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鸿章的研究综述
摘要：作为淮军创始人和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的晚清重臣李鸿章，以其风云变幻的一生成为晚清时期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是晚清政坛上活动时间最长、任事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核心人物。纵观李鸿章一生，功业甚多，但他蜚声中外却主要表现在洋务和外交方面。因此，本文将从其人物个性、洋务运动以及外交方面来研究李鸿章。
关键词：李鸿章；个性；洋务运动；外交；外交和戎；以夷制夷
引言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的晚清王朝的社会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场的一个标本。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19世纪后期，李鸿章作为晚清第一重臣影响着中国的内政外交。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轮船运输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等都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他对洋务运动的推动作用是无可取代的。而在近代外交上，李鸿章作为清朝的外交重臣，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人物个性分析
人们对李鸿章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有的人给他戴上“东方俾斯麦”“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桂冠，而有的则斥责之曰“乱世之奸雄”“晚清屈辱外交的代表”。进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的出现，人们对李鸿章的评价也日趋多样化，对其的个性分析也越来越全面。
薛婷曾对李鸿章的个性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李鸿章的个性具有其自身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主要表现在“腐朽与开明的矛盾以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矛盾。”1而这种矛盾性正是晚清社会在李鸿章身上的形塑。“他相貌堂堂，满腹经纶，思维敏捷，巧言辞令。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阴险狡诈又锋芒毕露，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既冷酷蛮横又温情脉脉。建海军，造炮舰，开矿山，通火车，派遣留学生……暗沉沉的大清帝国涌进来的每一缕新鲜空气都与李鸿章这个名字紧紧相连。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又同李鸿章这个名字紧紧相连。”2李鸿章作为清王朝的忠臣，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从而成长为纲常名教的信徒。他自信自大，经营着自己的实力和维护着自身的利益，对列强的认识是不深刻的，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是不坚决的。但他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办洋务、派遣留学生出国都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开放性。因此处在历史漩涡中的李鸿章是矛盾的。
王充闾另辟蹊径，他认为李鸿章为我们呈现出了八种形象。首先，他是一个“不倒翁”。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常在夹缝里讨生活。其次，他是出色的“太极拳师”，周旋于皇帝与太后之间，各国洋人与满汉官员之间。第三，是个“伤员”，他一生受够了苦，遭到时人的无数痛骂。第四，是“裱糊匠”，终其一生，他都在替清政府修补窟窿。第五，“撞钟的和尚”。第六，他是“避雷针”，他把割地赔款等罪名都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民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第七，“仓中老鼠”。他“挟洋以自重”，以外国人为其强大后盾。最后，他像“过河卒子”，在官场上从来都是有进无退。3
二、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晚清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试图借西法以自救的运动，而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最重要的领导者，半生致力于这一事业，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居有很重要的地位。李鸿章是个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挂帅人物，他的一生都与洋务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谓是与洋务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历年来，学者关于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研究层出不穷。程仁保和黎剑飞认为李鸿章创办洋务是在“外须和戎，内须变法”4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李鸿章实现其洋务总纲的途径就是学习西方的长技，为我所用。“自强”“求富”口号的提出，标志其洋务思想的发展。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其洋务成就是非凡的。“他是中国新式陆海军的创建和指挥者，是中国大规模近代化建设的主要组织者和实践者，先后主持创办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交通运输业、矿业、电报业、机器织布业等主要洋务事业，他对中国国防、工业、文化教育的近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5李鸿章举办洋务事业30 余年，历久弥坚，政绩卓著，对推动中国经济、军事、文化的近代化，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儒学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儒学开始重视“用”这个外力的观念，面对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西学冲击，由传统的“用”转化为了以西学为主的“用”。6王喆认为李鸿章创办的洋务就是在这种儒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李鸿章的思想演进中,“经世致用”和接受西学观念成为他开展洋务运动的助力, 他的儒学思想对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官督商办、用人制度等几个方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同时晚清儒学中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保守成份又阻碍了他的洋务思想产生质的飞跃。这是以“中体西用”为特征的晚清儒学对洋务运动的桎梏所在，也是李鸿章作为一个受儒学思想浸染的封建士大夫在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进程中所存在的“先天不足”。7
三、李鸿章与近代外交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动纳入世界条约体系之中,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是当时经历中国对外交涉次数最多的人。如何尽可能地挽回被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国家利权, 是李鸿章在涉足外交领域后一直思索和谋划的问题。在他的外交生涯中，签订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因此他本人及他的外交思想都处于极大的争议中，尤其是他“外须和戎，以夷制夷”外交策略几乎主宰了晚清政府的外交活动。
王义全和刘刚认为，李鸿章“外须和戎，以夷制夷”的外交理论是在“晚清中国经受着内忧外患的困境，抱着病入膏肓的躯体身不由己地被西方列强推入其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中”8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以夷制夷”是李鸿章主持外交事务的指导思想，其形成是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李鸿章的个人因素和清政府的外交态度分不开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实践是依靠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牵制来保存自身实力的。“但这种策略的运用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使用者必须拥有一定的实力做后盾。而中国当时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积贫积弱，李鸿章却恰恰忽视了这一现实，一味的迷信“以夷制夷”，缺乏必要的战备，经常被动挨打。”9李鸿章在推行“以夷制夷”的策略时由于没有实力做筹码，只好以国家主权和利益作交易。列强正好抓住这一点，不断从中国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
时人常用“一生功过在和戎”来形容李鸿章。关于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对外政策，各方褒贬历来不一。有学者认为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是对外的妥协退让，是委曲求全的。也由学者认为“和戎”是敌强我弱处境下的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争取和平环境，内求自强。万明对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思想的根源进行了探索。他认为分析李鸿章外交思想首先应该把他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个长期接受正统教育，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外交思想除了来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和外交实践外，更多地还是受到中国传统的对外交往观念与方式的影响，其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还囿于传统华夷秩序的框框。“华夷秩序观是‘和戎’思想的渊源”。10
李鸿章是清政府军事和外交方针、策略的主要设计者和推行者，代表清政府谈判和签订了一系列涉外条约。在很多学者指责李鸿章为投降卖国者的观点面前，赵广和李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李鸿章“外须和戎”的思想是对当时中国国情和国际局势较清醒认识下的决策。“第一，‘外须和戎’是权衡东西方力量强弱下的变策；第二，‘外须和戎’是欲图自强的策略手段；第三，清政府‘借师助剿’政策是‘外须和戎’思想的外部因素。”11而在
