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离婚率上升的社会成本分析

对离婚率上升的社会成本分析 关键词: 离婚率/社会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正义/社会和谐 内容提要: 目前的中国面临离婚率不断攀升之势,我们必须冷静分析其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在保障公民个人离婚自由权利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社会为离婚自由所付出和将要付出的代价。离婚自由的边界是社会正义,对公民个人离婚自由权利的保护,应当符合社会正义,考虑社会成本。维系和稳定婚姻与家庭关系,为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提供适当的争议解决机制和救济方法,不仅仅是个人的愿望,也是社会的责任,法律的使命。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离婚率进入快速车道,对此,应当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所谓“家和万事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尽管我们不能说离婚率升高必然导致社会不和谐,但我们应当以史为鉴,以他国已经付出的社会代价为鉴,不可忽视离婚率升高对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影响。

一、中国已进入离婚率快速上升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颁布以来,我国离婚数量持续走高。从民政部每年的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离婚的绝对数量大幅度增加: 2002年我国离婚总量为117. 7万对, 2003年为133. 1万对, 2004年为166. 5万对, 2005年为178. 5万对, 2006年已经达到191. 3万对。与1978年的离婚总量28. 5万对相比, 27年后的离婚绝对值增长了162. 8万对。2005年结婚对数为823. 1万对,与离婚对数相比, 离结率为21. 69% , 与总人口相比, 粗离婚率为2. 73‰ [1]。这个数字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离结率大多超过30%以上开始接近 [2]。而我国一些大城市的离结率早在几年前已经达到了30% ,如北京市,

2003年的结婚对数为9. 3万对,离婚对数为3. 1万对,离结率达到33. 3%。同年,上海市结婚对数为10. 5万对,离婚对数为2. 8万对,离结率为31. 4% [3],也就是说,这一年在这两个大城市,平均每不到三对夫妻结婚,就有一对夫妻离婚。

面对新一波的离婚高潮,在有些人认为“简化了离婚登记手续,提高了工作效率,极大地方便了当事人办理离婚登记,使我们的离婚制度更加人性化,更受人民群众欢迎和拥护的时候” [4],我们还必须考虑问题的另一面,离婚制度的人性化是否仅指离婚自由,自由是否是法律正义的全部。离婚率上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家庭结构、立法规定、司法控制、伦理道德观念、人口结构等多元因素交互影响的复合机制,是这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道德观念的发展变化在婚姻关系中的综合反映。笔者认为,现代社会离婚率的上升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 社会聚合力的弱化,导致离婚率上升 城市化、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离婚率相对就会提高,也可以说离婚率的提高是都市化、工业化的社会效应之一。60年代以后,西方欧美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离婚率大幅度提高。而90年代以后,亚洲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离婚率也随之提高 [5]。城市化程度较高,社会较开放的地区,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对开放和多元,职业和地域流动也比较频繁,因人口迁移、两地分居所导致的家庭亲和力减弱,使夫妻关系甚至亲子关系均受到影响。同时,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以及生育率的下降,减少了亲属网络对夫妻冲突的缓冲作用以及大家庭的凝聚力,而这些都会弱化社会聚合力,增加夫妻关系破裂的风险,导致离婚率上升。

（二） 婚姻观念的变化,导致离婚率上升 现代婚姻观念的变化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无论东方西方,传统的婚姻都是以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为目的的。但随着西方社会自由、博爱、平等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甚至是避孕技术的产生,追求浪漫爱情和个人享乐主义的婚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以单纯满足生理和传宗接代需要为目的的互助式婚姻。在我国,“搭伙过日子”的婚姻模式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随着社会生活的多元化趋势,现代社会的夫妻双方更强调感情的融合,志趣的相投,生活的幸福,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高稳定、低质量的“维持会”式婚姻。现代年轻人对婚姻质量的期望值远远高于上一辈,一旦婚后的现实与婚前的期望产生矛盾且不可调和,离婚就是必然的选择。2003年婚姻法执行状况调查显示,以性格不和为由起诉离婚的仍是离婚的第一大原因,占离婚案件的60% [6]。这与过去“生是夫家人,死是夫家鬼”的观念有天壤之别。而在性格不和之后的潜台词可能有许多内容,诸如婆媳不和、经济纠纷、一方不顾家,甚至是性生活不协调。既然婚姻的目的是享受爱情,享受快乐,当爱情变成亲情,婚姻生活被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事所充斥的时候,婚姻就被一些人视为爱情的坟墓,冲出围城就不需要其他理由了。当这种观念为社会所接受,自然就会得出离婚率上升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社会文明的体现,是人文主义精神胜利的结论。而婚姻观念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对离婚制约作用的减少。在中国,自1980年婚姻法确立破裂主义离婚原则的20多年来,民众对于离婚的态度由过去的一概否定,逐渐演变为既有否定,又有理解和肯定,演化至今,已由否定变为肯定,甚至被一些人视为时尚了。对离婚行为从厌恶、鄙视到宽容、理解,从双方势不两立到好离好散,这些观念上的转变,使离婚完全成为个人私事,而不再受到社会舆论和道德观念的制约,正是在这种宽容和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当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时,更多的人直接选择了离婚,而不是设法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三） 离婚立法的变化,在客观上导致了离婚率的上升 尽管有学者提出影响婚姻稳定的是整个社会风气,自由离婚法是反映而不是产生了这种风气；离婚只是死亡婚姻的葬礼,而不是死亡婚姻的原因 [7]。但西方国家的高离婚率出现在离婚革命之后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美

