故事的原因。
这些神话也就是弗莱提到的能适应现实的“移位的神话”。
这些“移位的神话”更广泛的流传是在原始人搬出森林，建立村庄之后，当他们不必住在洞穴并为野兽袭击担心时，黑暗就不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了。
平静的村落生活使他们对深山老林充满了敬畏和好奇。
由于不满足于讲述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他们加上了对神鬼的迷信崇拜，创造了一系列更离奇的传说。
于是就有了树精、虎姑婆、狼外婆、熊奶奶等形象和民间故事。
这些形象和情节造就了《小红帽》故事的原始形态。
故事的创作发展与其心理根源：随着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离森林。
人们的内心也不再对森林感到恐惧。
社会的日渐复杂使人们越来越意识真正的威胁来自于日常的生活。
狼人、妖怪和树精失去122了它们原有的恐怖意义而更大程度上成为了用来警示人的比喻。
弗莱曾说过：“魔鬼意象的一部分中心主题是用来讽喻。
丰富的艺术表现暗示着对现实生活的模仿。
”既然可以把森林比喻成社会，那么狼及其他野兽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的写照。
17世纪晚期，法国著名的多产作家，宫廷诗人夏尔・佩罗结合法国民间流传的《外婆的故事》创作了流行于上流社会沙龙的成人童话《小红斗篷》，拟人化地用狼外婆来讽喻风流倜傥，欺骗少女贞洁的色狼。
显然，身为沙龙常客的佩罗对骄奢淫逸的法国宫廷里的猎艳高手们再熟悉不过了，所以他以比喻的手法警示年轻女子提防陌生人的引诱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直到现在，欧美人仍用“她遇见狼了”的说法比喻少女的失贞。
随着维多利亚核心家庭的出现，儿童文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儿童的书籍。
作为大学者的格林兄弟删除了法国版《小红帽》中暗示性道德的情节，让才智更加杰出的母亲劝告其不要离开正路(佩罗版中无此劝告)。
而且故事中的猎人也暗示了父亲的权威形象——出面拯救。
从此《小红帽》的故事从性寓言转为了家庭寓言。
这个故事之所以能传遍欧洲经久不衰，一方面是由于其传达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应循规蹈矩的讯息，顺应了家长们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符合儿童的心理诉求。
许多心理学者认为神话和童话来源于成人或孩子们的梦和白日梦。
内心的自我审查和对敌人的征服欲望在潜意识中影响着我们的梦，尽管我们并不能控制梦什么。
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是梦与无意识研究的泰斗，他研究的著名“狼人”案例为《小红帽》故事的广泛传播找到了心理依据。
“狼人”其实是俄国的一名贵族。
这个病人小时候总梦见一群白色的狼坐在树上，从此他经常焦虑恐惧不能自拔。
经过弗洛伊德对他的精神分析，我们发现“狼”的形象不过是父亲的一个替代者。
父亲权威严厉的形象和“慈爱的责骂”，甚至拥抱时多次说出“我要吃了你”的玩笑话无不引发了孩子心底的恐惧。
于是梦成了他传达恐惧的最好途径。
当然除此以外，弗洛伊德在许多文章中引用这个案例还阐述了幼儿的性幻想和俄狄浦斯情节等等，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对父亲的恐惧已经构成了幼儿在家庭中主要的恐惧来源。
正是因为《小红帽》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儿童在无意识中的这种心理诉求，它才能在儿童中得到普遍的认可和喜爱。
有些学者认为，亚当夏娃的传说是人类说故事的起源，甚至有人提出“神话基因说”，即故事一旦说出，就会传遍整个世界。
荣格派心理学家则相信“多元发生说”，即认为全球各地的民间故事雷同，乃是因为出自人类有共通的经验。
这种经验具有无限共时性与恒久历时性，是由人性激起的全人类共同的梦想和象征符号，荣格称之为“原型”。
《小红帽》故事的原型正是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演变成了符合各个时代人们心理诉求的故事。
直到现在以这个故事为蓝本改编的小说、电影和广告仍在世界各地出版和上演着，并逐渐出现许多女性主义和离经叛道的版本以满足现代人的心理诉求。
但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就如荣格所说的“种族记忆的密码”一样没有改变。
在几个世纪的传讲过程中，无论其传统和道德意义怎样被挑战，这个童话所蕴含的故事核心与心理积淀仍会像文化基因一样代代相传并受到人们的喜爱。
[责任编辑 毅 剑]张帆，现供职于辽宁科技大学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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