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刑事和解制度
作者简介：陈淼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2010级本科生。
【摘要】在当今社会、犯罪改造成本不断增加，被害人心灵创伤难以抚平，赔偿难以兑现等一系列问题越发严重，在这样的情形下，如何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最优地解决刑事纠纷，成为了摆在司法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此时，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模式成为了我们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刑事和解制度；必要性及优越性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
刑事和解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产物，主张在犯罪发生后，在和解机构的主持和帮助下，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和解协议在经司法机关确认以后可并作为对加害人从轻刑事处分
的依据。刑事和解不仅充分保障了被害人利益，而且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修复受损害的社会关系。在和解过程中，被害人可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的影响及对刑事责任的意见等方面
内容，双方选择都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在刑事责任处置过程中，加害人能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机会。
二、刑事和解的必要性及优越性
（一）符合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要求
传统刑事司法理念强调实现刑法打击犯罪的功能，由国家代表社会承担起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但是却孤立了罪犯与环境的联系，并且传统的刑事司法程序通常将司法过程限制在被告人和公诉人之间，而忽略被害人的需要。因此，恢复性司法应运而生。它认为，以暴力为特征的刑罚并不能最终威慑和预防犯罪，犯罪预防更重要的目的是在于降低已经发生的损害的影响，恢复被害人、加害人以及受损的社会关系。同时恢复性司法理念强调被害人的需要，更强调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的共同的参与来解决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的不安。这些都是刑事和解制度所具备的特点。（二）有利于维护当事人双方权益
1.有利于最大程度维护被害人的利益
首先，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被害人在遭受伤害后，犯罪人积极主动地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并不必然导致刑事责任的减
轻或免除，因此在不得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下消极对待经济赔偿责任的承担就成了一种合理化的选择。而在刑事和解中，赔偿协议是当事人双方合意的结果，有利于尽快弥补被害人的损失。
其次，在法庭审判这种对抗式情境中，被告都会极力否认犯罪事实或者找各种借口减轻自身的责任，这些都会进一步的刺激被害人的内心，在经历了审判以后，虽然犯罪人可能受到了相应的刑罚，但是由于原被告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甚至会由于刑罚的执行而不
断加深，犯罪人很有可能因此而不给予被害人经济赔偿，更不会有精神弥补，被害人的利益再次不能得到实现。而刑事和解制度则为
被害人提供了一个和平的环境，使他们能用一种相对法庭对抗而言较为温和的方式调解纠纷。
2.有利于犯罪人的矫正回归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一种以监禁为主的刑罚体制，这种体制往往是法律效果大于社会效果。第一，短期监禁极易造成轻微刑事犯的交叉感染，提高了他们回归社会后再次犯罪的几率。刑事和解制度便为轻微刑事案件中和解成功的加害人适用非监禁刑提供了契机。第二，被害人和加害人真诚的沟通能够使犯罪人从心灵层面上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而真心的悔过，接受法律的制裁。
（三）有利于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社会
在刑事案件中，激烈的法庭争辩可能再次激化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为以后的社会矛盾埋下了祸害的种子。而刑事和解制度为犯罪任何被告人提供了一个平静交谈的机会，能使犯罪人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通过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来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同时也实现了由对犯罪人的惩罚为主到以矫正为主的转变。这种纠纷解决方式有利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
（四）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从个案的角度来看，经过侦查审查起诉再到法院的审理等一系列的程序后，被害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最后可能还无法得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判决。许多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被告人，经过羁押期和宣告刑的折抵，判决之日基本等于释放之日，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和被害人花费的资源和最后的社会和法律效果之间是不
能划等号的。所以使用刑事和解制度则能有效地提高司法效率。再从司法的整体效率上来看，近几年来，严重的暴力犯罪、恶性犯罪日益突出，诉讼打击力度和难度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大量的轻微的刑事案件又分散了司法机关的精力，这会直接影响到对恶性犯罪的打击力度和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刑事和解制度起着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的作用，有利于提高司法机关整体的司法效率。
三、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新规定
在原刑事诉讼法中，只将刑事和解的范围规定在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中，而新《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公诉案件，但也严格限定了它的适用条件和案件范围。单就社会危害性来说，轻微的刑事案件并不一定比民事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要大，因此对于此类案件在现阶段的刑事司法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是具有可行性的。但是由于刑事和解并未被社会整体价值完全接受，加上相应的配套制度不够完善，同时也为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必须对其适用范围加以严格的限定。因此新刑诉法将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限定在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侵犯财产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一下刑罚的犯罪，以及除渎职罪以外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该类案件往往侵犯的是特定少数人的法益，不像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样侵犯的是整个社会的权利，也不像严重的暴力犯罪一样有很大的破坏性，加上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因此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的和解协商达成一致以一种相对缓和的方式解决纠纷。
严格限定了当事人和解的方式、结果和程序。首先，和解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司法机关必不能因被告方拒绝和解而加重其处罚，也不能让被害方因受到恐吓威胁而被迫接受和解。其次，和解必须遵循合法原则，司法机关必须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来确认双发协议的法律效力。再次，和解的结果是司法机关的从宽处理。
四、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和解制度规定的不足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只有短短的三条，存在着规定不明确、适用范围过窄等不足。
（一）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过窄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只适用于轻微的刑事案件，但是当前各国刑事和解制度呈现向严重犯罪包括暴力犯罪延伸的趋势，尽管不能否认严重犯罪中加害者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害性更大，然而严重犯罪案件和解的达成能从更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矛盾的和解，达到刑事和解制度设立的目的。
（二）没有明确规定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在当事人和解完成后司法机关对和解赋予法律效力，但是在刑事案件中，如果加害人被关押，在没有司法机关的有效介入下，按照现有的看守所管理和会见制度，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是难以会面的，更别说就纠纷的解决达成协议了。并且如果缺乏一个中立公正的第三方居中调停，和解很难实现。因此，必须规定一个合理的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