国学者L. 魏茨曼所说:“无过错离婚的重要规则之一,无须同意的后果是鼓励——或者至少大大地推进了——离婚。此外,新法通过授权给寻求离婚的当事人可以单方面地做出决定的形式,大大地增加了离婚在事实上发生的可能性。最后,无须同意规则与无过错制一起使离婚变得更容易,支付更少的费用,从而排除了离婚的另一重要障碍。” [8]里奥拉·弗里德伯格通过对美国自无过错离婚以来各州的离婚率水平的比较后指出:一个州所实行的单方离婚法律制度是离婚率升高的症结所在。最严格意义上的单方离婚法律制度是指法律没有法定别居期的规定,在分割财产时也不考虑任何一方的过错。这一制度使每千人中,离婚率增加了0. 54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同时期,当全国离婚率增长的平均水平为4. 6%的情况下,该州的增长率为11. 9%。她估计,法律改革使1968年到1988年美国离婚率增长了17% [9]。在中国,每一次婚姻立法的改革变动都会导致离婚率的上升。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之后, 1953年人民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高达117万件,在被封建婚姻束缚数千年的古老中华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次离婚井喷。1980年婚姻法首次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后, 1981年离婚绝对数即大幅上扬,较1980年增长了4. 8万件, 1年间离婚增长率高达14. 1%。2001年4月婚姻法（修正案）颁布施行后, 2001年较2000年离婚绝对数上升了3. 7万对； 2003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离婚的手续 [10],这一方面保障了离婚自由,另一方面也给那些冲动型离婚或草率型离婚打开了方面之门。2003年当年的离婚绝对数字就达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顶点——133. 1万对, 2004年为166. 5万对, 2005 年已经达到178万对,两年间增长了近45万对。

（四） 妇女地位的提高,使她们有能力挑战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导致离婚率上升

就世界范围而言,在离婚案件中,由女性作为原告的,约占60% ～70%左右。随着父权制家长社会的解体,机械化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女权运动的高涨,为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社会条件,妇女就业率大幅提高。到1980年,女性受雇者人数占全部受雇者人数的比例,瑞典最高,为45. 17% ,美国为41. 86% ,英国为39. 17% ,日本为38. 67% [11]。中国妇女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真正的“半边天”。2004年底,中国城乡女性就业人数为3. 37亿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4. 8%；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为4427万人,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的38. 1%。尽管妇女的广泛就业,使妇女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大幅提高,但传统的性别观念与现实妇女地位的矛盾使得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才是导致女性作为原告要求离婚者增多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明确的是:“女性劳动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单单一个方面并不能促使离婚的发生、引起家庭崩溃。即使女性（特别是有配偶女性）全部进入劳动市场,只要没有其他特别的理由,她们也不会解除婚姻,但当家庭条件阻挡她们进入劳动市场,与她们相对立时,她们首先就会想到离婚。哈利斯也暗示过,对女性劳动来说,成为其障碍的家庭条件不管怎么说,首先就是传统的两性任务体系,也就是认为做饭和生儿育女等家务是女性专有的工作体系。只要这个体系维持着,女性就会处于一边从事社会劳动,一边负责一切家务的困难境况。当女性开始对这种家长制的任务体系产生疑问时,她们就会对自己的婚姻产生怀疑。” [12]近年来,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增强,挑战原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的要求愈加强烈,而对于重新建构两性性别关系,男性并没有充分的准备,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导致离婚率的增高。

离婚率的持续上升将是今后中国离婚状况发展的大趋势。除上述四个具有世界共同性的原因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因将决定未来中国离婚率的发展走向:第一,逐步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使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出现更多的两地分居且婚姻观念、道德观念急速变化的农民工,这就势必把原是低离婚风险的农村人口转变为高离婚风险的城镇居民,对离婚率的继续上扬将发挥推波助澜的强化作用。对此,我们应有高度的警觉。第二, 21世纪以来,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进入婚姻,他们在成长时期受到家长及家庭其他成员的高度关注和众星捧月,大多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不擅家务,不会处理家庭关系和夫妻矛盾,对待婚姻也比较随性,如果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婚姻家庭纠纷争议解决机制, 80后人群具有高离婚率的潜在危险。可以预计,按照目前的状况持续下去,如果法律和社会任其自行发展,未来中国的离婚率将持续走高,并极有可能很快逼近西方社会的离婚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